最新資訊
Lorem Ipsum is simply dummy text of the printing and typesetting let. Lorem Ipsum has been the industry.
不止批判的思考
|
「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 的概念源於1994 年的「美國教育法案」，後來，香港教育統籌局在課程改革短期目標中（2001 年至2006 年），提出優先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即溝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及創造力），並將之融入現行科目或學習領域中，以提高學生建構知識的獨立學習能力。自此， 「批判性思考」一詞，在香港逐漸為人所熟悉。
可惜，由於教育當局翻譯上的謬誤， 將西方提倡的critical thinking 譯為「批判性思考」，令不少教師和學生只按字面解釋，誤以為批評即等同思考。學生可能對很多事情還未作深入分析，便妄下定論，既削弱他們分辨事物的邏輯能力，亦妨礙培養他們的高層次思維。而綜觀整份《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也未見教統局對「批判性思考」有任何明確或詳細的定義。
其實所謂critical thinking，並非什麼東西都批評，而是懂得分辨事物的邏輯、衡量正反兩面的因素，從而理性客觀地分析。Critical 源自古希臘的字根krinein，即分開或分辨，絲毫沒有負面批判或批評的意思。如果參考在1941 年最早提出該概念的美國學者Edward Glaser 的定義， critical thinking 非以批判為主，而是以客觀的理性分析為重心。
那麼為何critical 會被翻譯成「批判」呢？ 「批判」一詞的翻譯，最早可以追溯至1935 年出版的《純粹理性批判》胡仁源翻譯本。當時正值文白交替，而且胡先生並非由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德文原著翻譯，因此很多翻譯用詞都有商榷的餘地。當年，教統局卻未有考慮到今天我們討論critical thinking 的語境已時移世易，只張冠李戴地把胡先生的舊翻譯套用在新概念上。
教統局在critical thinking 翻譯上的謬誤， 反映有關當局欠缺critical thinking，令教育工作者、學生， 甚至是家長都對critical thinking 產生誤解。我早於2008 年已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教育局將critical thinking 的中譯法改為「明辨性思考」，局方終在2014 年同意更正。我希望有關當局日後在翻譯字詞前，先深入了解字詞的本義，避免重蹈覆轍。
再論通識教育隱憂
|
上文提到通識教育科既無助學生達至「文理兼備」，亦令傳統人文學科邊緣化，本文繼續探討通識科的其他問題。教育局於二○一二年首次將通識科納入中學文憑試必修科，該科目的評分準則一直備受爭議。首屆文憑試通識科的及格率高達90.8%，遠超其他核心科目近十個百分點，當時有評論質疑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刻意調低試卷程度，或讓部分未達及格要求的考生「過關」，有「放水」之嫌。
雖然通識科看似成功「軟着陸」，但該科目推行多年來流弊叢生。首先，通識科課程範圍太廣。通識科有六大單元，每個單元均涉及眾多議題，教學容易流於片面。而且通識科推出初期，不少學校由未受通識專科訓練的教師兼教通識，大家「摸着石頭過河」。如果師資參差，加上教材良莠不齊，實在難以確保通識科的整體教學質素。
其次，通識科設有「獨立專題探究」（IES），鼓勵學生自主學習，自行探索感興趣的社會議題，再呈交報告，作為該科目的校本評核項目。IES要求學生自擬研究題目及蒐集資料，需要不同實地考察和活動支援。家境富裕的學生固然有充裕的資源，支持他們盡情探索，基層學生進行多元探索的機會卻相形見絀。因此，教育局推行IES的教育理念雖好，卻忽略了貧富學生之間的學習差距。
最後，通識科的筆試內容以長答題目為主，對語文能力較為遜色的學生相當不利。文筆好的學生一般善於用文字闡釋個人看法，自然較易在通識科取得佳績，這無疑有違當初政府在新高中學制加入通識科，藉此提高學生統計和數據分析能力的原意。眼見通識科課程設計和考核形式問題多多，許多中產家長避之則吉，只要負擔得起，都紛紛為子女報讀國際學校或私立學校。
新高中學制推行近八年，爭議聲不斷。教育一直是中產市民最關注的議題，愈來愈多中產家長對香港教育制度失去信心，千方百計讓子女出國留學或修讀IB課程，實在是香港教育界的悲歌。
我希望教育局認真檢討通識科的成效，以至整個新高中學制的不足之處。
弄巧反拙的通識科
|
繼探討了新高中學制令香港學生中英文程度下跌的問題後，這次談談通識科對學生的負面影響。通識教育科有六大單元，分別為個人成長及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衛生、能源科技與可持續發展。教育局於二○○九年將通識科列為文憑試必修科，原意是希望學生能夠掌握跨學科知識，使他們「文理兼備」。
教育局最初設立通識科的願景雖好，但在實際推行時卻弄巧反拙。首先，由於教育局認為通識科教學不應依賴課本，因此不接受該科教科書的送審，以致坊間通識教材良莠不齊。其次，通識科筆試內容以長答題目為主，側重考核學生語文能力的運用，卻忽略了學生在統計和數據分析方面的技巧。在不能確保教材質素和試題形式重文輕理的前提下，通識科實在難以幫助學生達至「文理貫通」。
新高中學制另一個弊端是令傳統人文學科日趨邊緣化。新學制下，文憑試考生入讀本地大學的最低門檻是必須在四個核心科目考獲「3322」，並在最少一科選修科取得2 級或以上的成績。鑒於現時香港社會重理商而輕文史，考慮到日後升學和就業，以及要同時兼顧通識必修科，學生一窩蜂選修生物、經濟等理商科目，而選修歷史、英國文學、中國文學等人文學科的人數則連年下降。
傳統人文學科能提升一個人的教養與素質，讓學生終身受用。以學習文學為例，不論是古今中外的文學世界，都予以學生極大的思考和想像空間。不同人對同一部文學巨著可以有迥異的演繹，例如有人將《紅樓夢》解讀成一本愛情悲劇小說，有人卻視之為一部針砭時弊的作品。人文學科鼓勵學生多閱讀，藉此使他們學會鑑古知今，令思考逐漸變得更有層次和深度。
學習人文學科也能令學生明白包容與同理心的重要性。我們在閱讀或欣賞不同形式的藝術時，往往需要代入他人的處境，嘗試體會和理解不同人物角色的情感。人文學科可讓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學懂「多包容，少批判」的道理，這不正是修補當下撕裂的香港社會所急需的一帖膏藥嗎？還望教育局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