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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金融帝國的黃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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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雅典用金融作武器，迫使盟邦為其利益服務，鞏固其霸權。今天美國的金融帝國主義與昔日雅典無異，而且規模有過之而無不及。提洛同盟設有一份共享資產，所有盟邦皆需投入資金，作為盟主的雅典保管，甚至控制此資產的用途。美國和友國亦有類似的金融共享機制，而美國在當中更是作為主導者的角色，在〈美國金融帝國的黃昏〉（The Twilight of America'sFinancial Empire ，下稱〈黃昏〉）一文中，作者指出有關機制體現於「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國際通用的美元結算系統，以及聯邦儲備銀行為他國提供的緊急融資。
SWIFT 營運全球金融的電子網路，銀行和金融機構之間通過SWIFT 交換信息（message），方可完成交易。
SWIFT 服務全球20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1,000 多家銀行和金融機構，是全球金融交易的命脈。由於SWIFT 的交易主要以美元進行，美國佔的交易份額亦較其他國家大，因此經常被美國利用來制裁敵國，例如SWIFT 在2017 年終止朝鮮的銀行使用其系統。因此，一旦成為美國的制裁對象，而被SWIFT踢出組織，即等於切斷了與全球金融系統的聯繫（cut off access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itself）， 無法與外界交易，此乃美國的「第二階段制裁」（secondary sanctions）。
除了對於SWIFT 的控制權，美元作為國際結算貨幣的領先地位，加上全球超過250 個國家和官方金融機構，將資金託管於美國聯邦儲備體系，凡此種種皆成為美國的金融武器，用於威脅他國，迫使他們屈服，為美國的利益服務，影響的範疇包括限制核武擴散（non prolife ration）、人權問題，甚至他國的政權更替。〈黃昏〉的作者指出，美國甚至對其盟友實施金融霸權，例如以「第二階段制裁」威脅歐洲諸國放棄挽救美國已退出的「伊朗核協議」。在美國的金融帝國主義下，盟友只淪為美國的附庸國（vassal）。下篇談美國金融霸權導致眾叛親離。
緊急應變系統有否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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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常有傳媒朋友要我為特區政府的抗疫表現評分，我都不便回應。事實上，我相信行政長官形容自己及官員們不斷加班、不眠不休等等，不是假話，只是仍然未達到市民的期望。
政府手忙腳亂
疫情發展至今，市民大致聚焦四個階段：之前是封關及口罩短缺，最近則是武漢港人及郵輪港人能否回港。
而到目前為止，市民主要認為政府沒有急市民所急，決策滯後又不果斷，每一步都比澳門政府慢，而且沒有主導口罩供應及限制價格，讓不良商人把口罩抬至天價，市民一罩難求，自然怨氣沖天。
在我看來，若計工作時數，政府是很勤力，但在市民眼裏，政府便顯得手忙腳亂，倒瀉籮蟹，有勞無功。
依本子辦事
特區政府有沒有依本子辦事？答案是有的。
根據食衛局的文件顯示，政府在去年12月31日得知武漢有二十七宗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個案後，食衛局局長隨即在1月2日主持了跨部門會議，討論如何應對，並於1月4日宣布啟動「嚴重應變級別」(Serious Response Level)。
1月7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把「2019新型冠狀病毒急性呼吸系統病」納入香港法例第599章《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Preventionand Control of Disease Ordinance)，並於1月8日刊憲。1月30日起逐步關閉口岸，直至2月4日關閉羅湖及落馬洲口岸，香港十三個口岸已關掉十個，把出入境人流遏至最低。隨後又於2月8日起實施十四日強制檢疫等等。
港英年代有大型演練
伴隨無盡的會議及記者會，政府工作似乎沒停，為甚麼仍然失分？「甩碌」位在哪裏？
我認為問題出在特區政府整體應變能力不足，緊急應變系統「生鏽」。
由港英年代開始，政府有一套歷史悠久行之有效的「緊急應變系統」(Emgerceny Reponse System)，主要由保安局負責統籌整個政府的緊急應變措施。當中最高層次的委員會，回歸前是由港督領導的「總督保安事務委員會」(Governor Security Committee)，回歸後改稱為「行政長官保安事務委員會」(CE Security Committee)。
緊急應變系統不單用來應付公安事件或恐怖襲擊，而是包括但不限於風災、火災、大型車禍、山泥傾瀉或重大衛生事故等等大規模緊急事故。那時候，每當有重大事故發生，緊急應變系統啟動，各個政策局便要提供當值官員(Duty Officer)，各級官員組成當值隊伍，輪流在下亞厘畢道政府總部地庫的應變中心通宵當值、收料。我相信很多退休或資深政務官都有當值「風更」、「水更」的經歷，我還記得應變中心儲備很多乾糧，應付我們通宵達旦工作所需。
此外，保安局每隔三至五年便會統籌整個政府進行大型演練，該年度會專門開設一個首長級編外職位，通常由外籍政務官負責，以豐富的想像力及經驗來「度劇本」，模擬各種大型事故及應對措施，例如空難、船民湧入、核電廠爆炸如何疏散等等。
舉例說，80年代我們演練過突然大量船隻泊岸，大批船民湧入，我們如何控制人流，做衛生檢疫，防止疾病傳播，尋找隔離設施等等，說起來和如今的疫情控制異曲同工。
在緊急應變系統下，政府上下各個部門各施其職，環環相扣，才能迅速有效地應對各種事故。也許回歸後，這個系統已淪為紙上談兵，疫情來襲，政府不知所措。
律政司欠發揮
另一方面，律政司的角色理應相當重要，因為政府要快捷準確地掌握法例，知道在哪種緊急狀況下，可以運用哪條法例、哪些權力。可是在今次的抗疫過程中，律政司司長的作用，例如向市民解釋相關法例等等，接近零。
不敢宣布「公共衛生緊急事態」
我留意到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2月7日的記者會上，只是說行政會議通過訂立《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和《預防及控制疾病(披露資料)規例》兩條規例，卻沒清楚說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是根據香港法例第599章《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把香港列入「公共衛生緊急事態」(Public Health Emergency)，才得以訂立該兩條規例的。
我認為公布香港已進入「公共衛生緊急事態」是重要的，可讓市民明白狀況，加以配合，更可讓罷工工會明白，他們的罷工是不合法不合理不道德的。我不知道政府有何顧慮，為甚麼不敢宣布香港進入「公共衛生緊急事態」。政府有權不敢用，未能加快處理危機，例如限制口罩價格、徵用某些設施或郵輪、禁制醫護罷工等等。
不過，目前疫情未過，要蓋棺定論，為時尚早。但願疫情盡快過去，我們早日回復正常生活，屆時再論政府功過。
疫情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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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疫情蔓延，不單止香港，全世界也在撲口罩。口罩缺貨頓成疫情炸彈。特區政府全球採購口罩大行動無成效，民間有心人各施各法，總動員撲口罩，也有人親身飛去世界各地搜購，不過因為世界各國都因應本身的需要，禁止或限制口罩出口，香港人買到的也不多。民間搜購回來的口罩，或派或賣，大家的目標一致，希望口罩能到達有需要的市民手上，家家有口罩，人人安心。
坊間派贈或售賣口罩的方法一日比一日進步，由最初在街上派街坊，或者在店舖售賣，引來市民特別是長者通宵排隊；到按時派籌、網上認購、登記地址有專人派送，到有企業開發實名制網上登記系統；一切一切，盡顯港人的機動性及靈活性。
可是，有藥房把口罩抬至天價，突顯了非常時期限制口罩定價的迫切性，可惜特區政府十推九不動，叫市民相當無奈。
口罩是必不可少的防疫工具，最需要口罩的是醫護人員。他們每日冒著生命危險來執行神聖工作，拯救病人生命，特區政府必須確保醫護人員有足夠的口罩供應。此外就是為市民提供服務的前線人員，例如清潔工每天面對各種惡劣衛生環境，同屬抗疫最前線，卻往往被遺忘。最近開始有團體贈口罩予清潔工，值得嘉許。
特區政府終於在情人節宣布推出250億元「防疫抗疫基金」，向醫管局發放額外47 億元增購口罩及防護裝備，及向清潔工和保安員派發每月1,000元疫情津貼。措施姍姍來遲，總算遲到好過冇到。
除了口罩供應短缺，接踵而至的疫情炸彈是停泊在日本的「鑽石公主號」上及留在湖北的港人。社會關注為甚麼政府遲遲不派包機接他們回來，但我認為政府猶豫不決的核心問題不是包機與否，而是香港到今天仍沒有足夠的檢疫及隔離設施安置他們。要在極短時間興建足夠的臨時隔離屋並不實際，用未入伙公共屋邨又有阻滯，其他建議如徵用迪士尼酒店度假村也無下文。
時間不等人。消息傳來，船上環境越來越不理想，人們困在船上亦增加了交叉感染的機會，染病人數日日增加。我建議特區政府馬上要求日本政府為港人做冠狀病毒測試。測試結果屬陽性者當然要入院治療，而特區政府同步安排包機，把測試結果屬陰性者接回香港。回到香港後立即做第二次病毒測試，等候結果期間，他們需要入住隔離營。三百多人可以分批回來，以衛生署處理測試的能力和速度，一兩天應該有結果，估計目前的隔離營應可容納。測試屬陽性者入院治療，測試是陰性的在防疫專家確認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讓他們回家繼續隔離直到14天期滿。
至於滯留湖北的二千多名港人，在找到足夠隔離設施安頓前，接他們回港困難更大，家居隔離又可能引起周邊居民不安。我建議特區政府馬上和珠海市政府商量，包租一家位置偏遠，有獨立房間、洗手間、窗或露台的大型度假村酒店作為臨時隔離中心。在解決了當地交通安排、病毒測試等問題後，用包機分批送他們到珠海隔離檢疫14天。期間，病毒測試屬陽性者可經大橋送回港入院治療，病毒測試屬陰性的，在完成檢疫後經大橋返港直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