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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下一個烏克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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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22年，特區政府先後兩次因為大型遊行示威而「跪低」。一次是2003年7月，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50萬人大遊行後暫緩了《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另一次是2012年9月，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在12萬人包圍政總後，宣布不會要求學校落實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期後教育局於10月宣布擱置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
來到2019年，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先於6月15日宣布暫緩修訂《逃犯條例》，再於9月4日宣布正式撤回草案，是特區政府第三次「跪低」。和前兩次不同，這次的示威者並不接受行政長官的回應，三個月來抗爭暴力不斷升級，警民衝突不斷上演，社會氣氛繃緊，暗湧處處，甚至有人以2013年的烏克蘭革命相比。那麼，香港會是下一個烏克蘭嗎？
佔中的延續
我認為示威者癱瘓機場、破壞港鐵站、圍堵警署、向政總投擲汽油彈等等，已跟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原目的無關。香港潛藏多年的深層次矛盾徹底浮上水面，才是抗爭歷時三個多月不息的原因。
首先，這次的抗爭很明顯是2014年違法佔中的延續。當年雖算是和平清場，也拘捕了主要搞手，但是當中港獨、自決思潮並沒消失，他們沒停止挑戰國家主權，趁著反修例抗爭繼續挑釁，加上台灣等境外勢力的影響，「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變成主調，對年輕人的影響很大，破壞香港的長遠穩定。
市民怨氣爆發
第二，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不滿一次過爆發。
以往香港繁盛光輝，是中國對外的主要窗口，在貿易、專業服務等各方面均發揮重要的中介作用。然而，中國對外開放後，經濟急速崛起，甚至在國際舞台上挑戰美國的一哥地位，國內大灣區城市也急速發展，香港的獨特地位漸漸模糊。
此外，世界急遽進步，科技革命、數碼革命已翻了幾翻，香港卻仍是靠四大傳統支柱產業支撐著，即使「沙士」後復甦也是靠內地提供的優惠政策及自由行，香港本身的經濟結構沒有改變，競爭力持續下降。明顯例子是香港貨櫃碼頭已由2004年前的全球排名第一，累積下跌至第六，被上海、新加坡、深圳、寧波及釜山超越。
回歸以來，幾屆特區政府並沒成功推動科技創新，沒有為香港締造新的價值去應對世界的轉變。再加上土地房屋嚴重不足，樓價過高，市民深感生活水平下滑，懷著各種怨懟，於是一有風吹草動、大型遊行，便容易吸引到大批「和理非」市民參予。
烏克蘭革命的啟示
第三，雖然今次的抗爭號稱沒有「大台」，境外影響卻不少，包括坊間熱播的烏克蘭革命紀錄片Winter on Fire：Ukraine’s Fight for Freedom《凛冬烈火：烏克蘭為自由而戰》。
我看了這齣紀錄片，卻發現它是單向地從示威者的角度出發，描述2013年的烏克蘭親歐盟示威運動（EuroMaidan Rallies in Ukraine）。紀綠片強調烏克蘭人民希望加入歐盟的激情、防暴警察（Berkut）血腥震壓及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下台；加上運動的進程、表徵和反修例抗爭相似，的確容易讓香港的年輕人找到共鳴，以為自己正在參與偉大的革命，以為香港會是下一個烏克蘭。
可是，坊間鮮有放映另一齣由荷李活大導演奧利華史東（Oliver Stone）監製的紀錄片Ukraine on Fire。我也看了Ukraine on Fire，內容比Winter on Fire複雜得多，從歷史、地緣政治等角度交待烏克蘭的獨特背景，除了訪問示威者，也訪問了普京、亞努科維奇、軍警及記者等等。我認為大家應兩齣紀錄片也看，以對烏克蘭革命有較全面的了解，也會較易明白，如果香港真的重覆烏克蘭的步伐，會是怎樣的苦況。
烏克蘭地理位置獨特，一直也是列強爭持的戰場，而且東接俄羅斯，故東面地區較親俄，其他地區則較親歐洲，故烏克蘭也是俄羅斯和歐盟博弈的棋子，這點與香港夾在中西方之間的情況類似。
2013年11月，烏克蘭政府本計劃與歐盟簽署政治和自由貿易協議。可是，這代表日後歐盟商品將以低關稅進入俄羅斯市場，普京不能接受，基於政治現實，總統亞努科維奇宣布終止與歐盟協商。一心等待與歐盟加強聯繫的人民不明白這些，感到被政府背叛，憤怒爆發，人民佔領基輔獨立廣場（Maidan Square），後來演變成大規模暴力抗爭。換句話說，烏克蘭人因為政府「不爭取協議」、「不與歐盟親近」而抗爭，香港人則因為政府「爭取修例」、「與中國親近」而抗爭。
烏克蘭這場抗爭持續了93日，至少125人死亡，千多人受傷。總統亞努科維奇下台，香港年輕人或會把這結果演繹成革命成功。可是，烏克蘭分裂了，東部克里米亞（Crimea）併入俄羅斯，並且陷入長期內戰。烏克蘭至今未能加入歐盟，而且經濟低迷，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如此結果，真的要香港重蹈覆轍嗎？
普選不是林鄭月娥說了算
回說香港，三個月過去，示威者漠視法治，動輒堵路，肆意破壞，與警察對峙，仍高呼「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等等，行政長官其實已多次解釋及回應。
第一，行政長官已於9月4日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示威者卻不接受，抗爭活動沒有停下來，昨天更把汽油彈扔入政總！
第二，目前並非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適當時機。同時，政府已為法定監警會「加碼」，增加委任余黎青萍及林定國兩位成員，並且邀請了英國、澳洲、新西蘭及加拿大的專家來港，組成獨立專家小組來處理有關警察的投訴。
第三，撤銷6月12日暴動定性。我之前已撰文解釋過，香港法例沒有「定性」這回事。根據《公安條例》，法庭會視乎被告當時的行為裁決其是否觸犯暴動罪。
第四，特赦所有被捕人士。根據《基本法》，特首並沒有相關權力。只有律政司才有權在不受政治干預下提出或不提出檢控。早前，郭卓堅申請司法覆核律政司不檢控梁振英（UGL事件），原訟庭駁回其申請，判詞重申除非有重大憲制理由，法庭不能干預律政司的檢控決定。而且，未審先特赦完全違反法治，我認為不能接受。
第五，要求雙普選。有市民認為普選可有較多人參予、較公平，總好過小圏子選舉等等；也有人認為香港目前的困局正正是由選舉制度不公造成；這些想法均可以理解。可是，香港本來是可以迎來政改的，是泛民議員在2015年6月18日將其否決的。
更重要的是，普選不是林鄭月娥說了算，而是要根據《基本法》訂明的程序進行，還要獲得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通過，中央政府同意，才能成事。
因此，通俗點說，針對「五大訴求」，我認為政府能做的「已盡做」，希望示威者明白，若他們繼續妄顧現實，盲目堅持，只會把香港推向比烏克蘭更困苦的深淵。
持續抗爭破壞香港的國際地位
持續抗爭及破壞已讓香港的國際地位受到衝擊，我在這裡略舉一二－－
．共31個國家對香港發出不同程度的旅遊警示。（政府新聞網，8月28日）
．《經濟學人智庫》（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公布「2019年全球城市安全指數」（Safe Cities Index 2019），香港由兩年前的第9位急跌至今年的20位。（《香港01》8月29日）
．《經濟學人智庫》公布年度「全球宜居城市指數」報告，香港跌至第38位。（《明報》9月5日）
．評級機構惠譽（Fitch Ratings）下調香港評級，由「AA+」下調至「AA」，展望評級負面，是24年來首次下調香港評級。（《香港電台》9月6日）
有年輕人聲稱不怕「攬炒」，他們甚至認為惟有如此，政府才會向他們讓步。可他們看不清的是，隨著香港的各種排名節節下跌，政局不穩，投資者抽走資金，旅客不來，經濟冒寒，企業關門，就業市場差，失業率高，屆時身受其苦的，正正就是香港未來的持扮者－－我們的年輕人。
因此，我在此誠懇地呼籲，希望廣大的市民、「和理非」明白，如今的抗爭已遠離原目的，淪為破壞，雖然大家很同情示威者、同情年輕人，但是我們更不能讓香港成為下一個烏克蘭，希望大家都能停下來，諗一諗，首先讓社會回復秩序，再重新出發。
美港警察開槍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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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在8月25 日對天開槍，阻止在荃灣集結的暴徒包圍並攻擊沒有足夠防暴裝備的警員，而早前在機場亦有一名警員被群毆而拔槍自衛，暴徒最後四散，情况驚險。警方高層已多次向公眾解釋對使用佩槍有嚴格規管，無論在機場拔槍或在荃灣對天開槍都是出於自衛。在2016 年的旺角騷亂中亦有一名交通警，在被多名暴徒襲擊下向天鳴槍自衛。雖然傳媒關注警員拔槍或開槍的事件，亦有泛民人士對警方嚴厲批評，不過事實上無論警員拔槍還是真正開槍的例子其實少之又少，近年的開槍事件都只是在警員生命受到威脅下向天開槍自衛。
美國《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自2015 年起建立了一個警察開槍導致死亡的數據庫。截至8 月27日，美國在2019 年暫時共有595 人被警察開槍所殺，單是在8月份已有66人。而2018、2017 和2016 年則分別有992、986 和962 人被殺，換言之即每年有接近1000 人死於警槍下，數字令人感到極度不安。這些個案遍佈全國各州，例如在港人留學熱點的加州，在2018 年就有115 人被警察開槍射殺。
其中一個令我感到震驚的案件發生在2012 年俄亥俄州（Ohio）的克里夫蘭（Cleveland），警員懷疑一對黑人情侶在停車場從事毒品交易，於是決定調查，發現車輛並沒有用作從事任何犯罪活動，其後警員認為司機沒有打方向燈而截停車輛，司機並沒有停車，於是警方追截車輛，最後在一所中學的停車場成功攔截他們，並在18 秒間對他們開了接近140 發子彈，黑人情侶最後每人中槍超過20 發死亡，而他們身上並沒有發現任何武器。最後法庭裁定開槍警員無罪，毋須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當然，香港的情况不可以直接和美國相比，但美警濫開槍的情况真是值得關注。
社會續撕裂 貧富懸殊是深層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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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進9月，反修例風波已持續了80多天，超越了2014年的79日違法佔中。面對史無前例的嚴峻局勢，行政長官邀請了多位社會賢達、大學校長交流，討論構建對話平台。席間多人支持成立法定獨立調查委員會。
但我始終認為，待風波完全平息後始展開調查才合適，目前仍有各種「活動」籌劃中，在事情不斷發展、不知何時才能止暴制亂的情況下，並不適合調查。再者，若要深刻剖析這次爭端的前因後果，由法官領導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並非唯一方法。
財富鴻溝青年絕望 當局須回應
我素來認為，那麼多年輕人憤怒得要走上街頭，又有那麼多「和理非」市民支持，香港貧富差距擴大，居住條件轉差，年輕人缺乏向上流動機會等等，是深層次遠因。這些民生問題已引起國際傳媒關注，8月26日的《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便有兩篇文章探討這些問題，與我的想法不謀而合。
文章訪問了不同背景的年輕人，他們都對政府有各種怨懟。年輕會計師住在港島「一劏六」的劏房，老闆要求他星期六日也得上班，他則選擇「上街」，因為他深感儲蓄無力，也不願意做樓奴把辛苦賺來的錢貢獻給地產商。20歲的自由設計師一直在前綫抗爭，他認為單單是反對修訂《逃犯條例》不會推動那麼多人上街，而是年輕一代對未來感到迷茫沒出路，收入低，買不起樓又沒錢結婚，而政府沒能改善他們的生活，終迫使那麼多人湧到抗爭前綫。
《彭博》另一篇文章則指出，在香港的另一端，多個地產商富可敵國，他們的生意全方位覆蓋市民的生活，掌握天文數字的財富。市民認為政府政策傾斜地產商，也沒盡力解決住屋短缺的問題，因而感到沮喪。巨大的財富鴻溝讓市民感到不公義，讓年輕人感到絕望，也漸漸讓社會走進撕裂的困局。
我十分認同這些分析，也理解年輕人為甚麼會覺得無助、沒有出路。我認為行政長官必須在下一份施政報告中回應這些深層次問題，例如加快增加房屋供應，即使不能即時解決社會矛盾，卻是治癒香港的第一步。
企業顧股東 亦要兼顧持份者
事實上，在自由市場經濟及科技革命下，西方國家也面對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問題。
8月5日的《彭博》文章指出，美國是貧富差距最嚴重的發達國家，最富有的1%美國人掌握了半個股市。商界政界紛紛反思如何重新分配財富，縮窄貧富差距。美國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全都支持縮窄貧富差距的政策，包括開徵針對巨額財富及證券交易的新稅類。即使是傾斜商界的共和黨，也通過了限制商業巨企回購股票的稅務法例。
商界則反思企業責任。美國著名商科學院有文章「It’s Time to Value Stakeholders Over Shareholders」提出，企業不可以只顧股東，而同時要兼顧持份者，包括僱員、顧客，以至全社會，創造對整體社會有利的長遠價值。
基金界奇才、Blackrock主席Larry Fink在2018年撰文「A Sense of Purpose」，提出新的企業管理模式，同樣指出企業不能只追求經濟表現，還要對社會有正面貢獻，顧及所有持份者，包括股東、僱員、顧客及社區。JP Morgan總裁Jamie Dimon及Amazon.com創辦人Jeff Bezos也提倡放棄只追求股東盈利（shareholder-fixated profit strategy），他們聯袂181位企業高管，承諾企業必須兼顧僱員、顧客、投資者以至社會的整體利益。
近期各大西方雜誌均以類似的主題做封面故事，包括《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What are Companies for？」、《財富》（Fortune）「Profits and Purpose：Can Big Business have it both ways？」等等，可見西方社會的共同方向都在反思政府應怎樣介入，重新分配財富，縮窄貧富差距。我認為這是正確方向，值得香港借鏡。若香港政府仍死守所謂自由經濟，不考慮介入，讓貧富差距繼續擴大，是與時代脫節。
領展應主動減租 共度時艱
在香港，財富同樣掌握在少數人手裏，上市企業只顧着股東利益最大化而漠視社會責任，當中以領展及港鐵的股票表現最好，股價無視地心吸力一路狂升，也是問題最多。
房委會於2005年出售予領展（及其後轉售）的物業，涵蓋市面上共180個公屋及居屋商場及街市，影響全港超過45%住戶的生活。「領展霸權」遭詬病十多年，當中以裝修後瘋狂加租、逼走小商戶，使物價飈升，街坊居民被迫捱貴餸等惡行見稱，拆售後的新業主只視商場為投資炒賣的工具，無心營運，甚至讓商場長期圍封丟空、改建為貴族學校或私營安老院，居民無法享用基本生活設施，本已對民生造成重大影響。
在近月局勢下，香港經濟下滑逐漸浮面，旅遊飲食零售業大受影響，據悉已有良心業主願意減租，與商戶共度時艱。領展呢？在抗爭遍地開花，商戶被迫落閘的情況下，領展商戶大呻生意慘淡，當中以飲食業最嚴峻，希望領展減租。這時候，領展應該捨棄「賺到盡」這不良心態，捨棄搞花樣活動當是企業責任的掩眼法；領展應該真真正正拿出企業良心，盡社會責任，主動減租！
至於港鐵一直把盈利凌駕社會利益，與領展不遑多讓。不論港鐵有多少故障、延誤、超支、工程醜聞，其股價仍然節節上升。在政府「以地養鐵」的政策下，港鐵擁有壟斷優勢，在港鐵站上蓋發展物業，賺取巨大收益。而港鐵利潤沒有封頂機制，物業及票價收入均帶來巨額利潤。而其票價「可加可減」機制，實際上是「只加不減」機制，對乘客構成沉重的交通費負擔。
改革港鐵票價機制 凍結票價
以我成立的新民黨及匯賢智庫為例，我們屬於小企，辦公室設在灣仔。我們很多同事家住新界，最遠的有天水圍、粉嶺、元朗等等。年輕同事起薪點與市面相若，以萬多元的月薪，每天乘搭港鐵上下班，交通費驚人，再加上早餐午餐的費用，可供消閒花費或儲蓄的餘款實在不多。
目前，政府佔港鐵75%股份，是大股東，港鐵董事局成員中也有政府官員代表，可是管理層往往以「照顧股東利益」為藉口，不接受政府的惠民建議，情況實在不能接受。
我認為，港鐵作為公用服務提供者，應該參考西方企業，重塑企業責任，改革管理心態，不能以利益掛帥。我建議改革票價調制機制，把「物業發展」及「物業租賃及管理業務」等巨額利潤也計算入公式內，藉以補貼車費，務求凍結票價，甚至下調票價。
誠然，面對目前抗爭不息的局面，政府要做的工作多而艱鉅，要縮窄貧富差距可謂任重而道遠，但正正是這樣，我們必須找出缺口，推動第一步改革，要求領展減租及港鐵減價，便是務實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