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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責制「改壞名」無助建立政治人才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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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於2000年《施政報告》中提出要研究和引入一套新的主要官員問責制度（Principal Officials Accountability System），到2002年正式實施，問責制至今已實行了17年，是時候審視成效。
首先，問責制其實是一套政治委任制度，由行政長官委任司局長、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稱之為問責制，有點「改壞名」，讓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官員問責上，遇上甚麼風波便要官員問責下台，動輒得咎。2003年，我和梁錦松（時任財政司司長）在同一個晚上問責，期後楊永強（時任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也因為「沙士」而於2004年辭職。到最近的反修例風暴，反修例人士也把目標對準行政長官、律政司司長及保安局局長，要求他們下台。
董建華的初衷
回顧當年董建華推行問責制的初衷，主要是因為他在其首屆任期中，有感難以駕馭由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統領的公務員團隊，他必須找尋和他同心同德的班子來協助施政，這想法無可厚非。2002年4月17日的政府新聞稿便列明，問責制是要讓「特區政府的領導層理念一致，方向明確；民情在心，民意在握……政策更加全面協調，為市民和社會提供更優質的公共服務。」
這些年來，我認為問責制在吸納專才方面，是有發揮效用的，例如醫務專才周一嶽、高永文、梁卓偉及陳肇始，科技專才楊偉雄，在教育界經驗豐富的蔡若蓮等，也是政務官團隊裡沒有的專業人才。
擴大問責制遭非議
到曾蔭權年代，因為政治環境愈來愈複雜，局長的工作愈來愈繁重，單是出席立法會各種會議也佔據不少時間。曾蔭權於是在2007年發表《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報告書》，建議擴大問責制，設立副局長及局長政治助理，協助局長處理政治事務，包括立法會事務、做好政治聯繫等等；並於2008年正式推行。
記得當時，因為社會認為副局長及政助薪酬過高，引起了很大爭議。副局長的薪酬相當於局長的65%－75%，即20多萬元！政助的薪酬相當於局長的25%－35%，也有約10萬元！是初入職政務官的兩倍！再加上政府對副局長及政助的履歷沒有硬性要求，部分獲委任人士的資歷背景與其政策局範疇「大纜扯唔埋」，人工卻三級跳，不惹非議才怪！
例如首位環境局副局長潘潔本身是在大學裡從事公共行政的研究工作，也有傳媒經驗，但是卻沒有環保背景。首位食衛局政助陳智遠是中大政治系講師，並沒有醫務工作經驗。此外，還有多位副局長及政助本身是區議員，沒有出色的專業背景，轉跑道後表現平平，反映政府在招攬人才方面，不算成功，給人拉雜成軍之感。最近發生多次大型衝擊，一群前副局長及前政助作出與政府立場不一致的公開聯署，反映他們對政府的管治理念理解不深。
只壯大人數 沒壯大人才庫
推行擴大問責制後，政府的問責團隊在人數上是壯大了不少，但是政府的管治水平卻不見得有多大提升，遑論達致「提供參政途徑」、「培育政治人才」、「建立政治人才庫」等長遠目標。
相反，幾屆下來，問責制「人來人往」，除了陸恭蕙、邱誠武、吳璟儁幾位本身略具知名度，更多副局長及政助是「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做一屆便離職，別說功績，市民連他們的名字及樣子也記不起。他們離開政府後，鮮有從事政黨或其他政治工作，政府口口聲聲說的「旋轉門」其實不存在。
例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陳岳鵬轉職馬會，食衛局政助陳智遠轉型為古蹟文化導遊。兩屆勞福局政助莫宜端以照顧家庭為由呈辭，後來出任教育機構助理總監。環境局政助蔡少綿現職迪士尼，創科局政助梁淑寶返回舊公司任職等等。政府想通過問責制建立政治人才庫，可謂完全失敗。
工種錯配
政治助理的其中一項主要工作，是協助局長做好政治聯繫，包括與政黨及立法會議員聯絡、游說及拉票。特首辦特別助理李惠、財政司司長政助何翠萍、保安局政助劉富生、環境局政助區詠芷、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政助吳璟儁便頗稱職。
而在眾多政策局當中，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政助工作最「與眾不同」，該局政助的存在感不高，第二任的趙立之，沒甚麼接觸就離任了。現任的楊寶蓮，最初也沒來聯絡拉票，我多次向局長反映，後來才有改善。據了解，原來基於財經局涉獵的範疇相當專門及複雜，例如稅務條例、公司條例等等，局內認為並非政助能夠處理，政助轉而主力資料搜集、撰稿等等，楊寶蓮便經常和我分享其搜集的文章。因此，我認為政府應檢視該局是否需要政助一職，及將該職位正名為研究助理。
如何走下去
綜合上述種種，問責制仍未發揮最大效益，行政長官未能招攬真正擁有共同治港理念、有共同抱負的政治人才。因為修訂《逃犯條例》而引發的政治風暴更證明問責制無法讓政府「民情在心，民意在握」。如今政治環境一天比一天嚴峻，問責制要如何走下去，做到真正提升管治團隊的質素，值得思量。
英國脫歐，倫敦前景堪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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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英國「硬脫歐」的機會很大，勢必改變英國和歐盟的關係，由過往互惠互利的經濟共同體變成直接競爭對手。究竟「硬脫歐」對倫敦的影響有多大？
根據《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歐盟保障成員國國民在歐盟國家工作的權利，好處是促進人才流通。雖然不少英國人對歐盟國民能自由流通感到不滿，不過對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倫敦來說，「硬脫歐」意味來自歐洲的金融專才將不能自由到倫敦工作，令大量人才流失。此外，歐盟27 國可以利用歐洲龐大市場，強迫大型國際金融機構將總部從倫敦遷往歐洲大陸例如巴黎、法蘭克福和阿姆斯特丹等城市，長遠倫敦將會失去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英國保守黨黨魁競逐已進入最後階段，前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在民調大幅領先對手外相侯俊偉（JeremyHunt），不過就算約翰遜當選成為首相，面對內憂外患的情况將難以有效管治，在下次大選有機會被工黨擊敗。《經濟學人》指出若工黨成為執政黨，將會採取例如將企業國有化、設金融交易稅（Financial-Transactions Tax）、嚴格規管併購、外匯管制等左翼經濟措施，長遠將導致資金外流，嚴重打擊倫敦的金融業。
倫敦現時有20 萬億美元銀行證券和資產，理論上可以跟歐盟談判，暫緩執行無協議脫歐，不過若英國希望留在歐洲單一市場就必須接受歐盟的規管，換言之倫敦必須遵守競爭對手定下的遊戲規則，而歐盟一定不會為倫敦開出優待的條件。
倫敦的前景暗淡，不過並不是全無希望。我認為倫敦應加強與美國和其他國際金融中心如香港等合作，避免過度依賴歐洲市場，將「硬脫歐」的傷害減到最低。
英國脫歐，倫敦前景堪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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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和歐盟達成共識，同意將脫歐死線由原本4 月12 日延長至10 月31日。英國首相文翠珊於6 月7 日辭去黨魁一職後，英國保守黨正進行黨魁選舉， 熱門人選包括前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根據歐洲新聞台（Euronews）報道，約翰遜承諾當選後無論如何都會帶領英國在10月31日前脫歐，照現時情况來看，英國與歐盟在餘下的時間很難達成新協議，所以「硬脫歐」的機會很大，英國傳媒紛紛以「大難臨頭」來形容英國現時的處境。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最近發表了一篇關於脫歐後倫敦前景的文章，指出世界上每一個商業中心都有「佔優產業」，例如矽谷是科技的象徵、巴黎是名貴品牌的代表、深圳是電子工業的中心等。毫無疑問倫敦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傑出的金融中心，全球最大的金融產業群都集中在該處，英國人習慣直接稱倫敦為「城市」（City）。雖然倫敦市的面積只佔泰晤士河周邊約1 平方英里，不過那裏跨國公司雲集，可以在20 分鐘內出售50 億美元股票，歐洲的初創企業可以向亞洲的基金集資，加上保險和對冲基金等產業非常發達，令倫敦市每年的生產總值達到1520 億美元，相等於整個德國汽車工業，佔英國國內生產總值的3%，即650 億英鎊。
此外，倫敦蓬勃的金融業為政府帶來大量稅收，對英國的經濟民生貢獻良多。無協議脫歐將會嚴重影響倫敦與歐洲的聯繫，及改變英國和歐洲的關係，由過往的經濟共同體，互利共贏的關係變成直接競爭對手。究竟倫敦能否逃過大難？值得我們留意。下文我將會分析歐洲對倫敦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