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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談判陰霾密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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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終結了連續八日的升勢，收市下跌了193點。其中一個原因是具有指標性的美國國庫債券十年孳息率突破了三厘，令市場憂慮聯儲局會加息。此外，美國政府正式將駐以色列大使館遷往耶路撒冷，觸動以色列軍警與巴勒斯坦民眾爆發衝突，CNN指至少58名巴勒斯坦人已喪生，令中東局勢升温，原油價格亦上升了不少。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我認為熊市背後的核心原因是中美貿易談判的不確定性，現時的形勢可謂陰霾密佈。繼早前美國公司被禁止向中興出售零部件後，談判有回暖的跡象。美國總統特朗普於5月13日在他的Twitter帖文中表示，他正在與習近平主席商議如何協助中興渡過難關，並已指令美國商務部處理問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已於5月15日抵達美國首都華盛頓，與美國代表進行第二輪商貿談判。據BBC 中文網報導，美國如對中興作出讓步，中方亦會回禮，推出讓美國公司可以更容易進入中國市場的措施。雖然有這些利好的消息，我認為不足以撥開陰霾。
美國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Terry Branstad）在5月15日曾對外表示中美雙方之間的分歧頗大，美方希望中方能夠交出放寬美國產品及服務入口中國的時間表，特別是希望中方能夠履行習主席在博鰲論壇上大幅度放寬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及保險業的承諾。要收窄分歧談何容易。
(註 : 最新情況是中美貿易代表團經談判後達成六項共識，意味暫時休戰，但雙方並沒提及減少貿易逆差的具體數額。)
粵語是母語 方言 還是獨立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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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2013年在小學中國語文課程配套資料中，上載一篇由中文大學顧問宋欣橋先生撰寫《淺論香港普通話教育的性質與發展》的文章，掀起一場語言的風波。原因是宋先生指出粵語只是一種漢語方言，不能視為母語，香港人的母語應為漢語，而普通話是漢民族共同語，才是漢語的標準語言。他對母語的見解，引起社會很大的迴響。
正如宋先生在文章引言所講，對於母語，「通俗的理解，就是指從小在母親那裡學來的語言」，目前絕大多數的香港人是廣東人，比例近九成，因此如果從小跟母親溝通是用粵語，一般人的理解，粵語就是香港人的母語。但宋先生的文章否定了這個說法。
語言學家理解語言與方言
我嘗試研究這次因母語風波引起的語言爭議問題，發覺國際權威的語言學家（Linguist），對語言（Language）及方言（Dialect）的理解，與宋先生或一般人的理解都很不同。
根據語言學家Jean-Jacques Weber與Kristine Horner的著作《Introducing Multilingualism：A Social Approach》，指出兩種語言溝通方法，可以相互理解（Mutually intelligible），就是方言，而非語言。
例如北歐的丹麥語（Danish）、瑞典語（Swedish）及挪威語（Norwegian），三種語言是可以相互理解；東歐的塞爾維亞語（Serbian）、克羅地亞語（Croatian）及波斯尼亞語（Bosnian），亦可以相互理解；歐洲的西班牙語（Spanis）及葡萄牙語（Portuguese），溝通模式也很接近，同樣可相互理解。嚴格來說，這些都是方言，不是語言。
政治原因劃分語言
但從政治角度，不同地方的方言，也視為正式的語言，這是由於政治及社會原因，各國屬於不同的主權國，有各自的邊界，因此需要有語言去劃分。以歐洲為例，西班牙語（Spanish）及葡萄牙語（Portuguese），兩者可相互理解，從語言學角度視為方言。但從政治角度而言，西班牙語（Spanish）及葡萄牙語（Portuguese），因分別屬於兩個主權國，因此亦是兩種不同的語言。
語言學角度 粵語可理解為語言
如果根據語言學家的分析，粵語及普通話實際上可理解為兩種不同的語言，兩者未必可完全相互理解，會說普通話的人士，未必可以完全聽得懂粵語，相反也是。因此純粹從語言學的角度，粵語是一種獨立語言，而不是方言。
宋欣橋先生，則是用政治原因將普通話界定為全國母語，否定粵語為大部分港人母語，這是與我們一般的認知有所違背。他的論點否定我們認為，從小在父母親學到的語言就是母語的認知。另外，他從政治涵義劃分語言亦令很多人對此有意見，因此引起本月初立法會特首答問會上出現有關母語問題的質詢。
在他撰寫教育局引用的文章中，將母語的概念，界定為「相對外族語或外國語而言的，是指本民族的語言」，可以反映，他是從國家立場及政治層面去詮釋粵語的地位。他認為「一種語言中的方言不能視為『母語』」，即是粵語、福建語、客家話、潮州話、上海話等等，都不是他所理解的母語，只是漢語方言。他認為普通話才是漢民族共同語及漢語的標準語言，意思等同拉丁文的「通用語」(Lingua Franca)，是全國以及香港可以互通的共同語言，才是母語。
語言問題的敏感性
在香港，語言的問題非常敏感，因為很多人曾指出，語言與身分認同的關係密不可分，即是說，保護一個語言，就是代表保護一個人的身分。2014年，教育局曾就「語文學習支援」網頁的文章，注釋廣東話為「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引起市民的反感，相關文章隨即在網站上被刪除，當局更發表聲明澄清對廣東話地位的重視。
廣東省也曾於2010年爆發「撐粵語運動」，源於當地政府的「推普廢粵」政策，引起群眾反對，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為平息風波，撤銷相關政策，並公開表示支持廣東話。可見語言問題，在哪裡都會引起爭議。
語言政策，經常會引起群眾情緒化的反應，是由於一種語言的存在，某程度反映了使用該語言的人的身分及社會地位。今天，祖國愈來愈強大，很多人學習普通話，部分香港人或會因此恐懼粵語地位會被貶低，間接等同香港人獨特的身分地位會被摧毀。
就如早年「港獨」思潮冒起，港大學生編寫的香港民族論，引述學者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的概念，提出一個民族獨特的身分、文化及國土，是想像出來，不一定要有邊界來區分，而文化本身的獨特性，可以基於語言區分，因此有人說粵語可以區隔內地的影響。這種對語言特質的想法，本身就是非常敏感的話題。
本月3日當行政長官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被議員追問母語不作正面回應，引起風波之後，即日傍晚，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回應傳媒查詢時稱自己母語是粵語，以圖為事件降溫。但政府的回應，仍不足以解決到語言風波背後的政治問題。
新加坡處理語言問題 值得借鏡
我認為，香港處理語言問題，很值得借鏡新加坡的策略。參閱已故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的多本自傳，會有很多啟發。
李先生成長的年代，新加坡仍是馬來西亞的一部分，父母說馬來語及英語，為了讓兒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年少的李光耀就接受英語教育，英語是他的母語。新加坡本身是民族及語言多元化的地方，對此李先生在自傳中說到，他很了解語言及種族，影響身分認同，可能帶來矛盾及情緒。因此需要用語言政策，解決各種隱含的問題。
語言政策務實 免除政治爭議
1959年，新加坡未獨立，仍是馬來西亞一部分，當時馬來語（Malay）是新加坡第一語言，直到1965年新加坡正式獨立，李光耀成為總理，他認為不同種族各有母語，就將馬來語（Malay）、普通話（Mandarin）、印度語（Tamil）及英語（English），定為官方語言，享同等地位。
Many Tongues One Language政策 提升英語水平
後來，李光耀實行一種官方語言，加多種母語（Many Tongues, One Language）的語言政策。在眾多語言之中，他了解英語的重要性，深明英語是國際商貿語言，對於新加坡國民工作有相當好處，學習好英語可與世界接軌，而英語本身在新加坡是一種中立的語言，因此後來他就將英語定為官方語言，學校全面轉用英語教學，提升國民的英語水平。至於馬來語、印度語及普通話，則是當地的母語，為MTL（Mother Tongue Languages）。其中馬來語仍是當地第一語言。可見李光耀提升了英語地位，但沒有貶低其他語言的地位，成功落實務實的語言政策，讓新加坡國民得益，又沒有帶來語言上的政治爭議。
新加坡的普通話教育
李光耀先生也很重視新加坡人學習普通話，因看到中國掘起。雖然從小接觸英語，根據李先生在自傳所述，在英國讀書時，他有感與同班的中國同學相比，他不完全接受英國人的文化，但又不懂得中國人的文化，他有感自己缺乏文化的根源。他在自傳形容自己求學時學到的語言，並不是他的母語，而是「繼母語」（Stepmother tongue），對此沒有認同感。
新加坡的華人講的主要方言至少有七種，比香港以粵語為主更多元化。因李光耀了解普通話有助加強與中國連結，於是1978年在當地學校提倡學習普通話運動。自此，當地懂得普通話的家庭由1980年的26%，升到1990年的60%，比率大增，普通話因此成為當地華人的共同語言。
總括而言，李光耀先生利用平等、務實的政策，去處理當地的語言、種族及身分等敏感複雜的問題，既無褒貶任何一個語言，又讓新加坡人普遍接受，減低因推行語言政策可能引起的政治風波。在技術上，也達到提升國民英語水平的目標，兩方面也非常成功。
香港語言政策的不足
反觀香港的語言政策，多年來未見明顯成效。由回歸後推出的母語教學、兩文三語教學目標；08年的「普教中」，推行普通話教學等，這些政策欠缺延續性，政策行了很多彎路但沒有明顯成果。部分中產家長為了令子女有效學到英語或普通話，將他們送到學費不菲的國際或直資學校，對本地學校的語言教育失去信心。
香港作為一個種族及語言多元化的城市，與新加坡相比，已反映香港政府無論在回歸前後，處理語言問題，及推行語言政策都失敗，除了在政治上解決不到部分香港市民感覺身分認同被侵蝕的問題，在學習層面也沒有明顯成果，未能令普遍香港學生提升兩文三語水平，因此比起新加坡，香港的語言政策發展，需要急起直追。
未來職場將生巨變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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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人工智能技術將令職場在未來10年內出現巨變，預料屆時多個工種會相繼被淘汰。Stanford Business近日發表了一篇文章，指雖然人文學科畢業生的薪酬待遇以往較其他專科畢業生遜色，但他們日後可能因為這場巨變而變得吃香。
文章提到，修讀哲學、公共政策等人文學科的畢業生一般洞悉力較強，能夠勝任理解大數據的工作。史丹福大學本科教育副教務長Harry Elam認為，人文學科畢業生具備humanize (人性化) 數據的觸覺，若再進修與統計或邏輯相關的課程，相信不難適應大數據時代。
與此同時，文章指出這場職場巨變中變的不只是工種，「打工仔」的心態也在改變。有調查結果顯示，愈來愈多準大學畢業生及初投身職場的年青人講求work-life balance。今天新一代不再只為薪金或福利工作，相較之下他們更重視如何enjoy life。
因此，企業宜作出相應的調整，例如為員工提供彈性工時、在家工作、共享工作等選項，以吸引並挽留人才。德國政府自2015年開始提倡「工作4.0」，鼓勵國內大企業讓員工自行決定工作時數，結果研究報告發現員工的效率及自願超時工作意欲不跌反升。
其次，僱主必須為公司注入更多diversity。美國有研究發現工作團隊的成員背景越多元，員工的創新能力、工作效率及歸屬感便越高。如果公司能夠持續為不同專業、年齡、資歷的員工提供適切培訓，員工與公司就可為這場指日可待的職場巨變作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