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運動反映教育失敗

反修例運動已持續半年，其中一個「特色」，就是有大量年輕人、大學生及中學生參予。根據報導（《明報》2019年12月8日），警方近半年來拘捕近六千人，被捕學生二千多人，「八大」學生超過七百人；年紀最少的只有12、13歲。他們參予的不只是人鍊活動或者和平遊行，而是圍堵校長、砸爛校長室、破壞校園、街頭衝擊、擲汽油彈、縱火，甚至是製造火藥等等，讓人震驚又痛心。

另一方面，在中大、理大被佔領後，警方在校園搜出三千多枚汽油彈、原材料、有毒易燃化學品及弓箭等，原來大學校園已變成火藥庫；12月9日，警方在上水天平邨拘捕12人，被捕者包括6名學生及1名教師，實在叫人難以置信。

香港教育崩壞

上述種種暴露了一個重要問題──香港教育崩壞了──國情教育失效、價值觀扭曲、個人品德蕩然無存、不尊重別人、守法意識薄弱等等，原來在不知不覺間，我們的教育制度已經千瘡百孔，並沒有把同學好好地教育起來。

新高中學制是問題根源

我認為問題的根源是教育改革推行的新高中學制。教育局在2009年推行新高中學制以來，特區政府的教育開支逐年增加，從2015-16年度是793億元增加至2019-2020年度的1240億元，可是資源花得不到位，教育問題一籮籮，終於累積在這半年內爆發。

學術水平下降──新高中學制的初衷是讓同學文理互通，要求同學必修中英數通四科，及不限文理選修兩至三科選修科，而且把中五會考及中七高級程度會考改為中六文憑試，同學一試定生死，而且因為三年高中課程既多且廣而造成沉重壓力，再加上很多科目的設計不倫不類，同學的基礎知識並沒有提高。最近的PISA報告也反映了這點，香港學生在科學、數學及閱讀的得分及排名也下跌了，科學能力的評分甚至被澳門超越了。

通識科問題多──通識科一直為人詬病，六大單元中的「今日香港」和「現代中國」怎樣教怎樣考常惹爭議，政治參與題往往成為焦點。教科書不用送審無法確保內容方向及水平，教育局直至今年10月才推出「自願接受專業諮詢服務」，鼓勵出版商自願送審。老師依靠報章網站報導作為教學及討論材料，可是現今報章網站的立場及內容水平值得商榷。教育局把critical thinking錯譯為「批判性思考」，讓老師同學誤以為一味批評便可，教育局在2014年終接納我的建議，把critical thinking改譯為「明辨性思考」，可是「批判性思考」已恨錯難返。

不讀中國歷史──中國歷史科不是必修科，更不是賺錢神科。新高中學制推行以來，修讀中國歷史科（及其他人文科目）的人數持續減少，同學不了解中國歷史，卻可能從網絡上接收有關中國的負面資訊，潛移默化，哪會愛國？

缺乏品德教育──以往我們注重同學「德智體群美」五育發展，尊師重道、有禮守規是基本的價值觀。可是隨著教育改革，學校要達到的目標太多，要兼顧的雜事太繁瑣，再加上課時有限，此消彼長下，品德教育漸漸不受重視，終於發生同學肆意圍堵挑釁校長等等事件。

校本管理走偏──教育局於2004年推行校本管理，原意是讓辦學團體及校方因應辦學理念，發揮更大的自由度，規劃課程等等。可是近年，「校本」二字成為教育局推卸責任的擋箭牌，教育局對「校本教材」缺乏監管，例如針對中國的「校本筆記」屢見不鮮，近期更出現各種仇警工作紙，而且滲透不同的年級及科目，可是教育局頂著「校本」二字只是慢慢地調查，發發警告信，未見任何快速積極的行動撥亂反正。

老師立場強烈──我相信絕大部分教師都是專業可敬的，可是在反中反共的大浪潮下，有老師把個人的政治立場及仇警情緒帶入課室，在網上發放偏激言論，甚至帶領同學違法，在天平邨被捕的老師便是一例。

是時候檢討教育

自從我擔任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以來，便經常收到市民電郵，向我投訴各種教育問題，要求改革，可見廣大市民都關心我們的下一代，痛心有那麼多年輕人走上違法的道路。

事實上，教育改革已推行十九年，既然已暴露了那麼多問題，是時候討論改革。

加強國情教育──不讀中國歷史，空談愛國。與其讓同學在網絡接收錯誤訊息，不如讓同學必修中國歷史，至少加深對中國的了解，建立正確歷史觀。

通識適宜選修──大學沒有哪個學系要求必修中學通識，海外升學的話通識更不計分，加上通識科問題多多，我建議把通識科轉為選修科，讓真正有興趣的同學修讀。通識科教科書必須送審，保證內容質素。

檢討校本管理──我希望教育局不要再拿校本管理作擋箭牌，拿出勇氣檢討校本管理政策，加強對學校、特別是「校本教材」的監管，保障同學的學習品質，撥亂反正。

加強老師培訓──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剛通過一項無約束力議案，要求教育局認真跟進違規老師的個案。長遠而言，教育局必須加強對老師的培訓及監管，我建議老師須宣誓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不能把個人政治立場、極端思想灌輸給同學。

改革教育必定荊棘滿途，但正正因為教育對香港的未來十分重要，因此更值得特區政府拿出勇氣和魄力來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