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今天（22日）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出席北京舉行的專題研討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新民黨有以下回應。
夏寶龍主任表示，「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核心要義，並提出堅持「愛國者治港」的三大客觀標準，包括「愛國者必然真心擁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愛國者必然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愛國者必然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新民黨非常認同和全力支持。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先生接見訪客時談到「一國兩制」的落實，已提出「愛國者治港」，愛國者必然成為治港的骨幹，也講到何謂愛國者，而夏主任在今天的講話中也有引述鄧小平先生的論述：「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由於「一國兩制」是史無前例、非常獨特的安排，而且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因此要由真正愛國的人士成為管治的主體，才可以成功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我們相信中央政府在今時今日重申有關要求，有其迫切性。
香港自回歸的二十多年來，「一國兩制」未能好好發揮，而2014年發生持續七十九天的違法「佔中」，與2019年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暴力事件，更反映香港多個重要的管治板塊，特別是立法會與區議會，在反對國家主權、危害國家安全、打擊香港繁榮穩定、主張「攬炒」的人士盤踞下，扭曲了香港的政制，對香港的繁榮安定造成很大傷害。
因此中央政府今時今日重新強調「愛國者治港」的論述，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我們相信，只要切實根據中央政府既定的原則初心，真切落實「愛國者治港」，必定可以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和香港的長期繁榮安定。
上文提到，現屆政府新設創新辦，削弱了與學者的交流，並且，不少加入的年輕人已離職，誠是失敗之作。除政府缺乏策略性政策研究組織外，我認為特區政府亦需檢討一些法定獨立機構的運作，針對處理營運成效等問題。
港英政府財政司郭伯偉和夏鼎基素來主張「小政府，大市場」，所以在他們的領導下，政府依賴自由市場經濟，力求「無為而治」。1980 年代，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執政，主張把政府功能盡量私有化，也促使政府加快把一些政府部門「企業化」。例如為郵政署設立營運基金，又曾考慮私有化水務署。
又例如於1977 年成立的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作為獨立法定機構，擁有獨立收入，不受審計署監察，可自行決定考試費、職員薪酬和獎勵金等，儼如「獨立王國」。然而近年考評局的營運表現未如人意，自2013/14 年度起與文憑試有關的收入年年虧損，特區政府便在2018 至2022 年間合共補貼3.6 億元。而於2019/20 年度，文憑試方面仍佔考評局總收入46.8%，但受累於考生人數下跌，考試收入亦將銳減，預計津貼終止後，考評局將在2022/23 年度錄得整體虧損約9800 萬元。
除收入減少，考評局的營運存在很多問題，包括監管不力、保密不足、泄漏試題、審題黑箱作業、DSE 考題惹爭議等等。去年5 月，法庭就補習天王蕭源透過手機取得文憑試保密試題一案，裁定蕭源與另外兩名前主考員串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同月文憑試歷史科竟出現無視日本侵華史實的試題。據了解，教育局曾於2019 年提名人員加入歷史科審題委員但不果，反映考評局缺乏監管，儼如「無王管」。考評局是眾多獨立機構的冰山一角，反映若特區政府要改善管治，必須大力檢討並加強監管，確保這些機構在正確軌道上營運。
上星期，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專題研討會（2月22日）發表了講話，顧名思義，講話內容以「愛國者治港」為主題。
鄧小平論述基礎上 提具體標準
其實相關主題中央政府一直有鋪墊，例如去年11月17日的《基本法》頒布30周年法律高峰論壇，多位重量級講者均有引述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先生於上世紀80年代提倡的愛國者治港論，即「港人治港有個界綫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理香港」。當時鄧小平先生已經提出了愛國者的標準，就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我相信如今中央政府是在鄧小平先生的論述基礎上，把愛國者治港的要求具體化，以及提出制度上的改變。
首先，「治港者」的意思不單是指行政長官一人，而是指特區政府整個管治班子，包括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會成員、立法會議員、行政長官選委會、各級法官等，這些人合起來一起肩負香港的管治責任，因此必須是愛國者。
治港者 與中央立場未夠一致？
第二，夏寶龍主任指出，「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繼續沿着正確方向行得穩、走得遠，不變形、不走樣，一個重要前提是，治港者必須能夠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換句話說，香港回歸後23年來走得這麼崎嶇，「一國兩制」落實那麼艱難，不就是因為「治港者」不夠愛國、和中央政府的立場態度未夠一致？
舉例說，回歸之初，1999年1月29日的「吳嘉玲案」，終審法院大法官的裁決認為，香港法院對人大有違憲審查權，當時這裁決引起極大爭議，最終導致人大釋法。正如夏主任指出，「愛國者必然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香港《基本法》的母法。」試問香港法院、一個地方行政區的法院，哪能對人大有違憲審查權？
再舉個例，回歸以來，港人對「香港是三權分立」之說深信不疑，法院這樣說，官員這樣以為，教科書這樣寫，老師這樣教。為甚麼有人這樣倡議？因為他們以為，「三權分立」等於「中央管不了我」，正正反映問題所在。我多番公開發言及撰文指出，不論回歸前後，香港都是實行「行政主導」而非「三權分立」，以正視聽。
此外，23條通過不了、國情教育搞不成、修訂《逃犯條例》搞出史無前例的政治動盪，回歸以來好些大風暴、小挫折，某程度上都是因為管治班子內的愛國者不夠多，未能和中央政府的立場態度一致，「一國兩制」未能準確落實。
愛國治港者 5大要求
第三，正如夏主任所說，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興風作浪、坐大成勢」，其中一個直接原因，就是香港「尚未真正形成穩固的愛國者治港局面」。配合今天的局勢，夏主任明確列出何謂愛國的治港者：
1、「治港者必須能夠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必須深刻認同『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香港法院可以審查人大之說，便是搞混「一國」和「兩制」的關係了。
2、「旗幟鮮明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充分尊重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即是終日高舉「結束一黨專政」的旗幟就要不得了。
3、「正確處理涉及中央和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有關問題」，例如怎樣適當處理高鐵「一地兩檢」的敏感爭議。
4、「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若議員一味在議會內拉布、搗亂，盲目反對議案，甚至連防疫抗疫基金的撥款議案都反對，這樣做還算是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嗎？
5、「堅守『一國兩制』原則底綫，堅決反對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這很簡單，若有人依傍外國勢力，甚至要求外國政府制裁香港，當然不能接受。
除了上述的5點，我亦十分同意夏主任的總結，「堅持愛國者治港是關係到『一國兩制』事業興衰成敗的重大原則問題，容不得半點含糊」。
選舉制度改變 人大會議有分曉
第四，就是要完善相關制度，以配合落實愛國者治港的目標，「確保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理由很簡單，現時正正因為選舉制度不完善，反對派乘勢而起，佔據議席，才引發那麼多動盪，妨礙「一國兩制」準確落實。至於選舉制度會有甚麼重大改變，我相信在即將召開的人大會議自有分曉。
不過，夏主任也澄清，「強調愛國者治港，絕不是要搞『清一色』」。很明顯，中央政府非常明白香港擁有獨特的歷史、社會及文化背景，是個中西文化滙萃的多元社會，也有很多人深受西方文化影響，對國家的看法未必與愛國者一致，「對這些人的取態，中央是理解和包容的」，這些人可以繼續發揮其專長、專業，在各行各業貢獻香港，但是他們並非愛國者，不能成為愛國者治港的一員。
整體而言，我認為透過夏主任的發言，我們知道中央政府是如何重視香港、重視「一國兩制」；同時，中央政府明白到，要管治香港，除了要抓對的制度，找對的人亦很重要。當制度與人選都對了，「一國兩制」自能行穩致遠。
上文提到數碼革命使全球發展格局產生大變，中國經濟的崛起衝擊香港的長遠競爭力及管治文化，香港要與時並進，需從改革政府架構做起。
談到架構，廢除中央政策組讓人遺憾。特區政府於一九八○年代研究設立中央政策組時，曾諮詢各政策科和部門，當時很多政務官，包括我也覺得增設這個「組」是「多個香爐多隻鬼」，擔心「街外人」會與政務官意見相左，不欲政府以外的學者、專家參與制訂政策的過程。後來，中央政策組正式成立，以負責策略性思考、諮詢、制訂研究方向、蒐集及分析民意等工作為主，為因循守舊的政府注入新思維，發揮作為特區政府智囊的角色。我認為在歷屆中策組首席顧問裏，劉兆佳教授最為稱職。這位資深學者在任期間既頻做民調以進行研究工作，也會邀請內地及海外學者來港，促進政府策略性思維。
民間智庫在培訓政策研究及政治人才上有重要角色，美國的智庫更以「旋轉門」形式運行，不少部長級官員來自智庫，用他們的學說制訂政策，辭官後便重回智庫工作。於是很多智庫均獲大企業資助，研究工作形成產業，各種學說百花齊放。香港的情况則難以比擬。
現任特首上任時，設立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取代中策組，並改由政務官擔任總監。當時我已覺這職權編制會使決策及行事重返以往「由上至下」的老調，喪失中策組的功能。此外，雖然特首有心吸納年輕人為研究政策工作提出嶄新角度，但是在實際操作上，創新辦的年輕人學歷、閱歷和經驗尚淺，缺乏策略性思維訓練，不可與中策組的專家學者們比擬。最匪夷所思的是，據悉黑暴期間，竟有創新辦成員在辦公室內設立連儂牆，公然無視公職人員要向政府效忠的責任。且創新辦成立至今也不見得有何嶄新及富建設性的建議，可見確是失敗之作。我建議下屆政府恢復設立中策組，延攬來自不同背景、研究不同範疇的高學歷人才，為香港發展作出實際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