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黨建議：內地水域填海
日期︰2018 年 9 月 25 日
早前，新民黨舉行記者招待會，回應《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公眾參與活動》意見書。葉劉淑儀議員在會上提出的其中一項建議，是向中央政府申請，在香港水域以外填海造地，選址是位於大嶼山南部的桂山島。
於桂山島填海實在有很多優點：首先是她與大嶼山相隔只4.8公里，若以大橋連接，只需數分鐘車程。到時，政府可考慮興建一個使用最新技術的自動化碼頭，並善用機場及港珠澳大橋的優勢，重塑香港貨運行業的競爭力，亦可釋放葵涌貨櫃碼頭用地達三百多公頃。
另外，因國內擁有充足的基建人才，以內地的技術填海，不單快速，造價遠比香港為低，更無需於立法會撥款程序中糾纏，可大大縮短填海的時間。
葉太把她的建議拍成視頻，歡迎大家看完後給我意見，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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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漢學之父」衛三畏 / ‘’Father of American Sinology" Alexander Wy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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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緊張對兩國的學術交流造成負面影響。隨着爭端和矛盾尖銳化，學界交流障礙重重，近年學習中國文化的美國大學生人數大幅下降。我憂慮長此下去，美國知華派學者會愈來愈少，美國以至西方對中國的了解會愈加扭曲。
現時，美國大學新生在入學首兩年都要完成規定的通識教育課程，稍有規模的美國大學都會設有東亞研究課程供學生報讀，而美國早期的漢學家對促成大學推動發展東亞研究課程功不可沒。
美國的漢學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9 世紀。清朝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被迫開放國門，一批美國傳教士來到中國傳教。他們在過程中學習了中國的語言和文化，為日後美國的漢學研究奠下基礎，當中就包括獲譽為「美國漢學之父」的衛三畏。
衛三畏出生於紐約一個基督教家庭，是一名長老教會的信徒。他於1833 年前來中國，協助美國海外傳道委員會的傳教工作。其間，衛三畏先在《中國叢報》任職，撰寫文章介紹中國的政經歷史和文化習俗。1844 年，美國駐華公使顧盛率團來華，衛三畏作為使團一員，參加了《望廈條約》的談判，為他日後參與外交工作提供機會。往後20 年間，衛三畏直接參與外交事務，多次擔任美國駐華公使館的代理公使，處理中美外交事務。
回美後，衛三畏獲聘為耶魯大學中國語言文學教授。在他的主持下，耶魯大學開設了全美第一個漢學課程、漢語教研室及東方圖書館，直接促進了美國漢學研究發展。
更重要的是，衛三畏一直捍衛中國人民權益，並盡力促進中美雙邊關係發展。比方說，他一直反對華府在1878 年推行的限制中國移民法案，為中國和中國移民發聲；同年中國北方發生大饑荒，衛三畏亦盡力呼籲美國人捐款救濟中國人民，稱得上是中國第一代「大好友」。
下篇詳述更多西方漢學發展的秘史。
‘’Father of American Sinology" Alexander Wylie
The tense China-US relations have negatively impacted academic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s disputes and contradictions intensified, obstacles to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number of American university students studying Chinese culture has declined sharply. I worry that if this continues, China scholars in the US and the Western understanding of China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distorted with fewer scholars.
Currently,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re required to complete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in their first two years of study. Most sizable American universities offer East Asian Studies programs for students to enroll in. Early American Sinologists played no small role in driving universiti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programs.
The earliest origins of Sinological research in the U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19th century. After being compelled to open up its borders following the First Opium War, American missionary came to China to evangelize. In the process, they learned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future American Sinological research, including Alexander Wylie, hailed as the "Father of American Sinology".
Wylie was born in a Christian family in New York and was a member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He came to China in 1833 to assist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missionary work. During this time, Wylie worked for the "Chinese Repository", writing articles introduci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historical culture. In 1844, when American envoy Walter Henry Medhurst led a delegation to China, Wylie participated as a member and was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s of the Treaty of Wangxia,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for his later involvement in diplomacy. Over the next 20 years, Wylie directly participated in diplomatic affairs, serving multiple times as the chargé d'affaires of the American Legation in China, handling China-US diplomatic matters.
After returning to the US, Wylie was appointed Professo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Yale University. Under his leadership, Yale established the first Sinological program,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and East Asian library in the US, direct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Sinology.
More importantly, Wylie consistently defended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strove to promote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For example, he long opposed the discriminatory Chinese Exclusion Act passed by Washington in 1878, speaking up for China and Chinese immigrants. The same year, when a severe famine broke out in northern China, Wylie also actively called on Americans to donate relief funds to save the Chinese people, truly being considered the first generation "China's Big Friend" from the West.
The next part will elaborate more on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i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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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30年今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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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祝賀《經濟通》30周年，亦很高興《經濟通》以「30年」為主題邀稿，讓我趁此機會回首30年前的香港是甚麼樣子，再看看今日香港的面貌，撫今追昔，甚是有趣。
我是1975年加入港英政府作政務官的；30年前的1994年，我在政府工作了19年，當時在工商科工作，出任副工商司。30年後的2024年，我已離開政府，但活躍政壇，對香港這30年來的變化有深刻感受，本文便從人口結構、治安、經貿發展和地緣政治等多方面比較香港這些年間的演變。
生育率低，短中期衍生學童人口下跌、縮班殺校等問題，長遠自然是影響社會勞動力及生產力，一名年輕人要養活多名長者，也會爆發其他社會問題。因此，特區政府必須及早推出鼓勵生育的措施，例如今年年初已向首批約6000名父母發放2萬元「新生嬰兒獎勵金」，是好的開始。此外，我期望特區政府盡快接納我的建議，向使用輔助生殖科技的港人發放5萬元津貼。
90年代初，《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成員國討論貿易自由化，「烏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通過成立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1994年，《馬拉喀什協議》簽訂，香港亦已完成加入世貿的談判，正密鑼緊鼓籌備正式加入。世貿於1995年正式成立，香港是創始成員，鞏固了單獨關稅區的地位。那時候香港經濟繁榮，1994年的香港本地生產總值達1358.12億美元，佔全球0.4851%，是國際貿易中心之一。
當時港英政府在日內瓦、華盛頓、布魯塞爾及倫敦等重要據點設立了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而我作為副工商司，矢志拓展香港的海外經貿關係，在任內開設了新加坡和澳洲悉尼兩個辦事處。
此外，我趁著港英政府「水頭充足」，向立法局申請一筆過撥款，買下當時10個海外經貿辦的寫字樓，當中，我們不單購入了華盛頓經貿辦的寫字樓，還購入了官邸。這些寫字樓對開拓海外經貿關係非常重要，今日看來，當天置業是正確決定。
後來《基本法》第116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關於國際紡織品貿易安排等有關國際組織和國際貿易協定，包括優惠貿易安排」、第156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可根據需要在外國設立官方或半官方的經濟和貿易機構，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這些條文奠定香港在回歸後的經貿發展方向。
最後談談這30年間地緣政治的演變。回歸前，港英政府官員可跟隨英國代表團參加各類國際條約或貿易會議，這是香港的優勢。
舉個例，二次大戰後，西方國家成立了輸出管制統籌委員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 CoCom)，規管戰略性物品出口，總部設在巴黎，英國是成員國。以往港英政府貿易署制度部(Systems Division)的官員會跟隨英國貿易產業部(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DTI)的官員出席CoCom會議，香港一直跟隨英國的嚴謹做法，設有《進出口（戰略物品）規例》。CoCom在1994年解散，由《瓦聖納協定》取代，中國並非《瓦聖納協定》的締約國，相對地，香港則已長年得到國際社會的信任，制度行之有效，這是香港的優勢。
此外諸如《化學武器公約》(The 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和《核不擴散條約》(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 等等，香港官員也會隨英國代表團出席會議，反映若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過去香港屬於西方一部分，香港官員藉著參加這些國際性會議，了解西方的體制及運作。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後，香港的憲制地位完全改變，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需要跟隨中央政府行事，並且根據《基本法》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與各類國際協定及活動。例如出入境管制方面，過去香港根據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的做法，把六個西方認定的流氓國家(Rogue Countries)列為不准免簽入境的國家，亦不准她們在香港設領事館。1997年後，北韓的駐港領事館於2000年成立，直至2023年因為財困才關閉。
世界局勢方面，香港今天置身百年未有的大變局，過去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漸漸演變成多極世界，中美關係由貿易戰升級至科技戰，美國忌彈中國，由「中國威脅論」演變至「中國崩潰論」、「中國見頂論」，美西方打壓中國，地緣政治嚴峻，不可能對香港沒有影響。
2023年11月15日在美國三藩市的「習拜會」，可能是新時代中美關係的契機。2024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是關鍵的一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剛在4月26日假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習主席提出中美兩國「應該做夥伴，而不是當對手；應該彼此成就，而不是互相傷害；應該求同存異，而不是惡性競爭」，更強調「地球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共同發展、各自繁榮」。我認為這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進一步闡述。
2024年也是國際大選年，很多國家都會在今年改朝換代，將會對世界局勢產生千變萬化的影響。香港置身國際舞台，自然扮演一定角色，特別是香港已經實施《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2019年的動盪已成歷史，我們將全面拼經濟、謀發展。
時代在變，內地在變，世界也在發生深刻的變化，我認為香港必須主動迎向甚至駕馭這些變化。香港的未來，將取決於能否做到夏寶龍主任在4月15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致辭所說的「向全世界展現更安全、更自由、更開放、更可預期的營商環境」、「要懂得順時而為、順勢而為」、「追求創新，靈活變通」，才能「在危機和變局中抓住機遇、開創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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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非金融資產 如何更積極管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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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的立法會大會上，黃英豪議員提出「更積極地管理好政府的非金融資產」議案，指出特區政府財政儲備下降，「預計由2022年逾9,400億港元減少至2024年3月底約為7,300億港元，財政狀況令人擔憂」，因此應該「採取多元化的財政策略，更積極地管理好政府的非金融資產」、「盤活旗下資產的營運利益，以穩定本港財政」；邱達根議員則提出修正議案，指應該「考慮將特區政府現時持股公司或機構的資產撥歸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港投公司）管理，以提升相關資產的營運與資本效益」。
黃英豪議員在會議上發言，舉出了港鐵私有化的例子，建議特區政府研究水務私有化、把郵政署發展成物流速配中心。邱達根議員則以淡馬錫為例，建議把特區政府有持股的港鐵公司、數碼港、科學園等納入港投公司管理，將之發展成淡馬錫的規模。
很感謝兩位議員提出的建議，我認為值得討論一下，這些建議是否可行？
郵政和水務一樣，都是民生服務，不能為了盈利隨便加價。1995年，政府根據《營運基金條例》（《香港法例》第430章）設立郵政署營運基金（Post Office Trading Fund），注資30億港元，自此香港郵政需自負盈虧。
這些年來，隨着電腦網絡、電子郵件盛行，傳統郵件的郵遞需求持續下跌，加上面對商業物流派遞公司的猛烈競爭，即使香港郵政積極開源節流，增加收費項目，近年仍是虧的多盈的少。根據香港郵政年報，疫情前2018/2019年度錄得2.24億港元營運虧損，疫情後的2022/2023年度，虧損更增至3.05億港元，表現並不理想。
即使如此，香港郵政於2021年向立法會申請撥款，要求注資46億1,130萬元予郵政署營運基金，資助香港郵政空郵中心重建計劃，以應付蓬勃發展的電子商貿行業對跨境電子商貿郵遞服務的需求。新的香港郵政空郵中心預料於2027年落成。記得當時立法會討論撥款申請時，已有議員質疑以公務員運作的香港郵政，服務的快捷度及靈活性，哪能與商業派遞公司媲美。
最近因為DSE文憑試開考但是「監考易」、「報到易」兩大系統都甩轆而「紅」了一把的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是另一個表現不濟，年年虧損的例子。
考評局是根據《香港法例》第261章《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條例》，於1977年成立為獨立法定機構，財政上自負盈虧。考評局的主要收入來源是考試費，包括文憑試、教師語文能力評核，以及各類國際專業考試等等。不過，由於新高中學制由以往兩個公開試變成一個公開試、文憑試的考生總數每年下跌、每位考生的報考科目減少，加上新冠疫情，連帶其他考試也停辦或減少次數，考評局的收入持續下跌。
考評局自2014/2015年度以來，幾乎年年虧損，2021/2022年度錄得4,170萬元虧損，2022/2023年度則虧損2,300萬元。多年來，考評局已多次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注資來維持運作，單是2018年立法會便通過向考評局注資3.6億元。此外，政府連續6年代DSE考生繳交考試費，其實是變相增加對考評局的資助。
水務、郵政及考評的例子反映，不是每個政府部門都適合私有化或公司化，即使部門以商業模式運作，也不見得能如黃議員的議案所說的「盤活旗下資產的營運利益」，反而需要政府反覆注資。那麼，另一條路又如何？政府出售資產是否利多於弊？
由此可見，港投公司是由特區政府主導投資去向，主要目標是投資科技企業落戶香港，推動產業發展，而不是透過海外投資擴大香港的影響力，在投資目標及實際操上均與淡馬錫有本質上的分別。
再者，港投公司手持620億港元，資金規模與淡馬錫相比簡直小巫見大巫；首任行政總裁陳家齊女士在2023年10月才上任，我在1月31日立法會會議上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查詢港投公司的投資進展，得到的回覆只是「港投公司正加大力度推進工作，預計上半年會落實若干投資項目」，即是究竟會作哪些投資仍是未知數。相比已營運50年的淡馬錫，港投公司與嬰兒無異，要做到邱議員所說的淡馬錫規模，談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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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緊張對兩國的學術交流造成負面影響。隨着爭端和矛盾尖銳化，學界交流障礙重重，近年學習中國文化的美國大學生人數大幅下降。我憂慮長此下去，美國知華派學者會愈來愈少，美國以至西方對中國的了解會愈加扭曲。
現時，美國大學新生在入學首兩年都要完成規定的通識教育課程，稍有規模的美國大學都會設有東亞研究課程供學生報讀，而美國早期的漢學家對促成大學推動發展東亞研究課程功不可沒。
美國的漢學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9 世紀。清朝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被迫開放國門，一批美國傳教士來到中國傳教。他們在過程中學習了中國的語言和文化，為日後美國的漢學研究奠下基礎，當中就包括獲譽為「美國漢學之父」的衛三畏。
衛三畏出生於紐約一個基督教家庭，是一名長老教會的信徒。他於1833 年前來中國，協助美國海外傳道委員會的傳教工作。其間，衛三畏先在《中國叢報》任職，撰寫文章介紹中國的政經歷史和文化習俗。1844 年，美國駐華公使顧盛率團來華，衛三畏作為使團一員，參加了《望廈條約》的談判，為他日後參與外交工作提供機會。往後20 年間，衛三畏直接參與外交事務，多次擔任美國駐華公使館的代理公使，處理中美外交事務。
回美後，衛三畏獲聘為耶魯大學中國語言文學教授。在他的主持下，耶魯大學開設了全美第一個漢學課程、漢語教研室及東方圖書館，直接促進了美國漢學研究發展。
更重要的是，衛三畏一直捍衛中國人民權益，並盡力促進中美雙邊關係發展。比方說，他一直反對華府在1878 年推行的限制中國移民法案，為中國和中國移民發聲；同年中國北方發生大饑荒，衛三畏亦盡力呼籲美國人捐款救濟中國人民，稱得上是中國第一代「大好友」。
下篇詳述更多西方漢學發展的秘史。
‘’Father of American Sinology" Alexander Wylie
The tense China-US relations have negatively impacted academic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s disputes and contradictions intensified, obstacles to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number of American university students studying Chinese culture has declined sharply. I worry that if this continues, China scholars in the US and the Western understanding of China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distorted with fewer scholars.
Currently,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re required to complete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in their first two years of study. Most sizable American universities offer East Asian Studies programs for students to enroll in. Early American Sinologists played no small role in driving universiti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programs.
The earliest origins of Sinological research in the U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19th century. After being compelled to open up its borders following the First Opium War, American missionary came to China to evangelize. In the process, they learned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future American Sinological research, including Alexander Wylie, hailed as the "Father of American Sinology".
Wylie was born in a Christian family in New York and was a member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He came to China in 1833 to assist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missionary work. During this time, Wylie worked for the "Chinese Repository", writing articles introduci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historical culture. In 1844, when American envoy Walter Henry Medhurst led a delegation to China, Wylie participated as a member and was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s of the Treaty of Wangxia,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for his later involvement in diplomacy. Over the next 20 years, Wylie directly participated in diplomatic affairs, serving multiple times as the chargé d'affaires of the American Legation in China, handling China-US diplomatic matters.
After returning to the US, Wylie was appointed Professo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Yale University. Under his leadership, Yale established the first Sinological program,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and East Asian library in the US, direct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Sinology.
More importantly, Wylie consistently defended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strove to promote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For example, he long opposed the discriminatory Chinese Exclusion Act passed by Washington in 1878, speaking up for China and Chinese immigrants. The same year, when a severe famine broke out in northern China, Wylie also actively called on Americans to donate relief funds to save the Chinese people, truly being considered the first generation "China's Big Friend" from the West.
The next part will elaborate more on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inology.
首先祝賀《經濟通》30周年，亦很高興《經濟通》以「30年」為主題邀稿，讓我趁此機會回首30年前的香港是甚麼樣子，再看看今日香港的面貌，撫今追昔，甚是有趣。
我是1975年加入港英政府作政務官的；30年前的1994年，我在政府工作了19年，當時在工商科工作，出任副工商司。30年後的2024年，我已離開政府，但活躍政壇，對香港這30年來的變化有深刻感受，本文便從人口結構、治安、經貿發展和地緣政治等多方面比較香港這些年間的演變。
生育率低，短中期衍生學童人口下跌、縮班殺校等問題，長遠自然是影響社會勞動力及生產力，一名年輕人要養活多名長者，也會爆發其他社會問題。因此，特區政府必須及早推出鼓勵生育的措施，例如今年年初已向首批約6000名父母發放2萬元「新生嬰兒獎勵金」，是好的開始。此外，我期望特區政府盡快接納我的建議，向使用輔助生殖科技的港人發放5萬元津貼。
90年代初，《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成員國討論貿易自由化，「烏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通過成立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1994年，《馬拉喀什協議》簽訂，香港亦已完成加入世貿的談判，正密鑼緊鼓籌備正式加入。世貿於1995年正式成立，香港是創始成員，鞏固了單獨關稅區的地位。那時候香港經濟繁榮，1994年的香港本地生產總值達1358.12億美元，佔全球0.4851%，是國際貿易中心之一。
當時港英政府在日內瓦、華盛頓、布魯塞爾及倫敦等重要據點設立了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而我作為副工商司，矢志拓展香港的海外經貿關係，在任內開設了新加坡和澳洲悉尼兩個辦事處。
此外，我趁著港英政府「水頭充足」，向立法局申請一筆過撥款，買下當時10個海外經貿辦的寫字樓，當中，我們不單購入了華盛頓經貿辦的寫字樓，還購入了官邸。這些寫字樓對開拓海外經貿關係非常重要，今日看來，當天置業是正確決定。
後來《基本法》第116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關於國際紡織品貿易安排等有關國際組織和國際貿易協定，包括優惠貿易安排」、第156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可根據需要在外國設立官方或半官方的經濟和貿易機構，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這些條文奠定香港在回歸後的經貿發展方向。
最後談談這30年間地緣政治的演變。回歸前，港英政府官員可跟隨英國代表團參加各類國際條約或貿易會議，這是香港的優勢。
舉個例，二次大戰後，西方國家成立了輸出管制統籌委員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 CoCom)，規管戰略性物品出口，總部設在巴黎，英國是成員國。以往港英政府貿易署制度部(Systems Division)的官員會跟隨英國貿易產業部(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DTI)的官員出席CoCom會議，香港一直跟隨英國的嚴謹做法，設有《進出口（戰略物品）規例》。CoCom在1994年解散，由《瓦聖納協定》取代，中國並非《瓦聖納協定》的締約國，相對地，香港則已長年得到國際社會的信任，制度行之有效，這是香港的優勢。
此外諸如《化學武器公約》(The 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和《核不擴散條約》(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 等等，香港官員也會隨英國代表團出席會議，反映若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過去香港屬於西方一部分，香港官員藉著參加這些國際性會議，了解西方的體制及運作。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後，香港的憲制地位完全改變，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需要跟隨中央政府行事，並且根據《基本法》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與各類國際協定及活動。例如出入境管制方面，過去香港根據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的做法，把六個西方認定的流氓國家(Rogue Countries)列為不准免簽入境的國家，亦不准她們在香港設領事館。1997年後，北韓的駐港領事館於2000年成立，直至2023年因為財困才關閉。
世界局勢方面，香港今天置身百年未有的大變局，過去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漸漸演變成多極世界，中美關係由貿易戰升級至科技戰，美國忌彈中國，由「中國威脅論」演變至「中國崩潰論」、「中國見頂論」，美西方打壓中國，地緣政治嚴峻，不可能對香港沒有影響。
2023年11月15日在美國三藩市的「習拜會」，可能是新時代中美關係的契機。2024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是關鍵的一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剛在4月26日假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習主席提出中美兩國「應該做夥伴，而不是當對手；應該彼此成就，而不是互相傷害；應該求同存異，而不是惡性競爭」，更強調「地球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共同發展、各自繁榮」。我認為這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進一步闡述。
2024年也是國際大選年，很多國家都會在今年改朝換代，將會對世界局勢產生千變萬化的影響。香港置身國際舞台，自然扮演一定角色，特別是香港已經實施《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2019年的動盪已成歷史，我們將全面拼經濟、謀發展。
時代在變，內地在變，世界也在發生深刻的變化，我認為香港必須主動迎向甚至駕馭這些變化。香港的未來，將取決於能否做到夏寶龍主任在4月15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致辭所說的「向全世界展現更安全、更自由、更開放、更可預期的營商環境」、「要懂得順時而為、順勢而為」、「追求創新，靈活變通」，才能「在危機和變局中抓住機遇、開創新局面」。
4月10日的立法會大會上，黃英豪議員提出「更積極地管理好政府的非金融資產」議案，指出特區政府財政儲備下降，「預計由2022年逾9,400億港元減少至2024年3月底約為7,300億港元，財政狀況令人擔憂」，因此應該「採取多元化的財政策略，更積極地管理好政府的非金融資產」、「盤活旗下資產的營運利益，以穩定本港財政」；邱達根議員則提出修正議案，指應該「考慮將特區政府現時持股公司或機構的資產撥歸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港投公司）管理，以提升相關資產的營運與資本效益」。
黃英豪議員在會議上發言，舉出了港鐵私有化的例子，建議特區政府研究水務私有化、把郵政署發展成物流速配中心。邱達根議員則以淡馬錫為例，建議把特區政府有持股的港鐵公司、數碼港、科學園等納入港投公司管理，將之發展成淡馬錫的規模。
很感謝兩位議員提出的建議，我認為值得討論一下，這些建議是否可行？
郵政和水務一樣，都是民生服務，不能為了盈利隨便加價。1995年，政府根據《營運基金條例》（《香港法例》第430章）設立郵政署營運基金（Post Office Trading Fund），注資30億港元，自此香港郵政需自負盈虧。
這些年來，隨着電腦網絡、電子郵件盛行，傳統郵件的郵遞需求持續下跌，加上面對商業物流派遞公司的猛烈競爭，即使香港郵政積極開源節流，增加收費項目，近年仍是虧的多盈的少。根據香港郵政年報，疫情前2018/2019年度錄得2.24億港元營運虧損，疫情後的2022/2023年度，虧損更增至3.05億港元，表現並不理想。
即使如此，香港郵政於2021年向立法會申請撥款，要求注資46億1,130萬元予郵政署營運基金，資助香港郵政空郵中心重建計劃，以應付蓬勃發展的電子商貿行業對跨境電子商貿郵遞服務的需求。新的香港郵政空郵中心預料於2027年落成。記得當時立法會討論撥款申請時，已有議員質疑以公務員運作的香港郵政，服務的快捷度及靈活性，哪能與商業派遞公司媲美。
最近因為DSE文憑試開考但是「監考易」、「報到易」兩大系統都甩轆而「紅」了一把的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是另一個表現不濟，年年虧損的例子。
考評局是根據《香港法例》第261章《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條例》，於1977年成立為獨立法定機構，財政上自負盈虧。考評局的主要收入來源是考試費，包括文憑試、教師語文能力評核，以及各類國際專業考試等等。不過，由於新高中學制由以往兩個公開試變成一個公開試、文憑試的考生總數每年下跌、每位考生的報考科目減少，加上新冠疫情，連帶其他考試也停辦或減少次數，考評局的收入持續下跌。
考評局自2014/2015年度以來，幾乎年年虧損，2021/2022年度錄得4,170萬元虧損，2022/2023年度則虧損2,300萬元。多年來，考評局已多次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注資來維持運作，單是2018年立法會便通過向考評局注資3.6億元。此外，政府連續6年代DSE考生繳交考試費，其實是變相增加對考評局的資助。
水務、郵政及考評的例子反映，不是每個政府部門都適合私有化或公司化，即使部門以商業模式運作，也不見得能如黃議員的議案所說的「盤活旗下資產的營運利益」，反而需要政府反覆注資。那麼，另一條路又如何？政府出售資產是否利多於弊？
由此可見，港投公司是由特區政府主導投資去向，主要目標是投資科技企業落戶香港，推動產業發展，而不是透過海外投資擴大香港的影響力，在投資目標及實際操上均與淡馬錫有本質上的分別。
再者，港投公司手持620億港元，資金規模與淡馬錫相比簡直小巫見大巫；首任行政總裁陳家齊女士在2023年10月才上任，我在1月31日立法會會議上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查詢港投公司的投資進展，得到的回覆只是「港投公司正加大力度推進工作，預計上半年會落實若干投資項目」，即是究竟會作哪些投資仍是未知數。相比已營運50年的淡馬錫，港投公司與嬰兒無異，要做到邱議員所說的淡馬錫規模，談何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