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幾篇文章已接連指出新高中學制下的中國語文、英國語文及通識科的積弊，其實綜合科目亦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教育局於2009年推行「334」新高中改革，把部分過時的科目剔除，取而代之的是新推出的合併科目和應用學科，讓學生可因應自己的興趣和能力修讀不同選修科。此舉原是為了更適切地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但礙於當局思量不周，實際上反而苦了學生。
新高中課程設有二十個選修科目，當中除了傳統的文、理、商科目外，還有由二至三科合併而成的「組合科學」、「綜合科學」、「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以及「科技與生活」、「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設計與應用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等應用學科。雖然表面看來，學生能夠有更多選擇，但這兩類科目不論在課程設計、認受性，以至銜接出路等方面一直備受質疑。
首先，以「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為例，當局硬生生地將三科壓縮成一科，只會令課程內容過多，深度不足，導致學生的知識流於片面。再者，「綜合╱組合科學」在本地和海外大學理工學系收生過程中，認受性不及傳統單獨理科科目，對學生日後升學的影響甚大。此外，由於香港社會傾向以經濟金融行業為主導，未能為選修應用學科的學生提供足夠的出路，難以學以致用。
事實上，不僅新高中課程規劃千瘡百孔，香港的初中課程規劃也存在隱憂。特首在剛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提到教育局會在2018/19 學年落實中國歷史在初中成為獨立必修科，並在目前的課程基礎上，持續增潤課程內容，推動學生認識中國歷史。在現時初中課時緊絀的前提下，中史獨立成科對學生是否有利，就取決於當局如何在精簡課程、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試卷評量形式三方面取得平衡。
我寫了一連七篇評論新高中學制的文章，點出了教育局在制訂和執行新高中改革時的失誤帶來種種亂象，當局務必盡快全面檢討。既有前車之鑑，我希望教育局可以從善如流，不止作小修小補的微調，而是認真思考撥亂反正之策，助學生、家長、老師重拾對香港教育制度的信心。
今年的《施政報告》，雖然特區政府沒做期望管理，但是社會大眾都明白，在目前那麼嚴峻的局勢下，《施政報告》是不會有甚麼鴻圖大計或突破性措施的了。果然，《施政報告》只集中四個範疇───房屋、土地供應、改善民生及經濟發展。而且當中很多政策措施都是舊瓶新酒，只是在原有政策基礎上「加多啲」而已。
土地供應只排第二
四大範疇中，以房屋先行，土地供應只排第二。
這大抵是因為行政長官明白，所有增加土地供應的建議都需時經年，無論是運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三類私人土地、「土地共享先導計劃」，抑或「明日大嶼願景」等等，都是遠水，不能救近火。
舉例說，運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450公頃私人擁有的新界棕地，這建議討論多年，特區政府一直拖著辦，發展局說要做棕地顧問研究報告也說了兩三年，報告至今蹤影全無。為甚麼呢？因為棕地上有各種各樣經濟使用者，包括倉儲、停車場或貨櫃停泊等等，回收棕地，那要怎樣安置或賠償他們？是不是為了建屋就犧牲他們，任由他們倒閉或失業？相信協商過程將會漫長而複雜。
又例如建議發展茶果嶺村、牛池灣村和竹園聯合村這三條寮屋村，隨即有茶果嶺村老村民向傳媒表示懷疑，說「你咪收囉！港英政府都做唔到，個個特首都做唔到，我就唔信林鄭月娥做到啦！」(《香港01》10月17日)。的而且確，以特區政府目前的政治能量，相信難以順利推動如此龐大的收地拆村計劃。
不認同房屋是商品
房屋是四大範疇之首，重中之重。既然不能在一時三刻增加土地供應，便唯有「炒近路」，拿公屋居屋變陣，例如加快出售「租者置其屋計劃」39個屋邨42000個未出售單位，還有「綠置居」、「白居二」等等，至少數字上是增加了房屋供應。
不過，我對於行政長官說「上任後便馬上為房屋政策定位，清楚表示房屋並不是簡單的商品，適切的居所是市民對政府應有的期望，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施政報告》段10) 這觀念，並不苟同。
我認為行政長官的房屋政策思維混亂，一方面指「房屋並不是簡單的商品」，即仍然視房屋為商品；另一方面以為「適切的居所」等於置業，以為市民「買到樓」就會心安，社會就會穩定，於是落力鼓勵市民買樓、「上車」，我認為這主導思想的概念值得商榷，引致房策走歪───「租者置其屋計劃」、「綠置居」、「白居二」等計劃，其實均是人為扭曲的方法，以政府補貼的方式幫助市民買樓。
房策走歪
我明白，「市民置業便安心，市民安心社會便穩定」這說法有一定理論基礎，有香港著名經濟學者素來主張政府賣公屋，以增加香港居者有其屋(home ownership)的比例，認為越多人有物業，便等於越多人擁有財富，越多人對社會有歸屬感，社會便越穩定。也有智庫大力支持這理論，主張分配房屋等於分配財富，磚頭等於財富，令市民認為「買樓就是王道」。
然而，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十九大」致辭時說過，「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中央政策並不鼓勵將過多資源投入房產發展，認為房產是泡沫，而真正創造財富、創造新的價值的，是要靠科技創新。特區政府持續灌輸置業心態，其實是沒有好好掌握中央政府的思維。
再說，「租者置其屋計劃」衍生不少社會問題。
一是引致不公平。公屋租戶租金便宜，本身等於長期由政府補貼，現在更能以市價2折購買單位，等於又多一重優惠，等於形成新的特權階級，對於「甚麼優惠也沒有」的中產而言，可說十分不公平。第二，公屋租戶「升呢」 做業主後要承擔更多責任，例如公共設施、修補斜坡、私家路的維修保養等等，動輒要付出巨額金錢，未必是公屋居民能負擔的。
而最重要的是，即使有更多公屋租戶願意「置其屋」，對於縮短公屋輪候冊上的輪候時間沒有幫忙，仍是未能讓更多有逼切住屋需要的基層市民更快地「上到樓」。
放寬按揭助長泡沫
至於放寬按揭的做法，更有推高樓價、助長泡沫之嫌。一方面，《施政報告》經濟發展的部分指出「本港經濟在第三季應已步入技術性衰退，政府在8月中已將全年經濟增長預測下調至0至1%」(《施政報告》段43) ，又說經濟下行「勞工市場將面對更大裁員壓力」(《施政報告》段44) ，同時卻放寬按揭，千方百計鼓勵市民買樓，實在是非常危險的做法。某程度也反映整份《施政報告》的思維並不連貫。
已有評論指放寬按揭至八成(樓價上限一千萬) 、九成(樓價上限八百萬)的做法，等於可以借多過銀行的壓力測試，市民即使因此而付得起首期，日後也未必供得起，經濟衰退，便將造就一批負資產。
還有，有能力買八百萬一千萬單位的人士，基本上就不是最有逼切住屋需要的人。政府應否把目光投向真正需要適切居所的基層市民？
適切居所是基本人權
根據聯合國人權委員會(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所指，適切居所是基本需要，是基本人權(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而政府的首要責任是確保人民有適切居所，而不是要人民置業，更不是把房屋視為商品或置富工具。
在這大原則之下，特區政府首要幫助的，應是基層市民，例如水深火熱的劏房戶或無家可歸者，他們才最急切需要政府緩助，盡快「上樓」，改善居住環境。
我希望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能弄清楚房屋政策的真正目標，改變一味鼓勵置業的思維，推出更多長遠而有效的政策，增加公屋供應，讓更多基層市民獲得適切居所。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10 月11 日稱美中達成「實質性第一階段協議」，推遲10 月15 日對華加徵新一輪關稅。協議內容包括中國將購買價值400 億至500億美元的農產品。美國股市在特朗普公布消息後急升，不過其後回落，原因是「協議」缺乏正式文本，內容流於空泛。雖然投資者持觀望態度，不過特朗普仍以「愛的節慶」（Love Fest）來形容現時的中美關係，歌頌他為美國爭取的好處。貿易戰已持續多時，為什麼特朗普會選擇在這個時候宣布達成初步協議，草草了事呢？
我認為原因是特朗普的後欄失火。失火的地方主要有兩個，首先有告密者揭露特朗普與烏克蘭總統曾通電話，要求烏克蘭當局對有望出任下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拜登展開司法調查。民主黨公布的資料顯示，在特朗普私人律師、紐約市前市長朱利亞尼（Rudy Giuliani）安排下，美國外交官員多次要求烏克蘭總統調查拜登父子，以換取特朗普在白宮款待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John Bolton）以手榴彈形容朱利亞尼的提議，隨時令所有人「攬抄」。除此之外，特朗普還公開表示，希望中國對拜登父子涉嫌腐敗行為調查。特朗普公然要求外國政府調查拜登，勾結外國力量打擊政敵的行為，令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不得不對特朗普總統啟動彈劾程序。
此外，美國從敘利亞撤軍，令盟友庫爾德人面臨被土耳其清剿的命運。庫爾德武裝部隊是美國打擊伊斯蘭國最重要的盟友，庫爾德族人一直想在敘利亞、伊拉克和土耳其等地建立國家。特朗普從敘利亞撤軍，不僅被批評出賣盟友，亦間接加強俄羅斯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
上文提到訂立禁蒙面法後仍出現暴力示威是在政府的預計之內，因為政府明白要解決當前的困局不能單靠禁蒙面法，此外，政府亦明白任何法例在實施後，市民都需要時間適應和接受，所以在初期執法並不容易。為什麼我覺得有不少市民被蒙蔽呢？從不同媒體發放的片段中，不難看到有不少市民對自由有誤解。有市民以集會自由為名，將參與非法遊行合理化。有蒙面少女在禁蒙面法生效後表示她有蒙面的權利，若不蒙面反對禁蒙面法，其他方面的自由將被剝奪。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第19條指出「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權利的行使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這些限制包括尊重他人的權利或名譽和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道德。其實言論自由有限制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香港有誹謗條例，不少西方國家都禁止仇恨言論。再者，香港大部分的公安條例是港英年代留下，並根據普通法原則訂立，與英聯邦的公安條例類近，對遊行集會作合法規管，而且類似條例在世界各地的法院多年來被多次覆核，絕對符合人權標準。由此可見，言論自由不是絕對且不是完全沒有限制。
著名影星珍芳達（Jane Fonda）最近在華盛頓因參與非法示威被捕，原因是華盛頓法律不容許任何人在政府大樓前示威。81歲的珍芳達沒有投訴被捕，反而認為自己對氣候變化的問題做得不足，到華盛頓示威是以公民抗命的方式盡公民責任，並接受警方合法的處理。她的態度值得在違法後拚命逃走、聲稱「公民抗命」「違法達義」的香港示威者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