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黨
回應2022-23年度《財政預算案》
財政司司長今天（23日）發布2022至23年度《財政預算案》，新民黨認為預算案整體方向正確，在疫情嚴峻時為市民提供支援，但部分支援中產與中小企措施欠缺力度與細節不足，希望提供更全面關顧。新民黨對於最新財政預算案的回應，請參閱附件。
新民黨主席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表示：「最新財政預算案方向正確，我們支持政府動用所有資源與力量抗疫。正如預算案開首已提出撥出資源予醫管局、衞生與參加抗疫部門。另外也有措施幫助市民及中小企，我們對此表示支持。」
消費券
「對於派發消費券，政府將為每位18歲以上香港市民派發一萬元消費券，對此我無意見，但現階段我認為派發現金更好，因為推出的一次性就業支援，要到3月中才開始申請，加上社交距離措施需延長至4月20日，期間很多基層市民失業或入息大減，更需要現金補助，如給消息券會局限他們花費在零售或飲食方面，最得益是電子消費平台，因此我認為現階段派發一萬元現金給市民會更理想。」葉太補充。
新民黨副主席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認為消費券受惠人士年齡應放寬：「政府不應只派發消費券予18歲以上人士，應放寬至18歲以下香港居民，尤其很多家庭有子女，所獲津貼很少，家庭開支龐大，我們希望放寬予18歲以下人士也可得消費券，金額可適度調整，或由家長代領，提供更多彈性，讓更多人受惠。」
暫緩追討欠租
葉太關注財政司司長提出支援中小企的暫緩追討欠租的措施：「這項措施史無前例，未來會立法，禁止業主追討租戶欠租，為期最多6個月。外國如美國、英國、新加坡等已有實施，驅逐禁令(Eviction Ban)，當經濟停頓時業主不可趕走租戶。但通常外國暫緩追討欠租的措施，會配合免租期(Rent Holiday)。」
「政府應考慮提供免租期，不收租，當處所暫停開放時，可考慮如經合組織做法，局限大企業，當營業額達到某水平，租戶如港鐵、領展等，可予租戶免租期，無須交租。預算案提出暫緩業主追討商戶欠租3個月，或再延長至6個月後，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或微企，生意因疫情大幅下跌，問題是他們如何在3個月或6個月可交回欠下的租金呢？政府需要處理。希望政府盡快就修例提供更多細節。」葉太補充。
新民黨常務副主席暨立法會議員黎棟國也認同葉太看法，他認為現時租戶水深火熱，政府要待幾個月開始向立法會審議修例，業主不准追收租戶欠租，無助商戶解決目前困境。
住宅物業引入累進差餉制度
葉太又認同財政司司長提出改善差餉制度，未來將就住宅物業引入累進差餉制度，按住宅物業的應課差餉的租值金額，累進徵收差餉，能者多付。「有關措施符合公平分配原則，差餉物業多，應多交稅項，我們對措施表示支持。」
住宅租金開支扣除
對於財政司司長設立住宅租金開支扣除，以減輕並沒持有任何住宅物業的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納稅人租住私人物業的負擔，每個課稅年度的扣除上限為十萬元。容海恩議員表示：「新民黨由18年開始爭取，今次成功爭取。希望措施惠及中產。有市民反映有面積較細的物業，租金價值比租金收入貴，未必受惠上限十萬元退稅，希望措施也可讓他們受惠。」
差餉及薪俸稅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李梓敬表示：「就今次預算案，我們認同整體方向正確，也整體滿意。但對於物業差餉寬減，以一千五百元為上限，第三至四季，上限為一千元，金額不足，因很多中產為退休人士，差餉是他們比較大的生活開支。至於薪俸稅上限為一萬元，也是偏低，希望增加上限，回應中產訴求。」
創造職位
新民黨常務副主席暨立法會議員黎棟國表示：「對於疫情下，政府對失業人士作支援，增加三萬個有時限職位，但對於上一輪增加六萬個短期職位，進度只四萬五千個職位已入職，上一輪未做完，現在加三萬個職位，懇請政府加快進度，及提高職位針對性，因目前很多人失業。」
旅遊業發展
黎棟國議員又關注政府預留十二億六千萬元支援及發展旅遊業，當中六億元將用作設立一個為期三年的「文化古蹟本地遊鼓勵計劃」：「涉及金額每年兩億元如何去運用？我懷疑香港人真的喜歡文化古蹟本地遊？計劃是否可發揮旅遊業帶來生氣的目標？反而很多人提到香港人喜歡公海遊，當疫情受控制後，是否應將部分撥去資助公海遊？至於預算案提到預留六千萬元培訓旅遊從業員我們表示贊成，不但可提升服務質素，也可增加業界收入。」
改善低窪地區抵禦能力
至於新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珮，則支持及感謝財政司司長改善低窪地區抵禦能力的措施：「感謝財政司司長回應地區訴求，將會申請八十四億元撥款，為二十六個高風險地區做改善工程。因早幾年氣候變化，風球對社區造成極大破壞，樂見司長回應我們的訴求。」
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
陳家珮議員又關注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提出關注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認為司長或因應童樂居事件，加強社區保姆的支援，不過她認為有關計劃的檢討期較長，明年年中完成，希望政府可加快檢討，及加強幼兒照顧服務。
促考慮外傭稅項寬免
陳家珮議員稱：「比較失望的是，財政司司長未有接納我們的建議，對中產提供支援，包括我們曾建議聘請外傭稅務扣稅，建議最高限額為55,000元可獲扣稅。我們會繼續爭取。尤其疫情期間，外傭僱主家庭開支百上加斤，希望財政司將來多考慮中產的訴求。」
公屋戶未有免租 令人失望
李梓敬議員則表示：「預算案，未有提出向公屋住戶提供免租安排，過往都有提供一至兩個月免租，惟今次未能回應公屋住戶訴求，我們覺得失望，尤其在疫情期間，公屋住戶防疫物資，佔他們日常開支較大比例，政府不能夠提供適切援助，回應公屋市民訴求，我們對此表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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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
2022-23年度財政預算案回應
就特區政府2022-23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新民黨認同財政司司長提出的方向全力抗擊疫情、為市民和中小企紓困及就疫後經濟恢復與投資未來做好部署。就此，我們有以下回應：
1.抗擊疫情—新民黨支持向食物及衞生局、衞生署、醫院管理局及食物環境衞生署等在前線抗疫的部門增撥資源，以加大檢測力度、增購疫苗、購買防疫抗疫物資及改善環境衞生，動員一切力量和資源去穩控疫情，上下一心，共同努力戰勝疫情。
2.為民紓困—我們認同為每名香港市民派發10,000元，但認為直接派發現金的做法較電子消費券更為靈活。受嚴格社交距離措施影響，不少基層面臨失業及收入減少，而相關措施最快到4月20日才有望解除，防疫抗疫基金6.0下的臨時失業支援預料到3月中才開始接受申請，受影響的低收入階層屆時已停工四個月，亟待現金援助。畢竟電子消費券用途始終局限於零售餐飲行業及八達通等個別支付平台，而只要能克服疫情，相信這些行業便能回復生氣，因此認為直接的現金支援效用更大，亦更為合適。
3.兒童抗疫津貼—現時電子消費券申請範圍只涵蓋18歲以上的合資格人士，變相遺漏了18歲以下兒童及青少年。然而疫情嚴峻，兒童留家抗疫，家長在防疫及支援網上學習相關的開支亦十分高昂，因此建議為未成年人士提供一次性最少5,000元津貼，減輕家長財政壓力。
4.向公屋戶派發抗疫津貼—第五波疫情嚴峻，多條公共屋邨出現大型爆發，多幢公屋需要圍封檢疫，相信與公屋居住環境及人口密集不無關係。公屋住戶多為基層弱勢，受疫情嚴重大擊，而今年財政預算案未有提供公屋免租等寬免，建議財政司司長為公屋戶派發抗疫特別津貼，補貼他們的抗疫開支。
5.支援中小企—新民黨早前已提倡參考美國及新加坡等地做法，引入措施禁止驅逐租客（Eviction Ban）。預算案提出在指定行業引入暫緩追討欠租，禁止業主對指定行業未能如期繳交租金的租戶，終止租約、服務或採取其他相關法律行動，但卻未有同步引入免收租金的安排。在六個月後中小企仍需面對繳交租金的困難，亦有可能與業主產生爭拗。新民黨認為應進一步就免收租金制訂細節，例如安排適用於盈利高於一定金額的大型企業，要求企業分擔應有的社會責任，並做好法例在六個月失效後的過渡安排。
6.支援旅遊業—我們贊成預算案撥出12億6千萬元支援深受打擊的旅遊業，但無法理解投放高達6億元於文化和古蹟旅遊的理據，並對深受市民歡迎又有助旅行社提高收入的郵輪公海遊零資助感到失望。我們要求當局為郵輪業界提供資助，鼓勵郵輪在疫情後復航。
7.減輕中產負擔—我們歡迎政府接納新民黨意見，引入最高十萬元的租金扣稅安排。同時考慮到外傭僱主近年非常折騰，各項聘請外傭的收費均有所上升，預訂檢疫酒店等開支不菲，因此我們繼續爭取將聘用外傭加入扣稅項目，最高限額為55,000 元，減輕中產家庭負擔。以全港現時約有35萬外傭推算，政府稅收減少應不多於32億元。
8.改善幼兒照顧—新民黨歡迎當局優化「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然而認為檢討期一年實在過長，特別是童樂居虐兒事件曝光後，對社區保姆的需求更為殷切，希望當局可盡快為招募及培訓社區保姆增加資源。
9.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我們認同推動未來經濟產業多元發展，並致力發揮香港「一國兩制」優勢，在國內國外雙循環格局發揮作用。我們支持從「未來基金」預留一千億元作推動北部都會區發展之用。但我們認為，北部都會區應採用「公私合營」模式發展，好處不單在於減輕融資壓力，同時透過引入私營企業管理模式，更好管控減少超支及延誤等風險，並提高發展效率。
10.推動創科發展—對於預算案提出一系列支持創科的發展，包括加強金融科技、成立「數字化經濟發展委員會」及推動「生命健康」科研等，我們表示支持。特別認同預留六億元推動政府運作數碼化，希望對公私營界別加強科技應用起帶頭作用。
11.拓寬稅基—新民黨理解在本屆政府任期內難以進行大規模稅制改革，然而，上個年度原本預算有千億元的赤字，結果因賣地收入遠高於預期而錄得189億元盈餘，反映本港依賴地價收入，仍處於地產經濟的階段。本年度財政預算案引入累進差餉制度，為稅制調整帶來小量轉變。而隨著香港跟隨國際步伐，落實以應對侵蝕稅基及轉移利潤的行為（簡稱「BEPS 2.0」），逐步落實重新分配的措施，方向符合習近平主席提出「三次分配」機制中的「第二次分配」，由政府通過稅收等進行再分配。
近年，美國的非法移民問題愈發嚴重，當中又以美墨邊境問題最為棘手。根據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的統計，自2021年以來，當局在美墨邊境共截獲超過750萬宗偷渡個案。
大量非法入境者湧入，但美國當局未有制訂相應措施，使得事件醞釀成人道危機。恰逢美國11月舉行大選，移民問題再次成為熱門的選舉議題。諮詢公司蓋洛普（Gallup）於2月所做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約28%美國民眾認為邊境及移民問題是當前最重要的社會問題。
早前，特朗普及拜登不約而同地前往邊境城市視察訪問，並就移民問題隔空駁火。特朗普一如既往地強調這些外來者是罪犯及恐怖分子，不應被允許進入美國。拜登則指摘由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未能通過邊境城市所尋求的資金和邊境政策改革，導致邊境城市未能擴大拘留設施，並提供更多資金來僱用更多邊防人員。
雖然雙方都企圖透過解決美墨邊境的難民危機來展示自己的政治手腕，吸引選民支持，但我認為，美國非法移民問題的複雜程度，非兩人的能力可以解決。
不少美國學者都認為，1965年通過的《移民和國籍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是造成美墨邊境問題的其中一個原因。此前，美國一直採用「國家起源配額公式」（National Origins Formula）為每個國家分配特定數量的移民配額，以控制國內人口的構成。但《法案》摒棄了有關做法，給予非西歐國家更多移民配額，讓美國公民家庭團聚並吸引各行業的專業人才到美國生活，卻為日後美國移民問題埋下禍根。
下期將展開詳述。
In recent years, illegal immigration issues in the U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severe, especially concerning the US-Mexico border.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from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since 2021, authorities at the US-Mexico border have intercepted over 7.5 million smuggling cases.
With large numbers of undocumented migrants flooding in, but inadequate measures from US authorities, the situation has escalated into a humanitarian crisis. Coinciding with the US midterm elections in November, immigration issues again became a hot election topic. A February public opinion poll by Gallup found about 28% of Americans view border and immigration issues as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problem currently.
Recently, both Trump and Biden independently visited border towns for inspections, sparring remotely over immigration issues. Trump reiterated as always that these outsiders are criminals and terrorists who should not be allowed into the US. Biden accused the Republican-controlle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or failing to pass funding and border policy reforms sought by border towns, preventing expansion of detention facilities and provision of more funds to hire more border protection personnel.
While both sides aim to demonstrate their political acumen and attract voter support by addressing the refugee crisis at the US-Mexico border, I believe the complexity of illegal immigration issues in the US is beyond the ability of the two to solve.
Many US scholars believe the 1965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was one of the causes of issues at the US-Mexico border. Previously, the US had adopted the "National Origins Formula" to allocate a specific number of immigrant quotas to each country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composition of the domestic population. But the Act abandoned this practice and granted more immigrant quotas to non-Western countries, allowing family reunification for US citizens and attracting professionals from various industries to live in the US, but also sowing the seeds of future US immigration problems.
Details will follow in the next issue.
隨著《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上周二（3月19日）獲全票三讀通過，繼而在上周六（3月23日）「吉日」刊憲，香港特別行政區終於成功履行其憲制責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深圳會見行政長官李家超、律政司司長林定國、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等一行人，聽取工作匯報，我作為行政會議召集人及立法會議員也在席，與有榮焉。
這次並非夏主任首度表達對香港事務的關注，例如2月全國兩會召開前，夏主任便親自來港，考察調研了7天（2月22日至28日），深入接觸社會各界，分別與特區政府高層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區議員、法律界、金融界、商界、愛國愛港組織等會面，又深入社區，飲茶、視察「社區客廳」等等，做到察民情、聽民意。
行程當中最令我有深刻感受的，是夏主任親自走訪九龍獅子山郊野公園，近觀獅子山（2月24日），以及與40位香港青年人會面交流，還高唱《獅子山下》（2月27日），勉勵青年人要「抓緊不同機遇」。夏主任這舉措讓我十分感動，也讓我回想起歷代中央領導人訪港的畫面，不論此時彼刻，中央政府對香港的關愛始終如一。
除了夏寶龍和朱鎔基，中央領導人曾多次來港。例如2007年，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便親自來港出席香港回歸祖國10周年大會，當年中央政府的新聞稿以「回歸十年中央領導關心香港，時刻把香港放在心上」為題。新聞稿提到「『挺』這個字在香港有『支持』的意思」，強調中央政府「一次次地公開挺港、挺特區政府，一次次及時伸出援手，使得香港踏平崎嶇」。例如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國際金融大鱷狙擊港元，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宣布人民幣不貶值，堅定維護香港聯繫匯率制度；2003年「沙士」，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和時任總理溫家寶迅速批示，要求在一周內向香港無償提供各類抗疫物資；同年與香港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溫家寶親自來港探望淘大花園住戶，最後更推出「自由行」，以內地遊客來港消費振興香港經濟。
後來2008年金融海嘯，數到2019年黑暴後中央政府訂立《香港國安法》，新冠疫情期間派專家派醫護來港，還有數不清的援港抗疫物資；再到剛剛宣布擴大「自由行」城市包括青島和西安等等，中央政府做到了「挺」港和「時刻把香港放在心上」。
香港經濟的整體格局多年未變，主要仍是依賴金融、旅遊和地產；「沙士」時靠「自由行」，今日也是靠「自由行」；靠賣地增加庫房收入，樓市低迷便「撤辣」；反映香港經濟轉型進展緩慢。
經濟轉型的目標，我認為就是要達致國家主席習近平經常強調的「高質量發展」，即是除了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三大中心外，香港要加快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設以科技為本的科創經濟。環顧世界，邊際利潤最高、最能帶動經濟增長、讓人民有較高收入的，都是科創企業。例如美籍華人黃仁勳(Jensen Huang)於1993年創辦的圖形芯片(GPU)企業英偉達(NVIDIA)，最近便超越了沙特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成為僅次於微軟和蘋果的全球第三大市值上市公司。因此，香港以「高質量發展」為目標是正確的。
此外，我認為中央領導人一再親自勉勵港人的背後，是反映他們擔心港人對自己、對香港信心不足。
舉例說，樂壇天后Taylor Swift在新加坡辦演唱會，便有很多分析解讀Taylor Swift為何「捨港取星」，彷彿香港是輸了給新加坡，殊不知「捨港取星」是偽命題，因為香港根本沒有加入競爭。
我認為香港不用妄自菲薄，更不用處處和新加坡或其他鄰近城市比較，反而要把握其獨特優勢，例如香港是個包融性強的多元化大都會，去年成功主辦亞洲區首次「同樂運動會」可見一斑。香港法庭竭力保障平等機會，包括性小眾人士(LGBT)權益、酷刑聲請者在香港會獲得人道對待等等。
香港有能力舉辦各類型盛事，帶動經濟收益，例如一連三天在粉嶺高球場舉辦的「LIV高爾夫職業巡迴賽香港站」，單是2億獎金便為特區政府帶來3000萬稅收，賽事吸引了來自30個國家地區的觀眾來港觀賽，帶旺酒店業、旅遊業，經濟效益相當大。此外，全球有逾110個國家地區轉播賽事，對宣傳香港的國際形象非常有利，這類國際盛事必須多搞多做。
法治是香港的基石，香港實行普通法制度，司法獨立，有九位德高望重的海外非常任法官；法官根據法例和證據作出裁決，控辯雙方若不服裁決可提上訴；最近法庭更推出網上直播，充分體現獨立性和透明度。
我希望港人明白，香港是從甚麼也不是的小漁村、英國人口中的 barren rock（不毛之地），經歷萬千風雨而走到今天，是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大都市，我們面對逆境堅毅不屈，就是獅子山精神。
夏主任在兩會召開前與港區人大政協會面，提出「零起點」思維，指香港要重新面對複雜形勢，重新出發。我認為是指在「一國兩制」下，中央政府實施全面管治權，香港則要有高度的主動性，主動思考自身核心優勢，思考如何強化優勢，如何和其他大灣區城市配合以達共贏。如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已刊憲，一切塵埃落定，香港重新立於「零起點」，今後必須卯足勁，拼經濟，繼續發光發熱。
Article 23 of the Basic Law, a law made by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hich sets out the co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Hong Kong, requires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o enact laws on its own to prohibit seven offences which threaten national security.
Despite the best intentions of the officials in charge, the first campaign to implement Article 23 ended in mass protests in mid-2003,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bill was aborted after the Liberal Party, which held eight vote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n, withdrew its support. The bill lapsed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term of Tung Chee-hwa’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became a political taboo that successive chief executives were reluctant to touch.
To avoid controversy and ge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then powerful “pro-democracy” bloc in Legco, Donald Tsang Yam-kuen, who succeeded Tung in 2005, prioritised democratic reform instead of national security.
He succeeded in securing legislative approval for a constitutional reform package in 2010. The reform created five “super seats” in the legislature, in effect five at-large constituencies spanning the city.
Tsang was replaced by Leung Chun-ying, an avowed patriot, in 2012. Shortly after Leung took over, his agenda was thrown off course by popular protests against the government’s plan to implement national education in schools.
The new subject and the funding for its implementation had been approved by Legco, but with Legco elections coming up that September, the pro-democracy camp smeared national education as “brainwashing” to appeal to voters. After thousands of protesters laid siege to the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for 10 days, Leung withdrew the subject.
The pushback against national education alarmed Beijing. A greater shock to the system came in the autumn of 2014, when protesters laid siege to Central, Admiralty, Causeway Bay and Mong Kok to put pressure on Beijing to relax the criteria for s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by universal suffrage. After 79 days of illegal occupation which paralysed large swathes of Hong Kong, the demonstrators ran out of public support and were peacefully dispersed.
But by 2015, to Beijing’s even greater alarm, a Hong Kong independence movement appeared to be sprouting. In his policy address on January 14, 2015, Leung chided Undergrad, a time-honoured publication of the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r spreading the idea of self-determination in a book titled Hong Kong Nationalism.
A group of students who took part in the 2014 Occupy protests set up a Hong Kong National Party in 2016. It was eventually prohibited by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on national security grounds under the Societies Ordinance in September 2018.
Challenges to Beijing’s authority continued in 2016, when a group of newly elected legislators deliberately defied Beijing by taking their oath of allegiance in an insulting way. Thereafter, following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s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104 of the Basic Law governing the oath-taking requirement, those six legislators were disqualified.
In 2017, Leung was replaced by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a career civil servant, who appeared to have more popular support and was on better terms with the pro-democracy bloc in the legislature, which had solidified into a highly potent opposition for filibustering and blocking the government’s agenda.
Lam assumed office in mid-2017 without putting forward any timetable for implementing Article 23 legislation. By the end of 2018, voices from Beijing urging Hong Kong to fulfil its constitutional duty – such as former senior officials in charge of Hong Kong and Macau affairs Chen Zuo’er and Wang Guangya and then director of the Hong Kong and Macau Affairs Office Zhang Xiaoming – were getting louder and louder.
Yet Lam chose instead to prioritise legislation on fugitive offenders, to enable Hong Kong to send fugitives hiding in the city to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Macau.
This piece of legislation proved even more controversial than the national security bill of 2003. It triggered mass protests, which became more violent over months, with stronger anti-China overtones and whiffs of Hong Kong independence.
The riots stopped after Beijing enacted a law to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in Hong Kong.
Although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achieved immediate success in quelling the rebellion, Hong Kong had yet to fulfil its constitutional, legal and moral duty to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an obligation which had been outstanding for almost 27 years.
Offences like treason, sedition, espionage and theft of state secrets have been on our statute books for decades. But many provisions are ineffective and outdated.
For both constitutional and practical reasons, Hong Kong needs to update existing laws, and introduce new offenc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olistic view of national security introduc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April 15, 2014 and international trends.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trend is to guard against external interference which does not necessarily adopt forceful means, but can include political infiltration, electoral interference, open lobbying or other more subtle means. Australia,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have all enacted new laws to pre-empt improper external interference.
Hong Kong has now introduced a similar offence of external interference endangering national security. Given that it is a new offence, concerns have understandably been raised by academia, professional bodies, business chambers and think tanks which thrive on external liaison.
In pass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bill, Chief Executive John Lee Ka-chiu and his administration have pulled off a historic feat which none of their predecessors could; 6.53pm on March 19 will go down in Hong Kong’s history as a milestone. But, after the victory lap, much explanation and clarification are needed to assuage concerns. Let the campaign to tell the real story about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law begin.
中譯本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成功立法之後，香港將何去何從？
《基本法》二十三條是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一條法例，決定香港的憲制安排。《基本法》二十三條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禁止七項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盡管主管官員有良好意願，但2003年中實施第一輪第二十三條立法的過程，最終還是引發了大規模抗議活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在當時擁有立法會八個席位的自由黨撤回支持後被逼中止，該法案在董建華政府第一屆任期結束時失效。
國家安全立法從此成為各任特首經常觸碰的政治禁區，幾任特首都不願再提起這個敏感議題。
2005年繼任的曾蔭權選擇有異於董建華的做法，為避免爭議並得到當時立法會泛民勢力的支持，他選擇優先推動民主制度改革，而非國家安全立法。他成功在2010年使立法會通過一個憲制改革方案，該改革在立法會設立五個“超級選區”，實質上為全香港範圍的五個選區。
2012年，曾蔭權被旗幟鮮明的愛國者梁振英接替。不過，梁剛繼承特首職務，其改革議程就被學生對政府推行國民教育計劃的大規模抗議帶離正軌。盡管立法會已通過了國民教育課程和撥款，但隨著9月將到來的立法會選舉，泛民陣營宣傳國民教育是「洗腦」以爭取選民支持。數千名抗議者連續包圍政府總部長達10天後，梁振英終撤回該課程。對國民教育的反對震驚了北京。2014年秋天，抗議者包圍中環、金鐘、銅鑼灣和旺角，向北京施加壓力要求推動普選，改變行政長官選舉辦法，這一次衝擊更大。79天非法占領及堵路香港大片地區，但抗議活動最後因失去公眾支持得以和平結束。
到了2015年，北京的憂慮更甚，香港獨立運動顯然開始萌芽。同年1月14日的施政報告中，梁振英批評香港大學學生報《學苑》通過一本名為《香港民族論》的書本傳播自決想法。參與2014年占領運動的學生於2016年成立了香港民族黨。2018年9月，這組織最終因「危害國家安全」被保安局局長根據社團條例取締。2016年，一些新當選的立法會議員故意以冒犯性方式宣誓，繼續挑戰北京權威。此後，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第104條有關宣誓規定的解釋，這六名議員被取消資格。2017年，梁振英被公務員林鄭月娥取代。林鄭似乎獲得更多民意支持，與立法會泛民勢力也處於較和睦狀態。此時立法會反對派已經壯大為阻撓政府施政的龐大力量。林鄭於2017年中任職而未提出實施《基本法》二十三條的時間表。2018年底，來自北京的聲音不斷擴大，包括曾負責港澳事務的陳佐洱和王光亞，以及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張曉明都在督促香港履行憲制責任。
然而，林鄭選擇優先推動通過移交逃犯條例，以便香港能將藏匿的逃犯送往內地、台灣和澳門。
這次立法引發比2003年《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更大爭議。它觸發了持續近半年的大規模抗議活動，部分活動帶有更強烈的反中色彩和推動港獨味道，暴力事件在《香港國安法》出台後才停止。盡管北京立《國安法》成功遏制動亂，但香港在憲制和道義責任上，尤其是確保國家安全這一即將滿27年仍未履行的義務方面，仍需努力。香港法律包括叛國罪、煽顛罪、間諜罪和竊取國家秘密罪等法律條款已經存在多年，但其實不少條文經已過時及實效不足。
無論從憲法原則還是實際操作，香港都需要更新現有法律，並根據國家主席習近平2014年4月15日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和國際趨勢，引入新的罪行條款。當前國際趨勢下，要防範不必然采取武力但可能包括政治滲透、選舉干預、公開游說或其他更隱蔽方式的外部干預。澳州、新加坡和英國都制定了新的立法以預防外部干預。
因此香港需要引入新的國家安全罪行。例如有組織引導他人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在外國機構控制或指揮下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等。這將有利於香港彌補長期以來在國家安全立法方面的不足，切實履行基本法賦予的責任。香港現時引入了類似的「外部干預危害國家安全罪」。由於這是新設立的罪行，學術界、專業團體、商會以及依賴外部聯絡的智庫都理所當然地提出了一些擔憂。
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時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和政府實現了前任無法完成的歷史使命。2019年3月19日下午6點53分將載入香港史冊。但成功立法後，還需要更多解釋和澄清以釋除外界疑慮，向公眾解釋《香港國安法》真正意義的工作，現在才正式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