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至今，與國家的關係已越來越密切，年輕人對國家的認識及國民身分的看法如何？新民黨今天（10日）發布「青少年國民身分」研究報告（見附件）。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政策總裁袁彌昌博士、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總監呂大樂教授、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研究統籌主任李家文博士、新民黨中央委員暨青年委員會前主席陳家珮女士、甘文鋒先生、上屆主席王家揚先生，及青年委員會主席王政芝女士，代表發布相關研究報告，分析本港青年對國家及國民身分等看法，及就研究提出青年政策建議。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感謝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總監呂大樂教授，及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研究統籌主任李家文博士，協助進行「青少年國民身分」研究。是次研究是由新民黨委託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於2017年10月10日至2018年2月15日期間進行，旨在了解香港青少年對國民身份的看法、程度，及對內地文化、生活方式等各方面了解及融合程度。
研究收集1, 279中學生數據樣本
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研究統籌主任李家文博士，解釋研究是以隨機方法，按教育局公布的學校名單選取本地中學參與研究，每所中學邀請全部中四至中五級學生參與，透過問卷調查收集數據。香港研究學院總共收到199間本地中學回覆，回覆率為67%（199/297 x 100%），當中11間中學（包括港九及新界3間英中及8間中中）願意參與研究，香港研究學院最後共收回1,279份完成的問卷。
所有被訪者均為中四至中五級學生，絕大部分(>95%)於2000年或以後出生，當中78.7%在香港出生，20.2%在中國大陸出生；89.2%的被訪者居港七年或以上；被訪者居住在公營房屋、私人物業和自置物業的百分比分別為41%、16.3%及29.1% (13.6% 不知道其居所類型)。
與內地對接程度較想像中高
新民黨中央委員暨青年委員會前主席陳家珮女士，稱是次研究結果發現，受訪者絕大部分(>95%)曾到訪內地，當中近7成 (68.2%)曾到訪內地5次以上；85%懂得閱讀簡體字；近七成受訪者有使用微信或擁有微信帳戶，46.3%平均一個月多次或每天使用內地網站，28.1%平均一個月多次或每天使用淘寶或其他內地購物網站；46.7%曾乘搭內地高鐵等數據，均顯示香港青少年與內地對接程度比想像中高。
內地影視娛樂及體育吸引力減
至於中學生接觸內地影視娛樂及體育的比率，21.2%在過去一年從來沒有觀看中國大陸的電影、電視劇或綜藝節目，4成人平均一個月多次或每天觀看中國大陸的電影、電視劇或綜藝節目；45%有喜歡的中國大陸影視人物，18.2%不認識內地影視人物；最喜歡的電視劇分別是港劇(28.9%)、韓劇(28.3%)、大陸劇(21%)、日劇(18.8%)及台劇(14.4%)，但也有25.8%不喜歡看電視劇；有37.5%有關注有中國國家隊參加的體育項目與賽事，26.1%有喜歡的內地運動員，這些數據均反映目前影視節目存在大量選擇，同時，近十年來，香港培育了不少出色運動員，例如李慧詩、曹星如及吳安儀等，在國際賽事中屢獲殊榮，中國國家隊及國內運動員對本港青少年的吸引力相對減低。
參與軍事與外交工作的興趣
在軍事與外交方面，陳家珮表示，香港青少年之中， 26.8%有興趣在港參觀解放軍軍營；32.4%有興趣參觀航空母艦遼寧號，反映目前普遍對參觀解放軍軍營和遼寧號抱有一定興趣；有9.9%有興趣參軍(如政策得到落實)及17.6%有興趣在外交部工作(如政策得到落實)，新民黨認為難能可貴。
香港人身分與中國人身份的相容性
新民黨中央委員暨青年委員會前主席甘文鋒表示，研究數據反映36.6%認為兩種身分相容的可能性只有一半，為最多人選擇的選項；認為完全不可能相容的有8.7%；認為非常可能的有9.6%，顯示題目呈現出「三極化」的傾向。[0-10分：10分表示非常可能，0分表示完全不可能，5分代表一半半]
中國未來有多大可能會成為世界強國？
儘管一半半(5分)是最多人選擇的選項(27.1%)，不過認為中國未來將成為世界強國的高達57.9% (6-10分)，對國家前景感到樂觀。
到中國大陸實習、工作及定居的意願
對於三個選項，最多和次多人選擇的選項均為完全不願意(0分)及一半半(5分)：
到中國大陸實習—完全不願意：6%；一半半：24.5%；願意(6-10分)：32.1%；平均值：4.3
到中國大陸工作—完全不願意：3%；一半半：23.1%；願意(6-10分)：26.4%；平均值：3.9
到中國大陸定居—完全不願意：1%；一半半：19.3%；願意(6-10分)：22.5%；平均值：3.5
[0-10分：10分表示非常願意，0分表示完全不願意，5分代表一半半]
國民教育及中史科
甘文鋒表示，研究數據反映認為應該推行國民教育(15.4%)以及讓初中中史科成為獨立必修科(19.9%)的學生人數偏低。對於國民教育，認為不應該推行以及無意見的人數相若(均為42.3%)，但認為不應該讓初中中史科成為獨立必修科卻高達44.9% (無意見35.2%)，可見學生對兩個科目的推行均感抗拒。
研究結果令人驚喜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稱，對於是次研究結果表示驚喜，「因為見到曾到訪內地的青少年有很多，如逾9成被訪者曾到訪內地，近5成人曾乘搭內地高鐵，逾4成人平均一個月多次或每天使用內地網站等，反映與內地對接相當密切。」
「至於對國民身分認同的結果亦是正常，是預期之內，近年來香港社會出現分化，有研究結果反映不是很多青少年願意到內地工作，有關結果非常合理，因為中四、中五學生傾向與朋輩、家庭聯繫，不會傾向樂意到陌生的地方工作及生活。」她指出，目前比較多年輕專業人士願意到內地大灣區工作，乃由於稅收、工資等考慮，但對於十多歲的青少年而言，不想隨便離家，去另一個地方工作及定居，是正常的事。
「反而另一件令人驚喜的數字，是近1成受訪者表示有興趣參軍，及近2成受訪者表示有興趣有外交部工作，這是正常，因為參軍是辛苦的事，參與外交部工作，可能年輕人從媒體見到國家外交部人士發言很威風，對青少年而言很嚮往。」
「至於數據反映青少年不太歡迎國民教育及中史獨立成科，都是正常的結果，相信學生不會希望增加任何一個學科，因為學習已經非常繁重。因此我們認為，如果教育局希望提高學生的國民身分認同，令青少年多了解中國歷史，重點不是中史獨立成科與否，而是應以其他方法，讓學生對中國歷史有興趣。這是我在此研究報告的觀察。」葉劉淑儀女士總結。
國民教育 宜軟銷勿硬推
新民黨青年委員會主席王政芝女士對於葉太及呂大樂教授的意見表示認同，她認為研究顯示青少年對於國民身分認同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她建議政府做國民教育「應該軟銷而不能硬推」。王政芝指出，無論是國民教育或中史科，教育只是讓青少年更了解中國的歷史及發展的其中一個渠道，「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目前政府已有推行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讓青少年去內地不同省份進行交流，她希望政府增撥更多資源予民間團體，申請有關資助，讓更多年輕人去內地進行實習，另外亦建議提升有關交流計劃的質素，例如現時交流計劃的時間較短，只能予兩地學生作「走馬看花」式簡短交流，未必能有效讓年輕人充分認識當地的風土文化及生活。
她舉例，民間團體如海上絲綢之路協會舉辦的實習計劃，讓年輕人長時間在內地等地方實習，效果理想。她認為若能為年輕人提供更多長時間實習，讓他們對內地的整體發展，包括在當地實習、工作或定居，有更多了解，他們的想法/傾向或會改觀。因此，她希望政府多推動不同活動或交流，讓青少年多深入認識中國大陸。
王政芝女士補充，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相當迅速。當年輕家庭建立事業，或有下一代，會對離開香港到其他地方發展更慎重考慮，因此建議政府在大灣區的發展藍圖方面，增加配套措施，如醫療及教育等，以吸引更多年輕家庭。
青年政策推動
另外，新民黨青年委員會上屆主席王家揚先生，分享自己與年輕人的交流經驗。王家揚先生指出，他觀察到很多成績較好的學生均是內地生，部分香港學生會認為資源被內地人佔用、工作或就業機會給內地人掠奪，這些想法造成年輕人對於國民身分認同的矛盾。
王家揚先生認為，目前無論在香港或內地均有很多發展機會，問題是年輕人是否樂意「走出去」。民間團體如海上絲綢之路協會提供很多內地實習交流機會，當中很多個案反映，若年輕人長時間在外地實習及生活，便能較深入地認識當地文化，往後他們會較主動或傾向留在當地企業繼續發展及工作。
王家揚建議本地企業，在內地如大灣區設立工作單位，開設更多工作機會，提供更多晉升機會予香港年輕人，期望未來在更多優惠措施如稅務及其他政策上有利年輕人發展。他又指，近年香港創業環境雖然比內地慢，但此風氣已逐漸形成，如專業人士課程、合資公司等，他相信未來相關初創企業在香港的發展機會將會更為蓬勃，為年輕人提供更多出路。
下載
近年，美國的非法移民問題愈發嚴重，當中又以美墨邊境問題最為棘手。根據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的統計，自2021年以來，當局在美墨邊境共截獲超過750萬宗偷渡個案。
大量非法入境者湧入，但美國當局未有制訂相應措施，使得事件醞釀成人道危機。恰逢美國11月舉行大選，移民問題再次成為熱門的選舉議題。諮詢公司蓋洛普（Gallup）於2月所做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約28%美國民眾認為邊境及移民問題是當前最重要的社會問題。
早前，特朗普及拜登不約而同地前往邊境城市視察訪問，並就移民問題隔空駁火。特朗普一如既往地強調這些外來者是罪犯及恐怖分子，不應被允許進入美國。拜登則指摘由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未能通過邊境城市所尋求的資金和邊境政策改革，導致邊境城市未能擴大拘留設施，並提供更多資金來僱用更多邊防人員。
雖然雙方都企圖透過解決美墨邊境的難民危機來展示自己的政治手腕，吸引選民支持，但我認為，美國非法移民問題的複雜程度，非兩人的能力可以解決。
不少美國學者都認為，1965年通過的《移民和國籍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是造成美墨邊境問題的其中一個原因。此前，美國一直採用「國家起源配額公式」（National Origins Formula）為每個國家分配特定數量的移民配額，以控制國內人口的構成。但《法案》摒棄了有關做法，給予非西歐國家更多移民配額，讓美國公民家庭團聚並吸引各行業的專業人才到美國生活，卻為日後美國移民問題埋下禍根。
下期將展開詳述。
In recent years, illegal immigration issues in the U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severe, especially concerning the US-Mexico border.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from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since 2021, authorities at the US-Mexico border have intercepted over 7.5 million smuggling cases.
With large numbers of undocumented migrants flooding in, but inadequate measures from US authorities, the situation has escalated into a humanitarian crisis. Coinciding with the US midterm elections in November, immigration issues again became a hot election topic. A February public opinion poll by Gallup found about 28% of Americans view border and immigration issues as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problem currently.
Recently, both Trump and Biden independently visited border towns for inspections, sparring remotely over immigration issues. Trump reiterated as always that these outsiders are criminals and terrorists who should not be allowed into the US. Biden accused the Republican-controlle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or failing to pass funding and border policy reforms sought by border towns, preventing expansion of detention facilities and provision of more funds to hire more border protection personnel.
While both sides aim to demonstrate their political acumen and attract voter support by addressing the refugee crisis at the US-Mexico border, I believe the complexity of illegal immigration issues in the US is beyond the ability of the two to solve.
Many US scholars believe the 1965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was one of the causes of issues at the US-Mexico border. Previously, the US had adopted the "National Origins Formula" to allocate a specific number of immigrant quotas to each country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composition of the domestic population. But the Act abandoned this practice and granted more immigrant quotas to non-Western countries, allowing family reunification for US citizens and attracting professionals from various industries to live in the US, but also sowing the seeds of future US immigration problems.
Details will follow in the next issue.
隨著《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上周二（3月19日）獲全票三讀通過，繼而在上周六（3月23日）「吉日」刊憲，香港特別行政區終於成功履行其憲制責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深圳會見行政長官李家超、律政司司長林定國、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等一行人，聽取工作匯報，我作為行政會議召集人及立法會議員也在席，與有榮焉。
這次並非夏主任首度表達對香港事務的關注，例如2月全國兩會召開前，夏主任便親自來港，考察調研了7天（2月22日至28日），深入接觸社會各界，分別與特區政府高層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區議員、法律界、金融界、商界、愛國愛港組織等會面，又深入社區，飲茶、視察「社區客廳」等等，做到察民情、聽民意。
行程當中最令我有深刻感受的，是夏主任親自走訪九龍獅子山郊野公園，近觀獅子山（2月24日），以及與40位香港青年人會面交流，還高唱《獅子山下》（2月27日），勉勵青年人要「抓緊不同機遇」。夏主任這舉措讓我十分感動，也讓我回想起歷代中央領導人訪港的畫面，不論此時彼刻，中央政府對香港的關愛始終如一。
除了夏寶龍和朱鎔基，中央領導人曾多次來港。例如2007年，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便親自來港出席香港回歸祖國10周年大會，當年中央政府的新聞稿以「回歸十年中央領導關心香港，時刻把香港放在心上」為題。新聞稿提到「『挺』這個字在香港有『支持』的意思」，強調中央政府「一次次地公開挺港、挺特區政府，一次次及時伸出援手，使得香港踏平崎嶇」。例如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國際金融大鱷狙擊港元，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宣布人民幣不貶值，堅定維護香港聯繫匯率制度；2003年「沙士」，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和時任總理溫家寶迅速批示，要求在一周內向香港無償提供各類抗疫物資；同年與香港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溫家寶親自來港探望淘大花園住戶，最後更推出「自由行」，以內地遊客來港消費振興香港經濟。
後來2008年金融海嘯，數到2019年黑暴後中央政府訂立《香港國安法》，新冠疫情期間派專家派醫護來港，還有數不清的援港抗疫物資；再到剛剛宣布擴大「自由行」城市包括青島和西安等等，中央政府做到了「挺」港和「時刻把香港放在心上」。
香港經濟的整體格局多年未變，主要仍是依賴金融、旅遊和地產；「沙士」時靠「自由行」，今日也是靠「自由行」；靠賣地增加庫房收入，樓市低迷便「撤辣」；反映香港經濟轉型進展緩慢。
經濟轉型的目標，我認為就是要達致國家主席習近平經常強調的「高質量發展」，即是除了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三大中心外，香港要加快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設以科技為本的科創經濟。環顧世界，邊際利潤最高、最能帶動經濟增長、讓人民有較高收入的，都是科創企業。例如美籍華人黃仁勳(Jensen Huang)於1993年創辦的圖形芯片(GPU)企業英偉達(NVIDIA)，最近便超越了沙特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成為僅次於微軟和蘋果的全球第三大市值上市公司。因此，香港以「高質量發展」為目標是正確的。
此外，我認為中央領導人一再親自勉勵港人的背後，是反映他們擔心港人對自己、對香港信心不足。
舉例說，樂壇天后Taylor Swift在新加坡辦演唱會，便有很多分析解讀Taylor Swift為何「捨港取星」，彷彿香港是輸了給新加坡，殊不知「捨港取星」是偽命題，因為香港根本沒有加入競爭。
我認為香港不用妄自菲薄，更不用處處和新加坡或其他鄰近城市比較，反而要把握其獨特優勢，例如香港是個包融性強的多元化大都會，去年成功主辦亞洲區首次「同樂運動會」可見一斑。香港法庭竭力保障平等機會，包括性小眾人士(LGBT)權益、酷刑聲請者在香港會獲得人道對待等等。
香港有能力舉辦各類型盛事，帶動經濟收益，例如一連三天在粉嶺高球場舉辦的「LIV高爾夫職業巡迴賽香港站」，單是2億獎金便為特區政府帶來3000萬稅收，賽事吸引了來自30個國家地區的觀眾來港觀賽，帶旺酒店業、旅遊業，經濟效益相當大。此外，全球有逾110個國家地區轉播賽事，對宣傳香港的國際形象非常有利，這類國際盛事必須多搞多做。
法治是香港的基石，香港實行普通法制度，司法獨立，有九位德高望重的海外非常任法官；法官根據法例和證據作出裁決，控辯雙方若不服裁決可提上訴；最近法庭更推出網上直播，充分體現獨立性和透明度。
我希望港人明白，香港是從甚麼也不是的小漁村、英國人口中的 barren rock（不毛之地），經歷萬千風雨而走到今天，是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大都市，我們面對逆境堅毅不屈，就是獅子山精神。
夏主任在兩會召開前與港區人大政協會面，提出「零起點」思維，指香港要重新面對複雜形勢，重新出發。我認為是指在「一國兩制」下，中央政府實施全面管治權，香港則要有高度的主動性，主動思考自身核心優勢，思考如何強化優勢，如何和其他大灣區城市配合以達共贏。如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已刊憲，一切塵埃落定，香港重新立於「零起點」，今後必須卯足勁，拼經濟，繼續發光發熱。
Article 23 of the Basic Law, a law made by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hich sets out the co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Hong Kong, requires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o enact laws on its own to prohibit seven offences which threaten national security.
Despite the best intentions of the officials in charge, the first campaign to implement Article 23 ended in mass protests in mid-2003,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bill was aborted after the Liberal Party, which held eight vote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n, withdrew its support. The bill lapsed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term of Tung Chee-hwa’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became a political taboo that successive chief executives were reluctant to touch.
To avoid controversy and ge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then powerful “pro-democracy” bloc in Legco, Donald Tsang Yam-kuen, who succeeded Tung in 2005, prioritised democratic reform instead of national security.
He succeeded in securing legislative approval for a constitutional reform package in 2010. The reform created five “super seats” in the legislature, in effect five at-large constituencies spanning the city.
Tsang was replaced by Leung Chun-ying, an avowed patriot, in 2012. Shortly after Leung took over, his agenda was thrown off course by popular protests against the government’s plan to implement national education in schools.
The new subject and the funding for its implementation had been approved by Legco, but with Legco elections coming up that September, the pro-democracy camp smeared national education as “brainwashing” to appeal to voters. After thousands of protesters laid siege to the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for 10 days, Leung withdrew the subject.
The pushback against national education alarmed Beijing. A greater shock to the system came in the autumn of 2014, when protesters laid siege to Central, Admiralty, Causeway Bay and Mong Kok to put pressure on Beijing to relax the criteria for s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by universal suffrage. After 79 days of illegal occupation which paralysed large swathes of Hong Kong, the demonstrators ran out of public support and were peacefully dispersed.
But by 2015, to Beijing’s even greater alarm, a Hong Kong independence movement appeared to be sprouting. In his policy address on January 14, 2015, Leung chided Undergrad, a time-honoured publication of the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r spreading the idea of self-determination in a book titled Hong Kong Nationalism.
A group of students who took part in the 2014 Occupy protests set up a Hong Kong National Party in 2016. It was eventually prohibited by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on national security grounds under the Societies Ordinance in September 2018.
Challenges to Beijing’s authority continued in 2016, when a group of newly elected legislators deliberately defied Beijing by taking their oath of allegiance in an insulting way. Thereafter, following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s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104 of the Basic Law governing the oath-taking requirement, those six legislators were disqualified.
In 2017, Leung was replaced by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a career civil servant, who appeared to have more popular support and was on better terms with the pro-democracy bloc in the legislature, which had solidified into a highly potent opposition for filibustering and blocking the government’s agenda.
Lam assumed office in mid-2017 without putting forward any timetable for implementing Article 23 legislation. By the end of 2018, voices from Beijing urging Hong Kong to fulfil its constitutional duty – such as former senior officials in charge of Hong Kong and Macau affairs Chen Zuo’er and Wang Guangya and then director of the Hong Kong and Macau Affairs Office Zhang Xiaoming – were getting louder and louder.
Yet Lam chose instead to prioritise legislation on fugitive offenders, to enable Hong Kong to send fugitives hiding in the city to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Macau.
This piece of legislation proved even more controversial than the national security bill of 2003. It triggered mass protests, which became more violent over months, with stronger anti-China overtones and whiffs of Hong Kong independence.
The riots stopped after Beijing enacted a law to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in Hong Kong.
Although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achieved immediate success in quelling the rebellion, Hong Kong had yet to fulfil its constitutional, legal and moral duty to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an obligation which had been outstanding for almost 27 years.
Offences like treason, sedition, espionage and theft of state secrets have been on our statute books for decades. But many provisions are ineffective and outdated.
For both constitutional and practical reasons, Hong Kong needs to update existing laws, and introduce new offenc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olistic view of national security introduc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April 15, 2014 and international trends.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trend is to guard against external interference which does not necessarily adopt forceful means, but can include political infiltration, electoral interference, open lobbying or other more subtle means. Australia,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have all enacted new laws to pre-empt improper external interference.
Hong Kong has now introduced a similar offence of external interference endangering national security. Given that it is a new offence, concerns have understandably been raised by academia, professional bodies, business chambers and think tanks which thrive on external liaison.
In pass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bill, Chief Executive John Lee Ka-chiu and his administration have pulled off a historic feat which none of their predecessors could; 6.53pm on March 19 will go down in Hong Kong’s history as a milestone. But, after the victory lap, much explanation and clarification are needed to assuage concerns. Let the campaign to tell the real story about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law begin.
中譯本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成功立法之後，香港將何去何從？
《基本法》二十三條是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一條法例，決定香港的憲制安排。《基本法》二十三條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禁止七項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盡管主管官員有良好意願，但2003年中實施第一輪第二十三條立法的過程，最終還是引發了大規模抗議活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在當時擁有立法會八個席位的自由黨撤回支持後被逼中止，該法案在董建華政府第一屆任期結束時失效。
國家安全立法從此成為各任特首經常觸碰的政治禁區，幾任特首都不願再提起這個敏感議題。
2005年繼任的曾蔭權選擇有異於董建華的做法，為避免爭議並得到當時立法會泛民勢力的支持，他選擇優先推動民主制度改革，而非國家安全立法。他成功在2010年使立法會通過一個憲制改革方案，該改革在立法會設立五個“超級選區”，實質上為全香港範圍的五個選區。
2012年，曾蔭權被旗幟鮮明的愛國者梁振英接替。不過，梁剛繼承特首職務，其改革議程就被學生對政府推行國民教育計劃的大規模抗議帶離正軌。盡管立法會已通過了國民教育課程和撥款，但隨著9月將到來的立法會選舉，泛民陣營宣傳國民教育是「洗腦」以爭取選民支持。數千名抗議者連續包圍政府總部長達10天後，梁振英終撤回該課程。對國民教育的反對震驚了北京。2014年秋天，抗議者包圍中環、金鐘、銅鑼灣和旺角，向北京施加壓力要求推動普選，改變行政長官選舉辦法，這一次衝擊更大。79天非法占領及堵路香港大片地區，但抗議活動最後因失去公眾支持得以和平結束。
到了2015年，北京的憂慮更甚，香港獨立運動顯然開始萌芽。同年1月14日的施政報告中，梁振英批評香港大學學生報《學苑》通過一本名為《香港民族論》的書本傳播自決想法。參與2014年占領運動的學生於2016年成立了香港民族黨。2018年9月，這組織最終因「危害國家安全」被保安局局長根據社團條例取締。2016年，一些新當選的立法會議員故意以冒犯性方式宣誓，繼續挑戰北京權威。此後，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第104條有關宣誓規定的解釋，這六名議員被取消資格。2017年，梁振英被公務員林鄭月娥取代。林鄭似乎獲得更多民意支持，與立法會泛民勢力也處於較和睦狀態。此時立法會反對派已經壯大為阻撓政府施政的龐大力量。林鄭於2017年中任職而未提出實施《基本法》二十三條的時間表。2018年底，來自北京的聲音不斷擴大，包括曾負責港澳事務的陳佐洱和王光亞，以及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張曉明都在督促香港履行憲制責任。
然而，林鄭選擇優先推動通過移交逃犯條例，以便香港能將藏匿的逃犯送往內地、台灣和澳門。
這次立法引發比2003年《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更大爭議。它觸發了持續近半年的大規模抗議活動，部分活動帶有更強烈的反中色彩和推動港獨味道，暴力事件在《香港國安法》出台後才停止。盡管北京立《國安法》成功遏制動亂，但香港在憲制和道義責任上，尤其是確保國家安全這一即將滿27年仍未履行的義務方面，仍需努力。香港法律包括叛國罪、煽顛罪、間諜罪和竊取國家秘密罪等法律條款已經存在多年，但其實不少條文經已過時及實效不足。
無論從憲法原則還是實際操作，香港都需要更新現有法律，並根據國家主席習近平2014年4月15日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和國際趨勢，引入新的罪行條款。當前國際趨勢下，要防範不必然采取武力但可能包括政治滲透、選舉干預、公開游說或其他更隱蔽方式的外部干預。澳州、新加坡和英國都制定了新的立法以預防外部干預。
因此香港需要引入新的國家安全罪行。例如有組織引導他人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在外國機構控制或指揮下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等。這將有利於香港彌補長期以來在國家安全立法方面的不足，切實履行基本法賦予的責任。香港現時引入了類似的「外部干預危害國家安全罪」。由於這是新設立的罪行，學術界、專業團體、商會以及依賴外部聯絡的智庫都理所當然地提出了一些擔憂。
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時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和政府實現了前任無法完成的歷史使命。2019年3月19日下午6點53分將載入香港史冊。但成功立法後，還需要更多解釋和澄清以釋除外界疑慮，向公眾解釋《香港國安法》真正意義的工作，現在才正式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