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今天（10日）發表上任後第二份施政報告。新民黨對於特區政府採納了至少15項本黨提出的政策建議，涉及土地房屋、醫療、女性權益、公務員及社區設施等措施，表示歡迎。
新民黨主席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女士表示：「雖然行政長官宣讀施政報告時沒有細讀每一項政策，但報告內容非常豐富和全面，可見特首盡了很大努力，解決香港長期積壓的問題，特別是土地房屋、交通運輸等方面，亦有聆聽市民及多個政黨在議會內外的訴求，比如中醫行業，將中醫師納入公營醫療系統及公務員醫療福利等，這些都是新民黨長期爭取的訴求。」
歡迎採納新民黨土地房屋措施
葉劉淑儀女士說：「在土地房屋方面，我們感謝行政長官回應新民黨的訴求，包括我們於2016年提出津貼出售房屋，即居屋定價，應與市價脫勾，改與市民收入掛勾。今年行政長官已修訂出售房屋的定價機制，令售價與私人房屋市價脫勾，推出居屋『大減價』，我們對此表示歡迎。」
「我們也曾建議在土地短缺的情況下，政府的『熟地』應盡量用來興建公屋。而是次施政報告，行政長官提出將公私營房屋比例長遠提升至7：3的目標，盡量將政府開拓的新增土地，七成用於興建公營房屋，我們對此表示歡迎。」
「另外，我亦感謝行政長官接納我於去年1月提出的建議，活化工廠大廈，將整座工廠大廈活化，作為過渡房屋。我們認為此政策對香港有利，若將整座工廈改建，可以讓部分目前入住近9萬個分間單位的『劏房』戶，遷入更安全、合理的居所。我們將進一步建議行政長官立法規管分間房屋，觀乎外國例子，英國已有相關條例。因應香港土地房屋短缺的情況將會持續一段時期，若可立法規管分間房屋，確保租住分間房屋的住戶有合理面積、採光、安全、消防設施、獨立水錶、電錶等，讓他們不會被業主剝削。」葉劉淑儀女士說。
原則上支持填海造地
「至於政府提出宏大的『明日大嶼願景』，我們原則上支持，因香港長遠增加土地離不開填海，但我們希望發展局稍後可告知我們此發展計劃涉及的費用是多少。政府發展該填海計劃稱基建先行，我們對此表示支持，如果『明日大嶼』可以起動，有助打通大嶼山、屯門及新界西的通道，若有新的基建設施長遠對香港是好事，但具體計劃涉及的費用，希望政府可以提供。」
葉劉淑儀女士表示：「至於公私營合作發展土地，對香港亦是好事，但我們認為需要了解更多細節，稍後在發展事務委員會，我們要求政府就此提供多一點細節。」
對70歲以上公屋寬敞戶免租調遷措施有保留
葉劉淑儀又稱：「綜觀整份施政報告，我對其中一點稍有保留，就是用經濟誘因，鼓勵70歲以上租住公屋的長者，免租調遷至面積較小的單位。我認為，原則上不應該歧視長者，無論長者或非長者應享有同等人權，居住單位面積不應因應年齡有所規限，因此我對此措施有保留。」
支持立法禁止電子煙
「我非常歡迎政府宣布全面禁止電子煙及加熱煙，因看到外國的發展，雖然吸食部分加熱煙對身體的損害較少，但當青少年對這些電子煙或加熱煙上癮的話，損害會很大。我們歡迎今次政府就電子煙糾正過往的立場。」葉劉淑儀續稱。
歡迎延長產假
新民黨副主席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女士稱：「對於女士法定產假，政府宣布由10周增至14周，更於即日起政府所有公務員可享此福利，我們對此表示歡迎。新增產假有關的薪金資助金額為五分之四，我們相信市民會支持。」
「幼兒服務方面，我們見政府推出多項新的措施，包括制訂幼兒中心服務名額的規劃，及日間及住宿幼兒中心合資格幼兒工作人手的比例，希望提高服務質素。目前香港在0至3歲的幼兒服務非常不足，今次見到政府加強力度，支援家庭及配合家庭幼兒照顧需要，希望未來可縮短幼兒服務的輪候時間。」
關注街市發展
容海恩女士亦關注街市發展：「我們喜見政府已為天水圍和東涌興建街市完成選址研究，及在將軍澳及古洞北物色興建街市的地點，期望政府可多諮詢地區市民意見，盡快尋求合適的地點，便利市民。至於在沙田、大圍，雖然目前有公共街市，並將更新冷氣，但我們未見政府落實在大圍政府大樓興建新街市，希望政府盡快落實相關建議。」
「本港曾發生電梯意外導致人命傷亡，我們樂見政府關注電梯安全，會就此增加資源，更換大廈舊式電梯，保障市民安全。」容海恩女士總結。
葉劉淑儀女士補充：「我們最後感謝行政長官接納我們建議，加強基層醫療健康，將葵涌的康健中心的模式，盡快擴大至其他地區等等。」
新民黨就《2018年施政報告及施政綱領》重點回應
自本屆特區政府開始，新民黨在多個重要的政策範疇提出具體建議，包括在土地、房屋、醫療、教育及長者福利等多個方面建言獻策。我們留意到，在本年度的施政報告中，特區政府採納了不少新民黨提出的意見，獲採納的建議主要包括：
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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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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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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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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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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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改裝整幢舊工廈作過渡性房屋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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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入整幢工廈改裝成過渡性房屋，為基層提供安全的棲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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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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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政府開拓的新增土地，以房屋單位計算，七成用於興建公營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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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公私營土地供應分配方式，調整公私營房屋供應比例至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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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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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9幅私樓地撥作公營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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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將啟德及青衣兩幅私人住宅用地，改作興建居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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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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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市建局在未來發展項目中，提供一定比例的資助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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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撥資源予市建局，加快市區重建，並預留部分重建後的樓宇單位作原區安置及資助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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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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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資助出售房屋的定價機制，令售價與私人房屋市價脫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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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屋訂價與市價脫勾，資助房屋售價跟隨市場價格攀升，脫離市民負擔能力。未來的居屋計劃，售價應該與中位家庭收入掛鉤，而非與市價掛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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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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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落實分拆運房局，成立新政策局統籌房屋土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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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拆運輸及房屋局，一方面成立運輸及工務局，以管理交通運輸及相關的基建工程，另一方面回復回歸前的做法，成立房屋局，專責處理房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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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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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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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將康健中心擴展至十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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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全港十八區增設家庭及基層醫療中心，負責社區醫療服務及預防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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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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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中醫藥納入本港醫療系統，在將來的中醫醫院提供一系列的政府資助門診和住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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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中醫服務納入公營醫療體制，讓市民在求診時可選擇中醫服務，分擔普通科門診及急症室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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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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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禁止電子煙，包括入口及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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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禁止出售電子煙及加熱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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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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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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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產假至14周，部分開支將由政府分擔，上限為36,8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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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快落實延長產假至1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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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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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幼兒中心和社區褓姆的幼兒照顧服務，並優化「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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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社區託兒服務，支援雙職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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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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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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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天水圍及東涌增建公營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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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快落實兩個街市的選址，東涌公營街市可考慮善用近達東路花園臨時巴士總站；天水圍街市選址應考慮與人流及民居距離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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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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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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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撥資源，增加公務員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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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公務員常額編制，令社會得到更好更穩定的公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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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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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公務員服務年期，讓2000年後入職的公務員選擇在65歲(文職職系)或60歲(紀律部隊職系)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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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將2000年6月至2015年5月期間入職的公積金制度公務員和紀律部隊人員的退休年齡，與現行的服務年期看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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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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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醫藥納入公務員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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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政府在公務員體系實施先導計劃，讓公務員和合資格人士使用專業的中醫福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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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行政長官在其上任後首份施政報告中，提出250項新措施，至今只落實了78項。我們期望行政長官責承各政策局，加快落實各項利民便民的措施。部分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的惠民政策，雖然意願良好，但未有充分考慮對持份者的影響，與社會實際情況有落差。新民黨認為，以下各項的政策措施，在細節上有優化空間：
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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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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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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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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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強積金對沖，延長政府第二層資助的年期至25年，補貼金額增加至3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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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方案中研究增加對中小微企的財政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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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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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醫療科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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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政府撥款推出先導計劃，設立以社區為本的智慧醫療中心，以人工智能協助醫護人員進行基本的病徵辨識及遙距診斷，打破醫療人手不足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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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基層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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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洲角診所增設夜診服務，減輕威爾斯親王醫院急症室的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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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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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用約25億元，資助私樓業主更新舊式升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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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升降機維修資助至租者置其屋計劃下的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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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康復服務「零輪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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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公私營合作模式，加快推動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SEN) 評估及治療服務，避免延誤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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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於2018年8月與行政長官會面，就2018-19年的施政報告的建議提交意見書，當中包括43項建議，希望回應最迫切的民生議題。意見書主要內容如下：
土地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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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央政府申請在內地水域填海，以大規模增加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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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實施「限購令」，只讓香港永久性居民購買住房，以壓抑需求及市場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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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劏房訂立新的條例，管制劏房租金，並確保結構安全
全方位監察領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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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撥資源予房委會，加強巡查領展及已拆售的商場，打擊及跟進各區涉嫌違反地契的情況，確保社區設施獲妥善管理
長者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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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2元乘車優惠，考慮將合資格年齡下降至63歲，其後逐步下調至6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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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設立「居家安老基金」，資助地區志願團體及社會企業拓展私營社區安老網絡
完善鐵路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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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快交代南港島線（西段）、屯門南延線、東九龍線及荃屯鐵路的興建時間表，並盡快興建東涌東站及小西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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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監管鐵路工程，避免沙中線工程醜聞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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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美國的非法移民問題愈發嚴重，當中又以美墨邊境問題最為棘手。根據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的統計，自2021年以來，當局在美墨邊境共截獲超過750萬宗偷渡個案。
大量非法入境者湧入，但美國當局未有制訂相應措施，使得事件醞釀成人道危機。恰逢美國11月舉行大選，移民問題再次成為熱門的選舉議題。諮詢公司蓋洛普（Gallup）於2月所做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約28%美國民眾認為邊境及移民問題是當前最重要的社會問題。
早前，特朗普及拜登不約而同地前往邊境城市視察訪問，並就移民問題隔空駁火。特朗普一如既往地強調這些外來者是罪犯及恐怖分子，不應被允許進入美國。拜登則指摘由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未能通過邊境城市所尋求的資金和邊境政策改革，導致邊境城市未能擴大拘留設施，並提供更多資金來僱用更多邊防人員。
雖然雙方都企圖透過解決美墨邊境的難民危機來展示自己的政治手腕，吸引選民支持，但我認為，美國非法移民問題的複雜程度，非兩人的能力可以解決。
不少美國學者都認為，1965年通過的《移民和國籍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是造成美墨邊境問題的其中一個原因。此前，美國一直採用「國家起源配額公式」（National Origins Formula）為每個國家分配特定數量的移民配額，以控制國內人口的構成。但《法案》摒棄了有關做法，給予非西歐國家更多移民配額，讓美國公民家庭團聚並吸引各行業的專業人才到美國生活，卻為日後美國移民問題埋下禍根。
下期將展開詳述。
In recent years, illegal immigration issues in the U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severe, especially concerning the US-Mexico border.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from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since 2021, authorities at the US-Mexico border have intercepted over 7.5 million smuggling cases.
With large numbers of undocumented migrants flooding in, but inadequate measures from US authorities, the situation has escalated into a humanitarian crisis. Coinciding with the US midterm elections in November, immigration issues again became a hot election topic. A February public opinion poll by Gallup found about 28% of Americans view border and immigration issues as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problem currently.
Recently, both Trump and Biden independently visited border towns for inspections, sparring remotely over immigration issues. Trump reiterated as always that these outsiders are criminals and terrorists who should not be allowed into the US. Biden accused the Republican-controlle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or failing to pass funding and border policy reforms sought by border towns, preventing expansion of detention facilities and provision of more funds to hire more border protection personnel.
While both sides aim to demonstrate their political acumen and attract voter support by addressing the refugee crisis at the US-Mexico border, I believe the complexity of illegal immigration issues in the US is beyond the ability of the two to solve.
Many US scholars believe the 1965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was one of the causes of issues at the US-Mexico border. Previously, the US had adopted the "National Origins Formula" to allocate a specific number of immigrant quotas to each country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composition of the domestic population. But the Act abandoned this practice and granted more immigrant quotas to non-Western countries, allowing family reunification for US citizens and attracting professionals from various industries to live in the US, but also sowing the seeds of future US immigration problems.
Details will follow in the next issue.
隨著《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上周二（3月19日）獲全票三讀通過，繼而在上周六（3月23日）「吉日」刊憲，香港特別行政區終於成功履行其憲制責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深圳會見行政長官李家超、律政司司長林定國、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等一行人，聽取工作匯報，我作為行政會議召集人及立法會議員也在席，與有榮焉。
這次並非夏主任首度表達對香港事務的關注，例如2月全國兩會召開前，夏主任便親自來港，考察調研了7天（2月22日至28日），深入接觸社會各界，分別與特區政府高層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區議員、法律界、金融界、商界、愛國愛港組織等會面，又深入社區，飲茶、視察「社區客廳」等等，做到察民情、聽民意。
行程當中最令我有深刻感受的，是夏主任親自走訪九龍獅子山郊野公園，近觀獅子山（2月24日），以及與40位香港青年人會面交流，還高唱《獅子山下》（2月27日），勉勵青年人要「抓緊不同機遇」。夏主任這舉措讓我十分感動，也讓我回想起歷代中央領導人訪港的畫面，不論此時彼刻，中央政府對香港的關愛始終如一。
除了夏寶龍和朱鎔基，中央領導人曾多次來港。例如2007年，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便親自來港出席香港回歸祖國10周年大會，當年中央政府的新聞稿以「回歸十年中央領導關心香港，時刻把香港放在心上」為題。新聞稿提到「『挺』這個字在香港有『支持』的意思」，強調中央政府「一次次地公開挺港、挺特區政府，一次次及時伸出援手，使得香港踏平崎嶇」。例如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國際金融大鱷狙擊港元，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宣布人民幣不貶值，堅定維護香港聯繫匯率制度；2003年「沙士」，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和時任總理溫家寶迅速批示，要求在一周內向香港無償提供各類抗疫物資；同年與香港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溫家寶親自來港探望淘大花園住戶，最後更推出「自由行」，以內地遊客來港消費振興香港經濟。
後來2008年金融海嘯，數到2019年黑暴後中央政府訂立《香港國安法》，新冠疫情期間派專家派醫護來港，還有數不清的援港抗疫物資；再到剛剛宣布擴大「自由行」城市包括青島和西安等等，中央政府做到了「挺」港和「時刻把香港放在心上」。
香港經濟的整體格局多年未變，主要仍是依賴金融、旅遊和地產；「沙士」時靠「自由行」，今日也是靠「自由行」；靠賣地增加庫房收入，樓市低迷便「撤辣」；反映香港經濟轉型進展緩慢。
經濟轉型的目標，我認為就是要達致國家主席習近平經常強調的「高質量發展」，即是除了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三大中心外，香港要加快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設以科技為本的科創經濟。環顧世界，邊際利潤最高、最能帶動經濟增長、讓人民有較高收入的，都是科創企業。例如美籍華人黃仁勳(Jensen Huang)於1993年創辦的圖形芯片(GPU)企業英偉達(NVIDIA)，最近便超越了沙特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成為僅次於微軟和蘋果的全球第三大市值上市公司。因此，香港以「高質量發展」為目標是正確的。
此外，我認為中央領導人一再親自勉勵港人的背後，是反映他們擔心港人對自己、對香港信心不足。
舉例說，樂壇天后Taylor Swift在新加坡辦演唱會，便有很多分析解讀Taylor Swift為何「捨港取星」，彷彿香港是輸了給新加坡，殊不知「捨港取星」是偽命題，因為香港根本沒有加入競爭。
我認為香港不用妄自菲薄，更不用處處和新加坡或其他鄰近城市比較，反而要把握其獨特優勢，例如香港是個包融性強的多元化大都會，去年成功主辦亞洲區首次「同樂運動會」可見一斑。香港法庭竭力保障平等機會，包括性小眾人士(LGBT)權益、酷刑聲請者在香港會獲得人道對待等等。
香港有能力舉辦各類型盛事，帶動經濟收益，例如一連三天在粉嶺高球場舉辦的「LIV高爾夫職業巡迴賽香港站」，單是2億獎金便為特區政府帶來3000萬稅收，賽事吸引了來自30個國家地區的觀眾來港觀賽，帶旺酒店業、旅遊業，經濟效益相當大。此外，全球有逾110個國家地區轉播賽事，對宣傳香港的國際形象非常有利，這類國際盛事必須多搞多做。
法治是香港的基石，香港實行普通法制度，司法獨立，有九位德高望重的海外非常任法官；法官根據法例和證據作出裁決，控辯雙方若不服裁決可提上訴；最近法庭更推出網上直播，充分體現獨立性和透明度。
我希望港人明白，香港是從甚麼也不是的小漁村、英國人口中的 barren rock（不毛之地），經歷萬千風雨而走到今天，是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大都市，我們面對逆境堅毅不屈，就是獅子山精神。
夏主任在兩會召開前與港區人大政協會面，提出「零起點」思維，指香港要重新面對複雜形勢，重新出發。我認為是指在「一國兩制」下，中央政府實施全面管治權，香港則要有高度的主動性，主動思考自身核心優勢，思考如何強化優勢，如何和其他大灣區城市配合以達共贏。如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已刊憲，一切塵埃落定，香港重新立於「零起點」，今後必須卯足勁，拼經濟，繼續發光發熱。
Article 23 of the Basic Law, a law made by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hich sets out the co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Hong Kong, requires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o enact laws on its own to prohibit seven offences which threaten national security.
Despite the best intentions of the officials in charge, the first campaign to implement Article 23 ended in mass protests in mid-2003,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bill was aborted after the Liberal Party, which held eight vote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n, withdrew its support. The bill lapsed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term of Tung Chee-hwa’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became a political taboo that successive chief executives were reluctant to touch.
To avoid controversy and ge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then powerful “pro-democracy” bloc in Legco, Donald Tsang Yam-kuen, who succeeded Tung in 2005, prioritised democratic reform instead of national security.
He succeeded in securing legislative approval for a constitutional reform package in 2010. The reform created five “super seats” in the legislature, in effect five at-large constituencies spanning the city.
Tsang was replaced by Leung Chun-ying, an avowed patriot, in 2012. Shortly after Leung took over, his agenda was thrown off course by popular protests against the government’s plan to implement national education in schools.
The new subject and the funding for its implementation had been approved by Legco, but with Legco elections coming up that September, the pro-democracy camp smeared national education as “brainwashing” to appeal to voters. After thousands of protesters laid siege to the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for 10 days, Leung withdrew the subject.
The pushback against national education alarmed Beijing. A greater shock to the system came in the autumn of 2014, when protesters laid siege to Central, Admiralty, Causeway Bay and Mong Kok to put pressure on Beijing to relax the criteria for s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by universal suffrage. After 79 days of illegal occupation which paralysed large swathes of Hong Kong, the demonstrators ran out of public support and were peacefully dispersed.
But by 2015, to Beijing’s even greater alarm, a Hong Kong independence movement appeared to be sprouting. In his policy address on January 14, 2015, Leung chided Undergrad, a time-honoured publication of the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r spreading the idea of self-determination in a book titled Hong Kong Nationalism.
A group of students who took part in the 2014 Occupy protests set up a Hong Kong National Party in 2016. It was eventually prohibited by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on national security grounds under the Societies Ordinance in September 2018.
Challenges to Beijing’s authority continued in 2016, when a group of newly elected legislators deliberately defied Beijing by taking their oath of allegiance in an insulting way. Thereafter, following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s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104 of the Basic Law governing the oath-taking requirement, those six legislators were disqualified.
In 2017, Leung was replaced by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a career civil servant, who appeared to have more popular support and was on better terms with the pro-democracy bloc in the legislature, which had solidified into a highly potent opposition for filibustering and blocking the government’s agenda.
Lam assumed office in mid-2017 without putting forward any timetable for implementing Article 23 legislation. By the end of 2018, voices from Beijing urging Hong Kong to fulfil its constitutional duty – such as former senior officials in charge of Hong Kong and Macau affairs Chen Zuo’er and Wang Guangya and then director of the Hong Kong and Macau Affairs Office Zhang Xiaoming – were getting louder and louder.
Yet Lam chose instead to prioritise legislation on fugitive offenders, to enable Hong Kong to send fugitives hiding in the city to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Macau.
This piece of legislation proved even more controversial than the national security bill of 2003. It triggered mass protests, which became more violent over months, with stronger anti-China overtones and whiffs of Hong Kong independence.
The riots stopped after Beijing enacted a law to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in Hong Kong.
Although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achieved immediate success in quelling the rebellion, Hong Kong had yet to fulfil its constitutional, legal and moral duty to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an obligation which had been outstanding for almost 27 years.
Offences like treason, sedition, espionage and theft of state secrets have been on our statute books for decades. But many provisions are ineffective and outdated.
For both constitutional and practical reasons, Hong Kong needs to update existing laws, and introduce new offenc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olistic view of national security introduc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April 15, 2014 and international trends.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trend is to guard against external interference which does not necessarily adopt forceful means, but can include political infiltration, electoral interference, open lobbying or other more subtle means. Australia,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have all enacted new laws to pre-empt improper external interference.
Hong Kong has now introduced a similar offence of external interference endangering national security. Given that it is a new offence, concerns have understandably been raised by academia, professional bodies, business chambers and think tanks which thrive on external liaison.
In pass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bill, Chief Executive John Lee Ka-chiu and his administration have pulled off a historic feat which none of their predecessors could; 6.53pm on March 19 will go down in Hong Kong’s history as a milestone. But, after the victory lap, much explanation and clarification are needed to assuage concerns. Let the campaign to tell the real story about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law begin.
中譯本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成功立法之後，香港將何去何從？
《基本法》二十三條是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一條法例，決定香港的憲制安排。《基本法》二十三條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禁止七項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盡管主管官員有良好意願，但2003年中實施第一輪第二十三條立法的過程，最終還是引發了大規模抗議活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在當時擁有立法會八個席位的自由黨撤回支持後被逼中止，該法案在董建華政府第一屆任期結束時失效。
國家安全立法從此成為各任特首經常觸碰的政治禁區，幾任特首都不願再提起這個敏感議題。
2005年繼任的曾蔭權選擇有異於董建華的做法，為避免爭議並得到當時立法會泛民勢力的支持，他選擇優先推動民主制度改革，而非國家安全立法。他成功在2010年使立法會通過一個憲制改革方案，該改革在立法會設立五個“超級選區”，實質上為全香港範圍的五個選區。
2012年，曾蔭權被旗幟鮮明的愛國者梁振英接替。不過，梁剛繼承特首職務，其改革議程就被學生對政府推行國民教育計劃的大規模抗議帶離正軌。盡管立法會已通過了國民教育課程和撥款，但隨著9月將到來的立法會選舉，泛民陣營宣傳國民教育是「洗腦」以爭取選民支持。數千名抗議者連續包圍政府總部長達10天後，梁振英終撤回該課程。對國民教育的反對震驚了北京。2014年秋天，抗議者包圍中環、金鐘、銅鑼灣和旺角，向北京施加壓力要求推動普選，改變行政長官選舉辦法，這一次衝擊更大。79天非法占領及堵路香港大片地區，但抗議活動最後因失去公眾支持得以和平結束。
到了2015年，北京的憂慮更甚，香港獨立運動顯然開始萌芽。同年1月14日的施政報告中，梁振英批評香港大學學生報《學苑》通過一本名為《香港民族論》的書本傳播自決想法。參與2014年占領運動的學生於2016年成立了香港民族黨。2018年9月，這組織最終因「危害國家安全」被保安局局長根據社團條例取締。2016年，一些新當選的立法會議員故意以冒犯性方式宣誓，繼續挑戰北京權威。此後，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第104條有關宣誓規定的解釋，這六名議員被取消資格。2017年，梁振英被公務員林鄭月娥取代。林鄭似乎獲得更多民意支持，與立法會泛民勢力也處於較和睦狀態。此時立法會反對派已經壯大為阻撓政府施政的龐大力量。林鄭於2017年中任職而未提出實施《基本法》二十三條的時間表。2018年底，來自北京的聲音不斷擴大，包括曾負責港澳事務的陳佐洱和王光亞，以及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張曉明都在督促香港履行憲制責任。
然而，林鄭選擇優先推動通過移交逃犯條例，以便香港能將藏匿的逃犯送往內地、台灣和澳門。
這次立法引發比2003年《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更大爭議。它觸發了持續近半年的大規模抗議活動，部分活動帶有更強烈的反中色彩和推動港獨味道，暴力事件在《香港國安法》出台後才停止。盡管北京立《國安法》成功遏制動亂，但香港在憲制和道義責任上，尤其是確保國家安全這一即將滿27年仍未履行的義務方面，仍需努力。香港法律包括叛國罪、煽顛罪、間諜罪和竊取國家秘密罪等法律條款已經存在多年，但其實不少條文經已過時及實效不足。
無論從憲法原則還是實際操作，香港都需要更新現有法律，並根據國家主席習近平2014年4月15日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和國際趨勢，引入新的罪行條款。當前國際趨勢下，要防範不必然采取武力但可能包括政治滲透、選舉干預、公開游說或其他更隱蔽方式的外部干預。澳州、新加坡和英國都制定了新的立法以預防外部干預。
因此香港需要引入新的國家安全罪行。例如有組織引導他人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在外國機構控制或指揮下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等。這將有利於香港彌補長期以來在國家安全立法方面的不足，切實履行基本法賦予的責任。香港現時引入了類似的「外部干預危害國家安全罪」。由於這是新設立的罪行，學術界、專業團體、商會以及依賴外部聯絡的智庫都理所當然地提出了一些擔憂。
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時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和政府實現了前任無法完成的歷史使命。2019年3月19日下午6點53分將載入香港史冊。但成功立法後，還需要更多解釋和澄清以釋除外界疑慮，向公眾解釋《香港國安法》真正意義的工作，現在才正式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