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應夏季流感持續，多家公立醫院內科病房已達飽和，醫療人手不足，嚴重打擊公立醫療系統及影響病人權益，新民黨今天（5日）舉行記者會，交代近日經實地視察的情況、公立醫療系統面對的問題及建議可行的改善方案。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昨晚先後與西貢區議員譚領律先生、元朗區議會副主席王威信先生及社區發展主任郭靜然女士，到近日公立醫院使用率達高水平的三家公立醫院：新界東威爾斯親王醫院、新界西博愛醫院及屯門醫院進行實地視察，了解醫護人員工作的情況、病人輪候及使用情況。
葉劉淑儀女士說：「我們留意到今年夏季流感高峰期是非常嚴重，往年夏季流感高峰，個案有千多宗，今年則有萬多宗，升幅已達九倍。而今年5月5日至8月2日期間約三個月內，成人嚴重流感個案有431宗，死亡個案有304宗，佔比例非常大。多家公立醫院非常擠迫，我們見到食衛局陳肇始局長近日頻頻巡視公立醫院，與前線醫護人士座談，顯示政府知道事態嚴重。」
新民黨關注新界東醫療項目
新民黨副主席暨沙田區議員潘國山先生表示，「沙田區很多居民反映，目前當區面對醫療服務的問題，第一是醫院急症室輪候時間過長；第二，專科門診特別的檢查排隊時間過長；第三，就診後取藥時間過長。」
「我們希望沙田區能夠有二十四小時門診服務，提供夜診服務，某程度可以分流急症室的人流。第二，專科檢查方面，政府應有長遠規劃，包括引進新的醫療儀器去使用。第三，藥房服務應盡快智能化。早前我們去深圳參觀過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那裡的藥房智能化做得非常好，這些都是香港的醫療機構值得學習引進的方法。」潘國山議員總結。
西貢區議員譚領律先生表示，「普通科門診方面，醫管局早前落實公立醫院急症室加費，是為了減輕急症室的使用壓力。我們同時亦要求增加普通科門診服務，令有需要的病人及早得到適切的治療。昨天葉太與我去視察的醫院，見到內科病房的病床非常擠迫，所有走廊可以放的位置都放了病床，醫護人手壓力非常大。如何舒緩病床壓力，醫管局長遠應有好的規劃之外，如何令病人可以及早得到治療，亦有助舒緩病床不足的壓力。」
譚議員補充：「新界及離島現時有三十六間普通科門診的診所，但只有十二間提供夜診服務，而服務時間只限去到平日晚上九時半。政府應考慮增加普通科門診服務，令病人及早治療。另外，很多長者反映，很難去預約普通科門診，我們與醫管局多次反映，應改善有關預約系統，方便長者使用普通科門診服務。」
新民黨關注新界西醫療項目
元朗區議會副主席王威信先生表示：「醫療服務不足，新界西可算是重災區。新界西一直面對醫療人手不足的問題，曾經博愛醫院雖有足夠床位，但醫護人手不足去開設床位。而面對人口不斷增加，政府的人口政策，現時銳意發展新界西，加上人口老化，這個問題要正視，政府應適當地考慮引入外地的醫護人手，就此進行深入的探究。」
「昨晚我們去視察博愛醫院，雖然情況未如另外兩家醫院嚴峻，估計因為天水圍醫院目前已投入服務有關。但長遠而言，醫療服務、醫院、外科診所應增加，特別在區議會層面，我們討論過新界西比較欠缺私家醫院去分流病人，新界西暫時只在荃灣區設私家醫院，以往有些私營醫療團體，嘗試要求在元朗區開設醫院，找過區議員去討論方案，但最終沒有成事，估計可能是找尋土地，成立醫院或診所比較困難有關。我們建議政府應考慮在地區規劃及土地發展方面，撥出土地發展醫院用途，應付人口需要。」王威信議員總結。
關注人口老化對醫療需求大增
青年委員會副主席、於公立醫院工作的葉沛霖醫生表示：「由今年5月到目前，流感個案之中，六十五歲或以上長者屬嚴重個案比例為77%，而衛生防護中心的報告指出，今年流感數字特別高，其中一個原因可能就是人口老化有關。過去五年，六十五歲以上人口增加十八萬人，如將今次夏季流感數字，與香港未來人口趨勢的數據作比較的話，根據政府數據，現時人口為六十五歲或以上長者，佔整體人口16%；到2024年就到23%；2034年就到30%。即是說，六十五歲以上人口增加十八萬人，已令疫情及對醫療系統的壓力增加，而在未來幾年時間，當長者人口進一步大增，對醫護的需求將會更加大！」
葉沛霖醫生亦關注，「按醫管局目前對醫療資源投放的規劃，很大程度是受到政府的財政預算影響，多於長遠人口變化或醫療需求去作規劃。但培訓醫療人員需要很多時間，培訓醫生到他們完成實習及正式註冊，實際需要七年時間，政府由現在開始，應考慮這些因素去培養醫護人員，否則長遠醫療人手都會不足。」
社區發展主任、註冊營養師郭靜然女士表示：「之前我在公立醫院工作過一段時間，對於新界西醫院聯網問題，最近財委會通過擴建或重建屯門醫院手術室大樓的計劃，預計到2020年至2021年可提供九個額外的手術室，但隨著新界西的發展，包括洪水橋及新界南的發展，相信屆時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將大大提升，希望醫管局可按照地區人口比例，分配足夠的資源，確保屬於醫療壓力重災區的地區有足夠的資源，去聘請足夠的前線醫護人手，減輕他們因人口增加而面對的工作壓力。」
葉劉淑儀女士表示，「我們收到很多前線醫護人員投訴，工作壓力太大，瀕臨崩潰，因此我們昨天在三家公立醫院視察，主要針對個別的分科。例如屯門醫院內科人手不足，多年來我們都收到很多前線醫生及護士就此作出投訴，經視察後，我們發覺病床非常多，病床及醫療儀器放在走廊，令人擔心火警逃生問題；而前線醫護人士亦向我們投訴，病床增加，但人手並無增加。」
檢討醫管局管理問題
葉劉淑儀女士亦稱：「針對夏季流感高峰，政府已推出多項短期措施應對，例如向私家醫院買病床，以及借調醫生等措施，但這些措施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醫管局實際上需要深層次去檢討管理的問題。」
「很多前線醫護人員投訴，無論是前線護士、藥劑師、物理治療師，或臨床心理學家，職位都不足，例如目前護士編制不足以吸納所有畢業生。醫管局資源很多是投放在管理層，可算是『肥上瘦下』！對於前線人員，醫管局只開臨時職位，不加開長期職位，長期無檢討人手比例。最近政府發表醫療人手報告，估算醫療人手短缺二千六百人，而立法會衛生事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時，出席公聽會的醫護人員都指出，二千六百人的數字是低估，因為是用現在人手比例因素來估算，但無考慮人口老化問題，加上長期病患者多，而醫管局是市民求助最後的機制，即複雜及長期疾病，都是由醫管局系統去處理。因此，估計實際醫療人手不足將更加嚴重！」
「另外，對於衛生署醫生，乃是浪費專業人才。過去政府成立醫管局，政府未有開辦衛生署診所，是錯誤的做法，很多衛生署醫生目前做很多文書及管理的工作。衛生署理應肩負地區辦診所的功能，應在地區診所先行治療。因此醫療管理需要深層次的改革。」
「我們聽到地區要求開設醫院，但另一方面，效率更高方法，是政府應做好基層醫療，開設更多地區診所。例如很多安老院，在流感高峰將長者送入醫院，造成醫療壓力，事實上政府應多派藥劑師及護士到安老院，照顧長者，可有效減低公立醫院擠塞。此外，地區多開診所及夜診服務，可減輕急症室壓力。」
「醫管局風險報告，交代很多醫療事故，問題根源是人手不足，應增加開設前線職位。我與容海恩議員，將繼續在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跟進如醫管局資源分配、管理、醫療人手、透明度、問責等問題。」葉劉淑儀女士總結說。
出席今天記者會人士包括：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副主席暨沙田區議員潘國山先生、沙田區議會主席何厚祥先生、元朗區議會副主席王威信先生、屯門區議員蘇炤成先生、西貢區議員譚領律先生、青年委員會副主席葉沛霖醫生、社區發展主任郭靜然女士、郭浩景先生、鄧道琨先生及張家峰先生。
近年，美國的非法移民問題愈發嚴重，當中又以美墨邊境問題最為棘手。根據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的統計，自2021年以來，當局在美墨邊境共截獲超過750萬宗偷渡個案。
大量非法入境者湧入，但美國當局未有制訂相應措施，使得事件醞釀成人道危機。恰逢美國11月舉行大選，移民問題再次成為熱門的選舉議題。諮詢公司蓋洛普（Gallup）於2月所做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約28%美國民眾認為邊境及移民問題是當前最重要的社會問題。
早前，特朗普及拜登不約而同地前往邊境城市視察訪問，並就移民問題隔空駁火。特朗普一如既往地強調這些外來者是罪犯及恐怖分子，不應被允許進入美國。拜登則指摘由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未能通過邊境城市所尋求的資金和邊境政策改革，導致邊境城市未能擴大拘留設施，並提供更多資金來僱用更多邊防人員。
雖然雙方都企圖透過解決美墨邊境的難民危機來展示自己的政治手腕，吸引選民支持，但我認為，美國非法移民問題的複雜程度，非兩人的能力可以解決。
不少美國學者都認為，1965年通過的《移民和國籍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是造成美墨邊境問題的其中一個原因。此前，美國一直採用「國家起源配額公式」（National Origins Formula）為每個國家分配特定數量的移民配額，以控制國內人口的構成。但《法案》摒棄了有關做法，給予非西歐國家更多移民配額，讓美國公民家庭團聚並吸引各行業的專業人才到美國生活，卻為日後美國移民問題埋下禍根。
下期將展開詳述。
In recent years, illegal immigration issues in the U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severe, especially concerning the US-Mexico border.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from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since 2021, authorities at the US-Mexico border have intercepted over 7.5 million smuggling cases.
With large numbers of undocumented migrants flooding in, but inadequate measures from US authorities, the situation has escalated into a humanitarian crisis. Coinciding with the US midterm elections in November, immigration issues again became a hot election topic. A February public opinion poll by Gallup found about 28% of Americans view border and immigration issues as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problem currently.
Recently, both Trump and Biden independently visited border towns for inspections, sparring remotely over immigration issues. Trump reiterated as always that these outsiders are criminals and terrorists who should not be allowed into the US. Biden accused the Republican-controlle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or failing to pass funding and border policy reforms sought by border towns, preventing expansion of detention facilities and provision of more funds to hire more border protection personnel.
While both sides aim to demonstrate their political acumen and attract voter support by addressing the refugee crisis at the US-Mexico border, I believe the complexity of illegal immigration issues in the US is beyond the ability of the two to solve.
Many US scholars believe the 1965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was one of the causes of issues at the US-Mexico border. Previously, the US had adopted the "National Origins Formula" to allocate a specific number of immigrant quotas to each country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composition of the domestic population. But the Act abandoned this practice and granted more immigrant quotas to non-Western countries, allowing family reunification for US citizens and attracting professionals from various industries to live in the US, but also sowing the seeds of future US immigration problems.
Details will follow in the next issue.
隨著《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上周二（3月19日）獲全票三讀通過，繼而在上周六（3月23日）「吉日」刊憲，香港特別行政區終於成功履行其憲制責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深圳會見行政長官李家超、律政司司長林定國、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等一行人，聽取工作匯報，我作為行政會議召集人及立法會議員也在席，與有榮焉。
這次並非夏主任首度表達對香港事務的關注，例如2月全國兩會召開前，夏主任便親自來港，考察調研了7天（2月22日至28日），深入接觸社會各界，分別與特區政府高層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區議員、法律界、金融界、商界、愛國愛港組織等會面，又深入社區，飲茶、視察「社區客廳」等等，做到察民情、聽民意。
行程當中最令我有深刻感受的，是夏主任親自走訪九龍獅子山郊野公園，近觀獅子山（2月24日），以及與40位香港青年人會面交流，還高唱《獅子山下》（2月27日），勉勵青年人要「抓緊不同機遇」。夏主任這舉措讓我十分感動，也讓我回想起歷代中央領導人訪港的畫面，不論此時彼刻，中央政府對香港的關愛始終如一。
除了夏寶龍和朱鎔基，中央領導人曾多次來港。例如2007年，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便親自來港出席香港回歸祖國10周年大會，當年中央政府的新聞稿以「回歸十年中央領導關心香港，時刻把香港放在心上」為題。新聞稿提到「『挺』這個字在香港有『支持』的意思」，強調中央政府「一次次地公開挺港、挺特區政府，一次次及時伸出援手，使得香港踏平崎嶇」。例如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國際金融大鱷狙擊港元，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宣布人民幣不貶值，堅定維護香港聯繫匯率制度；2003年「沙士」，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和時任總理溫家寶迅速批示，要求在一周內向香港無償提供各類抗疫物資；同年與香港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溫家寶親自來港探望淘大花園住戶，最後更推出「自由行」，以內地遊客來港消費振興香港經濟。
後來2008年金融海嘯，數到2019年黑暴後中央政府訂立《香港國安法》，新冠疫情期間派專家派醫護來港，還有數不清的援港抗疫物資；再到剛剛宣布擴大「自由行」城市包括青島和西安等等，中央政府做到了「挺」港和「時刻把香港放在心上」。
香港經濟的整體格局多年未變，主要仍是依賴金融、旅遊和地產；「沙士」時靠「自由行」，今日也是靠「自由行」；靠賣地增加庫房收入，樓市低迷便「撤辣」；反映香港經濟轉型進展緩慢。
經濟轉型的目標，我認為就是要達致國家主席習近平經常強調的「高質量發展」，即是除了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三大中心外，香港要加快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設以科技為本的科創經濟。環顧世界，邊際利潤最高、最能帶動經濟增長、讓人民有較高收入的，都是科創企業。例如美籍華人黃仁勳(Jensen Huang)於1993年創辦的圖形芯片(GPU)企業英偉達(NVIDIA)，最近便超越了沙特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成為僅次於微軟和蘋果的全球第三大市值上市公司。因此，香港以「高質量發展」為目標是正確的。
此外，我認為中央領導人一再親自勉勵港人的背後，是反映他們擔心港人對自己、對香港信心不足。
舉例說，樂壇天后Taylor Swift在新加坡辦演唱會，便有很多分析解讀Taylor Swift為何「捨港取星」，彷彿香港是輸了給新加坡，殊不知「捨港取星」是偽命題，因為香港根本沒有加入競爭。
我認為香港不用妄自菲薄，更不用處處和新加坡或其他鄰近城市比較，反而要把握其獨特優勢，例如香港是個包融性強的多元化大都會，去年成功主辦亞洲區首次「同樂運動會」可見一斑。香港法庭竭力保障平等機會，包括性小眾人士(LGBT)權益、酷刑聲請者在香港會獲得人道對待等等。
香港有能力舉辦各類型盛事，帶動經濟收益，例如一連三天在粉嶺高球場舉辦的「LIV高爾夫職業巡迴賽香港站」，單是2億獎金便為特區政府帶來3000萬稅收，賽事吸引了來自30個國家地區的觀眾來港觀賽，帶旺酒店業、旅遊業，經濟效益相當大。此外，全球有逾110個國家地區轉播賽事，對宣傳香港的國際形象非常有利，這類國際盛事必須多搞多做。
法治是香港的基石，香港實行普通法制度，司法獨立，有九位德高望重的海外非常任法官；法官根據法例和證據作出裁決，控辯雙方若不服裁決可提上訴；最近法庭更推出網上直播，充分體現獨立性和透明度。
我希望港人明白，香港是從甚麼也不是的小漁村、英國人口中的 barren rock（不毛之地），經歷萬千風雨而走到今天，是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大都市，我們面對逆境堅毅不屈，就是獅子山精神。
夏主任在兩會召開前與港區人大政協會面，提出「零起點」思維，指香港要重新面對複雜形勢，重新出發。我認為是指在「一國兩制」下，中央政府實施全面管治權，香港則要有高度的主動性，主動思考自身核心優勢，思考如何強化優勢，如何和其他大灣區城市配合以達共贏。如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已刊憲，一切塵埃落定，香港重新立於「零起點」，今後必須卯足勁，拼經濟，繼續發光發熱。
Article 23 of the Basic Law, a law made by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hich sets out the co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Hong Kong, requires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o enact laws on its own to prohibit seven offences which threaten national security.
Despite the best intentions of the officials in charge, the first campaign to implement Article 23 ended in mass protests in mid-2003,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bill was aborted after the Liberal Party, which held eight vote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n, withdrew its support. The bill lapsed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term of Tung Chee-hwa’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became a political taboo that successive chief executives were reluctant to touch.
To avoid controversy and ge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then powerful “pro-democracy” bloc in Legco, Donald Tsang Yam-kuen, who succeeded Tung in 2005, prioritised democratic reform instead of national security.
He succeeded in securing legislative approval for a constitutional reform package in 2010. The reform created five “super seats” in the legislature, in effect five at-large constituencies spanning the city.
Tsang was replaced by Leung Chun-ying, an avowed patriot, in 2012. Shortly after Leung took over, his agenda was thrown off course by popular protests against the government’s plan to implement national education in schools.
The new subject and the funding for its implementation had been approved by Legco, but with Legco elections coming up that September, the pro-democracy camp smeared national education as “brainwashing” to appeal to voters. After thousands of protesters laid siege to the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for 10 days, Leung withdrew the subject.
The pushback against national education alarmed Beijing. A greater shock to the system came in the autumn of 2014, when protesters laid siege to Central, Admiralty, Causeway Bay and Mong Kok to put pressure on Beijing to relax the criteria for s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by universal suffrage. After 79 days of illegal occupation which paralysed large swathes of Hong Kong, the demonstrators ran out of public support and were peacefully dispersed.
But by 2015, to Beijing’s even greater alarm, a Hong Kong independence movement appeared to be sprouting. In his policy address on January 14, 2015, Leung chided Undergrad, a time-honoured publication of the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r spreading the idea of self-determination in a book titled Hong Kong Nationalism.
A group of students who took part in the 2014 Occupy protests set up a Hong Kong National Party in 2016. It was eventually prohibited by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on national security grounds under the Societies Ordinance in September 2018.
Challenges to Beijing’s authority continued in 2016, when a group of newly elected legislators deliberately defied Beijing by taking their oath of allegiance in an insulting way. Thereafter, following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s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104 of the Basic Law governing the oath-taking requirement, those six legislators were disqualified.
In 2017, Leung was replaced by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a career civil servant, who appeared to have more popular support and was on better terms with the pro-democracy bloc in the legislature, which had solidified into a highly potent opposition for filibustering and blocking the government’s agenda.
Lam assumed office in mid-2017 without putting forward any timetable for implementing Article 23 legislation. By the end of 2018, voices from Beijing urging Hong Kong to fulfil its constitutional duty – such as former senior officials in charge of Hong Kong and Macau affairs Chen Zuo’er and Wang Guangya and then director of the Hong Kong and Macau Affairs Office Zhang Xiaoming – were getting louder and louder.
Yet Lam chose instead to prioritise legislation on fugitive offenders, to enable Hong Kong to send fugitives hiding in the city to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Macau.
This piece of legislation proved even more controversial than the national security bill of 2003. It triggered mass protests, which became more violent over months, with stronger anti-China overtones and whiffs of Hong Kong independence.
The riots stopped after Beijing enacted a law to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in Hong Kong.
Although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achieved immediate success in quelling the rebellion, Hong Kong had yet to fulfil its constitutional, legal and moral duty to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an obligation which had been outstanding for almost 27 years.
Offences like treason, sedition, espionage and theft of state secrets have been on our statute books for decades. But many provisions are ineffective and outdated.
For both constitutional and practical reasons, Hong Kong needs to update existing laws, and introduce new offenc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olistic view of national security introduc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April 15, 2014 and international trends.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trend is to guard against external interference which does not necessarily adopt forceful means, but can include political infiltration, electoral interference, open lobbying or other more subtle means. Australia,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have all enacted new laws to pre-empt improper external interference.
Hong Kong has now introduced a similar offence of external interference endangering national security. Given that it is a new offence, concerns have understandably been raised by academia, professional bodies, business chambers and think tanks which thrive on external liaison.
In pass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bill, Chief Executive John Lee Ka-chiu and his administration have pulled off a historic feat which none of their predecessors could; 6.53pm on March 19 will go down in Hong Kong’s history as a milestone. But, after the victory lap, much explanation and clarification are needed to assuage concerns. Let the campaign to tell the real story about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law begin.
中譯本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成功立法之後，香港將何去何從？
《基本法》二十三條是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一條法例，決定香港的憲制安排。《基本法》二十三條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禁止七項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盡管主管官員有良好意願，但2003年中實施第一輪第二十三條立法的過程，最終還是引發了大規模抗議活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在當時擁有立法會八個席位的自由黨撤回支持後被逼中止，該法案在董建華政府第一屆任期結束時失效。
國家安全立法從此成為各任特首經常觸碰的政治禁區，幾任特首都不願再提起這個敏感議題。
2005年繼任的曾蔭權選擇有異於董建華的做法，為避免爭議並得到當時立法會泛民勢力的支持，他選擇優先推動民主制度改革，而非國家安全立法。他成功在2010年使立法會通過一個憲制改革方案，該改革在立法會設立五個“超級選區”，實質上為全香港範圍的五個選區。
2012年，曾蔭權被旗幟鮮明的愛國者梁振英接替。不過，梁剛繼承特首職務，其改革議程就被學生對政府推行國民教育計劃的大規模抗議帶離正軌。盡管立法會已通過了國民教育課程和撥款，但隨著9月將到來的立法會選舉，泛民陣營宣傳國民教育是「洗腦」以爭取選民支持。數千名抗議者連續包圍政府總部長達10天後，梁振英終撤回該課程。對國民教育的反對震驚了北京。2014年秋天，抗議者包圍中環、金鐘、銅鑼灣和旺角，向北京施加壓力要求推動普選，改變行政長官選舉辦法，這一次衝擊更大。79天非法占領及堵路香港大片地區，但抗議活動最後因失去公眾支持得以和平結束。
到了2015年，北京的憂慮更甚，香港獨立運動顯然開始萌芽。同年1月14日的施政報告中，梁振英批評香港大學學生報《學苑》通過一本名為《香港民族論》的書本傳播自決想法。參與2014年占領運動的學生於2016年成立了香港民族黨。2018年9月，這組織最終因「危害國家安全」被保安局局長根據社團條例取締。2016年，一些新當選的立法會議員故意以冒犯性方式宣誓，繼續挑戰北京權威。此後，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第104條有關宣誓規定的解釋，這六名議員被取消資格。2017年，梁振英被公務員林鄭月娥取代。林鄭似乎獲得更多民意支持，與立法會泛民勢力也處於較和睦狀態。此時立法會反對派已經壯大為阻撓政府施政的龐大力量。林鄭於2017年中任職而未提出實施《基本法》二十三條的時間表。2018年底，來自北京的聲音不斷擴大，包括曾負責港澳事務的陳佐洱和王光亞，以及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張曉明都在督促香港履行憲制責任。
然而，林鄭選擇優先推動通過移交逃犯條例，以便香港能將藏匿的逃犯送往內地、台灣和澳門。
這次立法引發比2003年《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更大爭議。它觸發了持續近半年的大規模抗議活動，部分活動帶有更強烈的反中色彩和推動港獨味道，暴力事件在《香港國安法》出台後才停止。盡管北京立《國安法》成功遏制動亂，但香港在憲制和道義責任上，尤其是確保國家安全這一即將滿27年仍未履行的義務方面，仍需努力。香港法律包括叛國罪、煽顛罪、間諜罪和竊取國家秘密罪等法律條款已經存在多年，但其實不少條文經已過時及實效不足。
無論從憲法原則還是實際操作，香港都需要更新現有法律，並根據國家主席習近平2014年4月15日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和國際趨勢，引入新的罪行條款。當前國際趨勢下，要防範不必然采取武力但可能包括政治滲透、選舉干預、公開游說或其他更隱蔽方式的外部干預。澳州、新加坡和英國都制定了新的立法以預防外部干預。
因此香港需要引入新的國家安全罪行。例如有組織引導他人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在外國機構控制或指揮下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等。這將有利於香港彌補長期以來在國家安全立法方面的不足，切實履行基本法賦予的責任。香港現時引入了類似的「外部干預危害國家安全罪」。由於這是新設立的罪行，學術界、專業團體、商會以及依賴外部聯絡的智庫都理所當然地提出了一些擔憂。
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時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和政府實現了前任無法完成的歷史使命。2019年3月19日下午6點53分將載入香港史冊。但成功立法後，還需要更多解釋和澄清以釋除外界疑慮，向公眾解釋《香港國安法》真正意義的工作，現在才正式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