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資院校學券制 難汰弱留強

上任特首於候任期間便要求時任政府強推政府架構改組，結果在立法會觸礁，未正式上任便導致行政立法關係緊張，並貫穿整個任期。

學券制爭議大 實質公帑補助

現任特首於當選後致力修補裂痕，向不同團體伸出橄欖枝，其中一項舉措是承諾上任後增加50億的恒常開支用於與教師有關政策上，例如將短期合約教席轉為常額教席，改善中、小學班師比例等；亦有與教育政策相關的建議，例如考慮以學券或津貼形式資助學生報讀自資學院，資助額據報為每名

學生每年約3萬元。

我曾就此於報章撰文，並與八間根據《專上學院條例》（第320章）註冊、獲認可頒授學位的自資院校的代表會面，討論有關以學券制或津貼形式大規模資助學生報讀經評審的自資學位的建議。

眾所周知，本港每年的資助學士學額並不足以應付考獲最低入讀大學要求的考生的需求，而自資學位的學費平均每年約為7萬至8萬元，因此將擬議的資助全數用於減輕報讀自資學位的本地學生的學費負擔，可謂無可厚非。然而，我對建議提出用學券方式資助學生有所保留。

學券制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佛利民教授（Milton Friedman）於1950年代提出，旨在「錢跟人走」，給予家長自由為子女選擇學校的權利，而學校具憑藉家長付予學校的學券，向政府換取資源以改善教學質素，從而進一步吸引更多學生，以市場的力量達至汰弱留強的效果。

然而，曾蔭權特首於2007/08學年引入學前教育學券計劃時卻於社會引發很大的爭議，學券的概念在香港並不受歡迎；再者，建議的「學券」人人有份，凡報讀獲認可的自資學位均會獲得資助，並無汰弱留強的效果，本質上只是公帑補助而已。

經商議後，我和八間院校代表取得共識，同意不用學券而用補助的形式資助報讀經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自資學院的本地學生，並不會將資助適用於境外學生。

整合專上教育評審 當務之急

此外，我和八間自資院校的代表均同意要求政府盡快實踐2010年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的《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報告》提及的一些建議，包括：成立一個統一質素保證機構，整合整個專上教育體系的質素評核、驗證和評審的方法和模式。

自資學院雖名為「自資」，惟事實上卻接受大量公帑資助，例如政府為自資專上院校而設的批地計劃、開辦課程的免息貸款計劃、課程質素提升津貼計劃等，因此確保該等課程的質素有助避免劣幣驅逐良幣，確保公帑用得其所之外，亦避免學生虛耗青春。在美國，接受公帑資助的大學均須定期接受審核，確保課程的質素亦是同一道理。

另一方面，政府自2000年起推動於10年內使60%的高中畢業生有機會接受專上教育，副學士課程因而應運而生。10多年過去，事實證明除非副學士學生能夠升讀銜接學士學位而畢業，否則學生單憑副學士的資格實在前路有限。政府於最近的政策文件提出逐步增加高年級收生學額的同時，亦要減少教資會資助的副學位課程學額，可見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下，副學士學位課程極可能被逐步淘汰。

課程質素參差 副學位料淘汰

此外，由於自資課程的質素參差，為免浪費學生寶貴的時間和金錢，我和八間自資院校的代表一致同意政府除了整合專上教育體系的評審準則外，亦應加強宣傳，使社會大眾可分別課程的優劣，避免魚目混珠。

世界急速人工智能化，大量工作正被人工智能取代，最近有投資銀行陸續裁減專業人士即為一例；另一方面，自2013年梁振英特首叫停「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後，香港的學生數目開始下跌，自資學院收生時勢必面對更激烈的市場競爭。因此，大學的課程必須前瞻性和學術水準兼備，而並非中學文憑試畢業生首選的自資學院將會首當其衝，更要確保課程質素，應對日益激烈的生源競爭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