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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新聞處 提速提效提量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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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經歷黑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社會對特區政府的表現並不滿意，紛紛有聲音要求部門改革。例如第5波疫情爆發，特區政府欠缺預案、動員遲緩，反映部門欠承擔、欠溝通、欠協調，而且部門只以自身功能為本（function-based），而非以解決問題為本（issue-based），於是有部門「做死」，有部門卻事不關己，非常不理想。
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政綱提出「強化政府治理能力，團結一致為民解困」、「增強政府團隊文化，以我和我們的精神處理問題」、並且要「為指定工作訂立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KPI）」等等，便是針對以上的問題。此外，李家超在土地房屋問題上，提出要「提速提效提量」，我倒認為這目標也適用於其他範疇。
問題是怎樣改革才做得到？本篇以政府新聞處（Information Services Department，ISD）為例，討論如何改革這部門，改善其表現，以強化政府治理能力。
這些年，特區政府歷盡風雨，政府新聞處卻活得異常低調，即使經常遭詬病資訊發布不足、回應假新聞太慢、新聞稿寫得太技術性，甚至出現過記者會背景大熒幕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寫成「中國人民共和國」等事情，仍未見新聞處提出過甚麼改善措施。此外，原來上一任新聞處處長鄭偉源於去年12月初以健康理由離任後（鄭偉源於離任3星期後出任「一帶一路」專員），新聞處處長一職已懸空6個月，特區政府人才凋零、行軍無將，難怪新聞處沒有突出表現。
內部缺專才 AO長期任處長
最後一位專業新聞官升任新聞處處長的是丘李賜恩，她由1987年擔任處長至1997年，是歷任新聞處處長中任期最長的；近年新聞處處長則多由政務官出任，包括幾位現任局長聶德權（2014年－2016年）、黃偉綸（2009年－2014年）和邱騰華（2006年－2007年），還有朱曼鈴（2018年－2019年）、馮程淑儀（2007年－2009年）和鄭偉源（2019年－2021年）等等。
由政務官擔任新聞處處長，優點是他們熟悉政府運作、行政能力強，缺點是他們並非新聞專業出身，欠缺傳媒背景，加上任期短（例如邱騰華只做了15個月），未及與傳媒及下屬建立深厚關係便又調職，難以帶領部門好好發揮；長期由政務官出任處長，亦反映其上司民政事務局局長一直未能培養專業人才，從內部晉升至處長，也是新聞處積弱的原因之一。
根據特區政府財政年度預算《總目74--政府新聞處》，新聞處的編制包括12個首長級職位及433個非首長級職位。作為特區政府的大公關，新聞處要時刻掌握傳媒脈搏，為特區政府打造形象、提升民望，讓市民了解特區政府政策，因此整個部門都要反應快、行動敏捷，既要準確發布消息，更要及時澄清謠言、打擊假新聞，更加要時刻掌握網絡和社交平台的評論，但是看新聞處近年的表現，明顯未能發揮功能。
國際形勢複雜 未見有力回應
政府財政年度預算《總目74--政府新聞處》指出，新聞處2022至2023年度的開支預算接近7億元，工作範疇包括5大綱領--香港以外的公共關係、本地公共關係及公眾資訊、輿論、公民責任、出版。每個綱領的績效如何，以及需如何改革，我們可逐一拆解。
綱領一「香港以外的公共關係」，宗旨是「在國際間及內地推廣香港的良好形象」。國際方面，副處長（2）旗下設海外公共關係組、香港品牌管理組、國際推廣組等等，旨在推廣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亦要和駐港外國傳媒及訪港新聞新業員打好關係。
以往，新聞處有不少經驗豐富的資深外籍新聞官，主力與外媒打交道，不過隨着副處長Brett Free在今年年初退休，外籍新聞官已絕無僅有，在外媒聯絡或國際關係方面難以得心應手，甚至事倍功半，特別是現在香港處於複雜的國際形勢，要面對制裁等政治打壓，西方傳媒不斷抹黑一國兩制以及香港的政治制度，這方面便顯得更重要。
內地關係方面亦然，隨着香港與內地關係日益緊密，新聞處與內地傳媒的溝通聯絡愈來愈頻繁，新聞處能否適應內地傳媒的工作模式及內容要求，便很影響特區政府的未來發展。
文宣失敗 新聞稿艱澀難懂
綱領二「本地公共關係及公眾資訊」，宗旨是「向公眾傳達政府政策、計劃、決定、活動及服務的信息，加強他們對政府事務的了解」，方法包括「以多媒體形式發放信息」、「安排傳媒採訪活動」、「發放新聞稿」等等，副處長（1）旗下的多個政府總部新聞組、駐部門新聞及公共關係小組，會協助部門宣傳不同的政策，例如「大嘥鬼」、消費券、疫苗接種計劃等等。
說來諷刺，這範疇的工作理應做得最多最好，但現實卻是最為人詬病，例如2019年特區政府提倡修訂《逃犯條例》的時候，政府文宣內容複雜難懂，反修例的文宣反而滲透大街小巷；抗疫兩年多以來，特區政府往往未能簡單準確地講解抗疫措施、鼓勵市民接種疫苗，當中過分詳盡而技術性、充滿艱澀詞彙和數據的新聞稿，相信只有傳媒或相關研究人員才會讀得明白，對市民而言全無作用，即是「無人睇得明」，反映新聞處未能有效協助各個政策局以深入淺出、簡單易明的方式傳播及散發資訊，讓市民易於消化吸收。
我認為，新聞處應更頻密地發放更多簡單親民的圖像或懶人包，並且開通更多網絡頻道，把信息滲透社會每個角落。
綱領三「輿論」，指新聞處要「閱覽中英文報章和雜誌、熱門新聞網站及其facebook專頁，以及每星期收聽／收看約239小時電台和電視台新聞及公共事務節目」，還要「編寫傳媒摘要、譯本、報告、官員的談話全文及剪報，會盡快送交有關決策局和部門」。「輿論」範疇的支出不多，2022至2023年度的開支預算只有3,100萬，但是工作模式相當落後。
過去我已覺得新聞官相當辛苦，要每天清晨4、5時起床，閱讀大量報章，手動剪報；現在剪報已電子化，但是仍然由新聞官手動選材。我認為新聞處應提升系統，全面運用人工智能，按部門需要把新聞分門別類，官員一看便懂，可省下新聞官不少時間；而且在資訊每秒更新的年代，還要新聞官「編寫傳媒摘要，盡快送交有關決策局和部門」，是相當滯後的做法。
靈活調動資源 外判推廣工作
另一方面，新聞處鮮有做社交平台內容摘要，在24小時監察網絡輿論方面未夠全面。須知道收集社交平台的大數據，我們可以掌握市民真正關心的事物及反應，例如去年12月19日立法會投票日，社交平台卻被王力宏離婚洗版；又或者疫情下市民原來非常害怕封城、禁足等等，掌握這些數據會讓特區政府更有效了解民情。新聞處應考慮把這些工作外判，或者開發人工智能系統處理，以提速、提效、提量。
而在政策局方面，新聞秘書、政治助理可以隨時透過人工智能剪報系統，隨時閱覽剪報或其他信息，向局長進行精準匯報。
綱領四「公民責任」，宗旨是「提高公眾對重大社會事務的關注和了解，並加強他們的公民責任意識」，例如宣傳完善選舉制度、愛國者治港、國家安全、回歸25周年等等。我當然認同要大力宣傳這些項目，不過工作細項指標仍然是「活動數目」、「印製及展示海報數目」、「宣傳片數目」、「聲帶數目」、「展覽數目」等等，則非常傳統及保守。新聞處應考慮把推廣工作外判，讓市場上的專業人才製作更出色、更多元化、更有效的宣傳推廣計劃。
用AI集大數據 精準監察民情
至於綱領五「出版」，即是新聞處就是特區政府的出版機構，包括「提供編輯服務、製作、分發及銷售政府刊物」。這範疇可算是5大綱領中最追不上時代的，我認為新聞處必須與時並進，靈活運用資源，集中開發電子書，減少印製印刷品。
新聞處多年來未有改革或更新工作模式，逐漸與時代脫節。我認為新聞處應多運用人工智能、收集大數據，以更快更精準地監察輿情，掌握社會脈搏，如此便可重整資源及人手，更緊密地與外地、內地及本地傳媒溝通聯絡，還要學會簡單精準地傳遞信息，才能協助特區政府提高施政效能。所謂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再不改革，新聞處將淹沒於元宇宙時代，形同虛設。
改革新聞處 提速提效提量(撰文: 葉劉淑儀，原文刊載於經濟日報)
http://reginaip.hk/regina/article/p/改革新聞處提速提效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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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5 月8 日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天。李家超以1416 票當選第六任行政長官人選，得票率高達99%，高踞歷屆特首候選人之首。繼全國人大去年完善選舉制度之後，香港終於選出能夠全面團結各黨各派的新特首，曾經的陣營分明、彼此對峙終於消弭無形。
李家超作為一名新時代的領袖，並沒有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而是站在社會各個階層的中心點，從團結建制派開始，一步步走出去接觸廣大市民。由1500 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就是香港社會的縮影，社會各個階層皆包含在內。從李家超宣布參選特首開始，只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就籌備好政綱、收集了各方民意，迅速獲得建制派一致支持，可謂旗開得勝。
李家超高票當選，足見民心所向，可是G7 和歐盟卻對此視而不見，分別在8 日、9 日連發聲明，詆毀香港的新選制，充滿敵意、態度偽善、不乏政治偏見，說什麼本次選舉「違反民主原則」。然而，眾多迹象表明，西式民主已見頹勢，在解決民計民生問題方面都力有不逮，西方本應好好反思自身的制度弊端，如今卻反而拿出已然不合時宜的制度對香港指手畫腳。
美國有過百名學者警告西方民主制度湧現危機，政黨為了贏得選舉將民主選舉政治化，將自身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甚至不惜壓制選民投票。近年來舉行的公投、普選已經引發社會撕裂，人民因政見不同而走向極端，當選一方即使勝出亦無法有效施政，英國脫歐公投即是一例。
值得一提的是，中方在《中英聯合聲明》並未承諾過會在香港實施西方民主制度，更不用說普選。而中英雙方在草擬這份聲明時香港仍受英方獨裁統治。「一國兩制」的主要任務是要讓香港順利回歸祖國。英國在150 多年的殖民統治期間從未真正在香港發展民主，雙方談判時香港亦無民主制度，因此中方不可能同意在港實施一個未曾存在的西式民主制度。所以，那些指摘「北京違背對香港的民主承諾」之說實為無中生有，意圖不外詆毀中國。
《基本法》為港人指明落實普選的路線圖，目標是實現「雙普選」，而大前提還是要「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對此，人大常委會於2014 年作出「8.31 決定」，特區政府就此框架制定出雙普選實施方案，但卻遭到所謂民主派執意否決。
回顧特別行政區成立的25 年來，香港已經為推行民主作出努力，因阻礙重重而進退失據。那些所謂「民主派」議員自詡擁護人權、自由，卻走向逢中必反的歧路，不僅與建制派大搞對立，還不惜反對特區政府。
目前，各項深層次矛盾困擾香港，房屋和土地供應、退休保障、貧富懸殊以及青少年向上流動等重大問題已積存多年，亟需解決，可是，有些議員罔顧社會民生的需要，不斷採取極端手段阻撓立法會正常運作，大搞政治鬥爭甚至暴力衝突，導致政府無法有效施政，社會因而停滯不前。
幸而全國人大把握時機，適時頒布法規以完善特區的選舉制度，確保香港重回正軌。市民殷切希望新一屆立法會能夠着手解決重大民生問題，期待盡快與內地通關、重振本地經濟、提升本港競爭力。
李家超是當前的領軍人物，有能力與立法機關建立良好互動。他執法經驗豐富，充分理解法治和司法獨立對維護國家安全與人身自由、公民權利的重要性。他強調「以結果為目標」「關鍵績效指標」，可見他志在必得，不會被官僚程序綁住手腳。在基本民生問題多年議而不決之後，如今港人翹首以待，盼望政府能拿出切實行動、解決實際問題，對那些搞一些空頭承諾、喊兩句口號蠱惑人心的政客，市民已經深感厭倦。
李家超為人謙虛誠懇、具備團隊精神、能夠虛心聆聽不同意見，是特首的不二之選。現在，他作為候任特首已是眾所矚目，還望他能迅速組織好管治班子，盡快安排好行政會議成員和政府各部門主要官員的人選，抓緊時間制訂可行方案。李家超能夠順天應時，完全有能力為香港揭開新篇章。
第六屆行政長官經已選出，當選人李家超在政綱提出了四大施政方向，在提升施政效能方面，提出了「我和我們」的團隊精神，也在土地房屋供應方面明確提出要「提速提效提量」，可是在修補社會撕裂、保障人權自由、教育等等其他範疇，則未有詳細論述。
香港近年在危機邊緣走過幾回，2014年的違法佔中、2019年由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演變的黑暴、2016年初的旺角暴亂等等，市民以政治顏色分群，黃藍誓不兩立，年輕人仇恨警察，社會撕裂。雖然後來中央政府以《港區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資格審查委員會、愛國者治港等等大招，把港獨、反對派的勢力壓了下去，涉嫌犯法的人士陸續被捕被控受審，社會表面上回復秩序和平靜。法律處理了違法行為，我們仍需法律以外的手段處理其他問題。
有立法會議員建議設立「復和專員」，以修補社會撕裂，立法會未有詳細討論。我認為值得探討，不過復和不是口號，要整個社會花很長的時間和誠意，才有機會達成。
愈是民主撕裂愈嚴重
環顧世界，社會撕裂並非香港獨有，愈是民主自由的地方，撕裂便愈嚴重。例如2016年的英國脫歐公投便把英國撕成留歐派和脫歐派，兩派勢均力敵，困擾英國政局，擾攘至2020年才正式脫歐。
兩黨輪替的美國更甚，共和黨與民主黨的紅藍之爭長年不息，2021年總統選舉及國會山莊暴亂把撕裂推上高峰。最近（5月2日），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利托（Samuel Alito）草擬的意見草案遭洩露，顯示法院有意推翻1973年保障女性墮胎權的標誌性案例〈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使美國再次陷入紛爭，支持及反對墮胎權的人民示威抗議，不同州份亦持不同立場。
美國的種族歧視問題亦十分嚴重，黑人維權運動（Black Lives Matter，BLM）持續。
執筆時新聞正報導有「白人至上主義者」（White Supremacy）闖入水牛城一間超級市場向黑人連環開槍掃射，至少十人死亡，而行兇者只有十八歲。
此外，有很多國家地區因為種族、宗教教派仇恨而長期對峙、內亂，武裝衝突、流血事件無日無之，人民長年累月活在戰火之中；相比這些極端情況，香港已屬萬幸。
愛爾蘭在歷史上長期受到英格蘭侵略，宗教方面，天主教與新教水火不容，戰爭多年，最終北愛爾蘭六郡併入英國，1949年南愛爾蘭獨立為愛爾蘭共和國（Republic of Ireland），退出英聯邦。北愛爾蘭則持續有暴力衝突。這些年來，當地教會等組織一直有推動復和工作，但是要完全消除對立，殊不容易。
南非以「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達成復和
提到復和，一定會提到南非。1995年，曼德拉總統簽署《促進民族團結與和解法》，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聖公會大主教德斯蒙德圖圖（Desmond Mpilo Tutu）擔任主席。委員會向司法部負責，了解過往長期在種族隔離政策下各種嚴重侵犯人權的事件，做法包括邀請曾遭受非人道對待的人士講述經歷，加害者則提交證詞，企圖還原歷史真相，藉以撫平黑人與白人之間的仇恨，促進民族和解。
2019年黑暴發生後，有外國領事提出用南非模式助香港復和，包括安排特赦，當時我已向他們表示特赦不可行。因為這樣刑事法律會失效，亦會誤導年輕人以為犯法不用負責，對社會的負面影響更大。
「止暴制亂」、分享權力、民間融和
我強調復和不是口號，無法一蹴而就，更非一位「復和專員」可以成事。通常復和行動希望做到「止暴制亂」、分享權力、民間融和這三大方面，但是現實上非常困難。
回說香港，2014年違法佔中及2019年黑暴經已過去，《港區國安法》做到「止暴制亂」，社會回復公安秩序。我認為復和第一步是法庭要作出公平的裁決，不論黑衣人白衣人，違法的就要受法律制裁，法庭要依法作出公正判決，近期已陸續有相關案件出了裁決及判詞，這是好的開始。
不過，香港做不到分享權力，國家憲法及《基本法》均不容許。在完善選舉制度及愛國者治港等框架下，反中亂港、不接受國家主權、不誠心擁護《基本法》、危害國家安全的非愛國者，不會通過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審查，不能進入建制及管治系統。反對國家憲制體系，甚至企圖推翻現有制度的人，哪怕在西方任何國家，也不能成為分享權力的對象。惟有民主派人士真心擁護「一國兩制」，尊重國家主權，才有機會重新返回議會平台，共同努力推動復和。
至於第三點也是最深層次的民間融和，讓不同政見者（特別是年輕人）放下歧見甚至仇恨，敞開心扉互相接受，和平共處，是長時期的工作，需要非常長的時間。有議員建議設立「復和專員」，我則認為「復和專員」的人數（可以是群體而非單獨一人）、性質（是官職抑或義務？）、工作內容（展開對話抑或舉辦活動？）等等都需要深入討論。
新一屆政府上場是推動復和的適當時機
香港已選出新一任行政長官，新一屆政府上場，是新的開始，可能是推動復和的適當時機，特區政府需從多方面了解與年輕人的代溝是甚麼因素造成，是意識形態、經濟文化分歧，抑或有產與無產之間的矛盾？要找出成因，對症下藥，解決到年輕人最迫切面對的問題，讓他們感受關愛和信任。李家超能否抓緊機會，讓香港復和？
「復和」不是口號(撰文: 葉劉淑儀，原文刊載於經濟通)
http://reginaip.hk/regina/article/p/復和不是口號
近年，經歷黑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社會對特區政府的表現並不滿意，紛紛有聲音要求部門改革。例如第5波疫情爆發，特區政府欠缺預案、動員遲緩，反映部門欠承擔、欠溝通、欠協調，而且部門只以自身功能為本（function-based），而非以解決問題為本（issue-based），於是有部門「做死」，有部門卻事不關己，非常不理想。
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政綱提出「強化政府治理能力，團結一致為民解困」、「增強政府團隊文化，以我和我們的精神處理問題」、並且要「為指定工作訂立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KPI）」等等，便是針對以上的問題。此外，李家超在土地房屋問題上，提出要「提速提效提量」，我倒認為這目標也適用於其他範疇。
問題是怎樣改革才做得到？本篇以政府新聞處（Information Services Department，ISD）為例，討論如何改革這部門，改善其表現，以強化政府治理能力。
這些年，特區政府歷盡風雨，政府新聞處卻活得異常低調，即使經常遭詬病資訊發布不足、回應假新聞太慢、新聞稿寫得太技術性，甚至出現過記者會背景大熒幕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寫成「中國人民共和國」等事情，仍未見新聞處提出過甚麼改善措施。此外，原來上一任新聞處處長鄭偉源於去年12月初以健康理由離任後（鄭偉源於離任3星期後出任「一帶一路」專員），新聞處處長一職已懸空6個月，特區政府人才凋零、行軍無將，難怪新聞處沒有突出表現。
內部缺專才 AO長期任處長
最後一位專業新聞官升任新聞處處長的是丘李賜恩，她由1987年擔任處長至1997年，是歷任新聞處處長中任期最長的；近年新聞處處長則多由政務官出任，包括幾位現任局長聶德權（2014年－2016年）、黃偉綸（2009年－2014年）和邱騰華（2006年－2007年），還有朱曼鈴（2018年－2019年）、馮程淑儀（2007年－2009年）和鄭偉源（2019年－2021年）等等。
由政務官擔任新聞處處長，優點是他們熟悉政府運作、行政能力強，缺點是他們並非新聞專業出身，欠缺傳媒背景，加上任期短（例如邱騰華只做了15個月），未及與傳媒及下屬建立深厚關係便又調職，難以帶領部門好好發揮；長期由政務官出任處長，亦反映其上司民政事務局局長一直未能培養專業人才，從內部晉升至處長，也是新聞處積弱的原因之一。
根據特區政府財政年度預算《總目74--政府新聞處》，新聞處的編制包括12個首長級職位及433個非首長級職位。作為特區政府的大公關，新聞處要時刻掌握傳媒脈搏，為特區政府打造形象、提升民望，讓市民了解特區政府政策，因此整個部門都要反應快、行動敏捷，既要準確發布消息，更要及時澄清謠言、打擊假新聞，更加要時刻掌握網絡和社交平台的評論，但是看新聞處近年的表現，明顯未能發揮功能。
國際形勢複雜 未見有力回應
政府財政年度預算《總目74--政府新聞處》指出，新聞處2022至2023年度的開支預算接近7億元，工作範疇包括5大綱領--香港以外的公共關係、本地公共關係及公眾資訊、輿論、公民責任、出版。每個綱領的績效如何，以及需如何改革，我們可逐一拆解。
綱領一「香港以外的公共關係」，宗旨是「在國際間及內地推廣香港的良好形象」。國際方面，副處長（2）旗下設海外公共關係組、香港品牌管理組、國際推廣組等等，旨在推廣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亦要和駐港外國傳媒及訪港新聞新業員打好關係。
以往，新聞處有不少經驗豐富的資深外籍新聞官，主力與外媒打交道，不過隨着副處長Brett Free在今年年初退休，外籍新聞官已絕無僅有，在外媒聯絡或國際關係方面難以得心應手，甚至事倍功半，特別是現在香港處於複雜的國際形勢，要面對制裁等政治打壓，西方傳媒不斷抹黑一國兩制以及香港的政治制度，這方面便顯得更重要。
內地關係方面亦然，隨着香港與內地關係日益緊密，新聞處與內地傳媒的溝通聯絡愈來愈頻繁，新聞處能否適應內地傳媒的工作模式及內容要求，便很影響特區政府的未來發展。
文宣失敗 新聞稿艱澀難懂
綱領二「本地公共關係及公眾資訊」，宗旨是「向公眾傳達政府政策、計劃、決定、活動及服務的信息，加強他們對政府事務的了解」，方法包括「以多媒體形式發放信息」、「安排傳媒採訪活動」、「發放新聞稿」等等，副處長（1）旗下的多個政府總部新聞組、駐部門新聞及公共關係小組，會協助部門宣傳不同的政策，例如「大嘥鬼」、消費券、疫苗接種計劃等等。
說來諷刺，這範疇的工作理應做得最多最好，但現實卻是最為人詬病，例如2019年特區政府提倡修訂《逃犯條例》的時候，政府文宣內容複雜難懂，反修例的文宣反而滲透大街小巷；抗疫兩年多以來，特區政府往往未能簡單準確地講解抗疫措施、鼓勵市民接種疫苗，當中過分詳盡而技術性、充滿艱澀詞彙和數據的新聞稿，相信只有傳媒或相關研究人員才會讀得明白，對市民而言全無作用，即是「無人睇得明」，反映新聞處未能有效協助各個政策局以深入淺出、簡單易明的方式傳播及散發資訊，讓市民易於消化吸收。
我認為，新聞處應更頻密地發放更多簡單親民的圖像或懶人包，並且開通更多網絡頻道，把信息滲透社會每個角落。
綱領三「輿論」，指新聞處要「閱覽中英文報章和雜誌、熱門新聞網站及其facebook專頁，以及每星期收聽／收看約239小時電台和電視台新聞及公共事務節目」，還要「編寫傳媒摘要、譯本、報告、官員的談話全文及剪報，會盡快送交有關決策局和部門」。「輿論」範疇的支出不多，2022至2023年度的開支預算只有3,100萬，但是工作模式相當落後。
過去我已覺得新聞官相當辛苦，要每天清晨4、5時起床，閱讀大量報章，手動剪報；現在剪報已電子化，但是仍然由新聞官手動選材。我認為新聞處應提升系統，全面運用人工智能，按部門需要把新聞分門別類，官員一看便懂，可省下新聞官不少時間；而且在資訊每秒更新的年代，還要新聞官「編寫傳媒摘要，盡快送交有關決策局和部門」，是相當滯後的做法。
靈活調動資源 外判推廣工作
另一方面，新聞處鮮有做社交平台內容摘要，在24小時監察網絡輿論方面未夠全面。須知道收集社交平台的大數據，我們可以掌握市民真正關心的事物及反應，例如去年12月19日立法會投票日，社交平台卻被王力宏離婚洗版；又或者疫情下市民原來非常害怕封城、禁足等等，掌握這些數據會讓特區政府更有效了解民情。新聞處應考慮把這些工作外判，或者開發人工智能系統處理，以提速、提效、提量。
而在政策局方面，新聞秘書、政治助理可以隨時透過人工智能剪報系統，隨時閱覽剪報或其他信息，向局長進行精準匯報。
綱領四「公民責任」，宗旨是「提高公眾對重大社會事務的關注和了解，並加強他們的公民責任意識」，例如宣傳完善選舉制度、愛國者治港、國家安全、回歸25周年等等。我當然認同要大力宣傳這些項目，不過工作細項指標仍然是「活動數目」、「印製及展示海報數目」、「宣傳片數目」、「聲帶數目」、「展覽數目」等等，則非常傳統及保守。新聞處應考慮把推廣工作外判，讓市場上的專業人才製作更出色、更多元化、更有效的宣傳推廣計劃。
用AI集大數據 精準監察民情
至於綱領五「出版」，即是新聞處就是特區政府的出版機構，包括「提供編輯服務、製作、分發及銷售政府刊物」。這範疇可算是5大綱領中最追不上時代的，我認為新聞處必須與時並進，靈活運用資源，集中開發電子書，減少印製印刷品。
新聞處多年來未有改革或更新工作模式，逐漸與時代脫節。我認為新聞處應多運用人工智能、收集大數據，以更快更精準地監察輿情，掌握社會脈搏，如此便可重整資源及人手，更緊密地與外地、內地及本地傳媒溝通聯絡，還要學會簡單精準地傳遞信息，才能協助特區政府提高施政效能。所謂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再不改革，新聞處將淹沒於元宇宙時代，形同虛設。
改革新聞處 提速提效提量(撰文: 葉劉淑儀，原文刊載於經濟日報)
http://reginaip.hk/regina/article/p/改革新聞處提速提效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