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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才是操控選舉能手？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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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完善選舉制度後，舉行了新一屆立法會選舉。隨後，西方政府及傳媒諸多批評，指中央政府操控我們的選舉。近日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撰文，指最拿手操控選舉結果的其實是英美兩國。
江樂士指出，英國在選舉周期開始時，保守黨競選總部（Conservative Campaign Headquarters，CCHQ） 便啟動挑選候選人的機制，有意成為保守黨候選人的人士必須加入CCHQ。經過審查後，他們便會由CCHQ 的議會評核委員會（Parliamentary Assessment Board，PAB）評核，就有意參選人士的溝通技巧、對黨的忠誠度及是否具備從政素質等等，決定他們是否適合參選。同時也得確保他們當選後會繼續「聽話」，以黨的利益為先，否則，再無參選機會。他舉例指十九世紀一位政治家Benjamin Disraeli的口號是「damn your principles, stick to your party」，即不論自己的原則為何，他都會跟隨。江樂士亦指出，即使有已退黨的獨立人士參選，他們必定遭到打壓而最終無法勝出。如此看來，英國是否由政黨操控選舉？
美國亦如是。十九世紀，麻省州長 Elbridge Gerry 為了確保自己的政黨能夠勝出，在1812 年通過了一條條例，改劃當時地方選區的界線，將選區改為「mythological salamander」，即改劃後的選區變得十分古靈精怪，從地圖上看猶如神話中一隻奇形怪狀的動物。而「gerrymandering」一詞亦因他而命名。美國歷史不斷循環，例如共和黨輸了選舉後便修改選區劃界，增加自己的勝算。
美國這個所謂民主自由的國家，對付自己的黨員更絕不手軟。擔任過前總統小布殊年代主理中東事務的助理副國務卿的Liz Cheney，是前副總統Dick Cheney 的女兒，本身是共和黨懷俄明州眾議員及黨組主席，作風十分保守，卻因支持調查國會山莊叛變及彈劾特朗普，遭到特朗普支持者大肆抨擊及抹黑，最終還遭罷免。誰才是操控選舉的能手，事實勝於雄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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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了十年的政府改組
醞釀良久的政府改組，終於有點眉目，行政長官在第七屆立法會首次答問大會（1月12日）上宣布了相關建議，包括增設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分拆運輸及房屋局為運輸及物流局、房屋局；食衛局改組為醫務衛生局、民政事務局重組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創新及科技局改名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環境局擴大為環境及生態局等，即是把目前十三個政策局增至十五個，其中九個政策局撥歸政務司司長，六個政策局則撥歸財政司司長，同時建議增設一位副司長。由於這是屬於大規模政府架構重組，不是一時三刻能成事，而現屆政府只餘下不足半年任期，行政長官指新建議會交由3月產生的候任行政長官考慮採用，並在本屆任期完成前、6月初完成所有相關修例、審批程序。
新民黨十一年前已提改組
政府政策局的分工落後於社會發展，並非今天的事。而最早提出重組政府架構建議的，是我和新民黨。我在2011年1月創立新民黨，並且在2011年6月26日召開了「政府架構重組建議書發布會」，提出多項政府改組建議，包括：
（一）分拆運房局為運輸及工務局、土地房屋及發展局；
（二）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三）增設兩個副司長，協助司長處理統籌協調等工作；與及其他建議。
十一年來，社會環境不斷變遷，各政策局的發展未能發揮最大效能，我不斷向特區政府建言，亦多次撰文解釋倡議改組的細節，以利香港的長遠發展利益。記得2018年，行政長官仍然堅稱「暫時完全沒有這個（改組）計劃」（《香港經濟日報》2018-07-03）。來到2022年，很欣慰行政長官終於了解到重整政府架構的重要性，其建議方向亦與新民黨的倡議吻合，分拆運房局、增設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等亦已於上屆立法會達成共識。
喜提創科與再工業化
回顧歷史，我於2011年創立新民黨時，其時擔任新民黨顧問的羅范椒芬積極參與政府改組的討論。後來，羅范椒芬辭任新民黨顧問，改任梁振英競選辦公室主任。梁振英甫上台即推政府改組為五司十四局，羅范椒芬還親自來立法會游說議員。可惜改組建議引起反對派議員反彈，未獲立法會通過；連帶創新及科技局也要拖至2015年才得以通過成立。
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是新民黨的倡議之一，因為香港在創科領域大大落後於內地及鄰近地區。香港自港英時代起一直奉行「小政府、大市場」的經濟政策，以賣地及轉口港貿易為主要收入來源，缺乏投資科技的誘因。五十年代，香港發展輕工業，製造業發展蓬勃令經濟持續暢旺，港府未意識到有推動創科發展的需要。
猶記得我出任工業署長時，「光纖之父」高錕教授帶領多位本地學者深入研究香港科技的未來發展方向，並於1991年出版 Technology Road Maps for Hong Kong 研究報告，指出香港有穩健的製造業基礎，但工資成本不斷上升，力陳「工業2.0」（即轉型至以科技生產模式）是維持香港競爭力的出路。後來，工業署委託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研究香港未來的工業發展定位，研究團隊於1997年將研究結果輯錄成《Made By Hong Kong》一書，指出在深入研究紡織、資訊科技及生物科技三大範疇後，得出傳統工業發展已不合時宜的結論，更指若香港要保住長遠競爭優勢，就必須轉型發展高科技工業，並支持本地大學培育更多科技專才。可惜港府當時未有落實上述兩項研究結果，亦一直沒有制定長遠的科技政策，遑論成立政策局。
回歸後，首任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有意推動創新科技，並於1998年成立行政長官特設創新科技委員會。但是後來遇上亞洲金融風暴、禽流感、「沙士」等痛擊，特區政府即使有意推動創科，也無能為力。
2007年，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更加「去科技化」，將工商及科技局改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令行政機關沒有專責處理創科事宜的專責人才。而且，當時他只依賴「自由行」及地產業振興經濟，整體拖慢了香港的創科及工業發展。因此，當創新及科技局終於2015年成立時，香港的創科發展已然滯後了很多。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8年5月親自作出批示，強調要加強粵港兩地合作；「十四五」規劃堅持以創新驅動發展，而且資金可以「過河」，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因此，如今行政長官重新肯定再工業化的重要性，建議把創新及科技局改名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我認為是切合國家發展大局，未來香港必須好好發展新田科技城，擴大現有河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利香港長遠發展。
運房局不得不拆
我一直認為運輸及房屋局範疇及責任過大，簡直萬千問題在一身，任何一位局長也無法同時完美處理運輸及房屋這兩大熨手山芋，結果必然「兩頭唔到岸」。特別是2007年，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錯把航運及民航事務這經濟項目撥入運輸，當時航運業界便曾埋怨，指特區政府不應把航運和本地交通工具列為同類。自此之後，海陸空出事，都關運輸事，房局需花大量氣力在運輸交通事務上，責任重大。而近年社會上接連發生的重大事故，都屬「運房局惹的禍」，包括最近疫情下國泰容許機組人員「客機去、貨機返」來避過檢疫，國泰機組人員在檢疫期間違規外出而引發第五波疫情，正好反映運房局力有不逮，未能有效監察或控制各公營機構的運作。
再數房屋那一塊，香港土地房屋供應嚴重短缺、樓價高企、公屋輪候時間過長、市民擠住劏房寮屋工廈，問題之嚴重，比運輸更甚。由此可見，把運輸及房屋兩大火頭集於一局，是何等超負荷，局長縱有三頭六臂亦難以兼顧。
鑑於交通運輸往往涉及大型基建工程，當年新民黨建議分拆運房局，成立運輸及工務局，一併管理運輸與工務；另方面則成立土地房屋及發展局，把土地、房屋及發展的職責撥歸同一政策局。
然而，時至今日，發展局本身的職能也十分龐大，包括推動例如新界東北發展區等多個新發展區，相信已不適合增加房屋事務，否則同樣超負荷。故此，我認為現在應回復回歸前的做法，另設房屋局，專責處理房屋問題，主力增加房屋供應，改善市民居住質素。我也認同把物流併入運輸，成立運輸及物流局。相信拆局後，局長各有專職，兩局也能更針對性地處理交通運輸及房屋問題。
文化旅遊體育三方拉動
我支持馬逢國議員的建議，成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這樣可以讓新的政策局具備一定規模，三個範疇互相拉動，整體發展會更好，而這個建議在上屆立法會已有共識。
先說負責範疇，文化的部分可包括（但不限於）現在民政事務局旗下的文化藝術事務，例如藝術中心資助的九大藝團，與及廣告、建築、設計、數碼娛樂、電影、音樂、印刷及出版，以及電視等八大創意產業。
體育的部分則可把體育盛事化、「M」品牌計劃與文藝活動、創意產業有機結合，方向正確。同時，旅遊和文化體育環環相扣，相輔相成。例如「M」品牌計劃、體育盛事配對資助計劃資助渣打香港馬拉松、FIVB世界女排聯賽、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等國際賽事在香港舉辦，便同時帶來大量運動員、旅客及遊旅收益。
香港幾個本土活化計劃也頗成功，例如活化舊中區警署的大館、由1950年代舊紡織廠改建而成的 The Mills 南豐紗廠、前身為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的PMQ 元創方，與及中環街市等等，再加上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Ｍ+博物館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陸續面世。這些景點在未來將為香港帶來旅遊收益。
此外，中央政府「十四五」規劃首次提出對香港在四個新興領域的支持，當中包括「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成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正好對正這個核心目標。
必須加強青年工作
多年來，特區政府的青年工作一直為人詬病，例如由富二代出任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而被指離地，本屆行政長官上任之初強調要與青年同行，惟2019年黑暴期間卻有大量年輕人因反政府抗爭而被捕，反映特區政府的青年工作失敗，年輕人的國民身份認同、守法意識普遍薄弱。
而當民政事務局有關文化及體育的職能將撥調予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民政事務局將有餘裕增加其他工作內容，因此，我認同把民政事務局改組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讓民政與青年工作有機結合，真正了解青年的所思所想與需要，未來才能真正與年輕人同行。
此外，有很多市民向我反映，很多地區已沒有區議員為他們服務，或者區議員政治掛帥卻對該區事務一無所知，市民感到無助。因此，新的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必須多關注地區事務，改善地區民生，以補現時區議會的不足。
最重要還是人才
最後，我亦認同增設副司長職位，認為可提升各政策局之間的協調效能。如今在完善選舉制度下，立法會已重回正軌，社會氣氛亦有助推進政府改組的工作，然而今次的改組規模非常大，當中涉及修改法例、人事調動、增加編制等工作，未來特區政府必須積極向立法會各相關事務委員會及人事編制小組詳細介紹及解釋改組細節。
而除了架構上的改動，其實最重要還是人才。要找到具備適合經驗，有一定的政務資歷，熟悉政府程序及有高度政治手腕的人才出任改組後各政策局的局長、副局長、常秘，一點也不容易。我們拭目以待。
香港在完善選舉制度後，舉行了新一屆立法會選舉。隨後，西方政府及傳媒諸多批評，指中央政府操控我們的選舉。近日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撰文，指最拿手操控選舉結果的其實是英美兩國。
江樂士指出，英國在選舉周期開始時，保守黨競選總部（Conservative Campaign Headquarters，CCHQ） 便啟動挑選候選人的機制，有意成為保守黨候選人的人士必須加入CCHQ。經過審查後，他們便會由CCHQ 的議會評核委員會（Parliamentary Assessment Board，PAB）評核，就有意參選人士的溝通技巧、對黨的忠誠度及是否具備從政素質等等，決定他們是否適合參選。同時也得確保他們當選後會繼續「聽話」，以黨的利益為先，否則，再無參選機會。他舉例指十九世紀一位政治家Benjamin Disraeli的口號是「damn your principles, stick to your party」，即不論自己的原則為何，他都會跟隨。江樂士亦指出，即使有已退黨的獨立人士參選，他們必定遭到打壓而最終無法勝出。如此看來，英國是否由政黨操控選舉？
美國亦如是。十九世紀，麻省州長 Elbridge Gerry 為了確保自己的政黨能夠勝出，在1812 年通過了一條條例，改劃當時地方選區的界線，將選區改為「mythological salamander」，即改劃後的選區變得十分古靈精怪，從地圖上看猶如神話中一隻奇形怪狀的動物。而「gerrymandering」一詞亦因他而命名。美國歷史不斷循環，例如共和黨輸了選舉後便修改選區劃界，增加自己的勝算。
美國這個所謂民主自由的國家，對付自己的黨員更絕不手軟。擔任過前總統小布殊年代主理中東事務的助理副國務卿的Liz Cheney，是前副總統Dick Cheney 的女兒，本身是共和黨懷俄明州眾議員及黨組主席，作風十分保守，卻因支持調查國會山莊叛變及彈劾特朗普，遭到特朗普支持者大肆抨擊及抹黑，最終還遭罷免。誰才是操控選舉的能手，事實勝於雄辯。
近日，美國有愈來愈多評論員及民主學者撰文，分析美國是否瀕臨內戰，美國社會有這種想法並非無的放矢。國會山莊被襲一周年，美國總統拜登在1月6日的國會發表了充滿怒火的演說，表面上捍衛民主，實際是大罵前總統特朗普。首先，拜登大力譴責當日衝入國會山莊的武裝暴徒，形容當日的事件為武裝叛變（armed insurrection），指他們企圖顛覆憲制。拜登雖沒有指名「特朗普」，但不斷重複「前總統」（former president）字眼，指摘他是說謊者，在2020年總統選舉後，為誣衊拜登竊取選舉寶座而不擇手段。拜登批評「前總統」不接受民主選舉，重視權力多於原則，重視個人利益多於國家利益，其狂妄自大的價值觀比美國的民主及憲法更為重要。拜登所採用的字眼等同平日批評獨裁政體的字眼。
拜登讚揚部分共和黨議員倒戈，同意調查當日的叛變，是英勇的表現。同時，他認為美國已來到轉折點，期望美國人民看清楚自己的靈魂，美國將會變成一個怎樣的國家，會否接受政治暴力，接受有政治偏見的官員推翻選舉結果；又反問國民，美國是否一個堅守真理的國家，還是追隨謊言的國家。
拜登的演辭顯示他對美國民主前途的焦慮，事實上，共和黨對付黨內異見者並不手軟。前副總統Dick Cheney的女兒Liz Cheney，本身是共和黨懷俄明州眾議員及黨組主席，擔任過前總統小布殊年代主理近東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 Liz Cheney本屬鷹派，對中東及對華態度都十分保守，但本職是律師的她，並不認同暴力推翻選舉結果，於是聯同另外9名共和黨黨員，支持調查國會山莊叛變及彈劾特朗普，結果遭到特朗普支持者大肆抨擊及抹黑，最終還遭罷免。共和黨就是這樣對付自己人，民主黨亦有內訌，情况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