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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應如何變革？（三）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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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現屆政府新設創新辦，削弱了與學者的交流，並且，不少加入的年輕人已離職，誠是失敗之作。除政府缺乏策略性政策研究組織外，我認為特區政府亦需檢討一些法定獨立機構的運作，針對處理營運成效等問題。
港英政府財政司郭伯偉和夏鼎基素來主張「小政府，大市場」，所以在他們的領導下，政府依賴自由市場經濟，力求「無為而治」。1980 年代，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執政，主張把政府功能盡量私有化，也促使政府加快把一些政府部門「企業化」。例如為郵政署設立營運基金，又曾考慮私有化水務署。
又例如於1977 年成立的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作為獨立法定機構，擁有獨立收入，不受審計署監察，可自行決定考試費、職員薪酬和獎勵金等，儼如「獨立王國」。然而近年考評局的營運表現未如人意，自2013/14 年度起與文憑試有關的收入年年虧損，特區政府便在2018 至2022 年間合共補貼3.6 億元。而於2019/20 年度，文憑試方面仍佔考評局總收入46.8%，但受累於考生人數下跌，考試收入亦將銳減，預計津貼終止後，考評局將在2022/23 年度錄得整體虧損約9800 萬元。
除收入減少，考評局的營運存在很多問題，包括監管不力、保密不足、泄漏試題、審題黑箱作業、DSE 考題惹爭議等等。去年5 月，法庭就補習天王蕭源透過手機取得文憑試保密試題一案，裁定蕭源與另外兩名前主考員串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同月文憑試歷史科竟出現無視日本侵華史實的試題。據了解，教育局曾於2019 年提名人員加入歷史科審題委員但不果，反映考評局缺乏監管，儼如「無王管」。考評局是眾多獨立機構的冰山一角，反映若特區政府要改善管治，必須大力檢討並加強監管，確保這些機構在正確軌道上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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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現屆政府新設創新辦，削弱了與學者的交流，並且，不少加入的年輕人已離職，誠是失敗之作。除政府缺乏策略性政策研究組織外，我認為特區政府亦需檢討一些法定獨立機構的運作，針對處理營運成效等問題。
港英政府財政司郭伯偉和夏鼎基素來主張「小政府，大市場」，所以在他們的領導下，政府依賴自由市場經濟，力求「無為而治」。1980 年代，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執政，主張把政府功能盡量私有化，也促使政府加快把一些政府部門「企業化」。例如為郵政署設立營運基金，又曾考慮私有化水務署。
又例如於1977 年成立的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作為獨立法定機構，擁有獨立收入，不受審計署監察，可自行決定考試費、職員薪酬和獎勵金等，儼如「獨立王國」。然而近年考評局的營運表現未如人意，自2013/14 年度起與文憑試有關的收入年年虧損，特區政府便在2018 至2022 年間合共補貼3.6 億元。而於2019/20 年度，文憑試方面仍佔考評局總收入46.8%，但受累於考生人數下跌，考試收入亦將銳減，預計津貼終止後，考評局將在2022/23 年度錄得整體虧損約9800 萬元。
除收入減少，考評局的營運存在很多問題，包括監管不力、保密不足、泄漏試題、審題黑箱作業、DSE 考題惹爭議等等。去年5 月，法庭就補習天王蕭源透過手機取得文憑試保密試題一案，裁定蕭源與另外兩名前主考員串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同月文憑試歷史科竟出現無視日本侵華史實的試題。據了解，教育局曾於2019 年提名人員加入歷史科審題委員但不果，反映考評局缺乏監管，儼如「無王管」。考評局是眾多獨立機構的冰山一角，反映若特區政府要改善管治，必須大力檢討並加強監管，確保這些機構在正確軌道上營運。
上星期，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專題研討會（2月22日）發表了講話，顧名思義，講話內容以「愛國者治港」為主題。
鄧小平論述基礎上 提具體標準
其實相關主題中央政府一直有鋪墊，例如去年11月17日的《基本法》頒布30周年法律高峰論壇，多位重量級講者均有引述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先生於上世紀80年代提倡的愛國者治港論，即「港人治港有個界綫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理香港」。當時鄧小平先生已經提出了愛國者的標準，就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我相信如今中央政府是在鄧小平先生的論述基礎上，把愛國者治港的要求具體化，以及提出制度上的改變。
首先，「治港者」的意思不單是指行政長官一人，而是指特區政府整個管治班子，包括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會成員、立法會議員、行政長官選委會、各級法官等，這些人合起來一起肩負香港的管治責任，因此必須是愛國者。
治港者 與中央立場未夠一致？
第二，夏寶龍主任指出，「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繼續沿着正確方向行得穩、走得遠，不變形、不走樣，一個重要前提是，治港者必須能夠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換句話說，香港回歸後23年來走得這麼崎嶇，「一國兩制」落實那麼艱難，不就是因為「治港者」不夠愛國、和中央政府的立場態度未夠一致？
舉例說，回歸之初，1999年1月29日的「吳嘉玲案」，終審法院大法官的裁決認為，香港法院對人大有違憲審查權，當時這裁決引起極大爭議，最終導致人大釋法。正如夏主任指出，「愛國者必然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香港《基本法》的母法。」試問香港法院、一個地方行政區的法院，哪能對人大有違憲審查權？
再舉個例，回歸以來，港人對「香港是三權分立」之說深信不疑，法院這樣說，官員這樣以為，教科書這樣寫，老師這樣教。為甚麼有人這樣倡議？因為他們以為，「三權分立」等於「中央管不了我」，正正反映問題所在。我多番公開發言及撰文指出，不論回歸前後，香港都是實行「行政主導」而非「三權分立」，以正視聽。
此外，23條通過不了、國情教育搞不成、修訂《逃犯條例》搞出史無前例的政治動盪，回歸以來好些大風暴、小挫折，某程度上都是因為管治班子內的愛國者不夠多，未能和中央政府的立場態度一致，「一國兩制」未能準確落實。
愛國治港者 5大要求
第三，正如夏主任所說，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興風作浪、坐大成勢」，其中一個直接原因，就是香港「尚未真正形成穩固的愛國者治港局面」。配合今天的局勢，夏主任明確列出何謂愛國的治港者：
1、「治港者必須能夠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必須深刻認同『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香港法院可以審查人大之說，便是搞混「一國」和「兩制」的關係了。
2、「旗幟鮮明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充分尊重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即是終日高舉「結束一黨專政」的旗幟就要不得了。
3、「正確處理涉及中央和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有關問題」，例如怎樣適當處理高鐵「一地兩檢」的敏感爭議。
4、「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若議員一味在議會內拉布、搗亂，盲目反對議案，甚至連防疫抗疫基金的撥款議案都反對，這樣做還算是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嗎？
5、「堅守『一國兩制』原則底綫，堅決反對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這很簡單，若有人依傍外國勢力，甚至要求外國政府制裁香港，當然不能接受。
除了上述的5點，我亦十分同意夏主任的總結，「堅持愛國者治港是關係到『一國兩制』事業興衰成敗的重大原則問題，容不得半點含糊」。
選舉制度改變 人大會議有分曉
第四，就是要完善相關制度，以配合落實愛國者治港的目標，「確保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理由很簡單，現時正正因為選舉制度不完善，反對派乘勢而起，佔據議席，才引發那麼多動盪，妨礙「一國兩制」準確落實。至於選舉制度會有甚麼重大改變，我相信在即將召開的人大會議自有分曉。
不過，夏主任也澄清，「強調愛國者治港，絕不是要搞『清一色』」。很明顯，中央政府非常明白香港擁有獨特的歷史、社會及文化背景，是個中西文化滙萃的多元社會，也有很多人深受西方文化影響，對國家的看法未必與愛國者一致，「對這些人的取態，中央是理解和包容的」，這些人可以繼續發揮其專長、專業，在各行各業貢獻香港，但是他們並非愛國者，不能成為愛國者治港的一員。
整體而言，我認為透過夏主任的發言，我們知道中央政府是如何重視香港、重視「一國兩制」；同時，中央政府明白到，要管治香港，除了要抓對的制度，找對的人亦很重要。當制度與人選都對了，「一國兩制」自能行穩致遠。
上文提到數碼革命使全球發展格局產生大變，中國經濟的崛起衝擊香港的長遠競爭力及管治文化，香港要與時並進，需從改革政府架構做起。
談到架構，廢除中央政策組讓人遺憾。特區政府於一九八○年代研究設立中央政策組時，曾諮詢各政策科和部門，當時很多政務官，包括我也覺得增設這個「組」是「多個香爐多隻鬼」，擔心「街外人」會與政務官意見相左，不欲政府以外的學者、專家參與制訂政策的過程。後來，中央政策組正式成立，以負責策略性思考、諮詢、制訂研究方向、蒐集及分析民意等工作為主，為因循守舊的政府注入新思維，發揮作為特區政府智囊的角色。我認為在歷屆中策組首席顧問裏，劉兆佳教授最為稱職。這位資深學者在任期間既頻做民調以進行研究工作，也會邀請內地及海外學者來港，促進政府策略性思維。
民間智庫在培訓政策研究及政治人才上有重要角色，美國的智庫更以「旋轉門」形式運行，不少部長級官員來自智庫，用他們的學說制訂政策，辭官後便重回智庫工作。於是很多智庫均獲大企業資助，研究工作形成產業，各種學說百花齊放。香港的情况則難以比擬。
現任特首上任時，設立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取代中策組，並改由政務官擔任總監。當時我已覺這職權編制會使決策及行事重返以往「由上至下」的老調，喪失中策組的功能。此外，雖然特首有心吸納年輕人為研究政策工作提出嶄新角度，但是在實際操作上，創新辦的年輕人學歷、閱歷和經驗尚淺，缺乏策略性思維訓練，不可與中策組的專家學者們比擬。最匪夷所思的是，據悉黑暴期間，竟有創新辦成員在辦公室內設立連儂牆，公然無視公職人員要向政府效忠的責任。且創新辦成立至今也不見得有何嶄新及富建設性的建議，可見確是失敗之作。我建議下屆政府恢復設立中策組，延攬來自不同背景、研究不同範疇的高學歷人才，為香港發展作出實際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