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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香港大學聖約翰學院高桌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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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獲得香港大學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的邀請，作為他們高桌晚宴（High Table Talk）的主講嘉賓。疫情下，活動幾經改期，終於排除萬難，昨晚（21日）順利舉行，除了學院的董事會成員和現屆同學，還有很多舊生參加，大家聚首一堂，歡度愉快晚上。
今年是聖約翰學院的110周年，和院長黃國俊博士他們談起，也勾起我不少回憶。我在七十年代入讀香港大學英文系，那時候大學學額少、宿位更少，而我住得近，沒有住宿舍，過著走讀生的日子。現在回想，真是錯過了不少校園生活，讀大學，還是應該住宿舍，享受多點群體生活。
那些年，聖約翰學院沒有現在的規模，如今同學很幸運，學院經歷擴建，地方大、宿位多、設施齊，有圖書館、Idea Room，還有馳名「白飯任添」的大飯堂。看得出來負責導賞的同學都很為學院的傳統自豪，希望他們珍惜這段住宿舍的日子，將來會成為寶貴的回憶。
高桌晚宴在大飯堂舉行，學院保留了很多聖公會傳統儀式，例如祈禱、唱院歌，以英語（輔以拉丁語）進行等等，大家都很投入，現場氣氣既莊嚴又溫馨。我的演講主題是 Path to the Exco（我的行會路），讓我回想起當年在蘇格蘭前往倫敦面試香港政府的政務官，加入政府後，做個AO小薯去行會送文件的日子，回歸前我們遵守《英皇制誥》《皇室訓令》，實行行政主導，紅頭文件上寫著 the Council advised, and the Governor ordered ，那就落實的了。
回歸後，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設立主要官員問責制，我作為主要官員成為官守行會成員。後來我當選立法會議員，獲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委任加入行會，坐在會議廳的另一面，角色與責任都不同了。
到今屆行政長官李家超委任我為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召集人，轉眼時光過，行政會議的功能也有不同發展，作為行會成員，我們始終要堅守的是集體負責制和保密制，大原則不能動搖。
晚宴後，我們移師毛羽室（Senior Common Room）繼續答問交流，大家問了很多高質量問題，關心香港的創科發展、人民關懷、教育制度，以至如何聯通世界等等，反映大家都很著緊香港。
這晚的活動很有意義，我很享受和年輕人交流，再次感謝聖約翰學院的邀請，期望未來有更多機會接觸香港大學的同學，了解他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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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我應Hong Kong Investment Funds Association (HKIFA) 及 Private Wealth Management Association的邀請，參與一個webinar線上分享會，向他們介紹習近平總書記於中國共產黨二十大報告中，就一國兩制的重磅講話、對香港的期望以及未來機遇。同時我亦簡述了行政長官首份施政報告，如何回應中央政府的指示。此外我亦介紹了北部都會區發展計劃、以及在金融產業方面的一些新措施，例如人民幣國際化、如何與大灣區融合的金融措施等。
接近一百名金融工作者參與是次線上分享會，他們除了比較關注理財通目前規模比較有限等金融措施以外，亦非常關心香港法治情況。特別是《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對普通法及司法獨立有甚麼影響，另一方面我亦解釋了特區政府的抗疫政策。眾人反應非常踴躍，我十分高興有此機會與一眾金融界專業人士作出深入溝通，希望日後能與各方作更多交流，以及分享我對香港未來前景的看法。
除了聖誕節、復活節及萬聖節等外國傳統節日，香港人比較熟悉的就是感恩節了。
年輕人著重萬聖節，每當節日來臨，他們總會作奇裝異服打扮慶祝，為市面帶來許多商機，不少商戶趁亦此節日作業務推廣。在港外籍人士(特別是美國人)，也有慶祝感恩節的習慣。雖然這是美國傳統節日，但許多歐洲人甚至港人也會一同慶祝並順道吃火雞，因此該節日也稱為「火雞節」。
我在美國讀書生活四年，明白到美國人對於感恩節，比聖誕節及新年更為著重。感恩節源於美國十八世紀立國時，一些新教徒(Protestant)反對英國國教，他們收到消息北美洲有大片肥沃土地，可以種植棉花等農作物，因此便計劃大舉移民，遷往該地重建家園。當時第一艘越洋過海的船隻名為「五月花號」，經歷風浪越過大西洋，過程甚為驚險，幾經艱辛最終到達新大陸，他們平安抵達感興奮之餘亦非常感恩，於是便大事慶祝。
相信無論甚麼國家的人都認同懂得感恩非常重要，我在美國留學生活也受其影響。當年我在史丹福大學讀書時，感恩節期間幾乎所有店舖關門，只有中國及印度餐館繼續營業。第一年初到美國時無親無故，感恩節當日甚麼東西都買不到，於是我便去到一家咖啡店 Peet's Coffee，這家咖啡店比星巴克更出名，當地人認為其質素比許多連鎖咖啡店好得多，只是沒有開設大量連鎖店而已 。
猶記得當天踏入這家咖啡店時，店員一眼便知道我是留學生，於是便送上一杯咖啡、一件脆餅，都是免費的。後來我發覺學校有火雞餐吃，原來校園知道國際學生在異地無親無故，於是便免費供應火雞餐，但學生們首先要在網上登記，不過名額有限，學生們「手快有手慢無」，或許我電腦操作比較愚鈍吧，永遠也登記不到，因此直至畢業時，也沒有試過學校的火雞餐。
史丹福大學其中一位曾教導我的商科學院前教授，曾任助理國防部長的 Professor Henry Rowen，他喜歡研究中國經濟，曾經多次來港並喜歡這地方，留美第一年他更在家設宴請我與女兒吃火雞。直至第三年，隨著我認識越來越多香港朋友，他們亦邀請我出席其熱鬧的感恩節派對。當時美國並未視中國為威脅，這位教授對中國及亞洲非常友善，至今我仍然懷念在他家中吃火雞的情景。可惜隨著他與妻子年紀老邁，兩人數年前已經離世。時至今日，每當我得悉香港有些私人會所宣傳感恩節吃火雞餐時，總會勾起我在大學生活的樂趣，以及吃火雞慶祝感恩節的快樂日子。適逢今晚感恩節，我與友人也來一頓火雞餐，緬懷昔日的美好歲月。
很高興獲得香港大學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的邀請，作為他們高桌晚宴（High Table Talk）的主講嘉賓。疫情下，活動幾經改期，終於排除萬難，昨晚（21日）順利舉行，除了學院的董事會成員和現屆同學，還有很多舊生參加，大家聚首一堂，歡度愉快晚上。
今年是聖約翰學院的110周年，和院長黃國俊博士他們談起，也勾起我不少回憶。我在七十年代入讀香港大學英文系，那時候大學學額少、宿位更少，而我住得近，沒有住宿舍，過著走讀生的日子。現在回想，真是錯過了不少校園生活，讀大學，還是應該住宿舍，享受多點群體生活。
那些年，聖約翰學院沒有現在的規模，如今同學很幸運，學院經歷擴建，地方大、宿位多、設施齊，有圖書館、Idea Room，還有馳名「白飯任添」的大飯堂。看得出來負責導賞的同學都很為學院的傳統自豪，希望他們珍惜這段住宿舍的日子，將來會成為寶貴的回憶。
高桌晚宴在大飯堂舉行，學院保留了很多聖公會傳統儀式，例如祈禱、唱院歌，以英語（輔以拉丁語）進行等等，大家都很投入，現場氣氣既莊嚴又溫馨。我的演講主題是 Path to the Exco（我的行會路），讓我回想起當年在蘇格蘭前往倫敦面試香港政府的政務官，加入政府後，做個AO小薯去行會送文件的日子，回歸前我們遵守《英皇制誥》《皇室訓令》，實行行政主導，紅頭文件上寫著 the Council advised, and the Governor ordered ，那就落實的了。
回歸後，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設立主要官員問責制，我作為主要官員成為官守行會成員。後來我當選立法會議員，獲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委任加入行會，坐在會議廳的另一面，角色與責任都不同了。
到今屆行政長官李家超委任我為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召集人，轉眼時光過，行政會議的功能也有不同發展，作為行會成員，我們始終要堅守的是集體負責制和保密制，大原則不能動搖。
晚宴後，我們移師毛羽室（Senior Common Room）繼續答問交流，大家問了很多高質量問題，關心香港的創科發展、人民關懷、教育制度，以至如何聯通世界等等，反映大家都很著緊香港。
這晚的活動很有意義，我很享受和年輕人交流，再次感謝聖約翰學院的邀請，期望未來有更多機會接觸香港大學的同學，了解他們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