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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三大人才來源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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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任行政長官李家超上任二十多天，其管治班子逐漸成形，除了已在7月1日宣誓的六位正副司長及十五位政策局局長外，近日特區政府陸續公布大部分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人選。從目前已公布的名單看來，特區政府的政治人才來源至少有三方面。
問責制吸納政府以外專才
回首當年，在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推出「主要官員問責制度」之前，政府的主要官員全部是政務官，直至他在2000年《施政報告》首次提出問責制，並且於2002年正式實施，便開始引進政府以外的專才，例如梁錦松、廖秀冬、周一嶽、李國章及楊永強等等，這些專才都是業界翹楚，這是開拓人才來源的第一步。
2007年，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發表《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報告書》，建議擴大問責制，設立副局長及局長政治助理，並於2008年正式推行，職位一下子增多，特區政府對外來人才的需求增加，這是開拓人才來源的第二步。加上往後梁振英及林鄭月娥兩屆政府的班子，除了業界專才和學者，例如楊偉雄、張炳良、陳茂波、黃錦星、蔡若蓮，也吸納有政黨背景的人士或議員，例如蘇錦樑、劉江華、羅致光。
此外，政治助理的主要工作是協助局長做好政治聯繫，包括與政黨及立法會議員聯絡、游說及拉票等工作，對於政策知識的專業要求不高，讓資歷較淺的年輕人也有機會加入政府歷練。
政府內部拔尖
來到今屆的李家超政府，我們看看正副司局長及政助的名單，不難看出特區政府的人才來源分布。
首先是拔尖，即是從政府內部的公務員團隊中精挑優秀人才，擢升局長或副局長，這些人才可以是政務官，也可以是專業職系或紀律部隊，他們的優點是有豐富的公共行政經驗，熟悉政府運作，了解不同政策的發展，可保障政策的延續性。例如發展局局長甯漢豪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都是十分資深的政務官，在上屆政府出任常任秘書長；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則本身是勞工處處長及建築署署長；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則曾出任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及發展局常秘；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更是自八十年代加入前環境保護處任職環境保護主任，逐步晋升至局長。
剛公布的副局長名單亦有廖振新、卓孝業、戴尚誠及劉震等多位公務員。這些正副局長都是政府內部的優秀人才，願意擔任問責官員，繼續為市民服務，是有承擔的表現。
從外吸納議員
第二個人才來源是政黨及議會。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兩位均是資深立法會議員，他們有多年群眾工作經驗，對民生事務有敏銳觸角，非常了解市民的想法，換句話說是非常貼地。張國鈞本身是律師，其法律背景非常適合律政司的工作。剛公布的政助名單亦有傅曉琳和蕭嘉怡兩位前區議員，這些具備地區工作經驗的人選能協助特區政府掌握市民的想法。
擢升政治助理
第三是擢升政治助理。除了今屆有張曼莉及施俊輝由政助升為副局長，過往也有陳岳鵬、陳百里及徐英偉等例子。
回歸前，是由資深政務官擔當類似副局長的工作的，俗稱「大寶」，首長級D4級官員屬senior deputy，D3級的則屬junior deputy。概念上，我不認為副局單純是政助的直升位，但是時移世易，我們亦不能以當日「大寶」的標準來要求今天的副局長或政助，而從名單看來，特區政府把年輕政助看成值得培育的對象，他們在政策局浸淫一兩屆，累積經驗、擴闊視野，適當時候便有機會更上一層樓。
其實政府管治班子或編制不斷膨脹屬全球現象。猶記得1994年，我代表香港到東京，出席日本加盟「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三十周年與非成員經濟體的特別對話。當時他們的外務省只有一位外務大臣，是國會議員。時至今日，日本政府的編制也不斷發展，例如外務省便設有兩位外務副大臣、三位外務大臣政務官、一位外務事務次官等等。皇太子妃雅子的父親小和田恆，1955年進入外務省後，於1989年晋升為外務事務次官，1991年至1993年間出任外務副大臣。其他省的情況也一樣，歷年來編制擴大，以擴大人才庫。
英國政府也一樣，為了讓人才向上流動，設置了很多細部門，開設很多 Junior Minister 的職位，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06年開設的 The Department for Levelling Up, Housing and Communities，於是有Minister of Levelling Up，目前由保守黨的 Gregory David Clark 出任。
應加強吸納不同類型人才
雖然目前這個班子並未百分百齊人，尚餘少量空缺，相信稍後會有公布。我期望除了上述討論的人才來源，未來特區政府應吸納更多不同類型的人才，把他們配置在適當的崗位，以提升特區政府的管治水平及整體工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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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任行政長官李家超上任二十多天，其管治班子逐漸成形，除了已在7月1日宣誓的六位正副司長及十五位政策局局長外，近日特區政府陸續公布大部分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人選。從目前已公布的名單看來，特區政府的政治人才來源至少有三方面。
問責制吸納政府以外專才
回首當年，在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推出「主要官員問責制度」之前，政府的主要官員全部是政務官，直至他在2000年《施政報告》首次提出問責制，並且於2002年正式實施，便開始引進政府以外的專才，例如梁錦松、廖秀冬、周一嶽、李國章及楊永強等等，這些專才都是業界翹楚，這是開拓人才來源的第一步。
2007年，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發表《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報告書》，建議擴大問責制，設立副局長及局長政治助理，並於2008年正式推行，職位一下子增多，特區政府對外來人才的需求增加，這是開拓人才來源的第二步。加上往後梁振英及林鄭月娥兩屆政府的班子，除了業界專才和學者，例如楊偉雄、張炳良、陳茂波、黃錦星、蔡若蓮，也吸納有政黨背景的人士或議員，例如蘇錦樑、劉江華、羅致光。
此外，政治助理的主要工作是協助局長做好政治聯繫，包括與政黨及立法會議員聯絡、游說及拉票等工作，對於政策知識的專業要求不高，讓資歷較淺的年輕人也有機會加入政府歷練。
政府內部拔尖
來到今屆的李家超政府，我們看看正副司局長及政助的名單，不難看出特區政府的人才來源分布。
首先是拔尖，即是從政府內部的公務員團隊中精挑優秀人才，擢升局長或副局長，這些人才可以是政務官，也可以是專業職系或紀律部隊，他們的優點是有豐富的公共行政經驗，熟悉政府運作，了解不同政策的發展，可保障政策的延續性。例如發展局局長甯漢豪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都是十分資深的政務官，在上屆政府出任常任秘書長；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則本身是勞工處處長及建築署署長；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則曾出任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及發展局常秘；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更是自八十年代加入前環境保護處任職環境保護主任，逐步晋升至局長。
剛公布的副局長名單亦有廖振新、卓孝業、戴尚誠及劉震等多位公務員。這些正副局長都是政府內部的優秀人才，願意擔任問責官員，繼續為市民服務，是有承擔的表現。
從外吸納議員
第二個人才來源是政黨及議會。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兩位均是資深立法會議員，他們有多年群眾工作經驗，對民生事務有敏銳觸角，非常了解市民的想法，換句話說是非常貼地。張國鈞本身是律師，其法律背景非常適合律政司的工作。剛公布的政助名單亦有傅曉琳和蕭嘉怡兩位前區議員，這些具備地區工作經驗的人選能協助特區政府掌握市民的想法。
擢升政治助理
第三是擢升政治助理。除了今屆有張曼莉及施俊輝由政助升為副局長，過往也有陳岳鵬、陳百里及徐英偉等例子。
回歸前，是由資深政務官擔當類似副局長的工作的，俗稱「大寶」，首長級D4級官員屬senior deputy，D3級的則屬junior deputy。概念上，我不認為副局單純是政助的直升位，但是時移世易，我們亦不能以當日「大寶」的標準來要求今天的副局長或政助，而從名單看來，特區政府把年輕政助看成值得培育的對象，他們在政策局浸淫一兩屆，累積經驗、擴闊視野，適當時候便有機會更上一層樓。
其實政府管治班子或編制不斷膨脹屬全球現象。猶記得1994年，我代表香港到東京，出席日本加盟「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三十周年與非成員經濟體的特別對話。當時他們的外務省只有一位外務大臣，是國會議員。時至今日，日本政府的編制也不斷發展，例如外務省便設有兩位外務副大臣、三位外務大臣政務官、一位外務事務次官等等。皇太子妃雅子的父親小和田恆，1955年進入外務省後，於1989年晋升為外務事務次官，1991年至1993年間出任外務副大臣。其他省的情況也一樣，歷年來編制擴大，以擴大人才庫。
英國政府也一樣，為了讓人才向上流動，設置了很多細部門，開設很多 Junior Minister 的職位，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06年開設的 The Department for Levelling Up, Housing and Communities，於是有Minister of Levelling Up，目前由保守黨的 Gregory David Clark 出任。
應加強吸納不同類型人才
雖然目前這個班子並未百分百齊人，尚餘少量空缺，相信稍後會有公布。我期望除了上述討論的人才來源，未來特區政府應吸納更多不同類型的人才，把他們配置在適當的崗位，以提升特區政府的管治水平及整體工作表現。
踏進7月，隨着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港、帶來「4個必須」和「4個希望」，新一屆特區政府在行政長官李家超帶領下宣誓上任。在新的管治風格下，感覺是整個特區政府都「動起來」，例如各司局長都紛紛有視察行動，亦不吝嗇面對傳媒，更於上周四（7日）宣布暫緩航班熔斷機制等，我認為方向正確，是好的開局。
說到新的管治風格，帶動者當然是新上任的行政長官李家超，他在上周三（6日）進行了首場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大會，向公眾闡述其施政新猷，亦回答了議員的提問。
攝錄小隊緊隨特首 一相勝千言
首先，我留意到有一隊攝錄小隊，時刻緊隨李家超，為他拍攝相片、錄影錄像，這對營造形象及傳達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卻是前任行政長官沒有的配置。正如英文諺語所言「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相比起冗長的記者會出鏡、或充滿技術資料的獨白演說，有時真是一相勝千言，更易讓市民接受。因此，大家會見到李家超的Facebook既上載太太替他打呔、愛心飯盒的相片，也有他出席活動、忙碌工作的相片，甚至有「直男」自拍照，既公有私，十分人性化。
另一點值得留意的是，李家超很多相片都不是獨腳戲，而是着重團隊、同伴、與人交流。我相信加入了特首辦的前警隊公共關係科總警司、前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謝振中功不可沒。
前廳交流會 宜定重點聚焦討論
第二，李家超主張辦每月「前廳交流會」，每次由司長或副局長，帶領5、6名局長及官員，在立法會的前廳和議員交流。這個建議瞬間把立法會前廳帶進公眾視綫--前廳，英文是Antechamber，設於會議廳（Chamber）對面，本是議員小息或休歇的地方，記者或議員助理也不得進入--那裏氣氛較輕鬆，讓局長和議員在前廳交流討論，我認為是好提議，可能會比行政長官進行短問短答更有實際成效。
不過，除了適合的場地，擬定討論的範疇也十分重要。我建議特區政府在每次交流會前，提出重點討論的範疇或議題，如此局方和議員都可有較充分的準備，聚焦討論，以免流於風花雪月。
第三，李家超宣布成立4個工作組，包括「弱勢社群學生擺脫跨代貧窮小組」、「土地房屋供應統籌組」、「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以及「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這種成立行動組的做法，大抵是來自他的警察背景和經驗，4個工作組分別由司長及副司長負責，而非萬事由行政長官本人親自領導，再次反映他深明分工合作的重要性。
關注跨代貧窮 任重道遠
貧富懸殊一直是香港的深層次問題，上屆政府採取「相對貧窮」的定義，致使在數據上社會永遠都有人貧窮，而且若純粹靠特區政府的福利或措施介入，未能做到精準扶貧。我認為，劏房戶是居住環境及生活條件最惡劣、最需要幫助的弱勢社群，這些貧窮家庭的小朋友更需要幫助。
舉個例，我認識有家庭資源不俗的小朋友，在小一開始便學習編程（coding）、小四開始學習西班牙語，現在小六了，說起來已有6年編程經驗、西班牙語也說得流利，擴闊了升中及未來發展的選擇；相對地，貧窮家庭的小朋友沒有資源參加這些興趣班，依靠小學的校內課程的話，一般要到高小才接觸編程入門，其他外語更加鮮有小學提供，與前者比較起來，貧窮家庭的小朋友已然輸在起跑綫。
因此，我很欣慰李家超關注跨代貧窮的問題，並且特別成立「弱勢社群學生擺脫跨代貧窮小組」應對，「個人發展規劃」、「師友配對」等計劃都很人性化，反映他有關愛下一代的愛與誠，並非只着眼冰冷的福利數據。不過，這可是個長遠的問題，帶領這個小組的政務司司長，任重道遠。
加強地區統籌 消除政出多門
我們做地區工作的，都知道何謂「政出多門」，就是遇上問題的時候，政府不同部門你推我讓，往往小小問題也拖延甚久、難有進展，例如衞生惡劣、鼠患蚊患、滲水、阻街等等；疫情期間有一段時間，民政局更像消失了一樣，要靠政黨及地區組織自發籌集及派發抗疫物資，便遭市民深深詬病。
大抵是李家超收到各方面的反饋，因此成立「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由政務司副司長帶領多個部門聯合行動，並且會組織18區「地區服務及關愛隊伍」，讓部門與市民義工結合，首要任務是3個月的清潔大行動，改善市容。我期望在這個工作組的協調統籌下，日後不論環境、工程、漏水、僭建、清理垃圾等等，各個部門能通力合作，不要再各家自掃門前雪。
土地房屋供應 須加快抓緊
至於為甚麼要成立「土地房屋供應統籌組」和「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實在不用多說。
「土地房屋供應統籌組」將由財政司司長帶領，取代以往的「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制定未來10年可供發展土地（「熟地」）的供應預測，持續檢視各個造地項目的進展，並精簡程序，以更好地釋放土地的發展潛力，亦將督導和監察公私營房屋的供應量及供應速度；「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則由財政司副司長負責，將會督導各個公營房屋興建項目，探討各項加快建造及入伙的措施。
我期望這兩個工作組能以結果為目標，加快抓緊工作，盡快增加土地房屋的供應，讓更多市民能安居樂業。
上屆政府的缺失之一，就是取消了「中央政策組」，因此缺少了研究政策的「大腦」、缺少了和學者的聯繫、缺少了掌握民情的渠道。來到李家超這一屆，很明顯他認同政策研究及掌握民情的重要性，因此將設「特首政策組」，定位為「這是=一個宏觀性的政策、決策，或者幫我決策的一個單位」、協助他深入了解「民情、民意，香港不同界別人士的需要」，我非常認同。
特首政策組 廣邀專家拓聯繫
不過，要讓「特首政策組」有效發揮功能，成員構成十分重要，我期望李家超廣邀政府以外、專攻不同範疇的專家、學者、研究員加入，如此才能拓闊特區政府的對外聯繫，提升政策思維，以更準確地掌握民情，讓推出的政策更加貼地。
最後，我對於李家超用「15個仔仔女女」來形容15個政策局印象深刻，因為這是歷任行政長官所沒有的。他以這個說法來形容行政長官與官員的關係，比喻特區政府是個大家庭，不搞「馬房」、不偏心，彼此的關係比團隊更深一層；換句話說，他自己要擔起照顧者的責任，這又比自命領導者、命令者要肩負更多，官員及市民聽到這些話親切又順耳，不會反感。這點我覺得十分驚喜，也期待各個政策局陸續有所表現，實現李家超所說的「他們都能獨當一面、展翅高飛、各司其職」！
新一屆行政會議成員名單於上周三（6月22日）公布後，我收到很多朋友及市民的訊息，也接受了不少傳媒訪問，發現社會大眾對行政會議的角色及功能不完全了解，我作為新一屆行政會議召集人，就在這裏跟大家解釋一二。
首先，《基本法》對行政會議的性質及工作有明確界定。《基本法》第五十四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而第五十六條亦說明「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制定附屬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但人事任免、紀律制裁和緊急情況下採取的措施除外。行政長官如不採納行政會議多數成員的意見，應將具體理由記錄在案」。
行政會議制度沿用百多年
行政會議的前身是行政局，這制度已沿用百多年，一直行之有效，《基本法》保留了這個制度，由九七年前的「總督會同行政局」（Governor-in-Council）演變成九七後的「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Chief Executive-in-Council）。九七前，行政局的會議文件會用紅筆寫著「the Council advised and the Governor ordered」，九七後則改為「the Council advised and the CE ordered」。「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要就很多政策作審批及決定，例如兩電的利潤管制協議，這是行政主導的由來。
要留意的是，行政會議是行政長官的顧問團，我們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但是沒有立法權也沒有執行的權力，有聲音建議加強行政會議的實權，我認為行不通亦不需要，否則行政會議變成六司十五局之外的三不像部門，既架床叠屋，更會導致彼此權責不清，擾亂行政長官施政。
集體負責制與集體保密制
由九七前傳承下來的優良傳統是集體負責制。事實上，行政會議容許成員在會議內自由表達不同意見，甚至會有激辯，但是當「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就某政策拍板通過作了決定後，我們便需集體負責，支持特區政府施政。
集體保密制是另一項十分重要的原則，行會成員可以在會議內表達不同意見，但是不能在會議外披露會議內的討論內容，更不能披露行會文件。集體保密制與集體負責制相輔相成，是行政會議暢順運作的關鍵。新一屆行會成員都是經驗豐富、身經百戰的前局長、公職王，深諳這些規矩，維持集體保密及集體負責，並無問題。
此外，新一屆行會成員有不同政黨的領袖暨立法會議員，也有無黨派的資深立法會議員，這個構成有助政黨及議員把市民的聲音帶入行會，有助行政長官掌握民意，對於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加強合作、加快推動政策十分有利。
行會召集人應與行政長官緊密合作
至於大家很關注的行政會議召集人，首先我十分感謝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對我的信任，委任我為新一屆的行會召集人。我認為召集人十分重要，應與行政長官有十分緊密的合作，包括商討行會會議的議程安排、加強對外解釋政策等等。
不過，即使我是召集人，一個人的能力始終有限，唱獨角戲是沒用的。正如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提出的「我和我們」，行會成員都是不同範疇的專家，屆時大可分工合作，不同界別的專家向公眾解釋不同的政策，那就事半功倍。
其實本屆的行會已有設立不同範疇的政策小組（policy group），原意是讓成員提出議題，大家一起討論、研究，不過2019年後特區政府有大量緊急事情要處理，政策小組便鮮有著落。新一屆行會大可延續這些政策小組，加強交流。
年輕人應先累積經驗
最後，有意見認為行政會議缺乏年輕成員，我認為無可厚非。畢竟行會是特區政府的高層次諮詢組織，討論的是影響全香港的政策，成員需要有豐富的知識、經驗及閱歷，未必是年輕人能輕易駕馭。若年輕人有志從政、貢獻香港，大可以加入政黨政團，從事地區服務，投身選舉，或者加入諮詢組織，甚至投考政務官，投身政治助理等等，累積經驗，假以時日，必有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