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歷家道中落，憑發奮好學、努力工作，一步步走到今天。我和許多港人一樣，相信天道酬勤；三次出洋留學，更令我深信教育和知識的力量。我希望新一代同樣有發揮所長的機會，使這些信念能夠延續下去，薪火相傳。今後，讓我們繼續共建希望，開拓美好未來！」
簡介
葉劉淑儀 GBM, GBS, JP (大紫荊勳賢、金紫荊星章、非官守太平紳士)
葉劉淑儀（香港大學文學士（一級榮譽）、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文學碩士、美國史丹福大學管理碩士、美國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文學碩士）
葉劉淑儀女士於1975年至2003年在香港政府服務，期間曾於多個不同範疇工作，包括在地區層面推行政府民主化、國際工貿及保安。她是首名獲委任出掌紀律部隊（入境事務處）的女性（1996-1998），亦是首名女性保安局局長（1998-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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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葉劉淑儀女士辭去在香港特區政府的職務，帶女兒到美國就學，自己亦在當地進修。她在史丹福大學完成東亞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後，於2006年6月回港。她在2006年7月成立了智囊組織「匯賢智庫」，集中研究香港憲制和經濟兩方面的結構性問題。「匯賢智庫」的核心願景，就是令香港轉型為知識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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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葉劉淑儀女士在立法會選舉（香港島地方選區）獲選為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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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葉劉淑儀女士創立「新民黨」，獲選為黨主席。2012年及2016年，兩度成功連任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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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葉劉淑儀女士獲委任為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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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葉劉淑儀牽頭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省市及海外華僑在港代表團體合作，成立了「海上絲綢之路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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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4日，新民黨召開特別會員大會，通過葉劉淑儀以個人身分參選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翌日（12月15日），葉劉淑儀向行政長官辭去行政會議成員職務並獲批准，同日下午，葉劉淑儀正式宣布參選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
愛文學的乖乖女
我的父親乃新加坡華僑，原籍廣東佛山南海（與葉問同鄉）。從爸爸口中得知，曾祖父在星洲發跡後，心懷家國，回到唐山建祖屋、聯絡鄉親。兒時，爸爸經常奔走星、港兩地；可惜後來生意艱難，家境漸困。
母親十分重視教育，即使我們家道中落，她仍堅持將我送到校風純樸的聖士提反女校上學。自四歲起在教會學校讀書，我較多機會接觸英語及英國文學，「數口不精」的我較愛語文及人文學科，後來考入香港大學英國文學系，以一級榮譽畢業。
父親在我大學畢業前過世，我身為長女，自此肩負起養家的責任。畢業不久，可能與我愛學習有關吧，到了新法書院當教師，教授「老本行」英語及英國文學。數十年後的今天，我仍非常喜歡教書，間中會到自己於2009年創辦的匯賢智庫學苑向中學生講課，既可重拾昔日興趣，又有機會與年輕人談天，聽聽他們的想法。
1973年，我靠著一點積蓄，隻身到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在艱苦的環境下完成英國文學碩士學位。雖然我在學校多接觸「番書」，但受媽媽的薰陶，自幼對中國文學（特別劇曲）的興趣甚濃。現在，雖然立法會及政黨工作繁重，我仍會間中抽空欣賞京劇及其他地方戲曲，閒時也愛閲讀經、史、子、集及其他文學經典。
公僕銅人行
1975年，我獲聘為政務主任，從低做起，在多個政府部門服務。
任職工商科、貿易署和工業署時，我與多國及歐共體、世貿、亞太經合組織等談判，為本地業界掃除貿易障礙，並推動科技創新和工業發展。
1996年任入境處處長，隨後當上保安局局長；我四出推銷特區護照，爭取到歐盟免簽證，奠定多國免簽證的基礎。此外，我亦處理了多項棘手問題，包括居港權、公安條例、張子強綁架案等，為保障港人的穩定生活出一分力。
擔任公職近30年來，我不僅見證了地區民主化、主權回歸、新機場啟動以及香港作為中國第一個特區的早期發展等歷史里程碑，亦處理過不少極具爭議性的任務，大大提升了我的政治能力。
學會謙卑 政治科學101
2003年推動《基本法》廿三條立法的經歷，是我人生重要一課。我於是決定實踐一個醖釀多年的念頭──繼1986年到史丹福修讀管理碩士課程後，我重返校園，「回到曠野」。在美國史丹福的第一年，我擔任訪問學人。在鳥語花香的校園，生活恬靜，終能真正與女兒享受家庭樂。同時，我不斷深切反思從前為官時之不足，以及推銷政策時之錯誤，覺悟自己當年解釋政策時的確忽略了市民感受。
我在史丹福的第二年，獲東亞研究碩士課程取錄，重新學習政治科學；不但學習書本上的理論，也親身體會到美國的民主政治和選舉模式。2005年年底，我與在史丹福認識的一群香港「同學仔」，以及住在三藩市灣區的科技界人士，計劃回港組織智庫，以期推動香港的科技創新及經濟轉型，鼓勵有識之士積極參政，發展優質民主。
2006年我取得人生中第三個碩士學位（東亞研究）。留學外地，雖然清靜安逸，但我時刻記掛著香港；憑藉三年留學之體驗，我深切體會到，若得不到民意授權，始終難以服務社會；故於2007年我毅然重新起步，返港參選。
走民主路 重獲市民信任
2006年我回港成立匯賢智庫，2009年創立匯賢智庫學苑，至今已收生越千人，2011年創立新民黨，積極推動香港民主發展。
2007年，我參加立法會港島區補選，雖然敗於陳方安生女士，但有幸得到13萬7千多名選民支持，獲得近43%選票。2008年，我再接再厲參選，我們的團隊得到超過6萬1千票，是全港得票第四高的名單。
進入立法會後，我參加了9個事務委員會，關注各個政策範疇。我關心中產議題（包括動議撤銷外傭稅，使政府暫緩執行）；協助雷曼迷債苦主，提出金融改革建議；力倡促進科技發展和改善教育；反對降低強拍門檻；向各方解釋居港權問題，提出解決方法……數年努力，終獲市民認同，民調多次把我列為最受歡迎議員，給我極大鼓舞。
相信希望 共建香港
近年，社會經常討論甚麼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香港吸納了許多西方文化的優點，例如健全法制、自由人權和科學管理；同時，我們亦保持華人的優良傳統，如重視家庭和教育，以及堅持奮鬥、深信努力總有回報的精神。這些都是香港賴以成功的要素。
我經歷家道中落，憑發奮好學、努力工作，一步步走到今天。我和許多港人一樣，相信天道酬勤；三次出洋留學，更令我深信教育和知識的力量。我希望新一代同樣有發揮所長的機會，使這些信念能夠延續下去，薪火相傳。回港後這幾年，我為30多名年輕人提供就業機會，並鼓勵了多位青年參政，這可說是我最感自豪的成就之一。
早前，新民黨和匯賢智庫的手足同僚在辦公室為我舉行了一個小型生日派對。他們請我許願，我說，在奮鬥的路途上，幸得朋友挺身支持，我已非常感恩，別無他願。今後我只會繼續努力，在不同崗位服務市民，為香港出一分力。
一直以來，我們相信希望，創出奇蹟；今後，讓我們繼續共建希望，開拓美好未來！
學歷及專業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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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文學士（一級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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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文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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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史丹福大學管理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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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文學碩士
工作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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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書院大坑道分校學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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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主任 （輔政司署銓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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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署社區關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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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民政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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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新界民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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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總署首席助理政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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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助理保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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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貿易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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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行政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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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工商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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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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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入境事務處處長（入境事務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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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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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賢智庫創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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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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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香港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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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
最近，李慧琼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一項「改革主要官員問責制」議案辯論（6月23日），指「主要官員問責制推行至今已逾十八年，並未能充分達致其目的」，因此「促請政府因應最新形勢，積極求變，檢討主要官員問責制，以提升治理水平」。麥美娟議員提出了修正議案，要求「分拆或合併部分現任主要官員的職權，將現時房屋、發展、運輸及環境政策範疇重組為房屋及發展局、交通運輸局、環境及工務局，以及成立文化及體育局 ......」。麥美娟議員的修正案其實是提倡重組政策局，因此不獲通過；李慧琼議員的原議案則獲得通過。
會議當日很多議員踴躍發言，勾起我很多回憶，我在回歸後親歷及目睹主要官員問責制十多年來的演變，有不少想法，值得和大家分享。
問責制要找對的人
當年行政長官董建華在2002年推行問責制，無非是為了建立自己在政府內的班子，做法無可厚非。再者，當時的主要官員來源主要是政務官，他們熟悉政府運作、辦事能力高，但是缺乏商界及市場經驗，金融、科技專才更是欠奉；因此，董建華引入了金融精英梁錦松做財政司長、楊永強醫生做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環境顧問廖秀冬做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都可補政務官人才的不足，是正確的選擇。
換句話說，要有效發揮問責制的優點，就要找對的人做對的範疇。舉例說若找我這個非醫療專才去做食衛局局長，便是找錯人了。
除了專業背景及能力、在業界有江湖地位，我認為人選還要對政府工作充滿熱忱，誠心服務香港，願意為落實「一國兩制」有所承擔才可。若只視主要官員的工作是份賺取厚祿的筍工，抱歉，那絕非適當的人選。
副局長並非「紅褲子」出身
後來，主要官員的工作愈來愈繁忙，立法會對局長的要求也愈來愈高。局長經常要到立法會發言，解釋政策、拉票等等，再加上要出席很多會議、活動、典禮，有時實在分身乏術。曾蔭權擔任行政長官期間，於2008年推行擴大問責制，增設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讓副局長分擔局長的工作，概念上合情合理。
這令我想起回歸前，是由資深政務官擔當類似副局長的工作的，俗稱「大寶」，首長級D4級官員屬senior deputy，D3級的則屬junior deputy。例如九十年代我在工商司工作，出任副工商司，便是工商司周德熙的「大寶」，即是他的副手。那時候工商司經常要往海外工作，四處奔波，進行談判、游說等，大部分時間也不在香港，「大寶」副工商司除了要向各經貿辦發出談判指引，便需全面管理部門運作，包括分配資源、安排人事、制訂政策等等，鉅細無遺，必須全面掌握。
可是，今日大部分副局長都不是「紅褲子」出身，毫無政府經驗，對局內運作不熟悉，有些更欠缺相關專業背景，入職後只能分擔部分工作，例如負責個別「計劃」或「專案」，未能全盤掌控局內狀況，能否真正做到局內的第二把手，頓成疑問。
誠然，時移世易，我們不能以當日「大寶」的標準來要求今天的副局長，不過，我仍然認為局長或副局長至少需有相關的專業背景或公共行政經驗，才能有效發揮其職能。
政助表現參差 局長責無旁貸
至於政治助理，當初最為人咎病的莫過於過高的薪酬。後來，議員及傳媒朋友關注他們的職責及表現。顧名思義，政治助理理應主理政治工作，即是作為局長的心戰室，協助局長爭取民意民心，例如如何善用社交媒體、適當地落區接觸市民等等。不過，目前政助的主要工作似乎是聯絡政黨和議員。
這些年來，大部分的政治助理都是政府的過客，鮮有讓公眾留下深刻印象，而且表現參差。當中，財政司政助何翠萍和環境局政助區詠芷表現不俗，但也有像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過去兩位政助那樣，極少來立法會，極少和議員打交道或拉票的。前局長曾解釋其政助的主要工作是資料搜集及撰寫講稿，我認為那並非政助的工作，不如另聘資料搜集員或撰稿員好了。果不其然，該兩位政助都先後離職了。
不過，我認為政助表現不佳的話，其局長可謂責無旁貸。作為頂頭上司，局長是絕對有責任發掘下屬的才能，培訓、引導下屬好好發揮的，這樣政助才能名副其實地成為局長的「政治助理」。
副局長不應是政助的升職位
此外，問責制的另一個爭議點是，副局長是政助的升職位嗎？
雖然過往有陳岳鵬、陳百里及徐英偉等由政助升官至副局長甚至局長的例子，但我認為副局長不應是政助的升職位，傳媒及公眾也不應有這錯覺。
道理很簡單，副局長是政策局的第二把交椅，理應像上文所說的「大寶」那樣，能鉅細無遺地掌握及管理整個政策局，並且深入參與制訂政策。相對地，政助的資歷及職級跟首長級官員相去甚遠，工作範圍也大相逕庭，因此並非相應的升遷路徑，揠苗助長可能適得其反。
仿傚回歸前設立「開放首長級職位」
那麼，應怎樣優化主要官員問責制，才能讓各類人才累積更多經驗、有更大的發揮？我認為可以仿傚回歸前設立「開放首長級職位」（open directorate）的做法，例如在政策局內開設首長級D2的職位，讓有潛質有熱忱的政助、人才在局內磨練，若真的合適又累積了經驗，日後才考慮擢升為副局長甚至局長，這樣才是真正擴大特區政府的人才庫。
人大於3月30日作了完善香港選舉機制的「決定」，人大常委於3月30日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於4月13日刊憲，立法會的法案委員會於4月17日展開工作，經過兩星期的密集式會議，於4月26日完成審議《草案》，5月3日完成審議所有修訂案，並訂定5月26日將於大會恢復二讀。《草案》將於月內通過，應無懸念。
委員會14位議員在短時間內審議達600頁的《草案》，包括6條主體條例和24條附屬規例，盡責盡職，一點也不粗疏。除了技術性修訂沒有爭議外，議員提出不少問題，更推動了兩項修訂，過程有序順暢。
猶記得我於2018年出任立法會《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時，10多位泛民議員不斷提出規程問題，反覆提問、拉布，肆意喧嘩，動輒衝向主席台，擾亂秩序，中斷會議，情況混亂，委員會花了3個月才通過這條只有7條條文的《一地兩檢》草案。更惡劣的是修訂《逃犯條例》，因為泛民議員的激烈抗爭，我們很多時根本進入不了議事廳，連開始審議工作都有困難。立法會今次高效運作，反映泛民議員總辭撤離後，立法會回復理性及效率，情況不可同日而語。
團體票是「831」原意 李飛早有說明
雖然立法過程順利，但是新選舉制度的細節並非沒有爭議，特別是人大常委賦予選舉委員會新的組成及職能，除了人數由1,200人增至1,500人，選委會將提名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候選人，也將選出40名立法會議員，選委會的含金量大大提高。
此外，外界關注選委會取消個人票，5大界別的40組別，除了鄉議局、分區委員會、滅罪委員會、防火委員會、人大政協，其他全部變成團體票。其實這點並非新猷，早在2014年人大常委秘書長李飛對《人大常委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草案）》（831框架）作出的「說明」已清楚列出，「關於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每個界別中何種組織可以產生委員的名額，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選舉法加以規定，各界別法定團體根據法定的分配名額和選舉辦法自行選出委員」。即是現在的改動，與當年「831框架」的原意同出一轍。
愛國者治港與一國兩制 不能分割
另一爭議是立法會雖由70席增至90席，但是議席分布改變了，選委會選出40席，功能組別30席，餘下地區直選只有20席。
對於信奉「一人一票」等於「民主」的泛民人士來說，直選議席減少了，群眾參與（mass participation）減少了，就等於偏離普選原則，就是不公義，就是民主倒退。
我理解他們的非議，可是我們要反思，中央政府為甚麼要這樣做？回歸以來，若香港政局穩步發展，中央政府需要作出如此大動作嗎？很明顯，自2014年違法佔中以來，立法會的亂局、泛民「35+」攬炒香港的計謀，都反映制度有缺陷，中央政府不得不出手，撥亂反正，以確保愛國者治港及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我們要知道，愛國者治港及一國兩制不能分割，特別是在目前美國等國家圍堵中國的情況下，若不能確保愛國者治港，香港墮入外國代理人的手裏，一國兩制便不能延續。
此外，我們也需反思，「一人一票」是否就等於公義？是否就能達到最佳的管治效果？
事實上，近年西方社會也在反思這議題，很多學者發表了著作。他們發現，西方側重普選的民主體制出了問題，使國家陷入混亂、撕裂的局面，例如英國脫歐公投、美國2016年的總統大選，兩者共通點都是勝方只險勝些微票數，成敗雙方都不服對方，國家極端撕裂。
近日，美國哲學家Jason Brennan出版了著作《Against Democracy》（反對民主），書中提出發人深省的論點，值得我們反思。
首先，Brennan指出，有別於個人的生命權利，投票權、選舉權及參選權不是基本人權，而是涉及政治的權利，並且會影響社會及其他人。舉例說，個人結婚與否，或與誰結婚，純粹是個人選擇及權利；但是若投票支持脫歐，投票結果便會影響反對脫歐的人。換句話說，投票權、選舉權及參選權是會影響整個社會的，如果個人錯誤行使權利，便會影響其他人的生活。
一人一票 不能達最佳管治效果
Brennan認為，社會應該對於行使這些權利的個人（選民）有較高要求，他們應該對於自己行使權利的議題本身有深刻的認識，簡單來說就是知道自己「做緊咩」，例如要知道脫歐的前因後果及結果的影響、知道若投票給特朗普是代表哪些價值及會造成甚麼後果等等。
因此，相對於一般人，選舉的權利應該由高度掌握知識及資訊、能作出理性分析、有政治判斷能力的人士去行使。
第二，書中指出，選舉不單不能凝聚共識，更會撕裂社會，讓朋友變成敵人（make friends become enemy）。我相信很多港人對這點都深有體會，香港近年便因為各級選舉的激烈競爭而陷入內鬥，2015年、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黃藍」撕裂，泛民鑽選舉空子醞釀奪權，不同政治立場的家人朋友反目。
4大建議 拆解民主崩壞惡果
要拆解民主崩壞造成的惡果，Brennan提出了一些建議，某程度上和新選舉制度的精神不謀而合。
一、減少普選元素，減少群眾直接參與；相對地，讓有識之士行使投票權。Brennan甚至提出選民應該先考試，證明有政治判斷能力等等，才能投票。
二、相對於「一人一票」，Brennan提倡「一人多票」（plural voting），即是具知識、掌資訊、能力高的人，可以投多於一票。
三、實行賢人政治（Epistocracy），以賢人掌握政權，有如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倡議由「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治國。不過，賢人治國在中西歷史也絕無僅有，要用制度補充，讓賢人有一定話語權，例如很多國家採用兩院制，就是制衡無知、非理性的群眾。雖然英國的兩院制蛻變到上議院只有否決權，但是上議院不會廢除，以保留發聲；又例如黑暴期間英國下議院不斷譴責香港警察，衛奕信爵士便力排眾議，為香港警察說了公道話。
美國亦分眾議院和參議院，眾議員兩年一任，議員甫上任便要為下屆競選拉票，因此容易被群眾牽着鼻子走；參議院則是6年一屆，參議員因此有時間做政策研究，或研究外交政策、國際關係。可見即使達不到理想的賢人政治，很多國家也在制度上做到制衡，讓地位超然、學識較高、思想獨立的人有話語權。
四、加權投票（weighted voting），即賢人、知識分子等等能行使更大的投票權。
套用香港的情況，就是指選委會新的構成包括了「法定團體」代表、「當然委員」（例如大學校長），每名選委可以提名最多5名候選人等等，即是制度假設了這些人選是賢人、能人，透過落實賢人政治，減少群眾參與，達致平衡，以期最終達到愛國者治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目標。
可是，沒有一個制度是十全十美沒有瑕疵的，想當初香港在回歸前才落實的選舉制度，也只是實驗，要經過實踐才暴露流弊。如今改善了制度，是減低發生憲制危機的風險，但是實際操作及成效如何？新選舉制度將有多大程度受裙帶關係影響？未來成為選委、晉身立法會的人，將會是一般社會賢達，抑或是真正懂立法、願意履行職務服務香港的才識之士？大家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