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歷家道中落，憑發奮好學、努力工作，一步步走到今天。我和許多港人一樣，相信天道酬勤；三次出洋留學，更令我深信教育和知識的力量。我希望新一代同樣有發揮所長的機會，使這些信念能夠延續下去，薪火相傳。今後，讓我們繼續共建希望，開拓美好未來！」
簡介
葉劉淑儀 GBM, GBS, JP (大紫荊勳賢、金紫荊星章、非官守太平紳士)
葉劉淑儀（香港大學文學士（一級榮譽）、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文學碩士、美國史丹福大學管理碩士、美國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文學碩士）
葉劉淑儀女士於1975年至2003年在香港政府服務，期間曾於多個不同範疇工作，包括在地區層面推行政府民主化、國際工貿及保安。她是首名獲委任出掌紀律部隊（入境事務處）的女性（1996-1998），亦是首名女性保安局局長（1998-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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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葉劉淑儀女士辭去在香港特區政府的職務，帶女兒到美國就學，自己亦在當地進修。她在史丹福大學完成東亞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後，於2006年6月回港。她在2006年7月成立了智囊組織「匯賢智庫」，集中研究香港憲制和經濟兩方面的結構性問題。「匯賢智庫」的核心願景，就是令香港轉型為知識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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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葉劉淑儀女士在立法會選舉（香港島地方選區）獲選為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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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葉劉淑儀女士創立「新民黨」，獲選為黨主席。2012年及2016年，兩度成功連任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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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葉劉淑儀女士獲委任為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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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葉劉淑儀牽頭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省市及海外華僑在港代表團體合作，成立了「海上絲綢之路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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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4日，新民黨召開特別會員大會，通過葉劉淑儀以個人身分參選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翌日（12月15日），葉劉淑儀向行政長官辭去行政會議成員職務並獲批准，同日下午，葉劉淑儀正式宣布參選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
愛文學的乖乖女
我的父親乃新加坡華僑，原籍廣東佛山南海（與葉問同鄉）。從爸爸口中得知，曾祖父在星洲發跡後，心懷家國，回到唐山建祖屋、聯絡鄉親。兒時，爸爸經常奔走星、港兩地；可惜後來生意艱難，家境漸困。
母親十分重視教育，即使我們家道中落，她仍堅持將我送到校風純樸的聖士提反女校上學。自四歲起在教會學校讀書，我較多機會接觸英語及英國文學，「數口不精」的我較愛語文及人文學科，後來考入香港大學英國文學系，以一級榮譽畢業。
父親在我大學畢業前過世，我身為長女，自此肩負起養家的責任。畢業不久，可能與我愛學習有關吧，到了新法書院當教師，教授「老本行」英語及英國文學。數十年後的今天，我仍非常喜歡教書，間中會到自己於2009年創辦的匯賢智庫學苑向中學生講課，既可重拾昔日興趣，又有機會與年輕人談天，聽聽他們的想法。
1973年，我靠著一點積蓄，隻身到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在艱苦的環境下完成英國文學碩士學位。雖然我在學校多接觸「番書」，但受媽媽的薰陶，自幼對中國文學（特別劇曲）的興趣甚濃。現在，雖然立法會及政黨工作繁重，我仍會間中抽空欣賞京劇及其他地方戲曲，閒時也愛閲讀經、史、子、集及其他文學經典。
公僕銅人行
1975年，我獲聘為政務主任，從低做起，在多個政府部門服務。
任職工商科、貿易署和工業署時，我與多國及歐共體、世貿、亞太經合組織等談判，為本地業界掃除貿易障礙，並推動科技創新和工業發展。
1996年任入境處處長，隨後當上保安局局長；我四出推銷特區護照，爭取到歐盟免簽證，奠定多國免簽證的基礎。此外，我亦處理了多項棘手問題，包括居港權、公安條例、張子強綁架案等，為保障港人的穩定生活出一分力。
擔任公職近30年來，我不僅見證了地區民主化、主權回歸、新機場啟動以及香港作為中國第一個特區的早期發展等歷史里程碑，亦處理過不少極具爭議性的任務，大大提升了我的政治能力。
學會謙卑 政治科學101
2003年推動《基本法》廿三條立法的經歷，是我人生重要一課。我於是決定實踐一個醖釀多年的念頭──繼1986年到史丹福修讀管理碩士課程後，我重返校園，「回到曠野」。在美國史丹福的第一年，我擔任訪問學人。在鳥語花香的校園，生活恬靜，終能真正與女兒享受家庭樂。同時，我不斷深切反思從前為官時之不足，以及推銷政策時之錯誤，覺悟自己當年解釋政策時的確忽略了市民感受。
我在史丹福的第二年，獲東亞研究碩士課程取錄，重新學習政治科學；不但學習書本上的理論，也親身體會到美國的民主政治和選舉模式。2005年年底，我與在史丹福認識的一群香港「同學仔」，以及住在三藩市灣區的科技界人士，計劃回港組織智庫，以期推動香港的科技創新及經濟轉型，鼓勵有識之士積極參政，發展優質民主。
2006年我取得人生中第三個碩士學位（東亞研究）。留學外地，雖然清靜安逸，但我時刻記掛著香港；憑藉三年留學之體驗，我深切體會到，若得不到民意授權，始終難以服務社會；故於2007年我毅然重新起步，返港參選。
走民主路 重獲市民信任
2006年我回港成立匯賢智庫，2009年創立匯賢智庫學苑，至今已收生越千人，2011年創立新民黨，積極推動香港民主發展。
2007年，我參加立法會港島區補選，雖然敗於陳方安生女士，但有幸得到13萬7千多名選民支持，獲得近43%選票。2008年，我再接再厲參選，我們的團隊得到超過6萬1千票，是全港得票第四高的名單。
進入立法會後，我參加了9個事務委員會，關注各個政策範疇。我關心中產議題（包括動議撤銷外傭稅，使政府暫緩執行）；協助雷曼迷債苦主，提出金融改革建議；力倡促進科技發展和改善教育；反對降低強拍門檻；向各方解釋居港權問題，提出解決方法……數年努力，終獲市民認同，民調多次把我列為最受歡迎議員，給我極大鼓舞。
相信希望 共建香港
近年，社會經常討論甚麼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香港吸納了許多西方文化的優點，例如健全法制、自由人權和科學管理；同時，我們亦保持華人的優良傳統，如重視家庭和教育，以及堅持奮鬥、深信努力總有回報的精神。這些都是香港賴以成功的要素。
我經歷家道中落，憑發奮好學、努力工作，一步步走到今天。我和許多港人一樣，相信天道酬勤；三次出洋留學，更令我深信教育和知識的力量。我希望新一代同樣有發揮所長的機會，使這些信念能夠延續下去，薪火相傳。回港後這幾年，我為30多名年輕人提供就業機會，並鼓勵了多位青年參政，這可說是我最感自豪的成就之一。
早前，新民黨和匯賢智庫的手足同僚在辦公室為我舉行了一個小型生日派對。他們請我許願，我說，在奮鬥的路途上，幸得朋友挺身支持，我已非常感恩，別無他願。今後我只會繼續努力，在不同崗位服務市民，為香港出一分力。
一直以來，我們相信希望，創出奇蹟；今後，讓我們繼續共建希望，開拓美好未來！
學歷及專業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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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文學士（一級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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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文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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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史丹福大學管理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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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文學碩士
工作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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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書院大坑道分校學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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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主任 （輔政司署銓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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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署社區關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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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民政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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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新界民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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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總署首席助理政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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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助理保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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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貿易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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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行政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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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工商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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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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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入境事務處處長（入境事務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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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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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賢智庫創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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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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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香港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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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
近年，內地基本上已發展成無鈔票社會，普羅大眾都有綁定大型科企的電子錢包，如支付寶、微信支付，替代紙幣進行支付。在2020年5月，中國央行（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PBOC）宣布推出「中央銀行數位貨幣」（CBDC），又推出先導計劃，由央行直接推出電子錢包，不再使用大型科企為中介，直接把錢發進用戶戶口。《時代》周刊（Time）一篇題為「Cash-Free Society」的文章，訪問了一位先導計劃的用戶，該用戶表示央行的電子錢包非常方便，但因為沒像科企般推出各種優惠，因此對一般消費者而言缺乏吸引力。
數碼貨幣並非比特幣等加密貨幣，由政府直接發行及由央行支持，較為穩定和安全；而後者欠缺規管，受黑客入侵的風險高，價格波幅也極大。數碼貨幣的發展能令跨境交易結算更方便快捷，且由於央行監管，更是政府與市民直接打交道、協助政府打擊違法行為的好途徑。若全球使用自家央行的電子錢包，金融業可省掉預計全球每名人類平均350美元的營運開支。
雖然美國聯儲局表示仍在研究數碼貨幣的概念，但是國際結算銀行（BIS）最近一項調查發現，全球已有86%央行正在積極研究數碼貨幣，有六成表示已在進行測試，可見貨幣數碼化已成全球趨勢。復旦大學泛海國際金融學院創辦人Michael Sung預計，國際金融貨幣系統將因貨幣數碼化而發生重大轉變，黃金的角色將弱化，一向佔據絕對優勢的美元地位也將慢慢削弱。
中國是繼巴哈馬推出「沙元」（Sand Dollar）後第二個革新全國貨幣系統的國家，可謂領先全球。其實回顧歷史，中國在金融方面一直不斷突破創新，最早的紙幣便是在公元7世紀的唐代發明。相信很快，中國便會創造另一段貨幣史。
相信曾到訪中國內地的人士定有留意到，內地現在幾乎是無鈔票社會。有次我跟朋友到東莞遊玩，正想光顧街旁販賣烤番薯的老伯，他熟練地掏出手機要求我們使用微信支付，弄得我們這些沒開通微信支付的「港燦」十分尷尬。又記得我前往上海探訪公幹的女兒時，我們出入均使用「滴滴出行」，叫餐則會使用「餓了麼」等手機應用程式，十分方便。
電子支付有很多好處。其一是普及金融，普羅大眾只需智能手機便可買賣，在新冠疫情下更是個既方便快捷又安全的支付方式。此外，便是對抗美國的金融霸權。二戰後各國重建國際金融體制，創造布雷頓森林固定貨幣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以美元和黃金掛鈎，維持固定匯率，並成立世銀及國際貨幣基金執行重建計劃。1973 年，美國終止了布雷頓森林固定貨幣體系的運作，美元代替黃金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奠定了美國在國際交易的主導地位。
因此，美國的重要殺手鐧便是向他國施加國際經濟制裁，近兩年多名中央及香港官員也列入了制裁名單。譬如現在連行政長官支薪都要用現金。曾有 KOL 提及，如果不能在英美銀行開設戶口，為何不能轉用中資金融機構，避過制裁？
原來中國和美國的大型銀行都是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會員，兩者均使用此網路交換電文進行金融交易。由於美元強勢，按美元結算的商業活動佔多數，所以大部分中資金融機構都有按美元結算的生意。因此只要美國發出制裁令，他們便要跟隨，不得與受制裁人士有生意往來，否則便不能繼續與美元有關的買賣。同理，若制裁一些貧窮國家，如主要向各國售賣石油、並以美金結算的伊拉克，全國甚至會陷入財困、破產。
而若用數碼人民幣來買賣，則可迴避使用SWIFT 系統，這是打破美國金融霸權的關鍵，下文再續。
不論過去與未來，香港都有很多大型基建項目，而特區政府一貫的做法，就是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撥款，一般是按工程進度，例如可行性研究、填海工程、興建公共運輸系統等，分階段申請多次撥款，即是「攞完一筆又一筆」。
這種融資方式有兩大缺點，一是花費巨額甚至天價公帑，二是費時失事效率低，特別是以往泛民議員肆虐議會的年代，他們慣常以拉布等手段阻撓或否決這些工程撥款，整個項目便會拖延。
「明日大嶼」費時 遠水不能救近火
特區政府估計造價6,000多億元的「明日大嶼願景」，一直飽受「倒錢落海」、「掏空庫房」、「一鋪清袋」等等批評。在一片爭議聲中，好不容易在2020年12月4日的立法會財委會通過5.5億元的前期研究撥款，而單是這個前期研究報告便要做42個月，即2023年才完成。可以想像，即使「明日大嶼」往後的進程及各階段撥款申請過程相對順利，待填海完成，還要建好鐵路、隧道等交通網絡，真的不知是何年何月了，遠水哪能救近火。
相對於這種又慢又無效率的融資方式，我認為特區政府應多採取「公私營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簡稱PPP）為基建項目融資。立法會早於2005年已做過「公私營合作模式」的研究（RP03/04-05），報告指「公私營合作模式」的定義是「一種由公營部門和私營機構共同提供公共服務或進行計劃項目的安排，在這種安排下，雙方透過不同程度的參與和承擔，各自發揮專長，收相輔相成之效」，合作模式包括「興建－經營－轉移」、「興建－擁有－經營」、「購買－興建－經營」、「設計－興建－注資－經營」、「設計－興建－經營」等等。
歷年來，香港有很多大型發展項目都是以「公私營合作模式」進行的，各有成效，有迹可尋，值得參考。
早年建沙田新市鎮 邀發展商投標
香港最早採取「公私營合作模式」的項目之一，是在70年代興建沙田新市鎮。猶記得1962年，十號風球「溫黛」風暴潮把海水推往吐露港，沙田、馬料水等地遭淹沒，大量住在山谷、低窪地區、木屋寮屋居民淹死，最終造成183人死亡、72,000人無家可歸。港英政府於是在70年代就沙田新市鎮計劃填海，把山上規劃為火炭工業區，城門河兩旁則發展為房屋區。
當時，政府主動邀請私人發展商投標，於圓洲角一帶的海灣進行約56公頃的填海工程，工程完成後，70%土地歸還政府發展公屋及社區設施，餘下30%則用作發展私人住宅，即沙田第一城。
沙田新市鎮這個「公私營合作模式」的成功重點，是整項規劃由政府主導，發展商配合政府要求，當時在行政主導下，立法局並沒阻撓或拖延項目。
另一個成功的「公私營合作」項目，是灣仔海傍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由政府及香港貿易發展局共同擁有。會展第一期在1986年奠基，1988年開幕，採取「興建－經營－轉移（Build, Operate, Transfer，BOT）」模式，由私人發展商出資興建，並由發展商旗下公司管理及營運，特許期由1988年起計40年。
到90年代初期，會展場館已不敷應用，加上港英政府預視主權移交儀式即將到來，於1994年敲定第二期工程（即會展新翼），在舊翼對出海面興建一個面積為6.5公頃的人工島。
會展新翼工程 僅用39個月竣工
當時港英政府向立法局申請一筆過撥款，我是副工商司，第一次向立法局申請時，我的上司周德熙正值外訪，於是由我代表去立法局，可惜那次過不到關；後來周德熙回港，向議員大力游說，第二次順利過關，獲得49.2億元撥款，新翼工程順利展開，填海連興建上蓋前後只花了39個月便竣工，反映「公私營合作模式」的高效優點，1997年主權移交儀式亦順利進行。
公共運輸系統方面，海底隧道（紅隧）、東區海底隧道（東隧）及西區海底隧道（西隧）均是採用「公私營合作」的「興建－經營－轉移」模式，獲批專營權的公司負責在專營期內興建、營運和維修保養隧道。在專營期內，例如調整隧道費等事務受相關法例規管；待專營期屆滿，隧道便回歸特區政府。
這做法可以節省天價公帑，並且利用市場規律加快興建工程，例如東隧在1986年8月獲批專營權，同年9月動工，1989年9月便竣工通車，工程只花了3年時間，比預期提早了4個月。
三隧的專營權均為30年，紅隧的專營權早於1999年9月屆滿，東隧的專營權也於2016年8月屆滿，因此紅隧及東隧已回歸特區政府；西隧的專營權則待2023年8月才屆滿，目前由香港西區隧道有限公司營運。
「西九」棄公私營合作 多災多難
最後要提一個沒有採用「公私營合作模式」的項目，就是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回歸初期，有意見認為香港缺乏大型新景點，難以吸引更多遊客，向特區政府建議打造全新的文化區，建議把香港發展為亞洲文化藝術中心。董建華於1998年提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這個構想，之後曾蔭權上台，正式將之列入《十大建設計劃》（2007年《施政報告》），並且根據《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成立了法定機構「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注資216億港元。
當時特區政府已意識到，環顧世界各地的經驗，很多文化設施都難以自給自足，需要大量捐款或政府補貼，於是計劃採用「公私營合作模式」，企圖以地養藝術，用靚地收益吸引地產商包銷、負責發展，興建博物館、大廈、住宅、酒店等，即「設計－興建－經營（Design, Build, Operate，DBT）」模式。
最初特區政府採用單一招標的方式，據說當時太古地產已入標，並且提出了相當不俗的企劃，可是遭大肆抨擊「只益單一地產商」，於是特區政府推倒重來，邀請多家地產商合作，但是仍逃不過官商勾結等指控。最後特區政府再次打倒昨日的我，索性放棄「公私營合作模式」，獨自承擔天價興建費用及經常性開支，卻又遭詬病是大白象，吃力不討好。
就是這樣擾攘了20多年，「西九」未見其利，管理局行政總裁已經換了4位，故宮文化博物館、M+博物館、戲曲中心等問題多多，非議不斷，不禁令人聯想，若當初特區政府頂住壓力，堅持「公私營合作」，今日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會否展現另一番光景？
據知管理局痛定思痛，「西九」餘下的項目均會以「公私營合作模式」進行；另一方面，啟德體育園則採取「設計－興建－經營」模式，我認為方向正確，是好的發展。
靈活基建融資 應對財赤
財政司司長早就指出，香港在未來5年都有結構性財赤，因此特區政府更應該考慮「公私營合作模式」的可行性，以靈活的方法推進「明日大嶼」及其他大型基建項目，例如成立特殊目標公司（Special Purpose Vehicle），善用香港這融資平台，邀請私人企業集資，既可節省公帑，減輕特區政府財赤壓力，也可將公司上市，讓市民成為股東，增加市民對該項目的支持，將來可享受該項目的發展紅利，同時可避過複雜冗長的官僚程序，利用市場規律加快項目進度，我認為特區政府須認真參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