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歷家道中落，憑發奮好學、努力工作，一步步走到今天。我和許多港人一樣，相信天道酬勤；三次出洋留學，更令我深信教育和知識的力量。我希望新一代同樣有發揮所長的機會，使這些信念能夠延續下去，薪火相傳。今後，讓我們繼續共建希望，開拓美好未來！」
簡介
葉劉淑儀 GBS、JP（金紫荊星章、非官守太平紳士）
葉劉淑儀（香港大學文學士（一級榮譽）、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文學碩士、美國史丹福大學管理碩士、美國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文學碩士）
葉劉淑儀女士於1975年至2003年在香港政府服務，期間曾於多個不同範疇工作，包括在地區層面推行政府民主化、國際工貿及保安。她是首名獲委任出掌紀律部隊（入境事務處）的女性（1996-1998），亦是首名女性保安局局長（1998-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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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葉劉淑儀女士辭去在香港特區政府的職務，帶女兒到美國就學，自己亦在當地進修。她在史丹福大學完成東亞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後，於2006年6月回港。她在2006年7月成立了智囊組織「匯賢智庫」，集中研究香港憲制和經濟兩方面的結構性問題。「匯賢智庫」的核心願景，就是令香港轉型為知識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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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葉劉淑儀女士在立法會選舉（香港島地方選區）獲選為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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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葉劉淑儀女士創立「新民黨」，獲選為黨主席。2012年及2016年，兩度成功連任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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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葉劉淑儀女士獲委任為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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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葉劉淑儀牽頭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省市及海外華僑在港代表團體合作，成立了「海上絲綢之路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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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4日，新民黨召開特別會員大會，通過葉劉淑儀以個人身分參選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翌日（12月15日），葉劉淑儀向行政長官辭去行政會議成員職務並獲批准，同日下午，葉劉淑儀正式宣布參選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
愛文學的乖乖女
我的父親乃新加坡華僑，原籍廣東佛山南海（與葉問同鄉）。從爸爸口中得知，曾祖父在星洲發跡後，心懷家國，回到唐山建祖屋、聯絡鄉親。兒時，爸爸經常奔走星、港兩地；可惜後來生意艱難，家境漸困。
母親十分重視教育，即使我們家道中落，她仍堅持將我送到校風純樸的聖士提反女校上學。自四歲起在教會學校讀書，我較多機會接觸英語及英國文學，「數口不精」的我較愛語文及人文學科，後來考入香港大學英國文學系，以一級榮譽畢業。
父親在我大學畢業前過世，我身為長女，自此肩負起養家的責任。畢業不久，可能與我愛學習有關吧，到了新法書院當教師，教授「老本行」英語及英國文學。數十年後的今天，我仍非常喜歡教書，間中會到自己於2009年創辦的匯賢智庫學苑向中學生講課，既可重拾昔日興趣，又有機會與年輕人談天，聽聽他們的想法。
1973年，我靠著一點積蓄，隻身到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在艱苦的環境下完成英國文學碩士學位。雖然我在學校多接觸「番書」，但受媽媽的薰陶，自幼對中國文學（特別劇曲）的興趣甚濃。現在，雖然立法會及政黨工作繁重，我仍會間中抽空欣賞京劇及其他地方戲曲，閒時也愛閲讀經、史、子、集及其他文學經典。
公僕銅人行
1975年，我獲聘為政務主任，從低做起，在多個政府部門服務。
任職工商科、貿易署和工業署時，我與多國及歐共體、世貿、亞太經合組織等談判，為本地業界掃除貿易障礙，並推動科技創新和工業發展。
1996年任入境處處長，隨後當上保安局局長；我四出推銷特區護照，爭取到歐盟免簽證，奠定多國免簽證的基礎。此外，我亦處理了多項棘手問題，包括居港權、公安條例、張子強綁架案等，為保障港人的穩定生活出一分力。
擔任公職近30年來，我不僅見證了地區民主化、主權回歸、新機場啟動以及香港作為中國第一個特區的早期發展等歷史里程碑，亦處理過不少極具爭議性的任務，大大提升了我的政治能力。
學會謙卑 政治科學101
2003年推動《基本法》廿三條立法的經歷，是我人生重要一課。我於是決定實踐一個醖釀多年的念頭──繼1986年到史丹福修讀管理碩士課程後，我重返校園，「回到曠野」。在美國史丹福的第一年，我擔任訪問學人。在鳥語花香的校園，生活恬靜，終能真正與女兒享受家庭樂。同時，我不斷深切反思從前為官時之不足，以及推銷政策時之錯誤，覺悟自己當年解釋政策時的確忽略了市民感受。
我在史丹福的第二年，獲東亞研究碩士課程取錄，重新學習政治科學；不但學習書本上的理論，也親身體會到美國的民主政治和選舉模式。2005年年底，我與在史丹福認識的一群香港「同學仔」，以及住在三藩市灣區的科技界人士，計劃回港組織智庫，以期推動香港的科技創新及經濟轉型，鼓勵有識之士積極參政，發展優質民主。
2006年我取得人生中第三個碩士學位（東亞研究）。留學外地，雖然清靜安逸，但我時刻記掛著香港；憑藉三年留學之體驗，我深切體會到，若得不到民意授權，始終難以服務社會；故於2007年我毅然重新起步，返港參選。
走民主路 重獲市民信任
2006年我回港成立匯賢智庫，2009年創立匯賢智庫學苑，至今已收生越千人，2011年創立新民黨，積極推動香港民主發展。
2007年，我參加立法會港島區補選，雖然敗於陳方安生女士，但有幸得到13萬7千多名選民支持，獲得近43%選票。2008年，我再接再厲參選，我們的團隊得到超過6萬1千票，是全港得票第四高的名單。
進入立法會後，我參加了9個事務委員會，關注各個政策範疇。我關心中產議題（包括動議撤銷外傭稅，使政府暫緩執行）；協助雷曼迷債苦主，提出金融改革建議；力倡促進科技發展和改善教育；反對降低強拍門檻；向各方解釋居港權問題，提出解決方法……數年努力，終獲市民認同，民調多次把我列為最受歡迎議員，給我極大鼓舞。
相信希望 共建香港
近年，社會經常討論甚麼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香港吸納了許多西方文化的優點，例如健全法制、自由人權和科學管理；同時，我們亦保持華人的優良傳統，如重視家庭和教育，以及堅持奮鬥、深信努力總有回報的精神。這些都是香港賴以成功的要素。
我經歷家道中落，憑發奮好學、努力工作，一步步走到今天。我和許多港人一樣，相信天道酬勤；三次出洋留學，更令我深信教育和知識的力量。我希望新一代同樣有發揮所長的機會，使這些信念能夠延續下去，薪火相傳。回港後這幾年，我為30多名年輕人提供就業機會，並鼓勵了多位青年參政，這可說是我最感自豪的成就之一。
早前，新民黨和匯賢智庫的手足同僚在辦公室為我舉行了一個小型生日派對。他們請我許願，我說，在奮鬥的路途上，幸得朋友挺身支持，我已非常感恩，別無他願。今後我只會繼續努力，在不同崗位服務市民，為香港出一分力。
一直以來，我們相信希望，創出奇蹟；今後，讓我們繼續共建希望，開拓美好未來！
學歷及專業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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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文學士（一級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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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文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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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史丹福大學管理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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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文學碩士
工作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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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書院大坑道分校學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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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主任 （輔政司署銓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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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署社區關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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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民政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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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新界民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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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總署首席助理政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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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助理保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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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貿易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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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行政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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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工商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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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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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入境事務處處長（入境事務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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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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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賢智庫創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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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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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香港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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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
今年的《施政報告》，雖然特區政府沒做期望管理，但是社會大眾都明白，在目前那麼嚴峻的局勢下，《施政報告》是不會有甚麼鴻圖大計或突破性措施的了。果然，《施政報告》只集中四個範疇───房屋、土地供應、改善民生及經濟發展。而且當中很多政策措施都是舊瓶新酒，只是在原有政策基礎上「加多啲」而已。
土地供應只排第二
四大範疇中，以房屋先行，土地供應只排第二。
這大抵是因為行政長官明白，所有增加土地供應的建議都需時經年，無論是運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三類私人土地、「土地共享先導計劃」，抑或「明日大嶼願景」等等，都是遠水，不能救近火。
舉例說，運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450公頃私人擁有的新界棕地，這建議討論多年，特區政府一直拖著辦，發展局說要做棕地顧問研究報告也說了兩三年，報告至今蹤影全無。為甚麼呢？因為棕地上有各種各樣經濟使用者，包括倉儲、停車場或貨櫃停泊等等，回收棕地，那要怎樣安置或賠償他們？是不是為了建屋就犧牲他們，任由他們倒閉或失業？相信協商過程將會漫長而複雜。
又例如建議發展茶果嶺村、牛池灣村和竹園聯合村這三條寮屋村，隨即有茶果嶺村老村民向傳媒表示懷疑，說「你咪收囉！港英政府都做唔到，個個特首都做唔到，我就唔信林鄭月娥做到啦！」(《香港01》10月17日)。的而且確，以特區政府目前的政治能量，相信難以順利推動如此龐大的收地拆村計劃。
不認同房屋是商品
房屋是四大範疇之首，重中之重。既然不能在一時三刻增加土地供應，便唯有「炒近路」，拿公屋居屋變陣，例如加快出售「租者置其屋計劃」39個屋邨42000個未出售單位，還有「綠置居」、「白居二」等等，至少數字上是增加了房屋供應。
不過，我對於行政長官說「上任後便馬上為房屋政策定位，清楚表示房屋並不是簡單的商品，適切的居所是市民對政府應有的期望，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施政報告》段10) 這觀念，並不苟同。
我認為行政長官的房屋政策思維混亂，一方面指「房屋並不是簡單的商品」，即仍然視房屋為商品；另一方面以為「適切的居所」等於置業，以為市民「買到樓」就會心安，社會就會穩定，於是落力鼓勵市民買樓、「上車」，我認為這主導思想的概念值得商榷，引致房策走歪───「租者置其屋計劃」、「綠置居」、「白居二」等計劃，其實均是人為扭曲的方法，以政府補貼的方式幫助市民買樓。
房策走歪
我明白，「市民置業便安心，市民安心社會便穩定」這說法有一定理論基礎，有香港著名經濟學者素來主張政府賣公屋，以增加香港居者有其屋(home ownership)的比例，認為越多人有物業，便等於越多人擁有財富，越多人對社會有歸屬感，社會便越穩定。也有智庫大力支持這理論，主張分配房屋等於分配財富，磚頭等於財富，令市民認為「買樓就是王道」。
然而，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十九大」致辭時說過，「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中央政策並不鼓勵將過多資源投入房產發展，認為房產是泡沫，而真正創造財富、創造新的價值的，是要靠科技創新。特區政府持續灌輸置業心態，其實是沒有好好掌握中央政府的思維。
再說，「租者置其屋計劃」衍生不少社會問題。
一是引致不公平。公屋租戶租金便宜，本身等於長期由政府補貼，現在更能以市價2折購買單位，等於又多一重優惠，等於形成新的特權階級，對於「甚麼優惠也沒有」的中產而言，可說十分不公平。第二，公屋租戶「升呢」 做業主後要承擔更多責任，例如公共設施、修補斜坡、私家路的維修保養等等，動輒要付出巨額金錢，未必是公屋居民能負擔的。
而最重要的是，即使有更多公屋租戶願意「置其屋」，對於縮短公屋輪候冊上的輪候時間沒有幫忙，仍是未能讓更多有逼切住屋需要的基層市民更快地「上到樓」。
放寬按揭助長泡沫
至於放寬按揭的做法，更有推高樓價、助長泡沫之嫌。一方面，《施政報告》經濟發展的部分指出「本港經濟在第三季應已步入技術性衰退，政府在8月中已將全年經濟增長預測下調至0至1%」(《施政報告》段43) ，又說經濟下行「勞工市場將面對更大裁員壓力」(《施政報告》段44) ，同時卻放寬按揭，千方百計鼓勵市民買樓，實在是非常危險的做法。某程度也反映整份《施政報告》的思維並不連貫。
已有評論指放寬按揭至八成(樓價上限一千萬) 、九成(樓價上限八百萬)的做法，等於可以借多過銀行的壓力測試，市民即使因此而付得起首期，日後也未必供得起，經濟衰退，便將造就一批負資產。
還有，有能力買八百萬一千萬單位的人士，基本上就不是最有逼切住屋需要的人。政府應否把目光投向真正需要適切居所的基層市民？
適切居所是基本人權
根據聯合國人權委員會(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所指，適切居所是基本需要，是基本人權(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而政府的首要責任是確保人民有適切居所，而不是要人民置業，更不是把房屋視為商品或置富工具。
在這大原則之下，特區政府首要幫助的，應是基層市民，例如水深火熱的劏房戶或無家可歸者，他們才最急切需要政府緩助，盡快「上樓」，改善居住環境。
我希望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能弄清楚房屋政策的真正目標，改變一味鼓勵置業的思維，推出更多長遠而有效的政策，增加公屋供應，讓更多基層市民獲得適切居所。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10 月11 日稱美中達成「實質性第一階段協議」，推遲10 月15 日對華加徵新一輪關稅。協議內容包括中國將購買價值400 億至500億美元的農產品。美國股市在特朗普公布消息後急升，不過其後回落，原因是「協議」缺乏正式文本，內容流於空泛。雖然投資者持觀望態度，不過特朗普仍以「愛的節慶」（Love Fest）來形容現時的中美關係，歌頌他為美國爭取的好處。貿易戰已持續多時，為什麼特朗普會選擇在這個時候宣布達成初步協議，草草了事呢？
我認為原因是特朗普的後欄失火。失火的地方主要有兩個，首先有告密者揭露特朗普與烏克蘭總統曾通電話，要求烏克蘭當局對有望出任下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拜登展開司法調查。民主黨公布的資料顯示，在特朗普私人律師、紐約市前市長朱利亞尼（Rudy Giuliani）安排下，美國外交官員多次要求烏克蘭總統調查拜登父子，以換取特朗普在白宮款待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John Bolton）以手榴彈形容朱利亞尼的提議，隨時令所有人「攬抄」。除此之外，特朗普還公開表示，希望中國對拜登父子涉嫌腐敗行為調查。特朗普公然要求外國政府調查拜登，勾結外國力量打擊政敵的行為，令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不得不對特朗普總統啟動彈劾程序。
此外，美國從敘利亞撤軍，令盟友庫爾德人面臨被土耳其清剿的命運。庫爾德武裝部隊是美國打擊伊斯蘭國最重要的盟友，庫爾德族人一直想在敘利亞、伊拉克和土耳其等地建立國家。特朗普從敘利亞撤軍，不僅被批評出賣盟友，亦間接加強俄羅斯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
上文提到訂立禁蒙面法後仍出現暴力示威是在政府的預計之內，因為政府明白要解決當前的困局不能單靠禁蒙面法，此外，政府亦明白任何法例在實施後，市民都需要時間適應和接受，所以在初期執法並不容易。為什麼我覺得有不少市民被蒙蔽呢？從不同媒體發放的片段中，不難看到有不少市民對自由有誤解。有市民以集會自由為名，將參與非法遊行合理化。有蒙面少女在禁蒙面法生效後表示她有蒙面的權利，若不蒙面反對禁蒙面法，其他方面的自由將被剝奪。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第19條指出「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權利的行使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這些限制包括尊重他人的權利或名譽和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道德。其實言論自由有限制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香港有誹謗條例，不少西方國家都禁止仇恨言論。再者，香港大部分的公安條例是港英年代留下，並根據普通法原則訂立，與英聯邦的公安條例類近，對遊行集會作合法規管，而且類似條例在世界各地的法院多年來被多次覆核，絕對符合人權標準。由此可見，言論自由不是絕對且不是完全沒有限制。
著名影星珍芳達（Jane Fonda）最近在華盛頓因參與非法示威被捕，原因是華盛頓法律不容許任何人在政府大樓前示威。81歲的珍芳達沒有投訴被捕，反而認為自己對氣候變化的問題做得不足，到華盛頓示威是以公民抗命的方式盡公民責任，並接受警方合法的處理。她的態度值得在違法後拚命逃走、聲稱「公民抗命」「違法達義」的香港示威者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