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歷家道中落，憑發奮好學、努力工作，一步步走到今天。我和許多港人一樣，相信天道酬勤；三次出洋留學，更令我深信教育和知識的力量。我希望新一代同樣有發揮所長的機會，使這些信念能夠延續下去，薪火相傳。今後，讓我們繼續共建希望，開拓美好未來！」
簡介
葉劉淑儀 GBM, GBS, JP (大紫荊勳賢、金紫荊星章、非官守太平紳士)
葉劉淑儀（香港大學文學士（一級榮譽）、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文學碩士、美國史丹福大學管理碩士、美國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文學碩士）
葉劉淑儀女士於1975年至2003年在香港政府服務，期間曾於多個不同範疇工作，包括在地區層面推行政府民主化、國際工貿及保安。她是首名獲委任出掌紀律部隊（入境事務處）的女性（1996-1998），亦是首名女性保安局局長（1998-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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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葉劉淑儀女士辭去在香港特區政府的職務，帶女兒到美國就學，自己亦在當地進修。她在史丹福大學完成東亞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後，於2006年6月回港。她在2006年7月成立了智囊組織「匯賢智庫」，集中研究香港憲制和經濟兩方面的結構性問題。「匯賢智庫」的核心願景，就是令香港轉型為知識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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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葉劉淑儀女士在立法會選舉（香港島地方選區）獲選為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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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葉劉淑儀女士創立「新民黨」，獲選為黨主席。2012年及2016年，兩度成功連任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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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葉劉淑儀女士獲委任為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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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葉劉淑儀牽頭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省市及海外華僑在港代表團體合作，成立了「海上絲綢之路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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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4日，新民黨召開特別會員大會，通過葉劉淑儀以個人身分參選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翌日（12月15日），葉劉淑儀向行政長官辭去行政會議成員職務並獲批准，同日下午，葉劉淑儀正式宣布參選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
愛文學的乖乖女
我的父親乃新加坡華僑，原籍廣東佛山南海（與葉問同鄉）。從爸爸口中得知，曾祖父在星洲發跡後，心懷家國，回到唐山建祖屋、聯絡鄉親。兒時，爸爸經常奔走星、港兩地；可惜後來生意艱難，家境漸困。
母親十分重視教育，即使我們家道中落，她仍堅持將我送到校風純樸的聖士提反女校上學。自四歲起在教會學校讀書，我較多機會接觸英語及英國文學，「數口不精」的我較愛語文及人文學科，後來考入香港大學英國文學系，以一級榮譽畢業。
父親在我大學畢業前過世，我身為長女，自此肩負起養家的責任。畢業不久，可能與我愛學習有關吧，到了新法書院當教師，教授「老本行」英語及英國文學。數十年後的今天，我仍非常喜歡教書，間中會到自己於2009年創辦的匯賢智庫學苑向中學生講課，既可重拾昔日興趣，又有機會與年輕人談天，聽聽他們的想法。
1973年，我靠著一點積蓄，隻身到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在艱苦的環境下完成英國文學碩士學位。雖然我在學校多接觸「番書」，但受媽媽的薰陶，自幼對中國文學（特別劇曲）的興趣甚濃。現在，雖然立法會及政黨工作繁重，我仍會間中抽空欣賞京劇及其他地方戲曲，閒時也愛閲讀經、史、子、集及其他文學經典。
公僕銅人行
1975年，我獲聘為政務主任，從低做起，在多個政府部門服務。
任職工商科、貿易署和工業署時，我與多國及歐共體、世貿、亞太經合組織等談判，為本地業界掃除貿易障礙，並推動科技創新和工業發展。
1996年任入境處處長，隨後當上保安局局長；我四出推銷特區護照，爭取到歐盟免簽證，奠定多國免簽證的基礎。此外，我亦處理了多項棘手問題，包括居港權、公安條例、張子強綁架案等，為保障港人的穩定生活出一分力。
擔任公職近30年來，我不僅見證了地區民主化、主權回歸、新機場啟動以及香港作為中國第一個特區的早期發展等歷史里程碑，亦處理過不少極具爭議性的任務，大大提升了我的政治能力。
學會謙卑 政治科學101
2003年推動《基本法》廿三條立法的經歷，是我人生重要一課。我於是決定實踐一個醖釀多年的念頭──繼1986年到史丹福修讀管理碩士課程後，我重返校園，「回到曠野」。在美國史丹福的第一年，我擔任訪問學人。在鳥語花香的校園，生活恬靜，終能真正與女兒享受家庭樂。同時，我不斷深切反思從前為官時之不足，以及推銷政策時之錯誤，覺悟自己當年解釋政策時的確忽略了市民感受。
我在史丹福的第二年，獲東亞研究碩士課程取錄，重新學習政治科學；不但學習書本上的理論，也親身體會到美國的民主政治和選舉模式。2005年年底，我與在史丹福認識的一群香港「同學仔」，以及住在三藩市灣區的科技界人士，計劃回港組織智庫，以期推動香港的科技創新及經濟轉型，鼓勵有識之士積極參政，發展優質民主。
2006年我取得人生中第三個碩士學位（東亞研究）。留學外地，雖然清靜安逸，但我時刻記掛著香港；憑藉三年留學之體驗，我深切體會到，若得不到民意授權，始終難以服務社會；故於2007年我毅然重新起步，返港參選。
走民主路 重獲市民信任
2006年我回港成立匯賢智庫，2009年創立匯賢智庫學苑，至今已收生越千人，2011年創立新民黨，積極推動香港民主發展。
2007年，我參加立法會港島區補選，雖然敗於陳方安生女士，但有幸得到13萬7千多名選民支持，獲得近43%選票。2008年，我再接再厲參選，我們的團隊得到超過6萬1千票，是全港得票第四高的名單。
進入立法會後，我參加了9個事務委員會，關注各個政策範疇。我關心中產議題（包括動議撤銷外傭稅，使政府暫緩執行）；協助雷曼迷債苦主，提出金融改革建議；力倡促進科技發展和改善教育；反對降低強拍門檻；向各方解釋居港權問題，提出解決方法……數年努力，終獲市民認同，民調多次把我列為最受歡迎議員，給我極大鼓舞。
相信希望 共建香港
近年，社會經常討論甚麼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香港吸納了許多西方文化的優點，例如健全法制、自由人權和科學管理；同時，我們亦保持華人的優良傳統，如重視家庭和教育，以及堅持奮鬥、深信努力總有回報的精神。這些都是香港賴以成功的要素。
我經歷家道中落，憑發奮好學、努力工作，一步步走到今天。我和許多港人一樣，相信天道酬勤；三次出洋留學，更令我深信教育和知識的力量。我希望新一代同樣有發揮所長的機會，使這些信念能夠延續下去，薪火相傳。回港後這幾年，我為30多名年輕人提供就業機會，並鼓勵了多位青年參政，這可說是我最感自豪的成就之一。
早前，新民黨和匯賢智庫的手足同僚在辦公室為我舉行了一個小型生日派對。他們請我許願，我說，在奮鬥的路途上，幸得朋友挺身支持，我已非常感恩，別無他願。今後我只會繼續努力，在不同崗位服務市民，為香港出一分力。
一直以來，我們相信希望，創出奇蹟；今後，讓我們繼續共建希望，開拓美好未來！
學歷及專業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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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文學士（一級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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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文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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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史丹福大學管理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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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文學碩士
工作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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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書院大坑道分校學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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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主任 （輔政司署銓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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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署社區關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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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民政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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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新界民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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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總署首席助理政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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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助理保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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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貿易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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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行政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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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工商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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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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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入境事務處處長（入境事務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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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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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賢智庫創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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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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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香港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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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
2022 年5 月8 日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天。李家超以1416 票當選第六任行政長官人選，得票率高達99%，高踞歷屆特首候選人之首。繼全國人大去年完善選舉制度之後，香港終於選出能夠全面團結各黨各派的新特首，曾經的陣營分明、彼此對峙終於消弭無形。
李家超作為一名新時代的領袖，並沒有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而是站在社會各個階層的中心點，從團結建制派開始，一步步走出去接觸廣大市民。由1500 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就是香港社會的縮影，社會各個階層皆包含在內。從李家超宣布參選特首開始，只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就籌備好政綱、收集了各方民意，迅速獲得建制派一致支持，可謂旗開得勝。
李家超高票當選，足見民心所向，可是G7 和歐盟卻對此視而不見，分別在8 日、9 日連發聲明，詆毀香港的新選制，充滿敵意、態度偽善、不乏政治偏見，說什麼本次選舉「違反民主原則」。然而，眾多迹象表明，西式民主已見頹勢，在解決民計民生問題方面都力有不逮，西方本應好好反思自身的制度弊端，如今卻反而拿出已然不合時宜的制度對香港指手畫腳。
美國有過百名學者警告西方民主制度湧現危機，政黨為了贏得選舉將民主選舉政治化，將自身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甚至不惜壓制選民投票。近年來舉行的公投、普選已經引發社會撕裂，人民因政見不同而走向極端，當選一方即使勝出亦無法有效施政，英國脫歐公投即是一例。
值得一提的是，中方在《中英聯合聲明》並未承諾過會在香港實施西方民主制度，更不用說普選。而中英雙方在草擬這份聲明時香港仍受英方獨裁統治。「一國兩制」的主要任務是要讓香港順利回歸祖國。英國在150 多年的殖民統治期間從未真正在香港發展民主，雙方談判時香港亦無民主制度，因此中方不可能同意在港實施一個未曾存在的西式民主制度。所以，那些指摘「北京違背對香港的民主承諾」之說實為無中生有，意圖不外詆毀中國。
《基本法》為港人指明落實普選的路線圖，目標是實現「雙普選」，而大前提還是要「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對此，人大常委會於2014 年作出「8.31 決定」，特區政府就此框架制定出雙普選實施方案，但卻遭到所謂民主派執意否決。
回顧特別行政區成立的25 年來，香港已經為推行民主作出努力，因阻礙重重而進退失據。那些所謂「民主派」議員自詡擁護人權、自由，卻走向逢中必反的歧路，不僅與建制派大搞對立，還不惜反對特區政府。
目前，各項深層次矛盾困擾香港，房屋和土地供應、退休保障、貧富懸殊以及青少年向上流動等重大問題已積存多年，亟需解決，可是，有些議員罔顧社會民生的需要，不斷採取極端手段阻撓立法會正常運作，大搞政治鬥爭甚至暴力衝突，導致政府無法有效施政，社會因而停滯不前。
幸而全國人大把握時機，適時頒布法規以完善特區的選舉制度，確保香港重回正軌。市民殷切希望新一屆立法會能夠着手解決重大民生問題，期待盡快與內地通關、重振本地經濟、提升本港競爭力。
李家超是當前的領軍人物，有能力與立法機關建立良好互動。他執法經驗豐富，充分理解法治和司法獨立對維護國家安全與人身自由、公民權利的重要性。他強調「以結果為目標」「關鍵績效指標」，可見他志在必得，不會被官僚程序綁住手腳。在基本民生問題多年議而不決之後，如今港人翹首以待，盼望政府能拿出切實行動、解決實際問題，對那些搞一些空頭承諾、喊兩句口號蠱惑人心的政客，市民已經深感厭倦。
李家超為人謙虛誠懇、具備團隊精神、能夠虛心聆聽不同意見，是特首的不二之選。現在，他作為候任特首已是眾所矚目，還望他能迅速組織好管治班子，盡快安排好行政會議成員和政府各部門主要官員的人選，抓緊時間制訂可行方案。李家超能夠順天應時，完全有能力為香港揭開新篇章。
第六屆行政長官經已選出，當選人李家超在政綱提出了四大施政方向，在提升施政效能方面，提出了「我和我們」的團隊精神，也在土地房屋供應方面明確提出要「提速提效提量」，可是在修補社會撕裂、保障人權自由、教育等等其他範疇，則未有詳細論述。
香港近年在危機邊緣走過幾回，2014年的違法佔中、2019年由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演變的黑暴、2016年初的旺角暴亂等等，市民以政治顏色分群，黃藍誓不兩立，年輕人仇恨警察，社會撕裂。雖然後來中央政府以《港區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資格審查委員會、愛國者治港等等大招，把港獨、反對派的勢力壓了下去，涉嫌犯法的人士陸續被捕被控受審，社會表面上回復秩序和平靜。法律處理了違法行為，我們仍需法律以外的手段處理其他問題。
有立法會議員建議設立「復和專員」，以修補社會撕裂，立法會未有詳細討論。我認為值得探討，不過復和不是口號，要整個社會花很長的時間和誠意，才有機會達成。
愈是民主撕裂愈嚴重
環顧世界，社會撕裂並非香港獨有，愈是民主自由的地方，撕裂便愈嚴重。例如2016年的英國脫歐公投便把英國撕成留歐派和脫歐派，兩派勢均力敵，困擾英國政局，擾攘至2020年才正式脫歐。
兩黨輪替的美國更甚，共和黨與民主黨的紅藍之爭長年不息，2021年總統選舉及國會山莊暴亂把撕裂推上高峰。最近（5月2日），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利托（Samuel Alito）草擬的意見草案遭洩露，顯示法院有意推翻1973年保障女性墮胎權的標誌性案例〈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使美國再次陷入紛爭，支持及反對墮胎權的人民示威抗議，不同州份亦持不同立場。
美國的種族歧視問題亦十分嚴重，黑人維權運動（Black Lives Matter，BLM）持續。
執筆時新聞正報導有「白人至上主義者」（White Supremacy）闖入水牛城一間超級市場向黑人連環開槍掃射，至少十人死亡，而行兇者只有十八歲。
此外，有很多國家地區因為種族、宗教教派仇恨而長期對峙、內亂，武裝衝突、流血事件無日無之，人民長年累月活在戰火之中；相比這些極端情況，香港已屬萬幸。
愛爾蘭在歷史上長期受到英格蘭侵略，宗教方面，天主教與新教水火不容，戰爭多年，最終北愛爾蘭六郡併入英國，1949年南愛爾蘭獨立為愛爾蘭共和國（Republic of Ireland），退出英聯邦。北愛爾蘭則持續有暴力衝突。這些年來，當地教會等組織一直有推動復和工作，但是要完全消除對立，殊不容易。
南非以「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達成復和
提到復和，一定會提到南非。1995年，曼德拉總統簽署《促進民族團結與和解法》，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聖公會大主教德斯蒙德圖圖（Desmond Mpilo Tutu）擔任主席。委員會向司法部負責，了解過往長期在種族隔離政策下各種嚴重侵犯人權的事件，做法包括邀請曾遭受非人道對待的人士講述經歷，加害者則提交證詞，企圖還原歷史真相，藉以撫平黑人與白人之間的仇恨，促進民族和解。
2019年黑暴發生後，有外國領事提出用南非模式助香港復和，包括安排特赦，當時我已向他們表示特赦不可行。因為這樣刑事法律會失效，亦會誤導年輕人以為犯法不用負責，對社會的負面影響更大。
「止暴制亂」、分享權力、民間融和
我強調復和不是口號，無法一蹴而就，更非一位「復和專員」可以成事。通常復和行動希望做到「止暴制亂」、分享權力、民間融和這三大方面，但是現實上非常困難。
回說香港，2014年違法佔中及2019年黑暴經已過去，《港區國安法》做到「止暴制亂」，社會回復公安秩序。我認為復和第一步是法庭要作出公平的裁決，不論黑衣人白衣人，違法的就要受法律制裁，法庭要依法作出公正判決，近期已陸續有相關案件出了裁決及判詞，這是好的開始。
不過，香港做不到分享權力，國家憲法及《基本法》均不容許。在完善選舉制度及愛國者治港等框架下，反中亂港、不接受國家主權、不誠心擁護《基本法》、危害國家安全的非愛國者，不會通過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審查，不能進入建制及管治系統。反對國家憲制體系，甚至企圖推翻現有制度的人，哪怕在西方任何國家，也不能成為分享權力的對象。惟有民主派人士真心擁護「一國兩制」，尊重國家主權，才有機會重新返回議會平台，共同努力推動復和。
至於第三點也是最深層次的民間融和，讓不同政見者（特別是年輕人）放下歧見甚至仇恨，敞開心扉互相接受，和平共處，是長時期的工作，需要非常長的時間。有議員建議設立「復和專員」，我則認為「復和專員」的人數（可以是群體而非單獨一人）、性質（是官職抑或義務？）、工作內容（展開對話抑或舉辦活動？）等等都需要深入討論。
新一屆政府上場是推動復和的適當時機
香港已選出新一任行政長官，新一屆政府上場，是新的開始，可能是推動復和的適當時機，特區政府需從多方面了解與年輕人的代溝是甚麼因素造成，是意識形態、經濟文化分歧，抑或有產與無產之間的矛盾？要找出成因，對症下藥，解決到年輕人最迫切面對的問題，讓他們感受關愛和信任。李家超能否抓緊機會，讓香港復和？
「復和」不是口號(撰文: 葉劉淑儀，原文刊載於經濟通)
http://reginaip.hk/regina/article/p/復和不是口號
近年，經歷黑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社會對特區政府的表現並不滿意，紛紛有聲音要求部門改革。例如第5波疫情爆發，特區政府欠缺預案、動員遲緩，反映部門欠承擔、欠溝通、欠協調，而且部門只以自身功能為本（function-based），而非以解決問題為本（issue-based），於是有部門「做死」，有部門卻事不關己，非常不理想。
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政綱提出「強化政府治理能力，團結一致為民解困」、「增強政府團隊文化，以我和我們的精神處理問題」、並且要「為指定工作訂立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KPI）」等等，便是針對以上的問題。此外，李家超在土地房屋問題上，提出要「提速提效提量」，我倒認為這目標也適用於其他範疇。
問題是怎樣改革才做得到？本篇以政府新聞處（Information Services Department，ISD）為例，討論如何改革這部門，改善其表現，以強化政府治理能力。
這些年，特區政府歷盡風雨，政府新聞處卻活得異常低調，即使經常遭詬病資訊發布不足、回應假新聞太慢、新聞稿寫得太技術性，甚至出現過記者會背景大熒幕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寫成「中國人民共和國」等事情，仍未見新聞處提出過甚麼改善措施。此外，原來上一任新聞處處長鄭偉源於去年12月初以健康理由離任後（鄭偉源於離任3星期後出任「一帶一路」專員），新聞處處長一職已懸空6個月，特區政府人才凋零、行軍無將，難怪新聞處沒有突出表現。
內部缺專才 AO長期任處長
最後一位專業新聞官升任新聞處處長的是丘李賜恩，她由1987年擔任處長至1997年，是歷任新聞處處長中任期最長的；近年新聞處處長則多由政務官出任，包括幾位現任局長聶德權（2014年－2016年）、黃偉綸（2009年－2014年）和邱騰華（2006年－2007年），還有朱曼鈴（2018年－2019年）、馮程淑儀（2007年－2009年）和鄭偉源（2019年－2021年）等等。
由政務官擔任新聞處處長，優點是他們熟悉政府運作、行政能力強，缺點是他們並非新聞專業出身，欠缺傳媒背景，加上任期短（例如邱騰華只做了15個月），未及與傳媒及下屬建立深厚關係便又調職，難以帶領部門好好發揮；長期由政務官出任處長，亦反映其上司民政事務局局長一直未能培養專業人才，從內部晉升至處長，也是新聞處積弱的原因之一。
根據特區政府財政年度預算《總目74--政府新聞處》，新聞處的編制包括12個首長級職位及433個非首長級職位。作為特區政府的大公關，新聞處要時刻掌握傳媒脈搏，為特區政府打造形象、提升民望，讓市民了解特區政府政策，因此整個部門都要反應快、行動敏捷，既要準確發布消息，更要及時澄清謠言、打擊假新聞，更加要時刻掌握網絡和社交平台的評論，但是看新聞處近年的表現，明顯未能發揮功能。
國際形勢複雜 未見有力回應
政府財政年度預算《總目74--政府新聞處》指出，新聞處2022至2023年度的開支預算接近7億元，工作範疇包括5大綱領--香港以外的公共關係、本地公共關係及公眾資訊、輿論、公民責任、出版。每個綱領的績效如何，以及需如何改革，我們可逐一拆解。
綱領一「香港以外的公共關係」，宗旨是「在國際間及內地推廣香港的良好形象」。國際方面，副處長（2）旗下設海外公共關係組、香港品牌管理組、國際推廣組等等，旨在推廣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亦要和駐港外國傳媒及訪港新聞新業員打好關係。
以往，新聞處有不少經驗豐富的資深外籍新聞官，主力與外媒打交道，不過隨着副處長Brett Free在今年年初退休，外籍新聞官已絕無僅有，在外媒聯絡或國際關係方面難以得心應手，甚至事倍功半，特別是現在香港處於複雜的國際形勢，要面對制裁等政治打壓，西方傳媒不斷抹黑一國兩制以及香港的政治制度，這方面便顯得更重要。
內地關係方面亦然，隨着香港與內地關係日益緊密，新聞處與內地傳媒的溝通聯絡愈來愈頻繁，新聞處能否適應內地傳媒的工作模式及內容要求，便很影響特區政府的未來發展。
文宣失敗 新聞稿艱澀難懂
綱領二「本地公共關係及公眾資訊」，宗旨是「向公眾傳達政府政策、計劃、決定、活動及服務的信息，加強他們對政府事務的了解」，方法包括「以多媒體形式發放信息」、「安排傳媒採訪活動」、「發放新聞稿」等等，副處長（1）旗下的多個政府總部新聞組、駐部門新聞及公共關係小組，會協助部門宣傳不同的政策，例如「大嘥鬼」、消費券、疫苗接種計劃等等。
說來諷刺，這範疇的工作理應做得最多最好，但現實卻是最為人詬病，例如2019年特區政府提倡修訂《逃犯條例》的時候，政府文宣內容複雜難懂，反修例的文宣反而滲透大街小巷；抗疫兩年多以來，特區政府往往未能簡單準確地講解抗疫措施、鼓勵市民接種疫苗，當中過分詳盡而技術性、充滿艱澀詞彙和數據的新聞稿，相信只有傳媒或相關研究人員才會讀得明白，對市民而言全無作用，即是「無人睇得明」，反映新聞處未能有效協助各個政策局以深入淺出、簡單易明的方式傳播及散發資訊，讓市民易於消化吸收。
我認為，新聞處應更頻密地發放更多簡單親民的圖像或懶人包，並且開通更多網絡頻道，把信息滲透社會每個角落。
綱領三「輿論」，指新聞處要「閱覽中英文報章和雜誌、熱門新聞網站及其facebook專頁，以及每星期收聽／收看約239小時電台和電視台新聞及公共事務節目」，還要「編寫傳媒摘要、譯本、報告、官員的談話全文及剪報，會盡快送交有關決策局和部門」。「輿論」範疇的支出不多，2022至2023年度的開支預算只有3,100萬，但是工作模式相當落後。
過去我已覺得新聞官相當辛苦，要每天清晨4、5時起床，閱讀大量報章，手動剪報；現在剪報已電子化，但是仍然由新聞官手動選材。我認為新聞處應提升系統，全面運用人工智能，按部門需要把新聞分門別類，官員一看便懂，可省下新聞官不少時間；而且在資訊每秒更新的年代，還要新聞官「編寫傳媒摘要，盡快送交有關決策局和部門」，是相當滯後的做法。
靈活調動資源 外判推廣工作
另一方面，新聞處鮮有做社交平台內容摘要，在24小時監察網絡輿論方面未夠全面。須知道收集社交平台的大數據，我們可以掌握市民真正關心的事物及反應，例如去年12月19日立法會投票日，社交平台卻被王力宏離婚洗版；又或者疫情下市民原來非常害怕封城、禁足等等，掌握這些數據會讓特區政府更有效了解民情。新聞處應考慮把這些工作外判，或者開發人工智能系統處理，以提速、提效、提量。
而在政策局方面，新聞秘書、政治助理可以隨時透過人工智能剪報系統，隨時閱覽剪報或其他信息，向局長進行精準匯報。
綱領四「公民責任」，宗旨是「提高公眾對重大社會事務的關注和了解，並加強他們的公民責任意識」，例如宣傳完善選舉制度、愛國者治港、國家安全、回歸25周年等等。我當然認同要大力宣傳這些項目，不過工作細項指標仍然是「活動數目」、「印製及展示海報數目」、「宣傳片數目」、「聲帶數目」、「展覽數目」等等，則非常傳統及保守。新聞處應考慮把推廣工作外判，讓市場上的專業人才製作更出色、更多元化、更有效的宣傳推廣計劃。
用AI集大數據 精準監察民情
至於綱領五「出版」，即是新聞處就是特區政府的出版機構，包括「提供編輯服務、製作、分發及銷售政府刊物」。這範疇可算是5大綱領中最追不上時代的，我認為新聞處必須與時並進，靈活運用資源，集中開發電子書，減少印製印刷品。
新聞處多年來未有改革或更新工作模式，逐漸與時代脫節。我認為新聞處應多運用人工智能、收集大數據，以更快更精準地監察輿情，掌握社會脈搏，如此便可重整資源及人手，更緊密地與外地、內地及本地傳媒溝通聯絡，還要學會簡單精準地傳遞信息，才能協助特區政府提高施政效能。所謂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再不改革，新聞處將淹沒於元宇宙時代，形同虛設。
改革新聞處 提速提效提量(撰文: 葉劉淑儀，原文刊載於經濟日報)
http://reginaip.hk/regina/article/p/改革新聞處提速提效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