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歷家道中落，憑發奮好學、努力工作，一步步走到今天。我和許多港人一樣，相信天道酬勤；三次出洋留學，更令我深信教育和知識的力量。我希望新一代同樣有發揮所長的機會，使這些信念能夠延續下去，薪火相傳。今後，讓我們繼續共建希望，開拓美好未來！」
簡介
葉劉淑儀 GBS、JP（金紫荊星章、非官守太平紳士）
葉劉淑儀（香港大學文學士（一級榮譽）、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文學碩士、美國史丹福大學管理碩士、美國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文學碩士）
葉劉淑儀女士於1975年至2003年在香港政府服務，期間曾於多個不同範疇工作，包括在地區層面推行政府民主化、國際工貿及保安。她是首名獲委任出掌紀律部隊（入境事務處）的女性（1996-1998），亦是首名女性保安局局長（1998-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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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葉劉淑儀女士辭去在香港特區政府的職務，帶女兒到美國就學，自己亦在當地進修。她在史丹福大學完成東亞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後，於2006年6月回港。她在2006年7月成立了智囊組織「匯賢智庫」，集中研究香港憲制和經濟兩方面的結構性問題。「匯賢智庫」的核心願景，就是令香港轉型為知識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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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葉劉淑儀女士在立法會選舉（香港島地方選區）獲選為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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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葉劉淑儀女士創立「新民黨」，獲選為黨主席。2012年及2016年，兩度成功連任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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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葉劉淑儀女士獲委任為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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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葉劉淑儀牽頭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省市及海外華僑在港代表團體合作，成立了「海上絲綢之路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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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4日，新民黨召開特別會員大會，通過葉劉淑儀以個人身分參選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翌日（12月15日），葉劉淑儀向行政長官辭去行政會議成員職務並獲批准，同日下午，葉劉淑儀正式宣布參選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
愛文學的乖乖女
我的父親乃新加坡華僑，原籍廣東佛山南海（與葉問同鄉）。從爸爸口中得知，曾祖父在星洲發跡後，心懷家國，回到唐山建祖屋、聯絡鄉親。兒時，爸爸經常奔走星、港兩地；可惜後來生意艱難，家境漸困。
母親十分重視教育，即使我們家道中落，她仍堅持將我送到校風純樸的聖士提反女校上學。自四歲起在教會學校讀書，我較多機會接觸英語及英國文學，「數口不精」的我較愛語文及人文學科，後來考入香港大學英國文學系，以一級榮譽畢業。
父親在我大學畢業前過世，我身為長女，自此肩負起養家的責任。畢業不久，可能與我愛學習有關吧，到了新法書院當教師，教授「老本行」英語及英國文學。數十年後的今天，我仍非常喜歡教書，間中會到自己於2009年創辦的匯賢智庫學苑向中學生講課，既可重拾昔日興趣，又有機會與年輕人談天，聽聽他們的想法。
1973年，我靠著一點積蓄，隻身到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在艱苦的環境下完成英國文學碩士學位。雖然我在學校多接觸「番書」，但受媽媽的薰陶，自幼對中國文學（特別劇曲）的興趣甚濃。現在，雖然立法會及政黨工作繁重，我仍會間中抽空欣賞京劇及其他地方戲曲，閒時也愛閲讀經、史、子、集及其他文學經典。
公僕銅人行
1975年，我獲聘為政務主任，從低做起，在多個政府部門服務。
任職工商科、貿易署和工業署時，我與多國及歐共體、世貿、亞太經合組織等談判，為本地業界掃除貿易障礙，並推動科技創新和工業發展。
1996年任入境處處長，隨後當上保安局局長；我四出推銷特區護照，爭取到歐盟免簽證，奠定多國免簽證的基礎。此外，我亦處理了多項棘手問題，包括居港權、公安條例、張子強綁架案等，為保障港人的穩定生活出一分力。
擔任公職近30年來，我不僅見證了地區民主化、主權回歸、新機場啟動以及香港作為中國第一個特區的早期發展等歷史里程碑，亦處理過不少極具爭議性的任務，大大提升了我的政治能力。
學會謙卑 政治科學101
2003年推動《基本法》廿三條立法的經歷，是我人生重要一課。我於是決定實踐一個醖釀多年的念頭──繼1986年到史丹福修讀管理碩士課程後，我重返校園，「回到曠野」。在美國史丹福的第一年，我擔任訪問學人。在鳥語花香的校園，生活恬靜，終能真正與女兒享受家庭樂。同時，我不斷深切反思從前為官時之不足，以及推銷政策時之錯誤，覺悟自己當年解釋政策時的確忽略了市民感受。
我在史丹福的第二年，獲東亞研究碩士課程取錄，重新學習政治科學；不但學習書本上的理論，也親身體會到美國的民主政治和選舉模式。2005年年底，我與在史丹福認識的一群香港「同學仔」，以及住在三藩市灣區的科技界人士，計劃回港組織智庫，以期推動香港的科技創新及經濟轉型，鼓勵有識之士積極參政，發展優質民主。
2006年我取得人生中第三個碩士學位（東亞研究）。留學外地，雖然清靜安逸，但我時刻記掛著香港；憑藉三年留學之體驗，我深切體會到，若得不到民意授權，始終難以服務社會；故於2007年我毅然重新起步，返港參選。
走民主路 重獲市民信任
2006年我回港成立匯賢智庫，2009年創立匯賢智庫學苑，至今已收生越千人，2011年創立新民黨，積極推動香港民主發展。
2007年，我參加立法會港島區補選，雖然敗於陳方安生女士，但有幸得到13萬7千多名選民支持，獲得近43%選票。2008年，我再接再厲參選，我們的團隊得到超過6萬1千票，是全港得票第四高的名單。
進入立法會後，我參加了9個事務委員會，關注各個政策範疇。我關心中產議題（包括動議撤銷外傭稅，使政府暫緩執行）；協助雷曼迷債苦主，提出金融改革建議；力倡促進科技發展和改善教育；反對降低強拍門檻；向各方解釋居港權問題，提出解決方法……數年努力，終獲市民認同，民調多次把我列為最受歡迎議員，給我極大鼓舞。
相信希望 共建香港
近年，社會經常討論甚麼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香港吸納了許多西方文化的優點，例如健全法制、自由人權和科學管理；同時，我們亦保持華人的優良傳統，如重視家庭和教育，以及堅持奮鬥、深信努力總有回報的精神。這些都是香港賴以成功的要素。
我經歷家道中落，憑發奮好學、努力工作，一步步走到今天。我和許多港人一樣，相信天道酬勤；三次出洋留學，更令我深信教育和知識的力量。我希望新一代同樣有發揮所長的機會，使這些信念能夠延續下去，薪火相傳。回港後這幾年，我為30多名年輕人提供就業機會，並鼓勵了多位青年參政，這可說是我最感自豪的成就之一。
早前，新民黨和匯賢智庫的手足同僚在辦公室為我舉行了一個小型生日派對。他們請我許願，我說，在奮鬥的路途上，幸得朋友挺身支持，我已非常感恩，別無他願。今後我只會繼續努力，在不同崗位服務市民，為香港出一分力。
一直以來，我們相信希望，創出奇蹟；今後，讓我們繼續共建希望，開拓美好未來！
學歷及專業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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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文學士（一級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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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文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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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史丹福大學管理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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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文學碩士
工作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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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書院大坑道分校學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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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主任 （輔政司署銓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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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署社區關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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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民政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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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新界民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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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總署首席助理政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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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助理保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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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貿易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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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行政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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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工商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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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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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入境事務處處長（入境事務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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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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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賢智庫創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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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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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香港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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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
上文提到雅典用金融作武器，迫使盟邦為其利益服務，鞏固其霸權。今天美國的金融帝國主義與昔日雅典無異，而且規模有過之而無不及。提洛同盟設有一份共享資產，所有盟邦皆需投入資金，作為盟主的雅典保管，甚至控制此資產的用途。美國和友國亦有類似的金融共享機制，而美國在當中更是作為主導者的角色，在〈美國金融帝國的黃昏〉（The Twilight of America'sFinancial Empire ，下稱〈黃昏〉）一文中，作者指出有關機制體現於「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國際通用的美元結算系統，以及聯邦儲備銀行為他國提供的緊急融資。
SWIFT 營運全球金融的電子網路，銀行和金融機構之間通過SWIFT 交換信息（message），方可完成交易。
SWIFT 服務全球20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1,000 多家銀行和金融機構，是全球金融交易的命脈。由於SWIFT 的交易主要以美元進行，美國佔的交易份額亦較其他國家大，因此經常被美國利用來制裁敵國，例如SWIFT 在2017 年終止朝鮮的銀行使用其系統。因此，一旦成為美國的制裁對象，而被SWIFT踢出組織，即等於切斷了與全球金融系統的聯繫（cut off access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itself）， 無法與外界交易，此乃美國的「第二階段制裁」（secondary sanctions）。
除了對於SWIFT 的控制權，美元作為國際結算貨幣的領先地位，加上全球超過250 個國家和官方金融機構，將資金託管於美國聯邦儲備體系，凡此種種皆成為美國的金融武器，用於威脅他國，迫使他們屈服，為美國的利益服務，影響的範疇包括限制核武擴散（non prolife ration）、人權問題，甚至他國的政權更替。〈黃昏〉的作者指出，美國甚至對其盟友實施金融霸權，例如以「第二階段制裁」威脅歐洲諸國放棄挽救美國已退出的「伊朗核協議」。在美國的金融帝國主義下，盟友只淪為美國的附庸國（vassal）。下篇談美國金融霸權導致眾叛親離。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常有傳媒朋友要我為特區政府的抗疫表現評分，我都不便回應。事實上，我相信行政長官形容自己及官員們不斷加班、不眠不休等等，不是假話，只是仍然未達到市民的期望。
政府手忙腳亂
疫情發展至今，市民大致聚焦四個階段：之前是封關及口罩短缺，最近則是武漢港人及郵輪港人能否回港。
而到目前為止，市民主要認為政府沒有急市民所急，決策滯後又不果斷，每一步都比澳門政府慢，而且沒有主導口罩供應及限制價格，讓不良商人把口罩抬至天價，市民一罩難求，自然怨氣沖天。
在我看來，若計工作時數，政府是很勤力，但在市民眼裏，政府便顯得手忙腳亂，倒瀉籮蟹，有勞無功。
依本子辦事
特區政府有沒有依本子辦事？答案是有的。
根據食衛局的文件顯示，政府在去年12月31日得知武漢有二十七宗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個案後，食衛局局長隨即在1月2日主持了跨部門會議，討論如何應對，並於1月4日宣布啟動「嚴重應變級別」(Serious Response Level)。
1月7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把「2019新型冠狀病毒急性呼吸系統病」納入香港法例第599章《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Preventionand Control of Disease Ordinance)，並於1月8日刊憲。1月30日起逐步關閉口岸，直至2月4日關閉羅湖及落馬洲口岸，香港十三個口岸已關掉十個，把出入境人流遏至最低。隨後又於2月8日起實施十四日強制檢疫等等。
港英年代有大型演練
伴隨無盡的會議及記者會，政府工作似乎沒停，為甚麼仍然失分？「甩碌」位在哪裏？
我認為問題出在特區政府整體應變能力不足，緊急應變系統「生鏽」。
由港英年代開始，政府有一套歷史悠久行之有效的「緊急應變系統」(Emgerceny Reponse System)，主要由保安局負責統籌整個政府的緊急應變措施。當中最高層次的委員會，回歸前是由港督領導的「總督保安事務委員會」(Governor Security Committee)，回歸後改稱為「行政長官保安事務委員會」(CE Security Committee)。
緊急應變系統不單用來應付公安事件或恐怖襲擊，而是包括但不限於風災、火災、大型車禍、山泥傾瀉或重大衛生事故等等大規模緊急事故。那時候，每當有重大事故發生，緊急應變系統啟動，各個政策局便要提供當值官員(Duty Officer)，各級官員組成當值隊伍，輪流在下亞厘畢道政府總部地庫的應變中心通宵當值、收料。我相信很多退休或資深政務官都有當值「風更」、「水更」的經歷，我還記得應變中心儲備很多乾糧，應付我們通宵達旦工作所需。
此外，保安局每隔三至五年便會統籌整個政府進行大型演練，該年度會專門開設一個首長級編外職位，通常由外籍政務官負責，以豐富的想像力及經驗來「度劇本」，模擬各種大型事故及應對措施，例如空難、船民湧入、核電廠爆炸如何疏散等等。
舉例說，80年代我們演練過突然大量船隻泊岸，大批船民湧入，我們如何控制人流，做衛生檢疫，防止疾病傳播，尋找隔離設施等等，說起來和如今的疫情控制異曲同工。
在緊急應變系統下，政府上下各個部門各施其職，環環相扣，才能迅速有效地應對各種事故。也許回歸後，這個系統已淪為紙上談兵，疫情來襲，政府不知所措。
律政司欠發揮
另一方面，律政司的角色理應相當重要，因為政府要快捷準確地掌握法例，知道在哪種緊急狀況下，可以運用哪條法例、哪些權力。可是在今次的抗疫過程中，律政司司長的作用，例如向市民解釋相關法例等等，接近零。
不敢宣布「公共衛生緊急事態」
我留意到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2月7日的記者會上，只是說行政會議通過訂立《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和《預防及控制疾病(披露資料)規例》兩條規例，卻沒清楚說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是根據香港法例第599章《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把香港列入「公共衛生緊急事態」(Public Health Emergency)，才得以訂立該兩條規例的。
我認為公布香港已進入「公共衛生緊急事態」是重要的，可讓市民明白狀況，加以配合，更可讓罷工工會明白，他們的罷工是不合法不合理不道德的。我不知道政府有何顧慮，為甚麼不敢宣布香港進入「公共衛生緊急事態」。政府有權不敢用，未能加快處理危機，例如限制口罩價格、徵用某些設施或郵輪、禁制醫護罷工等等。
不過，目前疫情未過，要蓋棺定論，為時尚早。但願疫情盡快過去，我們早日回復正常生活，屆時再論政府功過。
武漢肺炎疫情蔓延，不單止香港，全世界也在撲口罩。口罩缺貨頓成疫情炸彈。特區政府全球採購口罩大行動無成效，民間有心人各施各法，總動員撲口罩，也有人親身飛去世界各地搜購，不過因為世界各國都因應本身的需要，禁止或限制口罩出口，香港人買到的也不多。民間搜購回來的口罩，或派或賣，大家的目標一致，希望口罩能到達有需要的市民手上，家家有口罩，人人安心。
坊間派贈或售賣口罩的方法一日比一日進步，由最初在街上派街坊，或者在店舖售賣，引來市民特別是長者通宵排隊；到按時派籌、網上認購、登記地址有專人派送，到有企業開發實名制網上登記系統；一切一切，盡顯港人的機動性及靈活性。
可是，有藥房把口罩抬至天價，突顯了非常時期限制口罩定價的迫切性，可惜特區政府十推九不動，叫市民相當無奈。
口罩是必不可少的防疫工具，最需要口罩的是醫護人員。他們每日冒著生命危險來執行神聖工作，拯救病人生命，特區政府必須確保醫護人員有足夠的口罩供應。此外就是為市民提供服務的前線人員，例如清潔工每天面對各種惡劣衛生環境，同屬抗疫最前線，卻往往被遺忘。最近開始有團體贈口罩予清潔工，值得嘉許。
特區政府終於在情人節宣布推出250億元「防疫抗疫基金」，向醫管局發放額外47 億元增購口罩及防護裝備，及向清潔工和保安員派發每月1,000元疫情津貼。措施姍姍來遲，總算遲到好過冇到。
除了口罩供應短缺，接踵而至的疫情炸彈是停泊在日本的「鑽石公主號」上及留在湖北的港人。社會關注為甚麼政府遲遲不派包機接他們回來，但我認為政府猶豫不決的核心問題不是包機與否，而是香港到今天仍沒有足夠的檢疫及隔離設施安置他們。要在極短時間興建足夠的臨時隔離屋並不實際，用未入伙公共屋邨又有阻滯，其他建議如徵用迪士尼酒店度假村也無下文。
時間不等人。消息傳來，船上環境越來越不理想，人們困在船上亦增加了交叉感染的機會，染病人數日日增加。我建議特區政府馬上要求日本政府為港人做冠狀病毒測試。測試結果屬陽性者當然要入院治療，而特區政府同步安排包機，把測試結果屬陰性者接回香港。回到香港後立即做第二次病毒測試，等候結果期間，他們需要入住隔離營。三百多人可以分批回來，以衛生署處理測試的能力和速度，一兩天應該有結果，估計目前的隔離營應可容納。測試屬陽性者入院治療，測試是陰性的在防疫專家確認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讓他們回家繼續隔離直到14天期滿。
至於滯留湖北的二千多名港人，在找到足夠隔離設施安頓前，接他們回港困難更大，家居隔離又可能引起周邊居民不安。我建議特區政府馬上和珠海市政府商量，包租一家位置偏遠，有獨立房間、洗手間、窗或露台的大型度假村酒店作為臨時隔離中心。在解決了當地交通安排、病毒測試等問題後，用包機分批送他們到珠海隔離檢疫14天。期間，病毒測試屬陽性者可經大橋送回港入院治療，病毒測試屬陰性的，在完成檢疫後經大橋返港直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