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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錢紓困振經濟 更須留意2大警號
文章
2020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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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新冠肺炎疫情陰霾下宣讀財政預算案，以「撑企業、保就業、振經濟、紓民困」做主題，呼籲社會共度時艱。在公布前，傳媒焦點則集中在派不派錢、派多少錢。
政府財政資源 助抵銷經濟萎縮
預算案開宗明義派了1,200億（第6段），是一份「逆周期」下的「防禦性預算案」（defensive budget），即是在香港經濟萎縮下，以大灑金錢來抵銷萎縮。
從最基本的宏觀經濟（Macroeconomics）理論三個支撑經濟增長的元素——G（government）、I（investment）及C（consumption）——來看，目前香港在「I」投資及「C」消費兩方面均持續萎縮。正如預算案所指，投資開支2019年全年實質下跌12.3%，私人消費開支2019年全年實質下跌1.1%（第8段），而香港整體經濟2019年全年收縮1.2%（第9段）；預測今年經濟實質增長介乎-1.5%至0.5%（第18段）；所以「G」政府在短期內能做的，就是以更大規模的政府財政資源，來抵銷經濟萎縮，這便是財政司司長所指的逆周期財政措施。
我認為若以此為目標的話，預算案是成功的，各種措施包括全民派一萬元、撥款資助各行各業、大手筆注資各類「計劃」及「基金」等等，均是朝這個目標進發。
然而，要真正為這份預算案解碼，我認為要留意結尾「公共財政」的部分（第168段至182段），財政司司長語重心長，為香港發出兩大預警。
第1個警號 未來5年均財赤
預算案指明年的財赤預算為1,391億元，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4.8%（第171段），而且這個赤字金額是歷來最高的（第172段）；而直至2024/25年度的中期預測，這5年期間的公共開支約佔本地生產總值23.2%（第159段），情況絕不理想。
財政司司長在第176段指出，赤字主要成因是政府收入未能追上開支的急劇增加，當中尤以經常開支為甚。回歸以來，經常開支已由1,500億元，飈升至2019/20年度的4,400億元。的而且確，政府近年在社福、教育、醫療、公務員等各範疇的經常開支均不斷擴張，有增無減，簡單舉幾個例子：
社福經常開支由2017/18年度的653億元增加至2019/20年度的823億元，增幅達26%（第147段）。
醫療方面，特區政府於2020/21年度向醫管局提供的經常撥款合共750億元，相對2017/18年度的556億元撥款，增加了35%（第46段）。
而教育、社福和衞生共佔本年度經常開支預算中的6成，即超過2,800億元。最近5年，這三個範疇的經常開支累積增幅已達50%（第160段），這是非常厲害的增幅，對政府構成沉重的財政負擔。
至於公務員編制已於本財政年度增加3,481個職位，增幅1.8%（第156段）；將再於2020/21年度增至197,845個職位，較上年度增加6,082個職位，增幅達3.2%（第161段）。
財政司司長更在第157段清楚指出，2019年施政報告中宣布的主要政策措施，共涉及經營開支487億元、非經營開支248億元。
我認為財政司司長是在曲綫警告，這樣急速的增長是不能持久的（第176段），而且會消耗財政儲備。以2020/21年度為例，儲備已由年初相等於22個月的政府開支，一年間降至16個月。如果持續出現財赤，儲備終會有耗盡的一天（第174段）。
政府施政不能為了爭取民望而不斷增加經常開支，令政府陷入結構性財赤的困局。這是違反基本法第107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的大原則。
第2個警號 港或失稅務優勢
財政司司長指出，國際稅務的新發展將影響香港的稅務競爭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正積極研究訂立全球最低稅率規則（第179段、180段）。
我認為這是重要的警號，因為OECD作為全球30多個國家政府間的國際智庫，稱得上是西方國家的大腦，OECD的研究、分析及建議，可以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銀行（WB）、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等國際金融組織的政策。OECD訂立全球最低稅率規則，若跨國企業在香港繳納的稅款低於新訂的全球最低稅率的水平，其母公司便須向所在地繳納額外稅款或被施以稅務抵制措施（第180段）。屆時，香港低稅制這傳統優勢將大大受挫。
不忘居安思危 尋經濟新亮點
總結而言，我認為財政司司長透過這份財政預算案的逆周期措施，告誡政府需居安思危，施政時需謹慎考慮，不能年復年地大幅度增加經常開支，讓香港邁向結構性財赤。
事實上，目前香港的整體環境十分嚴峻，肺炎疫情外，還有各種深層次矛盾有待解決，政府不能單靠撥款、注資、成立基金來解決社會問題。可是，預算案欠缺宏觀經濟管理的大視野，沒有經濟新亮點，沒有提振經濟的新措施，遑論為香港的長遠經濟發展謀新出路。
究竟香港怎樣克服逆境，維持傳統優勢（自由港零關稅、簡單低稅制、良好法治及人才滙聚），跨向未來，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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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最後提到英國名著The Hopkins Manuscript 。故事講述主角發現月亮愈來愈大，判斷月球已脫離原有的軌道，並將撞向地球。起初政府不想造成大眾恐慌便將此事隱瞞。後來各國終於合作應對，卻仍然阻止不了月球撞落大西洋。捱過天災後，科學家發現月球遺骸含有珍貴資源。於是，人們非但沒有互相幫助重建家園，反而引起各國爭奪，促成另一場浩劫。小說寫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作者欲諷刺各國縱然察覺到希特勒的野心，但出於貪婪和自私仍繼續內訌的情景。
藉着小說的寓意，我請各國掌權者反思現况。自疫情爆發以來，美國敵視中國，多次堅持病毒源自後者，使兩國關係緊張。如今當地疫情嚴峻，特朗普政府竟企圖利用中國轉移國民的注意力。事實上，現時還未有確鑿的科學根據追溯病毒的發源地。在香港，早前袁國勇教授和龍振邦教授撤回了相關文章。况且，今日美國的苦况分明是因為早期只顧隔岸觀火，未有做好防護工作所致。相比之下，一些現時疫情較輕的地區防患於未然，如香港，早於1 月已把當時還是不明病症的COVID-19肺炎列作必須呈報的疾病。
更讓人唏噓的是美國的不近人情。截至3月23日，伊朗確診人數已逾2.1萬，超過1600人死亡。伊朗曾多次促請美國解除制裁，好讓其使用全球銀行系統購買藥物，但均遭拒絕。目前全球疫情蔓延，若仍要抱着敵意彼此算計，試問對應付疫情有何益處呢？The Hopkins Manuscript 面世已逾80年，我希望人類除科研外，政治智慧和道德倫理方面也會有長進。各國務須明白守望相助比互相爭鬥更能有效應對困境，並付諸行動，共同抗疫。
世衛於3 月11 日正式宣布全球COVID-19 肺炎大流行。執筆時，意大利受感染死亡人數為3405，數目已超中國。美國和歐洲多個主要城市包括紐約、巴黎等由於人煙稠密，疫情較難控制，於是接連封城。截至3 月19 日，美國紐約市確診人數為約4000，比前一天增長一倍。為了控制疫情，總統特朗普先於3 月13 日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及後簽署了「coronavirus relief package」。更有政府官員和議員促請國會盡快通過逾萬億美元的刺激經濟措施，包括向每名成年人發放1000 美元，與特區政府向市民派發10,000元的政策相似。
疫情當前，不少國家互相幫助。2 月中國疫情嚴峻，日本不吝捐贈抗疫物資，紙皮箱上貼着「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為中國打氣；3 月中國成功控制疫情後，即向疫情加速蔓延的日本提供物資，回覆「青山一道，同擔風雨」。如今作為最早本土確診個案清零的國家，中國更向意大利、伊朗等國派出醫療專家團隊分享抗疫經驗，歐盟委員會主席也為此向中國表達了感謝。
然而近日特朗普公開強調
COVID-19 肺炎為「Chinese Virus」，企圖把責任全部歸咎於中國，又在某次記者會中提到美國和某些地方正研製抗疫藥物和疫苗，唯獨沒提及中國科學家已發現日本藥物Favipiravir能有效治療COVID-19 肺炎。我感到既失望又憤怒。失望的是特朗普身為國家元首，公然侮辱中華民族，有失風範；憤怒的是在這麼艱難的情况下他竟火上加油，煽動種族歧視和仇外。這種行為使我想起舊日修讀英國文學時念過的The Hopkins Manuscript 。下篇再續。
我在3月初，聯同陳智思、廖長江及張國鈞三位行政會議成員，一起參加了由World Affairs Council主辦的「美國香港對話」（US-Hong Kong Dialogue），我們在美國加州逗留了幾天，和美國副助理國務卿費德瑋（Johnathan Fritz）、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史墨客（Hanscom Smith）及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幕僚等專家，進行了兩天的交流，我們積極向美方反映香港的實況。
兩次跨黨派交流
這次「美國香港對話」緊接我去年8月到美國蒙大拿州參加的「美港議員交流會」。上一回是由美國智庫The Maureen and Mike Mansfield Foundation主辦，美國駐港總領事邀請了數名建制及泛民立法會議員出席，美方的主要參加者是國會議員，當時有兩位共和黨議員及兩位民主黨議員參加，屬於議員之間的交流。至於今次則沒有國會議員參加，主要是官員，性質是「對話」（dialogue）。兩次交流均是跨黨派的（cross party），以達致比較平衡的觀感。
兩次交流，一次以議員為主，另一次則以官員為主。我認為主要原因是，去年8月的時候，《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of 2019，下稱《法案》）尚未於國會通過，美國國務院希望在《法案》通過前，透過跨黨派交流，讓美國議員有多些機會了解香港情況。
而《法案》在11月27日通過了後，議員的角色已結束，之後負責執行的是行政機關。例如《法案》要求國務院、商務部等多個政府部門提交年度報告或「認證」（certification），總統也須在《法案》生效後180日內向國會提交報告，會否提交制裁名單等等。
這次「美國香港對話」緊接我去年8月到美國蒙大拿州參加的「美港議員交流會」。上一回是由美國智庫The Maureen and Mike Mansfield Foundation主辦，美國駐港總領事邀請了數名建制及泛民立法會議員出席，美方的主要參加者是國會議員，當時有兩位共和黨議員及兩位民主黨議員參加，屬於議員之間的交流。至於今次則沒有國會議員參加，主要是官員，性質是「對話」（dialogue）。兩次交流均是跨黨派的（cross party），以達致比較平衡的觀感。
兩次交流，一次以議員為主，另一次則以官員為主。我認為主要原因是，去年8月的時候，《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of 2019，下稱《法案》）尚未於國會通過，美國國務院希望在《法案》通過前，透過跨黨派交流，讓美國議員有多些機會了解香港情況。
而《法案》在11月27日通過了後，議員的角色已結束，之後負責執行的是行政機關。例如《法案》要求國務院、商務部等多個政府部門提交年度報告或「認證」（certification），總統也須在《法案》生效後180日內向國會提交報告，會否提交制裁名單等等。
泛民推動制裁
這次訪美引起傳媒注意，但是傳媒的關注點仍然只是制裁、有沒有制裁名單、誰在名單上等等。這正是泛民議員一直推動《法案》的目的，他們高調地向支持者告狀，要求美方盡快啟動制裁機制。
我認為這些純屬政治動作，因為《法案》條文本身寫得相當清楚，第七條（Sec. 7）列明總統須在《法案》生效後180日內向國會提交名單。
過往已有美方官員、國會議員等多次向我們解釋，實施制裁的門檻是非常高的。《法案》第七條 1A 列出的範圍，包括非法移交（extrajudicial rendition）、非法拘留（arbitrary detention）、酷刑（torture）等等。香港沒有這些狀況，也沒發生第七條 1B 所指的嚴重違反國際人權標準事件（other gross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human rights in HK），因此我看不到香港會被制裁。
此外，美國國會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在2月份的文件指出，國會的動機（intent of Congress）是預防、糾正，而非懲罰（more preventive and corrective than punitive）。即是美方希望防止或糾正香港出現一些他們認為侵犯人權或違反西方核心價值的狀況，而非為了利用《法案》來懲罰香港。
制裁不在議程上
回說這次「對話」是有正式的議程（agenda）。從美方設計的議程及交流形式看來，制裁並非是次「對話」的重點，sanction這字甚至不在議程上。
3月6日（五）的主題是「美港關係」（US-HK relations），第一部分由國會資深政策專家向我們解釋《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及《香港政策法》（Hong Kong Policy Act）的背景、目的，也澄清一些誤解。第二部分集中討論美港雙方的經濟合作及貿易（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rade），探討如何加強貿易、投資等等。下午的重點則是如何加強文化、教育、專業交流（opportunities for further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exchange）。
3月7日（六）早上的主題是「對話溝通的技巧」（tools for dialogue and mediation）及「香港社會的對話選項」（Hong Kong: options for societal dialogue），由民間機構Civic Health的專家主講，向我們介紹怎樣以新的形式進行溝通對話，我們建制泛民議員也一起參加了討論及玩遊戲。下午則由美方專家主講「廣義的美中關係」（US-China: some big pictures reflections）。
由上述議程設計可見，是次「美國香港對話」是從廣義、多角度探討美中及美港關係及發展，制裁並非焦點。在兩天的正式會議上，未見泛民議員要求美方制裁香港哪些官員，也未見泛民議員提交制裁名單。當然，他們有沒有在會議外私下做這些事情，則不得而知了。
《法案》干擾香港
在我看來，《法案》的政策目標表達了美國支持民主發展的核心價值，無可厚非。但是《法案》第三條（Sec. 3）要求香港在2020年進行雙普選，則是干預香港的高度自治。
每個國家地區的政治、社會環境及民情都不同，甚麼時候適合實施西方民主選舉，應該由當地政府及社會，在廣泛諮詢及深入理性的討論來決定，決非由外國政府在其法例內決定，這是不合理的。
泛民莫做千古罪人
當然，《法案》經已通過，等於箭在弦上，何時發射，主動權還在美國行政當局手上。但是泛民議員因為對政府及警察不滿，因為私怨，把香港污名化，把美港關係收窄到制裁官員、報復警察；假如日後國際社會知道香港有官員遭制裁，將會對「一國兩制」、香港的國際聲譽造成嚴重打擊。泛民議員的行為非常要不得，完全不符合港人利益。
我認為泛民議員應該深切反省，別做傷害香港的千古罪人。
我在3 月2 日晚出發到三藩市，至3月9 日凌晨離開，在此7 天期間，美國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感染及死亡人數急劇上升，當我抵埗時，只有華盛頓州及加州出現確診個案，合共124 人感染，6 人死亡。在華盛頓州，主要是西雅圖郊外一間護老院有一群長者集體感染，數目有限。但當我離開時，美國的感染個案已急升至709 宗，26 人死亡。
在美國逗留的一星期裏，我目睹很多熟悉的現象。美國與香港一樣，因為受到「公主號」的影響，出現不少確診個案。「至尊公主號」共有2500 多名乘客及千多名船員，截至3 月6 日，共有21 名船員和乘客受感染。加州居民出現恐慌，均不希望船上人士上岸。經過在海上拋錨多日後，在我離開時，加州政府才決定讓這艘船在奧克蘭靠岸。
縱使美國的感染數字急劇上升，但不論是在我住宿的三藩市，抑或是在釀酒區納帕谷（Napa Valley），都沒有人戴口罩，亦沒有人使用酒精搓手液。當地又不像香港般，公共地方如商場外設有消毒地氈、電梯按鈕亦會每小時消毒一次，可以說在社區內是完全沒有任何保護措施。加上在不少餐館，或是機場等公共場所內，所有坐廁均沒有設置上蓋，而且冲水力度甚強。換句話說，倘若有帶菌者剛上過洗手間，後果便不堪設想，社區散播的機會甚高。
而最令我吃驚的是美國副總統在第一次公開談及疫情時，竟然說他們不夠測試藥劑。作為一個先進大國，這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他在第二次談及疫情時，又指他們有100 萬支測試藥劑，但醫療專家卻指出只有10 多萬。特朗普將美國缺乏測試藥劑的責任，推到奧巴馬前總統身上，但原因為何？下回分解。
上文提及各國面對美國可怕的制裁，採取不同的方法嘗試取代美元。《經濟學人》的文章 Spooked by sanctions 指出，這些方法仍不足以威脅美元的國際地位，而且美國金融的主導角色一再被各國挑戰，對於世界的影響有利亦有弊。
首先，歐洲用以繞過美國與伊朗進行貿易的機制「INSTEX」尚未投入運作，而受美國控制的環球金融交易網絡「SWIFT」仍難以被任何替代品取代，加上美股持續強勢的表現，以及現時世界金融市場中絕大部分衍生工具皆與美元掛鈎，凡此種種都證明美元地位目前依然牢固不破。
文章亦指出美元的挑戰者都有自己的軟肋，例如歐元區缺乏統一的金融和貨幣政策，令歐洲央行作宏觀經濟調控的施政空間有限。歐元區亦缺乏如「美國國庫債券」般的「零風險」避險資產。因為美國政府的公信力被國際認可，市場相信美國不會出現違約行為，因此美債的利率被公認為是「零風險」，但市場對歐元區的主要避險資產「德國國債」的信心較弱。德國於2019 年發行20 億歐元的30 年期債券，市場反應冷淡，亦同時反映德國正面對經濟衰退。
美元經受多方面的挑戰， 長遠為不同的國際儲備貨幣（global reserve currencies）締造更平衡的局面，藉此加強全球金融系統的抗震能力，但文章亦指出這個長遠願景實現前，難關重重。首先，美國為應對挑戰可能實施更強硬的制裁，例如持有萬億美元資產的中國就是一個絕佳目標，但大國較勁必然造成世界金融震盪；而隨着美國金融愈趨政治化，他國市場和銀行將失去一個可靠的緊急融資者；更有經濟學家相信世界缺乏金融霸權是導致當年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的原因之一，所以美國的金融霸權得以保持，是好是壞，未知；但美國的金融霸權能否保持，也是未知。
中美在1月中簽定首階段貿易協議，中國同意兩年內以2000 億美元採購美國商品。表面上環球經貿關係的緊張局勢漸趨平穩，但事實上國際商務環境正在不停演變，為應對美國的金融霸權尋找出路。1 月18 日出版的《經濟學人》刊登一篇題為Spooked by sanctions 的文章，分析國際社會針對美元主導體制採取的不同措施效果，及其對國際金融環境的利弊。
文中指出美國素來以制裁、徵收關稅，以及禁運等強硬手段對付「黑名單」公司，這些舉動嚇怕其他國家，從而促使他們以各種方法自救，目標脫離以美元壟斷的金融網絡。美元一直主導環球商務，國際至少一半的交易發票是以美元作媒介，而大部分的跨境交易最終都會在紐約結算。自2001 年911 恐襲開始，美國便以美元體制作為地緣政治武器（geopolitical weapon），而今天總統特朗普更變本加厲，以制裁手段（sanctions）作為他主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甚至對其盟友實施所謂「第二級別制裁」（secondary sanctions），亦即懲罰任何與美國黑名單對象交易的國家，威脅把他們剔除於美國的金融系統，令他們不能與其他國家交易，對他們的國家經濟造成致命打擊。
面對可怕的制裁，各國採取不同的方法以圖脫離對美元的依賴。俄羅斯正全面地在貿易往來、外債，以及銀行資產等範疇「去美元化」（de-dollarised），俄羅斯的能源巨企已經開始以盧布（rouble）作為合同的交易貨幣；中國與俄國、印度等國家亦正簽訂以本國貨幣結算的多邊貿易協議；歐洲則建立交易機制「INSTEX」以避過美國制裁措施與伊朗進行貿易；中國和歐洲的央行銀行家亦正探求以電子貨幣降低跨境支付成本的方案。這些國際社會的動作，可能令環球金融體系重奪平衡，但對於美元地位，乃至世界經濟的影響為何，我們下一篇續談。
四名行政會議成員，包括召集人陳智思先生、廖長江先生、葉劉淑儀女士及張國鈞先生，昨天（10日）下午召開記者會，向公眾匯報參加美國香港對話（U.S. - Hong Kong Dialogue）（3月5日至8日）的詳情。美國香港對話由World Affairs Council主辦，四名行政會議成員與美國副助理國務卿費德瑋（Johnathan Fritz）、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史墨客（Hanscom Smith）及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幕僚等，就港美關係進行交流。
陳智思先生表示，四位行會成員分別收到美方邀請，參加是次交流。他指與美方代表交流有兩天半時間，涉及幾個主要議題，包括首天上午討論香港與美國關係，美方解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的目標等等，他向美方代表反映關注；下午談及經貿交流，香港受社會事件及疫情影響，經濟、文化交流及教育等各方面均受影響，香港與美方如何應變及配合等。周六的會面，就有調解專家作分享。
陳智思先生認為，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時機不佳，目前香港社會充滿矛盾紛爭，《法案》在這時候通過將激化更多矛盾，令香港更分化。他又關注《法案》對美國企業及金融界的影響，因中國是很大的市場，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扮演重要的角色，《法案》將影響中美貿易關係、本港甚至美國企業的發展。他又認為國家在過去三十年已逐漸發展為小康社會，中產人數達三億人，在教育、醫療等多方面需不斷發展，與美方應有共同發展目標而不應是互相競爭。
廖長江先生提到，他向美方代表表達了對《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關注，尤其《法案》提到會檢視《美國—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 若真付諸行動，將對港不利。他指出過去十年，美國對本港的貿易順差達三千億美元，港美雙方在經濟、反恐、反「洗黑錢」及反跨境販毒等各方面均有良好合作，希望港美良好關係可以維持下去。至於中美關係，他認為中美兩國之間有共同利益，亦存在猜疑，國際關係本身不是零和遊戲，希望雙方更努力改善關係。
葉劉淑儀女士表示，美方代表提到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背景及美國對中國政策和關係的改變，去年她已與美國國會議員就相關議題進行交流。葉劉淑儀女士曾於八十年代代表港府參與中英談判，九十年代曾經歷草擬《基本法》，她向美方代表表達，對香港而言，「一國兩制」得來不易，但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大前提是不影響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及發展利益。目前有很多聲音指責香港的「一國兩制」受破壞，例如2014年國家發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就是基於中央政府認為「一國」不被尊重，國家的權威受到挑戰，主權受貶損所致，因此「一國兩制」實行以來有所不足。
張國鈞先生則表示過去美國國會有報告關注香港情況，卻只片面地引述泛民人士的觀點和看法，以致未能全面和準確了解香港問題。他認為美方今次對話同時邀請建制議員出席，能夠讓美方有機會比較全面地了解香港情況。張先生希望美方將來了解香港問題時要做到客觀持平，不要偏聽。
（新民黨 代行）
新民黨今天（7日）早上召開記者會，新民黨常務副主席黎棟國先生就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公布黨內初選機制細則。
黎副主席首先表示：「以往新民黨均有派人出選歷屆的立法會選舉，均由黨內遴選委員會物色人選。由於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將會是非常激烈的選舉，新民黨經過內部討論及中央委員會通過，決定推出初選機制。目的是要選出代表新民黨參加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地區直選 (港島及新界東) 的人選，而這機制只是涵蓋選出屆時參選名單排首位的人選。」
「我們希望確保代表新民黨出選的人士，是認同新民黨的政治理念及價值觀、具備議會工作的能力及條件、具親和力及凝和力、得到黨內廣泛認可及有地區樁腳支持。」黎副主席續道。
「新民黨初選機制十分嚴謹，公平公正。初選開放予新民黨外人士參加，主要是希望吸納更多和新民黨理念一致的人士，並且能找出最具真材實料的人才，代表新民黨出選立法會選舉。若由非新民黨人士勝出初選，他需要加入新民黨以代表新民黨出選立法會選舉；若他勝出立法會選舉，新民黨將要求他退出其他政黨或政團。」黎副主席總結。
記者會結束前，黎副主席代表新民黨送贈口罩及潔手液予在場傳媒朋友，感謝他們於武漢肺炎疫情期間堅守崗位，辛勤工作。
新民黨初選機制細則如下：
參選資格
(1) 必須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
(2) 必須與建制派的立場及理念一致
(3) 須有不少於兩年議會或地區工作經驗
(4) 必須有參選決心，全身心投入選舉工作
(5) 須有良好辯論及表達能力
(6) 須具備良好學歷
(7) 為新民黨黨員；若現時並非新民黨黨員的人士，則需符合以下條件：
屬愛國愛港陣營
認同新民黨理念；及
(8) 經新民黨執行委員會確認初選資格
提名程序
在2020年3月12日或之前，向新民黨總部報名參選港島或新界東初選。確認參選資格後，參選人須於指定日期前取得新民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及青年委員會委員合共不少於八人提名，成為初選候選人。目前新民黨中央委員會委員36人、青年委員會委員7人，兩個委員會均經黨內選舉產生。
評分機制
評分機制由三個部分組成：
(1) 遴選委員會評估 (50%)，包括筆試、面試及模擬論壇，評估參選人的個人條件、背景、政治觸角、議政能力、口才及對議題的掌握等等。
(2) 地區支持度 (30%)，由新民黨及公民力量港島或新界東的區議員及社區發展主任投票。
(3) 新民黨整體支持度 (20%)，由新民黨中央委員會、青年委員會、新民黨區議員及社區發展主任投票。
最後由總得分最高的候選人勝出。
上篇提到香港的短板，並根據過去的經驗總結香港不能依靠「硬件」來吸引遊客，例如興建中（現今「爛尾」）的西九文化區或大型主題樂園。香港一貫標榜為「Asia's World City」，事實上早已過時，歷經反修例風波後更被揶揄成「Asia's Torn City」。現在，香港應善用自身優勢來提升吸引力。
香港中西文化交匯。到訪灣仔金紫荊廣場可以欣賞具香港特色的升旗禮；前往中環可以看到富殖民地時期色彩的愛丁堡廣場，而一旁便是五星旗飄揚的解放軍駐港總部。每逢傳統節日，粵劇在各區演出，鑼鼓喧天；也可換口味，欣賞揚名海外的交響樂團公演。作為「美食天堂」，香港匯聚各國特色菜，餐飲業處於國際高水平。香港在2019 年共有63 間餐廳獲得米芝蓮星，其中44 間一星、12 間二星、7 間三星；街頭小店特色各異，灣仔便有不少法式小店，不論是rotisserie（烤肉館）還是patisserie（糕餅店），應有盡有。最有名的當屬茶餐廳，各國旅客都愛品嘗港式美食。
此外，香港高廈林立，城市面貌壯觀，2007 年便引來著名超級英雄電影《蝙蝠俠—黑夜之神》（The DarkKnight ）取景拍攝。我記得當時中環擺花街人山人海，人們紛紛前來圍觀。同時，香港亦擁有豐富的天然環境，郊野公園佔約四成土地面積，近年綠色旅遊愈來愈受到本地市民和旅客歡迎。
由此可見，香港的城市面貌充滿特色，雖形成強烈對比，但能做到相互糅合，正是其可愛之處，不是世上任何一座城市可以複製的。因此，我認為如今應為香港定位作「City of Contrasts」進行推廣工作，吸引旅客前來探索多姿多采的「港式文化」。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新冠肺炎疫情陰霾下宣讀財政預算案，以「撑企業、保就業、振經濟、紓民困」做主題，呼籲社會共度時艱。在公布前，傳媒焦點則集中在派不派錢、派多少錢。
政府財政資源 助抵銷經濟萎縮
預算案開宗明義派了1,200億（第6段），是一份「逆周期」下的「防禦性預算案」（defensive budget），即是在香港經濟萎縮下，以大灑金錢來抵銷萎縮。
從最基本的宏觀經濟（Macroeconomics）理論三個支撑經濟增長的元素——G（government）、I（investment）及C（consumption）——來看，目前香港在「I」投資及「C」消費兩方面均持續萎縮。正如預算案所指，投資開支2019年全年實質下跌12.3%，私人消費開支2019年全年實質下跌1.1%（第8段），而香港整體經濟2019年全年收縮1.2%（第9段）；預測今年經濟實質增長介乎-1.5%至0.5%（第18段）；所以「G」政府在短期內能做的，就是以更大規模的政府財政資源，來抵銷經濟萎縮，這便是財政司司長所指的逆周期財政措施。
我認為若以此為目標的話，預算案是成功的，各種措施包括全民派一萬元、撥款資助各行各業、大手筆注資各類「計劃」及「基金」等等，均是朝這個目標進發。
然而，要真正為這份預算案解碼，我認為要留意結尾「公共財政」的部分（第168段至182段），財政司司長語重心長，為香港發出兩大預警。
第1個警號 未來5年均財赤
預算案指明年的財赤預算為1,391億元，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4.8%（第171段），而且這個赤字金額是歷來最高的（第172段）；而直至2024/25年度的中期預測，這5年期間的公共開支約佔本地生產總值23.2%（第159段），情況絕不理想。
財政司司長在第176段指出，赤字主要成因是政府收入未能追上開支的急劇增加，當中尤以經常開支為甚。回歸以來，經常開支已由1,500億元，飈升至2019/20年度的4,400億元。的而且確，政府近年在社福、教育、醫療、公務員等各範疇的經常開支均不斷擴張，有增無減，簡單舉幾個例子：
社福經常開支由2017/18年度的653億元增加至2019/20年度的823億元，增幅達26%（第147段）。
醫療方面，特區政府於2020/21年度向醫管局提供的經常撥款合共750億元，相對2017/18年度的556億元撥款，增加了35%（第46段）。
而教育、社福和衞生共佔本年度經常開支預算中的6成，即超過2,800億元。最近5年，這三個範疇的經常開支累積增幅已達50%（第160段），這是非常厲害的增幅，對政府構成沉重的財政負擔。
至於公務員編制已於本財政年度增加3,481個職位，增幅1.8%（第156段）；將再於2020/21年度增至197,845個職位，較上年度增加6,082個職位，增幅達3.2%（第161段）。
財政司司長更在第157段清楚指出，2019年施政報告中宣布的主要政策措施，共涉及經營開支487億元、非經營開支248億元。
我認為財政司司長是在曲綫警告，這樣急速的增長是不能持久的（第176段），而且會消耗財政儲備。以2020/21年度為例，儲備已由年初相等於22個月的政府開支，一年間降至16個月。如果持續出現財赤，儲備終會有耗盡的一天（第174段）。
政府施政不能為了爭取民望而不斷增加經常開支，令政府陷入結構性財赤的困局。這是違反基本法第107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的大原則。
第2個警號 港或失稅務優勢
財政司司長指出，國際稅務的新發展將影響香港的稅務競爭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正積極研究訂立全球最低稅率規則（第179段、180段）。
我認為這是重要的警號，因為OECD作為全球30多個國家政府間的國際智庫，稱得上是西方國家的大腦，OECD的研究、分析及建議，可以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銀行（WB）、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等國際金融組織的政策。OECD訂立全球最低稅率規則，若跨國企業在香港繳納的稅款低於新訂的全球最低稅率的水平，其母公司便須向所在地繳納額外稅款或被施以稅務抵制措施（第180段）。屆時，香港低稅制這傳統優勢將大大受挫。
不忘居安思危 尋經濟新亮點
總結而言，我認為財政司司長透過這份財政預算案的逆周期措施，告誡政府需居安思危，施政時需謹慎考慮，不能年復年地大幅度增加經常開支，讓香港邁向結構性財赤。
事實上，目前香港的整體環境十分嚴峻，肺炎疫情外，還有各種深層次矛盾有待解決，政府不能單靠撥款、注資、成立基金來解決社會問題。可是，預算案欠缺宏觀經濟管理的大視野，沒有經濟新亮點，沒有提振經濟的新措施，遑論為香港的長遠經濟發展謀新出路。
究竟香港怎樣克服逆境，維持傳統優勢（自由港零關稅、簡單低稅制、良好法治及人才滙聚），跨向未來，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