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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 就《行政長官2017年施政報告》的回應 經濟民生主導 政治議題輕輕帶過
新聞稿,焦點
2017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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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若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以鼓勵市民置業為主導，則會讓社會人士的置業需求更殷切，需求會更大。第二，對於施政報告提出，鼓勵公屋租戶轉為購買「綠置居」，對於長遠解決住屋問題，成效尚待觀察。因為目前租住公屋無須負擔管理費或維修費等，是非常穩定的居所。惟公屋租戶變業主後，便需自行處理管理等各種問題，過往亦有屋苑發生過小販衝突等，政府需預防這些問題的發生。至於有多少公屋租戶願意申請「綠置居」，目前仍是未知之數。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稱：「希望政府不要為了鼓勵公屋租戶置業，便減少興建公營房屋；如果減低了公屋供應，但公屋租戶變業主的數量不理想，則公屋輪候名冊只會累積更多人，輪候時間亦只會更長，無法產生流轉效應，基層人士難以改善居住環境，會更加焦慮。」
施政報告提及「首置上車盤」建議，目前只具概念，對於折扣多少、轉售年期限制、補多少地價等三個關鍵細節未有論及，而且目前只計劃提供1000個單位，對需求而言可謂杯水車薪，難以評估此計劃對合資格人士的吸引力。
而以公私營合作的模式發展上述計劃，新民黨原則上贊成，此模式可釋放一些無法發展的私人擁有土地，但我們建議政府利用修改地契條款，要求發展商在發展房屋時，規劃及提供更完善的社區配套設施，例如幼兒及安老設施、書店等等，滿足市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綜合施政報告的房屋政策，新民黨歡迎特首有新思維，惟成效尚待長遠觀察。「新民黨認為，房屋供應始終要從傳統方法入手，即聚焦增加土地供應，及興建大量公屋及居屋，才是實際地解決香港人住屋問題的方向。」葉劉淑儀說。
但另一方面，新民黨留意到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淡化很多具爭議性的議題，包括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的議題，如反對「港獨」、為《國歌法》、《國安條例》立法及重啟政改等，特首均輕輕帶過。我們相信行政長官明白，這些議題涉及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同時是促進社會和諧、彌補撕裂的關鍵，宜正面回應。
新民黨期望行政長官鼓起勇氣，面向市民，更積極地向社會，特別是年輕人解說，香港作為國家不可分離的一部分，維護國家主權的安全和發展利益的重要性，以便特區可以更全面、準確落實《基本法》，令「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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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08年當選立法會議員後不久，便在教育事務委員會提出質詢，要求教育局官員交代新高中學制通識科的具體課程內容。當時與會的教育局官員回覆，通識科的課程設計會參考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IB）的核心科目：知識理論科（Theory of Knowledge）。不過，通識科側重通過考試評核學生，知識理論科則注重學生的課堂展示和日常作業，故兩者不論在教學或考核模式都不盡相同。
西方國家十分重視通識教育，美加等地不少中學亦設有類似香港通識科的社會研究（Social Studies）學科，但大多只屬選修性質；反觀在新高中學制下，通識科被列為必修科。學生為了穩握入讀本地大學「3322」的入場券，只好投放更多時間於通識科，而放棄修讀自己感興趣的額外選修科或數學延伸課程單元一及二（簡稱M1及M2）。這不但降低了學生的學習興趣，而且窒礙本地人才培訓。
新高中學制令大學失去收生的自主性和靈活性，近年不少學系為維持收生人數而削足就履，取錄缺乏專科基礎知識的學生。香港大學前校長徐立之教授認為，學生選科時多以「考高分」為首要考慮，令較為艱深的理科和高階數學成為犧牲品。香港科技大學校長陳繁昌教授亦所見略同，指新學制令學生專注於必修科，削弱他們對數理學科的基礎知識，遂認為教育局是時候全面檢討新學制。
在美國，不少頂尖大學都規定一年級學生修讀通識課程（General Education），要求所有學生深入研究人文學科的典籍及自然科學的理論。香港多間大學亦仿效美國，為「334」新學制的學生設立以研讀典籍為本的通識教育必修課程，可見學習典籍才是通識教育的基礎。新高中的通識科課程雖分為六大單元，但該科的筆試試題主要圍繞本地時事議題，絕少涵蓋中外典籍，實在談不上是「真」通識。
教育局自2009年起將通識科列為必修科，當局既忽略典籍，失卻幫助學生「文理兼備」的本意；且令學生「顧必修而失興趣」，扭曲大學的收生制度。因此，我已多番建議教育局將通識科改為選修科，或簡化該科評級為「合格」及「不合格」。通識科的弊端已暴露無遺，還望當局正視問題，盡早改革通識科。
昨日(18/10/2017)，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在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中發表工作報告，除了有嚴肅的一面外，亦有非常生動精彩的金句，港人甚至稱他為「神州金句王」。以下幾句金句，我覺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我作為一個政黨領袖，非常同意這句話。因為一個政黨、一個政權的前途命運取決於人心向背，故此我們需理解群眾反對甚麼、痛恨甚麼，從而作出防範及糾正。例如施政報告表示，對限奶令作檢討，坊間大表反對，為什麼呢？ 我覺得作為一個政黨，必須理性分析市民反對的理由。
我完全同意，而且套用在香港的社會亦十分恰當。國家為香港提供了很多機遇，如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發展。香港是否得益，最終還是看我們的年青一代能否抱著前仆後繼的精神，努力奮鬥，才能為香港取得成果。
上月，有消息指領展打算再度出售旗下17個商場，遍佈屯門、馬鞍山、葵涌區、九龍灣以及粉嶺等各區，規模屬歷來最大，市值近145億元，情況令社會關注。因為領展自從於2014年開始出售旗下商場予私人發展商後，有部分發展商並未有做好管理工作，加上往往以利潤為先，妄顧居民需要，結果對當區居民的生活造成重大影響。
今次，新民黨南區區議員陳家珮，分別走訪了天馬苑及田灣商場，發現這兩個被新發展商收購後的商場，管理情況十分惡劣。
以天馬苑商場為例，這個位於黃大仙區的居屋商場曾一度是該區最熱鬧的商場之一。但自從被領展接手，並於去年以三億元售予盈信控股旗下的策勵有限公司後，管理日漸變差。視察當日，我們發現商場內的洗手間滿地積水，連花槽內的植物也經已枯萎，店舖更是十室九空，恍如死城，令該屋苑居民叫苦連天。
至於田灣商場自從於前年被高價售予佛山順聯集團後，新業主竟計劃將商場的大部分面積改建為國際學校，只剩下少部分留作店舖之用。然而，作為田灣邨唯一的購物設施，並作為出入的主要通道，一旦商場被改為校舍，對街坊的生活自然會造成嚴重影響。視察當日，田灣商場仍在改建中，目前只剩下一間便利店及一部銀行櫃員機供居民使用，作為屋邨出入通道的行人天橋則因為工程而封閉，對區內的長者而言，出入需步行上落斜路，非常不便。
新民黨一直相信，領展因其獨特的背景，需顧及公眾利益，而不是一味「賺到盡」，棄居民需要於不顧。
下一集，新民黨繼續走訪另一個被領展出售的商場，情況甚至比天馬苑更嚴峻。
「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 的概念源於1994 年的「美國教育法案」，後來，香港教育統籌局在課程改革短期目標中（2001 年至2006 年），提出優先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即溝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及創造力），並將之融入現行科目或學習領域中，以提高學生建構知識的獨立學習能力。自此， 「批判性思考」一詞，在香港逐漸為人所熟悉。
可惜，由於教育當局翻譯上的謬誤， 將西方提倡的critical thinking 譯為「批判性思考」，令不少教師和學生只按字面解釋，誤以為批評即等同思考。學生可能對很多事情還未作深入分析，便妄下定論，既削弱他們分辨事物的邏輯能力，亦妨礙培養他們的高層次思維。而綜觀整份《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也未見教統局對「批判性思考」有任何明確或詳細的定義。
其實所謂critical thinking，並非什麼東西都批評，而是懂得分辨事物的邏輯、衡量正反兩面的因素，從而理性客觀地分析。Critical 源自古希臘的字根krinein，即分開或分辨，絲毫沒有負面批判或批評的意思。如果參考在1941 年最早提出該概念的美國學者Edward Glaser 的定義， critical thinking 非以批判為主，而是以客觀的理性分析為重心。
那麼為何critical 會被翻譯成「批判」呢？ 「批判」一詞的翻譯，最早可以追溯至1935 年出版的《純粹理性批判》胡仁源翻譯本。當時正值文白交替，而且胡先生並非由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德文原著翻譯，因此很多翻譯用詞都有商榷的餘地。當年，教統局卻未有考慮到今天我們討論critical thinking 的語境已時移世易，只張冠李戴地把胡先生的舊翻譯套用在新概念上。
教統局在critical thinking 翻譯上的謬誤， 反映有關當局欠缺critical thinking，令教育工作者、學生， 甚至是家長都對critical thinking 產生誤解。我早於2008 年已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教育局將critical thinking 的中譯法改為「明辨性思考」，局方終在2014 年同意更正。我希望有關當局日後在翻譯字詞前，先深入了解字詞的本義，避免重蹈覆轍。
昨日，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來到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就行政長官日前發表的施政報告作出簡報。在施政報告中，政府似乎有意屈服，於報告內提出檢討限奶令，為期一年。故此，在場的議員紛紛追問陳局長有關細節，並表示十分擔憂。我在會上發言表示， 因內地撤銷了一孩政策， 加上對食物安全的要求越來越高，一旦取消或放寬限奶令，將有可能吸引更多內地人來港搶購奶粉，不單令本地奶粉供應回復緊張，更甚至會對部分地區，如北區等造成滋擾，影響該區居民生活。
當然，代表批發及零售界的邵家輝議員表示，即使撤銷限奶令，本地奶粉的供應也不會受到影響。可是，猶仍記得於13年10月，時任特首梁振英宣布實施限奶令時，當時的奶粉供應商同樣表示供應沒有問題，卻沒有表明奶粉的售價。記得當時奶粉的需求非常殷切，奶粉價格颷升。港媽們為了確保得到奶粉供應，均需加入不同的媽媽會，但同時要接受很多附帶條件，可說是任人宰割。故此，邵家輝議員的解釋並未令人信服。
邵議員又表示，香港是自由市場，不應該有商品受到限制，但我卻指出這說法是不正確的。舉例說，我們日常所吃的食米，就正正受到政府嚴格管制。在《儲備商品條例（Reserved Commodities Ordinance）》中，食米被定為「儲備商品」。儲備商品是指確保有穩定供應及存貨的戰略商品，能應付緊急或短期供應不足的情況，故此無論從入口、貯存、零售及分銷都要受到管制，以免出現囤積居奇而令價格颷升。
目前，本地米商均需要向工業貿易署註冊，無論是進出口及貯存，均需接受相關規定。 另外，急凍及冰鮮的肉類及家禽，都同樣受到進出口條例管制，確保安全衞生，所以不能說自由市場便應不受管制。
為了確保奶粉供應受到完善的法例管制，港媽不再飽受搶購奶粉之苦，我建議政府可嘗試研究，將奶粉與食米一樣，同被列作儲備商品，令奶粉的供應及價格能於政府掌控之中。在確保本地有完善的奶粉供應及監管機制，政府才可考慮撤銷限奶令。
上文提到通識教育科既無助學生達至「文理兼備」，亦令傳統人文學科邊緣化，本文繼續探討通識科的其他問題。教育局於二○一二年首次將通識科納入中學文憑試必修科，該科目的評分準則一直備受爭議。首屆文憑試通識科的及格率高達90.8%，遠超其他核心科目近十個百分點，當時有評論質疑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刻意調低試卷程度，或讓部分未達及格要求的考生「過關」，有「放水」之嫌。
雖然通識科看似成功「軟着陸」，但該科目推行多年來流弊叢生。首先，通識科課程範圍太廣。通識科有六大單元，每個單元均涉及眾多議題，教學容易流於片面。而且通識科推出初期，不少學校由未受通識專科訓練的教師兼教通識，大家「摸着石頭過河」。如果師資參差，加上教材良莠不齊，實在難以確保通識科的整體教學質素。
其次，通識科設有「獨立專題探究」（IES），鼓勵學生自主學習，自行探索感興趣的社會議題，再呈交報告，作為該科目的校本評核項目。IES要求學生自擬研究題目及蒐集資料，需要不同實地考察和活動支援。家境富裕的學生固然有充裕的資源，支持他們盡情探索，基層學生進行多元探索的機會卻相形見絀。因此，教育局推行IES的教育理念雖好，卻忽略了貧富學生之間的學習差距。
最後，通識科的筆試內容以長答題目為主，對語文能力較為遜色的學生相當不利。文筆好的學生一般善於用文字闡釋個人看法，自然較易在通識科取得佳績，這無疑有違當初政府在新高中學制加入通識科，藉此提高學生統計和數據分析能力的原意。眼見通識科課程設計和考核形式問題多多，許多中產家長避之則吉，只要負擔得起，都紛紛為子女報讀國際學校或私立學校。
新高中學制推行近八年，爭議聲不斷。教育一直是中產市民最關注的議題，愈來愈多中產家長對香港教育制度失去信心，千方百計讓子女出國留學或修讀IB課程，實在是香港教育界的悲歌。
我希望教育局認真檢討通識科的成效，以至整個新高中學制的不足之處。
繼探討了新高中學制令香港學生中英文程度下跌的問題後，這次談談通識科對學生的負面影響。通識教育科有六大單元，分別為個人成長及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衛生、能源科技與可持續發展。教育局於二○○九年將通識科列為文憑試必修科，原意是希望學生能夠掌握跨學科知識，使他們「文理兼備」。
教育局最初設立通識科的願景雖好，但在實際推行時卻弄巧反拙。首先，由於教育局認為通識科教學不應依賴課本，因此不接受該科教科書的送審，以致坊間通識教材良莠不齊。其次，通識科筆試內容以長答題目為主，側重考核學生語文能力的運用，卻忽略了學生在統計和數據分析方面的技巧。在不能確保教材質素和試題形式重文輕理的前提下，通識科實在難以幫助學生達至「文理貫通」。
新高中學制另一個弊端是令傳統人文學科日趨邊緣化。新學制下，文憑試考生入讀本地大學的最低門檻是必須在四個核心科目考獲「3322」，並在最少一科選修科取得2 級或以上的成績。鑒於現時香港社會重理商而輕文史，考慮到日後升學和就業，以及要同時兼顧通識必修科，學生一窩蜂選修生物、經濟等理商科目，而選修歷史、英國文學、中國文學等人文學科的人數則連年下降。
傳統人文學科能提升一個人的教養與素質，讓學生終身受用。以學習文學為例，不論是古今中外的文學世界，都予以學生極大的思考和想像空間。不同人對同一部文學巨著可以有迥異的演繹，例如有人將《紅樓夢》解讀成一本愛情悲劇小說，有人卻視之為一部針砭時弊的作品。人文學科鼓勵學生多閱讀，藉此使他們學會鑑古知今，令思考逐漸變得更有層次和深度。
學習人文學科也能令學生明白包容與同理心的重要性。我們在閱讀或欣賞不同形式的藝術時，往往需要代入他人的處境，嘗試體會和理解不同人物角色的情感。人文學科可讓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學懂「多包容，少批判」的道理，這不正是修補當下撕裂的香港社會所急需的一帖膏藥嗎？還望教育局深思。
首先，若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以鼓勵市民置業為主導，則會讓社會人士的置業需求更殷切，需求會更大。第二，對於施政報告提出，鼓勵公屋租戶轉為購買「綠置居」，對於長遠解決住屋問題，成效尚待觀察。因為目前租住公屋無須負擔管理費或維修費等，是非常穩定的居所。惟公屋租戶變業主後，便需自行處理管理等各種問題，過往亦有屋苑發生過小販衝突等，政府需預防這些問題的發生。至於有多少公屋租戶願意申請「綠置居」，目前仍是未知之數。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稱：「希望政府不要為了鼓勵公屋租戶置業，便減少興建公營房屋；如果減低了公屋供應，但公屋租戶變業主的數量不理想，則公屋輪候名冊只會累積更多人，輪候時間亦只會更長，無法產生流轉效應，基層人士難以改善居住環境，會更加焦慮。」
施政報告提及「首置上車盤」建議，目前只具概念，對於折扣多少、轉售年期限制、補多少地價等三個關鍵細節未有論及，而且目前只計劃提供1000個單位，對需求而言可謂杯水車薪，難以評估此計劃對合資格人士的吸引力。
而以公私營合作的模式發展上述計劃，新民黨原則上贊成，此模式可釋放一些無法發展的私人擁有土地，但我們建議政府利用修改地契條款，要求發展商在發展房屋時，規劃及提供更完善的社區配套設施，例如幼兒及安老設施、書店等等，滿足市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綜合施政報告的房屋政策，新民黨歡迎特首有新思維，惟成效尚待長遠觀察。「新民黨認為，房屋供應始終要從傳統方法入手，即聚焦增加土地供應，及興建大量公屋及居屋，才是實際地解決香港人住屋問題的方向。」葉劉淑儀說。
但另一方面，新民黨留意到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淡化很多具爭議性的議題，包括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的議題，如反對「港獨」、為《國歌法》、《國安條例》立法及重啟政改等，特首均輕輕帶過。我們相信行政長官明白，這些議題涉及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同時是促進社會和諧、彌補撕裂的關鍵，宜正面回應。
新民黨期望行政長官鼓起勇氣，面向市民，更積極地向社會，特別是年輕人解說，香港作為國家不可分離的一部分，維護國家主權的安全和發展利益的重要性，以便特區可以更全面、準確落實《基本法》，令「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得更好。
10月1日，我們慶祝國慶的時候，在地球上的另一端，西班牙自治區加泰隆尼亞（加泰羅尼亞語Catalunya）舉行獨立公投。五百三十萬選民中有二百二十六萬人投票，其中90.9%贊成獨立。西班牙政府派出「人民警備總隊（Civil Guard）」取締票站，引發衝突，釀成八百多人受傷。西班牙國王費利佩六世（Felipe VI）罕有地發表電視講話，直指獨立公投違憲違法，藐視國家權力。事件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後續發展可能和英國脫歐一樣沒完沒了，其副作用值得香港引以為鑑。
兩次獨立公投 多輸局面
作為西班牙的自治區，加泰隆尼亞的自治歷史經歷了高低起伏。2014年，加泰隆尼亞已辦過一次沒約束性的獨立公投，當時有80.7%投票者贊成獨立。2015年，自治議會通過「獨立決議」，設定於2017年再辦獨立公投，只要贊成獨立的票數較多，便於48小時內宣布加泰隆尼亞獨立。
那邊廂，西班牙政府及憲法法庭，為了維持國家領土完整，已事先宣布是次公投違憲、違法，不會承認公投結果，更不會容許加泰隆尼亞獨立。
無論加泰隆尼亞能否獨立成功，將造成多輸局面，最終受苦的，是整個西班牙的人民。
民心撕裂
是次公投投票率只有約42%，並不過半數。而根據加泰隆尼亞自治議會在今年7月進行的公開民意調查，41%的加泰隆尼亞人希望獨立，而49%的人反對獨立，反映民心相當撕裂。
10月1日，西甲巴塞隆拿（FC Barcelona ）和拉斯帕馬斯（Las Palmas）進行了閉門足球比賽。身為加泰隆尼亞人的巴塞隆拿後衛碧基（Gerard Piqué）哽咽表示做好退出西班牙國家隊的準備。政治殃及體育，讓人無奈。
經濟衝擊
位於西班牙東北部的加泰隆尼亞，人口約七百萬，只佔西班牙總人口16%，卻是西班牙的經濟工商業旅遊體育重鎮，佔全國GDP的19%、對外出口產值25%。
而在金融海嘯後，加泰隆尼亞對西班牙的經濟貢獻，遠遠大於其從西班牙國庫拿到的撥款。其相當於葡萄牙或瑞士的經濟實力（或說是對西班牙的經濟承擔）變成推動獨立的籌碼。
若加泰隆尼亞獨立成功，對西班牙的經濟自然造成沉重打擊；對加泰隆尼亞本身也非好事。目前，其商品及服務的主要市場是西班牙，獨立後，出口會遭切斷，新政府需花費大量資金建立新的公共機構，負擔將十分沉重。西班牙財相金多斯（Luis de Guindos）已警告，獨立後加泰隆尼亞GDP將下跌25至30％，失業率則會上升一倍。
10月2日，歐元兌美元已聞公投重挫，下跌0.2％至1.1791。若獨立危機持續，將使身為歐元區第四大經濟體的西班牙陷入不穩。
脫離歐盟
西班牙是歐盟成員國，歐盟於公投翌日發表聲明，「根據西班牙憲法，昨天的公投並不合法。」（Under the Spanish Constitution, yesterday's vote in Catalonia was not legal.）聲明強調，西班牙的內部事務依照西班牙的憲法程序處理；如果加泰隆尼亞獨立於西班牙之外，將不是歐盟會員國。
即是說，獨立後的加泰隆尼亞若想加入歐盟，必須重新申請，而且需要所有歐盟成員國，包括西班牙的同意，才能成事。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屆時，其人民將失去歐盟各國自由出入境、升學、就業等等的便利，出口貨物將被徵收75％巨額關稅，工商業要如何自處，將是巨大難題。
歐盟為了保持其完整及利益，不會支持分裂國家的活動，故加泰隆尼亞獨立不會得到國際認許。
國家憲法沒賦予人民分裂國家的權利
回到香港，自決派政黨及議員譴責西班牙警方武力鎮壓損害當地民主發展，認為「透過民主方式實踐自決權是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我認為這說法有誤導成分。
首先，世上絕大部分國家的憲法均沒有賦予其人民分裂國家的權利，歷史上只有蘇聯的憲法載有相關條文。
分裂國家的合法性上，美國著名學者布坎南(Allen Buchanan) 在其著作《Secession》中明確指出，只有兩個情況能合理化分裂國家：一、原本擁有主權的土地被不公的方式奪走；二、避免基本人權遭受嚴重侵犯的最後手段。
法律學者James Crawford指出，國際社會對於支持單方面的分離及分裂國家活動相當有保留，亦從未因國家內部的公投結果而支持分裂國家的活動。
西班牙憲法明文規定，「西班牙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是所有西班牙人共同且不可分割的家園。」中國和西班牙立場一樣，憲法第四條列明，「禁止破壞民族團結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為。」《基本法》第一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對西班牙而言，加泰隆尼亞獨立損害其國土完整；對中央政府而言，港獨便是分裂國家，已觸及國家的底線。
布坎南亦在書中指出，分裂國家必定牽涉宣稱對擁有國家內部分土地，因此在分裂國家的過程中，難免會侵犯其他人的私人產權。他指出了emigration與secession的分別，若某人民不喜歡其國家而選擇離開，那是其個人選擇；但自決、獨立便不同了，自決、獨立難以避免地要把一片領土從一個國家中分裂出去，亦難以避免地把原來領土的人民及財產帶走，這其實已是分裂國家的行為。
香港獨立將成荒蕪孤島
若加泰隆尼亞獨立成功，反而要面對政治經濟國際關係等等磨難，香港的情況可能更惡劣。《南華早報》早於2016年5月，已有文章Independent Hong Kong would become a barren rock again指出──
「香港獨立這件事，意味著違反兩個主權國家（中國和英國）在《中英聯合聲明》中關於香港前途問題的協議，而那協議是已獲得聯合國承認的。而香港的憲法——《基本法》，則要被拋棄，這樣勢必引致憲法真空。同時，必須要產生一個總統和一套新的憲法。
這樣，香港將要有全新的內閣和全新的公務員體系。超過600項國際貿易協定需要重新協商及簽訂，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外交關係需要重新建立。作為排除於中國境外的一個獨立國家，香港到時需要重新找尋新的食物及食水供應。到2047年，中國將不再需要依賴香港港口及空中航線轉運貨物，而香港是連讓人生存的天然資源也沒有的。
我們不再有生產基地，那樣便沒貿易可言。2047到來時，如果香港成為獨立的國家，這片土地將成為荒蕪孤島。
縱合上述所論，要求獨立根本是不切實際。香港需要依靠，那就是，而且一直都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應加強解釋 港獨是死路
我相信成熟、理性的香港市民不會認為港獨是選項，年輕人支持港獨也只是極少數。然而，香港政府不能掉以輕心，必須更積極地向市民，特別是年輕人，解釋港獨是違法而且無法達成的。若港獨思潮在年輕人心中紥根，甚至發展成行動，勢必傷害社會團結和諧，影響中央對香港的睇法，對香港的未來發展沒有好處，和西班牙一樣多輸，後果堪虞。
今早(11/10)是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於立法會復會後的第一場會議，選舉正副主席。我十分感謝各位委員的支持，在無任何爭議下自動當選主席，連同副主席的選舉，整個會議只需3分鐘便完成，非常暢順！我榮幸續任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的主席，並會一如以往，維持議員發言與及會議效率的平衡，公道主持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