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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應如何變革?(三)  
  文章     2021 年 3 月 3 日
上文提到,現屆政府新設創新辦,削弱了與學者的交流,並且,不少加入的年輕人已離職,誠是失敗之作。除政府缺乏策略性政策研究組織外,我認為特區政府亦需檢討一些法定獨立機構的運作,針對處理營運成效等問題。 港英政府財政司郭伯偉和夏鼎基素來主張「小政府,大市場」,所以在他們的領導下,政府依賴自由市場經濟,力求「無為而治」。1980 年代,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執政,主張把政府功能盡量私有化,也促使政府加快把一些政府部門「企業化」。例如為郵政署設立營運基金,又曾考慮私有化水務署。 又例如於1977 年成立的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作為獨立法定機構,擁有獨立收入,不受審計署監察,可自行決定考試費、職員薪酬和獎勵金等,儼如「獨立王國」。然而近年考評局的營運表現未如人意,自2013/14 年度起與文憑試有關的收入年年虧損,特區政府便在2018 至2022 年間合共補貼3.6 億元。而於2019/20 年度,文憑試方面仍佔考評局總收入46.8%,但受累於考生人數下跌,考試收入亦將銳減,預計津貼終止後,考評局將在2022/23 年度錄得整體虧損約9800 萬元。 除收入減少,考評局的營運存在很多問題,包括監管不力、保密不足、泄漏試題、審題黑箱作業、DSE 考題惹爭議等等。去年5 月,法庭就補習天王蕭源透過手機取得文憑試保密試題一案,裁定蕭源與另外兩名前主考員串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同月文憑試歷史科竟出現無視日本侵華史實的試題。據了解,教育局曾於2019 年提名人員加入歷史科審題委員但不果,反映考評局缺乏監管,儼如「無王管」。考評局是眾多獨立機構的冰山一角,反映若特區政府要改善管治,必須大力檢討並加強監管,確保這些機構在正確軌道上營運。
愛國者治港 抓對制度找對人  
  文章     2021 年 3 月 2 日
上星期,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專題研討會(2月22日)發表了講話,顧名思義,講話內容以「愛國者治港」為主題。 鄧小平論述基礎上 提具體標準 其實相關主題中央政府一直有鋪墊,例如去年11月17日的《基本法》頒布30周年法律高峰論壇,多位重量級講者均有引述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先生於上世紀80年代提倡的愛國者治港論,即「港人治港有個界綫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理香港」。當時鄧小平先生已經提出了愛國者的標準,就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我相信如今中央政府是在鄧小平先生的論述基礎上,把愛國者治港的要求具體化,以及提出制度上的改變。 首先,「治港者」的意思不單是指行政長官一人,而是指特區政府整個管治班子,包括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會成員、立法會議員、行政長官選委會、各級法官等,這些人合起來一起肩負香港的管治責任,因此必須是愛國者。 治港者 與中央立場未夠一致? 第二,夏寶龍主任指出,「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繼續沿着正確方向行得穩、走得遠,不變形、不走樣,一個重要前提是,治港者必須能夠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換句話說,香港回歸後23年來走得這麼崎嶇,「一國兩制」落實那麼艱難,不就是因為「治港者」不夠愛國、和中央政府的立場態度未夠一致? 舉例說,回歸之初,1999年1月29日的「吳嘉玲案」,終審法院大法官的裁決認為,香港法院對人大有違憲審查權,當時這裁決引起極大爭議,最終導致人大釋法。正如夏主任指出,「愛國者必然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香港《基本法》的母法。」試問香港法院、一個地方行政區的法院,哪能對人大有違憲審查權? 再舉個例,回歸以來,港人對「香港是三權分立」之說深信不疑,法院這樣說,官員這樣以為,教科書這樣寫,老師這樣教。為甚麼有人這樣倡議?因為他們以為,「三權分立」等於「中央管不了我」,正正反映問題所在。我多番公開發言及撰文指出,不論回歸前後,香港都是實行「行政主導」而非「三權分立」,以正視聽。 此外,23條通過不了、國情教育搞不成、修訂《逃犯條例》搞出史無前例的政治動盪,回歸以來好些大風暴、小挫折,某程度上都是因為管治班子內的愛國者不夠多,未能和中央政府的立場態度一致,「一國兩制」未能準確落實。 愛國治港者 5大要求 第三,正如夏主任所說,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興風作浪、坐大成勢」,其中一個直接原因,就是香港「尚未真正形成穩固的愛國者治港局面」。配合今天的局勢,夏主任明確列出何謂愛國的治港者: 1、「治港者必須能夠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必須深刻認同『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香港法院可以審查人大之說,便是搞混「一國」和「兩制」的關係了。 2、「旗幟鮮明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充分尊重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即是終日高舉「結束一黨專政」的旗幟就要不得了。 3、「正確處理涉及中央和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有關問題」,例如怎樣適當處理高鐵「一地兩檢」的敏感爭議。 4、「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若議員一味在議會內拉布、搗亂,盲目反對議案,甚至連防疫抗疫基金的撥款議案都反對,這樣做還算是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嗎? 5、「堅守『一國兩制』原則底綫,堅決反對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這很簡單,若有人依傍外國勢力,甚至要求外國政府制裁香港,當然不能接受。 除了上述的5點,我亦十分同意夏主任的總結,「堅持愛國者治港是關係到『一國兩制』事業興衰成敗的重大原則問題,容不得半點含糊」。 選舉制度改變 人大會議有分曉 第四,就是要完善相關制度,以配合落實愛國者治港的目標,「確保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理由很簡單,現時正正因為選舉制度不完善,反對派乘勢而起,佔據議席,才引發那麼多動盪,妨礙「一國兩制」準確落實。至於選舉制度會有甚麼重大改變,我相信在即將召開的人大會議自有分曉。 不過,夏主任也澄清,「強調愛國者治港,絕不是要搞『清一色』」。很明顯,中央政府非常明白香港擁有獨特的歷史、社會及文化背景,是個中西文化滙萃的多元社會,也有很多人深受西方文化影響,對國家的看法未必與愛國者一致,「對這些人的取態,中央是理解和包容的」,這些人可以繼續發揮其專長、專業,在各行各業貢獻香港,但是他們並非愛國者,不能成為愛國者治港的一員。 整體而言,我認為透過夏主任的發言,我們知道中央政府是如何重視香港、重視「一國兩制」;同時,中央政府明白到,要管治香港,除了要抓對的制度,找對的人亦很重要。當制度與人選都對了,「一國兩制」自能行穩致遠。
香港應如何變革?(二)  
  文章     2021 年 2 月 26 日
上文提到數碼革命使全球發展格局產生大變,中國經濟的崛起衝擊香港的長遠競爭力及管治文化,香港要與時並進,需從改革政府架構做起。 談到架構,廢除中央政策組讓人遺憾。特區政府於一九八○年代研究設立中央政策組時,曾諮詢各政策科和部門,當時很多政務官,包括我也覺得增設這個「組」是「多個香爐多隻鬼」,擔心「街外人」會與政務官意見相左,不欲政府以外的學者、專家參與制訂政策的過程。後來,中央政策組正式成立,以負責策略性思考、諮詢、制訂研究方向、蒐集及分析民意等工作為主,為因循守舊的政府注入新思維,發揮作為特區政府智囊的角色。我認為在歷屆中策組首席顧問裏,劉兆佳教授最為稱職。這位資深學者在任期間既頻做民調以進行研究工作,也會邀請內地及海外學者來港,促進政府策略性思維。 民間智庫在培訓政策研究及政治人才上有重要角色,美國的智庫更以「旋轉門」形式運行,不少部長級官員來自智庫,用他們的學說制訂政策,辭官後便重回智庫工作。於是很多智庫均獲大企業資助,研究工作形成產業,各種學說百花齊放。香港的情况則難以比擬。 現任特首上任時,設立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取代中策組,並改由政務官擔任總監。當時我已覺這職權編制會使決策及行事重返以往「由上至下」的老調,喪失中策組的功能。此外,雖然特首有心吸納年輕人為研究政策工作提出嶄新角度,但是在實際操作上,創新辦的年輕人學歷、閱歷和經驗尚淺,缺乏策略性思維訓練,不可與中策組的專家學者們比擬。最匪夷所思的是,據悉黑暴期間,竟有創新辦成員在辦公室內設立連儂牆,公然無視公職人員要向政府效忠的責任。且創新辦成立至今也不見得有何嶄新及富建設性的建議,可見確是失敗之作。我建議下屆政府恢復設立中策組,延攬來自不同背景、研究不同範疇的高學歷人才,為香港發展作出實際貢獻。
新民黨 回應 2021-22年度《財政預算案》  
  新聞稿,焦點     2021 年 2 月 24 日
財政司司長今天(25日)發表2021至22財政年度財政預算案,新民黨認為整體而言,此預算案內容尚算不錯,但對中產支援不足。財政預算案公布後,新民黨主席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女士、立法會議員暨新民黨副主席容海恩女士,與新民黨常務副主席黎棟國先生、副主席潘國山先生,與多位黨員,視像連線討論最新預算案內容,就此綜合以下回應(詳見附件)。 新民黨主席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女士稱:「新民黨認為,在目前經濟困難的情況下,這份財政預算案相當不錯,值得支持。這是一份擴張性的預算案,在財政赤字下,仍有適當的開支來彌補私人機構、企業與就業不足的問題。」立法會議員暨新民黨副主席容海恩也表示,在財赤影響下對財政預算案沒有太高的期望,她更形容今次是「低甜度」的預算案。 消費券應廣泛惠及大小商戶 葉太表示:「很高興財政司司長接納我們幾個建議,包括去年我們已提出消費券,時任財庫局局長告知我們因技術困難而未能推出,很高興今年可以推出消費券,雖然金額不高,每位市民可獲5,000元消費券,但如何具體落實未有細節。我們希望電子消費券可公平惠及不同商戶,包括小型商戶和街市商戶,不應只讓大財團受惠。」 容海恩議員補充:「希望政府推出的電子消費券,可以讓不同階層、商戶,包括保險業、旅遊業、美容業、健身業等行業廣泛應用。保險業也未能到內地做生意,希望政府可積極考慮擴大消費券的可使用範圍,令更多業界受惠。但因目前旅遊業未復甦,仍在冰封時期,業界在疫情下最受打擊,如果推出消費券旅遊業未能普遍受惠,希望政府額外再加碼支援旅遊業,同時建議消費券可擴大應用於旅發局的『賞你遊香港』計劃,開拓並刺激本地遊。」 歡迎政府接納建議 提高股票印花稅稅率 葉太稱:「我們建議政府開源,考慮提高證券交易印花稅,財政司司長今天公布股票印花稅稅率,由0.1%加至0.13%,雖然今天股票市場有波動,但可能是市場因加徵印花稅,引致心理上的影響,估計只是短期影響,市場參與者會適應。而預算案有很多幫助證券市場未來發展的措施,如研究同股不同權上市架構,將來延伸到創新科技公司以外,值得肯定。有關措施對證券業長遠發展更為重要。」 政府未來應審慎理財 葉太稱:「財政司司長接受我們建議,削減政府公營開支,來年削減經常開支撥款1%,冀回饋市民。」 她關注政府的經常開支:「財政司司長提醒,政府經常開支的確增長過快,由97至98年度的1,500億元,增至2020至2021年度的4,700億元,增幅超過2倍。這違背審慎理財原則,我希望財政司未來與有關局長謹守審慎理財的原則。」 中產支援不足 葉太稱:「比較失望的是,財政司司長未有接納我們的建議,對中產提供支援,包括我們曾建議聘請外傭稅務扣稅,建議最高限額為55,000元可獲扣稅。我們會繼續爭取。而今天公布的預算案,因面對過千億元赤字,今年『派糖』金額減少,中產毫無得益。至於私家車(包括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各稅階的稅率提高15%,牌照費增加30%,因車輛增加得多,明白有此需要,但仍希望財政司將來多考慮中產的訴求。」 關注市民優質生活 葉太又稱:「我們留意到預算案很多措施針對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例如優化郊野公司設備、改善行山徑等,但希望改良硬件之餘,也要改善資訊、軟件等,如告知市民郊野公園最受歡迎行山徑在哪裡、人流分佈多少、如何護理公共資源等,因很多行山徑很擠擁,如提供多些資訊給市民則較理想。雖然資源短缺,財政司也有留意到這些生活質素訴求也很重要。」 「另外,留意到政府考慮向『關愛基金』申請資助,讓非政府組織租用合適和入住率偏低的酒店和賓館作過渡性房屋單位。目前很多賓館生意大減,很多『劏房』居民生活困苦,這屬新的措施,了解目前政府正與賓館商討有關的安排,是好的措施,可以幫助賓館經營之餘,也可為『劏房』居民提供適切居所。」 就業支援 容海恩議員關注支援就業:「見到政府大力在政府部門開設臨時職位,希望可扶助剛畢業的年輕人。而紓解民困方面,對於失業人士的援助,由政府擔保為失業人士推出特惠貸款,銀行主導,希望計劃對失業人士的審查可以盡量放寬,助市民渡過難關。」 樓宇維修渠管 容議員稱:「對『三無大廈』的管理、衛生及渠管檢測問題,之前我們曾與徐英偉局長反映,他稱沒有資源去做,今天財政司公布,預留10億元資助超過3,000幢差餉租值不高的老舊樓宇,進行渠管維修及提升工程,希望有關措施有助改善『三無大廈』的問題。」 粵港澳大灣區 容海恩議員稱:「預算案提及粵港澳大灣區,希望政府多做連接,除了鼓勵年輕人、企業在大灣區發展之外,也要做好本地推廣,包括教育、文化、交流,讓年輕人了解當地文化,有助日後去大灣區工作及發展。」 葉太同意容議員的說法:「在宏觀經濟發展方面,預算案對大灣區著墨不足,只有一段提及,財政司提到希望促進資金、人員和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但缺乏細節,這點很重要。因為疫情影響,兩地未能通關,資金可以流通,金融業發展繼續蓬勃,但我們要令香港經濟發展更好,提高生產力與經濟檔次,就要更多人員、技術的雙向流通,希望有關政府部門可多做一點。」 改善精神健康 容海恩議員關注預算案的精神健康服務:「之前已與財政司提出要加強有關工作,財政司今天公布會增撥1億4,700萬元經常開支,加強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社區精神科、老人精神科等服務。希望政府在推廣精神健康要多做事。我們見到本地多團體去做,但因宣傳及資源不足,希望政府多予地區資源,透過地區網絡,宣傳好精神健康服務。」
新民黨 回應夏寶龍主任 專題研討會重要講話  
  新聞稿,焦點     2021 年 2 月 22 日
就今天(22日)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出席北京舉行的專題研討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新民黨有以下回應。 夏寶龍主任表示,「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核心要義,並提出堅持「愛國者治港」的三大客觀標準,包括「愛國者必然真心擁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愛國者必然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愛國者必然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新民黨非常認同和全力支持。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先生接見訪客時談到「一國兩制」的落實,已提出「愛國者治港」,愛國者必然成為治港的骨幹,也講到何謂愛國者,而夏主任在今天的講話中也有引述鄧小平先生的論述:「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由於「一國兩制」是史無前例、非常獨特的安排,而且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因此要由真正愛國的人士成為管治的主體,才可以成功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我們相信中央政府在今時今日重申有關要求,有其迫切性。 香港自回歸的二十多年來,「一國兩制」未能好好發揮,而2014年發生持續七十九天的違法「佔中」,與2019年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暴力事件,更反映香港多個重要的管治板塊,特別是立法會與區議會,在反對國家主權、危害國家安全、打擊香港繁榮穩定、主張「攬炒」的人士盤踞下,扭曲了香港的政制,對香港的繁榮安定造成很大傷害。 因此中央政府今時今日重新強調「愛國者治港」的論述,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我們相信,只要切實根據中央政府既定的原則初心,真切落實「愛國者治港」,必定可以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和香港的長期繁榮安定。
從政要有耐性、定力、韌力(一)  
  文章     2021 年 2 月 17 日
西方國家領導人常受選舉時間限制,很多時候只能處理眼前問題,難以為國制定長遠發展計劃。美國作家白邦瑞撰寫書籍《2049 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祕密戰略》,指出中國制定的百年鴻圖大計使西方忌憚。 事實上,從政者需擁有堅韌的意志,熬過跌宕起伏,才能實現政治理想。《經濟學人》一篇題為Scottish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atience 的文章便羅列了一些西方政治領袖的例子。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便是經典人物,她推行自由經濟政策之初,英國失業率飈升,導致其支持度驟跌。要知道,她的主張在上一代英國人眼中是「愚蠢的」(bonkers)。但是戴卓爾夫人沒放棄,並成功讓新經濟政策逆轉了英國經濟蕭條的狀况,更成為20 世紀在位最久的首相,可見成功的政治事業需要有定力才經得起考驗。 致力推行脫歐的現任英國首相約翰遜同樣籌謀多時始成大業。文章提到,約翰遜於牛津大學畢業後當上記者,1989年派駐布魯塞爾,了解歐盟後心生不滿,遂萌生讓英國脫歐的念頭。英國20多年後掀起脫歐浪潮,約翰遜終於乘着這波巨浪,在2016 年脫歐公投後上位,並於去年12 月30 日與歐盟敲定協議,實現多年理念。 中國領導人同樣高瞻遠矚。習近平主席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基礎,自上任後提出「中國夢」的構想,先後制定多項政策,包括致力懲治政治腐敗、深化國防及軍隊的改革、實施「一帶一路」計劃等等。又以「兩個一百年」為發展攻略,目標是在建黨百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及建國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自2015 年起更推進脫貧攻堅工作,專注城鄉發展。據《人民日報》報道,去年11 月23 日,中國大陸共832個貧窮縣全部脫貧摘帽。而即便是在疫情打擊下,今年1月18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去年國內生產總值增加2.3%,更有望成為唯一有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中國能在全球經濟萎縮下獨領風騷,領導人的果敢與魄力,自然不能小覷。
港交所提升上市盈利要求犯眾怒(三)  
  文章     2021 年 2 月 16 日
港交所在諮詢文件指出,2016至2019年間共有745項上市申請,其中382項(51%)來自低市值發行人,它們一般都是傳統行業的中小型公司,由此可見,本地中小企對於上市集資的需求非常殷切。中小企是本地經濟和勞工市場的重要支柱,據工業貿易署資料,截至2020年6月,香港的中小企超過34萬間,從業員超過120萬人,相等於本地就業人口的45%。港交所建議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要求,除了扼殺本地中小企透過上市集資成長的空間,特別在現時經濟差的狀况下,同時影響保薦人、律師、會計師、核數師、印刷商、公關等上市相關行業人士的生計。 至於原本為低市值發行人而設的「創業板」(GEM)亦被業界人士批評為監管過度,例如創業板的上市公司必須每季提交報告,相比主板的上市公司每年只須提交中期和周年報告的要求更高。而自2008年,港交所逐漸將GEM的上市條件加辣,不斷增加本地中小企的上市成本。2008年,GEM上市公司營運資金的最低現金流要求是2000萬港元,至2018年已升至3000萬港元。再加上,港交所在2017年12月發表《創業板規則》的修訂,取消GEM發行人轉往主板上市的簡化轉板申請程序,令GEM將成為獨立市場,不再是轉往主板的踏腳石,進一步減低中小企在GEM上市的意欲。事實上,2019年只有15間公司成功在 GEM上市,2020年首11個月更只有8間。 港交所指出,是次建議提升盈利要求主要杜絕低市值發行人製造空殼公司於上市後出售。其實,打擊空殼公司屬於證監會的執法範疇。再者,「借殼上市」的業績近年在海外主要交易所高速成長,「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在2020年佔美國全國IPO集資額的一半,高達820億美元。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理應緊貼世界最新趨勢,重新評估空殼公司對資本市場的長遠價值。政府亦應暫停執行港交所的建議,並就香港資本市場的結構作全面檢討,並研究成立一個新板塊,讓本地的中小企及新興企業上市,令香港的資本市場可以有機地、多元化地,及可持續地發展起來。
港交所提升上市盈利要求犯眾怒(二)  
  文章     2021 年 2 月 8 日
港交所建議將主板上市公司的3 年稅後盈利要求大幅調高,由5000 萬港元增加至1 億2500 萬港元或1 億5000 萬港元,以配合於2018 年上調至5 億港元的市值規定,業界包括保薦人、律師、會計師等對此皆表示強烈反對。業界指港交所的建議,主要吸納跨國巨企及「新經濟」公司落戶港股,當中包括採用同股不同權架構的大型科技公司,甚至上市時未有收入(pre-revenue)的生物科技公司,反而健康營運並持續有盈利的本地中小企,只因不符合高額的市值及盈利要求,即被完全排除在市場之外。 相比國際其他主要交易所,例如美國的「紐約證券交易所」和「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兩者由不同公司持有,港交所則是經營香港資本市場的唯一機構,並全資擁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期交所)、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港交所作為壟斷的公用事業機構(public utility),同時是一所上市公司,難免有角色衝突之嫌。業界有指港交所不斷提升上市門檻,令主板成為巨企的專屬樂園,目的是利好港交所的股價,同時反映港交所管理層重視成就感。截至2020 年11 月底,共有2528 所公司在港交所主板上市,市值合共45.74 萬億港元;相比同期新加坡交易所,共有479所公司在其主板上市,市值合共4.893萬億港元,只是港交所成績的十分之一。 港交所集「經營」及「監管」資本市場的角色於一身,其在諮詢文件指出,是次提升盈利要求的主要目的是要杜絕低市值發行人「為取得上市地位附帶的價值而製造潛在的空殼公司於上市後出售」,以免有公司在上市後不久即股價大跌,損害投資者利益。然而,參考《香港交易所與生物科技》第三期期刊,截至2020 年4 月底港交所迎來16 所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當中9 所的股價跌穿招股價,其中一所的股價甚至比招股價下跌80%。不禁令人深思港交所的監管措施能否真正保障投資者,乃至有益於整個香港資本市場的發展。
「研究訂立規管分間樓宇單位的條例」議案  
  文章     2021 年 2 月 4 日
港交所提升上市盈利要求犯眾怒(一)  
  文章     2021 年 2 月 4 日
港交所在去年11 月開始進行兩個月諮詢,建議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要求,方案有二。現時,公司在主板上市的3年稅後盈利合計金額為不少於5000 萬港元,而新建議的方案一則將盈利規定調高150%,要求主板上市公司3 年稅後盈利合計金額不少於1 億2500 萬港元;方案二更辣,將盈利規定調高200%,要求主板上市公司3 年稅後盈利合計金額不少於1 億5000 萬港元。事實上,港交所在《2017 年諮詢總結》刊發後,已經大幅提升上市公司的市值規定,自2018 年2 月15 日起由2 億港元調高至5 億港元,但當時盈利規定保持不變,因此觸發港交所是次提出大幅提升盈利要求的建議。 相比全球主要市場,就上市公司3 年合計盈利的金額,紐約交易所要求的最低金額為9300 萬港元,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則為8500 萬港元,上海證券交易所為3500 萬港元,澳洲交易所只是600 萬港元,而金融市場行為監管局(高級上市證券)更沒有3 年合計盈利的規定。可見,上述的新方案一旦通過,香港將成為「上市公司盈利要求」全球最高的股票市場。再對比鄰近的新加坡,新交所規定主板上市公司最近一個財政年度的盈利不低於1 億7000 萬港元,但新交所的要求是指「稅前」利潤,而港交所新方案的盈利要求是指「稅後」利潤。 2016 年至2019 年間共有745 所公司申請主板上市,這些申請符合現時的盈利要求,即3 年稅後盈利合計金額不少於5000 萬港元。如果港交所建議的方案一獲得通過,即主板上市公司的盈利規定調高150%,屆時將有437 所公司的申請不符合上市資格;而如果方案二獲得通過,盈利規定調高200%,將有486 所公司的申請不合格。這說明港交所的建議方案,無疑扼殺本地中小企透過上市集資成長的空間。下篇續談港交所苛嚴的上市要求。

關於葉劉淑儀

葉劉淑儀於1975年至2003年在香港政府服務,期間曾於多個不同範疇工作,包括在地區層面推行政府民主化、國際工貿及保安。她是首名獲委任出掌紀律部隊(入境事務處)的女性(1996-1998),亦是首名女性保安局局長(1998-2003)。
她於2008年參選立法會議員(香港島)成功當選,一直連任至今,並曾任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現為新民黨及匯賢智庫主席、海上絲綢之路協會聯席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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