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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會見特首辦主任 提交關於「防疫抗疫基金」的建議
新聞稿,焦點
2020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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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於2020年2月5日宣布動用100億港元成立「防疫抗疫基金」（下稱「基金」），為受疫情影響的企業、僱主和僱員提供支援。特區政府應該採取更靈活的手法，確保令受疫情影響的市民得到援助。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與副主席容海恩女士，今天（14日）會見特首辦主任陳國基先生，提出十項運用基金的建議。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表示：「我與容海恩議員今天與特首辦主任陳國基先生會面，因了解行政長官公務繁忙，希望就『防疫抗疫基金』向政府提出十項建議，支援受疫情影響的有需要人士。」
就基金的涵蓋範圍及應用方式，新民黨提出以下十項意見：
若有病患者因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而影響家庭生計，政府應盡快調撥資源，為相關家庭提供緊急財政支援。如病患者康復後出現後遺症，當局應繼續運用基金資助後續醫療開支。
受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關閉轄下場地影響，原定舉辦的各類表演、節目及比賽因疫症而全部臨時取消，各類型球賽亦需要改為閉門作賽。所有從事表演藝術的團體，包括話劇、音樂、舞蹈、歌劇及戲曲等處於全面停頓，若疫情持續，中小型藝團將難以生存。
除了少數大型藝團外，大部分演藝從業員，特別是粵劇界，主要以日薪或個別演出項目為僱用形式，因而馬上失去工作和收入；加上演出場地復開無期，生計頓受嚴重影響。
由於被迫取消2020年度香港藝術節的全部演出，藝術發展局在財政上損失慘重，當局應運用基金，撥出3,000-5,000萬元，直接為各類型藝團提供財政支援，協助整個演藝界渡過難關。
參考內地多個城市興建方艙醫院的經驗，在距離民居較遠的地點興建緊急隔離診所，集中處理新冠狀肺炎病患，一方面減低公營醫院壓力，同時減少疑似個案使用接近民居的診所。
由於菲律賓實施出入境限制，不少外傭在假期完結後無法回到香港工作。有外傭中介估計，至少2,000名外傭滯留菲律賓。有受影響僱主表示難以安排人手照顧一家大小，若禁令持續數月，將對他們帶來極大影響。港府應盡快與菲律賓當局交涉，同時為受影響僱主提供額外津貼，讓他們可在這段期間聘請家務助理，協助打理家務。
受疫情及停課影響，中小型的補習社蒙受重大財政損失。建議向每間補習社撥款10萬元，除資助他們購置防疫物品，更重要的是協助他們開發網上學習系統或網上視像授課平台，讓學童可以在家中透過互聯網繼續學習，做到停課不停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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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19/2/2020)葉劉淑儀議員與一眾年輕黨友劉聖雪、周卓然、郭浩景及林梓鴻來到太古城，參與「全港社區抗疫連線」派發物資的活動。
居民反應十分熱烈，口罩以及洗手液等物資轉瞬便派發完畢，我們會安排在週末再次派發，雖然數量不多，但也希望盡量幫助居民。
新民黨會繼續與市民大眾同心抗疫，並祝願各位身體健康。
疫情嚴峻，除了市面上口罩等物資短缺成為熱門話題外，菲傭能否出境回港工作，也是不少市民關心的議題之一。自從菲律賓政府禁止國人前往內地、香港及澳門的自禁令發出後，很多市民(包括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均向我們求助。
慶幸的是菲律賓外交部已宣布撒銷部分出境到內地和港澳的禁令，容許任職家傭的公民返回香港或澳門工作，估計數以千計任職家傭的公民能夠短期內起程前往港澳，重新投入工作。
我一直積極跟進外傭相關議題。繼上周四約見了菲律賓駐港總領事拉里‧德哈達、領事沙保羅及海外勞工辦事處專員Antonio R. Villafuerte反映市民的困難後，日前我亦跟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珊兒交流，了解外傭及僱主現時所面對的困難。她表示至今收到大約四百個外傭僱主求助，希望她幫助其傭工可以盡快回到香港；此外亦有不少中介公司反映疫情下外傭的合約條款會否受到影響，以及她們要求約滿要14天內回國需要暫緩執行等問題。因此我與黨友容海恩亦約見了入境處處長曾國衛，向他反映上述問題。
其實港菲交往素來頻密，除外傭外，香港亦聘請了很多菲律賓教師、音樂工作者及金融從業員。希望菲律賓政府可早日撒銷相關禁令，讓他們以及有需要來港的人士，可盡快回到香港工作，我會就此繼續向菲律賓政府跟進。
在此再次感謝菲律賓政府關注我們的訴求及作出積極回應，並感謝他們對香港防疫工作投下信任一票。
上文提到雅典用金融作武器，迫使盟邦為其利益服務，鞏固其霸權。今天美國的金融帝國主義與昔日雅典無異，而且規模有過之而無不及。提洛同盟設有一份共享資產，所有盟邦皆需投入資金，作為盟主的雅典保管，甚至控制此資產的用途。美國和友國亦有類似的金融共享機制，而美國在當中更是作為主導者的角色，在〈美國金融帝國的黃昏〉（The Twilight of America'sFinancial Empire ，下稱〈黃昏〉）一文中，作者指出有關機制體現於「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國際通用的美元結算系統，以及聯邦儲備銀行為他國提供的緊急融資。
SWIFT 營運全球金融的電子網路，銀行和金融機構之間通過SWIFT 交換信息（message），方可完成交易。
SWIFT 服務全球20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1,000 多家銀行和金融機構，是全球金融交易的命脈。由於SWIFT 的交易主要以美元進行，美國佔的交易份額亦較其他國家大，因此經常被美國利用來制裁敵國，例如SWIFT 在2017 年終止朝鮮的銀行使用其系統。因此，一旦成為美國的制裁對象，而被SWIFT踢出組織，即等於切斷了與全球金融系統的聯繫（cut off access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itself）， 無法與外界交易，此乃美國的「第二階段制裁」（secondary sanctions）。
除了對於SWIFT 的控制權，美元作為國際結算貨幣的領先地位，加上全球超過250 個國家和官方金融機構，將資金託管於美國聯邦儲備體系，凡此種種皆成為美國的金融武器，用於威脅他國，迫使他們屈服，為美國的利益服務，影響的範疇包括限制核武擴散（non prolife ration）、人權問題，甚至他國的政權更替。〈黃昏〉的作者指出，美國甚至對其盟友實施金融霸權，例如以「第二階段制裁」威脅歐洲諸國放棄挽救美國已退出的「伊朗核協議」。在美國的金融帝國主義下，盟友只淪為美國的附庸國（vassal）。下篇談美國金融霸權導致眾叛親離。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常有傳媒朋友要我為特區政府的抗疫表現評分，我都不便回應。事實上，我相信行政長官形容自己及官員們不斷加班、不眠不休等等，不是假話，只是仍然未達到市民的期望。
政府手忙腳亂
疫情發展至今，市民大致聚焦四個階段：之前是封關及口罩短缺，最近則是武漢港人及郵輪港人能否回港。
而到目前為止，市民主要認為政府沒有急市民所急，決策滯後又不果斷，每一步都比澳門政府慢，而且沒有主導口罩供應及限制價格，讓不良商人把口罩抬至天價，市民一罩難求，自然怨氣沖天。
在我看來，若計工作時數，政府是很勤力，但在市民眼裏，政府便顯得手忙腳亂，倒瀉籮蟹，有勞無功。
依本子辦事
特區政府有沒有依本子辦事？答案是有的。
根據食衛局的文件顯示，政府在去年12月31日得知武漢有二十七宗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個案後，食衛局局長隨即在1月2日主持了跨部門會議，討論如何應對，並於1月4日宣布啟動「嚴重應變級別」(Serious Response Level)。
1月7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把「2019新型冠狀病毒急性呼吸系統病」納入香港法例第599章《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Preventionand Control of Disease Ordinance)，並於1月8日刊憲。1月30日起逐步關閉口岸，直至2月4日關閉羅湖及落馬洲口岸，香港十三個口岸已關掉十個，把出入境人流遏至最低。隨後又於2月8日起實施十四日強制檢疫等等。
港英年代有大型演練
伴隨無盡的會議及記者會，政府工作似乎沒停，為甚麼仍然失分？「甩碌」位在哪裏？
我認為問題出在特區政府整體應變能力不足，緊急應變系統「生鏽」。
由港英年代開始，政府有一套歷史悠久行之有效的「緊急應變系統」(Emgerceny Reponse System)，主要由保安局負責統籌整個政府的緊急應變措施。當中最高層次的委員會，回歸前是由港督領導的「總督保安事務委員會」(Governor Security Committee)，回歸後改稱為「行政長官保安事務委員會」(CE Security Committee)。
緊急應變系統不單用來應付公安事件或恐怖襲擊，而是包括但不限於風災、火災、大型車禍、山泥傾瀉或重大衛生事故等等大規模緊急事故。那時候，每當有重大事故發生，緊急應變系統啟動，各個政策局便要提供當值官員(Duty Officer)，各級官員組成當值隊伍，輪流在下亞厘畢道政府總部地庫的應變中心通宵當值、收料。我相信很多退休或資深政務官都有當值「風更」、「水更」的經歷，我還記得應變中心儲備很多乾糧，應付我們通宵達旦工作所需。
此外，保安局每隔三至五年便會統籌整個政府進行大型演練，該年度會專門開設一個首長級編外職位，通常由外籍政務官負責，以豐富的想像力及經驗來「度劇本」，模擬各種大型事故及應對措施，例如空難、船民湧入、核電廠爆炸如何疏散等等。
舉例說，80年代我們演練過突然大量船隻泊岸，大批船民湧入，我們如何控制人流，做衛生檢疫，防止疾病傳播，尋找隔離設施等等，說起來和如今的疫情控制異曲同工。
在緊急應變系統下，政府上下各個部門各施其職，環環相扣，才能迅速有效地應對各種事故。也許回歸後，這個系統已淪為紙上談兵，疫情來襲，政府不知所措。
律政司欠發揮
另一方面，律政司的角色理應相當重要，因為政府要快捷準確地掌握法例，知道在哪種緊急狀況下，可以運用哪條法例、哪些權力。可是在今次的抗疫過程中，律政司司長的作用，例如向市民解釋相關法例等等，接近零。
不敢宣布「公共衛生緊急事態」
我留意到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2月7日的記者會上，只是說行政會議通過訂立《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和《預防及控制疾病(披露資料)規例》兩條規例，卻沒清楚說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是根據香港法例第599章《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把香港列入「公共衛生緊急事態」(Public Health Emergency)，才得以訂立該兩條規例的。
我認為公布香港已進入「公共衛生緊急事態」是重要的，可讓市民明白狀況，加以配合，更可讓罷工工會明白，他們的罷工是不合法不合理不道德的。我不知道政府有何顧慮，為甚麼不敢宣布香港進入「公共衛生緊急事態」。政府有權不敢用，未能加快處理危機，例如限制口罩價格、徵用某些設施或郵輪、禁制醫護罷工等等。
不過，目前疫情未過，要蓋棺定論，為時尚早。但願疫情盡快過去，我們早日回復正常生活，屆時再論政府功過。
香港口罩供應依然非常短缺，不少市民都表示未能購買甚至要以「炒價」才能買到口罩。
今天我與黨友 陳家珮 Judy Chan 及 劉聖雪 Dana Lau 前往北角街坊福利會，與該會副理事長容馬珊兒會面，並將1,000個口罩轉交予她，讓她轉贈給有需要的人。
容馬珊兒女士表示她從媒體上知悉不少長者仍未懂得如何正確使用口罩，感到十分擔心；此外北角街坊會的500名長者皆沒有口罩，因此不敢外出，難免感到徬徨及驚慌。
雖然新民黨目前資源不算充裕，但亦先贈予1,000個口罩予北角街坊福利會，好讓該會長者每人先獲得兩個口罩，以解燃眉之急，並讓他們知道社會上仍有人關心他們。日後如搜集到更多口罩，我們定必會繼續派發予有需要的市民。
武漢肺炎疫情蔓延，不單止香港，全世界也在撲口罩。口罩缺貨頓成疫情炸彈。特區政府全球採購口罩大行動無成效，民間有心人各施各法，總動員撲口罩，也有人親身飛去世界各地搜購，不過因為世界各國都因應本身的需要，禁止或限制口罩出口，香港人買到的也不多。民間搜購回來的口罩，或派或賣，大家的目標一致，希望口罩能到達有需要的市民手上，家家有口罩，人人安心。
坊間派贈或售賣口罩的方法一日比一日進步，由最初在街上派街坊，或者在店舖售賣，引來市民特別是長者通宵排隊；到按時派籌、網上認購、登記地址有專人派送，到有企業開發實名制網上登記系統；一切一切，盡顯港人的機動性及靈活性。
可是，有藥房把口罩抬至天價，突顯了非常時期限制口罩定價的迫切性，可惜特區政府十推九不動，叫市民相當無奈。
口罩是必不可少的防疫工具，最需要口罩的是醫護人員。他們每日冒著生命危險來執行神聖工作，拯救病人生命，特區政府必須確保醫護人員有足夠的口罩供應。此外就是為市民提供服務的前線人員，例如清潔工每天面對各種惡劣衛生環境，同屬抗疫最前線，卻往往被遺忘。最近開始有團體贈口罩予清潔工，值得嘉許。
特區政府終於在情人節宣布推出250億元「防疫抗疫基金」，向醫管局發放額外47 億元增購口罩及防護裝備，及向清潔工和保安員派發每月1,000元疫情津貼。措施姍姍來遲，總算遲到好過冇到。
除了口罩供應短缺，接踵而至的疫情炸彈是停泊在日本的「鑽石公主號」上及留在湖北的港人。社會關注為甚麼政府遲遲不派包機接他們回來，但我認為政府猶豫不決的核心問題不是包機與否，而是香港到今天仍沒有足夠的檢疫及隔離設施安置他們。要在極短時間興建足夠的臨時隔離屋並不實際，用未入伙公共屋邨又有阻滯，其他建議如徵用迪士尼酒店度假村也無下文。
時間不等人。消息傳來，船上環境越來越不理想，人們困在船上亦增加了交叉感染的機會，染病人數日日增加。我建議特區政府馬上要求日本政府為港人做冠狀病毒測試。測試結果屬陽性者當然要入院治療，而特區政府同步安排包機，把測試結果屬陰性者接回香港。回到香港後立即做第二次病毒測試，等候結果期間，他們需要入住隔離營。三百多人可以分批回來，以衛生署處理測試的能力和速度，一兩天應該有結果，估計目前的隔離營應可容納。測試屬陽性者入院治療，測試是陰性的在防疫專家確認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讓他們回家繼續隔離直到14天期滿。
至於滯留湖北的二千多名港人，在找到足夠隔離設施安頓前，接他們回港困難更大，家居隔離又可能引起周邊居民不安。我建議特區政府馬上和珠海市政府商量，包租一家位置偏遠，有獨立房間、洗手間、窗或露台的大型度假村酒店作為臨時隔離中心。在解決了當地交通安排、病毒測試等問題後，用包機分批送他們到珠海隔離檢疫14天。期間，病毒測試屬陽性者可經大橋送回港入院治療，病毒測試屬陰性的，在完成檢疫後經大橋返港直接回家。
特區政府於2020年2月5日宣布動用100億港元成立「防疫抗疫基金」（下稱「基金」），為受疫情影響的企業、僱主和僱員提供支援。特區政府應該採取更靈活的手法，確保令受疫情影響的市民得到援助。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與副主席容海恩女士，今天（14日）會見特首辦主任陳國基先生，提出十項運用基金的建議。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表示：「我與容海恩議員今天與特首辦主任陳國基先生會面，因了解行政長官公務繁忙，希望就『防疫抗疫基金』向政府提出十項建議，支援受疫情影響的有需要人士。」
就基金的涵蓋範圍及應用方式，新民黨提出以下十項意見：
若有病患者因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而影響家庭生計，政府應盡快調撥資源，為相關家庭提供緊急財政支援。如病患者康復後出現後遺症，當局應繼續運用基金資助後續醫療開支。
受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關閉轄下場地影響，原定舉辦的各類表演、節目及比賽因疫症而全部臨時取消，各類型球賽亦需要改為閉門作賽。所有從事表演藝術的團體，包括話劇、音樂、舞蹈、歌劇及戲曲等處於全面停頓，若疫情持續，中小型藝團將難以生存。
除了少數大型藝團外，大部分演藝從業員，特別是粵劇界，主要以日薪或個別演出項目為僱用形式，因而馬上失去工作和收入；加上演出場地復開無期，生計頓受嚴重影響。
由於被迫取消2020年度香港藝術節的全部演出，藝術發展局在財政上損失慘重，當局應運用基金，撥出3,000-5,000萬元，直接為各類型藝團提供財政支援，協助整個演藝界渡過難關。
參考內地多個城市興建方艙醫院的經驗，在距離民居較遠的地點興建緊急隔離診所，集中處理新冠狀肺炎病患，一方面減低公營醫院壓力，同時減少疑似個案使用接近民居的診所。
由於菲律賓實施出入境限制，不少外傭在假期完結後無法回到香港工作。有外傭中介估計，至少2,000名外傭滯留菲律賓。有受影響僱主表示難以安排人手照顧一家大小，若禁令持續數月，將對他們帶來極大影響。港府應盡快與菲律賓當局交涉，同時為受影響僱主提供額外津貼，讓他們可在這段期間聘請家務助理，協助打理家務。
受疫情及停課影響，中小型的補習社蒙受重大財政損失。建議向每間補習社撥款10萬元，除資助他們購置防疫物品，更重要的是協助他們開發網上學習系統或網上視像授課平台，讓學童可以在家中透過互聯網繼續學習，做到停課不停學。
記得去年情人節我在灣仔囍帖街派花和朱古力，甚受市民受歡迎；當時街上人頭湧湧，充滿節日氣氛。
想不到一年過去，今天全球與香港正面對嚴峻疫情，市面熱鬧氣氛不再。我與黨友黎棟國、容海恩、以及一眾社區發展主任於此刻相聚，一起回憶各人去年如何度過情人節。
雖然今年情人節我們未能走到街上向市民派花，但新民黨一眾社區幹事亦會在地區派發口罩，希望盡量服務街坊，讓大家可以過一個安心的情人節。
引用名著《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愛在瘟疫蔓延時」的寓意，我希望今天香港面對困難環境時，大家獻出多一點愛心，愛護愛我們的家人、鄰居，以及每一個為我們服務的人，以愛戰勝疫情，讓香港早日走出困境。
美國在1月3日空襲伊拉克機場，擊殺伊朗革命衛隊指揮官蘇萊曼尼（Qassem Soleimani）。伊拉克不滿美軍侵犯主權，要求美軍撤走。特朗普立即威脅制裁伊拉克，意圖關閉伊拉克在聯邦儲備銀行的帳戶，令伊拉克沒法處理國際石油交易，斷絕伊拉克的財政來源，足以摧毁其國家經濟。就此，美國國際事務權威雜誌《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1 月24 日刊登一篇題為「美國金融帝國的黃昏」（The Twilight of America's Financial Empire ）的文章，兩名作者為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的教授Henry Farrell 和Georgetown University 的教授Abraham Newman，他們指出美國將其金融業務「武器化」（weaponized）作為箝制其邦交國的工具，正踏上當年雅典霸權的衰亡之路。
修昔底德（Thucydides）（約公元前460 至400 年）是雅典將軍，亦是重要的古希臘歷史學家。文章引述修昔底德的學說，解釋雅典對盟邦在金融上的霸凌，是自招衰亡的主因。希臘的海軍一度戰勝了波斯帝國，希臘諸多城邦及後為有效防範波斯的侵略，於公元前478 年組成「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由雅典擔任盟主。同盟的名字源於召開會議的地點提洛島，島上亦保存一份共享資產（shared treasury），每個盟邦皆有份貢獻。後來，雅典的統治者伯里克里斯（Pericles）竟將這份資產轉移到雅典，盟邦亦被強制要求向雅典繳納獻金，否則會受到軍事鎮壓。
雅典利用同盟關係謀私， 用金融作為武器，迫使盟邦為雅典的利益服務，遇有不服從者便派兵征服，與今天美國的金融霸權沒有區別。雅典的霸權自然引起盟邦不滿，導致他們叛離，加入斯巴達領導的伯羅奔尼撒同盟（Peloponnesian League），對抗雅典的提洛同盟，最終雅典在冗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公元前431 至404 年）落敗，而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消耗了雅典的實力，雅典從此衰敗。下篇續談美國霸權與雅典的相似之處。
上篇提到武漢肺炎的病原和病毒傳染窩有待確認。一月二十四日，醫學期刊《刺胳針》刊登了一篇研究論文，發現第一名確診患者並未到過普遍認為是病毒發源地的華南海鮮市場，更可見發源地未必只有一處。那麼究竟是什麼引致武漢肺炎爆發？
要探究此次疫情爆發的重點，我認為只針對哪種動物入饌或選取的動物是否屬罕見，並不足夠，而更應該思考食品安全這個根本問題，包括有否妥善準備和處理食材。眾所周知，中國一直缺乏食品安全意識，經常發生因食物引致的事故，輕則中毒腹瀉，重則出現不明病毒。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資深編輯James Palmer 更指出，很多無牌商販活躍於當地的活家禽市場。我認為這種商戶非常危險，他們不受政府監管，政府自然不能監察他們的牲畜屠宰工作者，也無法得知他們是否曾接受合規格的訓練。而事實證明，不少牲畜屠宰工作者並未掌握專業知識，安全地處理活體動物，例如未有在處理時徹底清洗雙手和戴上手套。
除此以外，我也留意到部分中國活家禽市場資源配套不足。例如沒有足夠空間分隔人和活體動物，導致整體環境衛生狀况甚差。所以，即使政府加強檢疫和防疫工作，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仍沒有改善。
不過，Palmer 同時指出，其實很多國家都面對食品安全問題。上世紀初，美國惡劣的食品衛生情况也曾受到嚴厲批評。縱使現代衛生規例改善了整體水平，也提高了民眾的食品安全意識，但是其食物安全標準仍遭質疑未夠嚴謹。直到今天，類似在動物的飼料裏發現抗生素等事件，仍時有發生。經此一役，我希望中國將持續加強食品安全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