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三大人才來源 　   文章 　   2022 年 7 月 26 日 新一任行政長官李家超上任二十多天，其管治班子逐漸成形，除了已在7月1日宣誓的六位正副司長及十五位政策局局長外，近日特區政府陸續公布大部分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人選。從目前已公布的名單看來，特區政府的政治人才來源至少有三方面。 問責制吸納政府以外專才 回首當年，在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推出「主要官員問責制度」之前，政府的主要官員全部是政務官，直至他在2000年《施政報告》首次提出問責制，並且於2002年正式實施，便開始引進政府以外的專才，例如梁錦松、廖秀冬、周一嶽、李國章及楊永強等等，這些專才都是業界翹楚，這是開拓人才來源的第一步。 2007年，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發表《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報告書》，建議擴大問責制，設立副局長及局長政治助理，並於2008年正式推行，職位一下子增多，特區政府對外來人才的需求增加，這是開拓人才來源的第二步。加上往後梁振英及林鄭月娥兩屆政府的班子，除了業界專才和學者，例如楊偉雄、張炳良、陳茂波、黃錦星、蔡若蓮，也吸納有政黨背景的人士或議員，例如蘇錦樑、劉江華、羅致光。 此外，政治助理的主要工作是協助局長做好政治聯繫，包括與政黨及立法會議員聯絡、游說及拉票等工作，對於政策知識的專業要求不高，讓資歷較淺的年輕人也有機會加入政府歷練。 政府內部拔尖 來到今屆的李家超政府，我們看看正副司局長及政助的名單，不難看出特區政府的人才來源分布。 首先是拔尖，即是從政府內部的公務員團隊中精挑優秀人才，擢升局長或副局長，這些人才可以是政務官，也可以是專業職系或紀律部隊，他們的優點是有豐富的公共行政經驗，熟悉政府運作，了解不同政策的發展，可保障政策的延續性。例如發展局局長甯漢豪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都是十分資深的政務官，在上屆政府出任常任秘書長；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則本身是勞工處處長及建築署署長；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則曾出任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及發展局常秘；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更是自八十年代加入前環境保護處任職環境保護主任，逐步晋升至局長。 剛公布的副局長名單亦有廖振新、卓孝業、戴尚誠及劉震等多位公務員。這些正副局長都是政府內部的優秀人才，願意擔任問責官員，繼續為市民服務，是有承擔的表現。 從外吸納議員 第二個人才來源是政黨及議會。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兩位均是資深立法會議員，他們有多年群眾工作經驗，對民生事務有敏銳觸角，非常了解市民的想法，換句話說是非常貼地。張國鈞本身是律師，其法律背景非常適合律政司的工作。剛公布的政助名單亦有傅曉琳和蕭嘉怡兩位前區議員，這些具備地區工作經驗的人選能協助特區政府掌握市民的想法。 擢升政治助理 第三是擢升政治助理。除了今屆有張曼莉及施俊輝由政助升為副局長，過往也有陳岳鵬、陳百里及徐英偉等例子。 回歸前，是由資深政務官擔當類似副局長的工作的，俗稱「大寶」，首長級D4級官員屬senior deputy，D3級的則屬junior deputy。概念上，我不認為副局單純是政助的直升位，但是時移世易，我們亦不能以當日「大寶」的標準來要求今天的副局長或政助，而從名單看來，特區政府把年輕政助看成值得培育的對象，他們在政策局浸淫一兩屆，累積經驗、擴闊視野，適當時候便有機會更上一層樓。 其實政府管治班子或編制不斷膨脹屬全球現象。猶記得1994年，我代表香港到東京，出席日本加盟「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三十周年與非成員經濟體的特別對話。當時他們的外務省只有一位外務大臣，是國會議員。時至今日，日本政府的編制也不斷發展，例如外務省便設有兩位外務副大臣、三位外務大臣政務官、一位外務事務次官等等。皇太子妃雅子的父親小和田恆，1955年進入外務省後，於1989年晋升為外務事務次官，1991年至1993年間出任外務副大臣。其他省的情況也一樣，歷年來編制擴大，以擴大人才庫。 英國政府也一樣，為了讓人才向上流動，設置了很多細部門，開設很多 Junior Minister 的職位，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06年開設的 The Department for Levelling Up, Housing and Communities，於是有Minister of Levelling Up，目前由保守黨的 Gregory David Clark 出任。 應加強吸納不同類型人才 雖然目前這個班子並未百分百齊人，尚餘少量空缺，相信稍後會有公布。我期望除了上述討論的人才來源，未來特區政府應吸納更多不同類型的人才，把他們配置在適當的崗位，以提升特區政府的管治水平及整體工作表現。

管治新風格 整個政府「動起來」 　   文章 　   2022 年 7 月 13 日 踏進7月，隨着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港、帶來「4個必須」和「4個希望」，新一屆特區政府在行政長官李家超帶領下宣誓上任。在新的管治風格下，感覺是整個特區政府都「動起來」，例如各司局長都紛紛有視察行動，亦不吝嗇面對傳媒，更於上周四（7日）宣布暫緩航班熔斷機制等，我認為方向正確，是好的開局。 說到新的管治風格，帶動者當然是新上任的行政長官李家超，他在上周三（6日）進行了首場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大會，向公眾闡述其施政新猷，亦回答了議員的提問。 攝錄小隊緊隨特首 一相勝千言 首先，我留意到有一隊攝錄小隊，時刻緊隨李家超，為他拍攝相片、錄影錄像，這對營造形象及傳達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卻是前任行政長官沒有的配置。正如英文諺語所言「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相比起冗長的記者會出鏡、或充滿技術資料的獨白演說，有時真是一相勝千言，更易讓市民接受。因此，大家會見到李家超的Facebook既上載太太替他打呔、愛心飯盒的相片，也有他出席活動、忙碌工作的相片，甚至有「直男」自拍照，既公有私，十分人性化。 另一點值得留意的是，李家超很多相片都不是獨腳戲，而是着重團隊、同伴、與人交流。我相信加入了特首辦的前警隊公共關係科總警司、前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謝振中功不可沒。 前廳交流會 宜定重點聚焦討論 第二，李家超主張辦每月「前廳交流會」，每次由司長或副局長，帶領5、6名局長及官員，在立法會的前廳和議員交流。這個建議瞬間把立法會前廳帶進公眾視綫--前廳，英文是Antechamber，設於會議廳（Chamber）對面，本是議員小息或休歇的地方，記者或議員助理也不得進入--那裏氣氛較輕鬆，讓局長和議員在前廳交流討論，我認為是好提議，可能會比行政長官進行短問短答更有實際成效。 不過，除了適合的場地，擬定討論的範疇也十分重要。我建議特區政府在每次交流會前，提出重點討論的範疇或議題，如此局方和議員都可有較充分的準備，聚焦討論，以免流於風花雪月。 第三，李家超宣布成立4個工作組，包括「弱勢社群學生擺脫跨代貧窮小組」、「土地房屋供應統籌組」、「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以及「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這種成立行動組的做法，大抵是來自他的警察背景和經驗，4個工作組分別由司長及副司長負責，而非萬事由行政長官本人親自領導，再次反映他深明分工合作的重要性。 關注跨代貧窮 任重道遠 貧富懸殊一直是香港的深層次問題，上屆政府採取「相對貧窮」的定義，致使在數據上社會永遠都有人貧窮，而且若純粹靠特區政府的福利或措施介入，未能做到精準扶貧。我認為，劏房戶是居住環境及生活條件最惡劣、最需要幫助的弱勢社群，這些貧窮家庭的小朋友更需要幫助。 舉個例，我認識有家庭資源不俗的小朋友，在小一開始便學習編程（coding）、小四開始學習西班牙語，現在小六了，說起來已有6年編程經驗、西班牙語也說得流利，擴闊了升中及未來發展的選擇；相對地，貧窮家庭的小朋友沒有資源參加這些興趣班，依靠小學的校內課程的話，一般要到高小才接觸編程入門，其他外語更加鮮有小學提供，與前者比較起來，貧窮家庭的小朋友已然輸在起跑綫。 因此，我很欣慰李家超關注跨代貧窮的問題，並且特別成立「弱勢社群學生擺脫跨代貧窮小組」應對，「個人發展規劃」、「師友配對」等計劃都很人性化，反映他有關愛下一代的愛與誠，並非只着眼冰冷的福利數據。不過，這可是個長遠的問題，帶領這個小組的政務司司長，任重道遠。 加強地區統籌 消除政出多門 我們做地區工作的，都知道何謂「政出多門」，就是遇上問題的時候，政府不同部門你推我讓，往往小小問題也拖延甚久、難有進展，例如衞生惡劣、鼠患蚊患、滲水、阻街等等；疫情期間有一段時間，民政局更像消失了一樣，要靠政黨及地區組織自發籌集及派發抗疫物資，便遭市民深深詬病。 大抵是李家超收到各方面的反饋，因此成立「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由政務司副司長帶領多個部門聯合行動，並且會組織18區「地區服務及關愛隊伍」，讓部門與市民義工結合，首要任務是3個月的清潔大行動，改善市容。我期望在這個工作組的協調統籌下，日後不論環境、工程、漏水、僭建、清理垃圾等等，各個部門能通力合作，不要再各家自掃門前雪。 土地房屋供應 須加快抓緊 至於為甚麼要成立「土地房屋供應統籌組」和「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實在不用多說。 「土地房屋供應統籌組」將由財政司司長帶領，取代以往的「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制定未來10年可供發展土地（「熟地」）的供應預測，持續檢視各個造地項目的進展，並精簡程序，以更好地釋放土地的發展潛力，亦將督導和監察公私營房屋的供應量及供應速度；「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則由財政司副司長負責，將會督導各個公營房屋興建項目，探討各項加快建造及入伙的措施。 我期望這兩個工作組能以結果為目標，加快抓緊工作，盡快增加土地房屋的供應，讓更多市民能安居樂業。 上屆政府的缺失之一，就是取消了「中央政策組」，因此缺少了研究政策的「大腦」、缺少了和學者的聯繫、缺少了掌握民情的渠道。來到李家超這一屆，很明顯他認同政策研究及掌握民情的重要性，因此將設「特首政策組」，定位為「這是=一個宏觀性的政策、決策，或者幫我決策的一個單位」、協助他深入了解「民情、民意，香港不同界別人士的需要」，我非常認同。 特首政策組 廣邀專家拓聯繫 不過，要讓「特首政策組」有效發揮功能，成員構成十分重要，我期望李家超廣邀政府以外、專攻不同範疇的專家、學者、研究員加入，如此才能拓闊特區政府的對外聯繫，提升政策思維，以更準確地掌握民情，讓推出的政策更加貼地。 最後，我對於李家超用「15個仔仔女女」來形容15個政策局印象深刻，因為這是歷任行政長官所沒有的。他以這個說法來形容行政長官與官員的關係，比喻特區政府是個大家庭，不搞「馬房」、不偏心，彼此的關係比團隊更深一層；換句話說，他自己要擔起照顧者的責任，這又比自命領導者、命令者要肩負更多，官員及市民聽到這些話親切又順耳，不會反感。這點我覺得十分驚喜，也期待各個政策局陸續有所表現，實現李家超所說的「他們都能獨當一面、展翅高飛、各司其職」！

行政會議解惑 　   文章 　   2022 年 6 月 27 日 新一屆行政會議成員名單於上周三（6月22日）公布後，我收到很多朋友及市民的訊息，也接受了不少傳媒訪問，發現社會大眾對行政會議的角色及功能不完全了解，我作為新一屆行政會議召集人，就在這裏跟大家解釋一二。 首先，《基本法》對行政會議的性質及工作有明確界定。《基本法》第五十四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而第五十六條亦說明「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制定附屬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但人事任免、紀律制裁和緊急情況下採取的措施除外。行政長官如不採納行政會議多數成員的意見，應將具體理由記錄在案」。 行政會議制度沿用百多年 行政會議的前身是行政局，這制度已沿用百多年，一直行之有效，《基本法》保留了這個制度，由九七年前的「總督會同行政局」（Governor-in-Council）演變成九七後的「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Chief Executive-in-Council）。九七前，行政局的會議文件會用紅筆寫著「the Council advised and the Governor ordered」，九七後則改為「the Council advised and the CE ordered」。「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要就很多政策作審批及決定，例如兩電的利潤管制協議，這是行政主導的由來。 要留意的是，行政會議是行政長官的顧問團，我們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但是沒有立法權也沒有執行的權力，有聲音建議加強行政會議的實權，我認為行不通亦不需要，否則行政會議變成六司十五局之外的三不像部門，既架床叠屋，更會導致彼此權責不清，擾亂行政長官施政。 集體負責制與集體保密制 由九七前傳承下來的優良傳統是集體負責制。事實上，行政會議容許成員在會議內自由表達不同意見，甚至會有激辯，但是當「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就某政策拍板通過作了決定後，我們便需集體負責，支持特區政府施政。 集體保密制是另一項十分重要的原則，行會成員可以在會議內表達不同意見，但是不能在會議外披露會議內的討論內容，更不能披露行會文件。集體保密制與集體負責制相輔相成，是行政會議暢順運作的關鍵。新一屆行會成員都是經驗豐富、身經百戰的前局長、公職王，深諳這些規矩，維持集體保密及集體負責，並無問題。 此外，新一屆行會成員有不同政黨的領袖暨立法會議員，也有無黨派的資深立法會議員，這個構成有助政黨及議員把市民的聲音帶入行會，有助行政長官掌握民意，對於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加強合作、加快推動政策十分有利。 行會召集人應與行政長官緊密合作 至於大家很關注的行政會議召集人，首先我十分感謝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對我的信任，委任我為新一屆的行會召集人。我認為召集人十分重要，應與行政長官有十分緊密的合作，包括商討行會會議的議程安排、加強對外解釋政策等等。 不過，即使我是召集人，一個人的能力始終有限，唱獨角戲是沒用的。正如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提出的「我和我們」，行會成員都是不同範疇的專家，屆時大可分工合作，不同界別的專家向公眾解釋不同的政策，那就事半功倍。 其實本屆的行會已有設立不同範疇的政策小組（policy group），原意是讓成員提出議題，大家一起討論、研究，不過2019年後特區政府有大量緊急事情要處理，政策小組便鮮有著落。新一屆行會大可延續這些政策小組，加強交流。 年輕人應先累積經驗 最後，有意見認為行政會議缺乏年輕成員，我認為無可厚非。畢竟行會是特區政府的高層次諮詢組織，討論的是影響全香港的政策，成員需要有豐富的知識、經驗及閱歷，未必是年輕人能輕易駕馭。若年輕人有志從政、貢獻香港，大可以加入政黨政團，從事地區服務，投身選舉，或者加入諮詢組織，甚至投考政務官，投身政治助理等等，累積經驗，假以時日，必有所成。

回歸25載 香港創未來 　   文章 　   2022 年 6 月 9 日 轉眼間，香港已回歸祖國25周年，在這四分之一世紀裏，「一國兩制」整體成功落實，香港維持單獨的經濟、金融、稅務、司法等制度，資本主義社會和港人生活方式基本不變。然而，25年下來，香港的確累積了一些深層次問題有待破解，包括土地房屋嚴重短缺，房價過高，20多萬人擠住劏房，還有產業結構過窄，經濟增長放緩，年輕人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等等，這些都是新一屆特區政府需要直面及處理的。縱使如此，我認為在香港回歸25周年的這一刻，大家應一起展望香港下一個25年，香港的未來將會一片光明。 首先，中央政府為香港制定香港國安法，撥亂反正，保障了社會秩序及公共安全；完善選舉制度保障了政治安全，香港順利舉行了選舉委員會、立法會及行政長官選舉等三場重要選舉，立法會恢復秩序及提高效率，香港得以體現「愛國者治港」，邁向良政善治，讓港人受惠。 在政治安全的基礎上，香港要開創下一個25年的光輝未來，特區政府必須具備前瞻性的目光，特別要在經濟發展、創新科技這兩大範疇加倍努力。 必須推進「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 第二，「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建構「雙城三圈」的概念，能把握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為香港帶來的機遇，讓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必須好好把握，特區政府必須好好推進。 「北部都會區」指整個元朗、天水圍、粉嶺/上水，以及古洞北/粉嶺北、洪水橋/廈村、元朗南、新田/落馬洲、文錦渡和新界北新市鎮。當中有些項目已在進行中，例如擴展古洞北新發展區至馬草壟、擴展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至流浮山及尖鼻咀，特區政府正在進行收地等工作；新鐵路項目北環線亦已定了走線。另外就是擴容提升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至佔地1,100公頃的新田科技城，以和深圳合作發展創科，構建「雙城三圈」中的「深圳灣優質發展圈」和「港深緊密互動圈」，加上發展與沙頭角接軌的「大鵬灣/印洲塘生態康樂旅遊圈」這個第三圈，特區政府必須抓緊進度，提速推進，加快融入大灣區的發展。 重視創科 強調「香港創造」 第三，特區政府要加倍重視及推動創新科技的發展，不能再蹉跎下去。正如陳祖恒議員在其「制訂全盤工業藍圖，推動香港工業發展」的議案指出的，「特區政府必須抓緊機遇，推動科研及工業技術融合，加快建立人才庫及推動官、產、學、研合作，將科研成果商品化」，進一步優化 Made in Hong Kong(香港製造)至 Made by Hong Kong(香港創造)，對此我十分認同。 其實早在回歸前已有不少相關研究及倡議，例如已故中大校長高琨教授及楊綱凱教授兩位物理學家，早於1991年已出版研究著作《Technology Road Maps for Hong Kong - An In-depth Study of Four Technology Areas》，當時他們已認為香港很有創科條件，建議香港發展資訊科技、生物科技、新材料科技及環保科技，可惜政府一直沒跟進。 1995年，我出任工業署署長後，亦委託了麻省理工大學的Industrial Performance Center ，研究香港作為供應鏈樞紐，如何運用創新科技提升製造業，如何利用香港的資本市場促進創新產業的發展，當時的研究領域包括紡織與服裝、電子業、資訊科技及生物科技等等，研究著作《Made by Hong Kong》於1997年出刊，可惜政府仍是沒跟進。 回歸後，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於2007年進行政府改組，把「工商及科技局」改名為「商務及經濟局」，即是把負責經濟發展的決策局去工業化、去科技化，只依賴金融業及旅遊業來支撐經濟發展，直至梁振英出任行政長官才終於在2015年設立「創新及科技局」，可惜為時已晚，香港在創科發展方面已浪費了很多年，遠遠落後於內地城市。 來到今天，香港要吸引全球創科專才、成為創新科技中心，除了投放資源，更要具策略地聚焦發展。我認為應發展適合香港的高端產業、先進的製造業而非傳統製造業。因此，新一屆政府架構改組把「創新及科技局」改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是非常與時並進的做法。 年輕人將有更好出路 總結而言，我相信香港在國家全力支持下，把握新田科技城項目的機遇，搞好經濟與創科，好好融入大灣局發展，年輕人將有更好的出路，一起開創香港的下一個25年。

新民黨成員獲民政事務局頒發嘉許狀 　   文章 　   2022 年 6 月 1 日 今天是值得新民黨高興的日子，合共有九位成員獲得政府嘉許，並於署理民政事務局局長陳積志手上接過嘉許狀。 他們分別是服務大埔及北區的盧騰光 (新民黨中央委員) 、. 服務沙田的夏劍琨 (新民黨社區發展主任)及張柏源 (新民黨社區發展主任)、服務北區的孔永業 (新民黨社區發展主任) 、服務將軍澳的陳健浚 (新民黨社區發展主任) 及 譚竹君 (新民黨社區發展主任)、服務海怡半島多年的義工黎曾瑞貞 (黎太) 、崔添偉 (新民黨青委會執行副主席)及新民黨總部職員楊家浚。 他們均是新民黨在地區服務的社區幹事、義工及總部職員，多年來辛勤地為街坊服務，特別在這兩年新冠疫情肆虐期間，他們總是不辭勞苦地運送物資，處理街坊的求助，永遠站在前線服務有需要的市民。 再次非常感謝署理民政事務局局長陳積志向他們頒發嘉許狀，我知道每一位獲得嘉許的黨員、義工及朋友均感興奮，在此再次祝賀他們，並感謝民政事務局對新民黨仝人工作的認同 。

新選制下特首選舉標誌香港邁向新時代 　   文章 　   2022 年 5 月 17 日 2022 年5 月8 日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天。李家超以1416 票當選第六任行政長官人選，得票率高達99%，高踞歷屆特首候選人之首。繼全國人大去年完善選舉制度之後，香港終於選出能夠全面團結各黨各派的新特首，曾經的陣營分明、彼此對峙終於消弭無形。 李家超作為一名新時代的領袖，並沒有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而是站在社會各個階層的中心點，從團結建制派開始，一步步走出去接觸廣大市民。由1500 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就是香港社會的縮影，社會各個階層皆包含在內。從李家超宣布參選特首開始，只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就籌備好政綱、收集了各方民意，迅速獲得建制派一致支持，可謂旗開得勝。 李家超高票當選，足見民心所向，可是G7 和歐盟卻對此視而不見，分別在8 日、9 日連發聲明，詆毀香港的新選制，充滿敵意、態度偽善、不乏政治偏見，說什麼本次選舉「違反民主原則」。然而，眾多迹象表明，西式民主已見頹勢，在解決民計民生問題方面都力有不逮，西方本應好好反思自身的制度弊端，如今卻反而拿出已然不合時宜的制度對香港指手畫腳。 美國有過百名學者警告西方民主制度湧現危機，政黨為了贏得選舉將民主選舉政治化，將自身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甚至不惜壓制選民投票。近年來舉行的公投、普選已經引發社會撕裂，人民因政見不同而走向極端，當選一方即使勝出亦無法有效施政，英國脫歐公投即是一例。 值得一提的是，中方在《中英聯合聲明》並未承諾過會在香港實施西方民主制度，更不用說普選。而中英雙方在草擬這份聲明時香港仍受英方獨裁統治。「一國兩制」的主要任務是要讓香港順利回歸祖國。英國在150 多年的殖民統治期間從未真正在香港發展民主，雙方談判時香港亦無民主制度，因此中方不可能同意在港實施一個未曾存在的西式民主制度。所以，那些指摘「北京違背對香港的民主承諾」之說實為無中生有，意圖不外詆毀中國。 《基本法》為港人指明落實普選的路線圖，目標是實現「雙普選」，而大前提還是要「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對此，人大常委會於2014 年作出「8.31 決定」，特區政府就此框架制定出雙普選實施方案，但卻遭到所謂民主派執意否決。 回顧特別行政區成立的25 年來，香港已經為推行民主作出努力，因阻礙重重而進退失據。那些所謂「民主派」議員自詡擁護人權、自由，卻走向逢中必反的歧路，不僅與建制派大搞對立，還不惜反對特區政府。 目前，各項深層次矛盾困擾香港，房屋和土地供應、退休保障、貧富懸殊以及青少年向上流動等重大問題已積存多年，亟需解決，可是，有些議員罔顧社會民生的需要，不斷採取極端手段阻撓立法會正常運作，大搞政治鬥爭甚至暴力衝突，導致政府無法有效施政，社會因而停滯不前。 幸而全國人大把握時機，適時頒布法規以完善特區的選舉制度，確保香港重回正軌。市民殷切希望新一屆立法會能夠着手解決重大民生問題，期待盡快與內地通關、重振本地經濟、提升本港競爭力。 李家超是當前的領軍人物，有能力與立法機關建立良好互動。他執法經驗豐富，充分理解法治和司法獨立對維護國家安全與人身自由、公民權利的重要性。他強調「以結果為目標」「關鍵績效指標」，可見他志在必得，不會被官僚程序綁住手腳。在基本民生問題多年議而不決之後，如今港人翹首以待，盼望政府能拿出切實行動、解決實際問題，對那些搞一些空頭承諾、喊兩句口號蠱惑人心的政客，市民已經深感厭倦。 李家超為人謙虛誠懇、具備團隊精神、能夠虛心聆聽不同意見，是特首的不二之選。現在，他作為候任特首已是眾所矚目，還望他能迅速組織好管治班子，盡快安排好行政會議成員和政府各部門主要官員的人選，抓緊時間制訂可行方案。李家超能夠順天應時，完全有能力為香港揭開新篇章。

「復和」不是口號 　   文章 　   2022 年 5 月 17 日 ​第六屆行政長官經已選出，當選人李家超在政綱提出了四大施政方向，在提升施政效能方面，提出了「我和我們」的團隊精神，也在土地房屋供應方面明確提出要「提速提效提量」，可是在修補社會撕裂、保障人權自由、教育等等其他範疇，則未有詳細論述。 香港近年在危機邊緣走過幾回，2014年的違法佔中、2019年由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演變的黑暴、2016年初的旺角暴亂等等，市民以政治顏色分群，黃藍誓不兩立，年輕人仇恨警察，社會撕裂。雖然後來中央政府以《港區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資格審查委員會、愛國者治港等等大招，把港獨、反對派的勢力壓了下去，涉嫌犯法的人士陸續被捕被控受審，社會表面上回復秩序和平靜。法律處理了違法行為，我們仍需法律以外的手段處理其他問題。 有立法會議員建議設立「復和專員」，以修補社會撕裂，立法會未有詳細討論。我認為值得探討，不過復和不是口號，要整個社會花很長的時間和誠意，才有機會達成。　 愈是民主撕裂愈嚴重 環顧世界，社會撕裂並非香港獨有，愈是民主自由的地方，撕裂便愈嚴重。例如2016年的英國脫歐公投便把英國撕成留歐派和脫歐派，兩派勢均力敵，困擾英國政局，擾攘至2020年才正式脫歐。 兩黨輪替的美國更甚，共和黨與民主黨的紅藍之爭長年不息，2021年總統選舉及國會山莊暴亂把撕裂推上高峰。最近（5月2日），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利托（Samuel Alito）草擬的意見草案遭洩露，顯示法院有意推翻1973年保障女性墮胎權的標誌性案例〈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使美國再次陷入紛爭，支持及反對墮胎權的人民示威抗議，不同州份亦持不同立場。 美國的種族歧視問題亦十分嚴重，黑人維權運動（Black Lives Matter，BLM）持續。 執筆時新聞正報導有「白人至上主義者」（White Supremacy）闖入水牛城一間超級市場向黑人連環開槍掃射，至少十人死亡，而行兇者只有十八歲。 此外，有很多國家地區因為種族、宗教教派仇恨而長期對峙、內亂，武裝衝突、流血事件無日無之，人民長年累月活在戰火之中；相比這些極端情況，香港已屬萬幸。 愛爾蘭在歷史上長期受到英格蘭侵略，宗教方面，天主教與新教水火不容，戰爭多年，最終北愛爾蘭六郡併入英國，1949年南愛爾蘭獨立為愛爾蘭共和國（Republic of Ireland），退出英聯邦。北愛爾蘭則持續有暴力衝突。這些年來，當地教會等組織一直有推動復和工作，但是要完全消除對立，殊不容易。 南非以「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達成復和 提到復和，一定會提到南非。1995年，曼德拉總統簽署《促進民族團結與和解法》，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聖公會大主教德斯蒙德圖圖（Desmond Mpilo Tutu）擔任主席。委員會向司法部負責，了解過往長期在種族隔離政策下各種嚴重侵犯人權的事件，做法包括邀請曾遭受非人道對待的人士講述經歷，加害者則提交證詞，企圖還原歷史真相，藉以撫平黑人與白人之間的仇恨，促進民族和解。 2019年黑暴發生後，有外國領事提出用南非模式助香港復和，包括安排特赦，當時我已向他們表示特赦不可行。因為這樣刑事法律會失效，亦會誤導年輕人以為犯法不用負責，對社會的負面影響更大。 「止暴制亂」、分享權力、民間融和 我強調復和不是口號，無法一蹴而就，更非一位「復和專員」可以成事。通常復和行動希望做到「止暴制亂」、分享權力、民間融和這三大方面，但是現實上非常困難。 回說香港，2014年違法佔中及2019年黑暴經已過去，《港區國安法》做到「止暴制亂」，社會回復公安秩序。我認為復和第一步是法庭要作出公平的裁決，不論黑衣人白衣人，違法的就要受法律制裁，法庭要依法作出公正判決，近期已陸續有相關案件出了裁決及判詞，這是好的開始。 不過，香港做不到分享權力，國家憲法及《基本法》均不容許。在完善選舉制度及愛國者治港等框架下，反中亂港、不接受國家主權、不誠心擁護《基本法》、危害國家安全的非愛國者，不會通過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審查，不能進入建制及管治系統。反對國家憲制體系，甚至企圖推翻現有制度的人，哪怕在西方任何國家，也不能成為分享權力的對象。惟有民主派人士真心擁護「一國兩制」，尊重國家主權，才有機會重新返回議會平台，共同努力推動復和。 至於第三點也是最深層次的民間融和，讓不同政見者（特別是年輕人）放下歧見甚至仇恨，敞開心扉互相接受，和平共處，是長時期的工作，需要非常長的時間。有議員建議設立「復和專員」，我則認為「復和專員」的人數（可以是群體而非單獨一人）、性質（是官職抑或義務？）、工作內容（展開對話抑或舉辦活動？）等等都需要深入討論。 新一屆政府上場是推動復和的適當時機 香港已選出新一任行政長官，新一屆政府上場，是新的開始，可能是推動復和的適當時機，特區政府需從多方面了解與年輕人的代溝是甚麼因素造成，是意識形態、經濟文化分歧，抑或有產與無產之間的矛盾？要找出成因，對症下藥，解決到年輕人最迫切面對的問題，讓他們感受關愛和信任。李家超能否抓緊機會，讓香港復和？ 　 「復和」不是口號(撰文: 葉劉淑儀，原文刊載於經濟通) http://reginaip.hk/regina/article/p/復和不是口號

改革新聞處 提速提效提量 　   文章 　   2022 年 5 月 11 日 近年，經歷黑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社會對特區政府的表現並不滿意，紛紛有聲音要求部門改革。例如第5波疫情爆發，特區政府欠缺預案、動員遲緩，反映部門欠承擔、欠溝通、欠協調，而且部門只以自身功能為本（function-based），而非以解決問題為本（issue-based），於是有部門「做死」，有部門卻事不關己，非常不理想。 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政綱提出「強化政府治理能力，團結一致為民解困」、「增強政府團隊文化，以我和我們的精神處理問題」、並且要「為指定工作訂立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KPI）」等等，便是針對以上的問題。此外，李家超在土地房屋問題上，提出要「提速提效提量」，我倒認為這目標也適用於其他範疇。 問題是怎樣改革才做得到？本篇以政府新聞處（Information Services Department，ISD）為例，討論如何改革這部門，改善其表現，以強化政府治理能力。 這些年，特區政府歷盡風雨，政府新聞處卻活得異常低調，即使經常遭詬病資訊發布不足、回應假新聞太慢、新聞稿寫得太技術性，甚至出現過記者會背景大熒幕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寫成「中國人民共和國」等事情，仍未見新聞處提出過甚麼改善措施。此外，原來上一任新聞處處長鄭偉源於去年12月初以健康理由離任後（鄭偉源於離任3星期後出任「一帶一路」專員），新聞處處長一職已懸空6個月，特區政府人才凋零、行軍無將，難怪新聞處沒有突出表現。 內部缺專才 AO長期任處長 最後一位專業新聞官升任新聞處處長的是丘李賜恩，她由1987年擔任處長至1997年，是歷任新聞處處長中任期最長的；近年新聞處處長則多由政務官出任，包括幾位現任局長聶德權（2014年－2016年）、黃偉綸（2009年－2014年）和邱騰華（2006年－2007年），還有朱曼鈴（2018年－2019年）、馮程淑儀（2007年－2009年）和鄭偉源（2019年－2021年）等等。 由政務官擔任新聞處處長，優點是他們熟悉政府運作、行政能力強，缺點是他們並非新聞專業出身，欠缺傳媒背景，加上任期短（例如邱騰華只做了15個月），未及與傳媒及下屬建立深厚關係便又調職，難以帶領部門好好發揮；長期由政務官出任處長，亦反映其上司民政事務局局長一直未能培養專業人才，從內部晉升至處長，也是新聞處積弱的原因之一。 根據特區政府財政年度預算《總目74--政府新聞處》，新聞處的編制包括12個首長級職位及433個非首長級職位。作為特區政府的大公關，新聞處要時刻掌握傳媒脈搏，為特區政府打造形象、提升民望，讓市民了解特區政府政策，因此整個部門都要反應快、行動敏捷，既要準確發布消息，更要及時澄清謠言、打擊假新聞，更加要時刻掌握網絡和社交平台的評論，但是看新聞處近年的表現，明顯未能發揮功能。 國際形勢複雜 未見有力回應 政府財政年度預算《總目74--政府新聞處》指出，新聞處2022至2023年度的開支預算接近7億元，工作範疇包括5大綱領--香港以外的公共關係、本地公共關係及公眾資訊、輿論、公民責任、出版。每個綱領的績效如何，以及需如何改革，我們可逐一拆解。 綱領一「香港以外的公共關係」，宗旨是「在國際間及內地推廣香港的良好形象」。國際方面，副處長（2）旗下設海外公共關係組、香港品牌管理組、國際推廣組等等，旨在推廣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亦要和駐港外國傳媒及訪港新聞新業員打好關係。 以往，新聞處有不少經驗豐富的資深外籍新聞官，主力與外媒打交道，不過隨着副處長Brett Free在今年年初退休，外籍新聞官已絕無僅有，在外媒聯絡或國際關係方面難以得心應手，甚至事倍功半，特別是現在香港處於複雜的國際形勢，要面對制裁等政治打壓，西方傳媒不斷抹黑一國兩制以及香港的政治制度，這方面便顯得更重要。 內地關係方面亦然，隨着香港與內地關係日益緊密，新聞處與內地傳媒的溝通聯絡愈來愈頻繁，新聞處能否適應內地傳媒的工作模式及內容要求，便很影響特區政府的未來發展。 文宣失敗 新聞稿艱澀難懂 綱領二「本地公共關係及公眾資訊」，宗旨是「向公眾傳達政府政策、計劃、決定、活動及服務的信息，加強他們對政府事務的了解」，方法包括「以多媒體形式發放信息」、「安排傳媒採訪活動」、「發放新聞稿」等等，副處長（1）旗下的多個政府總部新聞組、駐部門新聞及公共關係小組，會協助部門宣傳不同的政策，例如「大嘥鬼」、消費券、疫苗接種計劃等等。 說來諷刺，這範疇的工作理應做得最多最好，但現實卻是最為人詬病，例如2019年特區政府提倡修訂《逃犯條例》的時候，政府文宣內容複雜難懂，反修例的文宣反而滲透大街小巷；抗疫兩年多以來，特區政府往往未能簡單準確地講解抗疫措施、鼓勵市民接種疫苗，當中過分詳盡而技術性、充滿艱澀詞彙和數據的新聞稿，相信只有傳媒或相關研究人員才會讀得明白，對市民而言全無作用，即是「無人睇得明」，反映新聞處未能有效協助各個政策局以深入淺出、簡單易明的方式傳播及散發資訊，讓市民易於消化吸收。 我認為，新聞處應更頻密地發放更多簡單親民的圖像或懶人包，並且開通更多網絡頻道，把信息滲透社會每個角落。 綱領三「輿論」，指新聞處要「閱覽中英文報章和雜誌、熱門新聞網站及其facebook專頁，以及每星期收聽／收看約239小時電台和電視台新聞及公共事務節目」，還要「編寫傳媒摘要、譯本、報告、官員的談話全文及剪報，會盡快送交有關決策局和部門」。「輿論」範疇的支出不多，2022至2023年度的開支預算只有3,100萬，但是工作模式相當落後。 過去我已覺得新聞官相當辛苦，要每天清晨4、5時起床，閱讀大量報章，手動剪報；現在剪報已電子化，但是仍然由新聞官手動選材。我認為新聞處應提升系統，全面運用人工智能，按部門需要把新聞分門別類，官員一看便懂，可省下新聞官不少時間；而且在資訊每秒更新的年代，還要新聞官「編寫傳媒摘要，盡快送交有關決策局和部門」，是相當滯後的做法。 靈活調動資源 外判推廣工作 另一方面，新聞處鮮有做社交平台內容摘要，在24小時監察網絡輿論方面未夠全面。須知道收集社交平台的大數據，我們可以掌握市民真正關心的事物及反應，例如去年12月19日立法會投票日，社交平台卻被王力宏離婚洗版；又或者疫情下市民原來非常害怕封城、禁足等等，掌握這些數據會讓特區政府更有效了解民情。新聞處應考慮把這些工作外判，或者開發人工智能系統處理，以提速、提效、提量。 而在政策局方面，新聞秘書、政治助理可以隨時透過人工智能剪報系統，隨時閱覽剪報或其他信息，向局長進行精準匯報。 綱領四「公民責任」，宗旨是「提高公眾對重大社會事務的關注和了解，並加強他們的公民責任意識」，例如宣傳完善選舉制度、愛國者治港、國家安全、回歸25周年等等。我當然認同要大力宣傳這些項目，不過工作細項指標仍然是「活動數目」、「印製及展示海報數目」、「宣傳片數目」、「聲帶數目」、「展覽數目」等等，則非常傳統及保守。新聞處應考慮把推廣工作外判，讓市場上的專業人才製作更出色、更多元化、更有效的宣傳推廣計劃。 用AI集大數據 精準監察民情 至於綱領五「出版」，即是新聞處就是特區政府的出版機構，包括「提供編輯服務、製作、分發及銷售政府刊物」。這範疇可算是5大綱領中最追不上時代的，我認為新聞處必須與時並進，靈活運用資源，集中開發電子書，減少印製印刷品。 新聞處多年來未有改革或更新工作模式，逐漸與時代脫節。我認為新聞處應多運用人工智能、收集大數據，以更快更精準地監察輿情，掌握社會脈搏，如此便可重整資源及人手，更緊密地與外地、內地及本地傳媒溝通聯絡，還要學會簡單精準地傳遞信息，才能協助特區政府提高施政效能。所謂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再不改革，新聞處將淹沒於元宇宙時代，形同虛設。 改革新聞處 提速提效提量(撰文: 葉劉淑儀，原文刊載於經濟日報) http://reginaip.hk/regina/article/p/改革新聞處提速提效提量

如何處理BNO移英港人國籍問題 　   文章 　   2022 年 4 月 27 日 最近，移民、移居、BNO、雙重國籍等議題又再度熱起來。英國政府於2021年推出BNO「5+1」移民新路徑後，英國外交部向國會提交的《2021年7月1日至12月31日半年度報告書》（The Six-Monthly Report on Hong Kong 1 July to 20 December 2021）指出，在2021年1月31日至9月30日期間，英國政府收到88800宗BNO簽證申請，並且已批出76176宗。英方又於去年2月24日公布放寬BNO簽證的申請資格，讓BNO持有人的子女可以獨立申請等等。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指那些持BNO移英的港人，不願交還特區護照或香港身份證，因此只是移居，並非移民。對於這些爭議，其實歷史早有答案。 歷史早有答案 八十年代初期，中英兩國開始就香港前途談判，就港人的國籍問題有深入討論。英國政府早在1981年已提出修改《英國國籍法》，列港人為英國屬土公民（British Dependent Territories Citizen，BDTC），沒有英國居留權（Right of Abode in the United Kingdom）。對英國來說，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後，這些因香港關係取得BDTC身份的港人，不可擁有英國屬土公民的身份（香港不再是英國屬土），但是英國政府仍然視他們為英籍，於是給予他們一個剩餘身份（residual status），即「英國國民（海外）（BNO）」。他們只可持有英國政府簽發的BNO身份旅遊證件，這身份不能傳給子女，在英國沒有居留權。 中方立場很清晰，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所有具中國血統在香港出生的都是中國公民；即使他們憑香港關係成為英國屬土公民，中方不承認他們是英籍。至於BNO，中方只視之為旅遊證件。 這是中英雙方經過深刻討論後的折衷辦法。因此，《中英聯合聲明》的英方備忘錄第一節就列明，港人「從1997年7月1日起，不再是英國屬土公民，但將有資格保留某種適當地位（指BNO），使其可繼續使用聯合王國政府簽發的護照，而不賦予在聯合王國的居留權」，第二節則是「在1997年7月1日或該日以後，任何人不得由於同香港的關係而取得英國屬土公民的地位。凡在1997年7月1日或該日以後出生者，不得取得第一節中所述的適當地位。」即是港人可取得新的「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但是只限1997年7月1日前出生的港人才有，該日之後出生的便沒有了。BNO只是旅遊證件，持有人在英國沒有居留權、沒有居住工作的權利。 因此，當英國政府推出BNO「5+1」新路徑（a bespoke immigration route），容許BNO持有人申請有效五年的英國簽證，住滿五年後可申請長期居留（indefinite leave to remain），住滿第六年可以登記成為英國公民，獲得居留權，英方已是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的英方備忘錄。而當英國政府進一步放寬計劃，讓BNO持有人的子女可以獨立申請，更是再度違反自己的承諾，而且做法挑釁，志在分化港人。 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 至於梁振英先生指持BNO移英的港人，不願交還特區護照或香港身份證，因此只是移居，並非移民。他沒有說錯，英國也好，其他國家也罷，移居港人一日「未唱國歌」、未正式加入或取得外國國籍，也未算是移民，沒有雙重國籍的問題。事實上有很多港人移居海外後，因為生活不適應等各種原因回流返港。 港人在外國定居後，自願加入或取得外國國籍，即所謂「唱了國歌」，就是移民，便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第三條及第九條處理。這些條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中國公民具有雙重國籍」（第三條），和「定居外國的中國公民，自願加入或取得外國國籍的，即自動喪失中國國籍」（第九條）。 法律很清楚，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但是怎樣執行？早有中國法律專家指出，「不承認」不等於「不存在」，取得外國國籍的途徑有很多，國家難以逐一稽查，加上歷年來中港澳台都有很多人移居海外，當中很多人持雙重國籍，若要嚴格執行第三條及第九條，想必影響深遠，因此素來是「隻眼開隻眼閉」。 不能一刀切處理BNO移英港人 我認為處理雙重國籍的問題必須小心衡量利弊，亦不能以「一刀切」的方式處理。持BNO移英的港人當中，也有很多是因為生活節奏、下一代教育等等非政治因素離港，因此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 我們要針對處理的，是那些移英（或海外）後，持續勾結外國勢力、活躍於反中亂港活動、觸犯《港區國安法》的港人。他們持續污衊「一國兩制」，做出傷害國家傷害香港的行為，游說外國政要、國會議員制裁、傷害香港，或者持續推動港獨等等。例如已流亡英國的張崑陽，最近有報導指他與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會面，游說美國制裁香港的指定國安法官等等，這些行為已涉嫌觸犯《港區國安法》。這些人持續傷害國家和香港，自然不應該繼續擁有中國國籍與及香港居留權。 人大常委可作「決定」 本來，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一和二項的規定，與及人大常委會於1996年通過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幾個問題的解釋」，在香港出生或曾經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具有中國國籍的人，都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擁有香港居留權。他們持有外國護照只是旅旅證件，只要他們不向入境事務處申報國籍變更，他們仍然是中國公民，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擁有香港居留權。 但是若人大常委作出新的「決定」，解釋如何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第九條，例如列出「負面清單」，聲明若這些人繼續從事反中亂港、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他們取得外國國籍（含英國國籍），就會喪失中國國籍，不用申報國籍變更，即時喪失香港居留權。 根據《入境條例》，喪失了香港居留權的前永久性居民，仍會有入境權（Right to Land），他們可以進入香港居住、工作、經商、讀書，沒有任何逗留時間和條件限制。當然，特區政府亦可在人大常委作出新的「決定」後，修訂《入境條例》，褫奪上述人士的入境權。若真是這樣做，這些「前港人」便只能像一般英國籍人士那樣，需申請簽證才能來港。

改革制度有效調動公務員抗疫 　   文章 　   2022 年 3 月 15 日 本地第五波疫情令香港陷入危機，未接種疫苗的長者和幼童死亡率高企，令人尤其心痛。許多市民抱怨未能得到特區政府及時援助，熱線久久無人接聽，救護人員要花數小時才能把病人送到醫院。重症患者要在醫院外苦候多時，輕症患者則只可留在家中服用中成藥或止痛藥自救。這些觀感，未必完全符合事實，但社會大眾普遍認為政府無法滿足市民所需。香港的公務員曾經被喻為世上最優秀的團隊之一，以廉潔、高效和幹練著稱，現在卻成了眾矢之的。 對抗第五波疫情並非特首一人之事。公務員團隊以至整個社會也要齊心協力，才有勝算。政府已調派各部門公務員協助抗疫，以減輕前線人員的負擔。環境保護署、衞生署控煙辦等職員受命前往疫區參與抗疫工作。此乃正確之舉，唯動員整個公務員團隊投入抗疫並非易事。 動員公務員抗疫困難重重，源於過時的公務員架構、制度、程序和風氣已經難以應付如今的挑戰。過往政府架構屬典型的韋伯式官僚制，各個政府部門(現稱政策局)均有明確職責範圍，以不僭越他人職務為己任。各部門人員只需按規則和程序辦事，做好自己的份內事就足夠。但回歸之後，政治氣氛出現變化，公務員面對的政治壓力日增，因此對於承擔新職責變得格外謹慎，惟恐被問責或追究。因此，除非有額外的薪津，或受命於高層指令，公務員為了保護自己免受責難，會盡可能迴避承擔更多的責任。在這種規避風險的習慣之下，公務員遇到重大挑戰時大都不敢挺身而出。 香港的公務員團隊正直廉潔，值得嘉許，但過分注重薪酬、福利和升職，「少做多得」的心態與內地公務員奉獻精神形成鮮明對比。 政府在籌組抗疫團隊時仍存在上述思維，依照公務員薪酬級別向退休公務員組成的義工團隊支付酬勞。這些報酬相當厚豐，遠優於私營企業中層管理人員的薪酬。但香港危難當前，有成千上萬的社區義工不辭勞苦、無償地為新冠患者服務，他們近距離服務病人時大多缺乏保護措施，有些人因此受感染。政府以厚酬吸引退休公務員參與抗疫，實屬不妥。 特區政府、全體公務員和社會各界應同心協力協助特區政府控制第五波疫情。疫情退卻後，政府有必要大刀闊斧推行改革，改變公務員體制內的價值觀和思維模式，建立有擔當和具號召力的領導層。戰勝疫情是當下的首要任務，現在家園有難，所有人都應當以一己之力回饋社會。 地產商已紛紛借出土地，市民爭相當義工，私家醫院也已同意接收長者和輕症患者。在中央支援下，香港各界正全力以赴戰勝第五波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