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下一個烏克蘭嗎？
|
香港回歸22年，特區政府先後兩次因為大型遊行示威而「跪低」。一次是2003年7月，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50萬人大遊行後暫緩了《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另一次是2012年9月，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在12萬人包圍政總後，宣布不會要求學校落實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期後教育局於10月宣布擱置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
來到2019年，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先於6月15日宣布暫緩修訂《逃犯條例》，再於9月4日宣布正式撤回草案，是特區政府第三次「跪低」。和前兩次不同，這次的示威者並不接受行政長官的回應，三個月來抗爭暴力不斷升級，警民衝突不斷上演，社會氣氛繃緊，暗湧處處，甚至有人以2013年的烏克蘭革命相比。那麼，香港會是下一個烏克蘭嗎？
佔中的延續
我認為示威者癱瘓機場、破壞港鐵站、圍堵警署、向政總投擲汽油彈等等，已跟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原目的無關。香港潛藏多年的深層次矛盾徹底浮上水面，才是抗爭歷時三個多月不息的原因。
首先，這次的抗爭很明顯是2014年違法佔中的延續。當年雖算是和平清場，也拘捕了主要搞手，但是當中港獨、自決思潮並沒消失，他們沒停止挑戰國家主權，趁著反修例抗爭繼續挑釁，加上台灣等境外勢力的影響，「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變成主調，對年輕人的影響很大，破壞香港的長遠穩定。
市民怨氣爆發
第二，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不滿一次過爆發。
以往香港繁盛光輝，是中國對外的主要窗口，在貿易、專業服務等各方面均發揮重要的中介作用。然而，中國對外開放後，經濟急速崛起，甚至在國際舞台上挑戰美國的一哥地位，國內大灣區城市也急速發展，香港的獨特地位漸漸模糊。
此外，世界急遽進步，科技革命、數碼革命已翻了幾翻，香港卻仍是靠四大傳統支柱產業支撐著，即使「沙士」後復甦也是靠內地提供的優惠政策及自由行，香港本身的經濟結構沒有改變，競爭力持續下降。明顯例子是香港貨櫃碼頭已由2004年前的全球排名第一，累積下跌至第六，被上海、新加坡、深圳、寧波及釜山超越。
回歸以來，幾屆特區政府並沒成功推動科技創新，沒有為香港締造新的價值去應對世界的轉變。再加上土地房屋嚴重不足，樓價過高，市民深感生活水平下滑，懷著各種怨懟，於是一有風吹草動、大型遊行，便容易吸引到大批「和理非」市民參予。
烏克蘭革命的啟示
第三，雖然今次的抗爭號稱沒有「大台」，境外影響卻不少，包括坊間熱播的烏克蘭革命紀錄片Winter on Fire：Ukraine’s Fight for Freedom《凛冬烈火：烏克蘭為自由而戰》。
我看了這齣紀錄片，卻發現它是單向地從示威者的角度出發，描述2013年的烏克蘭親歐盟示威運動（EuroMaidan Rallies in Ukraine）。紀綠片強調烏克蘭人民希望加入歐盟的激情、防暴警察（Berkut）血腥震壓及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下台；加上運動的進程、表徵和反修例抗爭相似，的確容易讓香港的年輕人找到共鳴，以為自己正在參與偉大的革命，以為香港會是下一個烏克蘭。
可是，坊間鮮有放映另一齣由荷李活大導演奧利華史東（Oliver Stone）監製的紀錄片Ukraine on Fire。我也看了Ukraine on Fire，內容比Winter on Fire複雜得多，從歷史、地緣政治等角度交待烏克蘭的獨特背景，除了訪問示威者，也訪問了普京、亞努科維奇、軍警及記者等等。我認為大家應兩齣紀錄片也看，以對烏克蘭革命有較全面的了解，也會較易明白，如果香港真的重覆烏克蘭的步伐，會是怎樣的苦況。
烏克蘭地理位置獨特，一直也是列強爭持的戰場，而且東接俄羅斯，故東面地區較親俄，其他地區則較親歐洲，故烏克蘭也是俄羅斯和歐盟博弈的棋子，這點與香港夾在中西方之間的情況類似。
2013年11月，烏克蘭政府本計劃與歐盟簽署政治和自由貿易協議。可是，這代表日後歐盟商品將以低關稅進入俄羅斯市場，普京不能接受，基於政治現實，總統亞努科維奇宣布終止與歐盟協商。一心等待與歐盟加強聯繫的人民不明白這些，感到被政府背叛，憤怒爆發，人民佔領基輔獨立廣場（Maidan Square），後來演變成大規模暴力抗爭。換句話說，烏克蘭人因為政府「不爭取協議」、「不與歐盟親近」而抗爭，香港人則因為政府「爭取修例」、「與中國親近」而抗爭。
烏克蘭這場抗爭持續了93日，至少125人死亡，千多人受傷。總統亞努科維奇下台，香港年輕人或會把這結果演繹成革命成功。可是，烏克蘭分裂了，東部克里米亞（Crimea）併入俄羅斯，並且陷入長期內戰。烏克蘭至今未能加入歐盟，而且經濟低迷，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如此結果，真的要香港重蹈覆轍嗎？
普選不是林鄭月娥說了算
回說香港，三個月過去，示威者漠視法治，動輒堵路，肆意破壞，與警察對峙，仍高呼「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等等，行政長官其實已多次解釋及回應。
第一，行政長官已於9月4日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示威者卻不接受，抗爭活動沒有停下來，昨天更把汽油彈扔入政總！
第二，目前並非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適當時機。同時，政府已為法定監警會「加碼」，增加委任余黎青萍及林定國兩位成員，並且邀請了英國、澳洲、新西蘭及加拿大的專家來港，組成獨立專家小組來處理有關警察的投訴。
第三，撤銷6月12日暴動定性。我之前已撰文解釋過，香港法例沒有「定性」這回事。根據《公安條例》，法庭會視乎被告當時的行為裁決其是否觸犯暴動罪。
第四，特赦所有被捕人士。根據《基本法》，特首並沒有相關權力。只有律政司才有權在不受政治干預下提出或不提出檢控。早前，郭卓堅申請司法覆核律政司不檢控梁振英（UGL事件），原訟庭駁回其申請，判詞重申除非有重大憲制理由，法庭不能干預律政司的檢控決定。而且，未審先特赦完全違反法治，我認為不能接受。
第五，要求雙普選。有市民認為普選可有較多人參予、較公平，總好過小圏子選舉等等；也有人認為香港目前的困局正正是由選舉制度不公造成；這些想法均可以理解。可是，香港本來是可以迎來政改的，是泛民議員在2015年6月18日將其否決的。
更重要的是，普選不是林鄭月娥說了算，而是要根據《基本法》訂明的程序進行，還要獲得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通過，中央政府同意，才能成事。
因此，通俗點說，針對「五大訴求」，我認為政府能做的「已盡做」，希望示威者明白，若他們繼續妄顧現實，盲目堅持，只會把香港推向比烏克蘭更困苦的深淵。
持續抗爭破壞香港的國際地位
持續抗爭及破壞已讓香港的國際地位受到衝擊，我在這裡略舉一二－－
．共31個國家對香港發出不同程度的旅遊警示。（政府新聞網，8月28日）
．《經濟學人智庫》（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公布「2019年全球城市安全指數」（Safe Cities Index 2019），香港由兩年前的第9位急跌至今年的20位。（《香港01》8月29日）
．《經濟學人智庫》公布年度「全球宜居城市指數」報告，香港跌至第38位。（《明報》9月5日）
．評級機構惠譽（Fitch Ratings）下調香港評級，由「AA+」下調至「AA」，展望評級負面，是24年來首次下調香港評級。（《香港電台》9月6日）
有年輕人聲稱不怕「攬炒」，他們甚至認為惟有如此，政府才會向他們讓步。可他們看不清的是，隨著香港的各種排名節節下跌，政局不穩，投資者抽走資金，旅客不來，經濟冒寒，企業關門，就業市場差，失業率高，屆時身受其苦的，正正就是香港未來的持扮者－－我們的年輕人。
因此，我在此誠懇地呼籲，希望廣大的市民、「和理非」明白，如今的抗爭已遠離原目的，淪為破壞，雖然大家很同情示威者、同情年輕人，但是我們更不能讓香港成為下一個烏克蘭，希望大家都能停下來，諗一諗，首先讓社會回復秩序，再重新出發。
美港警察開槍實錄
|
警察在8月25 日對天開槍，阻止在荃灣集結的暴徒包圍並攻擊沒有足夠防暴裝備的警員，而早前在機場亦有一名警員被群毆而拔槍自衛，暴徒最後四散，情况驚險。警方高層已多次向公眾解釋對使用佩槍有嚴格規管，無論在機場拔槍或在荃灣對天開槍都是出於自衛。在2016 年的旺角騷亂中亦有一名交通警，在被多名暴徒襲擊下向天鳴槍自衛。雖然傳媒關注警員拔槍或開槍的事件，亦有泛民人士對警方嚴厲批評，不過事實上無論警員拔槍還是真正開槍的例子其實少之又少，近年的開槍事件都只是在警員生命受到威脅下向天開槍自衛。
美國《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自2015 年起建立了一個警察開槍導致死亡的數據庫。截至8 月27日，美國在2019 年暫時共有595 人被警察開槍所殺，單是在8月份已有66人。而2018、2017 和2016 年則分別有992、986 和962 人被殺，換言之即每年有接近1000 人死於警槍下，數字令人感到極度不安。這些個案遍佈全國各州，例如在港人留學熱點的加州，在2018 年就有115 人被警察開槍射殺。
其中一個令我感到震驚的案件發生在2012 年俄亥俄州（Ohio）的克里夫蘭（Cleveland），警員懷疑一對黑人情侶在停車場從事毒品交易，於是決定調查，發現車輛並沒有用作從事任何犯罪活動，其後警員認為司機沒有打方向燈而截停車輛，司機並沒有停車，於是警方追截車輛，最後在一所中學的停車場成功攔截他們，並在18 秒間對他們開了接近140 發子彈，黑人情侶最後每人中槍超過20 發死亡，而他們身上並沒有發現任何武器。最後法庭裁定開槍警員無罪，毋須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當然，香港的情况不可以直接和美國相比，但美警濫開槍的情况真是值得關注。
社會續撕裂 貧富懸殊是深層遠因
|
踏進9月，反修例風波已持續了80多天，超越了2014年的79日違法佔中。面對史無前例的嚴峻局勢，行政長官邀請了多位社會賢達、大學校長交流，討論構建對話平台。席間多人支持成立法定獨立調查委員會。
但我始終認為，待風波完全平息後始展開調查才合適，目前仍有各種「活動」籌劃中，在事情不斷發展、不知何時才能止暴制亂的情況下，並不適合調查。再者，若要深刻剖析這次爭端的前因後果，由法官領導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並非唯一方法。
財富鴻溝青年絕望 當局須回應
我素來認為，那麼多年輕人憤怒得要走上街頭，又有那麼多「和理非」市民支持，香港貧富差距擴大，居住條件轉差，年輕人缺乏向上流動機會等等，是深層次遠因。這些民生問題已引起國際傳媒關注，8月26日的《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便有兩篇文章探討這些問題，與我的想法不謀而合。
文章訪問了不同背景的年輕人，他們都對政府有各種怨懟。年輕會計師住在港島「一劏六」的劏房，老闆要求他星期六日也得上班，他則選擇「上街」，因為他深感儲蓄無力，也不願意做樓奴把辛苦賺來的錢貢獻給地產商。20歲的自由設計師一直在前綫抗爭，他認為單單是反對修訂《逃犯條例》不會推動那麼多人上街，而是年輕一代對未來感到迷茫沒出路，收入低，買不起樓又沒錢結婚，而政府沒能改善他們的生活，終迫使那麼多人湧到抗爭前綫。
《彭博》另一篇文章則指出，在香港的另一端，多個地產商富可敵國，他們的生意全方位覆蓋市民的生活，掌握天文數字的財富。市民認為政府政策傾斜地產商，也沒盡力解決住屋短缺的問題，因而感到沮喪。巨大的財富鴻溝讓市民感到不公義，讓年輕人感到絕望，也漸漸讓社會走進撕裂的困局。
我十分認同這些分析，也理解年輕人為甚麼會覺得無助、沒有出路。我認為行政長官必須在下一份施政報告中回應這些深層次問題，例如加快增加房屋供應，即使不能即時解決社會矛盾，卻是治癒香港的第一步。
企業顧股東 亦要兼顧持份者
事實上，在自由市場經濟及科技革命下，西方國家也面對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問題。
8月5日的《彭博》文章指出，美國是貧富差距最嚴重的發達國家，最富有的1%美國人掌握了半個股市。商界政界紛紛反思如何重新分配財富，縮窄貧富差距。美國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全都支持縮窄貧富差距的政策，包括開徵針對巨額財富及證券交易的新稅類。即使是傾斜商界的共和黨，也通過了限制商業巨企回購股票的稅務法例。
商界則反思企業責任。美國著名商科學院有文章「It’s Time to Value Stakeholders Over Shareholders」提出，企業不可以只顧股東，而同時要兼顧持份者，包括僱員、顧客，以至全社會，創造對整體社會有利的長遠價值。
基金界奇才、Blackrock主席Larry Fink在2018年撰文「A Sense of Purpose」，提出新的企業管理模式，同樣指出企業不能只追求經濟表現，還要對社會有正面貢獻，顧及所有持份者，包括股東、僱員、顧客及社區。JP Morgan總裁Jamie Dimon及Amazon.com創辦人Jeff Bezos也提倡放棄只追求股東盈利（shareholder-fixated profit strategy），他們聯袂181位企業高管，承諾企業必須兼顧僱員、顧客、投資者以至社會的整體利益。
近期各大西方雜誌均以類似的主題做封面故事，包括《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What are Companies for？」、《財富》（Fortune）「Profits and Purpose：Can Big Business have it both ways？」等等，可見西方社會的共同方向都在反思政府應怎樣介入，重新分配財富，縮窄貧富差距。我認為這是正確方向，值得香港借鏡。若香港政府仍死守所謂自由經濟，不考慮介入，讓貧富差距繼續擴大，是與時代脫節。
領展應主動減租 共度時艱
在香港，財富同樣掌握在少數人手裏，上市企業只顧着股東利益最大化而漠視社會責任，當中以領展及港鐵的股票表現最好，股價無視地心吸力一路狂升，也是問題最多。
房委會於2005年出售予領展（及其後轉售）的物業，涵蓋市面上共180個公屋及居屋商場及街市，影響全港超過45%住戶的生活。「領展霸權」遭詬病十多年，當中以裝修後瘋狂加租、逼走小商戶，使物價飈升，街坊居民被迫捱貴餸等惡行見稱，拆售後的新業主只視商場為投資炒賣的工具，無心營運，甚至讓商場長期圍封丟空、改建為貴族學校或私營安老院，居民無法享用基本生活設施，本已對民生造成重大影響。
在近月局勢下，香港經濟下滑逐漸浮面，旅遊飲食零售業大受影響，據悉已有良心業主願意減租，與商戶共度時艱。領展呢？在抗爭遍地開花，商戶被迫落閘的情況下，領展商戶大呻生意慘淡，當中以飲食業最嚴峻，希望領展減租。這時候，領展應該捨棄「賺到盡」這不良心態，捨棄搞花樣活動當是企業責任的掩眼法；領展應該真真正正拿出企業良心，盡社會責任，主動減租！
至於港鐵一直把盈利凌駕社會利益，與領展不遑多讓。不論港鐵有多少故障、延誤、超支、工程醜聞，其股價仍然節節上升。在政府「以地養鐵」的政策下，港鐵擁有壟斷優勢，在港鐵站上蓋發展物業，賺取巨大收益。而港鐵利潤沒有封頂機制，物業及票價收入均帶來巨額利潤。而其票價「可加可減」機制，實際上是「只加不減」機制，對乘客構成沉重的交通費負擔。
改革港鐵票價機制 凍結票價
以我成立的新民黨及匯賢智庫為例，我們屬於小企，辦公室設在灣仔。我們很多同事家住新界，最遠的有天水圍、粉嶺、元朗等等。年輕同事起薪點與市面相若，以萬多元的月薪，每天乘搭港鐵上下班，交通費驚人，再加上早餐午餐的費用，可供消閒花費或儲蓄的餘款實在不多。
目前，政府佔港鐵75%股份，是大股東，港鐵董事局成員中也有政府官員代表，可是管理層往往以「照顧股東利益」為藉口，不接受政府的惠民建議，情況實在不能接受。
我認為，港鐵作為公用服務提供者，應該參考西方企業，重塑企業責任，改革管理心態，不能以利益掛帥。我建議改革票價調制機制，把「物業發展」及「物業租賃及管理業務」等巨額利潤也計算入公式內，藉以補貼車費，務求凍結票價，甚至下調票價。
誠然，面對目前抗爭不息的局面，政府要做的工作多而艱鉅，要縮窄貧富差距可謂任重而道遠，但正正是這樣，我們必須找出缺口，推動第一步改革，要求領展減租及港鐵減價，便是務實的開始。
如何與青年人溝通（二）
|
自從修例爭議爆發後，社會的嚴重撕裂更明顯浮現。年輕人和我們這一代人的分歧特別嚴重，所以我認為我們必須想辦法，加強與他們的溝通，展開對話，才有助紓緩彼此的矛盾。
我認為時下年輕人的怨氣主要基於三個原因，第一是土地房屋問題嚴峻，第二是貧富差距擴大，第三就是青年向上流動機會減少。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莊太量在《明報》專訪中提到，以去年本港家庭收入中位數33.98 萬來計算，若要購買一個九龍區市值592 萬約300 呎的單位，該家庭在「不吃不喝不消費」並把全部收入儲起買樓的情况下，也需17.45 年才能置業。莊教授指出，去年樓價上升一成，但實際工資只增長約2%，反映港人供樓能力惡化，樓價已變成非一般港人可負擔。現時發展商推出的「納米樓」面積細，樓價相對低，愈來愈受港人歡迎，有單位面積甚至只有128 呎。年輕人努力工作儲錢，最後用盡積蓄，勉強只能購得「龍牀盤」。試問沒有安身之所，又怎能談婚論嫁、生兒育女呢？所以我認為嚴峻房屋問題令不少年輕人對未來失去希望，對社會的怨氣大。
我們這一代在嬰兒潮出生，特別是舊制的公務員，大多在置業方面不成問題，經濟上亦沒有壓力，有不少人在子女長大後都會把自住物業賣掉，換一間較細的單位，幫助下一代置業。現時年輕人要「上車」，只能靠家人經濟支持。
截至2019 年6 月底， 約有147,900 宗一般公屋申請，以及約108,200 宗配額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兩者合共達25.61 萬宗，反映有不少年輕人對公屋有迫切需求。我知道甚至有大學生為了能獲配公屋而放棄加薪機會，令人痛心。
如何與青年人溝通（一）
|
在文章見報之時，我已身處美國。截稿時，香港的反修例示威已進行76 天，形勢比2014 年的違法佔中更嚴重，因為發生了相當激烈的暴力行為。示威行動不斷升級，暴力亦不斷升級，大量示威者堵塞機場，不僅對旅客造成不便，更對遊客和在場採訪的記者動粗，甚至在眾目睽睽下，無差別對內地記者和遊客行私刑，目無法紀，可謂喪心病狂，行為令人髮指。事件已嚴重打擊香港的國際聲譽。
自反修例爭議發生後，我察覺社會變得非常撕裂，支持警察和政府的人與反修例和仇警人士有如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前者大多屬較成熟、有工作經驗，且經濟能力較高人士，他們當中有不少在香港有生意，明白香港的繁榮安定得來不易，希望社會秩序盡快恢復。而經常穿梭各地的營商人士則對癱瘓機場的行動感到極其憤怒。另一方面，有不少年輕人同情示威人士，認為一切源於政府不聽民意，不回應訴求，無力解決問題，他們的怨懟及無力感相當重。
我認為互聯網發展加深社會撕裂，因為我們都有自己經常瀏覽的網頁和群組，而這些群組的會員大多與自己理念相近，令群組淪為迴聲室（EchoChamber）或所謂的圍爐取暖，大家發表相同意見，接收同類信息，卻與不同意見者的立場拉向兩極，缺乏同理心，難以理解和接受不同意見，導致仇恨和負面情緒不斷加劇，情况令人擔心。
撇除那些別有用心破壞香港法治的極端暴力分子，對於社會上與我們這一代有不同意見的人，特別是年輕人，我認為我們必須想辦法，加強與他們的溝通，展開對話，才有助紓緩彼此的矛盾。
成都之行（五）
|
成都之行的最後一站，我們來到香港太古集團於成都開設的地產項目「太古里」。太古里面積達12 萬平方米，自2015 年落成後，已成為成都市最熱鬧的中心地段，主要顧客是青年及專業人士。
這大片市中心地區，原為大慈寺街區。令我印象最深刻，是太古里於現代化設計之中，盡量保留了歷史建築及廟宇，部分則被活化，變成糅合傳統建築與現代設計的獨特風格。以廣東會館為例，原建築採用嶺南風格，現在外觀依然保留，並成為世界著名品牌的店面。我們亦參觀了毗鄰的千年古剎大慈寺，據說是玄奘大法師受具足戒之地。這種將歷史及現代文化共冶一爐的風貌，可說是現代成都的真實寫照。
另一個值得欣賞的地方，是太古里分為「Fast Lane」及「Slow Lane」。FastLane 雲集了世界知名品牌， 而SlowLane 則讓繁忙的都市人能慢下來，像歐洲人般靜靜享受生活。成都人出名注重工作與生活平衡，相信教香港人羨慕不已。
值得一提的是，當地人對港人十分友善。同事們告訴我，吃火鍋時竟獲店家八折優待，既便宜又好吃，更是招呼周到有禮呢。
今次成都之行，親身感受了當地的繁榮。雖然中美貿易談判正陷於膠着，但因成都屬內陸城市，幅員廣闊，人口眾多，這種「大陸級」的經濟體系，內銷足以抵禦美國關稅對經濟的影響，故與沿海地區如廣東、蘇浙等注重出口的城市相比，壓力仍較輕微。故此，很多外省甚至海外的年輕人，都匯集在成都，選擇以此為事業發展之地。
昔日成都人生活比較貧困，但經過國家改革開放的40 個年頭，地區生產總值增長達385 倍，發展動力充沛。回想香港，自回歸後飽歷政治紛爭，香港人何不共同努力，乘國家高速發展之利，創造更美好的生活環境呢？
成都之行（四）
|
上次談到位於四川大邑縣安仁鎮的建川博物館，規模之大，花一整天也未必看完，因時間所限，我只參觀了兩個展館及一個廣場。但單是這一小部分，已教我深感祖國崛起，所走過的路並不平坦，既自豪，亦十分感動。
這博物館以「建設抗戰、民俗、紅色年代、抗震救災」為四大主題。當我們一行人走進「中國壯士群雕廣場」，心中不禁流露敬畏之情。在這個大約3000 平方米的廣場上，矗立着216 位著名抗戰名將及烈士的黑色銅像。從他們的身影可以看出，很多為國捐軀的英烈們都十分年輕，可見當年全國上下萬眾一心力抗日軍侵略的志向。
另一所「正面戰場館」，亦記錄了國民政府抗戰的歷史。館內藏有大量抗戰時期的文物，包括當時的中華民國國旗、軍隊使用的軍章、戰書、珍貴的相片及國軍將領的紀念牆，可說是正面肯定了國軍於抗戰時期的功勞。
而最讓我感到榮幸，是我參觀「輝煌巨變（1978—2018）主題展」時，在照片上看到自己的身影。展覽記載了國家於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這40 年間社會百姓生活民情的重大轉變。看着百姓從貧窮步入小康，可見國家改革開放之路的確為人民帶來豐足的生活。
而展館的兩張照片，則與我當年任職政府時有很大關連。第一張是攝於1997 年主權回歸慶典，當時我有幸親身見證這歷史時刻，於國家元首之間佔了小小的一個身影。另一張是關於回歸翌年的張子強案，時任保安局長的我曾代表政府率團到北京商討逃犯移交協議。猶記得當年民主黨主席李柱銘曾於立法會公開發言，敦促政府將於內地被捕的張子強移交返港，但於近月的《逃犯條例》修訂上，他卻又開腔表示反對，這是否在誤導及欺騙市民呢？
成都之行（三）
|
上次談到我過往探訪四川的所見所聞，今次再去，與過去相比，最深的感受是多了一份感動之情。
因今次考察成都，時間比較充裕，可順道遊覽各名勝景點。眾所周知，四川的名山古寺享負盛名，故今次特地去到青城山參觀，並拜見青城山道教協會會長張明心道長。在武俠小說世界中，青城山是青城派的發源地，而這位張道長說話豪邁、帶領我們登山時健步如飛，也的確頗有幾分俠女的風範。至於名列世界文化遺產、國家重點風景區的青城山，景色果真名不虛傳，除大大小小修葺得古雅精緻的寺廟外，我們一行人登山，翠綠群山懷抱的月城湖映入眼簾，實是難得一見的美景。難怪這個中國道教發源地遊人如鯽、絡繹不絕。
很多人談到四川，自然會聯想到可愛的大熊貓。過去數度來蜀，因公事繁忙，也的確未能一睹這國寶級動物。故今次我特地去了與港人頗有淵源的「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參觀。不說不知，其實香港人前來參觀是免費入場，原因這座於1983 年建成的保育基地，在2008 年汶川地震中受到破壞，當時香港政府除撥款賑災外，亦協助援建該基地。為感謝港人幫助，該基地和�滅s中華大熊貓苑均向港人免費開放。
今次探訪，我們看到兩大兩小的大熊貓。負責管理牠們的職員都說，大熊貓「能坐不會站、能躺不會坐」，難怪大熊貓一貫予人的印象都是懶洋洋、很愛吃了。
另一個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景點，是位於成都市內的「建川博物館」。雖說是博物館，但實際上是個佔地10 萬平方米的聚落，合共有25 間博物館及兩個主題廣場，而我更在這�塈鋮鴞菑v的蹤�[，下次再為大家詳細介紹。
成都之行（二）
|
今次訪問成都，既溫故，亦知新。記得我第一次訪問成都，是在1997 年9月。當時正值回歸之後，外交部為了慶祝回歸及感謝入境處協助主權移交的工作，便安排我率領一眾官員前往四川考察。第一次踏足成都，印象十分難忘，特別是當地的名山大川、壯麗景色。山者，有峨眉山；水者，有都江堰，還有鬼斧神工的樂山大佛，不禁令人讚歎祖國河山之雄偉。
接著一行人便乘船前往重慶。李白名詩《早發白帝城》有云：「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一場來到，自然要到長江三峽參觀。但當時因三峽正進行水利工程，早已並不詩意。真正讓我感到古意盎然，卻是位於巫山縣的小三峽。小船於蜿蜒的河道上緩緩前進，兩旁盡是翠綠的山壁，教人印象難忘。
另外兩次到訪均與汶川地震有關。第一次是於2008 年災難發生之後，我與史泰祖醫生及中大著名骨科名醫梁秉中醫生一同前往震央崇州賑災。當時我與大部分香港人一樣，對災情非常關心。因此我與史醫生除捐款20 萬外，亦決定前往當地實地視察。同行的梁教授則是因為災後出現很多斷骨的傷者，故前往當地協助救援工作。
記得當時四川的生活水平仍算一般，我們入住的旅館，每晚只需100元。印象最深，是我們去到崇州附近，問到一個受災市民有何需要。他想了良久，竟回答我們說：「我想要一個帳篷。」可見當地的民風非常淳樸，也令我十分動容。
10年過後，去年我隨特首因汶川地震10周年再訪當地，民生面貌已截然不同。當年一張張徬徨無助的臉孔早已不復再，四川正迎來飛躍的發展。
成都之行（一）
|
早前，我以「海上絲綢之路協會」主席的身分出訪成都，探訪於當地企業實習的同學。事緣是海絲會自二○一六年開始舉辦「張騫計劃——大學生暑期實習項目」，讓本地大學生有機會到內地及海外企業暑期實習，而我亦會趁立法會暑假休會的空檔，前往當地探訪實習的同學。
繼過去兩年分別前往希臘及捷克後，今年我選址成都，一方面探訪四位於當地大數據公司「數聯銘品有限公司」實習的同學外，亦順道參觀成都古今聞名的勝景，以及太古集團於當地十分成功的地產項目「太古里」。行程十分豐富，值得跟大家分享。
「數聯銘品有限公司」是以大數據為主要業務的科技公司，主力為金融機構作數據分析、預測及借貸風險評估等項目。雖成立短短數年，但目前已在內地多個城市包括北京、深圳及香港設有分部。成都則為總部所在，宏偉的建築大樓相信會令不少香港科技公司羨慕不已。至於來到實習的四位同學則獲編派到不同部門，其中兩位更於最核心的數據分析部實習呢。
四位同學均向我表示，今次實習讓他們眼界大開，更令他們了解當地民情。有位同學向我表示，成都人重視工作與生活的平衝，生活節奏並不如香港般過分急速，故晚上有很多市民會出外逛逛，享受生活。當然，川菜偏油偏辣，對部分習慣飲食清淡的同學來說是一大挑戰。不過，大部分同學都表示，希望可以在港畢業後回來工作，可見他們在這裏的生活均十分愉快。
事實上，成都近年發展非常蓬勃，走在街上，店舖生意不俗，市民均臉露笑容，欣欣向榮之感油然而生。訪問當日，正值元朗發生暴力事件，再看看眼前的繁榮景象，心中不無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