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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選舉制度 應對民主崩壞
文章
2021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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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於3月30日作了完善香港選舉機制的「決定」，人大常委於3月30日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於4月13日刊憲，立法會的法案委員會於4月17日展開工作，經過兩星期的密集式會議，於4月26日完成審議《草案》，5月3日完成審議所有修訂案，並訂定5月26日將於大會恢復二讀。《草案》將於月內通過，應無懸念。
委員會14位議員在短時間內審議達600頁的《草案》，包括6條主體條例和24條附屬規例，盡責盡職，一點也不粗疏。除了技術性修訂沒有爭議外，議員提出不少問題，更推動了兩項修訂，過程有序順暢。
猶記得我於2018年出任立法會《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時，10多位泛民議員不斷提出規程問題，反覆提問、拉布，肆意喧嘩，動輒衝向主席台，擾亂秩序，中斷會議，情況混亂，委員會花了3個月才通過這條只有7條條文的《一地兩檢》草案。更惡劣的是修訂《逃犯條例》，因為泛民議員的激烈抗爭，我們很多時根本進入不了議事廳，連開始審議工作都有困難。立法會今次高效運作，反映泛民議員總辭撤離後，立法會回復理性及效率，情況不可同日而語。
團體票是「831」原意 李飛早有說明
雖然立法過程順利，但是新選舉制度的細節並非沒有爭議，特別是人大常委賦予選舉委員會新的組成及職能，除了人數由1,200人增至1,500人，選委會將提名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候選人，也將選出40名立法會議員，選委會的含金量大大提高。
此外，外界關注選委會取消個人票，5大界別的40組別，除了鄉議局、分區委員會、滅罪委員會、防火委員會、人大政協，其他全部變成團體票。其實這點並非新猷，早在2014年人大常委秘書長李飛對《人大常委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草案）》（831框架）作出的「說明」已清楚列出，「關於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每個界別中何種組織可以產生委員的名額，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選舉法加以規定，各界別法定團體根據法定的分配名額和選舉辦法自行選出委員」。即是現在的改動，與當年「831框架」的原意同出一轍。
愛國者治港與一國兩制 不能分割
另一爭議是立法會雖由70席增至90席，但是議席分布改變了，選委會選出40席，功能組別30席，餘下地區直選只有20席。
對於信奉「一人一票」等於「民主」的泛民人士來說，直選議席減少了，群眾參與（mass participation）減少了，就等於偏離普選原則，就是不公義，就是民主倒退。
我理解他們的非議，可是我們要反思，中央政府為甚麼要這樣做？回歸以來，若香港政局穩步發展，中央政府需要作出如此大動作嗎？很明顯，自2014年違法佔中以來，立法會的亂局、泛民「35+」攬炒香港的計謀，都反映制度有缺陷，中央政府不得不出手，撥亂反正，以確保愛國者治港及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我們要知道，愛國者治港及一國兩制不能分割，特別是在目前美國等國家圍堵中國的情況下，若不能確保愛國者治港，香港墮入外國代理人的手裏，一國兩制便不能延續。
此外，我們也需反思，「一人一票」是否就等於公義？是否就能達到最佳的管治效果？
事實上，近年西方社會也在反思這議題，很多學者發表了著作。他們發現，西方側重普選的民主體制出了問題，使國家陷入混亂、撕裂的局面，例如英國脫歐公投、美國2016年的總統大選，兩者共通點都是勝方只險勝些微票數，成敗雙方都不服對方，國家極端撕裂。
近日，美國哲學家Jason Brennan出版了著作《Against Democracy》（反對民主），書中提出發人深省的論點，值得我們反思。
首先，Brennan指出，有別於個人的生命權利，投票權、選舉權及參選權不是基本人權，而是涉及政治的權利，並且會影響社會及其他人。舉例說，個人結婚與否，或與誰結婚，純粹是個人選擇及權利；但是若投票支持脫歐，投票結果便會影響反對脫歐的人。換句話說，投票權、選舉權及參選權是會影響整個社會的，如果個人錯誤行使權利，便會影響其他人的生活。
一人一票 不能達最佳管治效果
Brennan認為，社會應該對於行使這些權利的個人（選民）有較高要求，他們應該對於自己行使權利的議題本身有深刻的認識，簡單來說就是知道自己「做緊咩」，例如要知道脫歐的前因後果及結果的影響、知道若投票給特朗普是代表哪些價值及會造成甚麼後果等等。
因此，相對於一般人，選舉的權利應該由高度掌握知識及資訊、能作出理性分析、有政治判斷能力的人士去行使。
第二，書中指出，選舉不單不能凝聚共識，更會撕裂社會，讓朋友變成敵人（make friends become enemy）。我相信很多港人對這點都深有體會，香港近年便因為各級選舉的激烈競爭而陷入內鬥，2015年、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黃藍」撕裂，泛民鑽選舉空子醞釀奪權，不同政治立場的家人朋友反目。
4大建議 拆解民主崩壞惡果
要拆解民主崩壞造成的惡果，Brennan提出了一些建議，某程度上和新選舉制度的精神不謀而合。
一、減少普選元素，減少群眾直接參與；相對地，讓有識之士行使投票權。Brennan甚至提出選民應該先考試，證明有政治判斷能力等等，才能投票。
二、相對於「一人一票」，Brennan提倡「一人多票」（plural voting），即是具知識、掌資訊、能力高的人，可以投多於一票。
三、實行賢人政治（Epistocracy），以賢人掌握政權，有如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倡議由「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治國。不過，賢人治國在中西歷史也絕無僅有，要用制度補充，讓賢人有一定話語權，例如很多國家採用兩院制，就是制衡無知、非理性的群眾。雖然英國的兩院制蛻變到上議院只有否決權，但是上議院不會廢除，以保留發聲；又例如黑暴期間英國下議院不斷譴責香港警察，衛奕信爵士便力排眾議，為香港警察說了公道話。
美國亦分眾議院和參議院，眾議員兩年一任，議員甫上任便要為下屆競選拉票，因此容易被群眾牽着鼻子走；參議院則是6年一屆，參議員因此有時間做政策研究，或研究外交政策、國際關係。可見即使達不到理想的賢人政治，很多國家也在制度上做到制衡，讓地位超然、學識較高、思想獨立的人有話語權。
四、加權投票（weighted voting），即賢人、知識分子等等能行使更大的投票權。
套用香港的情況，就是指選委會新的構成包括了「法定團體」代表、「當然委員」（例如大學校長），每名選委可以提名最多5名候選人等等，即是制度假設了這些人選是賢人、能人，透過落實賢人政治，減少群眾參與，達致平衡，以期最終達到愛國者治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目標。
可是，沒有一個制度是十全十美沒有瑕疵的，想當初香港在回歸前才落實的選舉制度，也只是實驗，要經過實踐才暴露流弊。如今改善了制度，是減低發生憲制危機的風險，但是實際操作及成效如何？新選舉制度將有多大程度受裙帶關係影響？未來成為選委、晉身立法會的人，將會是一般社會賢達，抑或是真正懂立法、願意履行職務服務香港的才識之士？大家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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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李慧琼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一項「改革主要官員問責制」議案辯論（6月23日），指「主要官員問責制推行至今已逾十八年，並未能充分達致其目的」，因此「促請政府因應最新形勢，積極求變，檢討主要官員問責制，以提升治理水平」。麥美娟議員提出了修正議案，要求「分拆或合併部分現任主要官員的職權，將現時房屋、發展、運輸及環境政策範疇重組為房屋及發展局、交通運輸局、環境及工務局，以及成立文化及體育局 ......」。麥美娟議員的修正案其實是提倡重組政策局，因此不獲通過；李慧琼議員的原議案則獲得通過。
會議當日很多議員踴躍發言，勾起我很多回憶，我在回歸後親歷及目睹主要官員問責制十多年來的演變，有不少想法，值得和大家分享。
問責制要找對的人
當年行政長官董建華在2002年推行問責制，無非是為了建立自己在政府內的班子，做法無可厚非。再者，當時的主要官員來源主要是政務官，他們熟悉政府運作、辦事能力高，但是缺乏商界及市場經驗，金融、科技專才更是欠奉；因此，董建華引入了金融精英梁錦松做財政司長、楊永強醫生做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環境顧問廖秀冬做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都可補政務官人才的不足，是正確的選擇。
換句話說，要有效發揮問責制的優點，就要找對的人做對的範疇。舉例說若找我這個非醫療專才去做食衛局局長，便是找錯人了。
除了專業背景及能力、在業界有江湖地位，我認為人選還要對政府工作充滿熱忱，誠心服務香港，願意為落實「一國兩制」有所承擔才可。若只視主要官員的工作是份賺取厚祿的筍工，抱歉，那絕非適當的人選。
副局長並非「紅褲子」出身
後來，主要官員的工作愈來愈繁忙，立法會對局長的要求也愈來愈高。局長經常要到立法會發言，解釋政策、拉票等等，再加上要出席很多會議、活動、典禮，有時實在分身乏術。曾蔭權擔任行政長官期間，於2008年推行擴大問責制，增設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讓副局長分擔局長的工作，概念上合情合理。
這令我想起回歸前，是由資深政務官擔當類似副局長的工作的，俗稱「大寶」，首長級D4級官員屬senior deputy，D3級的則屬junior deputy。例如九十年代我在工商司工作，出任副工商司，便是工商司周德熙的「大寶」，即是他的副手。那時候工商司經常要往海外工作，四處奔波，進行談判、游說等，大部分時間也不在香港，「大寶」副工商司除了要向各經貿辦發出談判指引，便需全面管理部門運作，包括分配資源、安排人事、制訂政策等等，鉅細無遺，必須全面掌握。
可是，今日大部分副局長都不是「紅褲子」出身，毫無政府經驗，對局內運作不熟悉，有些更欠缺相關專業背景，入職後只能分擔部分工作，例如負責個別「計劃」或「專案」，未能全盤掌控局內狀況，能否真正做到局內的第二把手，頓成疑問。
誠然，時移世易，我們不能以當日「大寶」的標準來要求今天的副局長，不過，我仍然認為局長或副局長至少需有相關的專業背景或公共行政經驗，才能有效發揮其職能。
政助表現參差 局長責無旁貸
至於政治助理，當初最為人咎病的莫過於過高的薪酬。後來，議員及傳媒朋友關注他們的職責及表現。顧名思義，政治助理理應主理政治工作，即是作為局長的心戰室，協助局長爭取民意民心，例如如何善用社交媒體、適當地落區接觸市民等等。不過，目前政助的主要工作似乎是聯絡政黨和議員。
這些年來，大部分的政治助理都是政府的過客，鮮有讓公眾留下深刻印象，而且表現參差。當中，財政司政助何翠萍和環境局政助區詠芷表現不俗，但也有像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過去兩位政助那樣，極少來立法會，極少和議員打交道或拉票的。前局長曾解釋其政助的主要工作是資料搜集及撰寫講稿，我認為那並非政助的工作，不如另聘資料搜集員或撰稿員好了。果不其然，該兩位政助都先後離職了。
不過，我認為政助表現不佳的話，其局長可謂責無旁貸。作為頂頭上司，局長是絕對有責任發掘下屬的才能，培訓、引導下屬好好發揮的，這樣政助才能名副其實地成為局長的「政治助理」。
副局長不應是政助的升職位
此外，問責制的另一個爭議點是，副局長是政助的升職位嗎？
雖然過往有陳岳鵬、陳百里及徐英偉等由政助升官至副局長甚至局長的例子，但我認為副局長不應是政助的升職位，傳媒及公眾也不應有這錯覺。
道理很簡單，副局長是政策局的第二把交椅，理應像上文所說的「大寶」那樣，能鉅細無遺地掌握及管理整個政策局，並且深入參與制訂政策。相對地，政助的資歷及職級跟首長級官員相去甚遠，工作範圍也大相逕庭，因此並非相應的升遷路徑，揠苗助長可能適得其反。
仿傚回歸前設立「開放首長級職位」
那麼，應怎樣優化主要官員問責制，才能讓各類人才累積更多經驗、有更大的發揮？我認為可以仿傚回歸前設立「開放首長級職位」（open directorate）的做法，例如在政策局內開設首長級D2的職位，讓有潛質有熱忱的政助、人才在局內磨練，若真的合適又累積了經驗，日後才考慮擢升為副局長甚至局長，這樣才是真正擴大特區政府的人才庫。
人大於3月30日作了完善香港選舉機制的「決定」，人大常委於3月30日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於4月13日刊憲，立法會的法案委員會於4月17日展開工作，經過兩星期的密集式會議，於4月26日完成審議《草案》，5月3日完成審議所有修訂案，並訂定5月26日將於大會恢復二讀。《草案》將於月內通過，應無懸念。
委員會14位議員在短時間內審議達600頁的《草案》，包括6條主體條例和24條附屬規例，盡責盡職，一點也不粗疏。除了技術性修訂沒有爭議外，議員提出不少問題，更推動了兩項修訂，過程有序順暢。
猶記得我於2018年出任立法會《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時，10多位泛民議員不斷提出規程問題，反覆提問、拉布，肆意喧嘩，動輒衝向主席台，擾亂秩序，中斷會議，情況混亂，委員會花了3個月才通過這條只有7條條文的《一地兩檢》草案。更惡劣的是修訂《逃犯條例》，因為泛民議員的激烈抗爭，我們很多時根本進入不了議事廳，連開始審議工作都有困難。立法會今次高效運作，反映泛民議員總辭撤離後，立法會回復理性及效率，情況不可同日而語。
團體票是「831」原意 李飛早有說明
雖然立法過程順利，但是新選舉制度的細節並非沒有爭議，特別是人大常委賦予選舉委員會新的組成及職能，除了人數由1,200人增至1,500人，選委會將提名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候選人，也將選出40名立法會議員，選委會的含金量大大提高。
此外，外界關注選委會取消個人票，5大界別的40組別，除了鄉議局、分區委員會、滅罪委員會、防火委員會、人大政協，其他全部變成團體票。其實這點並非新猷，早在2014年人大常委秘書長李飛對《人大常委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草案）》（831框架）作出的「說明」已清楚列出，「關於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每個界別中何種組織可以產生委員的名額，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選舉法加以規定，各界別法定團體根據法定的分配名額和選舉辦法自行選出委員」。即是現在的改動，與當年「831框架」的原意同出一轍。
愛國者治港與一國兩制 不能分割
另一爭議是立法會雖由70席增至90席，但是議席分布改變了，選委會選出40席，功能組別30席，餘下地區直選只有20席。
對於信奉「一人一票」等於「民主」的泛民人士來說，直選議席減少了，群眾參與（mass participation）減少了，就等於偏離普選原則，就是不公義，就是民主倒退。
我理解他們的非議，可是我們要反思，中央政府為甚麼要這樣做？回歸以來，若香港政局穩步發展，中央政府需要作出如此大動作嗎？很明顯，自2014年違法佔中以來，立法會的亂局、泛民「35+」攬炒香港的計謀，都反映制度有缺陷，中央政府不得不出手，撥亂反正，以確保愛國者治港及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我們要知道，愛國者治港及一國兩制不能分割，特別是在目前美國等國家圍堵中國的情況下，若不能確保愛國者治港，香港墮入外國代理人的手裏，一國兩制便不能延續。
此外，我們也需反思，「一人一票」是否就等於公義？是否就能達到最佳的管治效果？
事實上，近年西方社會也在反思這議題，很多學者發表了著作。他們發現，西方側重普選的民主體制出了問題，使國家陷入混亂、撕裂的局面，例如英國脫歐公投、美國2016年的總統大選，兩者共通點都是勝方只險勝些微票數，成敗雙方都不服對方，國家極端撕裂。
近日，美國哲學家Jason Brennan出版了著作《Against Democracy》（反對民主），書中提出發人深省的論點，值得我們反思。
首先，Brennan指出，有別於個人的生命權利，投票權、選舉權及參選權不是基本人權，而是涉及政治的權利，並且會影響社會及其他人。舉例說，個人結婚與否，或與誰結婚，純粹是個人選擇及權利；但是若投票支持脫歐，投票結果便會影響反對脫歐的人。換句話說，投票權、選舉權及參選權是會影響整個社會的，如果個人錯誤行使權利，便會影響其他人的生活。
一人一票 不能達最佳管治效果
Brennan認為，社會應該對於行使這些權利的個人（選民）有較高要求，他們應該對於自己行使權利的議題本身有深刻的認識，簡單來說就是知道自己「做緊咩」，例如要知道脫歐的前因後果及結果的影響、知道若投票給特朗普是代表哪些價值及會造成甚麼後果等等。
因此，相對於一般人，選舉的權利應該由高度掌握知識及資訊、能作出理性分析、有政治判斷能力的人士去行使。
第二，書中指出，選舉不單不能凝聚共識，更會撕裂社會，讓朋友變成敵人（make friends become enemy）。我相信很多港人對這點都深有體會，香港近年便因為各級選舉的激烈競爭而陷入內鬥，2015年、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黃藍」撕裂，泛民鑽選舉空子醞釀奪權，不同政治立場的家人朋友反目。
4大建議 拆解民主崩壞惡果
要拆解民主崩壞造成的惡果，Brennan提出了一些建議，某程度上和新選舉制度的精神不謀而合。
一、減少普選元素，減少群眾直接參與；相對地，讓有識之士行使投票權。Brennan甚至提出選民應該先考試，證明有政治判斷能力等等，才能投票。
二、相對於「一人一票」，Brennan提倡「一人多票」（plural voting），即是具知識、掌資訊、能力高的人，可以投多於一票。
三、實行賢人政治（Epistocracy），以賢人掌握政權，有如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倡議由「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治國。不過，賢人治國在中西歷史也絕無僅有，要用制度補充，讓賢人有一定話語權，例如很多國家採用兩院制，就是制衡無知、非理性的群眾。雖然英國的兩院制蛻變到上議院只有否決權，但是上議院不會廢除，以保留發聲；又例如黑暴期間英國下議院不斷譴責香港警察，衛奕信爵士便力排眾議，為香港警察說了公道話。
美國亦分眾議院和參議院，眾議員兩年一任，議員甫上任便要為下屆競選拉票，因此容易被群眾牽着鼻子走；參議院則是6年一屆，參議員因此有時間做政策研究，或研究外交政策、國際關係。可見即使達不到理想的賢人政治，很多國家也在制度上做到制衡，讓地位超然、學識較高、思想獨立的人有話語權。
四、加權投票（weighted voting），即賢人、知識分子等等能行使更大的投票權。
套用香港的情況，就是指選委會新的構成包括了「法定團體」代表、「當然委員」（例如大學校長），每名選委可以提名最多5名候選人等等，即是制度假設了這些人選是賢人、能人，透過落實賢人政治，減少群眾參與，達致平衡，以期最終達到愛國者治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目標。
可是，沒有一個制度是十全十美沒有瑕疵的，想當初香港在回歸前才落實的選舉制度，也只是實驗，要經過實踐才暴露流弊。如今改善了制度，是減低發生憲制危機的風險，但是實際操作及成效如何？新選舉制度將有多大程度受裙帶關係影響？未來成為選委、晉身立法會的人，將會是一般社會賢達，抑或是真正懂立法、願意履行職務服務香港的才識之士？大家拭目以待。
抖音可謂中國推出最成功的手機應用程式之一。Sensor Tower的最新數據顯示，至2020年5月，抖音及TikTok（國際版）在Google Play和Apple Store的總下載量已逾20億次，打敗了其他應用程式。《彭博商業周刊》一篇題為「How TikTok Makes a Hit」的文章分析其成功之道。當初朱駿從浙江大學畢業後遠赴美國三藩市工作，加入國際軟件公司SAP SE。在這期間，他留意到美國年輕人喜歡聽音樂和拍攝短片，於是創立Musical.ly，開發了一款供用家製作「對口型視頻」的應用程式。為了解用家行為模式，有指朱駿曾開設小號與中小學生互動，又與一些嶄露頭角的藝人會面，終使抖音走紅。
朱駿的計劃在遇上字節跳動公司創辦人張一鳴後得以擴展。2017年，字節跳動購入Musical.ly，為抖音注入更先進的人工智能技術，並豪擲10億美元作重塑品牌的宣傳費。於是，抖音在中國及全球推出短短數年，用家量持續急升，成為藝人、網紅的「爆紅」渠道。但所謂「爆紅」的帖子，其實並非單靠視頻或帖文的內容，事實上，許多社交平台允許用家付費宣傳以獲取人氣及點擊量。有指TikTok會建議藝人用家如何運用平台宣傳，又會控制哪條影片可散播全球等等。榮獲今屆格林美獎的斯塔莉安（Megan Thee Stallion）便是成功例子之一，其歌曲Savage在TikTok上瘋傳成大熱，斯塔莉安更成為20年來首位奪得最佳新人獎的女性饒舌歌手。
TikTok來勢洶洶，引起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注意。去年8月，他以保護國家安全為由，簽署兩項行政命令，強迫TikTok賣予美國公司才可繼續在美國營運，否則將直接封禁。至於 TikTok如何應對特朗普的施壓，留待下文再續。
上文提到，很多美國人相信極端組織的荒謬言論，實在匪夷所思。例如「匿名者Q」（QAnon）信奉「深國論」（deep state），有支持者在今年1月衝擊國會山莊，更有的成功當選國會議員。《時代》雜誌（TIME）一篇題為「QAnon Candidates Are Winning Local Elections.Can They Be Stopped?」的文章列舉多個例子，指出他們正滲透政府內部和教育體系。
華盛頓州史魁恩市的市長William Armacost不單在社交平台轉載「匿名者 Q」的帖文，更讚許「匿名者Q」是「一個鼓勵自省的運動」（a movement that encourages you to think for yourself）。去年8月，這位市長無視疫情嚴峻，在南達科他州參加了一場數十萬人摩托車集會，卻不願在回程後接受隔離。他的行為及處理疫情的手法都遭詬病。有報道指，該摩托車集會引致大規模感染。
而最令人擔心的是「匿名者Q」似乎正在滲透美國的教育體系。去年11月， Katie Williams成功選入內華達州克拉克縣地方教育董事會，據報她曾於推特上寫下「強制戴口罩只會讓兒童性販賣罪犯逃脫」，又惡意稱新冠肺炎為「China Virus」。此外，一名稱比爾蓋茨的前妻是「撒旦」的73歲退休教師Eve Dobler Drew，亦成功選入聖路易斯地方教育董事會（San Luis Coastal Unified School District's board）。這些「匿名者Q」支持者在教育體系擔當要職，藉機向青少年散播陰謀論及仇恨情緒，讓家長非常憂慮。
所謂陰謀論，其實是依附人類恐懼感而生。近年美國連遭新冠肺炎、政治紛爭、種族問題打擊，社會撕裂，人們在不安定的氛圍下便容易誤信謠言。「匿名者Q」支持者滲透體制，變相有機會主導國家財政預算、教育、惠民措施等政策制定，可對美國造成極大傷害。雖有不少市民、教師、家長等欲趕走這些陰謀論者，但礙於工作大多敢怒不敢言。再者，彈劾機制往往十分複雜，他們經民主選舉程序進入體制，以民意授權合理化激進行為，相信難以驅逐他們。
那邊廂，西方智庫基於其意識形態，大力貶低香港的經濟及政治自由度的評分。這邊廂，香港則在享譽餐飲業的榜單上揚威。在「亞洲50 最佳餐廳」（Asia's 50 Best Restaurants） 的2021 年排名榜上，香港分別奪得最佳及最多上榜餐廳。有餐飲業專家指出，「亞洲50最佳餐廳」的評級比「米芝蓮」更享負盛名，地位更高。過往，有香港餐廳、食肆在「米芝蓮」摘星或上榜後遭瘋狂加租，最終被迫搬遷甚至結業，因此「米芝蓮」被譏為「死亡之吻」。
相比去年只有8 間餐廳上榜，香港今年更進一步，在「亞洲50 最佳餐廳」中佔了11 間，大班樓更登上榜首。上榜的香港餐廳當中，有大家十分熟悉的四季酒店法國餐廳Caprice 及中菜廳龍景軒、曾因疫情而關閉的意大利餐廳8 1/2 Otto e Mezzo BOMBANA、位於置地文華的Amber、著名法國餐廳 Belon、由曾在藝人謝霆鋒主持的飲食競技節目《名廚爭鋒》中擔當評判的 David Lai 主理的Neighborhood、由另一本地名廚Vicky Cheng 開設的VEA 及著名粵式酒家家全七福等，反映香港的高級餐飲業享譽國際。
去年受到疫情影響，來港的遊客大減，但在如此艱難的情况下，香港的餐廳食肆孜孜不倦，不斷提高水平，排名不跌反升。由此可見，香港除了有高水平的廚師及優質的餐飲服務外，更有很多「識飲識食」的顧客。這條榜單不涉政治，顯示香港餐廳的真正實力，對香港旅遊的復蘇十分重要。以郵輪業為例，香港是多條行線的母港，只要有馳名的餐廳，遊客會早到或多留幾天，品嘗美食。我個人也有類似的旅遊經驗。
與新加坡的8 間及日本東京、大阪和福岡共9 間上榜餐廳相比，香港這個彈丸之地有11 間餐廳上榜，而且奪冠，實在值得驕傲。我相信上榜餐廳會和餐飲業界攜手努力，繼續提升實力，為香港的經濟復蘇出一分力。
去年4 月初，IHME 預測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數大約為6 萬人，現任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Dr. Fauci 的預測亦與IHME 相若，特朗普政府根據 IHME 的預測，預視疫情將會緩和。可是，顧悠揚在去年4月19日表示，按照當時每天有1000至1500人死亡，疫情將會持續一段時間，並預測會出現第二波感染，沒有緩和的迹象。基於預測和後來現實上的偏差，IHME 不得不表示將改良預測模型。
自此，愈來愈多人關注顧的預測數據。除著名生物學家Carl Bergstrom 轉發他的數據外，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亦開始將顧的數據上載到網站。而顧自設的網站更是每天有過百萬瀏覽量。即使2020年出現了不同的預測模型，麻省大學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生物統計學系副教授Nicholas Reich 亦認為顧的預測模型是最頂尖的。Reich 指出，最準確的預測模型，必須是一個綜合所有數據的「綜合模型」。
做民調亦如是。2012 年，美國的神級民調專家Nate Silver 預測奧巴馬在各州的得票率，準確度高達99%，而他採用的，就是綜合多個數據的「綜合模型」。美國有多個民調機構，數據公開，研究者可以綜合多個數據，進行分析。有別於美國，香港只有兩三間民調機構，個別機構的主持人更有強烈政治偏向，加上數據並不公開，因此難以建構「綜合模型」來作準確分析。
本來，以顧的學術背景及才能，他大可在金融業「賺大錢」，他卻選擇離開熟悉的金融業，投身數據界，毅然創立全新的預測模型。在取得成功後，顧眼見業內已研發其他預測模型，他在去年11 月決定停下數據預測的工作。其勇於嘗試、不斷求新的精神，頗值得年輕人借鏡。
上文提及，《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 一篇題為 Vaccine Capitalism 的文章詳盡報道，輝瑞藥廠靠疫情牟取暴利。現時，輝瑞已生產9500 萬劑疫苗，並預計在2021 年的生產量將增加至20 億劑，在2021 年收入至少增至150 億美元。自去年5 月，輝瑞行政總裁Bourla 接觸各國領導人推銷疫苗。而隨着各國紛紛搶購疫苗，去年暑假開始，每劑輝瑞疫苗的價格已高達65 美元，與初時每劑最高30 美元相比，價格足足高出一倍，但訂單繼續滾滾而來，已有超過60 個國家向輝瑞訂購疫苗。
可是，輝瑞疫苗的供應卻不如預期。去年12 月，輝瑞把首批疫苗運送到以色列後，再在今年1 月把第二批70 萬劑疫苗送達，以色列總理還到特拉維夫機場親自迎接。原來以色列一開始便以高於美國50% 的價格，即每劑30 美元來搶購，可算是「快人一步，理想達到」。然而，輝瑞卻在首批疫苗運抵以色列後，通告其他國家，由於疫苗產量不足，全球供應將會減少，這信息觸怒了疫情重災國意大利。換句話說，輝瑞藥廠要求價高者得，以和國家領導人的聯繫和利益來分配疫苗。以色列成功搶購，其他國家卻「輸在起跑線」。
此外，疫苗亦反映「國家主義」，每個國家都只維護自己的利益。美國只相信自己的疫苗；而英國方面，即使注射阿斯利康的疫苗或會出現凝血，約翰遜亦堅持注射。正如我早前出席「疫後世界秩序」高峰論壇，發展中國家的代表紛紛指出，在抗疫這件事上，發達國家之間欠缺領導和合作，其實他們不單可以分享疫苗，更可以分享製造疫苗的技術，以增加全球供應。目前，只有中國分發疫苗到貧窮國家，俄羅斯亦有分享他們製造疫苗的技術予其他國家。由此可見，發達國家平日滿口人權道德，遇上國際共同危機時卻沒有做好領導工作，漠視發展中國家的需要，自私自利可見一斑。
新冠肺炎爆發以來，各國實施各種社交距離措施，甚至「封城」，以遏止疫情。在一些西方國家，民眾已出現抗疫疲勞，甚至「抗出怒氣」。例如在加州，有民眾因為不滿封城而發起罷免州長Gavin Newsom 的行動。現時，仍有美國人不相信新冠肺炎的存在，拒絕戴口罩及遵守社交距離措施。因此，美國政府早將遏止疫情的希望放在疫苗上。發達國家相繼研發及生產疫苗，這過程體現了「疫苗國家主義」（vaccine nationalism）及「疫苗資本主義」（vaccine capitalism）。
現時，有能力研發及生產疫苗的國家寥寥可數，包括使用傳統「滅活」技術的中國、重組腺病毒作為載體的俄羅斯、利用mRNA 技術的美國輝瑞及莫德納藥廠、採用黑猩猩腺病毒的英國牛律大學及阿斯利康，以及用上類似技術的美國藥廠Johnson & Johnson 等。我早前出席由印度電視台舉辦的「WION TV 全球高峰會」，討論疫後的世界秩序。參與的國家包括突尼西亞、馬里及斯里蘭卡等，他們均表示國際間缺乏合作及領導，發達國家生產的疫苗並沒供給發展中國家使用。
《彭博商業周刊》 （Bloomberg Businessweek） 近期一篇題為Vaccine Capitalism 的文章詳細報道，輝瑞藥廠從疫情中牟取暴利。美國政府在去年5 月已宣布推出名為「Operation Warp Speed」（簡稱OWS）的項目，以資助機構研究新技術開發疫苗。然而，去年6 月OWS 與輝瑞初接觸時，輝瑞行政總裁Bourla 卻拒絕他們的資助，並向 OWS 表示已掌握mRNA 技術，更建議 OWS 預先向他們訂購疫苗，但其實當時 mRNA 技術仍未獲得批准使用。隨後， Bourla 在全球推廣疫苗，各國爭先搶購，英國更成為第一個與輝瑞達成購買協議的國家。去年7 月，英國決定向輝瑞購買3000 萬劑疫苗，後來加碼至4000 萬劑，輝瑞承諾在2020 年至2021 年交貨。後來，輝瑞疫苗的供應卻不似預期，硬件配套及原材料供應都追不上生產進度，期待疫苗的國家只能苦苦等待。至於輝瑞是怎樣發疫苗財，下文再續。
對於今日（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全票通過《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修訂草案》及《香港〈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修訂草案》，以貫徹落實人大會議（3月11日）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的精神和要求，確保以愛國者為主體實現港人治港、切實提高特區政府治理效能，並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新民黨表示歡迎及全力支持。
新民黨一直相信，任何政治制度的最終目標均是促進良好管治、振興經濟、改善民生，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選舉制度有必要根據實際情況優化，與時並進，體現愛國者治港的精神。
行政長官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既要向中央政府負責，亦要向香港市民負責，因此，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十分重要。修訂後，選舉委員會人數將由1200人增至1500人，是擴闊了選民基礎；由四大界別增至五大界別，更能體現《基本法》第45條規定的廣泛代表性；選委會增加了港區政協委員的名額、全國性團體港區代表、地區組織、基層社團、同鄉社團等等，是進一步體現均衡參與。至於行政長官候選人須在選舉委員會每個界別中取得不少於15個提名，總提名不能少於188個。新民黨十分支持這項修訂，認為可避免行政長官只傾斜某界別，有助行政長官面向全社會，有效施政。
立法會方面，修訂後每屆立法會議員將由70人增至90人，分佈將會是選舉委員會佔40席、功能團體佔30席及地區直接佔20席。立法會議員候選人亦須取得選舉委員會每個界別不少於2個、不多於4個提名，總提名不少於10個、不多於20個。新民黨認為立法會新的構成體現均衡參與的精神，讓社會上更多不同階層不同界別不同專業的人才，加入立法會，讓立法會發揮更大功能，有助特區政府良好管治。
事實上，近年反中亂港分子進入立法會後，他們的言行及所作所為均反映他們明顯不尊重憲法及《基本法》，不尊重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對社會特別是年輕人有極為不良的影響。此外，他們利用立法會議事規則的漏洞，肆意以極端手法拉布、嚴重拖延甚至癱瘓立法會運作，影響特區政府有效施政，令香港很多深層次經濟民生問題無法解決，已令香港的發展滯後，不符合市民要求。完善選舉機制的各項舉措將有效遏止這些情況繼續發生，讓立法會回復成為符合憲制要求的議會，真正履行《基本法》賦予的功能，實實在在監察政府，同時亦能提出良好的意見，協助特區政府改善施政。
另一項修訂是新增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選委會、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資格。新民黨一直認為以往由不同地區的選舉主任裁定候選人是否符合資格的做法並不理想，亦欠缺統一標準。今後由資格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便有統一的標準，並且能確保候選人是愛國愛港人士，達致愛國者治港的目標。
新民黨全力支持中央政府完善特區的選舉制度，並將全力配合行政長官修改本地法例。新民黨亦將一如以往，積極培養更多愛國愛港、年輕專業的政治人才，投身議政工作，發展政策研究，循不同途徑爭取更多議席，加入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治港班子，配合特區政府，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 與香港市民一起邁向發展新階段、更美好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