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通識科更待何時？ 　   文章 　   2017 年 10 月 21 日 我在2008年當選立法會議員後不久，便在教育事務委員會提出質詢，要求教育局官員交代新高中學制通識科的具體課程內容。當時與會的教育局官員回覆，通識科的課程設計會參考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IB）的核心科目：知識理論科（Theory of Knowledge）。不過，通識科側重通過考試評核學生，知識理論科則注重學生的課堂展示和日常作業，故兩者不論在教學或考核模式都不盡相同。 西方國家十分重視通識教育，美加等地不少中學亦設有類似香港通識科的社會研究（Social Studies）學科，但大多只屬選修性質；反觀在新高中學制下，通識科被列為必修科。學生為了穩握入讀本地大學「3322」的入場券，只好投放更多時間於通識科，而放棄修讀自己感興趣的額外選修科或數學延伸課程單元一及二（簡稱M1及M2）。這不但降低了學生的學習興趣，而且窒礙本地人才培訓。 新高中學制令大學失去收生的自主性和靈活性，近年不少學系為維持收生人數而削足就履，取錄缺乏專科基礎知識的學生。香港大學前校長徐立之教授認為，學生選科時多以「考高分」為首要考慮，令較為艱深的理科和高階數學成為犧牲品。香港科技大學校長陳繁昌教授亦所見略同，指新學制令學生專注於必修科，削弱他們對數理學科的基礎知識，遂認為教育局是時候全面檢討新學制。 在美國，不少頂尖大學都規定一年級學生修讀通識課程（General Education），要求所有學生深入研究人文學科的典籍及自然科學的理論。香港多間大學亦仿效美國，為「334」新學制的學生設立以研讀典籍為本的通識教育必修課程，可見學習典籍才是通識教育的基礎。新高中的通識科課程雖分為六大單元，但該科的筆試試題主要圍繞本地時事議題，絕少涵蓋中外典籍，實在談不上是「真」通識。 教育局自2009年起將通識科列為必修科，當局既忽略典籍，失卻幫助學生「文理兼備」的本意；且令學生「顧必修而失興趣」，扭曲大學的收生制度。因此，我已多番建議教育局將通識科改為選修科，或簡化該科評級為「合格」及「不合格」。通識科的弊端已暴露無遺，還望當局正視問題，盡早改革通識科。

不止批判的思考 　   文章 　   2017 年 10 月 18 日 「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 的概念源於1994 年的「美國教育法案」，後來，香港教育統籌局在課程改革短期目標中（2001 年至2006 年），提出優先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即溝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及創造力），並將之融入現行科目或學習領域中，以提高學生建構知識的獨立學習能力。自此， 「批判性思考」一詞，在香港逐漸為人所熟悉。 可惜，由於教育當局翻譯上的謬誤， 將西方提倡的critical thinking 譯為「批判性思考」，令不少教師和學生只按字面解釋，誤以為批評即等同思考。學生可能對很多事情還未作深入分析，便妄下定論，既削弱他們分辨事物的邏輯能力，亦妨礙培養他們的高層次思維。而綜觀整份《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也未見教統局對「批判性思考」有任何明確或詳細的定義。 其實所謂critical thinking，並非什麼東西都批評，而是懂得分辨事物的邏輯、衡量正反兩面的因素，從而理性客觀地分析。Critical 源自古希臘的字根krinein，即分開或分辨，絲毫沒有負面批判或批評的意思。如果參考在1941 年最早提出該概念的美國學者Edward Glaser 的定義， critical thinking 非以批判為主，而是以客觀的理性分析為重心。 那麼為何critical 會被翻譯成「批判」呢？ 「批判」一詞的翻譯，最早可以追溯至1935 年出版的《純粹理性批判》胡仁源翻譯本。當時正值文白交替，而且胡先生並非由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德文原著翻譯，因此很多翻譯用詞都有商榷的餘地。當年，教統局卻未有考慮到今天我們討論critical thinking 的語境已時移世易，只張冠李戴地把胡先生的舊翻譯套用在新概念上。 教統局在critical thinking 翻譯上的謬誤， 反映有關當局欠缺critical thinking，令教育工作者、學生， 甚至是家長都對critical thinking 產生誤解。我早於2008 年已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教育局將critical thinking 的中譯法改為「明辨性思考」，局方終在2014 年同意更正。我希望有關當局日後在翻譯字詞前，先深入了解字詞的本義，避免重蹈覆轍。

再論通識教育隱憂 　   文章 　   2017 年 10 月 15 日 上文提到通識教育科既無助學生達至「文理兼備」，亦令傳統人文學科邊緣化，本文繼續探討通識科的其他問題。教育局於二○一二年首次將通識科納入中學文憑試必修科，該科目的評分準則一直備受爭議。首屆文憑試通識科的及格率高達90.8%，遠超其他核心科目近十個百分點，當時有評論質疑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刻意調低試卷程度，或讓部分未達及格要求的考生「過關」，有「放水」之嫌。 雖然通識科看似成功「軟着陸」，但該科目推行多年來流弊叢生。首先，通識科課程範圍太廣。通識科有六大單元，每個單元均涉及眾多議題，教學容易流於片面。而且通識科推出初期，不少學校由未受通識專科訓練的教師兼教通識，大家「摸着石頭過河」。如果師資參差，加上教材良莠不齊，實在難以確保通識科的整體教學質素。 其次，通識科設有「獨立專題探究」（IES），鼓勵學生自主學習，自行探索感興趣的社會議題，再呈交報告，作為該科目的校本評核項目。IES要求學生自擬研究題目及蒐集資料，需要不同實地考察和活動支援。家境富裕的學生固然有充裕的資源，支持他們盡情探索，基層學生進行多元探索的機會卻相形見絀。因此，教育局推行IES的教育理念雖好，卻忽略了貧富學生之間的學習差距。 最後，通識科的筆試內容以長答題目為主，對語文能力較為遜色的學生相當不利。文筆好的學生一般善於用文字闡釋個人看法，自然較易在通識科取得佳績，這無疑有違當初政府在新高中學制加入通識科，藉此提高學生統計和數據分析能力的原意。眼見通識科課程設計和考核形式問題多多，許多中產家長避之則吉，只要負擔得起，都紛紛為子女報讀國際學校或私立學校。 新高中學制推行近八年，爭議聲不斷。教育一直是中產市民最關注的議題，愈來愈多中產家長對香港教育制度失去信心，千方百計讓子女出國留學或修讀IB課程，實在是香港教育界的悲歌。 我希望教育局認真檢討通識科的成效，以至整個新高中學制的不足之處。

弄巧反拙的通識科 　   文章 　   2017 年 10 月 12 日 繼探討了新高中學制令香港學生中英文程度下跌的問題後，這次談談通識科對學生的負面影響。通識教育科有六大單元，分別為個人成長及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衛生、能源科技與可持續發展。教育局於二○○九年將通識科列為文憑試必修科，原意是希望學生能夠掌握跨學科知識，使他們「文理兼備」。 教育局最初設立通識科的願景雖好，但在實際推行時卻弄巧反拙。首先，由於教育局認為通識科教學不應依賴課本，因此不接受該科教科書的送審，以致坊間通識教材良莠不齊。其次，通識科筆試內容以長答題目為主，側重考核學生語文能力的運用，卻忽略了學生在統計和數據分析方面的技巧。在不能確保教材質素和試題形式重文輕理的前提下，通識科實在難以幫助學生達至「文理貫通」。 新高中學制另一個弊端是令傳統人文學科日趨邊緣化。新學制下，文憑試考生入讀本地大學的最低門檻是必須在四個核心科目考獲「3322」，並在最少一科選修科取得2 級或以上的成績。鑒於現時香港社會重理商而輕文史，考慮到日後升學和就業，以及要同時兼顧通識必修科，學生一窩蜂選修生物、經濟等理商科目，而選修歷史、英國文學、中國文學等人文學科的人數則連年下降。 傳統人文學科能提升一個人的教養與素質，讓學生終身受用。以學習文學為例，不論是古今中外的文學世界，都予以學生極大的思考和想像空間。不同人對同一部文學巨著可以有迥異的演繹，例如有人將《紅樓夢》解讀成一本愛情悲劇小說，有人卻視之為一部針砭時弊的作品。人文學科鼓勵學生多閱讀，藉此使他們學會鑑古知今，令思考逐漸變得更有層次和深度。 學習人文學科也能令學生明白包容與同理心的重要性。我們在閱讀或欣賞不同形式的藝術時，往往需要代入他人的處境，嘗試體會和理解不同人物角色的情感。人文學科可讓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學懂「多包容，少批判」的道理，這不正是修補當下撕裂的香港社會所急需的一帖膏藥嗎？還望教育局深思。

從加泰隆尼亞看港獨 　   文章 　   2017 年 10 月 11 日 10月1日，我們慶祝國慶的時候，在地球上的另一端，西班牙自治區加泰隆尼亞（加泰羅尼亞語Catalunya）舉行獨立公投。五百三十萬選民中有二百二十六萬人投票，其中90.9%贊成獨立。西班牙政府派出「人民警備總隊（Civil Guard）」取締票站，引發衝突，釀成八百多人受傷。西班牙國王費利佩六世（Felipe VI）罕有地發表電視講話，直指獨立公投違憲違法，藐視國家權力。事件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後續發展可能和英國脫歐一樣沒完沒了，其副作用值得香港引以為鑑。 兩次獨立公投　多輸局面 作為西班牙的自治區，加泰隆尼亞的自治歷史經歷了高低起伏。2014年，加泰隆尼亞已辦過一次沒約束性的獨立公投，當時有80.7%投票者贊成獨立。2015年，自治議會通過「獨立決議」，設定於2017年再辦獨立公投，只要贊成獨立的票數較多，便於48小時內宣布加泰隆尼亞獨立。 那邊廂，西班牙政府及憲法法庭，為了維持國家領土完整，已事先宣布是次公投違憲、違法，不會承認公投結果，更不會容許加泰隆尼亞獨立。 無論加泰隆尼亞能否獨立成功，將造成多輸局面，最終受苦的，是整個西班牙的人民。 民心撕裂 是次公投投票率只有約42%，並不過半數。而根據加泰隆尼亞自治議會在今年7月進行的公開民意調查，41%的加泰隆尼亞人希望獨立，而49%的人反對獨立，反映民心相當撕裂。 10月1日，西甲巴塞隆拿（FC Barcelona ）和拉斯帕馬斯（Las Palmas）進行了閉門足球比賽。身為加泰隆尼亞人的巴塞隆拿後衛碧基（Gerard Piqué）哽咽表示做好退出西班牙國家隊的準備。政治殃及體育，讓人無奈。 經濟衝擊 位於西班牙東北部的加泰隆尼亞，人口約七百萬，只佔西班牙總人口16%，卻是西班牙的經濟工商業旅遊體育重鎮，佔全國GDP的19%、對外出口產值25%。 而在金融海嘯後，加泰隆尼亞對西班牙的經濟貢獻，遠遠大於其從西班牙國庫拿到的撥款。其相當於葡萄牙或瑞士的經濟實力（或說是對西班牙的經濟承擔）變成推動獨立的籌碼。 若加泰隆尼亞獨立成功，對西班牙的經濟自然造成沉重打擊；對加泰隆尼亞本身也非好事。目前，其商品及服務的主要市場是西班牙，獨立後，出口會遭切斷，新政府需花費大量資金建立新的公共機構，負擔將十分沉重。西班牙財相金多斯（Luis de Guindos）已警告，獨立後加泰隆尼亞GDP將下跌25至30％，失業率則會上升一倍。 10月2日，歐元兌美元已聞公投重挫，下跌0.2％至1.1791。若獨立危機持續，將使身為歐元區第四大經濟體的西班牙陷入不穩。 脫離歐盟 西班牙是歐盟成員國，歐盟於公投翌日發表聲明，「根據西班牙憲法，昨天的公投並不合法。」（Under the Spanish Constitution, yesterday's vote in Catalonia was not legal.）聲明強調，西班牙的內部事務依照西班牙的憲法程序處理；如果加泰隆尼亞獨立於西班牙之外，將不是歐盟會員國。 即是說，獨立後的加泰隆尼亞若想加入歐盟，必須重新申請，而且需要所有歐盟成員國，包括西班牙的同意，才能成事。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屆時，其人民將失去歐盟各國自由出入境、升學、就業等等的便利，出口貨物將被徵收75％巨額關稅，工商業要如何自處，將是巨大難題。 歐盟為了保持其完整及利益，不會支持分裂國家的活動，故加泰隆尼亞獨立不會得到國際認許。 國家憲法沒賦予人民分裂國家的權利 回到香港，自決派政黨及議員譴責西班牙警方武力鎮壓損害當地民主發展，認為「透過民主方式實踐自決權是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我認為這說法有誤導成分。 首先，世上絕大部分國家的憲法均沒有賦予其人民分裂國家的權利，歷史上只有蘇聯的憲法載有相關條文。 分裂國家的合法性上，美國著名學者布坎南(Allen Buchanan) 在其著作《Secession》中明確指出，只有兩個情況能合理化分裂國家：一、原本擁有主權的土地被不公的方式奪走；二、避免基本人權遭受嚴重侵犯的最後手段。 法律學者James Crawford指出，國際社會對於支持單方面的分離及分裂國家活動相當有保留，亦從未因國家內部的公投結果而支持分裂國家的活動。 西班牙憲法明文規定，「西班牙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是所有西班牙人共同且不可分割的家園。」中國和西班牙立場一樣，憲法第四條列明，「禁止破壞民族團結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為。」《基本法》第一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對西班牙而言，加泰隆尼亞獨立損害其國土完整；對中央政府而言，港獨便是分裂國家，已觸及國家的底線。 布坎南亦在書中指出，分裂國家必定牽涉宣稱對擁有國家內部分土地，因此在分裂國家的過程中，難免會侵犯其他人的私人產權。他指出了emigration與secession的分別，若某人民不喜歡其國家而選擇離開，那是其個人選擇；但自決、獨立便不同了，自決、獨立難以避免地要把一片領土從一個國家中分裂出去，亦難以避免地把原來領土的人民及財產帶走，這其實已是分裂國家的行為。 香港獨立將成荒蕪孤島 若加泰隆尼亞獨立成功，反而要面對政治經濟國際關係等等磨難，香港的情況可能更惡劣。《南華早報》早於2016年5月，已有文章Independent Hong Kong would become a barren rock again指出── 「香港獨立這件事，意味著違反兩個主權國家（中國和英國）在《中英聯合聲明》中關於香港前途問題的協議，而那協議是已獲得聯合國承認的。而香港的憲法——《基本法》，則要被拋棄，這樣勢必引致憲法真空。同時，必須要產生一個總統和一套新的憲法。 這樣，香港將要有全新的內閣和全新的公務員體系。超過600項國際貿易協定需要重新協商及簽訂，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外交關係需要重新建立。作為排除於中國境外的一個獨立國家，香港到時需要重新找尋新的食物及食水供應。到2047年，中國將不再需要依賴香港港口及空中航線轉運貨物，而香港是連讓人生存的天然資源也沒有的。 我們不再有生產基地，那樣便沒貿易可言。2047到來時，如果香港成為獨立的國家，這片土地將成為荒蕪孤島。 縱合上述所論，要求獨立根本是不切實際。香港需要依靠，那就是，而且一直都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應加強解釋 港獨是死路 我相信成熟、理性的香港市民不會認為港獨是選項，年輕人支持港獨也只是極少數。然而，香港政府不能掉以輕心，必須更積極地向市民，特別是年輕人，解釋港獨是違法而且無法達成的。若港獨思潮在年輕人心中紥根，甚至發展成行動，勢必傷害社會團結和諧，影響中央對香港的睇法，對香港的未來發展沒有好處，和西班牙一樣多輸，後果堪虞。

不可或缺的軟實力 　   文章 　   2017 年 10 月 11 日 不可或缺的軟實力 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近期針鋒相對，特朗普更在聯合國大會周年會議上揚言「徹底摧毁 北韓(totally destroy North Korea)」。特朗普這種一味靠拳頭的作風，在其聯邦預算提案亦表露無遺。 《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 指出特朗普政府大幅削減人道援助、經濟發展、多邊機構和文化交流方面的預算： "It short-changed humanitarian aid, economic development, multilateral organisation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Short-change 原本的意思是找少了錢(short 即「不夠」， change 即「找換」)， 例如： The shopkeeper short-changed me. 另一個意思是對某人或事物給予得太少，可以是指金錢或其他東西，而這些東西是他們應得的，例如：The company was accused of short-changing its female employees on opportunities for promotion. 削減外交開支會削弱美國在國際的領導地位(undercut U.S.leadership)，令美國人更易受到氣候變化、跨國罪行、傳染病擴散等國際問題的威脅(left Americans more vulnerable tothreat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transnational crime and thespread of infectious diseases)。Vulnerable to... 即「易受……的傷害」。 文章指出："In recent months, the drawbacks (缺點) of thisso-called 'hard-power budget' have become even moreglaringly apparent." Apparent 有兩解，一是「表面的」，二是「顯而易見的」。這裏用的是第二個意思。Glaring 原指「耀眼」、「刺眼」， 亦引伸形容明顯的問題， 例如glaringmistake、glaring injustice。 要解決朝鮮、阿富汗等地的問題，軍事力量是必要但非充分(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 條件，軟實力(soft power) 更是不可或缺，而且需要"seasoned (有歷練的) diplomats to wield(使用) it"。 因此，參議院撥款委員會(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Appropriations) 一致通過批出512億美元預算予外交部，比特朗普原建議多出三分之一。美國預算制訂過程繁複，相信到12 月才有定案。但今次決定獲兩黨支持，明顯是對特朗普的強硬路線投下不信任票。 延伸閱讀："A Unanimous Vote for Soft Power",Bloomberg Businessweek (Asia Edition),September 18, 2017

「母語教學」惹的禍 　   文章 　   2017 年 10 月 9 日 前文提到本港新高中學制有七大問題，這次繼續跟大家探討第二個問題：香港學生英語水平持續下降。雖然教育局經常引用數據，指香港人於國際英語水平測試（IELTS）的表現優於大部分亞洲國家或地區，但不少僱主認為香港畢業生的英語能力仍有待加強。 現時香港學生在英語運用上主要有兩個問題：用錯文法，以及表達能力弱。我認為要學好英語，掌握文法尤為重要。可是，不少香港學生英文文法基礎薄弱，在寫作時易犯文法錯誤。其次，普遍香港學生的英語詞彙量不足，以致難以深入、準確地用英文表達自己的看法。若然學生連最基本的文法和詞彙都未能好好掌握，又談何得心應手地用英語跟別人溝通呢？ 為使學生可以最熟悉的語言學習，港府早於八十年代已提倡在中學推行「母語教學」，並於九十年代末大力鼓勵學校以粵語作為主要教學語言。教育局於二○一○年實施新教學語言政策後，中文中學佔全港中學的比重遂由12%升至75%，現時全港僅餘約一百間英文中學。由於就讀中文中學的學生缺乏接觸英語的機會，導致香港學生整體英語能力出現下降的迹象。 教育局近年積極推行公營中小學「外籍英語教師計劃」（NETScheme），讓學生透過與外籍英語老師在課堂互動，改善英語水平。不過，每所學校一般只有一至兩位外籍英語教師，他們大抵只能起輔助作用，對鼓勵學生多聽多講英語的幫助不大。此外，政府雖先後向語常會轄下的「語文基金」注資近五十億元，惟審計署今年四月發表的評估報告指出，近半參與「提升英語水平計劃」的學校達標情况未如理想。 英語一直被視為國際語言，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學生英語水平每况愈下的情况實非我們所樂見。既然「母語教學」政策的後患已逐漸浮現，政府必須亡羊補牢，檢討相關的教學語言政策。我認為要學好英語，學校既要給予學生嚴謹的文法訓練，也要鼓勵學生養成閱讀的習慣，並為學生提供足夠的海外交流機會，同時確保全體英語教師的師資水平。政府與學校相互配合，才能真正保障香港學生的福祉。

學生中文水平下降有因 　   文章 　   2017 年 10 月 6 日 前文剖析了香港教育兩極化及操練化的問題，這次繼續探討新高中學制的弊端。高中是中學教育的關鍵，不少海外著名的高中都強調學生需同時具備良好的語文能力和高度的學習主動性。優質的高中教育不止為傳授基礎知識，更注重啟發學生思考的能力，為學生在升讀大學前打好基礎。 教育統籌局在2004 年發表諮詢文件，建議轉行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及四年大學的學制，特區政府於2009/10 學年正式推行「三三四」新學制。新高中改革是香港教育制度一個重大的變動，摒棄了沿用多年的傳統文理分科，鼓勵學生在修讀四個必修科目以外，按自己的興趣選擇二至三個選修科。教育局希望新高中課程能擴闊學生的視野，為全人發展及終身學習奠定穩固的根基。其本意雖好，惟當局在課程設計上「眼高手低」，新高中學制迄今推行近八年，仍是弊多於利。 我認為新高中學制有七大問題，而首當其衝的是香港學生中文水平大跌。新高中課程的中文科，在四個核心科目中及格率最低，被喻為「死亡之科」。學界普遍歸咎於教育局當年推行新高中學制時，一刀切取消二十六篇範文。學習文言文範文對提升學生中文水平有莫大裨益，回想我在六十年代讀中學時需要閱讀不下四五十篇典籍範文，由四書五經中的《論語》、《孟子》、《詩經》到《史記》、唐詩、宋詞，以至現代中國文學家如冰心、巴金等的著作，都有涉獵。 良好的古文根底是學好中文不可或缺的一環，學生透過研讀古文篇章才能把握中國語文的歷史背景，從而提升他們評鑑中國文學作品的能力和寫作技巧，使他們學懂欣賞國家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蘊。教育局顯然也意識到新高中學生中文水平大不如前的問題，遂於2015 年決定增設十二篇文言文範文，鼓勵高中學生背誦指定文言經典篇章。可惜，不少中學教師批評重設範文會加重教師的教擔和學生的課時壓力，擔心會弄巧反拙。如是者，如何在中文水平驟降與課時不足兩者間取得平衡，又成了新高中學制的另一困局。

教育兩極化與操練化 　   文章 　   2017 年 10 月 3 日 上回探討了香港幼兒和小學教育的問題，這次就談談中學教育。傳統上，亞洲人極為重視教育，香港人亦承繼了此文化傳統。按道理香港在發展教育有一定優勢，可惜，香港的中學教育出現明顯的兩極化現象，以致有部分學生失去接受優質教育的機會。 香港現時約有五十所國際學校，以及約八十所直資及私立學校，這幾類學校愈來愈受有經濟能力的中產家長歡迎，即使學費高昂也爭相為子女報讀。這些學校不論硬件或軟件都比一般津校優勝，例如校舍佔地廣闊、有一流的體育設施等。此外，學校的學生大多家境富裕，父母不但學歷較高，而且有能力投放大量資源栽培子女。因此，這些學校集中了全港大部分尖子，為他們提供優良的教育和學習環境，自然成為國際教育文憑課程（IB）狀元的搖籃。 另一邊廂，香港約有二十八間建於六十至七十年代的「火柴盒」學校，這類學校校舍殘舊不堪，部分樓齡達四十年，惟爭取多年依然重建無期。「火柴盒」學校恍如危樓，外牆和天花石屎剝落、課室風扇搖搖欲墜、要與附近居民共用籃球場等的情况已是司空見慣。再者，學生中不乏跨境學童及基層家庭子女，家庭經濟條件普遍較差，他們不論在學業支援或參加課外活動方面的資源都相對匱乏。這批弱勢學生可謂「輸在起跑線」，所接受的教育難與富家學生相提並論。教育兩極化擴大貧富學生的學習差距，但更令人痛心的是香港教育「操練化」的歪風。追求學問的真諦在於啟發學生主動探索知識，從而發展自己的潛能，香港教育卻背道而馳。為了迎合以應試為本的教育制度，日校老師不得不催谷學生操練試題；學生在課餘時間也要到補習社繼續操練。香港教育鼓吹「求學只是求分數」的問題已為人詬病多年，但教育局多年來未有正視糾正教育理念的迫切性，只着手處理如學位分配、修訂課程等操作層面的問題。 眼見莘莘學子盲目地視考試為學習的終點，不少「高分低能」的學生成了香港教育制度的犧牲品，我衷心希望特區政府反思教育的本質，讓香港的教育制度早日重回正軌。

優質教育不止靠撥款 　   文章 　   2017 年 9 月 30 日 上文提到，近年特區政府在教育資源的投放大幅遞增，除了落實15年免費教育，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後不久便宣布增撥36億元經常性教育開支。香港教育資源的「量」無疑在持續增加，但教育的「質」能否相應地提升仍屬未知之數，值得深究。 自2007/08 學年起，教育局推出「學前教育學券計劃」，以學券形式向學童的家長提供學費資助。「學券計劃」每年涉及逾20 億元政府開支，但在政府增撥資源的同時，幼稚園的學費和雜費亦有上升的趨勢。以2015 年為例，教育局將學券面額上調至22,510 元後，學券制（全日制）幼稚園的學費上限亦由60,040 元調高至67,540 元。 不少中產幼稚園學童家長都向我反映，為子女選校時主要考慮三點。第一，學校的地理位置是否方便；第二，能否負擔學費；第三，幼稚園老師是否有愛心，以及能否為孩子提供一個有愛和尊重的學習環境。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增加撥款，另一方面要加強規管幼稚園學費調整、師資等方面，方能真正提升香港幼兒教育的質素。 香港的小學教育同樣令人憂慮，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的存廢問題便是一例。教育局設立TSA 的原意是為政府及學校提供全港學校學習範疇水準的數據。TSA初衷雖好，可惜在實際操作上出現各種問題，除了考題愈趨艱深外，也有意見指教育局直接或間接以TSA成績向辦學團體施壓，漸漸造成操練的現象，校方、老師、家長及學童也承受壓力。 反觀美國的基礎和小學教育，較注重創意思維，小學生作業數量較少，學校亦不鼓勵老師過度操練學生。而且，美國不同州份也有不少優質學校，美國小學生的升學壓力比香港小學生輕得多。香港的小學生無法愉快地學習，政府固然難辭其咎，但不少家長過分催谷子女「贏在起跑線」，也是學生學習壓力的源頭。 我深信學校不單是傳授知識的場所，更應該是孩子鍛煉體格、建立正確價值觀的地方。長遠而言，特區政府在增加教育撥款的同時，有必要盡快檢討整個教育制度，還香港學生快樂的學習環境和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