醜陋的美國總統大選（二） 　   文章 　   2020 年 9 月 16 日 上文提及西方傳媒對今年美國總統大選抱持不樂觀的態度，《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的文章America's ugly election 便分析了數項要素。其一，疫情使投票工作舉步維艱。 根據《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報道，截至9 月9 日，美國共錄得逾630 萬人確診，約19 萬確診者死亡。紐約州初選時採用郵寄方式投票，結果在完成投票後數星期仍在點算，不少州份更是缺乏郵寄投票的經驗，反映疫情的確為投票工作帶來諸多不便。 其二，種族歧視問題衍生的矛盾持續升溫。據報道，9 月7 日特朗普支持者與Black Lives Matter 運動示威者在俄勒岡州發生衝突。文章也指出，8 月23 日基諾沙市黑人男子布萊克（Jacob Blake）被警察槍擊後一星期，特朗普便前往當地視察。文章批評他此舉只為在鏡頭前做騷（photo op），並企圖激起民眾對社會動盪的不安，以利選情。不少人甚至憂心種族歧視紛爭將催化大選成憲制危機。 其三， 紛擾的局勢使然。文章指出， 自古至今， 美國總統選舉大多攙雜暴力和事端。1912 年羅斯福（Teddy Roosevelt）演講時慘遭槍擊；1968 年候選人之一的甘迺迪（Bobby Kennedy）被暗殺。今天，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裂痕甚大，相信除非雙方派出的候選人得票差距懸殊，否則不論誰當選都會爭議不息。 最後，由兩黨控制的各州政府或將行使一切可用的行政權力，以鞏固自身候選人的勢力。在香港，選舉的實際安排均由無黨派背景成員組成的獨立選舉管理委員會負責，確保選舉在公平公正及不偏袒任何黨派（non-partisan）的大原則下完成。然而在美國，從選票的設計、選取設立票站的地點到是否向選民郵寄選票等行政事務均由各州政府自行決定。文章預計，大選後將出現相關司法糾紛，而且將由執政黨指派法官審理。此後的爭議可能前所未見。

醜陋的美國總統大選（一） 　   文章 　   2020 年 9 月 11 日 即將於11 月3 日舉行四年一度的美國總統大選舉世矚目，距離不足兩月已吸引西方主流媒體如《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等屢次刊登文章，指出幾項令人擔憂的發展。 首先，特朗普宣布不再派情報官員親身出席國會聽證會，簡介及回答有關大選安全（election security）的提問。大選安全聽證會旨在監察和保護選舉免受干預，以維持選舉的公平性。四年前候選人之一的特朗普身陷「通俄門」風波，被指向俄羅斯泄密換取選舉利益。後來前聯邦調查局局長羅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被委任為司法部特別檢察官調查此案。雖然並無找出實證，但經此一事，有關外國勢力會否干預選舉的安全問題一直受到高度關注。是次特朗普的操作等同限制議員發問，削弱國會監察選舉的功能，以致選舉缺乏透明度；更被質疑為刻意隱瞞情報，違反民主制度中執政黨「不能偏袒黨派」（non-partisan）的基本原則。 其次，特朗普不斷批評郵寄投票，9月2 日接受傳媒採訪時更建議北卡羅來納州的選民共投票兩次，即郵寄及親身前往票站投票，以確保選票被點算。此番言論被抨擊為不公及違法。 此外，有文章推斷完成選舉後需解決不少司法糾紛。回顧2000 年紛擾不斷的總統大選，當時佛羅里達州的選票點算過程出現問題，最後需依靠最高法院裁決停止該州重新點票的工作，致使喬治．布殊（George Bush）成功當選。不過，相信今年情况將更激烈。《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刊登以America's ugly election 為題的文章形容將是一場醜陋的選舉，並指出目前美國各州法院已接收200 多宗有關疫情的訴訟案，不少由民主黨提出。另外，賓夕凡尼亞州的民主黨州長與共和黨控制的州議會就如何處理過多郵寄選票對簿公堂；特朗普的競選團隊向法院提告內華達州通過向選民郵寄選票的決定等等。到底會有多「醜陋」，且拭目以待。

為何中學教科書昂貴？（二） 　   文章 　   2020 年 9 月 11 日 上文提到，回想我求學的年代，教科書價格還算合理，而且不會年年改版，我們可以購買及使用二手書，升班後更可把書「傳」給弟弟妹妹。今時今日，家長經常投訴教科書昂貴，教育局亦顯得束手無策。出版商解釋，教科書內容依據教育局課程設計而更新，例如通識課程六大元素：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衛生及能源科技與環境，所涉獵的內容既寬且廣，而且十分具時事性，事情不斷發展，教科書便不斷更新改版。很多出版社也每個範疇出版一冊教科書，家長的經濟負擔就以六倍計。 例如我拜讀了某通識教科書，發現其對全球化的定義頗為膚淺——「是一個國與國之間，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減少的情况。每個地方之間的交流因而變得更頻密，令全球一體化」，又以NBA 球星全球受歡迎作為例子。課文沒有指出該定義出自何處，更沒引經據典，大有可能只是作者的個人看法，這並非編寫教科書的應有之道。說到全球化，我認為應由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成立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說起，再到後來的世界貿易組織（WTO）經過多輪討論，取消關稅及非關稅的障礙，將貿易及投資自由化，才能推動；並不適合以幾個詞彙或通俗例子來說明。而最近美國要與中國脫鈎，美國要求在中國設立公司的美商撤出中國，全球兩個最大經濟體要脫鈎，是對全球化的一大衝擊，因應這些發展，相信下年度的教科書又會改版了。 又例如「公共衛生」這範疇，現時教科書以「SARS」為主要內容，但現在新型冠狀肺炎肆虐全球，來年教科書要改版加入相關內容也可理解。即使在「能源科技與環境」方面，隨着時代與科技進步，一些過往是正確的科學理論現在可能已被推翻，教科書又要更新了。 諷刺的是，有家長告訴我，他們花了千多元購買教科書，但老師最後卻採用自行編製的校本教材。同時出版商則投訴學校抄襲不同教科書的內容來編製校本教材，其實有侵犯版權之嫌。單是教科書便出那麼多問題，難怪有人說香港的通識科，是「山寨式」通識，教材亦是「山寨式」教材。

三權分立迷思 港回歸前後從未實行 　   文章 　   2020 年 9 月 8 日 最近，就香港政制是否實行「三權分立」這個問題，社會上鬧得沸沸揚揚，其實我早於2016年12月已撰文《三權分立的迷思》提出──「香港的政制並不是行三權分立。直至1993年港督不再出任立法局的主席及議員為止，香港的立法局在英殖時期一直都是由行政機關主導，港督及司級官員在立法局佔大多數。」近期我也多次公開說明過。 現實操作 三權分立難全實現 「權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是在西方啟蒙年代、十七世紀的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提出的政治理念，主要目的是制約君主的權力。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則認為要避免權力集中，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應該清晰地分開。 但是，理論歸理論，在現實操作上，「三權分立」難以完全實現。 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便在著作《西方哲學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指出，英國的政制發展與「三權分立」南轅北轍。事實上，英國沒有成文憲法，實行的是「議會至尊」制度（Parliamentary Supremacy），英國內閣成員由國會多數黨或管治聯盟的議員組成，行政立法透過內閣緊密結合。《經濟學人》前主編沃爾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也在其著作《英國憲法》（The English Constitution）提到，英國憲制成功的秘密，不單不是因為「三權分立」，正是因為行政立法的緊密結合所致。 相對地，羅素也在書中指出，美國有成文憲法，有把「三權分立」的精神寫入憲法內，總統與議會透過不同的選舉方法產生，最高法院相對獨立於行政立法機關，但是法官委任要得總統提名及國會批准，三者相互制衡。不過，美國最高法院權力非常大，可以改寫法律，反映三權之間並非完全獨立。 港督牢控行政立法 政令無阻 回說香港，在英殖時期，立法局的成立及職能，是根據《英皇制誥》（The Letters Patent）制訂，官守議員及非官守議員均由香港總督委任，沒有民選議席。立法局主席由港督當然擔任，憲制安排上就是行政主導立法，實際上也鮮有發生議員投反對票的情況，政府施政亦暢順。 已故鍾逸傑爵士（Sir David Akers-Jones）曾經告訴我，甚麼是行政主導呢？就是行政局會議結束後，會議紀錄會以紅筆、紅色字列明「The Council advised and the Governor ordered」這句，即是「港督聽取行政局意見後，命令會發生的事」，就會傳達至立法局，通行無阻，政策得以落實。換句話說，即是由港督牢牢控制行政立法機關。 彭定康治下 撤官守議員制度 這種行政主導立法，政令通行無阻的情況，在彭定康來港出任最後一任港督後，發生了改變，導致今日大家誤以為香港一直實行「三權分立」。 彭定康是來自英國議會制的政客，他在1992年來港履新後，認為由港督出任立法局主席、由官員出任議員，並不妥當，於是宣布自己不出任立法局主席。1993年，御用大律師施偉賢（John Swaine）成為首名出任立法局主席的非官守議員。 其後，彭定康繼續以各種措施削弱行政機關的主導地位，包括要求所有官員撤離立法局，於1995年取消官守議員制度。自此，行政機關在立法局失去以往的穩固支持。 彭定康強行把行政立法分家，當時很多官員均擔心，行政當局將無法控制立法局，立法局將會失控，於是想出補救方法，計劃設立「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辦事處」，保持兩局議員之間的聯繫，並計劃由兩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鄧蓮如出任主席。 當時我是副行政署長，密鑼緊鼓地展開籌備工作，並計劃為辦事處開設D8級秘書長職位，當時的理想人選是劉李麗娟，皆因她與鄧蓮如熟稔，而且人緣好，游走兩局尊貴議員之間，應不成問題。 可惜的是，立法局自1992年引入直選議席後，出現了一批草根議員，他們不買首席非官守議員的帳，「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辦事處」計劃胎死腹中。 鄧蓮如大抵感知無法駕馭民選議員，在1995年宣布退休，1996年遷居英國。 人事沒分權 羅弼時獨跨三界 司法方面，回歸前，香港一直享有司法獨立，而且這項優勢在回歸後受《基本法》保障。但是回歸前，人事任命方面沒有分權可言，容許高官橫跨行政、立法及司法三界──羅弼時爵士（Sir Denys Roberts）出任律政司和輔政司（後改稱布政司）期間，兼任行政立法兩局當然官守議員，及後更出任首席按察司──橫跨三權，獨其一人，反映三權並非分立。 此外，像英美那樣，香港的終審法院可以改寫法例。例如就變性人結婚的案件（W v Registrar of Marriages），終審法院的判詞等於修改了《婚姻條例》，容許男變女的人士結婚。換句話說，司法與立法之間，並非完全分割。 回歸前，司法機關的表現也不是完全不受監察，經典例子是彭定康甫上任便要求立法局監察司法機關的行政管理與效率。不知道是不是彭定康來港前，已收到關於司法機關排期過慢案件延誤的投訴，他上任後隨即要求立法局成立「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Panel on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Legal Services）。 我當時在行政署工作，得悉港督府下達了這項工作，我便籌備開設一個D8級的新職位「司法機構政務長」（Judiciary Administrator），專責協助首席法官處理司法機構的行政工作，於1994年首位出任此職的便是戴婉瑩女士。 特區施政難 不等於權力分立 由於末代港督彭定康強行分拆行政立法，加上選舉引入大批強調「制衡」、「反對」的民選議員，埋下行政立法關係日趨惡劣的禍根。回歸後，董建華上台就任行政長官，便深深感受到特區政府難以駕馭立法會的苦況，近年局勢更是惡化，特區政府施政舉步為艱。但是關係惡劣不等於權力分立，從體制上而言，香港在回歸前後也並非實行三權分立，這點無容置疑。

為何中學教科書昂貴？（一） 　   文章 　   2020 年 9 月 5 日 轉眼已到9月，隨着疫情逐漸受控，教育局長於8月31日宣布學校分兩階段恢復面授課堂：中小學一、五、六年級及幼稚園高班，於9 月23 日復課；其餘班級於9 月29 日復課。 我記得每逢開學，都收到不少家長投訴，指購買教科書的費用高昂。記得多年前，現任立法會秘書長，時任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負責研究推出電子教科書，當時社會普遍認為電子教科書的成本較便宜，可減低家長的購書負擔。可惜因為各種客觀及技術因素，例如每個學生均需擁有平板電腦、需要出版商投資開發、學校網絡能否支援等等，始終沒有落實。 回想我小時候，當時並沒有太多教科書的問題。當年我會考及高考時均有選修History（歷史），當年History 科的課程主要是歐美史。中一至中五的課程由希臘、羅馬歷史開始，到中世紀、文藝復興及一些英國的歷史，最後到1870 年德國及意大利統一。預科的課程則由法國大革命開始，一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曾出任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主席的林李翹如博士，由中一開始便擔任我的歷史科教師。當年我們讀的是全英聯邦均使用的教科書，全部由著名史學家撰寫的英國名著，例如David Thomson 的Europe Since Napoleon 及A. J. P. Taylor 的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內容不會年年更新，因此不用購買全新書籍，可以選購價格便宜的二手書。畢業後又可以將書籍賣出去，或交給選讀同科的弟妹。如修讀英國文學的話，選用的教科書如珍．奧斯汀（Jane Austen）的《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 ）等文學巨著，內容亦不會年年更新，因而省卻不少購買新書的費用。為何現時的家長負擔那麼重？全因教科書年年更新。下文再續。

中國數字貨幣足以取代美元嗎（三） 　   文章 　   2020 年 9 月 4 日 據8 月20 日《南華早報》的最新消息，中國現時只在4 個城市試驗發行「主權數字貨幣」DC/EP，包括深圳、蘇州、雄安新區、成都。蘇州政府在5 月以DC/EP 支付公營機構員工的交通津貼；雄安新區的商戶，例如Starbucks、 McDonald's、Subway 皆作出配合，試驗以DC/EP 交易。中國政法大學資本金融研究院副院長武長海指出，由於中國人民銀行仍在解決安全性問題，現階段須以謹慎的態度在指定城市試行DC/ EP，將來DC/EP 除了可以在中國使用，亦會用作跨境支付的電子貨幣。 中國發展「主權數字貨幣」的優勢在於電子支付系統的普及化。據《財富雜誌》8 月刊登的文章Inside China's drive for digital currency dominance，2019 年在中國以手機應用程式作電子支付的金額高達350 萬億人民幣。市場份額方面，由螞蟻金服旗下的AliPay（55%）和騰訊旗下的WeChat Pay（39%）二分天下。中國人民對於電子支付習以為常，為國內推廣DC/EP 奠定良好基礎。假如香港將來接受DC/EP 系統，政府派錢、提供刺激經濟補助金或退還稅款皆可以直接發放給市民，不再需要銀行作為中介人，省時之餘更節省大量行政開支。 當然，DC/EP 取代美元的國際地位是言之尚早，今天美元仍佔據全球超過60% 的外匯儲備金額，人民幣僅為2%。然而，《財富雜誌》的文章指中國下一步將向「一帶一路」的發展中國家以DC/ EP 提供融資，一方面可以節省中介費用，而跨境電子支付方式亦能加快融資程序，有利於將DC/EP 逐漸推廣至國外市場。再者，美國一直濫用金融制裁，以美元及SWIFT 的全球影響力，強迫他國聽任支配。結果，多國現正尋求方法避免以美元交易，就如前美國財長Jack Lew在2016 年所作的警告，指出過度使用制裁將削弱美國在環球經濟的領導地位。 隨着DC/EP 的發展漸趨成熟，在國際社會有更廣泛的應用，中國數字貨幣會否終於取代美元，我們拭目以待。

中國數字貨幣足以取代美元嗎（二） 　   文章 　   2020 年 8 月 30 日 承上文，美國國際事務雜誌《外交事務》的文章指出，中國早於2014 年開始發展由國家發行的「主權數字貨幣」（sovereign digital currency）。當時中國的人工智能、區塊鏈技術（blockchain），以及電子支付平台已經發展成熟，早已具備發展數字貨幣的條件。其中，區塊鏈的「分佈式帳目技術」（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對於發展數字貨幣尤其關鍵。通過此技術，一宗網絡交易的每筆帳目皆會對全部交易參與者公開，由於帳目經過每名參與者互相比對和確認，交易紀錄得以完整保存，更無法被竄改。 區塊鏈技術最先應用於發展「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例如比特幣（Bitcoin）。《外交事務》的文章指出，「加密貨幣」與「主權數字貨幣」大有不同。「加密貨幣」利用「點對點技術」（peer-to-peer technology）運作，所有的客戶端都是平等的，並不存在中央管理機制（central administration），加上其價格經常浮動，亦容易受到黑客攻擊，令「加密貨幣」只能成為「投機性資產」（speculative assets），而不能在民間普及。相反，「主權數字貨幣」由國家的中央銀行發行，例如中國的數字貨幣由中國人民銀行發行，英文全稱是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DC/EP），即「數字貨幣和電子支付工具」。 據《外交事務》的分析，DC/EP 的發行採取兩層架構（two-tier structure），先由中國人民銀行向國有銀行和支付服務供應商例如Alipay 和WeChat Pay供應DC/EP，然後人民和商戶透過手機使用電子錢包交易，便能使用DC/ EP。在這個由中國人民銀行中央管理的機制下，DC/EP 的價格穩定，而且廣受支付平台所採用，更是官方認可的法定數字貨幣，所以相比「加密貨幣」， DC/EP 的應用更容易普及化。下篇續談。

中國數字貨幣足以取代美元嗎（一） 　   文章 　   2020 年 8 月 27 日 美國政府於8 月7 日公布名單，宣布制裁中央及特區政府11 名官員，措施包括凍結其在美資產。部分香港的銀行為保障其美國及國際業務，有可能凍結或結束受制裁官員的美元戶口，而美國公司提供的金融產品和服務亦會受到影響，故特首林鄭月娥早前接受《中國環球電視網》訪問時表示，她被美國制裁後使用信用卡時已受到限制。 美國今天的金融霸權，建基於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和交易貨幣的獨特地位。因此，美國素來以「武器化」美元制裁異己，例如操控SWIFT（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令伊朗不能以美元與國際社會交易石油，直接摧毁伊朗的經濟。而對於協助伊朗的國家，美國亦會終止SWIFT 的服務，切斷這些國家與全世界的美元交易鏈，此乃「第二階段制裁」（secondary sanctions）。其實，美國對香港實施制裁之前，國際社會對於美國金融霸權早有關注。早前，美國國際事務權威雜誌《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刊登一篇題為「中國數字貨幣足以取代美元嗎？」（Could China's Digital Currency Unseat the Dollar? ）的文章，作深入探討。 文中假設今天是2022 年，美國透過情報得知伊朗正在收購核武和導彈系統的組件，雖然美國的經濟制裁依然生效，但伊朗已將大部分的國際商貿轉移至一個新建的「人民幣交易系統」（yuan-based system），並以中國數字貨幣（Chinese digital currency）交易，伊朗從此不再依賴美元，同時避開美國金融機構的監管。結果，伊朗對中國、印度、歐洲的石油輸出量增加，而伊朗更成功建構核武和導彈系統，美國再也不能單純以經濟制裁應付伊朗的威脅。 雖然文中的例子有醜化中國支持伊朗發展核武之嫌，但亦說明了西方的評論員已留意到中國數字貨幣的迅速發展。中國數字貨幣能否取代美元？西方評論員的看法如何？下篇續談。

留任還是杯葛 泛民何去何從 　   文章 　   2020 年 8 月 25 日 「2020年9月30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不少於一年，直至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任期開始為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依法產生後，任期仍為四年。」 泛民亂作一團 「齊上齊落」不再 8月11日，人大常委會為特區政府宣布立法會換屆選舉押後一年而衍生的真空期，作出上述「決定」。這個「決定」連標點只有86字，簡單直接，即是現屆立法會議員，包括早前被選舉主任DQ了的四位議員，不分黨派，不用重新宣誓，全體延任。 中央政府伸出了橄欖枝，態度友善，泛民頓感頭痛，怎樣接招，是留任還是杯葛，怎樣才有個「說法」，陷入兩難。 「決定」一出，泛民主派各說各話，亂作一團，以前浩浩蕩蕩大聲疾呼「齊上齊落」，似乎一去不復返。 公民黨主席梁家傑首先發話認為民主派議員應留任，否則特區政府會「長驅直進、直搗黃龍」，任意通過「惡法」云云。 有傳媒採訪我的論文老師戴雅門教授（Larry Diamond），他認為泛民應該留在場內抗爭，用盡空間去反對和抵抗。（The better prospect is to stay in the arena and fight, to USE ALL AVAILABLE SPACE to oppose and resist.）（《眾新聞》2020-08-17） 熱血公民鄭松泰議員率先表態留任，指議員應承認議席的政治資源，並質疑若要杯葛，是否應該杯葛整個立法會選舉制度。 那邊廂，抗爭派朱凱迪議員主張集體杯葛，以示抗爭到底，甚至把來年立法會污名化為「臨立會2.0」，姿態強硬。 8月17日，民主派會議召集人陳淑莊議員發表聲明，指「民主派今日開會，傾向留守議會」。可是，人民力量陳志全議員卻隨即在自己面書表態說「我不是主留派」，表明反對留任。 來到8月20日，「主留」的民主黨又說要做民調，以民意定去留。公民黨隨即表示願意跟隨民調結果作決定。執筆之時，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了初步民調結果，指民主派支持者中有六成三人反對留任，支持留任的僅兩成。 民主黨胡志偉和林卓廷又指需要向市民作更多解說，甚至舉辦辯論，也會再定民調門檻，9月會再做民調，看看民意會否轉向云云。但在泛民新界東初選勝出的鄒家成則主張不論民調結果如何，民主派都應集體杯葛。 泛民反覆，精彩過連續劇，最後把責任推到「民調」、「民意」上，難免讓外界指他們龍門任搬。 不留任損失大 涉款逾300萬 既然泛民拿不定主意，去留難定，我們大可分析一下，若泛民議員真的不留任第六屆立法會，他們有甚麼損失？ 首先，財政上的損失不能小覷。每位立法會議員每月薪津101,000元（雙料議員會扣三分一），一年即是1,212,000元；任滿酬金是總薪津的15%，原先四年任期的任滿酬金是727,200元，延任一年的任滿酬金則有181,800元；另外，還有醫療津貼每年35,180元、酬酢及交通開支每年221,310元，及實報實銷營運開支每年約2,770,970元。 現在「決定」議員延任一年，任滿酬金是先結算首四年？還是待整個第六屆任滿後才一次過結算？需留待立法會行管會決定。不過，既然第六屆延任一年，我認為待任期屆滿後才一次過結算較為合理。 激進派極端抗爭 劍指下屆議席 若真是這樣計算，不留任的議員便會失去共909,000元任滿酬金，額外一年的薪津1,212,000元、及醫療酬酢營運開支津貼共3,027,460元。 第二，《基本法》第79條（二）清楚列明，若立法會議員「未得到立法會主席的同意，連續三個月不出席會議而無合理解釋者」，「立法會主席宣告其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由於延任「決定」不需要議員重新宣誓重新就職，若泛民議員不提理由而自行杯葛、缺席會議三個月，立法會主席便可將其DQ。而若他們提出甚麼「臨立會2.0」、「抗爭到底」等等的理由來請假，相信大主席也不會接受為合理辯解。即是說，他們缺席三個月後仍會被大主席DQ，喪失議席。 第三，正如梁家傑等等「主留派」所說，若泛民議員在這時離開立法會，放棄議席，政治上等於放棄了作為代議士在議會內發聲、監察政府的責任，也喪失了拉布及見報的機會，或許會遭部分選民指摘。 不過，泛民中不同派別也有不同盤算。抗爭派、激進派、攬炒派支持者早就大鬧「主留派」議員「呼之則來，DQ則去」，指他們無勇氣、無骨氣，侮辱選民。他們堅持走極端抗爭路綫。 那麼，主張杯葛的議員，或許就是看準自己的票源就在激進這一塊，他們留下來反而會失去這些支持者，寧願利用來年繼續街頭抗爭，鞏固票源，目標自然是一舉拿下來年9月的議席了。 京伸橄欖枝 惟美虎視港續動盪 可是，我認為這個走向只會繼續激化社會矛盾，對議員來說也十分危險。若他們繼續激化抗爭，或者搞國際綫等等，有機會觸犯港區國安法或者其他本地法例。 而留下來的泛民議員也不好過，在強大的抗爭壓力下，他們在議會內的表現也溫和不來，只會凡事反對、動口又動手，特區政府的議案難以順利通過。 這樣說來，即使今次中央政府伸出了橄欖枝，即使民調將為泛民提供「說法」，來年的立法會也不會平和，再加上美國虎視眈眈隨時會推出新一輪制裁，香港仍會持續動盪。

中美過招小心翼翼 　   文章 　   2020 年 8 月 18 日 中美角力持續升溫，香港在當中的角色愈來愈「吃重」。繼美國於去年11月27日通過《2019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of 2019）後，中美雙方頻密過招。中央政府為香港立下「港區國安法」並於6月30日在港實施，美國總統特朗普便於7月14日簽署《香港自治法》（Hong Kong Autonomy Act）及「行政命令」（The President’s Executive Order on Hong Kong Normalization），取消香港的特別待遇，法案一條比一條辣。 特區政府於7月31日宣布因為疫情嚴峻押後立法會選舉一年，美國政府隨即於8月7日祭出制裁名單，宣布制裁中央及特區政府十一位官員。中央政府毫不示弱，外交部於三日後8月10日公布反制裁美方十一位在港問題上表現惡劣的參眾議員及非政府組織負責人。最新一招是美方於8月11日宣布禁止香港出產的產品標記「香港製造」（Made in Hong Kong），而要改為「中國製造」（ Made in China）。中美雙方拳來腳往，香港夾在中間，有苦自知。 針對執行「港區國安法」的官員 由泛民及港獨人士不斷游說美國制裁香港並提交制裁人選開始，這張制裁名單一直是各方焦點。傳媒隔三岔五便問我「怕不怕怶制裁」，我也答到麻木。最後令人詫異的是，榜上有名的十一位官員中，竟然有七位港官，人數比遭制裁的新疆官員更多，令人側目。 會出現這個情況，除了泛民人士積極提交名單「功不可沒」外，我相信香港透明度高，美方較易掌握官員的職位及負責事務也是原因之一。再者，名單明顯是針對負責執行「港區國安法」的官員，於是連國安委秘書長陳國基也上榜。 制裁官員影響輕微 上述制裁的最直接影響，就是官員不會獲發美國簽證及在美資產將遭凍結。簽證限制包括受制裁人士的配偶及任何年齡的子女，林太在美求學的兒子的簽證可能受影響，不過傳媒報導他已離開美國，大抵林太早有安排。至於其他官員有沒有子女在美求學則不得而知。一直以來，長春藤大學都非常保護學生，希望今回大學也以珍惜人才為原則，不要輕易取消相關學生的學籍及簽證。 資產方面，相關官員已先後表示在美國沒有資產，也不是特別嚮往去美國；鄭若驊司長與丈夫共同持有的公司已出售美國資產，所以實質影響不大。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表示自己在國外沒有一分錢資產外，更說「可以給美國總統特朗普寄一百美元，以供其凍結之用」，幽其一默，可圈可點。 連鎖影響則和銀行業息息相關。根據《基本法》，香港只執行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制裁，個別國家的單方面制裁要求，在港沒有法律效力。金管局亦已表示不會執行上述制裁，不會對被制裁人士及其交易對象採取任何措施。不過，香港的銀行要合規，特別是有美國及國際業務的銀行，他們要自行考量是否執行制裁，例如凍結或結束受制裁人士的美元戶口，以免自己的美國業務受影響。 禁示「香港製造」違反世貿規定 美國的最新花招是禁止香港產品標示「香港製造」（Made in Hong Kong），而要改為「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其實已違反世貿規定。世貿設有產地來源委員會（Technical Committee on Rules of Origin），對於產品以甚麼原則來決定其產地來源有嚴格規定。特區政府將向世貿投訴，我十分支持。 至於其他制裁措施，例如取消香港的特別待遇，取消戰略物品出口的許可豁免等等，我認為實際影響輕微，但是美國不斷搞這些政治動作，製造不穩定氣氛，會令香港的國際形象受損。 值得留意的是，美國至今並未推出真正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大辣手段，我相信是要顧及美國在港的龐大利益，例如很多中國科企會在香港上市，美國投行生意源源不絕，而且對於美國的銀行來說，亞洲是最高增長的地區，在商言商難以放棄香港及大中華市場。 中國對等反制 中央政府說反制就反制，隨即反制裁美方十一位議員、非政府組織及智庫負責人，態度清晰，毫不含糊。不過，我認為對他們而言，制裁的影響也很輕微，皆因他們並非走訪中國或香港的常客，估計在中國或香港也沒甚麼資產，平日打中國牌均是出口術為主。即使智庫負責人需要四出考察交流，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大家都改變了工作模式，視像交流更加方便。 由此可見，目前中美使出的招數仍然謹慎，雙方均小心翼翼，你一局我一局的打「因住波」。至於未來會怎樣發展，我認為視乎以下變數。 未來發展四大變數 首先，美國總統大選逼近，美國疫情失控影響特朗普連任機會。為了連任，特朗普狂打中國牌，不論是抗疫、科技發展、美國人職位流失等等，一於「甩鍋」給中國，以求轉移視線。美國大選變數甚多，例如郵寄選票容易作弊、郵政部長被指有利益衝突，他甚至放話說資源所限，郵寄選票將有延誤。若選情急轉直下，特朗普急起來，不排除會對中國及香港出狠招。 第二，雖然特朗普使勁「甩鍋」，但是中國其實有遵守第一期貿易協議購買美國農作物，可算交足功課。但是疫情嚴重衝擊美國經濟，美國出現空前失業潮，並且陷入經濟衰退，今年第二季度美國經濟按年率計算萎縮30%。美國部分產品對中國市場有依賴，因此美國出招有顧慮。 第三，「港區國安法」實施了個多月，被視為美國頭馬的黎智英及在日本深受歡迎的周庭被捕。我相信美國在觀察「港區國安法」的執行情況，特別是會否動用第五十五條，把被捕人士移到國內受審。若真的動用第五十五條，將給予美國大動干戈的借口。 第四，人大常委會於8月11日全票通過《香港第六屆立法會繼續運作》議案，決定「第六屆立法會議員全體續任不少於一年」，議員不用再宣誓，也沒有DQ問題，大家可以齊齊「上車」。中央政府高招釋出善意，同時把DQ變成偽議題，美國失去發難的理由。 讓香港浴火重生 因此，我認為美國短期內再出大招的可能性較低，但是香港身處夾縫，相信仍會處於飽受霸凌的不安定環境下。我的最大期望，就是特區政府能盡快遏止疫情，把經濟損害減至最低，在立法會和建制派議員多合作，當施政暢順，便可推動改革，刺激經濟，並著手處理社會上的深層次問題，讓香港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