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考評局無王管 需改革
文章
2020 年 5 月 26 日
![]()
往年的DSE中學文憑試都是通識科的政治敏感題備受爭議，想不到今年歷史科「一炮而紅」，卷一必答題「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惹起的爭議更大。由於涉及日本侵華這段重要歷史，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指責香港教育不能成為「無掩雞籠」。特首林鄭月娥形容事件是「專業失誤」。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更迅速反應，要求考評局取消該試題。我擔任主席的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也因應建制泛民議員的要求，周一（25日）下午召開了特別會議討論。
取消試題事關重大，「主角」考評局不能迴避，連日開會討論。事件發酵至上周五（22日），考評局決定取消出事試題，該題目不評卷不計分，但會參考考生在其他題目的表現調整總分，盡量減低對考生的評分影響。
雖然考評局作了決定，但我認為事件不能輕輕帶過，出事試題不單反映「出題通識化」的禍害，更加暴露了考評局多年來的累積問題，對教育影響深遠。
問題一 獨立王國無王管
七十年代，港英政府以小政府大市場的思維，把有獨立收入的部門公司化，例如郵政署成立了營運基金。而「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則根據《香港法例》第261章《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條例》，於1977年成立為獨立法定機構。考評局的主要法定職責是舉辦「指明考試」，以前是中學會考及香港高級程度會考，現在則指中學文憑試。
考評局作為獨立法定機構，並非從屬於教育局，儼如獨立王國，其管理、架構、薪酬、編制、聘任等等，外界難以監管。即使試題有爭議，又出現過洩題醜聞，教育局及考評局仍以「考評局為獨立法定機構」作擋箭牌，一於意見接受，態度照舊。
問題二 營運虧損 屢求撥款
由於考評局有獨立收入，理論上自負盈虧，並不受審計署監察，財政上是「慳妹」還是「大花筒」同樣無王管。例如特區政府在2010年向考評局提供9000萬元撥款資助後，考評局在2012／2013年度，兩度向400名員工發放總額高達700萬元的「特別績效獎勵」（獎勵金），引起社會譁然。
考評局的主要收入來源是考試費，文憑試的收入約佔考評局收入52%（2017／2018 年度），其他則來自教師語文能力評核、各類國際及專業考試等等。
不過，由於由以往兩個公開試變成一個公開試、文憑試的考生總數每年下跌、每位考生的報考科目減少等等原因，近年考評局的收入大不如前。就2017／2018 年度，單計文憑試便虧損7000萬元。為了維持長期營運，考評局於2018年末向立法會申請三億六千萬元撥款，支持其由2018年至2022年四個財政年度的有效運作。此外，政府已經連續兩年代文憑試考生繳付考試費，變相增加了資助。
所謂長貧難顧，若考評局不能有效地開源節流，想必很快又會要求特區政府撥款支援；教育局是不是應該把握契機，加強監管，甚至將之收歸旗下？
問題三 既保密又洩題
一句「考評獨立」，考評局的審題委員會諱莫如深，究竟不同科目根據甚麼標準訂定怎樣的試題，考評局比廉政公署更加密密實實，黑箱作業，外界無從監察。雖然考評局聲稱每年均會舉辦檢討會，檢討試題並提出改善建議，但成效如何，看今次歷史科的出事試題便立即分曉。
口口聲聲有重重保密機制把關，但是市面上的補習天王「在考評局內有線」彷彿是公開的秘密，久不久便傳出洩題疑雲。我早在2018年6月27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過質詢，追問考評局有否加強監察及防止試題外洩、要求教育局檢討監察考評局的機制等等，惟教育局以各種官腔推搪過去。
最近，補習天王蕭源因為透過手機收發以取得文憑試的保密試題，與另兩名前主考員被法庭裁定串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判囚14個月，是對考評局一直推崇的保密機制一次重重的「打臉」。至於蕭源個案是否冰山一角？正正因為缺乏監察，我們無從知曉。
問題四 高層有強烈政治立場
掌管公開試的人士理應專業中立，這樣才能提高公開試的可信度及公平性。可是，最近有傳媒揭發，原來一直由有強烈政治立場的人士把持考評局各個委員會的要職；亦有兩位有份參與擬題的高層因為發表仇恨及不當言論遭揭發而辭職，其中一位更是歷史科的評核發展部經理，長年是「歷史委員會」的當然委員。試問考評局怎能說服市民及同學，他們是中立專業?而試題的設置沒有受他們的個人政治立場影響？
出事試題偏頗具引導性
回說這條引起軒然大波的歷史科試題，試題屬資料回應題，提供了兩段資料，要求考生回答「是否同意」「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我仔細研讀了試題，認為題目偏頗而且具引導性，反映出題審題並不專業客觀。
首先，試題列出的時間段裡的最重要史實，就是日本侵華14年，試題竟然隻字不提，令人費解。
第二，試題提供的兩段資料均屬瑣碎、片面及單向（有利於日本）。「資料C」提及1905年日本法政大學辦課程為中國培養人才，但有專家指出，該速成課程只辦了5年，便於1909年因為學生不足而停辦了。至於「資料D」引用了1912年「漢治平公司備款日金250萬元，借予民國政府」的貸款合約。專家指合約其實共有三份，試題則從三份合約十九個條款中摘取兩條條款出來，頗為斷章取義。而且該貸款合約在孫中山辭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上台後已作廢。
那麼，在日本侵華的重要史實下，出題者為甚麼偏偏選取兩件有利日本的小事來切入「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動機何在？
在今天的教育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考評局秘書長蘇國生向議員表示，根據初步檢閱，有17%同學的答案中只提到有利，38%同學回答結論是利多於弊。如此高的百分比令人驚訝，除了引證試題的確具引導性，更反映課程及考評設計影響了同學的歷史觀，值得社會深思。
掌握史實更加重要
第三，「你是否同意」、「利多於弊」這些均屬通識化題型，並不適合中學歷史科的考試。有歷史科老師指出，歷史科要求同學有批判性思考云云，涉及科目的課程及評估指引，正正是教育通識化的核心禍害，需要正視。
我認為中學歷史科最重要是讓同學掌握基本歷史史實，例如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遠因、近因、過程及影響，雖然傳統卻是穩打穩紮的根基。至於要求同學研究、分析、批判不同的歷史觀，是大學課程，毋需於中學揠苗助長。
及早改革考評局
總結而言，考評局決定刪題，只能算是危機公關，化解一時爭議。真正需要正視的是考評局這個獨立王國長年積累的問題，若不提高其透明度、加強監察、改革人事，即使今屆過去，往後的試題仍將如出一轍。
|
往年的DSE中學文憑試都是通識科的政治敏感題備受爭議，想不到今年歷史科「一炮而紅」，卷一必答題「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惹起的爭議更大。由於涉及日本侵華這段重要歷史，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指責香港教育不能成為「無掩雞籠」。特首林鄭月娥形容事件是「專業失誤」。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更迅速反應，要求考評局取消該試題。我擔任主席的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也因應建制泛民議員的要求，周一（25日）下午召開了特別會議討論。
取消試題事關重大，「主角」考評局不能迴避，連日開會討論。事件發酵至上周五（22日），考評局決定取消出事試題，該題目不評卷不計分，但會參考考生在其他題目的表現調整總分，盡量減低對考生的評分影響。
雖然考評局作了決定，但我認為事件不能輕輕帶過，出事試題不單反映「出題通識化」的禍害，更加暴露了考評局多年來的累積問題，對教育影響深遠。
問題一 獨立王國無王管
七十年代，港英政府以小政府大市場的思維，把有獨立收入的部門公司化，例如郵政署成立了營運基金。而「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則根據《香港法例》第261章《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條例》，於1977年成立為獨立法定機構。考評局的主要法定職責是舉辦「指明考試」，以前是中學會考及香港高級程度會考，現在則指中學文憑試。
考評局作為獨立法定機構，並非從屬於教育局，儼如獨立王國，其管理、架構、薪酬、編制、聘任等等，外界難以監管。即使試題有爭議，又出現過洩題醜聞，教育局及考評局仍以「考評局為獨立法定機構」作擋箭牌，一於意見接受，態度照舊。
問題二 營運虧損 屢求撥款
由於考評局有獨立收入，理論上自負盈虧，並不受審計署監察，財政上是「慳妹」還是「大花筒」同樣無王管。例如特區政府在2010年向考評局提供9000萬元撥款資助後，考評局在2012／2013年度，兩度向400名員工發放總額高達700萬元的「特別績效獎勵」（獎勵金），引起社會譁然。
考評局的主要收入來源是考試費，文憑試的收入約佔考評局收入52%（2017／2018 年度），其他則來自教師語文能力評核、各類國際及專業考試等等。
不過，由於由以往兩個公開試變成一個公開試、文憑試的考生總數每年下跌、每位考生的報考科目減少等等原因，近年考評局的收入大不如前。就2017／2018 年度，單計文憑試便虧損7000萬元。為了維持長期營運，考評局於2018年末向立法會申請三億六千萬元撥款，支持其由2018年至2022年四個財政年度的有效運作。此外，政府已經連續兩年代文憑試考生繳付考試費，變相增加了資助。
所謂長貧難顧，若考評局不能有效地開源節流，想必很快又會要求特區政府撥款支援；教育局是不是應該把握契機，加強監管，甚至將之收歸旗下？
問題三 既保密又洩題
一句「考評獨立」，考評局的審題委員會諱莫如深，究竟不同科目根據甚麼標準訂定怎樣的試題，考評局比廉政公署更加密密實實，黑箱作業，外界無從監察。雖然考評局聲稱每年均會舉辦檢討會，檢討試題並提出改善建議，但成效如何，看今次歷史科的出事試題便立即分曉。
口口聲聲有重重保密機制把關，但是市面上的補習天王「在考評局內有線」彷彿是公開的秘密，久不久便傳出洩題疑雲。我早在2018年6月27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過質詢，追問考評局有否加強監察及防止試題外洩、要求教育局檢討監察考評局的機制等等，惟教育局以各種官腔推搪過去。
最近，補習天王蕭源因為透過手機收發以取得文憑試的保密試題，與另兩名前主考員被法庭裁定串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判囚14個月，是對考評局一直推崇的保密機制一次重重的「打臉」。至於蕭源個案是否冰山一角？正正因為缺乏監察，我們無從知曉。
問題四 高層有強烈政治立場
掌管公開試的人士理應專業中立，這樣才能提高公開試的可信度及公平性。可是，最近有傳媒揭發，原來一直由有強烈政治立場的人士把持考評局各個委員會的要職；亦有兩位有份參與擬題的高層因為發表仇恨及不當言論遭揭發而辭職，其中一位更是歷史科的評核發展部經理，長年是「歷史委員會」的當然委員。試問考評局怎能說服市民及同學，他們是中立專業?而試題的設置沒有受他們的個人政治立場影響？
出事試題偏頗具引導性
回說這條引起軒然大波的歷史科試題，試題屬資料回應題，提供了兩段資料，要求考生回答「是否同意」「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我仔細研讀了試題，認為題目偏頗而且具引導性，反映出題審題並不專業客觀。
首先，試題列出的時間段裡的最重要史實，就是日本侵華14年，試題竟然隻字不提，令人費解。
第二，試題提供的兩段資料均屬瑣碎、片面及單向（有利於日本）。「資料C」提及1905年日本法政大學辦課程為中國培養人才，但有專家指出，該速成課程只辦了5年，便於1909年因為學生不足而停辦了。至於「資料D」引用了1912年「漢治平公司備款日金250萬元，借予民國政府」的貸款合約。專家指合約其實共有三份，試題則從三份合約十九個條款中摘取兩條條款出來，頗為斷章取義。而且該貸款合約在孫中山辭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上台後已作廢。
那麼，在日本侵華的重要史實下，出題者為甚麼偏偏選取兩件有利日本的小事來切入「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動機何在？
在今天的教育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考評局秘書長蘇國生向議員表示，根據初步檢閱，有17%同學的答案中只提到有利，38%同學回答結論是利多於弊。如此高的百分比令人驚訝，除了引證試題的確具引導性，更反映課程及考評設計影響了同學的歷史觀，值得社會深思。
掌握史實更加重要
第三，「你是否同意」、「利多於弊」這些均屬通識化題型，並不適合中學歷史科的考試。有歷史科老師指出，歷史科要求同學有批判性思考云云，涉及科目的課程及評估指引，正正是教育通識化的核心禍害，需要正視。
我認為中學歷史科最重要是讓同學掌握基本歷史史實，例如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遠因、近因、過程及影響，雖然傳統卻是穩打穩紮的根基。至於要求同學研究、分析、批判不同的歷史觀，是大學課程，毋需於中學揠苗助長。
及早改革考評局
總結而言，考評局決定刪題，只能算是危機公關，化解一時爭議。真正需要正視的是考評局這個獨立王國長年積累的問題，若不提高其透明度、加強監察、改革人事，即使今屆過去，往後的試題仍將如出一轍。
對比香港，美國一些地區如矽谷等的氛圍更能鼓勵年輕人創業。不少年輕人在當地成功創業。譬如，曾以打印技術享譽全球的惠普（HP）起初是由兩名史丹福大學生（Bill Hewlett 和David Packard）在車庫創業，後來發展成大型跨國科技公司；曾於香港求學的華裔企業家林傑屏先生成功創辦Lam Research，專門生產半導體晶片上的集成電路。此外一些聞名世界的企業，如facebook、Google、Apple 等總部均在矽谷雲集。矽谷的成功帶給年輕科技人才希望，美國學者 Anna Lee Saxenian 撰寫 The New Argonauts 一書深入研究矽谷的優勢，指出近年不少國家和地區，如新加坡、台灣等地爭相複製「矽谷模式」，投入大量資源大力推動高端科技產業。
以往，美國的創業和生產成本低，年輕人能輕鬆創業。然而，隨着成本愈來愈高，不少科技公司，特別是生產硬體的，如半導體晶片企業，都選擇遷至成本較低的地方。很多當地政府願意落實相應的政策配合。廣為人知的例子便是台積電集團。當年張忠謀先生把生產半導體晶片的技術從美國引入台灣。半導體生產過程複雜，需要大量資金支援發展，而台灣政府願意提供資助，張忠謀遂成立台積電，逐漸發展成世界上最大型的晶圓代工半導體製造廠之一，並於美國上市。
回看香港，在我擔任工業署長時，摩托羅拉旗下的萬力在香港開設了三座半導體測試和裝嵌工廠。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生產成本低，且擁有優秀科技人才，一度可憑自身優勢吸引更多如萬力般的高端科技產業來港發展。可惜歷屆政府未有落實有力的政策支援此類企業，讓它們持續發展。相比之下，中國支持創科，模仿「矽谷模式」打造高科技園區，例如北京中關村、上海浦東張江等。如今深圳科技巨企林立，更能彰顯中國發展創科的成就。而近年中央政府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目標便是效法三藩市灣區的發展模式，希望能以科技及創新為區域帶來龐大經濟效益。
*配圖為美國學者 Anna Lee Saxenian 撰寫深入研究矽谷優勢的書籍《The New Argonauts》
香港的科技發展歷史可謂非常坎坷。記得我擔任工業署長時，香港的輕工業稱霸全球。當時成衣廠和紡織廠遍佈港九新界，由於出產量龐大，若單以數量為比較指標，香港的紡織成衣業屬世界第一。同時，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並有「光纖通訊之父」之稱的高錕教授，偕同著名物理學家楊綱凱教授撰寫了Technology Road Maps For Hong Kong:An In-Depth Study Of Four Technology Areas 一書，探討香港的科技發展前途。
此書於1991 年出版，當時兩位教授已留意到香港的生產成本愈來愈高，勞工短缺，再者遇上內地改革開放，人手多且成本划算，吸引不少工廠遷至珠三角發展。他們於書中預示輕工業將式微，建議香港轉型，推動以科技為本的產業向高端發展。當中可持續發展的產業有4 種，分別為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生物科技（biotechnology）、材料科技（materials technology）及環境科技（environmental technology）。可惜，20 多年來這些產業並無重大發展，特區政府要到2015年才成功設立創新及科技局，近年方推行「再工業化資助計劃」及建設「微電子中心」等等，步伐相當緩慢。
書中提到的4 種產業均需要支援發展。在研究開發（R&D）方面需要資金，讓大學和有關機構推展尖端研究，同時也需要大量優秀科研人才。因此，特區政府投放多少資金、如何吸引投資、怎樣吸引人才，均對科技產業的發展至關重要。
鄰近的新加坡政府一直大力推動高科技產業，美國希捷科技公司更於2016 年在當地成功營運其設計和研發中心，主要研究硬盤（HDD），鞏固了新加坡作為先進數據存儲研發中心的地位。相對地，即使香港科技大學於1993 年已建立互聯網服務供應商Hong Kong Supernet，卻未能為香港的年輕人帶來創科希望。Hong Kong Supernet 早已轉售予新加坡公司發展，加上本港理科高材生多選讀醫科等專科科目，香港缺乏本地創科人才，成為推動高新科技發展的隱憂。
*配圖為高錕教授偕同著名物理學家楊綱凱教授撰寫的《Technology Road Maps For Hong Kong:An In-Depth Study Of Four Technology Areas》。
近日財政司長公布，今年第一季本港經濟按年大幅下跌8.9%，按季則下跌5.3%，是有紀錄以來的最大跌幅。服務輸出亦於2019 年第四季下跌24.2%，今年首季破紀錄再跌37.8%，反映訪港旅遊業受到重創。司長形容香港經濟已陷入「深度衰退」，並認為第二季經濟形勢未見樂觀，只可能緩慢復蘇，不會有「V 形反彈」。
美國的經濟分析員亦持相同看法，《財富》雜誌編輯Adam Lashinsky 撰文指出，美國經濟在疫情的打擊下，大家不再期望V 形反彈的出現，只關注未來數月，經濟何時及以何等程度重啟。例如，中國的疫情雖已受控，但經濟活動未能完全恢復，所以《經濟學人》指中國現以「90% 經濟」（90ìonomy）運作。同樣，Lashinsky 認為美國的經濟只能緩慢復蘇，《財富》500 強的科技巨企如Apple、Google 尚且能在2009 年金融海嘯後錄得業績增長，但在當前疫情的影響下亦不能獨善其身。
美國經濟元氣大傷，復元遙遙無期，加州的慘�G可見一斑。《洛杉磯時報》指加州供應美國全國三分一以上的蔬菜、三分二的水果和堅果，但居家禁令影響生產和消費，食物供求失衡。加州的農夫、貨車司機、雜貨店東主、飲食業界，乃至食物銀行的行政人員，現竭力維持全國的食物供應。州長GavinNewsom 亦宣布分四階段重啟加州經濟，首先在5 月8 日讓部分零售商店重開，以及讓生產和物流商復工提供相關配套。不過，有專家表示，加州要放寬全州的居家禁令，仍需要超過一年。
加州的經濟總量驚人，在2019 年已高達3 萬億美元，相比作為七大工業國之一的英國，同年全國經濟總量只是約2.7 萬億美元，有過之而無不及。加州尚且如此艱難，香港的復元又會如何？我認為香港市民應該逆境自強，如果仍寄望爺爺打救，自己便能不勞而獲，未免不切實際。
上文提及，相對香港，新加坡政府的抗疫態度十分輕鬆。2 月7 日，當特區政府宣布一系列的強制抗疫措施，新加坡教育部長王乙康仍堅稱學校毋須停學。直至4 月3 日，總理李顯龍才宣布一系列社區隔離措施，包括禁止任何人在家中或公共地方舉行任何聚集活動、所有餐廳只可提供外送服務及由4 月8日起學校停課一個月等。然而，在4 月7 日，王乙康仍認為不及早關閉學校的做法是「正確」的。新加坡長期的安穩，令他們的官員過度自信，對疫情作出錯誤的判斷。加上新加坡政府只顧經濟發展的政策，制度上完全忽略弱勢人士，是令當地疫情失控的致命傷。
踏入4 月，新加坡陸續出現大規模的社區爆發，而且主要集中在外勞宿舍。在現時接近二萬宗的感染個案中，約九成涉及住在外勞宿舍的輸入勞工。新加坡的經濟增長政策，素來是透過增加土地及勞動人口 ，以打破其經濟容量限制（capacity constraint）。增加土地主要靠填海，而增加人手分別靠吸引外地專才及輸入大量外地勞工。根據資料顯示，新加坡現時約有三十多萬低收入外勞，居住在環境狹窄的勞工宿舍，一旦出現感染個案，便容易造成傳播。新加坡常駐聯合國前代表許通美（Tommy Koh），曾公開指摘新加坡政府作為一個第一世界的城市，對待外勞的方式為第三世界（The way Singapore treats its foreign workers is not First World but Third World）。新加坡反對派領袖徐順全（Chee Soon Juan），亦公開批評曾恥笑香港的貿工部長陳振聲薪酬過高，而且傲慢自大，政府又只顧經濟發展，不理勞工權益。
與新加坡相比，香港沒有大量輸入外勞，經濟增長或許相對遜色。但香港�茩咫H權，重視外籍勞工權益，令社區沒有出現大規模爆發。再者，港府態度謹慎，對疫情嚴陣以待，是是次抗疫成功的主要因素。
自特區政府於2009年推行「334」新高中學制，摒棄傳統文理分科，把通識和中英數並列為必修科以來，有關通識科的爭議幾乎沒停過。我從美國回港後這十多年來，一直關注及跟進通識科的發展，發現通識科已成「怪獸科」，問題罄竹難書：
過分側重政治題 考生擔心表態
1.最初是要求其他科目的老師轉教通識，當時很多老師怨聲載道。
2.沒有指定教科書，教材不用送審，水平良莠不齊；老師大多依賴報章剪報或校本筆記，學術水平及立場均欠監督。
3.老師容易藉着課堂，向同學灌輸自己的政治立場。
4.教育局把Critical Thinking錯譯為「批判性思考」，直至2014年才接受我的提議，改譯為「明辨性思考」。
5.六大單元既深且廣，卻沒要求同學閱讀典籍，同學欠缺基礎知識，討論流於片面；變成應付考試操練題型及答題技巧，而並非累積知識。
6.筆試以長答題為主，側重考核同學的寫作能力，對語文能力稍遜、特別是數理強文字弱的男生，相當不利。
7.「獨立專題探究」（IES）的做法凸顯貧富懸殊，對家境富裕或家長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優厚的同學有利。
8.本地通識科在海外院校的認受性不高，中產家長認為無助海外升學，紛紛安排子女升讀國際學校修讀IB課程。
9.通識科必修，間接使同學放棄其他有興趣的科目，人文科目首當其衝，修讀人數亦逐年減少。
10. DSE考試過分側重政治題，多年來一直為人詬病。
每年DSE開考，傳媒都會關注通識科「出了甚麼政治題」，包括：本地政黨與政府管治效能 （02012） 、六四與國民身份認同 （02013） 、立法會組成與拉布 （02013） 、示威遊行與政府管治困難 （02014） 、新聞自由與政府管治效能 （02015） 、香港民主程度與競爭力 （02016） 、立法會選舉與行政長官的管治 （02019） 等等。
題目超中學生認知 考評局捱批
即是說，歷年考核中，只有2017及2018兩年沒有政治題，而且上述題目主要都是必答題（卷一，佔整科評分50%），同學欲避無從。歷年來也有同學及家長反映，在課堂上討論這些擔心是政治表態，考試時擔心答案立場與老師及評卷員立場不同會影響評分。雖然考評局澄清DSE有多重評卷制度，卻從來沒有減低家長及考生的憂慮。既然如此，為甚麼考評局繼續無視家長及考生的擔憂，增添他們的壓力？
細閱歷年題目，不難發現，題目大多提供統計數據、圖表、漫畫及摘錄報章評論等，要求考生分析數據特徵、「有多大程度同意」某種評論、提出例子論證看法等等。然而，政治漫畫、報章評論本身並非學術理論或根據，看不到以這些資料出題來考核同學的意義何在。
考評局依然故我，今年也「不負眾望」，通識試題再度引起熱議。
今年的必答題之一有關香港新聞自由的評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社會責任，提及「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互相緊扣」。8分題是「就所提供的資料，指出兩個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之間可能出現的兩難情境。參考所提供的資料及就你所知，闡述你的答案」。
我認為這條題目不單止太深奧，超越一般中學生的認知，同時有謬誤。
首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ICCPR）這些國際公約都有複雜的政治背景，條文多而複雜，需要整體理解。ICCPR中適用於香港的條文，已透過《基本法》第39條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在本地的法律中生效。但我很疑惑有多少中學老師曾經在課堂上全面教授ICCPR？又有多少同學對ICCPR有透徹了解？
題目只摘錄ICCPR第19條的部分內容，從而指出「由此可見，新聞自由並不是絕對的」。其實第19條下共有三項：
一.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
二.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三.本條第二項所載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已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
（子）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
（丑）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衞生或風化。
要留意的是，ICCPR並沒有條文直接提及新聞自由，我們可以理解為第19條第二項所指的「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即表達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再者，ICCPR並沒有社會責任這概念。題目引用ICCPR作為資料，實在難澀。
誤將新聞自由 與社會責任對立
題目的另一個謬誤，是把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放在對立位置，因此要求同學舉出兩難情境。事實上，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並非對立，我們要謀求的，是如何取得平衡。即是ICCPR第19條第三項所指的「經法律規定」的限制，例如，可以報道新聞但不能誹謗他人；在疫情爆發這公共衞生緊急狀態下可限制群聚；為保護兒童立法禁止傳播兒童色情物品等等。這些情境也並非兩難。
而對於如何取得平衡，海外及香港的普通法法庭已有很多指標性裁決及判詞，包括禁蒙面法案、公民廣場案等等。
當中，很多判詞均有提及Proportionality Test（相應驗證法），我則稱之為「合乎比例」，法庭指出了四個原則：
1、目標要合法
2、措施要與目標有合理關係
3、有合理需要的
4、在個人權益及社會整體需要之間取得平衡
由此可見，題目本身並不理想。相信一般中學老師及評卷員對上述條文及概念也未有透徹理解，又怎能要求同學有深度回答？如果只是期望同學泛泛而談填充字數，豈非浪費他們的時間？
倡轉選修 拓人文數理知識面
通識科已成怪獸，流弊積累已久，教育局固然責無旁貸，但在香港考評主導的文化下，考評局更要承擔巨大責任。若考評局改變出題的模式，不再沉迷政治題，通識科的教學內容自然會慢慢轉變。
不過，歸根結柢，我始終認為通識科必須大改革，至少轉為選修科，讓真正有興趣的同學自願修讀，其他同學也可修讀其他科目，包括人文或數理科目，真正擴闊同學的知識面。
上文提及，新加坡第一輪的抗疫措施似乎比香港做得比較出色，但往後的抗疫工作，香港就做得相當不錯，獲外國媒體盛讚。可能經歷過SARS，整個特區已成驚弓之鳥，政府於1 月8 日已把新型病毒納入《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下稱《條例》），為往後工作提供法律基礎。而港人亦高度敏感，內地疫情方爆發，本港已出現搶口罩及消毒用品的情況。
隨著1月23日本港出現首兩宗輸入個案，為減低疫情在社區擴散的風險，港府於1月25日，宣布延遲全港學校復課日期。政府又以身作則，除鼓勵僱主容許員工在家工作及彈性上班外，亦宣布公務員由1月29日起在家工作。在2月7日，行政會議確立香港已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並修訂《條例》，強制所有從內地入境者，除非獲得豁免，否則須接受家居檢疫。
本港的確診個案原本只維持在低水平，但隨著3月中旬歐美疫情大爆發，大批港人蜂擁回港，導致本港確診個案急升。因此，政府進一步修訂《條例》，宣布一系列法定措施，包括由3月28日六時起餐飲處所需要遵循六項營運要求；遊戲機中心及健身中心等六類娛樂場所須關閉；3 月29 日零時起禁止多於四人在公眾地方的群組聚集（限聚令）；4月1日下午六時起卡拉OK場所、麻將天九耍樂處所和夜店必須關閉；4月3日下午六時起酒吧須關閉；4月10日零時起美容院和按摩院須關閉。4 月21 日，政府宣布延長所有加強社交距離的法定措施至5 月7 日。港府的連串抗疫措施彰顯成效，而港人同心抗疫，令近日的確診個案主要為輸入個案，再無社區感染病例。
相比之下，新加坡政府的抗疫態度十分輕鬆。直至4月3日，總理李顯龍才宣布一系列社區隔離措施，由4月8日起學校停課一個月。然而，當地近日出現勞工宿舍的大規模爆發，揭示新加坡政府長期只顧經濟增長，不斷輸入外勞，但漠視勞工的生活環境和權益，是令當地疫情失控的主因。下文再續。
截至4月29日，香港已經連續4 日沒有新增確診個案，累計1038 宗。反觀新加坡，已累計14951 宗個案，以大約560多萬的人口來計算，確診數字相當驚人。香港與新加坡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第一階段的抗疫措施中，新加坡似乎做得比較優勝。例如新加坡早在2月1 日已全面禁止14 天內曾到訪中國的旅客入境；新加坡政府亦由2 月1 日至9日，向137萬戶居民每戶派發4 個口罩。當時港人相當艷羨，又批評特區政府樣樣都比新加坡做得慢。然而，兩個月過後，新加坡感染人數會由2 月初時的數十宗，暴升至現時的過萬宗，原因為何？這莫過於當時新加坡政府過分自滿，忽視了疫情的嚴重性。
1月30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公開表示，市民應只在不適時才佩戴口罩，更指佩戴口罩會令人有錯誤的安全感（false sense of security）。新加坡貿易和工業部長陳振聲更恥笑香港，在2 月10 日與商會人士的閉門會議中，口出狂言，表示如果他們學特首林鄭月娥佩戴口罩的話，市民會出現恐慌，指口罩是留給醫護人員使用的。他又嘲笑港人搶購廁紙行為，用福建話「xia suay」指該行為醜怪。他更批評港人搶購口罩行為是「monkey see monkey do」。最後，他認為新加坡如有一小撮人表現如港人一樣白癡（behave like idiots），就會扼殺新加坡在全球採購的能力及未來的商機。事後該25 分鐘的對話被廣泛流傳，陳振聲對於對話外泄表示非常失望。話雖如此，他的對話已成為國際笑話。
幾個月前的新加坡政府充滿自信，不認為有佩戴口罩的必要，又揶揄香港，導致疫情失控。當時香港飽受壓力，部分非前線醫護人員有份發起的「醫管局員工陣線」又以罷工要脅政府封關。但值得一讚特區政府沉着應戰，自1月尾開始，特區政府將新型傳染病預防應變級別提升至緊急，按疫情發展，推出一系列的強制抗疫措施，是這次抗疫的致勝關鍵。下文再續。
月中特朗普認為傳媒對疫情報道負面，並感怒火中燒（fuming），更在記者會上大做文宣。這裏的 fuming 是「暗喻」（metaphor），生動地形容特朗普非常生氣，彷彿氣得頭頂冒煙。《洛杉磯時報》文章 Trump's Coronavirus Blame Game 指，各州政府「雖然同時」（even as）計劃解除封城，然而特朗普「突然發表措詞激烈的長篇怨言和指摘」（let loose a tirade of grievances and accusations），堅持擁有完整的領導權，各州政府應該跟隨他的指示。To let loose sth 即 to set free，多用於某人突然作出某些行動的情景。例如，The soprano let loose a string of high notes（那女高音一口氣唱出一連串高音）。
文章批評，雖然白宮播出官員稱讚特朗普的短片，但是無法掩蓋其經常發表「與事實不符的說法」（a claim at odds with reality）的事實，及不斷 laced his comments with inaccurate claims。At odds with 十分常用，意思為「不同、有出入、有偏差」。而 lace 作名詞時指「蕾絲」，是一種紡織品；用作動詞時，常見的句式是 to lace sth with sth，意指為潤色言談或文章穿插某些字句。所以，上述句子是指特朗普把失實資訊貫穿於他的言論，即「他的演說蘊含不準確的聲明」。
文中舉例指，特朗普堅稱沒有人請求他協助提供呼吸機，但事實是自從美國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後，不少州政府曾多次促請援助。他又強迫國家頂尖醫學專家 Dr Anthony Fauci「收回說法」（ to walk back his comment）。文章使用 to walk back 以更生動地表達特朗普強迫 Dr Fauci 收回說法的行為。這位醫生曾稱若美國能早些投入抗疫工作，或許可救回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