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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調查委員會 能平息亂局嗎？
文章
2019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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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下稱「調委會」）的聲音愈叫愈烈，前政府官員、大學校長、議員及公務員紛紛表態。我認為大家動機良好，有這建議無可厚非，畢竟大家每日看着不斷升級的堵路、示威、暴力衝擊，看着我們熱愛的香港不斷沉淪，會感到焦慮，希望「風暴」早日平息，香港繼續向前。
動機良好 宜認清限制及副作用
根據《香港法例》第86章《調查委員會條例》（Commissions of Inquiry Ordinance）（下稱《條例》）第2條，特區政府可「委任一名或多於一名委員，……調查與公眾有重大關係的任何事宜」。我認為在成立調委會前，社會宜認清，究竟成立調委會的目的是甚麼？當中有甚麼限制？它能否達成其目的？會有甚麼副作用？
政府於年初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後引起巨大爭議，即使行政長官於6月15日宣布暫緩修例，及後再指修例已壽終正寢，反修例抗爭仍沒止息，其間引發多次大型遊行示威、毁壞立法會、包圍警總、衝擊中聯辦、警方進入新城市廣場、元朗白衫人襲擊市民、暴力衝突、不合作運動、罷工罷市等，這些事件仍在發酵，沒有停止的迹象，因此，社會認為成立調委會的目的是查明整場反修例風暴的來龍去脈，找出真相，藉以平息爭端，恢復社會安寧。我認為動機良好，可以理解。
1995年，南非成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全面調查過往長期在種族隔離政策下各種嚴重侵犯人權的事件，還原歷史真相，藉以撫平黑人與白人之間的仇恨，促進民族和解。這與今天建議成立調委會的動機類似。
抗爭完全停止 才能理性調查
值得留意的是，當時南非是在已取消了種族隔離政策，曼德拉從獄中釋放並成功當選為總統，即是南非已改朝換代，與過去劃了界綫後，才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這樣社會才能在理性的環境下，較易找到事件的真相，達致和解。
香港過往曾五次成立調委會，分別調查赤鱲角新機場啟用混亂、教院風波、南丫島撞船海難、鉛水事件及較近期的沙中綫紅磡月台工程醜聞。但是這些均是單一事故、調查目標清楚，而且也是在事情告一段落後才展開調查的。
但是，以香港目前每日都有抗爭的情況，是否成立調委會的適合時機？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只有在各種抗爭活動完全停止，社會進入下一個階段後，才能理性地展開調查。
調委會權力有限 無助檢控
香港社會十分信賴法官能公平公正地主持調查工作，這點無容置疑。可是，根據《條例》成立的調委會，權限十分有限，不足以應對這場龐大而複雜的反修例風暴。
首先，調委會好像法庭那樣，可以傳召證人作供及提交文件證據。但是，證人也可以不親自出席，而交由大律師或律師代表。而《條例》第4條及第7條更列明，證人提供的口供及證據，「不會在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中被接納為證據」，即是日後不能利用該等證供證據向證人採取法律行動，對檢控工作沒有幫助。
再者，調委會並非像坊間所想，能像神探般抽絲剝繭，主動查出各種情節，找出證據。我們不要忘記，平日法庭審理案件，是由執法部門先調查證據及事實，再呈交法庭審理，負責追查及抽絲剝繭的其實是執法部門，但是調委會並沒有這方面的權力及資源。
港英六七暴動 並無成立調委會
換句話說，調委會可以傳召證人，例如傳召個別官員、議員，但是怎樣傳召白衫人、黑衫人、戴口罩的人、連登仔或Telegram組員？更甚者，怎樣傳召外國勢力？屆時究竟誰來作供？
當年的六七暴動，港英政府認為是由境外政治勢力而非內部原因引致，因此並沒有成立調委會，而是做了內部官方報告，交予英聯邦外交事務部。可見若事件涉及境外政治勢力，也非調委會能夠處理。
因此，我認為在調委會的權限下，能夠查出來的「真相」，只是九牛一毛。
1966年4月5日至8日，因為天星小輪宣布加價5仙而觸發了一場大規模騷動。騷動期間警察開了93槍，發射了近1,200枚催淚彈，駐港英軍有奉召出動但沒有開火。事件中，共1,465人被捕，當中323人被判入獄。
歷史證明 境外專家較客觀
如同南非那樣，當時港英政府也是在騷動平息後才進行調查，並且提出了兩份報告，一份是《1966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另一份是《地方行政工作小組報告》。
港英政府為了讓調查結果更具說服力，邀請了4位分量十足的人士組成法定調查委員會。主席何瑾爵士（Sir Michael Hogan）在英國有法律及政治科學學位，曾在非洲及中東服役，也曾在多個殖民地服務過，最後在港官至首席按察司。賴廉士爵士（Sir Lindsay Ride）擁有英國醫學學位，曾參與一戰及二戰，更曾遭日軍俘虜，戰後擔任港大校長。兩位華人成員則是香港童軍總會總監羅徵勤及的近律師行高級合夥人黃秉乾。
至於《地方行政工作小組報告》，則由資深殖民政務官W.V. Dickinson擔任小組主席，成員包括曾於印度、烏干達、馬來亞、香港和後來於歐盟供職的資深英國殖民地官員K.V. Arrowsmith，香港本地資深官員羅能士（Martin Rowlands）、華樂庭（John Walden）及韋忠信，以及首位華人政務官徐家祥。
上述人選包括有環球經歷、從外地調派來的英籍官員，也包括德高望重的本地官員及社會賢達，這種組合突顯了境外專家（outside view）的客觀性重要性，同時包融了本地角度，加強了調查報告的說服力。
可是，今日香港撕裂若此，誰才是具普遍公信力，人人信服的人士？那麼，待抗爭停止，香港進入新階段後，中央政府是否可像當年英國政府那樣，調派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或中紀委官員來港，配合本地法官，共同展開調查？
特首委任 自己查自己？
即使特區政府決定成立調委會，又是否能達到查明整場反修例風暴的來龍去脈，找出真相，藉以平息爭端，恢復社會安寧的目的？會否引起其他負面影響，甚至延續紛爭？
首先，調委會需在抗爭停止後成立，但在這場號稱沒有大台的運動下，特區政府能與誰磋商？泛民議員？港獨派？焦土派？勇武派？傳媒大亨？誰能代表抗爭者承諾完全停止抗爭，以讓調委會展開工作？
第二，現在社會四分五裂，即使退休大法官也未必人人信服，那麼誰才是具普遍公信力，社會各種立場人士均會接納的調委會人選？
第三，調查範圍（Terms of Reference）應怎樣釐定才能查出真相？
根據《條例》，調委會是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委任成立的，但是修訂《逃犯條例》是由行政長官因應陳同佳台灣殺人案而提出的。那麼，調委會調查行政長官是否有「自己查自己」之嫌？市民是否信服？
而鑑於目前已有監警會等機制處理針對警察的投訴，屆時特區政府大可把警隊排除於調查範圍外。但若特區政府真的那樣做，相信又會引發激烈的爭端。
而若把行政長官、行政會議、立法會、官員以至警察等均納入調查範圍的話，屆時只怕香港會步入更深層次的內耗，後果不堪設想。
深層問題浮水面 不能「扑咪」了事
面對目前如此嚴峻的政治形勢，我認為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必須深刻檢討管治、面對群眾、回應民意，但不單單是成立調委會那麼簡單。
《1966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及《地方行政工作小組報告》詳細分析了當時騷動的成因，認為騷動是由香港積存已久的政治、經濟、社會、房屋和教育問題所引致。最終港英政府推出了民政主任制度穩定民心，同時推行多項房屋、教育及勞工保障改革。雖然上述兩份報告寫於60年代，但今日看來，歷史是何其相似，當中推動改革的遠見，值得今日特區政府借鏡。
與1966年一樣，今次反修例風暴讓積藏已久的各種問題「浮上水面」，包括社會價值觀、土地房屋短缺、貧富懸殊、教改成效、青年出路等，特區政府必須正視問題，拿出切實可行的方案來回應社會訴求。
同時，行政長官需明白面對群眾的重要性，不能只靠新聞稿或幾句「扑咪」了事。
法國黃背心運動一度是總統馬克龍的重大危機，把他殺個措手不及。但他很快作出應對，除了提出政策措施外，更重要是他勇於面對群眾，沒有避而不見。他舉辦了兩個月「全國大辯論」（Great National Debate），除了網上收集意見，重點是在全國各地舉辦過萬場社區論壇，以及百多小時的與總統談話。馬克龍親自現身，直接聆聽市民意見，展示決心和誠意，化解了危機，黃背心運動緩了下來。
行政長官大可借鑑馬克龍，不要再錯過機會，而是堂堂正正站出來，落區，面對市民。噓聲一定有，但那是必須面對的，惟有如此，才能讓抗爭者消停，讓香港邁向下一個階段，或許屆時，便是展開調查的適當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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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談到位於四川大邑縣安仁鎮的建川博物館，規模之大，花一整天也未必看完，因時間所限，我只參觀了兩個展館及一個廣場。但單是這一小部分，已教我深感祖國崛起，所走過的路並不平坦，既自豪，亦十分感動。
這博物館以「建設抗戰、民俗、紅色年代、抗震救災」為四大主題。當我們一行人走進「中國壯士群雕廣場」，心中不禁流露敬畏之情。在這個大約3000 平方米的廣場上，矗立着216 位著名抗戰名將及烈士的黑色銅像。從他們的身影可以看出，很多為國捐軀的英烈們都十分年輕，可見當年全國上下萬眾一心力抗日軍侵略的志向。
另一所「正面戰場館」，亦記錄了國民政府抗戰的歷史。館內藏有大量抗戰時期的文物，包括當時的中華民國國旗、軍隊使用的軍章、戰書、珍貴的相片及國軍將領的紀念牆，可說是正面肯定了國軍於抗戰時期的功勞。
而最讓我感到榮幸，是我參觀「輝煌巨變（1978—2018）主題展」時，在照片上看到自己的身影。展覽記載了國家於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這40 年間社會百姓生活民情的重大轉變。看着百姓從貧窮步入小康，可見國家改革開放之路的確為人民帶來豐足的生活。
而展館的兩張照片，則與我當年任職政府時有很大關連。第一張是攝於1997 年主權回歸慶典，當時我有幸親身見證這歷史時刻，於國家元首之間佔了小小的一個身影。另一張是關於回歸翌年的張子強案，時任保安局長的我曾代表政府率團到北京商討逃犯移交協議。猶記得當年民主黨主席李柱銘曾於立法會公開發言，敦促政府將於內地被捕的張子強移交返港，但於近月的《逃犯條例》修訂上，他卻又開腔表示反對，這是否在誤導及欺騙市民呢？
上次談到我過往探訪四川的所見所聞，今次再去，與過去相比，最深的感受是多了一份感動之情。
因今次考察成都，時間比較充裕，可順道遊覽各名勝景點。眾所周知，四川的名山古寺享負盛名，故今次特地去到青城山參觀，並拜見青城山道教協會會長張明心道長。在武俠小說世界中，青城山是青城派的發源地，而這位張道長說話豪邁、帶領我們登山時健步如飛，也的確頗有幾分俠女的風範。至於名列世界文化遺產、國家重點風景區的青城山，景色果真名不虛傳，除大大小小修葺得古雅精緻的寺廟外，我們一行人登山，翠綠群山懷抱的月城湖映入眼簾，實是難得一見的美景。難怪這個中國道教發源地遊人如鯽、絡繹不絕。
很多人談到四川，自然會聯想到可愛的大熊貓。過去數度來蜀，因公事繁忙，也的確未能一睹這國寶級動物。故今次我特地去了與港人頗有淵源的「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參觀。不說不知，其實香港人前來參觀是免費入場，原因這座於1983 年建成的保育基地，在2008 年汶川地震中受到破壞，當時香港政府除撥款賑災外，亦協助援建該基地。為感謝港人幫助，該基地和�滅s中華大熊貓苑均向港人免費開放。
今次探訪，我們看到兩大兩小的大熊貓。負責管理牠們的職員都說，大熊貓「能坐不會站、能躺不會坐」，難怪大熊貓一貫予人的印象都是懶洋洋、很愛吃了。
另一個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景點，是位於成都市內的「建川博物館」。雖說是博物館，但實際上是個佔地10 萬平方米的聚落，合共有25 間博物館及兩個主題廣場，而我更在這�塈鋮鴞菑v的蹤�[，下次再為大家詳細介紹。
今次訪問成都，既溫故，亦知新。記得我第一次訪問成都，是在1997 年9月。當時正值回歸之後，外交部為了慶祝回歸及感謝入境處協助主權移交的工作，便安排我率領一眾官員前往四川考察。第一次踏足成都，印象十分難忘，特別是當地的名山大川、壯麗景色。山者，有峨眉山；水者，有都江堰，還有鬼斧神工的樂山大佛，不禁令人讚歎祖國河山之雄偉。
接著一行人便乘船前往重慶。李白名詩《早發白帝城》有云：「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一場來到，自然要到長江三峽參觀。但當時因三峽正進行水利工程，早已並不詩意。真正讓我感到古意盎然，卻是位於巫山縣的小三峽。小船於蜿蜒的河道上緩緩前進，兩旁盡是翠綠的山壁，教人印象難忘。
另外兩次到訪均與汶川地震有關。第一次是於2008 年災難發生之後，我與史泰祖醫生及中大著名骨科名醫梁秉中醫生一同前往震央崇州賑災。當時我與大部分香港人一樣，對災情非常關心。因此我與史醫生除捐款20 萬外，亦決定前往當地實地視察。同行的梁教授則是因為災後出現很多斷骨的傷者，故前往當地協助救援工作。
記得當時四川的生活水平仍算一般，我們入住的旅館，每晚只需100元。印象最深，是我們去到崇州附近，問到一個受災市民有何需要。他想了良久，竟回答我們說：「我想要一個帳篷。」可見當地的民風非常淳樸，也令我十分動容。
10年過後，去年我隨特首因汶川地震10周年再訪當地，民生面貌已截然不同。當年一張張徬徨無助的臉孔早已不復再，四川正迎來飛躍的發展。
早前，我以「海上絲綢之路協會」主席的身分出訪成都，探訪於當地企業實習的同學。事緣是海絲會自二○一六年開始舉辦「張騫計劃——大學生暑期實習項目」，讓本地大學生有機會到內地及海外企業暑期實習，而我亦會趁立法會暑假休會的空檔，前往當地探訪實習的同學。
繼過去兩年分別前往希臘及捷克後，今年我選址成都，一方面探訪四位於當地大數據公司「數聯銘品有限公司」實習的同學外，亦順道參觀成都古今聞名的勝景，以及太古集團於當地十分成功的地產項目「太古里」。行程十分豐富，值得跟大家分享。
「數聯銘品有限公司」是以大數據為主要業務的科技公司，主力為金融機構作數據分析、預測及借貸風險評估等項目。雖成立短短數年，但目前已在內地多個城市包括北京、深圳及香港設有分部。成都則為總部所在，宏偉的建築大樓相信會令不少香港科技公司羨慕不已。至於來到實習的四位同學則獲編派到不同部門，其中兩位更於最核心的數據分析部實習呢。
四位同學均向我表示，今次實習讓他們眼界大開，更令他們了解當地民情。有位同學向我表示，成都人重視工作與生活的平衝，生活節奏並不如香港般過分急速，故晚上有很多市民會出外逛逛，享受生活。當然，川菜偏油偏辣，對部分習慣飲食清淡的同學來說是一大挑戰。不過，大部分同學都表示，希望可以在港畢業後回來工作，可見他們在這裏的生活均十分愉快。
事實上，成都近年發展非常蓬勃，走在街上，店舖生意不俗，市民均臉露笑容，欣欣向榮之感油然而生。訪問當日，正值元朗發生暴力事件，再看看眼前的繁榮景象，心中不無感嘆。
上文提到英國學界出現不讀史的現象，以往歷史是一門高尚的學科，是進入精英階層的入場券。我記得在港英政府服務時認識的英外交官和港英高官，有很多都是讀歷史出身的。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發表了一篇文章，指英國雖是個面積不大的島國，不過她的歷史和文化對世界影響深遠，當中包括工業革命、參與兩次世界大戰、殖民地發展和「日不落帝國」歷史等。可是近來在大學修讀人文科的人數大幅下降，例如在最近10 年裏，英國讀歷史和語言學科的人數分別下跌10% 和20%，較實用的學科如醫科、獸醫和商科等則愈來愈受歡迎，情况與香港相似。
《經濟學人》指出，研究員為求發表新的學術研究以獲得政府資助，不斷將研究的題材收窄。這個風氣令在英國修讀歷史的學生只專注學習非主流和狹窄的歷史，導致他們在畢業後仍對自己國家的歷史一知半解，缺乏宏觀的歷史概念。以往歷史學家的地位崇高，他們經常獲邀到電視台和各大媒體接受訪問，從歷史的角度分享對社會不同議題的看法，現在卻變成一群專門研究冷門歷史的學者。他們喜歡研究日常生活中各種細節的歷史，不過卻忽略國家憲政和國際關係的歷史，導致歷史科變得邊緣化，給人不合時宜的印象，令讀史人數大跌。
究竟讀歷史的意義為何？我認為讀歷史能加深自己對國家以及身分的了解外，還可以訓練深層次思考，即邏輯及分析能力，最重要的就是從歷史教訓中學習，避免犯同樣錯誤。而歷史就是人類多年來累積智慧的結晶，所以有不少偉人都喜愛讀歷史。
上文提到香港不讀史、不修人文科的風氣，長遠來說不但令學生語文能力下降，亦削弱學生的國際視野及人文素養。《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最近發表一篇題為「The End of History」（歷史的終結）的文章，描述英國不讀史的現象。「歷史的終結」原本是由美籍日裔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1992 年提出的理論，他認為西方民主制度在蘇聯解體後成為意識形態上的大贏家，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
《經濟學人》指出英國脫歐無疑是一件歷史事件，對外將改變英國和歐洲大陸的關係，對內則會分裂保守黨，甚至令極端社會主義的工黨上台，影響深遠。不過在這個歷史時刻，在英國大學修讀歷史的學生反而愈來愈少。以往歷史是一門高尚的學科，是進入精英階層的入場券。我記得當時在港英政府服務時認識的英外交官和港英高官，有不少都是讀歷史出身的。據說當時最厲害的就是修讀「The Greats」，拉丁文譯作人類文學（Literae Humaniores），課程包括拉丁文、希臘文、古希臘和羅馬歷史、古文學、哲學等。歷史學家以前的地位非常崇高，例如A.J.P. Taylor 和Hugh Trevor-Roper 等，當時經常獲邀到電視台講述他們對當代歷史的觀點。我記得我在中學時期非常喜歡閱讀這些歷史學家的著作，當中我最喜愛的包括A.J.P. Taylor 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War）和David Thomson 的《拿破崙以來的歐洲》（Europe Since Napoleon ）。
我認為David Thomson 的著作——《拿破崙以來的歐洲》值得香港借鏡，當中講述法國在1789 年大革命後，經歷「恐怖統治」（Reign of Terror），令法國局勢大亂，直到拿破崙以軍事力量崛起，才令法國在亂局中站穩住腳，繼而稱霸歐洲。
近日，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下稱「調委會」）的聲音愈叫愈烈，前政府官員、大學校長、議員及公務員紛紛表態。我認為大家動機良好，有這建議無可厚非，畢竟大家每日看着不斷升級的堵路、示威、暴力衝擊，看着我們熱愛的香港不斷沉淪，會感到焦慮，希望「風暴」早日平息，香港繼續向前。
動機良好 宜認清限制及副作用
根據《香港法例》第86章《調查委員會條例》（Commissions of Inquiry Ordinance）（下稱《條例》）第2條，特區政府可「委任一名或多於一名委員，……調查與公眾有重大關係的任何事宜」。我認為在成立調委會前，社會宜認清，究竟成立調委會的目的是甚麼？當中有甚麼限制？它能否達成其目的？會有甚麼副作用？
政府於年初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後引起巨大爭議，即使行政長官於6月15日宣布暫緩修例，及後再指修例已壽終正寢，反修例抗爭仍沒止息，其間引發多次大型遊行示威、毁壞立法會、包圍警總、衝擊中聯辦、警方進入新城市廣場、元朗白衫人襲擊市民、暴力衝突、不合作運動、罷工罷市等，這些事件仍在發酵，沒有停止的迹象，因此，社會認為成立調委會的目的是查明整場反修例風暴的來龍去脈，找出真相，藉以平息爭端，恢復社會安寧。我認為動機良好，可以理解。
1995年，南非成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全面調查過往長期在種族隔離政策下各種嚴重侵犯人權的事件，還原歷史真相，藉以撫平黑人與白人之間的仇恨，促進民族和解。這與今天建議成立調委會的動機類似。
抗爭完全停止 才能理性調查
值得留意的是，當時南非是在已取消了種族隔離政策，曼德拉從獄中釋放並成功當選為總統，即是南非已改朝換代，與過去劃了界綫後，才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這樣社會才能在理性的環境下，較易找到事件的真相，達致和解。
香港過往曾五次成立調委會，分別調查赤鱲角新機場啟用混亂、教院風波、南丫島撞船海難、鉛水事件及較近期的沙中綫紅磡月台工程醜聞。但是這些均是單一事故、調查目標清楚，而且也是在事情告一段落後才展開調查的。
但是，以香港目前每日都有抗爭的情況，是否成立調委會的適合時機？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只有在各種抗爭活動完全停止，社會進入下一個階段後，才能理性地展開調查。
調委會權力有限 無助檢控
香港社會十分信賴法官能公平公正地主持調查工作，這點無容置疑。可是，根據《條例》成立的調委會，權限十分有限，不足以應對這場龐大而複雜的反修例風暴。
首先，調委會好像法庭那樣，可以傳召證人作供及提交文件證據。但是，證人也可以不親自出席，而交由大律師或律師代表。而《條例》第4條及第7條更列明，證人提供的口供及證據，「不會在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中被接納為證據」，即是日後不能利用該等證供證據向證人採取法律行動，對檢控工作沒有幫助。
再者，調委會並非像坊間所想，能像神探般抽絲剝繭，主動查出各種情節，找出證據。我們不要忘記，平日法庭審理案件，是由執法部門先調查證據及事實，再呈交法庭審理，負責追查及抽絲剝繭的其實是執法部門，但是調委會並沒有這方面的權力及資源。
港英六七暴動 並無成立調委會
換句話說，調委會可以傳召證人，例如傳召個別官員、議員，但是怎樣傳召白衫人、黑衫人、戴口罩的人、連登仔或Telegram組員？更甚者，怎樣傳召外國勢力？屆時究竟誰來作供？
當年的六七暴動，港英政府認為是由境外政治勢力而非內部原因引致，因此並沒有成立調委會，而是做了內部官方報告，交予英聯邦外交事務部。可見若事件涉及境外政治勢力，也非調委會能夠處理。
因此，我認為在調委會的權限下，能夠查出來的「真相」，只是九牛一毛。
1966年4月5日至8日，因為天星小輪宣布加價5仙而觸發了一場大規模騷動。騷動期間警察開了93槍，發射了近1,200枚催淚彈，駐港英軍有奉召出動但沒有開火。事件中，共1,465人被捕，當中323人被判入獄。
歷史證明 境外專家較客觀
如同南非那樣，當時港英政府也是在騷動平息後才進行調查，並且提出了兩份報告，一份是《1966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另一份是《地方行政工作小組報告》。
港英政府為了讓調查結果更具說服力，邀請了4位分量十足的人士組成法定調查委員會。主席何瑾爵士（Sir Michael Hogan）在英國有法律及政治科學學位，曾在非洲及中東服役，也曾在多個殖民地服務過，最後在港官至首席按察司。賴廉士爵士（Sir Lindsay Ride）擁有英國醫學學位，曾參與一戰及二戰，更曾遭日軍俘虜，戰後擔任港大校長。兩位華人成員則是香港童軍總會總監羅徵勤及的近律師行高級合夥人黃秉乾。
至於《地方行政工作小組報告》，則由資深殖民政務官W.V. Dickinson擔任小組主席，成員包括曾於印度、烏干達、馬來亞、香港和後來於歐盟供職的資深英國殖民地官員K.V. Arrowsmith，香港本地資深官員羅能士（Martin Rowlands）、華樂庭（John Walden）及韋忠信，以及首位華人政務官徐家祥。
上述人選包括有環球經歷、從外地調派來的英籍官員，也包括德高望重的本地官員及社會賢達，這種組合突顯了境外專家（outside view）的客觀性重要性，同時包融了本地角度，加強了調查報告的說服力。
可是，今日香港撕裂若此，誰才是具普遍公信力，人人信服的人士？那麼，待抗爭停止，香港進入新階段後，中央政府是否可像當年英國政府那樣，調派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或中紀委官員來港，配合本地法官，共同展開調查？
特首委任 自己查自己？
即使特區政府決定成立調委會，又是否能達到查明整場反修例風暴的來龍去脈，找出真相，藉以平息爭端，恢復社會安寧的目的？會否引起其他負面影響，甚至延續紛爭？
首先，調委會需在抗爭停止後成立，但在這場號稱沒有大台的運動下，特區政府能與誰磋商？泛民議員？港獨派？焦土派？勇武派？傳媒大亨？誰能代表抗爭者承諾完全停止抗爭，以讓調委會展開工作？
第二，現在社會四分五裂，即使退休大法官也未必人人信服，那麼誰才是具普遍公信力，社會各種立場人士均會接納的調委會人選？
第三，調查範圍（Terms of Reference）應怎樣釐定才能查出真相？
根據《條例》，調委會是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委任成立的，但是修訂《逃犯條例》是由行政長官因應陳同佳台灣殺人案而提出的。那麼，調委會調查行政長官是否有「自己查自己」之嫌？市民是否信服？
而鑑於目前已有監警會等機制處理針對警察的投訴，屆時特區政府大可把警隊排除於調查範圍外。但若特區政府真的那樣做，相信又會引發激烈的爭端。
而若把行政長官、行政會議、立法會、官員以至警察等均納入調查範圍的話，屆時只怕香港會步入更深層次的內耗，後果不堪設想。
深層問題浮水面 不能「扑咪」了事
面對目前如此嚴峻的政治形勢，我認為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必須深刻檢討管治、面對群眾、回應民意，但不單單是成立調委會那麼簡單。
《1966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及《地方行政工作小組報告》詳細分析了當時騷動的成因，認為騷動是由香港積存已久的政治、經濟、社會、房屋和教育問題所引致。最終港英政府推出了民政主任制度穩定民心，同時推行多項房屋、教育及勞工保障改革。雖然上述兩份報告寫於60年代，但今日看來，歷史是何其相似，當中推動改革的遠見，值得今日特區政府借鏡。
與1966年一樣，今次反修例風暴讓積藏已久的各種問題「浮上水面」，包括社會價值觀、土地房屋短缺、貧富懸殊、教改成效、青年出路等，特區政府必須正視問題，拿出切實可行的方案來回應社會訴求。
同時，行政長官需明白面對群眾的重要性，不能只靠新聞稿或幾句「扑咪」了事。
法國黃背心運動一度是總統馬克龍的重大危機，把他殺個措手不及。但他很快作出應對，除了提出政策措施外，更重要是他勇於面對群眾，沒有避而不見。他舉辦了兩個月「全國大辯論」（Great National Debate），除了網上收集意見，重點是在全國各地舉辦過萬場社區論壇，以及百多小時的與總統談話。馬克龍親自現身，直接聆聽市民意見，展示決心和誠意，化解了危機，黃背心運動緩了下來。
行政長官大可借鑑馬克龍，不要再錯過機會，而是堂堂正正站出來，落區，面對市民。噓聲一定有，但那是必須面對的，惟有如此，才能讓抗爭者消停，讓香港邁向下一個階段，或許屆時，便是展開調查的適當時機。
早前麥健時公司（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研究指出，在17 個主要工業中，有16 個的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在金融危機後出現萎縮情�G，特別是製衣業、汽車製造業和電子工業。全球價值鏈可被理解為產品分佈在世界各地的生產工序，是全球化的象徵。中國現時正面對製造業成本上漲的挑戰，有企業離開中國到其他成本較低的東南亞國家設廠，特朗普更乘勢表揚是他的關稅奏效，成功打擊中國。究竟中國「世界工廠」的神話是否已步向夕陽？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最近發表了一篇報道，指出中國製造業雖然有下行壓力，不過仍然蓬勃。原因是中國擁有完善的基建、強大且熟悉製造不同產品的工人，是一個發展製造業理想的地方。此外，中國日漸強大的中產階級令不少企業選擇將生產線重新定向，以滿足國內日益龐大的需求。
《經濟學人》指出，製衣業包括很多勞工密集的工序，所以企業都傾向將生產線搬到勞工成本較低的國家，例如Nike 和Adidas 在越南生產的波鞋已比中國製造的多。現時製衣業的生產重鎮是埃塞俄比亞，Calvin Klein 和H&M都在那�堻]廠，平均勞工成本為一個月26 美元。不過紐約大學（NYU）商業和人權中心（Centre for Business AndHuman Rights）報告則指出，當地的工資根本不能滿足工人的基本生活開支，剝削問題嚴重。雖然勞工成本低，不過當地生產力低且流失率高，對在當地設廠的製衣業來說並不理想。
相比成本較低的國家，中國擁有各種製造不同織品的機器和廠房，而且生產力高。《經濟學人》引述美國服裝品牌Haggar Clothing 副主席PravinRangachari 先生表示，雖然中國的勞工成本上升，不過仍是一個極具競爭力的生產地，集團現時並沒有遷出中國的計劃。
上文提到英國因脫歐公投，令社會嚴重撕裂，與香港相似。《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最近發表了一篇題為「The New Tribes」的文章，比喻脫歐和留歐的人撕裂得猶如兩個不同的部落，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
《經濟學人》指出，留歐支持者普遍集中在大城市，相反住在偏遠郊區的人則普遍傾向脫歐，有不少位於偏遠地區的城鎮更有超過七成人口支持脫歐。倫敦是留歐的重鎮，是不少跨國企業的總部，當中包括不少來自外國的專才，是名副其實的國際城市。全球化對倫敦市民的影響遠比郊區的居民大，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其他歐洲國民，亦更容易往返歐洲，換言之支持留歐的人普遍更具國際視野，比支持脫歐者更受全球化影響。
除了居住地方外，文化分野也決定英國人對脫歐的立場，比社會階層更重要。支持留歐者文化上普遍較自由開放，他們一般都喜歡接觸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脫歐者的觀念則較傳統保守。根據《經濟學人》報道，脫歐爭議令有關種族和宗教仇恨的罪案激增。
脫歐爭議令英國民眾不信任政制，有不少國會議員在脫歐立場上與他們的選民不同，令不少英國人不再相信他們的代議士，有議員更表示收到不同程度的恐嚇，擔心自己及家人的安全受到威脅。英國選舉研究（The BritishElection Study）更發現有37% 的選民認為公投舉行方式不公。英國智庫國會議事錄（Hansard Society）研究則發現，有37% 受訪者認為國家政制需要大改革。此外，有更多人認為遊行比透過國會議員反映意見更有效。
脫歐爭議令不少人患上情緒病需要接受心理治療，衍生出實在的公共醫療衛生問題，情况遠比香港嚴重，可見社會撕裂情况絕非香港獨有。
近日不少港人感嘆，連日來的示威導致家庭撕裂，父母和子女因政見不同而爭吵不休，令人痛心。這個現象其實並不是香港獨有，英國便因脫歐問題導致社會嚴重撕裂，情况與香港類似。
英國脫歐公投在2016 年6月23日舉行， 時任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希望以公投解決保守黨內對歐洲不同的意見。可是，《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指出，其實在公投前，歐洲或歐盟事務從來不是英國的熱門話題，最明顯例子是2012 年倫敦奧運會開幕禮。這個開幕式展示了很多英國象徵，包括工業大革命、兩次世界大戰、國民保健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英聯邦移民、辣妹合唱團（Spice Girl）和占士邦（James Bond）等等，但是代表歐洲或歐盟事務的故事則完全沒展示。最後，脫歐公投結果出乎意料，卡梅倫負上政治責任辭職，不僅增加英國的不穩定因素，還把社會拖進嚴重撕裂的景况。
根據NatCen Social Research 的研究，在2015 年大選的時候，86% 子女的投票意向跟同住的父母相同，反映他們大多支持同一政黨，可是在脫歐公投中，只有71% 的子女投票意向與同住父母一致，反映有更多年輕人與父母在脫歐立場上不同。此外，研究亦指出，89%的夫妻在2015 年大選時投票意向一致，不過在脫歐公投中則只有79% 夫妻立場一致。有家庭輔導機構指出，脫歐令求助個案上升，反映有夫妻因脫歐立場令關係變得緊張。
《經濟學人》指出，脫歐立場的偏見比種族偏見更強烈。根據YouGov /The Times 的調查指出，脫歐者中有9%介意家人跟留歐者結婚，而留歐者中有37% 會介意他們的親人與脫歐者約會。由此可見，脫歐立場已不再局限於對議題理性的表述，而是變成一種由情感主導而形成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