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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招提升法庭效率 完善司法系統
文章
2020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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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篇，我向各位解釋了，即使市民對法院裁決有懷疑，也不應隨意狠批法庭或謾罵法官，司法體系裏有機制處理，更不需另立量刑委員會越俎代庖。
獨立裁決精神 無關三權分立
本篇則繼續討論，除了前文所指的上訴及覆核機制、法治對「一國兩制」的重要性，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2019年1月14日法律年度開啟典禮的演辭（下稱「演辭」），以及今年9月23日的公開聲明（下稱「聲明」）中，反覆強調香港法律制度的重大原則，我認為值得市民加倍留意，加深了解，減少不理性的批評。
一、《基本法》第八十五條列明，香港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法官行使司法權力，必須嚴格依據法律和法律原則裁定和處理案件……法院的職能並不包括裁斷政治爭論、倡議任何政治觀點、或根據任何主流媒體或公眾意見審理案件」（「聲明」段6）。這點非常重要，同時反映司法獨立其實與所謂三權分立無關，法庭需要的，是不受其他因素影響的獨立裁決。
近期值得讚賞的是英籍法官高浩文（Russell Coleman），他審理考評局取消2020年DSE歷史科試題的司法覆核案（HCAL 1087/2020），指出他認為試題本身並無不妥，亦認同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及教育局高調譴責，有向考評局施壓之嫌。但是，他基於考評局是在專業研判及委員投票後決定取消試題，並無程序失當或不公，因此駁回司法覆核的申請。
高浩文法官體現了獨立裁決的精神，他撇除個人想法，不受政治或其他因素影響，純粹以法律原則作出獨立裁決。
二、《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各級法院法官就職時，必須宣誓擁護《基本法》，以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而法官的獨立性反映於司法誓言（Judicial Oath），是每位法官作出的莊嚴和真誠的承諾。司法誓言要求法官「公正廉潔，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維護法制，主持正義，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因此法官判案時必須大公無私、不偏不倚，「防範別人對其作出偏頗的指稱」（「聲明」段25），「還要讓外界相信法官是不偏不倚的」（「聲明」段25），否則會使人感到不公平或受屈，失去對司法制度的信心。
關於這點，我於立法會二讀辯論延長法官和司法人員退休年齡的條例草案時，發言引述17世紀英國法學權威馬修黑爾爵士（Sir Matthew Hale）所指，法官必須保持中立，不應表達個人意見，這是司法界的金科玉律。
參與反修例聯署 影響司法觀感
可是，去年竟有高等法院法官李瀚良公開參加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聯署聲明，我認為其行為懷有強烈政治信念，欠缺司法情操，影響社會對司法制度的信心及觀感，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應該適時處理，作出勸喻及提醒。
馬道立亦指出：「公眾也可就法官的行為作出投訴。每宗投訴都會由司法機構的相關法院領導按既定程序處理，最終負責的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聲明」段28）
因此，區域法院法官郭偉健在「情操高尚」事件後，遭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要求暫停審理涉及類似政治背景的案件。東區法院裁判官何俊堯亦因為調職，暫時毋須審理相關案件。
三、香港法制另一項重要特質是具透明度，除了少數特別情況，所有級別法院的聆訊均開放予公眾旁聽，法庭程序公開進行，法庭的書面判決（判詞）列出判決理由，公開予公眾查閱。
促法官依量刑指引裁決 減爭議
市民可透過上述途徑了解法庭裁決，從而作出理性評論，而非道聽塗說，妄加批評。
說了這麼多，是不是代表司法機構沒有改善的空間？當然不是。我認為要完善司法系統，提升法庭的表現及效率，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司法機構應積極督促各級法院法官，依據量刑指引作出裁決，減少誤差，減低社會爭議，這比另設量刑委員會更恰當。
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司法機構應積極提醒法官保持中立，不要發表個人立場，維護法庭大公無私、不偏不倚的作風，提高社會的信任度。
三、相信仍有大批反修例相關案件在排期處理，建議司法機構仿效英國處理2011年Tottenham Riot的做法，指定一些具經驗的法官，集中於指定的法庭審理，盡快清理積壓的案件。
提高司法覆核門檻 防止濫用
四、馬道立於「演辭」指出，法庭面對「繁重案件量」，特別是大量免遣返聲請（酷刑聲請），使法庭承受沉重壓力，延誤在所難免云云。我則認為，目前司法覆核門檻太低，也是造成繁重案件量及延誤的原因。
經典例子是青山公路擴闊工程司法覆核案（HCAL 177/2015），案中「主角」是一段只有短短1.9公里的公路。特區政府於2010年構思擴闊工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2015年批准工程，卻遭環保人士以不符合「2014空氣質素指標」等各種環保理由反對，並且申請司法覆核。案件於2017年11月30日在高等法院開審，於2019年底才有判詞。其間工程成本已升到7億元，再加上立法會拉布等，工程到今日仍未得到財委會批款。
這樣簡單的工程都一拖10年，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司法覆核門檻太低，幾乎人人都可申請。目前，申請人只需填寫許可申請「表格86」，交付申請費用1,045元便可提出申請，還可以申請法律援助，變相鼓勵濫用，「長洲覆核王」郭卓堅便由此成名。
我認為應該全面檢視及提高司法覆核的門檻，例如要求申請人必須是受影響人士等，防止濫用，減少積壓的案件，改善法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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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於2020年9月19日舉行的新西蘭大選已於10 月17 日完成，由工黨取得眾議院過半數議席，年僅40歲的女工黨黨魁，也是上屆總理的傑辛達· 阿德恩（Jacinda Ardern）成功連任。《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 ）在大選前刊登文章 'Jacinda-mania' is Back in New Zealand ，剖析阿德恩的性格特點和個人魅力。
文章指，阿德恩的強項是擁有「真誠和同理心」（authenticity and ability to relate to others）。這種個性讓她安然度過上屆的黑暗時期，包括造成51人死亡的恐襲、21 人死亡的火山爆發，以及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文章也指，雖然阿德恩未能有效應對房屋、貧窮兒童等問題，加上「經濟蕭條」（ slumping economy），以及敵對的國家黨利用減稅政策「討好」（woo）選民，但是阿德恩的人氣絲毫未受「損傷」（dent）。文中的 dent 為動詞，而其名詞的意思是「凹陷」，一般形容受猛烈撞擊形成的凹陷。
阿德恩的抗疫措施成功抑制新冠肺炎蔓延，使她於各項競選民調中脫穎而出。10 月1 日，阿德恩前往尼爾森進行造勢活動時更「受支持者簇擁」（was mobbed by supporters）。文中的 mob是動詞，若以名詞形態出現時，其釋義為「一大群人」，在某些特別的情况中更可解作「一群罪犯」。
工黨前黨魁安德魯· 利特爾（Andrew Little ）自2017 年「把領袖的位置授予阿德恩」（ handed Ardern the reins ）後，工黨終於大獲全勝，成為新西蘭國會的執政黨。文章認為，這位年輕的女總理在上屆就任時，已在政壇迅速「上位」。Hand over the reins 是隱喻（metaphor），通常用於上級卸任時權力交接的情境，例如： The manager handed over the reins to him before he left the company（經理離任前把職權交付給他）。
相信這篇文章見報時，美國總統大選已經初步完成，進入點票階段。然而在選舉前夕，不少美國學者均表示，若由特朗普勝出大選，將是美國地位勢力的結束（the end of American power）。美國新聞網站沃克斯（Vox）刊登Sean Illing 與美國學者Pippa Norris 的對談2020 election: Why the Republican Party threatens democracy ，指出11 月大選中，若由共和黨繼續勝出，將是對美式民主的考驗，認為這場選舉並非選出美國領袖那麼簡單，而是將民主的前途放在選票上（democracy on ballot），也是對美國人民的考驗，因為他們的選票終將導向往後「自由民主」何去何從。
Norris 指出，共和黨近年發展愈趨惡劣。他們的「鐵票」中，大部分都是年老的白種人，而這個群組正持續老化及萎縮。特朗普掌政的四年裏，共和黨不斷利用權力更改遊戲規則，只為方便獲取自身政治利益，其實是扭曲美國的民主進程，因此值得抨擊。
Norris 提到美國選舉的其中一項難處，是各州份有不同的選舉制度。這樣一來，如果只要一個州份發生爭議，整個選舉進程都會被拖延。例如，在2000年喬治布殊對戰戈爾的大選中，由於佛羅里達州的點票工作出現問題，直接拖慢了整個點票過程，最後需要法院為誰主白宮裁決。而且，兩黨掌控不同州份的政府，使出各種對己有利的手段，與香港的選舉截然不同。在香港，選舉委員會獨立於各黨派，負責按照法例監察整場選舉和安排行政事宜，並不能輕易更改程序，以示公平公正。
除此以外，2019 年，Norris 曾諮詢2000 位專家有關全球主流政黨，分別在稅務政策、醫療福利及環境政策等議題上的取態。結果顯示，美國共和黨的政綱與歐洲非法政黨相似，如希臘新法西斯主義組織金色黎明（Golden Dawn），處處透露着民主將在美國逐漸變質的迹象。
第十九屆五中全會上周在北京閉幕（10月29日），會議審議通過了國家的「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為國家的未來5年發展定調；而在「公報」中有關香港的表述，則因為只有「要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短短13字，引起各種解讀，有說已沒提及「一國兩制」，甚至揣測及憂慮中央政府不再重視香港，擔心香港被邊緣化等等。
我認為上述分析過於片面。每次這類會議或國家領導人的重要講話中提及港澳，都反映中央領導人的最新思維，而要理解當中深意，香港如何配合推進，需看全局。
正如去年10月舉行的第十九屆四中全會，一句「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25字反映香港回歸以來遲遲未就《23條》自行立法，存在國家安全的短板及法律漏洞，掀開「港區國安法」的序幕。今年5月，人大會議審議了「港區國安法」的議案。6月30日，「港區國安法」便在香港正式實施，同時成立了中央駐港國安公署、特區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等等。隨後陸續有反對派、港獨派及勇武派活躍分子涉嫌干犯「港區國安法」被捕。對中央政府來說，「港區國安法」算是成功落地，穩住了局面。
香港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迎來五中全會那13字珍言的。我認同有內地學者分析，指「一國兩制」的基本格局沒有變，「長期繁榮穩定」是香港必須維持的狀態，更重要的是，香港如何在國家建構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格局及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提升自己，更有作為。
棄粗放型經濟 科技創新成重點
五中全會提出「堅持創新」、「科技自立自強」、「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加快建設科技強國」、「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激發人才創新活力」等重要方向。五中全會後，國家主席習近平於第三屆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作視像致辭，也是強調「高度重視科技創新工作，堅持把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
說來說去，重點詞就是「科技創新」，反映國家未來的發展重點，已擺脫過往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及高速增長的態勢，開始調整至重質多於重量，達致提高人民各方各面生活水平的目標。
在這個格局下，香港應該怎樣作為？我認為，在既有優勢之上改革、創新、提升水平，是必須的、重要的。這樣才能做到五中全會提出的「在危機中育先機，於變局中開新局」。
引進專才 加快發展河套創科園
例如行政長官剛於10月30日與廣東省省長簽署落實《粵港合作框架協議2020》便是好的開始。粵港兩地將共同推進8大範疇共57項措施，包括「共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打造國際化營商環境」等等。香港大可好好運用既有的國際化優勢及科研環境，引進更多國際化科技專才及學者，打造高端科技產業，以及加快發展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都會有利粵港合作，有利香港高新科技的長遠發展。
總括而言，我認為國家今後的惠港政策，不會再像2003年那樣送來大量「自由行」旅客，反而會着重如何讓香港融合國家科技創新的發展大局。至於行政長官的藍圖內容及實質措施，相信待她上京歸來，便有分曉。
西方國家素來擁抱「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更認為民主最能保障公民的人權和自由。數百年來，民主使西方國家富強，造就人民美好生活，因此很多國家或地區均希望跟隨西方國家的腳步，追求民主自由。然而，全球政局發展至今，這個制度仍然有效運作嗎？今天便來簡介民主制度的歷史，邀請各位一起思考。
民主的發展源遠流長，最為家喻戶曉的古代例子是雅典民主。「Democracy」（ 民主） 是合成古希臘語「demos」和「cracy」， 意思是「rule of the people」。雅典民主屬於「直接民主」，因為當時雅典的人口少，公民可在公民大會上議事和決定政策。不過，「公民」的釋義狹隘，只有20 歲以上的男子合乎資格，外國人、婦女和奴隸則不能享有相同權利。其後，民主理念透過希羅文化不斷流傳，一直影響西方國家，並在當地醞釀、演進。1688 年，英國「光榮革命」推翻了君王的絕對權力。1689年威廉三世簽署《權利法案》後，君主立憲制正式在英國形成，並奠定代議民主制（representative democracy）的基礎。
到了1990 年代實行「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的蘇聯解體後，實行民主制的美國被公認為引領世界的超級大國。這個局面彷彿證明了「自由民主」大獲全勝。美籍日本學者弗朗西斯． 福山（Francis Fukuyama） 在1992年出版的書籍《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中大力讚許民主制，稱其終將成為所有國家和政府的最後形式。然而，回顧英美國家近30 年的情况可見，所謂「自由民主」已發展成截然不同的景象，福山後來也糾正了其結論。以是次美國大選為例，選舉前夕紛爭不斷，兩黨互相謾罵，社會嚴重撕裂，民間更已出現武鬥。有學者甚至認為這次選舉是考驗美式民主的存亡。是否如此，相信日內便有分曉。
上文提到，著名管理顧問公司埃森哲（Accenture）行政總裁Julie Sweet 接受美國《財富雜誌》（Fortune ）訪問時指，疫情使世界各國及企業意識到全球連結的特點，並將更積極達成各種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這正好回應了習近平主席一直強調的觀點——人類是命運共同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譬如說，某個國家嚴重侵害當地氣候，亦會影響其他國家，加劇全球暖化。又譬如美國總統特朗普惡意針對中國，刻意挑起中美貿易戰，不單使兩國關係撕裂，同時也會波及其他國家，經濟實力較弱的國家或會大受影響。Sweet 明言，經此一「疫」，各國已明白，再次爆發嚴重疫情的機會極高。
Sweet 認為現時是為人們提供大量提升技能訓練的最佳時機，使大家能盡快適應融入科技的新生活模式。面對轉變，埃森哲改革口號為「Let there be change」，並訂立新目標：「to deliver on the promise of technology and human ingenuity」，旨在利用人類的獨創能力開發新科技。Sweet 也指出，目前首要是讓企業採用嶄新戰略方案，日後以可持續發展為主要綱領。
Sweet 直言，企業不應只為股東服務、把賺取利益視作最大目標，而是要多走一步，為不同持份者考慮，建立企業良知。事實上，很多《財富雜誌》世界500 強企業已陸續支持這種新理念。我也曾向領展和港鐵等本港大企業提議，除注重盈利，企業應向乘客、 員工、政府等等持份者負責。例如把市民負擔的車費減到最低、確保員工有良好的工作環境、合理的薪酬福利等等；甚至在聘請外判員工時，亦要保證他們得到最低工資，並在疫情期間獲得充足的防疫裝備。長遠而言，上述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最終都對企業有利，能創造更大利益。
因疫情關係，大部分國家於2020 年實施社交距離政策，以致人們的生活模式大大改變。疫情個案總數飈升時，很多企業讓員工在家工作。目前新冠肺炎仍在大流行，不少歐美國家的確診個案不停創新高，例如，10 月初，英國單日新增1.3 萬宗確診個案。可以預視，冬季的高峰期即將出現。雖然疫情未有退減迹象，很多學者和團體已經思考在這次疫情結束後，人們的生活將迎來怎樣的改變。
其中一個團體便是著名管理顧問公司埃森哲（Accenture）。埃森哲在120 個國家裏聘有約50 萬名員工，賺取多於400 億美元利潤。埃森哲行政總裁Julie Sweet 接受美國《財富雜誌》（Fortune ）時表示，新冠肺炎為全球帶來三大變革。
首先是科技的價值。人們不會再討論科技的好處或壞處，而是讓它成為每個人、社會、經濟體系及政府的必需品。例如，各地政府為市民提供網上公共服務，企業使用視像開會。科技將進一步融入日常生活。
第二項是速度的體現。Sweet 認為某些企業和國家得以成功，是由於他們反應夠快。以中國為例，在這次疫情中，中央政府反應敏捷，短時間內果斷落實多項防疫抗疫措施，成功在兩個月內抑制疫情。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中國第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的同比增長達4.9%，是全球首個擺脫疫情恢復增長的大型經濟體。
至於讓Sweet 感到最興奮的第三項變革，是疫情提供大好機會，讓聯合國加速達成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一直以來，聯合國為應對世界需求，定下一系列目標，包括注重環保、處理氣候變化問題、保育海洋資源等等。Sweet 直言，此次疫情加速蔓延突顯了國與國之間密切的關係，使人們意識到全球連結的特點，亦將因此，各國和各企業會加大幅度，為達成可持續發展目標工作。下篇再續。
上星期四（10月15日），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宣布和新加坡政府達成雙邊「航空旅遊氣泡」協議，容許雙城旅客互訪，是香港在新冠肺炎疫情長期困擾下的好消息，是激活經濟的強心針，也是雙城互救的折衝辦法。
「旅遊氣泡」（Travel Bubble）是全球疫情下一個新概念，指一些疫情情況相若的地區，互相開放邊界，容許對方人民前來工作或旅遊，而不需在入境後進行隔離，藉以在疫情下刺激經濟。「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率先於5月開通「旅遊氣泡」，三國居民入境不用隔離，並可自由流動。日本也剛於9月公布和馬來西亞等七個亞洲國家地區互通「旅遊氣泡」。
不同國家地區之間的「旅遊氣泡」的開放程度不同，香港新加坡這「雙城氣泡」，則要求雙方旅客於入境前七十二小時取得兩地互認的新冠病毒陰性檢測結果，旅客必須乘搭特定航班，抵埗後無須十四天隔離，入境後旅客行程並無限制等等。
據了解，新加坡政府商談「旅遊氣泡」態度積極。其中一個原因，我相信是因為新加坡樟宜機場剛剛全面升級，致力成為世界最豪的智慧型機場暨商場，新建成的「星耀樟宜Jewel Changi」內有世界最大室內瀑布、星空花園、資生堂森林谷（Shiseido Forest Valley）、超豪購物飲食中心及各種遊樂設施，本對旅客有很大吸引力，可惜疫情來襲，樟宜機場於4月至6月的乘客量比去年同期下跌逾99%，關閉了兩座客運大樓，啟動「旅遊氣泡」能激活樟宜機場，意義重大。
社會上有意見認為「旅遊氣泡」會增加疫情風險，憂慮引發新一波疫情。但我認為特區政府在經濟持續下行下，必須在重啟經濟及疫情風險之間作取捨，特別是「保就業」計劃結束，屆時會有公司倒閉、破產率失業率都會上升，在這關鍵時刻，若仍全面壓縮經濟活動，不引入新的措施，經濟將一池死水，復甦之路將更漫長。
誠然，我認為和新加坡合作的「雙城氣泡」只是開始，理想是盡快落實港版健康碼，和國內通關，除了方便通商、激活旅遊，還可讓大量兩地家庭團聚。特區政府已修改法例第599C章《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港人回港豁免十四日隔離，希望行政長官月底赴京與各部委會晤，能落實通關安排，恢復陸港往來，為香港經濟添動力。
「雙城氣泡」激活經濟第一步 (撰文: 葉劉淑儀，原文刊載於經濟通)
去年的反修例抗爭讓學校、教育界深陷政治漩渦，投訴老師失德個案大增、仇中仇警教材屢見不鮮。最近教育局終於「的起心肝」把一名製作港獨教材的小學老師除牌，引起社會熱烈議論。此外，反修例抗爭期間有百多名專上院校及中小學教職員、補習老師等被捕，這些案件陸續進入司法程序，「老師」二字變得更惹人注目。
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在面書上公開十八名報稱是老師或補習老師的反修例案件被告人姓名及任教學校等資料，惹來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嚴厲批評，指梁振英侵犯涉案老師私隱，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又說即使法律上沒問題，道德上「人情事理」上也不能這樣做。
葉建源議員的批評是否要保護同工、是否恰當，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立場，但大家不妨換個方向，從新聞自由的角度，看看梁振英的做法是否侵犯涉案老師的私隱。
梁振英稱他上載的資料均是從傳媒報道中收集整理出來的，而名單上十八位老師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已被檢控的被告，第二類是根據傳媒報道列出的被捕人士。
首先，根據香港的司法制度，所有刑事案件都是公開審訊的。除非有特別原因，法庭頒令禁止傳媒報道或公開涉案人士的身份，否則，資料是公開的，被告的姓名年齡職業也是公開的，社會從不質疑有私隱問題。而若梁振英是從傳媒這公開渠道取得及整理已報道過的公開資料，我看不到有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地方。
至於第二類的情況，梁振英仍是從傳媒報道摘錄公開資料。那麼，問題不在於梁振英的做法，而在於傳媒基於新聞自由、報道事實的原則，應否報道這些案件，應否刊登這些被捕老師的資料？若傳媒報道被捕老師的資源是新聞自由，那為甚麼梁振英的做法便變成侵犯私隱呢？這豈不是雙重標準？
至於葉建源議員指梁振英的做法即使法律上沒問題，道德上「人情事理」上都說不過，這說法值得商榷。若依據他的說法，是不是傳媒在新聞自由之上，又要守多條叫「人情事理」的紅線？是不是要「人情事理」都廣為接受的人事，傳媒才可報道？
最後，我要強調一點，老師這職業不帶保護網更不附遮醜布。任何人犯了法，也不能因為其職業是老師，便不能公開其姓名或獲得更多私隱保障。
昨日上篇，我向各位解釋了，即使市民對法院裁決有懷疑，也不應隨意狠批法庭或謾罵法官，司法體系裏有機制處理，更不需另立量刑委員會越俎代庖。
獨立裁決精神 無關三權分立
本篇則繼續討論，除了前文所指的上訴及覆核機制、法治對「一國兩制」的重要性，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2019年1月14日法律年度開啟典禮的演辭（下稱「演辭」），以及今年9月23日的公開聲明（下稱「聲明」）中，反覆強調香港法律制度的重大原則，我認為值得市民加倍留意，加深了解，減少不理性的批評。
一、《基本法》第八十五條列明，香港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法官行使司法權力，必須嚴格依據法律和法律原則裁定和處理案件……法院的職能並不包括裁斷政治爭論、倡議任何政治觀點、或根據任何主流媒體或公眾意見審理案件」（「聲明」段6）。這點非常重要，同時反映司法獨立其實與所謂三權分立無關，法庭需要的，是不受其他因素影響的獨立裁決。
近期值得讚賞的是英籍法官高浩文（Russell Coleman），他審理考評局取消2020年DSE歷史科試題的司法覆核案（HCAL 1087/2020），指出他認為試題本身並無不妥，亦認同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及教育局高調譴責，有向考評局施壓之嫌。但是，他基於考評局是在專業研判及委員投票後決定取消試題，並無程序失當或不公，因此駁回司法覆核的申請。
高浩文法官體現了獨立裁決的精神，他撇除個人想法，不受政治或其他因素影響，純粹以法律原則作出獨立裁決。
二、《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各級法院法官就職時，必須宣誓擁護《基本法》，以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而法官的獨立性反映於司法誓言（Judicial Oath），是每位法官作出的莊嚴和真誠的承諾。司法誓言要求法官「公正廉潔，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維護法制，主持正義，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因此法官判案時必須大公無私、不偏不倚，「防範別人對其作出偏頗的指稱」（「聲明」段25），「還要讓外界相信法官是不偏不倚的」（「聲明」段25），否則會使人感到不公平或受屈，失去對司法制度的信心。
關於這點，我於立法會二讀辯論延長法官和司法人員退休年齡的條例草案時，發言引述17世紀英國法學權威馬修黑爾爵士（Sir Matthew Hale）所指，法官必須保持中立，不應表達個人意見，這是司法界的金科玉律。
參與反修例聯署 影響司法觀感
可是，去年竟有高等法院法官李瀚良公開參加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聯署聲明，我認為其行為懷有強烈政治信念，欠缺司法情操，影響社會對司法制度的信心及觀感，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應該適時處理，作出勸喻及提醒。
馬道立亦指出：「公眾也可就法官的行為作出投訴。每宗投訴都會由司法機構的相關法院領導按既定程序處理，最終負責的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聲明」段28）
因此，區域法院法官郭偉健在「情操高尚」事件後，遭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要求暫停審理涉及類似政治背景的案件。東區法院裁判官何俊堯亦因為調職，暫時毋須審理相關案件。
三、香港法制另一項重要特質是具透明度，除了少數特別情況，所有級別法院的聆訊均開放予公眾旁聽，法庭程序公開進行，法庭的書面判決（判詞）列出判決理由，公開予公眾查閱。
促法官依量刑指引裁決 減爭議
市民可透過上述途徑了解法庭裁決，從而作出理性評論，而非道聽塗說，妄加批評。
說了這麼多，是不是代表司法機構沒有改善的空間？當然不是。我認為要完善司法系統，提升法庭的表現及效率，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司法機構應積極督促各級法院法官，依據量刑指引作出裁決，減少誤差，減低社會爭議，這比另設量刑委員會更恰當。
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司法機構應積極提醒法官保持中立，不要發表個人立場，維護法庭大公無私、不偏不倚的作風，提高社會的信任度。
三、相信仍有大批反修例相關案件在排期處理，建議司法機構仿效英國處理2011年Tottenham Riot的做法，指定一些具經驗的法官，集中於指定的法庭審理，盡快清理積壓的案件。
提高司法覆核門檻 防止濫用
四、馬道立於「演辭」指出，法庭面對「繁重案件量」，特別是大量免遣返聲請（酷刑聲請），使法庭承受沉重壓力，延誤在所難免云云。我則認為，目前司法覆核門檻太低，也是造成繁重案件量及延誤的原因。
經典例子是青山公路擴闊工程司法覆核案（HCAL 177/2015），案中「主角」是一段只有短短1.9公里的公路。特區政府於2010年構思擴闊工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2015年批准工程，卻遭環保人士以不符合「2014空氣質素指標」等各種環保理由反對，並且申請司法覆核。案件於2017年11月30日在高等法院開審，於2019年底才有判詞。其間工程成本已升到7億元，再加上立法會拉布等，工程到今日仍未得到財委會批款。
這樣簡單的工程都一拖10年，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司法覆核門檻太低，幾乎人人都可申請。目前，申請人只需填寫許可申請「表格86」，交付申請費用1,045元便可提出申請，還可以申請法律援助，變相鼓勵濫用，「長洲覆核王」郭卓堅便由此成名。
我認為應該全面檢視及提高司法覆核的門檻，例如要求申請人必須是受影響人士等，防止濫用，減少積壓的案件，改善法庭效率。
最近，隨着法庭對反修例相關案件陸續作出裁決，社會上對法庭甚至法官的批評愈來愈多，愈批愈狠，甚至有人謾罵法官，更有建制派議員提倡成立量刑委員會，我認為是不必要的，而且對「一國兩制」的穩定發展並無好處。
的而且確，反修例抗爭撕裂社會，市民因為政見走向兩極，對相關案件的裁決特別關注，當中有些裁判官的言論或裁決惹起爭議，包括：
將軍澳「連儂牆」行人隧道斬人案，區域法院法官郭偉健指被告自首「情操高尚」，並且在裁決時大肆批評反修例運動，社會譁然，黃營狠批。
東區裁判法院裁判官何俊堯審理區議員仇栩欣襲警案時，批評作供警員「大話冚大話」，裁定仇栩欣罪名不成立；他在審理另一宗十七歲男學生藏有噴漆及鐳射筆的案件時，同樣質疑警員口供可靠性，裁定男學生罪名不成立。何官遭建制派議員投訴「多次放生暴力分子」。
黎智英刑事恐嚇記者一案，西九龍法院裁判官鍾明新認為，黎智英是一時衝動、衝口而出，裁定其罪名不成立，被藍營指摘「放生黎智英」。
鍾官審理另一宗襲警案時，指涉事警員非誠實可靠的證人，裁定被告譚皓宇罪名不成立。
十五歲少年在元朗投擲汽油彈被捕，屯門裁判法院少年法庭判處十八個月感化，以及入住青年院舍九個月，被指刑罰過輕，律政司向上訴庭申請覆核刑期。
十六歲女學生在天水圍遭搜出白電油、消毒藥水及乙醇等汽油彈原料，裁判官水佳麗判其十二個月感化令，同樣被指判刑過輕，律政司向上訴庭申請覆核刑期。
裁決惹爭議 應制度內解決
數列這些案件，並非要評論法官裁決對或錯，而是要指出上述案件的主要共通點，或是判決被告罪名不成立，或是被指刑罰過輕。而這兩種情況，即使引起爭議，均應該及可以在司法制度內尋求解決，絕非叫叫嚷嚷、對法官人身攻擊，或者以量刑委員會來解決。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先後在2019年1月14日法律年度開啟典禮的演辭（下稱「演辭」），以及今年9月23日的公開聲明（下稱「聲明」）中，明確表示對法庭和法官的惡言攻擊完全不能接受，同時闡述多項重要司法原則，我認為十分重要。
首先，公眾需明白，一般而言，若法庭判決被告罪名不成立，被告自然不會提出上訴，而「代表公眾利益進行檢控的律政司司長，在法律下肩負對其認為錯誤的無罪裁決提出上訴或申請覆核的全部責任」（「聲明」段22），指出原訟法庭有明顯的法律觀點錯誤或事實掌握錯誤，要求覆核決定。
第二，若控辯雙方質疑案件判刑過輕或過重，均可提出上訴，要求覆核刑期，交由上級法庭處理，尋求糾正，這是香港司法制度重要一環。而根據普通法原則，上級法庭可以為下級法庭訂立量刑指引，使同類案件的量刑準則趨向一致，而下級法庭必須跟從。
最明顯的例子，是2014年「黃之鋒公民廣場案」（另外兩位被告是羅冠聰及周永康）。當時原訟庭指年輕人想法純真卻衝動，判處黃之鋒八十小時社會服務令。律政司向上訴庭申請覆核刑期，上訴庭指出，黃之鋒衝入公民廣場引發佔中，對社會造成嚴重後果，改判黃之鋒即時監禁六個月。
黃之鋒上訴至終審法院，終審庭指出，原訟庭判刑時未有上級法庭訂立的指引，原判決並無不妥。但是後來上訴庭的裁決指出，阻嚇性刑罰對於暴力或大規模非法集結案是必要的，認同即時監禁，等於為同類案件提出了新的量刑指令。不過，終審庭考慮到案發時黃之鋒未夠十八歲，撤銷即時監禁的判決，恢復原審的刑罰。
整理量刑指引 毋須另設委會
這案例正正反映香港司法系統有上訴機制，控辯雙方均可提出上訴，而上級法庭有為下級法庭訂出量刑指引。正如馬道立的「聲明」指出，「判刑是司法職能及程序的一部分」（段17），而上訴或覆核是糾正刑罰「唯一恰當的方法」（段18），加上普通法制度容許法庭累積案例，以及提出量刑指引，一直行之有效，我認為並不需要另設量刑委員會越俎代庖。
相對地，我認為司法機構應該適時整理及更新各類案件的量刑指引，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應該積極督促法官跟隨指引量刑，減低同類案件的判刑差異，從而減低社會爭議。
斷章取義批評 損害司法信心
馬道立先在「演辭」中指出，「批評要來得有效、有建設性，就必須有理可據，而非基於誤解或錯誤的信息」，後在「聲明」（段31）強調，「單憑純粹聲稱或斷章取義之事就批評法官及法院，均是錯誤的，也損害了公眾對司法的信心。此外，只因案件的結果不合自己心意，便作出偏頗或違反基本原則的嚴重指稱，這也是錯誤的。」我十分認同。
市民必須明白，法治是香港走到今天的基石，也是「一國兩制」的優勢。在2020年的世界法治指數排名中（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 Rule of Law Index），香港全球排名16、亞太地區中排名第5，排名高於美國（第21位）及法國（第20位）。但若市民持續基於政治立場不滿判決，狠批法官，甚至對法庭施壓，長遠必然影響香港的法治水平，對「一國兩制」的發展不利。
篇幅所限，本篇就和大家探討到這裏。明日下篇，將會討論一下本港司法系統需要改善的地方。
（下篇待續）
謾罵法官 不利一國兩制發展(撰文: 葉劉淑儀，原文刊載於經濟日報)
http://reginaip.hk/regina/article/p/謾罵法官不利一國兩制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