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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 支持人大常委 修改《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 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
文章,焦點
2021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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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今日（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全票通過《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修訂草案》及《香港〈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修訂草案》，以貫徹落實人大會議（3月11日）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的精神和要求，確保以愛國者為主體實現港人治港、切實提高特區政府治理效能，並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新民黨表示歡迎及全力支持。
新民黨一直相信，任何政治制度的最終目標均是促進良好管治、振興經濟、改善民生，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選舉制度有必要根據實際情況優化，與時並進，體現愛國者治港的精神。
行政長官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既要向中央政府負責，亦要向香港市民負責，因此，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十分重要。修訂後，選舉委員會人數將由1200人增至1500人，是擴闊了選民基礎；由四大界別增至五大界別，更能體現《基本法》第45條規定的廣泛代表性；選委會增加了港區政協委員的名額、全國性團體港區代表、地區組織、基層社團、同鄉社團等等，是進一步體現均衡參與。至於行政長官候選人須在選舉委員會每個界別中取得不少於15個提名，總提名不能少於188個。新民黨十分支持這項修訂，認為可避免行政長官只傾斜某界別，有助行政長官面向全社會，有效施政。
立法會方面，修訂後每屆立法會議員將由70人增至90人，分佈將會是選舉委員會佔40席、功能團體佔30席及地區直接佔20席。立法會議員候選人亦須取得選舉委員會每個界別不少於2個、不多於4個提名，總提名不少於10個、不多於20個。新民黨認為立法會新的構成體現均衡參與的精神，讓社會上更多不同階層不同界別不同專業的人才，加入立法會，讓立法會發揮更大功能，有助特區政府良好管治。
事實上，近年反中亂港分子進入立法會後，他們的言行及所作所為均反映他們明顯不尊重憲法及《基本法》，不尊重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對社會特別是年輕人有極為不良的影響。此外，他們利用立法會議事規則的漏洞，肆意以極端手法拉布、嚴重拖延甚至癱瘓立法會運作，影響特區政府有效施政，令香港很多深層次經濟民生問題無法解決，已令香港的發展滯後，不符合市民要求。完善選舉機制的各項舉措將有效遏止這些情況繼續發生，讓立法會回復成為符合憲制要求的議會，真正履行《基本法》賦予的功能，實實在在監察政府，同時亦能提出良好的意見，協助特區政府改善施政。
另一項修訂是新增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選委會、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資格。新民黨一直認為以往由不同地區的選舉主任裁定候選人是否符合資格的做法並不理想，亦欠缺統一標準。今後由資格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便有統一的標準，並且能確保候選人是愛國愛港人士，達致愛國者治港的目標。
新民黨全力支持中央政府完善特區的選舉制度，並將全力配合行政長官修改本地法例。新民黨亦將一如以往，積極培養更多愛國愛港、年輕專業的政治人才，投身議政工作，發展政策研究，循不同途徑爭取更多議席，加入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治港班子，配合特區政府，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 與香港市民一起邁向發展新階段、更美好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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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邊廂，西方智庫基於其意識形態，大力貶低香港的經濟及政治自由度的評分。這邊廂，香港則在享譽餐飲業的榜單上揚威。在「亞洲50 最佳餐廳」（Asia's 50 Best Restaurants） 的2021 年排名榜上，香港分別奪得最佳及最多上榜餐廳。有餐飲業專家指出，「亞洲50最佳餐廳」的評級比「米芝蓮」更享負盛名，地位更高。過往，有香港餐廳、食肆在「米芝蓮」摘星或上榜後遭瘋狂加租，最終被迫搬遷甚至結業，因此「米芝蓮」被譏為「死亡之吻」。
相比去年只有8 間餐廳上榜，香港今年更進一步，在「亞洲50 最佳餐廳」中佔了11 間，大班樓更登上榜首。上榜的香港餐廳當中，有大家十分熟悉的四季酒店法國餐廳Caprice 及中菜廳龍景軒、曾因疫情而關閉的意大利餐廳8 1/2 Otto e Mezzo BOMBANA、位於置地文華的Amber、著名法國餐廳 Belon、由曾在藝人謝霆鋒主持的飲食競技節目《名廚爭鋒》中擔當評判的 David Lai 主理的Neighborhood、由另一本地名廚Vicky Cheng 開設的VEA 及著名粵式酒家家全七福等，反映香港的高級餐飲業享譽國際。
去年受到疫情影響，來港的遊客大減，但在如此艱難的情况下，香港的餐廳食肆孜孜不倦，不斷提高水平，排名不跌反升。由此可見，香港除了有高水平的廚師及優質的餐飲服務外，更有很多「識飲識食」的顧客。這條榜單不涉政治，顯示香港餐廳的真正實力，對香港旅遊的復蘇十分重要。以郵輪業為例，香港是多條行線的母港，只要有馳名的餐廳，遊客會早到或多留幾天，品嘗美食。我個人也有類似的旅遊經驗。
與新加坡的8 間及日本東京、大阪和福岡共9 間上榜餐廳相比，香港這個彈丸之地有11 間餐廳上榜，而且奪冠，實在值得驕傲。我相信上榜餐廳會和餐飲業界攜手努力，繼續提升實力，為香港的經濟復蘇出一分力。
去年4 月初，IHME 預測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數大約為6 萬人，現任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Dr. Fauci 的預測亦與IHME 相若，特朗普政府根據 IHME 的預測，預視疫情將會緩和。可是，顧悠揚在去年4月19日表示，按照當時每天有1000至1500人死亡，疫情將會持續一段時間，並預測會出現第二波感染，沒有緩和的迹象。基於預測和後來現實上的偏差，IHME 不得不表示將改良預測模型。
自此，愈來愈多人關注顧的預測數據。除著名生物學家Carl Bergstrom 轉發他的數據外，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亦開始將顧的數據上載到網站。而顧自設的網站更是每天有過百萬瀏覽量。即使2020年出現了不同的預測模型，麻省大學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生物統計學系副教授Nicholas Reich 亦認為顧的預測模型是最頂尖的。Reich 指出，最準確的預測模型，必須是一個綜合所有數據的「綜合模型」。
做民調亦如是。2012 年，美國的神級民調專家Nate Silver 預測奧巴馬在各州的得票率，準確度高達99%，而他採用的，就是綜合多個數據的「綜合模型」。美國有多個民調機構，數據公開，研究者可以綜合多個數據，進行分析。有別於美國，香港只有兩三間民調機構，個別機構的主持人更有強烈政治偏向，加上數據並不公開，因此難以建構「綜合模型」來作準確分析。
本來，以顧的學術背景及才能，他大可在金融業「賺大錢」，他卻選擇離開熟悉的金融業，投身數據界，毅然創立全新的預測模型。在取得成功後，顧眼見業內已研發其他預測模型，他在去年11 月決定停下數據預測的工作。其勇於嘗試、不斷求新的精神，頗值得年輕人借鏡。
上文提及，《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 一篇題為 Vaccine Capitalism 的文章詳盡報道，輝瑞藥廠靠疫情牟取暴利。現時，輝瑞已生產9500 萬劑疫苗，並預計在2021 年的生產量將增加至20 億劑，在2021 年收入至少增至150 億美元。自去年5 月，輝瑞行政總裁Bourla 接觸各國領導人推銷疫苗。而隨着各國紛紛搶購疫苗，去年暑假開始，每劑輝瑞疫苗的價格已高達65 美元，與初時每劑最高30 美元相比，價格足足高出一倍，但訂單繼續滾滾而來，已有超過60 個國家向輝瑞訂購疫苗。
可是，輝瑞疫苗的供應卻不如預期。去年12 月，輝瑞把首批疫苗運送到以色列後，再在今年1 月把第二批70 萬劑疫苗送達，以色列總理還到特拉維夫機場親自迎接。原來以色列一開始便以高於美國50% 的價格，即每劑30 美元來搶購，可算是「快人一步，理想達到」。然而，輝瑞卻在首批疫苗運抵以色列後，通告其他國家，由於疫苗產量不足，全球供應將會減少，這信息觸怒了疫情重災國意大利。換句話說，輝瑞藥廠要求價高者得，以和國家領導人的聯繫和利益來分配疫苗。以色列成功搶購，其他國家卻「輸在起跑線」。
此外，疫苗亦反映「國家主義」，每個國家都只維護自己的利益。美國只相信自己的疫苗；而英國方面，即使注射阿斯利康的疫苗或會出現凝血，約翰遜亦堅持注射。正如我早前出席「疫後世界秩序」高峰論壇，發展中國家的代表紛紛指出，在抗疫這件事上，發達國家之間欠缺領導和合作，其實他們不單可以分享疫苗，更可以分享製造疫苗的技術，以增加全球供應。目前，只有中國分發疫苗到貧窮國家，俄羅斯亦有分享他們製造疫苗的技術予其他國家。由此可見，發達國家平日滿口人權道德，遇上國際共同危機時卻沒有做好領導工作，漠視發展中國家的需要，自私自利可見一斑。
新冠肺炎爆發以來，各國實施各種社交距離措施，甚至「封城」，以遏止疫情。在一些西方國家，民眾已出現抗疫疲勞，甚至「抗出怒氣」。例如在加州，有民眾因為不滿封城而發起罷免州長Gavin Newsom 的行動。現時，仍有美國人不相信新冠肺炎的存在，拒絕戴口罩及遵守社交距離措施。因此，美國政府早將遏止疫情的希望放在疫苗上。發達國家相繼研發及生產疫苗，這過程體現了「疫苗國家主義」（vaccine nationalism）及「疫苗資本主義」（vaccine capitalism）。
現時，有能力研發及生產疫苗的國家寥寥可數，包括使用傳統「滅活」技術的中國、重組腺病毒作為載體的俄羅斯、利用mRNA 技術的美國輝瑞及莫德納藥廠、採用黑猩猩腺病毒的英國牛律大學及阿斯利康，以及用上類似技術的美國藥廠Johnson & Johnson 等。我早前出席由印度電視台舉辦的「WION TV 全球高峰會」，討論疫後的世界秩序。參與的國家包括突尼西亞、馬里及斯里蘭卡等，他們均表示國際間缺乏合作及領導，發達國家生產的疫苗並沒供給發展中國家使用。
《彭博商業周刊》 （Bloomberg Businessweek） 近期一篇題為Vaccine Capitalism 的文章詳細報道，輝瑞藥廠從疫情中牟取暴利。美國政府在去年5 月已宣布推出名為「Operation Warp Speed」（簡稱OWS）的項目，以資助機構研究新技術開發疫苗。然而，去年6 月OWS 與輝瑞初接觸時，輝瑞行政總裁Bourla 卻拒絕他們的資助，並向 OWS 表示已掌握mRNA 技術，更建議 OWS 預先向他們訂購疫苗，但其實當時 mRNA 技術仍未獲得批准使用。隨後， Bourla 在全球推廣疫苗，各國爭先搶購，英國更成為第一個與輝瑞達成購買協議的國家。去年7 月，英國決定向輝瑞購買3000 萬劑疫苗，後來加碼至4000 萬劑，輝瑞承諾在2020 年至2021 年交貨。後來，輝瑞疫苗的供應卻不似預期，硬件配套及原材料供應都追不上生產進度，期待疫苗的國家只能苦苦等待。至於輝瑞是怎樣發疫苗財，下文再續。
對於今日（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全票通過《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修訂草案》及《香港〈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修訂草案》，以貫徹落實人大會議（3月11日）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的精神和要求，確保以愛國者為主體實現港人治港、切實提高特區政府治理效能，並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新民黨表示歡迎及全力支持。
新民黨一直相信，任何政治制度的最終目標均是促進良好管治、振興經濟、改善民生，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選舉制度有必要根據實際情況優化，與時並進，體現愛國者治港的精神。
行政長官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既要向中央政府負責，亦要向香港市民負責，因此，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十分重要。修訂後，選舉委員會人數將由1200人增至1500人，是擴闊了選民基礎；由四大界別增至五大界別，更能體現《基本法》第45條規定的廣泛代表性；選委會增加了港區政協委員的名額、全國性團體港區代表、地區組織、基層社團、同鄉社團等等，是進一步體現均衡參與。至於行政長官候選人須在選舉委員會每個界別中取得不少於15個提名，總提名不能少於188個。新民黨十分支持這項修訂，認為可避免行政長官只傾斜某界別，有助行政長官面向全社會，有效施政。
立法會方面，修訂後每屆立法會議員將由70人增至90人，分佈將會是選舉委員會佔40席、功能團體佔30席及地區直接佔20席。立法會議員候選人亦須取得選舉委員會每個界別不少於2個、不多於4個提名，總提名不少於10個、不多於20個。新民黨認為立法會新的構成體現均衡參與的精神，讓社會上更多不同階層不同界別不同專業的人才，加入立法會，讓立法會發揮更大功能，有助特區政府良好管治。
事實上，近年反中亂港分子進入立法會後，他們的言行及所作所為均反映他們明顯不尊重憲法及《基本法》，不尊重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對社會特別是年輕人有極為不良的影響。此外，他們利用立法會議事規則的漏洞，肆意以極端手法拉布、嚴重拖延甚至癱瘓立法會運作，影響特區政府有效施政，令香港很多深層次經濟民生問題無法解決，已令香港的發展滯後，不符合市民要求。完善選舉機制的各項舉措將有效遏止這些情況繼續發生，讓立法會回復成為符合憲制要求的議會，真正履行《基本法》賦予的功能，實實在在監察政府，同時亦能提出良好的意見，協助特區政府改善施政。
另一項修訂是新增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選委會、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資格。新民黨一直認為以往由不同地區的選舉主任裁定候選人是否符合資格的做法並不理想，亦欠缺統一標準。今後由資格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便有統一的標準，並且能確保候選人是愛國愛港人士，達致愛國者治港的目標。
新民黨全力支持中央政府完善特區的選舉制度，並將全力配合行政長官修改本地法例。新民黨亦將一如以往，積極培養更多愛國愛港、年輕專業的政治人才，投身議政工作，發展政策研究，循不同途徑爭取更多議席，加入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治港班子，配合特區政府，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 與香港市民一起邁向發展新階段、更美好的新時代。
經濟學家亞當．史密夫（Adam Smith）提倡自由經濟理論，認為政府應盡量不干預市場運作，因為人對利益的追求會形成「無形之手」推動經濟發展。1980年，經濟學家米爾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推出著作《選擇的自由》（Free to Choose）及同名電視片集，來港拍攝時在天星小輪上取景，並以香港為例，闡述自由經濟（economic liberalism）的好處。誠然，香港欠缺天然資源，全靠自由港的地位及奉行自由經濟，把小漁港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在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經濟自由度指數」（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排行榜上蟬聯榜首25 年。
3 月4 日，美國傳統基金會硬指，近年中央政府訂立《港區國安法》、強化了宣誓制度、確保愛國者治港等政策已讓香港變得與其他內地城市無異，故把港澳從2021 年度「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中剔除。
我認為美國傳統基金會毫無理據。香港與內地城市的經濟制度截然不同，在「一國兩制」方針下，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擁有獨立貨幣、金融及關稅制度，並實行普通法，在經貿、市場交易方面與國際社會接軌。由此可見，剔除香港並非基於客觀事實，純屬政治操作。
同日，特區政府發表聲明，表示對基金會的決定感到「極度失望和遺憾」，但我認為政府根本不應表示失望，反而該「燒炮仗」慶賀。現時全球經濟環境早與1980 年代不同，特區政府要明白自由經濟已過時。今天的香港飽受貧富差距擴大、土地房屋短缺、貧無立錐之地等問題困擾，特區政府卻仍背負「最自由經濟體」的包袱，「應出手時不出手」，事事以不干預自由市場為先，市場失效也不願介入；又不制定政策重新分配資源，遲遲不願向科技產業投放資源及制定全面政策，使其發展緩慢。如今拋掉了包袱，特區政府應趁機審視本港經濟結構，切實考慮如何制訂和執行新經濟政策，發揮香港獨特優勢，探尋新經濟發展路向。
最近有官方喉舌嚴批剛委任為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的劉利群女士，指其擔任食環署長時，在黑暴期間處理「連儂牆」不力，卻迅速清理愛國標語。亦有網民質疑因她的丈夫蔡海偉任職社聯行政總裁，故指她為「暗藏政府的泛民內鬼」云云，又批評她不符「愛國者」標準。正如我早前回應指，批評應基於事實，如果攻擊性言論毫無根據，做法不可取之餘更打擊公務員士氣。
食環署於黑暴期間處理連儂牆的手法值得商榷，也理解建制派為何感到憤怒。不過，據悉當時未能清拆連儂牆的多個原因，其中之一是當時有關於公眾地方展示橫額、標語牌、宣傳板的《潘蓮花替代徐慧敏訴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及其他人》案仍在審理階段。而後來清拆愛國標語一事實非食環署執行。
這次食環署遭詬病「雙標」，歸根究柢是因為公務員文化傾向因循。公務員素來循規蹈矩，處事多從技術及法律層面考慮。例如議員在地區張貼宣傳品時，若不慎張貼影響交通的區域便會遭投訴，有關部門收到投訴後便會依法清拆。同樣地，在處理連儂牆一事上，我相信食環署是因循慣常做法，先向律政司索取法律意見，然後決定待上述《潘蓮花》一案訴訟完結後才採取行動。黑暴期間社會狀况混亂，特區政府任何決定都經過多重考量，我亦相信這決定是得到政府高層許可，非劉女士一人的決策。
我相信絕大部分公務員都是愛國愛港的，但是在執行職務時，有時予人欠缺政治觸覺的觀感。加上政府往往未能及時向公眾解釋，反映改革公務員管理十分重要。政府高層實需展現「擔當勇氣」，受質疑時盡快向社會大眾解釋，才能帶領香港繼續向前。
上文提到，現屆政府新設創新辦，削弱了與學者的交流，並且，不少加入的年輕人已離職，誠是失敗之作。除政府缺乏策略性政策研究組織外，我認為特區政府亦需檢討一些法定獨立機構的運作，針對處理營運成效等問題。
港英政府財政司郭伯偉和夏鼎基素來主張「小政府，大市場」，所以在他們的領導下，政府依賴自由市場經濟，力求「無為而治」。1980 年代，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執政，主張把政府功能盡量私有化，也促使政府加快把一些政府部門「企業化」。例如為郵政署設立營運基金，又曾考慮私有化水務署。
又例如於1977 年成立的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作為獨立法定機構，擁有獨立收入，不受審計署監察，可自行決定考試費、職員薪酬和獎勵金等，儼如「獨立王國」。然而近年考評局的營運表現未如人意，自2013/14 年度起與文憑試有關的收入年年虧損，特區政府便在2018 至2022 年間合共補貼3.6 億元。而於2019/20 年度，文憑試方面仍佔考評局總收入46.8%，但受累於考生人數下跌，考試收入亦將銳減，預計津貼終止後，考評局將在2022/23 年度錄得整體虧損約9800 萬元。
除收入減少，考評局的營運存在很多問題，包括監管不力、保密不足、泄漏試題、審題黑箱作業、DSE 考題惹爭議等等。去年5 月，法庭就補習天王蕭源透過手機取得文憑試保密試題一案，裁定蕭源與另外兩名前主考員串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同月文憑試歷史科竟出現無視日本侵華史實的試題。據了解，教育局曾於2019 年提名人員加入歷史科審題委員但不果，反映考評局缺乏監管，儼如「無王管」。考評局是眾多獨立機構的冰山一角，反映若特區政府要改善管治，必須大力檢討並加強監管，確保這些機構在正確軌道上營運。
上星期，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專題研討會（2月22日）發表了講話，顧名思義，講話內容以「愛國者治港」為主題。
鄧小平論述基礎上 提具體標準
其實相關主題中央政府一直有鋪墊，例如去年11月17日的《基本法》頒布30周年法律高峰論壇，多位重量級講者均有引述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先生於上世紀80年代提倡的愛國者治港論，即「港人治港有個界綫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理香港」。當時鄧小平先生已經提出了愛國者的標準，就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我相信如今中央政府是在鄧小平先生的論述基礎上，把愛國者治港的要求具體化，以及提出制度上的改變。
首先，「治港者」的意思不單是指行政長官一人，而是指特區政府整個管治班子，包括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會成員、立法會議員、行政長官選委會、各級法官等，這些人合起來一起肩負香港的管治責任，因此必須是愛國者。
治港者 與中央立場未夠一致？
第二，夏寶龍主任指出，「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繼續沿着正確方向行得穩、走得遠，不變形、不走樣，一個重要前提是，治港者必須能夠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換句話說，香港回歸後23年來走得這麼崎嶇，「一國兩制」落實那麼艱難，不就是因為「治港者」不夠愛國、和中央政府的立場態度未夠一致？
舉例說，回歸之初，1999年1月29日的「吳嘉玲案」，終審法院大法官的裁決認為，香港法院對人大有違憲審查權，當時這裁決引起極大爭議，最終導致人大釋法。正如夏主任指出，「愛國者必然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香港《基本法》的母法。」試問香港法院、一個地方行政區的法院，哪能對人大有違憲審查權？
再舉個例，回歸以來，港人對「香港是三權分立」之說深信不疑，法院這樣說，官員這樣以為，教科書這樣寫，老師這樣教。為甚麼有人這樣倡議？因為他們以為，「三權分立」等於「中央管不了我」，正正反映問題所在。我多番公開發言及撰文指出，不論回歸前後，香港都是實行「行政主導」而非「三權分立」，以正視聽。
此外，23條通過不了、國情教育搞不成、修訂《逃犯條例》搞出史無前例的政治動盪，回歸以來好些大風暴、小挫折，某程度上都是因為管治班子內的愛國者不夠多，未能和中央政府的立場態度一致，「一國兩制」未能準確落實。
愛國治港者 5大要求
第三，正如夏主任所說，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興風作浪、坐大成勢」，其中一個直接原因，就是香港「尚未真正形成穩固的愛國者治港局面」。配合今天的局勢，夏主任明確列出何謂愛國的治港者：
1、「治港者必須能夠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必須深刻認同『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香港法院可以審查人大之說，便是搞混「一國」和「兩制」的關係了。
2、「旗幟鮮明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充分尊重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即是終日高舉「結束一黨專政」的旗幟就要不得了。
3、「正確處理涉及中央和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有關問題」，例如怎樣適當處理高鐵「一地兩檢」的敏感爭議。
4、「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若議員一味在議會內拉布、搗亂，盲目反對議案，甚至連防疫抗疫基金的撥款議案都反對，這樣做還算是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嗎？
5、「堅守『一國兩制』原則底綫，堅決反對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這很簡單，若有人依傍外國勢力，甚至要求外國政府制裁香港，當然不能接受。
除了上述的5點，我亦十分同意夏主任的總結，「堅持愛國者治港是關係到『一國兩制』事業興衰成敗的重大原則問題，容不得半點含糊」。
選舉制度改變 人大會議有分曉
第四，就是要完善相關制度，以配合落實愛國者治港的目標，「確保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理由很簡單，現時正正因為選舉制度不完善，反對派乘勢而起，佔據議席，才引發那麼多動盪，妨礙「一國兩制」準確落實。至於選舉制度會有甚麼重大改變，我相信在即將召開的人大會議自有分曉。
不過，夏主任也澄清，「強調愛國者治港，絕不是要搞『清一色』」。很明顯，中央政府非常明白香港擁有獨特的歷史、社會及文化背景，是個中西文化滙萃的多元社會，也有很多人深受西方文化影響，對國家的看法未必與愛國者一致，「對這些人的取態，中央是理解和包容的」，這些人可以繼續發揮其專長、專業，在各行各業貢獻香港，但是他們並非愛國者，不能成為愛國者治港的一員。
整體而言，我認為透過夏主任的發言，我們知道中央政府是如何重視香港、重視「一國兩制」；同時，中央政府明白到，要管治香港，除了要抓對的制度，找對的人亦很重要。當制度與人選都對了，「一國兩制」自能行穩致遠。
上文提到數碼革命使全球發展格局產生大變，中國經濟的崛起衝擊香港的長遠競爭力及管治文化，香港要與時並進，需從改革政府架構做起。
談到架構，廢除中央政策組讓人遺憾。特區政府於一九八○年代研究設立中央政策組時，曾諮詢各政策科和部門，當時很多政務官，包括我也覺得增設這個「組」是「多個香爐多隻鬼」，擔心「街外人」會與政務官意見相左，不欲政府以外的學者、專家參與制訂政策的過程。後來，中央政策組正式成立，以負責策略性思考、諮詢、制訂研究方向、蒐集及分析民意等工作為主，為因循守舊的政府注入新思維，發揮作為特區政府智囊的角色。我認為在歷屆中策組首席顧問裏，劉兆佳教授最為稱職。這位資深學者在任期間既頻做民調以進行研究工作，也會邀請內地及海外學者來港，促進政府策略性思維。
民間智庫在培訓政策研究及政治人才上有重要角色，美國的智庫更以「旋轉門」形式運行，不少部長級官員來自智庫，用他們的學說制訂政策，辭官後便重回智庫工作。於是很多智庫均獲大企業資助，研究工作形成產業，各種學說百花齊放。香港的情况則難以比擬。
現任特首上任時，設立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取代中策組，並改由政務官擔任總監。當時我已覺這職權編制會使決策及行事重返以往「由上至下」的老調，喪失中策組的功能。此外，雖然特首有心吸納年輕人為研究政策工作提出嶄新角度，但是在實際操作上，創新辦的年輕人學歷、閱歷和經驗尚淺，缺乏策略性思維訓練，不可與中策組的專家學者們比擬。最匪夷所思的是，據悉黑暴期間，竟有創新辦成員在辦公室內設立連儂牆，公然無視公職人員要向政府效忠的責任。且創新辦成立至今也不見得有何嶄新及富建設性的建議，可見確是失敗之作。我建議下屆政府恢復設立中策組，延攬來自不同背景、研究不同範疇的高學歷人才，為香港發展作出實際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