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貨幣中國領先全球（二） 　   文章 　   2021 年 9 月 12 日 近年，內地基本上已發展成無鈔票社會，普羅大眾都有綁定大型科企的電子錢包，如支付寶、微信支付，替代紙幣進行支付。在2020年5月，中國央行（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PBOC）宣布推出「中央銀行數位貨幣」（CBDC），又推出先導計劃，由央行直接推出電子錢包，不再使用大型科企為中介，直接把錢發進用戶戶口。《時代》周刊（Time）一篇題為「Cash-Free Society」的文章，訪問了一位先導計劃的用戶，該用戶表示央行的電子錢包非常方便，但因為沒像科企般推出各種優惠，因此對一般消費者而言缺乏吸引力。 數碼貨幣並非比特幣等加密貨幣，由政府直接發行及由央行支持，較為穩定和安全；而後者欠缺規管，受黑客入侵的風險高，價格波幅也極大。數碼貨幣的發展能令跨境交易結算更方便快捷，且由於央行監管，更是政府與市民直接打交道、協助政府打擊違法行為的好途徑。若全球使用自家央行的電子錢包，金融業可省掉預計全球每名人類平均350美元的營運開支。 雖然美國聯儲局表示仍在研究數碼貨幣的概念，但是國際結算銀行（BIS）最近一項調查發現，全球已有86%央行正在積極研究數碼貨幣，有六成表示已在進行測試，可見貨幣數碼化已成全球趨勢。復旦大學泛海國際金融學院創辦人Michael Sung預計，國際金融貨幣系統將因貨幣數碼化而發生重大轉變，黃金的角色將弱化，一向佔據絕對優勢的美元地位也將慢慢削弱。 中國是繼巴哈馬推出「沙元」（Sand Dollar）後第二個革新全國貨幣系統的國家，可謂領先全球。其實回顧歷史，中國在金融方面一直不斷突破創新，最早的紙幣便是在公元7世紀的唐代發明。相信很快，中國便會創造另一段貨幣史。

數字貨幣中國領先全球（一） 　   文章 　   2021 年 9 月 9 日 相信曾到訪中國內地的人士定有留意到，內地現在幾乎是無鈔票社會。有次我跟朋友到東莞遊玩，正想光顧街旁販賣烤番薯的老伯，他熟練地掏出手機要求我們使用微信支付，弄得我們這些沒開通微信支付的「港燦」十分尷尬。又記得我前往上海探訪公幹的女兒時，我們出入均使用「滴滴出行」，叫餐則會使用「餓了麼」等手機應用程式，十分方便。 電子支付有很多好處。其一是普及金融，普羅大眾只需智能手機便可買賣，在新冠疫情下更是個既方便快捷又安全的支付方式。此外，便是對抗美國的金融霸權。二戰後各國重建國際金融體制，創造布雷頓森林固定貨幣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以美元和黃金掛鈎，維持固定匯率，並成立世銀及國際貨幣基金執行重建計劃。1973 年，美國終止了布雷頓森林固定貨幣體系的運作，美元代替黃金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奠定了美國在國際交易的主導地位。 因此，美國的重要殺手鐧便是向他國施加國際經濟制裁，近兩年多名中央及香港官員也列入了制裁名單。譬如現在連行政長官支薪都要用現金。曾有 KOL 提及，如果不能在英美銀行開設戶口，為何不能轉用中資金融機構，避過制裁？ 原來中國和美國的大型銀行都是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會員，兩者均使用此網路交換電文進行金融交易。由於美元強勢，按美元結算的商業活動佔多數，所以大部分中資金融機構都有按美元結算的生意。因此只要美國發出制裁令，他們便要跟隨，不得與受制裁人士有生意往來，否則便不能繼續與美元有關的買賣。同理，若制裁一些貧窮國家，如主要向各國售賣石油、並以美金結算的伊拉克，全國甚至會陷入財困、破產。 而若用數碼人民幣來買賣，則可迴避使用SWIFT 系統，這是打破美國金融霸權的關鍵，下文再續。

公私營合作 有利基建融資 　   文章 　   2021 年 9 月 1 日 不論過去與未來，香港都有很多大型基建項目，而特區政府一貫的做法，就是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撥款，一般是按工程進度，例如可行性研究、填海工程、興建公共運輸系統等，分階段申請多次撥款，即是「攞完一筆又一筆」。 這種融資方式有兩大缺點，一是花費巨額甚至天價公帑，二是費時失事效率低，特別是以往泛民議員肆虐議會的年代，他們慣常以拉布等手段阻撓或否決這些工程撥款，整個項目便會拖延。 「明日大嶼」費時 遠水不能救近火 特區政府估計造價6,000多億元的「明日大嶼願景」，一直飽受「倒錢落海」、「掏空庫房」、「一鋪清袋」等等批評。在一片爭議聲中，好不容易在2020年12月4日的立法會財委會通過5.5億元的前期研究撥款，而單是這個前期研究報告便要做42個月，即2023年才完成。可以想像，即使「明日大嶼」往後的進程及各階段撥款申請過程相對順利，待填海完成，還要建好鐵路、隧道等交通網絡，真的不知是何年何月了，遠水哪能救近火。 相對於這種又慢又無效率的融資方式，我認為特區政府應多採取「公私營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簡稱PPP）為基建項目融資。立法會早於2005年已做過「公私營合作模式」的研究（RP03/04-05），報告指「公私營合作模式」的定義是「一種由公營部門和私營機構共同提供公共服務或進行計劃項目的安排，在這種安排下，雙方透過不同程度的參與和承擔，各自發揮專長，收相輔相成之效」，合作模式包括「興建－經營－轉移」、「興建－擁有－經營」、「購買－興建－經營」、「設計－興建－注資－經營」、「設計－興建－經營」等等。 歷年來，香港有很多大型發展項目都是以「公私營合作模式」進行的，各有成效，有迹可尋，值得參考。 早年建沙田新市鎮 邀發展商投標 香港最早採取「公私營合作模式」的項目之一，是在70年代興建沙田新市鎮。猶記得1962年，十號風球「溫黛」風暴潮把海水推往吐露港，沙田、馬料水等地遭淹沒，大量住在山谷、低窪地區、木屋寮屋居民淹死，最終造成183人死亡、72,000人無家可歸。港英政府於是在70年代就沙田新市鎮計劃填海，把山上規劃為火炭工業區，城門河兩旁則發展為房屋區。 當時，政府主動邀請私人發展商投標，於圓洲角一帶的海灣進行約56公頃的填海工程，工程完成後，70%土地歸還政府發展公屋及社區設施，餘下30%則用作發展私人住宅，即沙田第一城。 沙田新市鎮這個「公私營合作模式」的成功重點，是整項規劃由政府主導，發展商配合政府要求，當時在行政主導下，立法局並沒阻撓或拖延項目。 另一個成功的「公私營合作」項目，是灣仔海傍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由政府及香港貿易發展局共同擁有。會展第一期在1986年奠基，1988年開幕，採取「興建－經營－轉移（Build, Operate, Transfer，BOT）」模式，由私人發展商出資興建，並由發展商旗下公司管理及營運，特許期由1988年起計40年。 到90年代初期，會展場館已不敷應用，加上港英政府預視主權移交儀式即將到來，於1994年敲定第二期工程（即會展新翼），在舊翼對出海面興建一個面積為6.5公頃的人工島。 會展新翼工程 僅用39個月竣工 當時港英政府向立法局申請一筆過撥款，我是副工商司，第一次向立法局申請時，我的上司周德熙正值外訪，於是由我代表去立法局，可惜那次過不到關；後來周德熙回港，向議員大力游說，第二次順利過關，獲得49.2億元撥款，新翼工程順利展開，填海連興建上蓋前後只花了39個月便竣工，反映「公私營合作模式」的高效優點，1997年主權移交儀式亦順利進行。 公共運輸系統方面，海底隧道（紅隧）、東區海底隧道（東隧）及西區海底隧道（西隧）均是採用「公私營合作」的「興建－經營－轉移」模式，獲批專營權的公司負責在專營期內興建、營運和維修保養隧道。在專營期內，例如調整隧道費等事務受相關法例規管；待專營期屆滿，隧道便回歸特區政府。 這做法可以節省天價公帑，並且利用市場規律加快興建工程，例如東隧在1986年8月獲批專營權，同年9月動工，1989年9月便竣工通車，工程只花了3年時間，比預期提早了4個月。 三隧的專營權均為30年，紅隧的專營權早於1999年9月屆滿，東隧的專營權也於2016年8月屆滿，因此紅隧及東隧已回歸特區政府；西隧的專營權則待2023年8月才屆滿，目前由香港西區隧道有限公司營運。 「西九」棄公私營合作 多災多難 最後要提一個沒有採用「公私營合作模式」的項目，就是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回歸初期，有意見認為香港缺乏大型新景點，難以吸引更多遊客，向特區政府建議打造全新的文化區，建議把香港發展為亞洲文化藝術中心。董建華於1998年提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這個構想，之後曾蔭權上台，正式將之列入《十大建設計劃》（2007年《施政報告》），並且根據《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成立了法定機構「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注資216億港元。 當時特區政府已意識到，環顧世界各地的經驗，很多文化設施都難以自給自足，需要大量捐款或政府補貼，於是計劃採用「公私營合作模式」，企圖以地養藝術，用靚地收益吸引地產商包銷、負責發展，興建博物館、大廈、住宅、酒店等，即「設計－興建－經營（Design, Build, Operate，DBT）」模式。 最初特區政府採用單一招標的方式，據說當時太古地產已入標，並且提出了相當不俗的企劃，可是遭大肆抨擊「只益單一地產商」，於是特區政府推倒重來，邀請多家地產商合作，但是仍逃不過官商勾結等指控。最後特區政府再次打倒昨日的我，索性放棄「公私營合作模式」，獨自承擔天價興建費用及經常性開支，卻又遭詬病是大白象，吃力不討好。 就是這樣擾攘了20多年，「西九」未見其利，管理局行政總裁已經換了4位，故宮文化博物館、M+博物館、戲曲中心等問題多多，非議不斷，不禁令人聯想，若當初特區政府頂住壓力，堅持「公私營合作」，今日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會否展現另一番光景？ 據知管理局痛定思痛，「西九」餘下的項目均會以「公私營合作模式」進行；另一方面，啟德體育園則採取「設計－興建－經營」模式，我認為方向正確，是好的發展。 靈活基建融資 應對財赤 財政司司長早就指出，香港在未來5年都有結構性財赤，因此特區政府更應該考慮「公私營合作模式」的可行性，以靈活的方法推進「明日大嶼」及其他大型基建項目，例如成立特殊目標公司（Special Purpose Vehicle），善用香港這融資平台，邀請私人企業集資，既可節省公帑，減輕特區政府財赤壓力，也可將公司上市，讓市民成為股東，增加市民對該項目的支持，將來可享受該項目的發展紅利，同時可避過複雜冗長的官僚程序，利用市場規律加快項目進度，我認為特區政府須認真參詳。

荒誕的加州「召回」罷免機制（一） 　   文章 　   2021 年 8 月 31 日 美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各州抗疫各師各法。民主黨加州州長紐森（Gavin Newsom）便因抗疫態度強硬，引起特朗普支持者非議，可能面臨罷免厄運。根據加州法例，只要發起罷免一方收集2018 年加州州長選舉時總票數的12%，即約149 萬個有效簽名，即可啟動「召回」（recall）罷免機制。 8 月19 日，有報道指現時發起方已收集到逾170 萬個簽名，罷免紐森的程序正式啟動。罷免選舉公投將於9 月14日舉行，屆時將面對共46人的挑戰。在這場選舉中，紐森要取得過半數支持才可留任，否則便會遭罷免，而新選的繼任者卻有機會只獲低得票率，反映機制可能造成認受性低者取代認受性高者的問題，十分荒謬。 紐森官仔骨骨，政績不錯，疫情期間成功讓加州達到高疫苗接種率。且履歷亮麗，曾任三藩市市長，並在同為民主黨的布朗（Jerry Brown）「翻閹」加州州長、處理加州270 億美元財赤時任其副手。後來布朗更支持紐森出任加州州長，可見其能力得到認可，於是在2018年的州長大選中，紐森得票達61.9% 當選。 在美國，罷免州長這類事情並不罕見。2003 年，屬民主黨的加州州長戴維斯（Gray Davis）便因「召回」機制而遭罷免，當時有說原因是他官員形象刻板、不夠人氣，亦有指真正原因是他未能處理教育危機、管制槍械的立場、無法平衡財政預算等等。說來有趣，當時接棒州長的是阿諾舒華辛力加（Arnold Schwarzenegger），作為著名荷李活影星，阿諾舒華辛力加形象強悍，人氣高企，與戴維斯大相逕庭，當選後也不乏花邊新聞。他的妻子是甘迺迪家族的後人瑪麗亞（Maria Shriver），但他被爆出與家傭出軌及有私生子的醜聞，兩人隨後離婚。

港府巨額聘請顧問公司值得嗎？（二） 　   文章 　   2021 年 8 月 28 日 公關顧問公司Consulum的一年合約最終收費特區政府4400萬港元。我相信特區政府是看中其獨有的資料庫和網絡。以Consulum做的「基線研究」（baseline research）為例，相信便是從中選定受訪對象，包括熟悉香港的商會和企業、名嘴、旅遊節目導演和製作人（如熱中拍攝香港的已故主持人波登（Anthony Bourdain））、意見領袖等，從而協助政府了解「主要市場」對香港的觀感。然後把調查數據歸納整理成推廣信息，包括建議特區政府以「國際都會、多元共融、活力澎湃及連結全球」宣傳「香港品牌」。 然而，我認為這筆公帑花得不值。老實說，上述研究成果真是「阿媽係女人」，毫無驚喜，且本來就可於特區政府各部門和機構的網頁上找到相關信息。例如，金發局和金管局一直推廣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早已把香港定義為「與內地緊密融合，並接通世界各地」的「亞洲中心地帶」。至於城市軟實力，旅發局的網頁上有各種「玩樂指南」，從「熱門景點」到「本地文化」多角度宣傳，連漁護署也設有「郊野樂行」網頁宣傳香港的戶外魅力。 事實上，特區政府大可自行作基線研究，不需外求，也可省下巨額外判費用。特區政府手握金發局、金管局、投資推廣署等對外部門和機構，他們各有各國的合作伙伴，有厚實的受訪群眾基礎，只需向合作伙伴派發問卷詢問關於香港的優勢，把他們的共同觀點加以整合拓展，相信也可了解國際如何看待香港，研究成果不會比Consulum遜色。 特區政府和各部門機構應充分利用資源，有機結合，譬如政府新聞處國際推廣組應負責尋找合適的廣告媒介。此外便是提出新宣傳角度。今年香港在《2021年全球城市安全指數報告》（SafeCities Index）排行第8位；最近發表的「全球正常化指數」（TheGlobal Normalcy Index）中香港更位列榜首，是疫情下經濟活動最快回復正常的地方。因此，「安全城市」、「疫情把控得宜」、「經濟活動回復正常」等均可納為新宣傳方向，向世界宣揚香港優勢。

港府巨額聘請顧問公司值得嗎？（一） 　   文章 　   2021 年 8 月 25 日 去年6 月，特區政府推出「香港重新出發」計劃，與顧問公司Consulum 達成一年合共約4900 萬港元的公關服務合約，負責擬備傳訊策略、市場推廣及廣告宣傳計劃，重振外界對香港作為投資、營商和安居樂業之地的信心，塑造「香港品牌」。4900 萬的巨額合約引起爭議，社會關注公帑是否用得其所？ 8 月18 日的立法會大會上，民政事務局回覆我的書面質詢，指Consulum 已完成本地及國際基線研究（local and international baseline research），並已「制定和提交傳訊策略」、「分階段實行的計劃與信息」等。 所謂「基線研究」（baseline research）是指分析現况，奠定項目的基礎以作比較。在這個項目中，Consulum 選定了幾個「主要市場」和「亞洲競爭城市」。我相信他們在定義「主要市場」時考慮了不同領域持份者的意見及相關數據。單以貿易總值論，排行靠前的貿易伙伴有美國、新加坡、日本等地。至於「亞洲競爭城市」，則可能是參考《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等具代表性的世界排行榜，選定如東京、首爾等。 按此研究後的結果是，「主要市場」對推廣香港為「國際都會、多元共融、活力澎湃及連結全球」反應良好；而在亞洲地區內，香港是唯一具備「連接中國內地及亞洲市場」、「提供完善可靠和便利的營商平台」、「大都會生活模式」三項重要特質的城市。 接着便以研究結果為基礎，制定宣傳策略，包括選擇合適的廣告媒介、預計受眾群體等。研究指出，香港有「優質的食府用膳」、可「參與世界級盛事」，又是個中西文化交匯處，估計吸引時尚達人和熱愛旅行者。按此方向，Consulum 或選取如Monocle 等時尚潮流雜誌作宣傳平台。 然而，受到新冠疫情影響，特區政府稍後才會採用研究結果在海外展開宣傳，Consulum 也無法為宣傳計劃作績效評估。特區政府因此減少開支，最終需付約4400 萬港元。這份公關服務合約已於今年7 月完結，特區政府現階段也沒計劃聘用新的公關顧問服務。這4400 萬的服務費，是否用得其所？下文再續。

贏了獎牌之後 　   文章 　   2021 年 8 月 17 日 2019年黑暴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以來，香港一直在低氣壓下，直至最近幾星期，終於有兩件事帶動市民的共同興趣，扭轉社會氣氛。一是特區政府的電子消費券終於面世，市民積極申請，投入消費，讓市場活躍起來。另一就是香港隊在東京奧運大放異彩，取得一金、兩銀、三銅的歷史佳績，讓全城振奮。特區政府打鐵趁熱，抓著熱潮，大打奧運牌，宣布了一系列推動體育發展的措施，瞧著體育普及化、精英化及盛事化這三大目標進發。雖然特區政府難得「捉到鹿」，可別沖昏頭腦，歡呼過後，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六百億體育新資源 的而且確，特區政府近年持續增加投放於體育發展的資源，根據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2020年7月13日的文件《「體育資助計劃」檢討及體育總會的管治》（立法會CB(2)1317/19-20(03)文件），特區政府自從2017年起已撥出六百億元體育新資源作非經常性開支，當中三百一十九億元發展啟德體育園、二百億元發展十八區康體設施，餘下向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注資六十億元，向香港運動員基金注資二億五千萬元，向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注資十億元，撥款五億元予體育盛事配對資助計劃……等等。2018/2019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宣布檢討「體育資助計劃」，2019/2020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增撥二千五百萬元經常撥款及為期兩年合共三千五百萬元的額外津貼，提高對六十個受資助體育總會的資助，2020/2021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更提出把對六十個受資助體育總會的資助，逐步增加至五億元（2023/2024年度）；再加上其他相關撥款及津貼，可以說，特區政府近年對推動體育運動算是有誠意，我亦十分支持。 香港一直有具國際水平的頂尖運動員，李麗珊、黃金寶等名字我們不會陌生，精英運動員的整體水平亦有所提升，例如港隊在2018年的亞運會便取得八金、十八銀、二十銅的佳績。在累積多年經驗及努力後，來到今屆奧運，可說是集合了資源、設施、科技、醫療、教練、運動員及訓練團隊的共同成果。此外，我認為運動員本人的鬥志、意志、堅忍、抗壓力最為重要，「牛下女車神」李慧詩克服傷患及逆境，兩次「復活」，最終在女子單車爭先賽中贏得銅牌，便是最佳例子。運動員展現的特質，有助帶動港人的活力及信心。 不能冷落失落獎牌的運動員 東奧後，喜見不同的團體對獲獎運動員提供獎勵。不過，在獎勵獲獎運動員之餘，我們不能落下失落獎牌的一群，畢竟能代表香港出戰奧運的，都是頂尖運動員，他們同樣付出了多年的努力及汗水，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才能踏足奧運舞台，即使臨場失準，即使與獎牌失諸交臂，同樣值得尊重及鼓勵，還有其他默默努力的運動員也一樣，可是行政長官日前宣布的支援體育措施中，並沒包括他們。 檢討運動員薪酬機制 特區政府推動體育精英化，根據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2019年5月27日的文件《推動香港體育發展》（立法會CB(2)1500/18-19(05)文件），香港體育學院大約有一千三百名精英運動員，當中有五百多名是全職運動員（包括五十多名殘疾運動員）。體院設有四個A*級、十六個A級及十三個B級精英體育項目，例如單車屬A*級、劍擊屬A級、跆拳道屬B級。而港人熱愛的足球則不在精英體育項目內，特區政府另有撥款予香港足球總會。 相對於運動項目的分類，社會更關注運動員的基本待遇。特區政府向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注資六十億元，可是全職運動員待遇偏低，傳媒報導有全職運動員的月薪僅七千一百三十元，而且薪金與比賽名次掛勾，需持續在國際賽事保持前三分之二的名次。 傳媒報導港隊競步代表程小雅，她在2019年亞洲錦標賽獲得銅牌，月薪一度由三千元增至二萬六千元，可惜她未能在東奧獲獎，據知來年薪金將減至一萬二千元左右。而先後六次為香港奪金的殘奧運動員蘇樺偉，更因為每月只有約三千元津貼而寧願轉職速遞員。雖然有人認為運動員屬「多勞多得」，我則認為是時候檢討這種「可加可減」薪酬機制，讓運動員有安穩收入，生活有保障才能全身心投入訓練。 特區政府應支持香港同樂運動會 至於體育盛事化，特區政府於2004年設立「M」品牌計劃，致力把香港打造成國際體育盛事之都，2018/2019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便撥款五億元予體育盛事配對資助計劃，支援香港馬拉松、世界女排聯賽、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等等國際賽事在香港舉辦。 說到體育盛事化及普及化，我就不得不提香港同樂運動會2022了。同樂運動會來到第十一屆，香港好不容易拿到主辦權，而且是亞洲首辦，象徵香港是個開明、共融、支持平等機會的社會。預計屆時將吸引不同國家地區萬多人來港參加共三十六項體育項目，不單止有傳統的運動，也有電競等新興項目，而且歡迎不同種族、文化、性別、性取向的人士參加，即能同時達到盛事化及普及化的雙目標。即使香港同樂運動會2022並沒列入「M」品牌計劃，特區政府都應該大力支持，至少確保主辦單位能租用足夠場地舉辦賽事，若特區政府對這項活動視而不見，便顯得眼光相當狹隘了。 運動牌不能治癒深層次矛盾 此外，今次能營造全城奧運的氣氛，主要是因為特區政府買下播映權，讓多個電視台、各大小商場也可播放賽事，聚集人流，把港人團結起來。不過，很多市民是認同「香港隊」而非「中國香港隊」，也有人噓國歌，因此，有意見認為這次奧運是加強了本土主義，反映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仍有待處理。 最後，特區政府必須認清，奧運熱潮、市民掌聲，都是短期的，運動牌並不能治癒香港面對的深層次矛盾，特區政府仍然要卯足勁，拿出外防輸入、能盡快與內地通關、增加土地房屋供應、提振經濟、協助各行各業跨過逆境的有效政策。

政務官逃亡潮 港府能否轉危為機 　   文章 　   2021 年 8 月 4 日 近月來，久不久便有傳媒報道政務官（AO）「逃亡潮」，最近便有報道指，2020／2021年度有36名政務官離職，創近年新高；若計及過去5個年度，即2016／2017至2020／2021年度，更已流失了116名政務官，當中50人是退休，情況值得關注。 流失資深AO 影響政府表現 政務官是特區政府的管治核心團隊，政府不少複雜的政策制定及法規草擬工作，例如較早前通過的選舉條例，或有關金融服務的條例草案，都是由「熟手」的政務官操刀，可見大量政務官流失絕非好事。對於這個問題，我在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曾多次提問，特區政府每次回覆都大耍太極，說甚麼人手自然流失不是問題，招聘反應相當不俗云云。 政務官的起薪點超高，達55,995元，正所謂薪高糧準，對年輕畢業生的確有很大吸引力，但是新入職政務官又怎能代替離職的資深政務官？這些做了10年以上的政務官，累積了足夠的政府經驗，甚至已經是首長級，他們離開政府，在各類公營非政府機構或商會都十分吃香，而且薪酬可以再翻一翻，又可避過「熱廚房」的政治壓力。因此，特區政府心知肚明，資深政務官跳船，對於政務官職系的傳承甚至政府的整體表現，不無影響。 一直以來，政務官這群天子門生、精英官員，享受高薪厚祿，努力工作，生活優越，大部分家庭美滿，子女讀名校，代表典型的中產價值。可是，社會漸漸對政務官累積不滿，會覺得他們表現不濟，甚至離地。一些由政務官領導的政府部門遭人詬病，例如市容、街道衞生愈來愈差，鼠患愈來愈嚴重，食環署便首當其衝，屢遭指摘捕鼠不力；地政署也遭質疑，沒有對非法霸佔土地的個案執法。事實上，這些問題都直接影響民生，政務官領導不力，難免惹市民不滿。 問責官員中 僅4人政務官出身 有建制派認為，政務官缺乏承擔，例如有選舉主任處理參選人選舉資格時，因受到壓力而未能履行職務，予人避事之嫌；也有指不少資深政務官不看好官場前景，或者對複雜的政治環境感到無力，有些拒絕出任問責官員，甚至提早退休離開，或會讓人覺得政務官只求獨善其身，沒有勇氣繼續為特區政府、為一國兩制拼搏。目前3司13局中，只有教育局局長楊潤雄、發展局局長黃偉綸、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及商經局局長邱騰華4人是政務官出身，比例頗低。 政務官還有一個心魔，就是「政治中立」的緊箍咒揮之不去。回顧歷史，香港回歸前，英方（尤其是末代港督彭定康治下）覺得將自己一手訓練的官員，特別是政務官及警隊交給中國，心中憤憤不平，於是不斷灌輸「政治中立」、「三權分立」、「不做政治工具」這些觀念，企圖減低政務官及警隊回歸後和中央政府合作的意願。所以在1997年回歸時，有些官員安然接受轉變的事實，也有官員接受不了，淚如雨下，下堂求去。 我特別記得，當時在工商科工作，協助政府高層赴美游說延續「貿易最惠國待遇」，彭定康不斷提醒我們「不要為中國講說話」（don't be apologists for China）。英方心態，可見一斑。 「政治中立」如緊箍咒 根深柢固 回歸24年後的今天，「政治中立」、「三權分立」、「不做政治工具」的觀念仍根深柢固。在當前的政局下，若政務官不甩掉這些想法，便難與中央及特區政府繼續攜手前行。 此外，我記得回歸前，政務官深知自己的薪酬比內地官員高得多，便有點擔心中央政府會否覺得政務官薪酬過高，物非所值。猶幸當時中央政府非常積極爭取政務官支持，時任新華社社長周南積極約晤政務官，游說他們回歸後留任。不過，此一時彼一時，今時今日，中央政府對政務官的評價如何？仍然覺得政務官是百裏挑一的精英？抑或會認為他們為官避事、知難就退？ 政黨向政府輸出人才 成趨勢 最近有傳聞指，民建聯的前大埔區議員將出任政制事務局副局長。我不覺得意外，畢竟歷屆政府也有招攬民建聯的人才，而政黨向政府輸出人才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只是，隨着不斷有資深政務官離職，填補的人才追不上空缺，今後政務官體系會有何改變？ 香港政制會否變得美國化，把愈來愈多高層職位改為政治任命？美國政府的政治任命職位相當多，每位總統上台動輒轉換數千人，造成空缺多、人才少的問題，而且太多政治委任職位，會打擊專業技術官員的士氣。最近便有報道指，美國國務院有3分之1的外交官想跳船。 說回香港，究竟政務官離職潮會帶來甚麼衝擊及挑戰？特區政府會趁機優化政務官制度，轉危為機，提升管治效能？抑或任由政務官體系崩壞下去？

拜登對華政策（三） 　   文章 　   2021 年 8 月 4 日 上文提到，拜登雖然到處拉攏盟友圍堵中國，但是聯盟缺乏系統性架構，盟友關係並不牢固，例如法、德等國便不願與中國直接對抗。《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題為「Pushing Back: Joe Biden is determined that China should not displace America」的文章指出，事實上美國國內也有不少聲音反對拜登的對華政策。 今年7 月7 日便有40 個進步派團體促請拜登停止對華的「敵對態度」，例如有環保團體認為中美兩強國在環境保護、保育、減排等國際綠色議題上擔當領導角色，理應加強合作而非對峙。此外，有商界人士認為，上屆總統特朗普遺留至今、針對中國的關稅政策實則對美國傷害更大。若美企退出中國，其他國家將趁虛而入，佔據市場。 拜登幕僚、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則把全方位打壓中國的決定建基於「保護國家安全」上。要通過實施針對性對華貿易政策，打擊中國在人工智能及量子計算機等發展，減少美國對中國在稀土（rare earth）、鋰（lithium）、鈷（cobalt） 等關鍵性物質的依賴方能完成目標。在7 月13 日的全球新興技術峰會中，蘇利文特意警告，逃避出口管制的美國科企「危害國家安全」，相信停止向中國供應器材的背後原因，是為了阻止其取代美國在高新科技方面的國際領導地位。 不過，文章提到拜登政府的如意算盤或許落空。分析員Bonnie Glaser 認為，建立所謂「反中聯盟」未必能成功。目前為止拜登也未敢建議中斷美企與中企之間按美元計價的交易，正式要求商界與中國「斬纜」。另有智庫分析員Jude Blanchette 點出，由於美國外交政策過分強調要反制中國，無論是應對中國的工業政策還是「一帶一路」基建項目，拜登亦步亦趨，步步為營，變相施政處處受制，缺乏主張。相比之下，習近平主席強調全球性願景，中國將在未來數十年如何面向全世界、如何推動共榮發展，策略比美國更深、更廣，高下立見。

拜登對華政策（二） 　   文章 　   2021 年 8 月 2 日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題為「Pushing Back: Joe Biden is determined that China should not displace America」的文章，指拜登提出口號「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以「build then blunt」形容現時對華政策，即提升國內基建設施及打壓中國。軍事上，拜登政府拒絕承認中國南海「九段線」，並投資先進武器，與中國繼續在南海、西沙群島、東沙群島等控制權上僵持；科技競爭方面，拜登承接上任總統特朗普，為難華為、中芯（SMIC）等中國科企，管制美國企業出口，使他們難以協助中國高新科技發展。 此外，拜登向各國提供利益，拉攏盟友，共同圍堵中國。譬如今年3 月，美國承諾為韓國的美軍基地提供資金，及後5 月韓國總統文在寅訪問白宮時，雙方在聯合聲明中同意維護台灣海峽穩定的重要性；放棄制裁興建連接德國天然氣直通管北溪二號線（Nord Stream 2）的俄羅斯企業；暫停長達17 年有關空巴- 波音補貼的美歐關稅戰，以爭取歐盟支持一致對華；又在聯合國裏企圖制衡中國的影響力。外間推測，英國煞停使用華為設備建設5G 網絡的決定，也與達成盟友交易有關。 圍堵政策雖即時見效，卻存有弊處。拜登現時與多國達成的協議均屬規模較細的單次交易，投資缺乏系統性框架（institutional framework），所謂盟友的關係非想像般長遠、牢固。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是以和平、互信、互贏、包容為基調，以實現宏大經濟願景為目標，尋找牢固的經濟合作伙伴。從規劃架構、項目投資到爭取銀行融資，全國上下一心， 2013 年至今成功推動多個沿線市場融合發展。還記得政策初推動時，英國駐港官員曾告訴我會大力支持，當時英國已入股亞投行（AIIB），可見看好「一帶一路」的發展，成果相信非美國的B3W 策略可比。 因此，雖然表面上美國成功促使盟友就新疆和香港問題大做文章，歐盟也凍結了中歐投資協定，但文章指出，某些國家（例如法、德）其實對與中國為敵並不積極，也相信美國無法長久採用圍堵手段對付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