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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研究制訂讓同志締結伴侶關係的政策」議案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18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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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發言是要代表新民黨支持由陳志全提出的議案，以及由區諾軒議員和范國威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但我們反對由梁美芬議員提出的修正案。雖然我今天才正式就此議案表態，但在過去2至3個星期，我收到不少基督徒以及支持者的短訊和電郵，要求我不要支持這個由陳志全議員提出的議案，因為他們擔心此議案一旦獲得通過，將會衝擊傳統的婚姻制度。
但我認為陳志全議員的議案，以及區諾軒議員和范國威議員的修正案均無不妥，因為他們的議案只是要求政府研究相關政策，並不會違背聶德權局長剛才代表政府提出的立場。近年本港法庭不斷作出捍衛平等權利、反對歧視的裁決，因此我相信港府早晚需要研究相關政策。而且正如剛才聶局長所言，這些牽涉同性伴侶關係或修改婚姻定義的議題在社會極受爭議，政府必須審慎處理。因此，我認為支持上述議案，促請政府盡快展開相關研究並無不妥。
至於由梁美芬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要指出「一男一女終身結合排除第三者」並非華人社會的傳統婚姻定義。2012年終審庭就W小姐案頒下的裁決中清楚指出，由於英國在1971年通過《Nullity of Marriage Act》，界定婚姻為「一男一女終身結合排除第三者」，香港其後才跟隨英國引進此婚姻定義，並於1971年10月7日通過《婚姻改革條例》，正式廢除納妾制。
如果我們看看本港的《婚姻條例》 (香港法律第181章)，詳題已清楚列明 “To provide for the celebration of Christian marriages or the civil equivalent thereof, and for matters connected therewith.”，所以「一男一女終身結合排除第三者」的婚姻定義是個源於耶教的概念。而W案的判辭中也引用不少英國案例，指出此婚姻定義源自Christendom，即耶教世界。其中一個裁決Bellinger v Bellinger (2003)，法官Lord Nicholls在判辭中指The Church of England Book of Common Prayer of 1662 declared that the first cause for which matrimony was ordained was the ‘procreation of children’. For centuries this was proclaimed at innumerable marriage services，可見耶教的婚姻概念是以繁衍後代為根本，但這絕對不是華人社會的傳統婚姻觀念。
華人社會的傳統婚姻觀念乃「一夫多妻制」，所以香港在殖民地年代的法律素來有「妾」及「婢女」等字眼，這些概念是後期才被英國人廢除。所以梁美芬議員作為一名律師，應先了解清楚本港法律所捍衛的是耶教的婚姻觀念，而非華人社會的傳統家庭和婚姻概念。因此，我理解基督徒反對陳志全議員的議案，但我認為梁美芬所提的修正案有誤導之嫌。
耶教是英國的國教，當地法院長久以來都沿用「一男一女終身結合排除第三者」的婚姻定義。但隨着社會的轉變，歐洲的人權法庭開始對婚姻的定義作出不同的裁決。根據Bellinger v Bellinger (2002) 的案例，法官Lord Thrope提出 “…the world that engendered those classic definitions has long since gone. We live in a multi-racial, multi-faith society. The intervening 130 years have seen huge social and scientific changes. Adults live longer, infant mortality has been largely conquered, effective contraception is available to men and women as is sterilisation for men and women within marriage… Marriage has become a state into which and from which people choose to enter and exit. Thus I would now redefine marriage as a contract for which the parties elect but which is regulated by the state, both in its formation and in its termination by divorce, because it affects status upon which depend a variety of entitlements, benefits and obligations.” 。
這意味今天不少人結婚並非為繁衍後代，香港也有不少年輕人婚後決定不生育，只養貓狗。所以「一男一女終身結合排除第三者」的婚姻定義已經過時，我們實在不應再以這種定義作為反對平權或研究制訂讓同志締結伴侶關係政策的理由。如果政府真的有決心與青年人同行，我們首先要嘗試明白時下年輕人的想法，並尊重他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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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劉淑儀議員問：
自去年6月以來，示威活動及暴力衝擊持續不斷，重創香港經濟和各行業，特別是旅遊業、飲食業及零售業。去年全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預期下跌百分之1.3，失業率或會節節上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為刺激市民消費以促進經濟復蘇和就業，會否考慮新民黨早前提出的下述建議：向18歲以上香港居民每人派發有效期6個月、總值為一萬元的本地消費券(當中可用於飲食及零售服務的金額均為四千元，而可用於旅遊服務的金額為二千元)；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過去半年的社會事件對香港的經濟造成沉重打擊，旅遊、餐飲及零售等行業更是首當其衝。零售銷售量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大幅下跌近兩成後，10月和11月合計的跌幅進一步擴大至約百分之26，是有記錄以來最大。食肆總收益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實質下跌百分之13.7，根據業界觀察，第四季餐飲業的經營情況更為嚴峻。社會動盪持續，這些行業的業務情況短期內難見起色，情況令人十分憂慮。要使市民的消費意欲回升，促進經濟復甦和保障就業，首要條件是要停止暴力衝突，令社會盡快回復正常，讓市民可以安心外出消費，旅客恢復來港旅遊，投資者願意來港進行商業活動。
政府明白企業及市民在現時的經濟環境下所承受的壓力。因此，政府一直密切注視社會事件及暴力衝擊對各行業的影響，並與相關業界緊密溝通，提供適切的協助。因應不斷變化的經濟情況，政府由去年 8 月起先後宣布一系列「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的措施，合共涉及金額超過 250 億元。
政府曾收到不同人士及團體的意見，建議向市民發放消費券或直接派發現金，以刺激市民消費意欲，幫助受打擊行業，穩定經濟和就業市場。
部分意見認為發放消費券比直接派發現金，更可發揮帶動消費、促進本地經濟活動的作用。不過，發放消費券牽涉較複雜的額外行政安排，包括訂定適用範圍、使用辦法、兌付安排、監管和防偽措施等，可能需要相對高昂的行政費用。
此外，發放消費券的效果亦可能受「替代效應」所影響。舉例說，如果有些市民主要以消費券去支付基本生活開支，而沒有因為取得消費券而增加額外消費，那麼發放消費券對刺激消費、帶動經濟所發揮的效果就會沒有預期中那樣理想。
根據台灣和日本發放消費券的相關經驗，措施對刺激消費及經濟增長均未能達到預期中的效果。台灣於2008年受到金融海嘯衝擊，為短期刺激經濟，於2009年向民眾派發每人3,600元新台幣的消費券（相當於港幣約840元）。根據其後的評估報告顯示，有關措施僅提高其GDP約0.28%至0.43%，較原先估算的0.66%為低。日本於1999年也曾經向特定對象發放金額為2萬日圓（相當於港幣約1,300元），性質等同於消費券的「地域振興券」。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因而帶動的消費僅佔「地域振興券」使用金額的32%，約等於日本GDP的0.1%。近年來，外地並沒有其他較大規模發放消費券的實例可供借鏡。
政府在制定任何財政措施時，除了要考慮措施本身的成效，亦需顧及長遠的財政狀況。正如財政司司長早前指出，本財政年度很有機會出現赤字。若政府向市民派發消費券或現金，會令財赤規模擴大。我們既要謹慎考慮社會對大額赤字的接受程度，亦要小心評估國際評級機構的反應。因此，政府必須非常審慎從事。
追問部分：
主席，署理財經及庫務局局長的回應拒絕我的建議，他提出的理據，每一個都可以反駁，完全不可以成立。
你說執行有困難，那中央政府不是叫特區政府官員「迎難而上」嗎？有決心便可做得到。你看昨天行政長官都可以推出十招，為何你不幫助財政司「迎難而上」？你說會有「替代效應」， 但你曾修讀經濟，難道你不知道也有「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這六百多億元假如給了這三個行業，等於注資入這些行業，可以保就業，員工有糧出，便有收入可以消費，這就是乘數效應，你沒有聽說過嗎？你說台灣、日本經驗不好，但其規模比香港小很多，亦可能有其他因素，怎能夠直接比較呢？
讓我再說一句，一定要反駁局長的理據。你說影響財政赤字，昨天的措施，100億當中很多是經常性開支，你不擔心財政赤字嗎？主席，我的問題是：既然你否決我們的建議，你有甚麼策略振興經濟？你說過所用的250億成效不彰，特別是旅遊界，入境客派100元、過境120元，但沒有旅客，怎樣幫助他們？你回答我吧。有甚麼具體措施保就業、振興經濟？行政長官昨天宣佈的只是民生措施，並非經濟措施，經濟措施是要你們提出的。
多謝代理主席女士，我發言是支持張華峰議員的議案，我完全同意張議員議案指出，政府現時當務之急是盡快恢復社會秩序，穩定營商環境，採取及時的應對措施 ，令市民可以恢復正常的生活。我亦很高興藉這個休會辯論的機會，向市民講真話，講清講楚，告訴市民那些人一直講大話，瞞騙市民！可惜尹兆堅議員不在席，我想告訴所有的泛民議員，究竟誰是第一人敦促特區政府與內地商討移交逃犯協議，以及刑事司法互助安排呢？正是李柱銘議員！
1998年香港出現了兩宗轟動社會的刑事案件，第一宗是德福花園的「五屍命案」，風水師李育輝殺了五名女士後逃到內地，被逮捕及處決；第二宗是「張子強案」，張子強涉嫌綁架和囤積軍火，同樣逃到內地，然後被逮捕及處決。當時立法會非常震驚，要求特區政府盡快與內地商討刑事司法互助安排，例如1998年12月3 日，我擔任保安局局長，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交代，要與內地訂明有關安排，並與今日的特區政府一樣，承諾所有安排必須符合「雙重犯罪」原則、指定罪行、不得再移交第三國家的保障、死刑及政治罪行或受政治迫害一律豁免移交的保障，就此，根據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文件編號CB(2)748/98-99(02) 第十段有清楚說明：「鑑於公眾對近日張子強和李育輝等案件的關注，亦正如政務司司長所承諾，政府會盡力加快工作，以期早日與內地就此重要事項達成協議。」當時政務司司長就是陳方安生女士。
接下來，李柱銘先生亦在1998年12月9 日動議議案。李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如下：「由於兩名富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特 區”）被綁架案及德福花園五屍命案均在內地法院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審理，引起港人極大關注，但特區政府卻未盡全力爭取將在特區境內涉嫌違法的人士，交還特區法院審理，以捍衛《基本法 》賦予特區的司法管轄權，對此，本會深表遺憾；同時，本會促請特區政府以國際社會公認的原則為基礎，盡快就中港兩地移交疑犯的安排與中央人民政 府進行商討及達成協議，恢復港人對特區司法管轄權的信心。」
因此，我真的要問問尹兆堅議員，究竟是誰人表演「四川變臉」？李柱銘去美國告狀時，有沒有告訴美國人他是提出修例的第一人？他當年不斷敦促特區政府和內地達成協議！我則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多次到北京開會，商討移交逃犯協議和刑事司法互助安排，會議後每次都是光明磊落向本會匯報。為何對這些事實你們全部失憶？是誰欺騙市民？拍攝影片誤導市民，宣傳香港人如何肉隨砧板上，隨時像動物一樣被移送內地！
事實上，所有案例都證明移交逃犯是需要經過法庭冗長而複雜的程序。最近新西蘭的高等法院否決移交一名韓裔新西蘭公民，該人士涉嫌在上海謀殺一名性工作者，而這案件已由2011年審理至今。蘇格蘭的法庭也拒絕了台灣一個引渡要求，有關一名英國人在台灣醉酒駕駛，撞死一名派報紙的職員。由此可見，最終決定權在法庭手上，並非行政長官一人決定。亦有指法官備受壓力，試問法官受高深教育，良好的司法訓練，身受納稅人供給不錯的報酬，他們當然必須承擔責任。我們每個人都有壓力，法官承擔責任，幫助香港人解決法律問題，是他們應有的責任。因此，代理主席，我認為應該就此向市民講清講楚，是誰人不斷向市民講大話？誤導市民！將這條應該做的法例，抹黑成一條所謂「送中」的惡法！
亦看看國際社會怎麼說，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即G20集團轄下的「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素來批評香港與內地沒有移交逃犯協議和刑事司法互助安排。過往，他們直指這是一個significant deficit ，即一個「重大缺憾」。近來，可能因為要和應香港反對修例的聲音，則改為 legal shortcoming，即一個「法律上的缺憾」。不過，我們仍然需要完善這些法律，所以政府不撤回是正確的。那些要求行政會議成員辭職的人，全部皆作出不公平的指責。這條例本身完全沒有錯，但大家都同意，政府在宣傳和解釋這條條例方面，乃至為市民反駁種種謊言的工作，做得嚴重不足。
說到撤回，我們看看當年政府處理23條的時候所用的語言。2003年7月7日，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發表聲明：「我即時召開行政會議特別會議。經過詳細商討後，基於自由黨的立場，我們決定將條例草案押後恢復二讀，並在未來一段時間加強向市民解釋修訂案內容。」其實這個方針與現時政府無異，一樣是將其押後並且加強解釋，並沒有表示撤回。再看看我的接任人李少光局長向內務委員會主席周梁淑怡女士致函的內容，信函的日期是2003年10月2日，李局長寫道：「為在程序上落實前文所提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我現確認我不擬根據《議事規則》第 54(5)條發出預告，以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內恢復該草案的二讀辯論。草案因此會根據《議事規則》第 11(4)條及《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第 9(4)條，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完結時失效。」即是和現在特區政府的說法一樣，繼續開放式的諮詢去解釋這條條例，沒有時間表，不發出預告恢復二讀，任由這條例「自然死亡」，實質上等同不會再推動修例，等同撤回。
為什麼當時沒有要求撤回的爭論呢？我認為今天有人強烈要求撤回，根本別有用心！為了找理由不斷衝擊政府部門，除了衝擊警察總部之外，又衝擊入境事務大樓、稅務大樓，今天亦有超過100人衝擊律政中心。他們的目的到底與這條條例有什麼關係呢？其實只不過是用「撤回」作一個藉口，不斷擾亂香港秩序，甚至令香港在國際社會失色，令許多希望到香港做生意或旅遊的人，感到香港是一個不安全的城市，他們的用心實在非常惡毒！「撤回」是一個要求律政司下台的藉口，假如律政司下台，他們就會要求整個特區政府領導班子總辭，所有支持過修訂條例的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全部都應該總辭，不如讓泛民和黃之鋒接手特區政府，這就是他們的最終目的。代理主席，所以我一定要藉這個休會辯論的機會，向市民講清楚這背後的陰謀。
當然，我要強烈譴責近日這些示威人士衝擊警察總部。過去兩星期有大部分市民和平遊行，充分彰顯香港擁有高度自由，以及人權得到高度保障，這是我們香港人皆引以為榮的核心價值。不過，在這些和平的示威遊行之後，有些不法之徒聚眾衝擊政府部門，特別是衝擊警隊，他們的用心非常惡毒！他們知道警隊是維護香港治安和秩序最重要的支柱，他們就故意不斷打擊警隊的士氣，甚至侵犯他們的私隱，包括網上「起底」和 網上欺凌。昨晚市民在愛丁堡廣場和平集會後，有眾多穿黑衣的人士走入地鐵站，他們最後走到軍器廠街再次包圍警察總部。我見到一名正在上班的警員，他沒有戴口罩，光明正大地上班，但竟然被人追打！不過，他無畏無懼，直視這些示威者。其實這些人已經觸犯多項刑事罪行，包括襲警、非法集會、刑事毀壞，警方應該將他們繩之於法，不可以因為你「聲大」你「人多」就可以獲得特赦。
代理主席，就此我感到特別震驚，為何一位前政務司司長能夠說出特赦及釋放違法人士，此等嚴重衝擊法治的言論呢？我們一位前同事余黎青萍女士，她以英語寫了一篇非常感人的聲明，在我們前政務官的圈子裏流傳。她表示 disappointed by 這位前同事陳方安生的所作所為！我亦 disappointed by 民主黨的變臉與謊言！李柱銘到美國告狀，有否告知美國人，他是第一人支持與內地簽訂移交逃犯協議，和達至司法互助？這些真相應該告知市民。
代理主席，這些近日的示威者已經成為一股流寇，不斷去衝擊各個政府部門。我懷疑他們真正目的就是要拖垮政府，傷害我們整體市民的利益。因此，我懇請各位善良的市民，看清楚真相，不要支持這些破壞香港繁榮安定的壞分子，不要參加他們的集會，亦希望各位父母約束您們的子女，並解說給他們知道，和平示威沒有問題，但一遇到出現亂象，應該帶他們離開現場，以免他們身陷險境。
我：主席，我想問政務司司長，其實政府有否曾研究獨立檢討委員會的建議實際是否切實可行呢？ 例如在利益方面，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三條制定的收受利益規例，利益是包括車船、飛機的接載，也就是說特首要內訪或外訪的時候，假設中途行程有變，需要其他人臨時以車船接載，有可能觸犯條例。那麼當特首接受這些方便和紀念品，人家的好意，是否亦需要諮詢委員會呢？這些是否切實可行呢？如果不是的話，特區政府是否應該告訴這些委員會，他們的想法十分「離地」？
政務司司長：主席，多謝葉議員的提問，這正正是我們所說困難的問題，我們需要解決，亦需要作一個全面的分析，所以需要一點時間。我們仍希望找到—個可行的方案。但是，結果如何，我們需要時間和空間去進行我們的研究工作。多謝主席。
我首先感謝 33 位議員就我動議的「研究訂立規管分間樓宇單位的條例」議案發言，也感謝麥美娟議員、鄭泳舜議員、梁耀忠議員及尹兆堅議員就我的議案提出修正案。在獲跨黨派議員支持下，麥美娟議員、梁耀忠議員及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以及我經上述三位議員修訂的議案最終獲通過，反映本港劏房問題非常嚴重，當局有必要盡快研究立法規管劏房單位的租金升幅、安全、防火、採光及衛生標準，以保障本港劏房租戶。
不過，運輸及房屋局的回應令我非常失望，我相信一眾正生活於水深火熱的劏房住戶也同樣感到失望。因為局方似乎無意作政策創新，連研究立法保障劏房住戶安全及居住環境的意欲都不大。此外，運房局副局長蘇偉文博士在回應時引用經濟學理論，指實施租務管制或會減少本港出租房屋的供應，我認為此說法並不正確。雖然蘇博士所指的情況曾在外國出現，惟本港市民對市區劏房單位的需求長期居高不下，即使政府透過實施租務管制將劏房租金加幅限於合理水平，劏房業主依然有利可圖，故根本不會導致出租房屋供應減少。
我對當局消極的態度極為失望，故不排除新民黨隨後會以私人條例草案形式提出《規管分間樓宇單位條例》。
主席，我跟你都是同一世代的人，相信你還記得我們小時候香港有很多木屋區，因為戰後有很多新來港人士，當時香港廉價房屋短缺，所以他們只能居住在木屋或寮屋。直至1953年，石硤尾大火後，政府才開鈶興建廉租屋。政府其後於70年代推出「十年建屋計劃」，遂大規模清拆木屋區和寮屋區，協助基層市民陸續「上樓」。但由於建屋需時，當時港府為正輪候「上樓」的市民設置「臨時房屋區」(Temporary Housing Area)，雖說是「臨時」，但也「臨時」了十多年。政府後來不斷發展新市鎮及造地建屋，好不容易將木屋區和寮屋區的居民遷到公屋單位，大大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
可惜，在過去十年，上兩屆政府造地、興建公屋及居屋的步伐近乎停頓，致使今天仍有大量市民在輪候公屋，甚至被迫住劏房。我手上的數字顯示，現時有超過15萬個家庭，及約117,500單身非長者人士正輪候公屋，輪候時間更長達5.5年，創近19年新高，而大部分正輪候公屋的申請者只能「蝸居」於劏房。根據統計處今年初公布的估算，全港有近21萬人居於9萬多個劏房單位內，當中近3成住客為25歲以下青年 ，反映劏房問題非當嚴重。
本港劏房的租金高昂，全港關注劏房平台早前訪問了685戶劏房戶，發現劏房的平均每月租金為4,506元，而住戶的平均入息約1.4萬元，平均租金佔收比率達36.2%。同時也有不少數據顯示，位處市區，位置較便利的劏房單位租金尤為驚人，例如一個位於西區僅80呎的劏房單位，月租就高達8,000元；位於觀塘區約100呎的劏房單位，月租同樣高達逾6,000元。鑑於劏房的租金回報率極為可觀，早前有發展公司將豪宅劏成約530個分間單位，我就此向局長作出投訴，事後多個位於山頂、赤柱及壽臣山的「豪宅劏房」被地政總署「釘契」，我在此感謝局方的積極跟進。
劏房也造成其他衛生及火險問題。據稱，本港劏房住戶的人均居住面積僅為49.6呎，與一張兵乓球桌面積相若，其中不少劏房單位欠缺窗戶或通風系統，更有「上床下廁」式衛生環境惡劣的間隔。劏房住戶不但要面對租金高昂、被濫收水電費、租約欠保障等問題，致命的劏房悲劇更頻生。我手上的資料顯示，去年發生了9宗劏房火警，其中有獨居人士在床上被燒死。今年7月，一對新婚夫婦疑因居住問題鬧不和，丈夫在深水埗汝州街一個劏房單位內上吊自殺。今年8月，3名年輕男女在葵涌一個用作工作室的劏房內以磷粉等工具玩魔術引致搶火，最終被燒死。今年9月，深水埗鴨寮街一個劏房單位疑因電線短路引起火警，十多名劏房住客需狼狽逃生。今年10月，深水埗大南街一名劏房老翁疑因居住環境太擠迫，先斬殺鄰居，再放火燒毀單位並跳樓自殺，實在非常可悲。
2016年，我參選行政長官時曾在何喜華先生的帶領下多次探訪劏房戶，當時我感觸良多。我遂建議政府購入整棟空置、單一用途、業權統一的工廠大廈，再劏成分間單位，如當年的「臨時房屋區」般，用以安置正輪候公屋的市民，令他們毋須居於生活條件惡劣的劏房單位。我相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也曾探訪劏房戶，故我很高興她在今年《施政報告》第72段中提出，「容許活化工廈可提供過渡性房屋，業主如利用已經或即將整幢改裝位於『商貿』、『商業』、『綜合發展區』及『住宅』地帶的工廈作非工業用途，並在改裝後將整幢或部分樓層用作過渡性房屋，政府會彈性處理規劃及樓宇設計等規定，並免收作過渡性房屋用途的地契豁免書費用」。
我希望局長可以更詳盡交代此計劃的進展，陳帆局長早前向我表示，當局會利用政府的空置樓宇及由善心業主持有且不再用作工業用途的廠廈，經由一些非政府機構改裝後，再租予正輪候公屋或現居於劏房單位的人士。縱然政府有意帶頭改裝工廈作過渡性房屋，但這類過渡性房屋的數量始終有限，目前有近21萬人居於9萬多個劏房單位內，我相信劏房跟當年的「臨時房屋區」一樣，不可能在短期內消失，因此我認為政府仍有必要盡快研究立法規管現存劏房單位。
政府不論透過填海、發展棕地或農地等方式造地建屋均進度緩慢，故預料為數不少的市民未來仍有一段頗長的時間需被迫「蝸居」劏房單位，也會有越來越多業主看準劏房的高租金回報率，購入或改裝更多單位成劏房出租。我有一位律師朋友曾向我表示，她早前購入深水埗的舊樓單位，並將之改裝成居住環境不俗的劏房單位出租，租金回報率可高達雙位數字。她也向我表示，英國不少城市都有劏房問題，因為不少初抵英國的南亞裔人士都居於劏房單位。有見及此，港府應參考英國的做法，推行租務管制。
有議員曾提出政府可按分區作租務管制，但我認為這並不可行，我建議政府按樓宇分類推行租務管制，英國就是成功的例子。英國政府於2004年通過《2004年住宅法》(Housing Act 2004)，引進一個新的房屋類別 ─ 大型分租單位(Houses in Multiple Occupation，HMO)，即「a house in multiple occupation as defined by sections 254 to 259」，清晰界定哪類單位需受租務管制，並推出發牌制度，從而確保大型分租單位的安全、防火、衛生、採光標準符合規格。
局長，我希望你不要將租務管制說成干預自由市場，因為港府早年已推行過租務管制。香港有一條《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 Ordinance)，條例當年引進了幾種租金的概念，包括容許租金 (permitted rent)、市面租金 (prevailing market rent)、標準租金 (standard rent)，同時引入租約管制，例如訂明在若干情況下業主必須與租客續租，以及租客如遭剝削可入稟土地審裁處追討賠償等。若局長希望了解港府以往如何操作租務管制，可以參閱土地審裁處前主席Gordon N. Cruden的著作Land Compensation and Valuation Law in Hong Kong。
因此，如果政府今天透過實施租務管制規管劏房單位的租金加幅，並不是干預市場，而是功德無量。新加坡政府亦已搶先一步，早於2012年已出招打擊「鞋盒屋 (shoe-box housing」，即面積500呎以下的單位，今年10月更公布新指引，規定發展商不可在中央區外興建平均面積少於915呎的私人樓宇單位。新加坡政府愛護市民，以及關心、重視市民住屋環境的程度可見一斑。
所以，運房局及發展局局長，只要你們願意，當局絕對可以立法規管劏房單位。與此同時，我希望政府能盡快交代有關改建整棟工廈作過渡性房屋計劃的進展、可提供單位數量的估算、參與的非政府組織名單及鼓勵業主改建工廈的誘因等。
主席，我動議我名下的議案。
主席，我發言是要代表新民黨支持由陳志全提出的議案，以及由區諾軒議員和范國威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但我們反對由梁美芬議員提出的修正案。雖然我今天才正式就此議案表態，但在過去2至3個星期，我收到不少基督徒以及支持者的短訊和電郵，要求我不要支持這個由陳志全議員提出的議案，因為他們擔心此議案一旦獲得通過，將會衝擊傳統的婚姻制度。
但我認為陳志全議員的議案，以及區諾軒議員和范國威議員的修正案均無不妥，因為他們的議案只是要求政府研究相關政策，並不會違背聶德權局長剛才代表政府提出的立場。近年本港法庭不斷作出捍衛平等權利、反對歧視的裁決，因此我相信港府早晚需要研究相關政策。而且正如剛才聶局長所言，這些牽涉同性伴侶關係或修改婚姻定義的議題在社會極受爭議，政府必須審慎處理。因此，我認為支持上述議案，促請政府盡快展開相關研究並無不妥。
至於由梁美芬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要指出「一男一女終身結合排除第三者」並非華人社會的傳統婚姻定義。2012年終審庭就W小姐案頒下的裁決中清楚指出，由於英國在1971年通過《Nullity of Marriage Act》，界定婚姻為「一男一女終身結合排除第三者」，香港其後才跟隨英國引進此婚姻定義，並於1971年10月7日通過《婚姻改革條例》，正式廢除納妾制。
如果我們看看本港的《婚姻條例》 (香港法律第181章)，詳題已清楚列明 “To provide for the celebration of Christian marriages or the civil equivalent thereof, and for matters connected therewith.”，所以「一男一女終身結合排除第三者」的婚姻定義是個源於耶教的概念。而W案的判辭中也引用不少英國案例，指出此婚姻定義源自Christendom，即耶教世界。其中一個裁決Bellinger v Bellinger (2003)，法官Lord Nicholls在判辭中指The Church of England Book of Common Prayer of 1662 declared that the first cause for which matrimony was ordained was the ‘procreation of children’. For centuries this was proclaimed at innumerable marriage services，可見耶教的婚姻概念是以繁衍後代為根本，但這絕對不是華人社會的傳統婚姻觀念。
華人社會的傳統婚姻觀念乃「一夫多妻制」，所以香港在殖民地年代的法律素來有「妾」及「婢女」等字眼，這些概念是後期才被英國人廢除。所以梁美芬議員作為一名律師，應先了解清楚本港法律所捍衛的是耶教的婚姻觀念，而非華人社會的傳統家庭和婚姻概念。因此，我理解基督徒反對陳志全議員的議案，但我認為梁美芬所提的修正案有誤導之嫌。
耶教是英國的國教，當地法院長久以來都沿用「一男一女終身結合排除第三者」的婚姻定義。但隨着社會的轉變，歐洲的人權法庭開始對婚姻的定義作出不同的裁決。根據Bellinger v Bellinger (2002) 的案例，法官Lord Thrope提出 “…the world that engendered those classic definitions has long since gone. We live in a multi-racial, multi-faith society. The intervening 130 years have seen huge social and scientific changes. Adults live longer, infant mortality has been largely conquered, effective contraception is available to men and women as is sterilisation for men and women within marriage… Marriage has become a state into which and from which people choose to enter and exit. Thus I would now redefine marriage as a contract for which the parties elect but which is regulated by the state, both in its formation and in its termination by divorce, because it affects status upon which depend a variety of entitlements, benefits and obligations.” 。
這意味今天不少人結婚並非為繁衍後代，香港也有不少年輕人婚後決定不生育，只養貓狗。所以「一男一女終身結合排除第三者」的婚姻定義已經過時，我們實在不應再以這種定義作為反對平權或研究制訂讓同志締結伴侶關係政策的理由。如果政府真的有決心與青年人同行，我們首先要嘗試明白時下年輕人的想法，並尊重他們的意見。
主席，港鐵曾經是香港人非常自豪的一間公司，曾獲著名財經雜誌《FinanceAsia》 頒發「最佳管理公司 (Best Managed Company)」的殊榮，但今天鐵路時常有事故發生，修建鐵路經常有超支延誤，還有沙中線工程的醜聞，都令人非常痛心。我認為這些問題是政府造成的。首先在港英年代，政府素來「諗縮數」，為了在興建鐵路上慳錢便「以地養鐵」，多年來不斷將地產項目給予港鐵發展，所以就如剛才有同事指出，港鐵其實是一間規模龐大的地產公司暨物業管理公司，其業務廣泛並非專注從事鐵路業務。
政府第二個失誤就是將港鐵上市。基於財赤，財政司在2000年6月公開出售港鐵23%的股份，從此令港鐵有「精神分裂」的狀態。有別於機管局，政府並非全資擁有港鐵，據知政府官員在港鐵的董事局開會，經常說不過代表股東利益的董事，導致公司的決定皆以盈利先行。因此，市民長年期盼的「荃屯鐵路」興建遙遙無期，而港島線不能延展至小西灣，當中的確有技術困難，但主要是因為港鐵「計過條數」，認為小西灣延線不夠生意便不興建。這種「要有人才起鐵路」的思維正好與內地相反，鐵路先起好，自然有人在沿線定居。政府第三個失誤就是於2007年將兩鐵合併，從此形成寡頭壟斷的局面。而政府第四個失誤是於2007年宣佈的「十大基建」，當中包括南港島線東段、沙中線和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等多條鐵路一同興建，一時令港鐵負擔非常沉重。
港鐵自身當然亦有責任，公司一直過於發展種類繁多而規模龐大的其他業務，因此不能專注於興建鐵路，及管理和營運鐵路這些核心業務。我認為對香港人而言，營運鐵路是港鐵的bread and butter ，即是最基本的業務，為香港人提供服務。相反，港鐵一直致力經營海外業務，例如為24個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台灣地區，亞洲、歐洲、中東，以及歐洲的鐵路項目提供信號系統的顧問服務，反而我們香港的鐵路信號系統竟然頻頻出現問題！這實在令人感到莫名其妙！港鐵亦不斷拓展鐵路生意，分別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瀋陽和澳門投資鐵路項目，甚至在倫敦擁有「伊利莎伯線」的營運權。此外，港鐵亦於2016年成立「港鐵學院」 ，推出種類繁多的課程，師資則由港鐵現職導師和工程師擔任，試問怎能不影響工程師的專注力呢？ 港鐵盈利甚豐的物業生意更是無人不知，甚至包括炒賣車位。2013年起，港鐵拆售港鐵沿線車位，當中沙田溱岸8號的車位售價高達188萬，創新界車位售價新高。
凡此種種皆令港鐵無法專注港人最關心的興建鐵路和營運鐵路業務。因此，經常有同事在本會表示需要回購港鐵，回購那23%的股份，但我認為不必。因為有經濟學家向我表示，只要政府願意在董事局股東大會通過，將那23%的股份變成「優先股」，令持股股東只能收取利息而失去投票權，政府便等於全資擁有港鐵。不過，我認為政府未必有承擔作出此舉，因為一旦政府能夠全權控制港鐵，港鐵出現任何事故或管理失誤，政府便責無旁貸，官員無法逃避問責。因此，我認為政府首要應該研究如何糾正港鐵「精神分裂」的問題，將港鐵還原為一個專注提供公共運輸的企業。
雖然我同意港鐵是應該動「大手術」，但我不贊成成立一個獨立的鐵路拓展處。因為根據田北辰議員的建議，成立該部門需要在不同部門，例如機電署、土木工程拓展署、屋宇署、路政署等部門抽調官員，其實等於「糖水滾糖魚」，這樣根本無法真正改善港鐵的管治問題。如我剛才所說，政府應該積極研究如何解決港鐵公司「向錢看」的根本性問題，並盡快招聘人才，令運房局得以分拆，讓政府高層能專心管理運輸事務。
早前我曾去到多個遭領展出售的商場，包括黃大仙天馬苑、柴灣興民商場及田灣商場等作實地視察，發現管理問題十分嚴重，令該區居民叫苦連天。今次我再訪兩個仍舊由領展持有的商場，發現依然有各式各樣的問題。
第一個是位於將軍澳的明德商場。據當區區議員溫悅昌及社區發展主任 陳志豪 表示，該商場的鼠患及衛生問題十分嚴重。有商戶向我表示，商場內經常有老鼠出沒，咬爛他們的貨品，逼使他們要在店內養貓及由商戶夾錢建防鼠網，實在非常荒謬。另外我又發現有些沒公德的煙民，在禁煙區內抽完煙後，把煙蒂丟在空置的花槽內。管理員既不阻止煙民，又不把煙蒂清理，令到衛生環境十分惡劣。
至於厚德商場雖近期翻新了，環境比較理想，可是街坊都投訴菜價昂貴，逼使他們要步行半小時，去光顧另一個商場。我向居民表示，定必會向領展反映這一連串的問題。雖領展為商業機構，但也應當負上社會責任。
主席，接下來我會就房屋議題發言。我將會提出三個問題，首先是個比較原則性或概念性的問題，其次是有關房屋市場分配的問題，最後是有關「土地共享先導計劃」細節的問題。
行政長官曾多次表示「房屋不是一件簡單的商品」，我希望當局可以澄清特區政府到底如何看待房屋。過去政府不會視房屋為一件商品，也深明當務之急是要滿足市民的基本住屋需要。後來，港府意識到安居樂業有助穩定社會，遂仿傚新加坡推出居屋。但當局一直嚴格限制居屋的轉售安排，並強調推出資助房屋是為協助市民安居，而非鼓勵他們炒賣。在1999年以前，居屋的轉讓限制期一直是10年，直至1999年，政府才將居屋的轉讓限制期由10年縮短至5年，並容許買家在首次買入單位2年內，原價回售給房委會。換句話說，港府是在回歸後才「拆牆鬆綁」，以方便居屋單位在市場流轉。
我明白不少經濟學家都支持政府「拆牆鬆綁」，務求令房屋單位可以更容易在市場流轉。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拆牆鬆綁」能夠將一個房屋單位的價值最大化，因為限制房屋單位的轉讓年期及對象必然會壓低其市值。但這種鼓勵房屋商品化的政策不僅會令房價飆升，還會令不少本身沒有剛性置業需求的市民誤以為「買磚頭」便能致富。不過，這只是一個「自我應驗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更鼓吹市民盲目投放過多資源在房地產市場，間接令本港青年人誤以為置業是人生的唯一目標，遂一窩蜂投考政府工或投身其他專業，逐漸失去創業的意欲。因此，我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回歸初心，緊記推出資助房屋是為了協助市民安居，而非鼓勵他們炒賣。
我亦相信大部分經常接觸民意的直選議員都與我看法一致。在過去2個月，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通過了6個議案，其中麥美娟議員和郭偉強議員動議要求政府檢視各項資助房屋計劃的售價、銷售安排、轉售限制及按揭保證；邵家臻議員動議促請政府改用523房屋比例 (即5成出租公屋、2成資助出售房屋、3成私人住宅)，優先興建出租公屋；尹兆堅議員動議將在職家庭津貼的津貼金額豁免計算公屋入息之內；鄭泳舜議員動議要求當局研究引入針對基層住房的租務管制及租金津貼，並研究將《長遠房屋策略》的公私營房屋比例調整為7：3比；朱凱廸議員也動議促請政府建立「住屋保障階梯」，以上議案均反對當局將公營房屋商品化。由此可見，本會大多數議員都希望政府能夠回歸初心，公營房屋乃為滿足基層市民的住屋需要而建。即使政府鼓勵「綠置居」單位流轉也非好事，因為這種單位不但「賣一個，少一個」，而且「綠置居」業主在售出單位後恐怕也難以再次置業，所以我希望當局盡快檢討相關政策。
最後，我想談談「土地共享先導計劃」。今天，政府把「公私營合作」美其名為「土地共享」，那麼到底何謂「共享」呢？政府曾多次表示，鑑於收回土地的程序相當複雜，過程中更可能面對司法覆核的挑戰，故不會隨意收回土地。由於過往政府有不少成功的「公私營合作」例子，因此我原則上不反對「公私營合作」，但我提醒政府要回歸初心，以社會最大的公眾利益為依歸，而非以個別發展商的利益為依歸。我希望政府能夠盡快交代更多「土地共享先導計劃」的細節，以釋除市民的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