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私隱和大數據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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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發展為社會各行各業帶來革命性的改變，機構能更輕易有效收集、儲存、連結及分析大量數據。在帶來便利的同時，我們亦不可忘記收集數據會對資料及私隱保障造成的潛在影響。
在星期一舉行的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我們就香港智慧城市發展藍圖進行討論。我雖然支持創新科技的發展，亦認同科技可以改善我們的生活，但如何平衡個人私隱和大數據的運用是我們需要積極探討的議題之一。政府官員表示，在收集數據時，會運用去識別（de-identification）技術將涉及敏感個人資料的部分洗去，會先取得社會共識再推行相關措施。
同時，報告建議設立智慧城市督導委員會，為推行智慧城市發展制定跨部門策略性方向。發展智慧城市需要一個宏觀具有前瞻性的發展策略，涉及的範疇亦十分廣泛，我對委員會是否能有效發揮它的作用有一定的保留。我亦希望政府不要只說不做，要發展智慧城市，應讓本地更多科技人才參與其中。
立法會質詢：興建將軍澳中醫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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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行政長官於2014年《施政報告》中宣布，已預留一幅將軍澳土地發展中醫醫院，並以自負盈虧形式，以中西醫協作模式運作。及後他於本年《施政報告》中進一步表示，政府決定出資興建該醫院，並邀請醫管局協助，以招標方式挑選合適的非牟利團體推展和營運該醫院。昨天我便於立法會上，向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提出以下口頭質詢，並要求局方交代醫院擬行的中西醫協作模式細節：
1.是否已訂定中醫醫院所採用的中西醫協作模式的細節？如已訂定，詳情（包括中醫和西醫的具體分工，以及各自的職能和權限）如何？如未訂定，政府計劃何時公布該等細節？
2.醫管局將會以甚麼條件甄選非牟利團體營運中醫醫院？
3.政府及醫管局日後會否向中標的非牟利團體提供協助，以推展和營運中醫醫院，如會的話詳情如何？
4.政府會否開設一個首長級編外職位，專責規劃、統籌、推動和監督中醫醫院的長遠發展？
陳局長的回覆指出，中醫醫院服務是嶄新服務，籌劃時需詳細和審慎考慮，例如實際運作架構體系和經驗、中醫中藥業的發展需要、有效落實以中醫為主的中西醫協作住院服務、可持續的財務安排、有營運合約管理，以及中醫醫院與教育、培訓及科研機構的合作等多方面因素。
她認為政府需要預留足夠彈性及空間予醫院將來發展，並於2016年1月至5月期間，就興建和營運中醫醫院邀請非牟利團體提交非約束性的意向書。但應邀的非牟利團體普遍認為，政府必須提供財政支持，否則它們難以承擔興建醫院的巨額資金。經研究後，政府決定出資興建醫院，並邀請醫管局協助，以招標方式挑選合適的非牟利團體推展和營運。而中醫醫院除了提供住院服務外，亦會支援本地高等教育院校，包括三所大學的中醫藥學院/中醫學院作教學、臨床培訓及科研用途。醫管局亦已委託國際顧問公司，於今年四月展開本地持份者及海外專家諮詢工作，預計今年年底完成。完成後政府將會與醫管局及相關單位進一步規劃中醫醫院的發展方向，設定一套合乎中醫業界的營運考慮和實際可行的要求，才展開公開招標程序。並表示局方正籌備設立專責發展中醫藥組別，在適當時間公布中醫醫院的發展情況。
我希望陳局長能早日落實中西醫協作模式的細節，盡快落成香港第一所以中醫為本的醫院，服務市民之餘，長遠亦可推動香港中醫中藥業的發展。
向特首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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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日向新任行政長官提出有關資助學生修讀自資學位的資格及關於臨床心理學界參與政府於去年底推出的「認可醫療專業註冊先導計劃」出現分歧時，相關官員拒絕介入的問題。
我十分高興特首與我的意見相同，均認為用於協助學生修讀自資學位的資助應該限於報讀經評審的課程的本地合資格的學生而非境外的學生，以確保本地學生的權益；另外，我亦獲特首承諾會責成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及其轄下的官員主動接觸兩個臨床心理學組織，促請並協助修讀未獲專業認可的臨床心理學課 程的畢業生透過補增實習、課程及評核等階梯逐步銜接，以最終成功獲得執業資格並作出法定登記。長遠而言，食物及衞生局應建立一套完備的輔助醫療業評審及法定登記制度，以保障市民大眾的健康。
就尹兆堅議員動議「正視七一遊行市民的訴求」議案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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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的落實為香港人帶來不少金句，最近習近平主席說：「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是中央貫徹始終的治港方針」，我亦聽到有泛民議員提出對「一國兩制」有「不走樣、不變形」的訴求，那為什麼會有變形走樣的論調提出來呢？我個人認為可能是中央還是一些港人都覺得「一國兩制」的落實與他們的期望有落差。
在中央的角度， 不論《中英聯合聲明》還是《基本法》的第一條都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九七年的回歸被視為解決英殖時代遺留下來的問題的一個和平方案，是統一國家的大業。中央的立場是「兩制」必須要依附「一國」，香港方可蓬勃發展。故此當中央發現回歸二十年後港人整體尚未建立對國家的認同感之餘，「港獨」、「自決」、「我不是中國人」及將中國的事當作鄰國的事等情緒在社會滋生，香港出現這些挑戰中央權威的行為，難怪中央領導人覺得「一國兩制」變形走樣。
另一方面，有不少香港人都擔心「一國兩制」變形走樣，他們覺得在這二十年來特區政府的角色及港人在國家的地位被矮化。
另一句金句是葉建源議員剛提到的「港人治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到底「高度自治」的「高」有多高？(有沒有林卓廷那麼高？)港大最近發布了新的民調結果，當中包括有關侯任問責官員是否合適的調查。我很高興當年我出任保安局局長時有高達80%的受訪市民認為我合適擔任問責官員。不僅如此，市民對當年的問責官員的評價亦遠比現在好。將來特區政府應該研究一下管治有甚麼問題，深刻檢討政治問責制自2002年引入而來對「一國兩制」及管治有何影響？若香港市民從一開始就認為問責官員的人選不合適，管治班子如何能夠得到市民的尊重？套用內地一句「打鐵還須自身硬」，自己料子夠，獲得尊重之餘，「自治」能力自然較強。
我曾多次向傳媒提及在回歸初期，中央官員對我表示中央政府只做三件差事，一是「聯絡員」，即為香港聯絡內地省市及部門；二是「服務員」，即若香港有要求他們會盡力協助；三是「守門員」，當時香港被視為「會生金蛋的鵝」，經濟發展程度比內地其他地方都高，中央駐港機構為香港把關，處理內地省市蜂擁而至的尋求合作請求，今時今日就不同了。單程證制度在港英年代已經建立了，內地管出，我們管入。為了扶持本地經濟，我們要求放寛內地旅客入境的限制，年前人口旅客過多其實還不是我們自己一手造成的。「一國兩制」要成功，雙方都有責任。港人要尊重內地在「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過往中央多次解釋，港人不可踰越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的底線。同時我們亦須守護「兩制」下國際大都會的特色，要自強，不要停滯不前，如創新科技至今仍未做出亮麗的成績。我們很多傳統產業正面對激烈的競爭，中介人的角色很多方面都被稀釋的時候，怎讓別人尊重我們呢？
香港已回歸二十年了，距離中央承諾的「五十年不變」只剩下三十年了。這個世界沒有東西是永遠不變，我們若要發揮「一國兩制」繼續蓬勃發展，責任在於港人是否能夠掌握自身優勢，在「一國」之下發揮自己的特色。
就蔣麗芸議員《倡議成立「嬰兒基金」》議案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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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立法會辯論蔣麗芸議員提出的「倡議成立嬰兒基金」議案及何啟明議員提出的修訂案，建議政府撥出一千億元成立基金，為每名香港出生的嬰兒提供一萬元資助，並由基金與嬰兒父母以二比一的比例供款至嬰兒 18 歲，以紓緩跨代貧窮問題。 雖然我同意應該照顧兒童，但對於兩位的建議卻難以苟同，因此不會支持。
對於蔣議員的建議，新加坡有一個Baby Bonus Scheme，相信蔣議員亦是借鏡此一計劃。然而，蔣議員並無指出這個新加坡於2013年財政預算案提出的Baby Bonus Scheme只有一個聚焦和清晰的目標：鼓勵婚姻及生育。這是一個Marriage and family package，起源於該國的婦女(尤其是高學歷的婦女)的結緍率和生育率偏低，因此新加坡政府希望以此計劃鼓勵國民結婚和生育，嬰兒一出世便會收到一封「大利是」，更會自動在指定的銀行有一個Child Development Account，政府會注資給該嬰兒長達十二年作儲蓄及支付育兒經費之用，例如育嬰園及教育開支等。然而，新加坡的中產卻不太受落，指政府的補貼雖然慷慨，大大減輕新加坡父母的稅務負擔，但其實與其直接「派錢」給父母，不如降低生活水平和使父母有更多時間陪伴子女，增加親子時間。他們更謂“Money can’t buy a less stressful environment for the child to grow up in”，政府應該設法減輕學童面對的生活壓力，使他們能夠快樂成長。
蔣議員的建議雖然應該是脫胎自上述新加坡的Baby Bonus Scheme，但卻將政策目標大為擴闊。我當然同意我們應該為下一代籌謀，但建議卻企圖同時解決升學、置業、危疾等問題，那豈不是一個「萬能基金」，比關愛基金更厲害？最近，我在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主持會議，聆聽委員的意見近兩小時，有同事指關愛基金其實是「補鑊基金」，而根據蔣議員的意見，這個「萬能基金」先由政府注資一千億元，然後嬰兒甫一出生便能有一萬元，然後每年供款約六千元，供款由金融管理局負責管理。假設回報每年有3%，到成年時每人會有約16萬，與伴侶一起會有約32萬。主席，30多萬在現今社會有甚麼用，又是否真的能鼓勵年輕人結婚？再者，金管局能否保證每年有3%的回報亦成疑問：金管局本年第一季的回報雖然較以往為高，但在以前亦曾出現虧蝕的情況，而前金管局總裁任志剛亦指下一波的金融海嘯可能較以往更厲害。各位都知道，2008年的金融海嘯使很多基金和儲蓄戶口都蕩然無存，因此這種做法的風險實在太大，亦極可能重蹈強積金管理費高，回報率低的覆轍，因此我不贊成再創立一個新的基金。
不過，我同意應該照顧兒童的建議，亦留意到有其他議員在修訂中指出香港是《兒童權利公約》的簽署方，而我亦因最近參選行政長官而與相關人士接觸，得知原來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定義，「兒童」是指零至十八歲的人士，而最近亦有很多專家來見我，例如香港兒科學會、香港兒科基金的人士，都向我指出現時照顧零至十八歲的兒童的服務和措施不足，例如幼兒託管的服務不足、從事幼兒工作者的薪金不足、紓緩和解決兒童壓力、健康、濫藥等問題的措施不足，我們的兒童的確需要更多的照顧，因此我支持盡早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使政府可以邀請社會各行各業的專家，例如醫生、護士、社工等，群策群力解決問題。
就《一帶一路督導委員會和一帶一路辦公室的工作》向蘇錦樑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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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國家「一帶一路」發展策略中，將發揮重要作用。早前我於立法會上，就政府在一帶一路辦公室的工作，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作出提問。
擔任一帶一路專員的蔡瑩璧小姐，退休前是常秘級D8官員，現時她出任此職屬義務性質，是位「無糧專員」(此公職並沒領薪)。雖然蔡專員出任此公職甚為落力，但她的任期只去到今年六月三十日。長遠來說該辦公室需要一位領導層，因此我詢問局長，政府是否應正式向財委會申請開設職位？該辦公室的副專員及丙級政務官，印象中亦沒有出席過人事編制委員會，當中政府的安排如何，是否重新招聘 (redeployment) 呢？
蘇局長對於我的提問及建議，表示十分認同。他認為在編制方面需要作出配合，而行政長官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亦指出，政府審視了現時一帶一路辦公室的工作及架構，認為有需要加強人手及資源，包括開設首長級及常額職位，確保辦公室可以更有效及持續地推展一帶一路的工作。政府雖已撥備所需資源，但因政府換屆在即，具體安排需新一屆政府敲定及實施，及經過立法會程序後，得以實現相關資源及安排。
就《一帶一路督導委員會和一帶一路辦公室的工作》向蘇錦樑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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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國家「一帶一路」發展策略中，將發揮重要作用。早前我於立法會上，就政府在一帶一路辦公室的工作，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作出提問。
擔任一帶一路專員的蔡瑩璧小姐，退休前是常秘級D8官員，現時她出任此職屬義務性質，是位「無糧專員」(此公職並沒領薪)。雖然蔡專員出任此公職甚為落力，但她的任期只去到今年六月三十日。長遠來說該辦公室需要一位領導層，因此我詢問局長，政府是否應正式向財委會申請開設職位？該辦公室的副專員及丙級政務官，印象中亦沒有出席過人事編制委員會，當中政府的安排如何，是否重新招聘 (redeployment) 呢？
蘇局長對於我的提問及建議，表示十分認同。他認為在編制方面需要作出配合，而行政長官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亦指出，政府審視了現時一帶一路辦公室的工作及架構，認為有需要加強人手及資源，包括開設首長級及常額職位，確保辦公室可以更有效及持續地推展一帶一路的工作。政府雖已撥備所需資源，但因政府換屆在即，具體安排需新一屆政府敲定及實施，及經過立法會程序後，得以實現相關資源及安排。
就衞生服務專業的規管及發展向高永文局長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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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我於立法會上就衞生服務專業的規管及發展，向食物及衞生局長高永文醫生作出提問。
目前，在26個合資格登記為選舉委員會衞生服務界分組投票人的醫療專業界別當中，有16個並未被納入任何法定註冊制度，該等醫療專業從業員，如臨床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和營養師等，因服務缺乏足夠監管，令服務水平良莠不齊，市民的健康未受到保障。故此我向高局長提出，政府會否為尚未納入法定註冊制度的衞生服務專業制訂有關制度，以確保其從業員提供具專業水平的服務，從而保障市民的健康。
據高局長表示，就衞生服務專業的規管及發展，外國很多國家同時採用「法定」及「非法定」的機制。香港仿傚外國的方法，以「風險為本」的方針，去規管醫療專業從業員。目前，未被納入法定註冊制度的醫療專業從業員，大都是透過以「學會為本」的自願註冊安排進行自我規管。該學會會公開會員名單，讓公眾自行尋找相關的服務時可以作為參考。同時，學會會自行制定專業守則及設立紀律機制，以維持會員的專業水平。
於2013年，申訴專員就政府如何監管無需進行法定註冊的醫療專業從業員發表報告，表示政府與相關的學會應加強聯繫，並提供指引。政府同意「學會為本」的註冊安排，並推出「認可醫療專業註冊先導計劃」，目的是在目前專業自主的原則下加強註冊安排。現計劃以「一個專業，一個專業團體，一份名冊」的原則，委任「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負責組織一個獨立的認證機構，管理現時不受法定規管的醫療專業團體，並為其註冊。
但據我瞭解，目前有個別醫療專業，例如臨床心理學，雖然已有一個獲政府認可且歷史悠久的「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卻同時因為有自資大學成立，出現了大批該學會認為不符合資格的畢業生。於是這些畢業生又自行組織了一個「香港臨床心理學博士協會」，並公開執業。
眾所周知，足夠的培訓及實習，對醫療專業從業員來說是非常重要。若任由一些得不到足夠培訓及實習的人士，去處理一些臨床心理學問題，將可能會危害公眾健康。在這情況下，為何政府不及早處理，只希望兩個學會自行商議呢？
高局長表示，中大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已向有關的業界發出邀請，讓他們申請進行認證，以符合一個專業範疇認證一個組織的目標。這個目標無可避免地要求業界各自進行討論，就專業管治架構及水平的釐定達至共識。他表示暫時不會就個別的業界作出評論，但將會要求認證機構向政府提交報告。
不過，我卻認為，公共衞生對社會是非常重要，若由各專業團體自行討論，將有可能讓不夠資格的人士，如實習不足的醫生為市民就醫、做外科手術等，這是非常危險的。故此，公共衞生是否應該凌駕於由專業團體自行討論的做法之上呢？高局長則回應表示，雖然他同意公共衞生是至為重要，但同時間，在一個專業管治架構內，必需要有足夠的專業代表，才能釐定相關專業的執業要求。
我將會在立法會內繼續監察認證機構的設立，以及各個專業界別注冊制度的發展情況，務求為各位市民尋求最大的公共衞生保障。
就中小型會計師行向財匯局作出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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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第二項議程是由財務匯報局（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的總裁衛皓民先生作出匯報。我亦向他作出了兩項與會計界息息相關的提問。
第一：有中小型會計師行向我反映，說財匯局作出的調查，似乎是針對中小型會計師行。基於衛皓民先生來自香港的Big 4會計師行PwC，不得不令人對財匯局有意放生Big 4會計師行存在偏見。衛皓民先生回應表示，他不介意我有這方面的疑慮，並列舉了去年接受調查會計師行的數字。他指出在受調查的會計師行當中，小型的佔19%，中型佔一半，大型的Big 4也佔了31%。他表示，中小型會計師行較多接受調查，是因為他覺得這些會計師行的生意，已超過他們的規模及專業能力。大型會計師行的在組織上比較好，所以相比起中小型會計師行而言，財匯局收到相關的投訴較少。
我的第二個問題，是有內地客戶的本地中小型會計師行表示，根據內地的檔案法及國家保密法，他們是無法把在內地的工作文件帶出境外，關於這點衛皓民先生又是否有留意呢？他表示知道這問題，亦十分關注，他目前正與內地的財務部磋商，希望能達成協議，簽署諒解備忘錄，令這些工作文件可以被帶出境。他又表示，若在他們的調查當中，涉及這些內地的工作文件，他們將會等到諒解備忘錄簽妥後才會繼續進行。
對於財務匯報局的操作是否真的如衛皓民先生所言般持平，對大型及中小型會計師行劃一標準，我將拭目以待。我會繼續留意，並會在議會上監察及提問。
向財政司長提出的四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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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財政司長陳茂波來到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匯報最新的經濟情況。會上，多位議員都就樓價「癲升」的問題向司長提出質詢。而我在兩次提問的機會中，向他提出了四個問題，遺憾的是均未獲得正面回覆。
我的第一個問題，是跟進陳振英議員的提問。據知目前很多一手樓盤，買家都是首置人士，故無需繳付15%的印花稅。我問陳局長可知否市面上有人藉法例的漏洞，以「借人頭」的方式避交印花稅，而他又是否有這方面的數據及資料呢？可是他只表示，「借人頭」是法例不容許的，所以沒有數據。後來被追問時，他亦只是重覆表示，這是法例不容許的，沒有數據，其實他並沒有正面回答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政府會否考慮在未來的新發展區如新界東北、元朗南、洪水橋及東涌東等，興建只准售予並限制只可轉賣予香港永久居民的「限購樓」呢？就這個問題，陳司長猶疑了一會，才表示要很謹慎地回答。他說：「政府會密切留意市場的情況，並就市況作分析及研判，現階段不適宜就葉太的建議表明政府的立場。如我現在表示政府會考慮推出限購，將刺激部分買家提早入市，並非好事。若我明確表示不考慮，對樓市亦會有催化的作用，故此我不適宜在此就葉太的建議表明政府立場。」
陳司長猶疑了一會才回答我的問題，而且答案非常審慎，不肯正面表態，我認為可能是正在考慮當中。而事實上內地很多城市，均已實施「限購」政策來壓抑過熱的樓市，例如在大灣區，佛山市政府於今年三月宣布，規定有戶藉者最多只可在限購區買兩套房子，非戶藉者只可買一套，且需要有繳交一年社保的證明。在上海，非戶藉的單身人士更不能夠購買房子。所以政府可能就這方面正在進行研究。
第三個問題是關於會否考慮就商舖推出「空置稅」。目前很多中小企都表示，商舖的租金太貴，實在難以負擔。陳司長只回應指目前的空置率很低，表示需求大，未來會研究如何增加供應。但眾所周知，現實情況是香港很多地區，如銅鑼灣的地舖，有些已空置了很長時間。這是否代表業主有實力不肯減租呢？我建議香港可仿傚外國如多倫多等地，研究設立「空置稅」。可是同樣地陳司長並沒有回應我的建議，只表示要再作研宄。
至於第四個問題是關於政府會否搬遷一些設施，例如監獄，以騰出用地作住屋及社區發展，例如興建國際學校等。港島因為人煙稠密，缺乏大幅土地，目前以「針插樓」的方式興建住屋及社區設施，只會受到社會批評。其實早在十多年前，前財政司長梁錦松曾提出將風景優美、位處優質地段的監獄搬走，當時的懲教署長亦已在新界邊境的缸瓦甫物色了合適的地段，興建一所超級監獄，並已有完整及具體的計劃作公開咨詢。
我問陳司長，可會就此方案重新研究呢？他則回應表示，社會對此計劃有不滿的聲音。但據我瞭解，當時特區政府是覺得這塊鄰近深圳的土地有其地理上的優勢，故考慮發展成新市鎮，而不適宜興建監獄，所以計劃才告吹。如今政府又可有類似的搬遷計劃在考慮當中，例如把監獄遷至離島，甚至內地？可是陳司長再一次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歸納以上四個問題，我覺得要解決香港的土地房屋荒以及租金高昂的問題，必需要有新思維，我提出的建議值得考慮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