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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請政府接納業界訴求 將中醫藥納入公營醫療體系
立法會事務
2018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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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首先我想多謝胡志偉議員提出這項題為“發展基層醫療服務” 議案。基層醫療在本地醫療系統中擔當着關鍵的角色，其作為首個醫護接觸點亦能減輕醫院急症室服務的壓力，所以我會支持胡志偉議員的議案。然而，議案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未有提及中醫藥對基層醫療可以作出的貢獻。
根據衛生署的數字，截至2016年年底，相對於14,013名註冊西醫，其實香港有9,956名註冊中醫師為病人服務，政府有否考慮過如何善用這些現成的人力資源？
中醫藥是我國國粹之一，歷史源遠流長，港人對之相當熟悉且有信心。《中國憲法》第二十一條的條文指出國家須發展我國傳統醫藥，而《基本法》第一百三十八條則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發展中西醫藥和促進醫療衞生服務的政策的權力。可見中醫藥在我國憲政文件中的重要性，故此我希望特區政府能夠推動本地中醫藥的發展。
香港現時並無中醫醫院，除了私人執業的中醫診所之外，受公帑資助的中醫普通科門診服務只有由醫管局、非政府機構和本地大學以三方伙伴協作的模式營運的中醫教研中心有提供。這些中醫教研中心在全港十八區各有一間，它們全年總求診人次在過去三年一直穩定增長，去年（2017年）更達120萬以上，相當受市民歡迎。
然而，這些中醫教研中心究竟獲得多少公共資源的支援呢？2018-2019年度醫管局將獲合共624億元撥款，但同期預留以支付中醫教研中心的營運開支的款額僅為1億1,200萬元，而同一筆撥款尚要支付毒理參考化驗室的管理和運作、中草藥的質量保證和中央採購工作、促進以"循證醫學"為本的中醫藥發展和提供這方面的培訓，以及提升和管理中醫醫療資訊系統。衛生事務委員會剛於4月30日就中醫教研中心的角色及運作召開公聽會，我在公聽會上問列席官員到底那1億1,200萬元有多少是直接用於前線的中醫師身上，官員未能提供明確的回覆。
這些中醫教研中心不屬公營醫療體系的範疇之內，它們所提供的服務亦不屬於醫管局的常規服務，所以獲撥的資助款額在醫管局的開支中只佔不多於0.2%，實屬九牛一毛。駐中心的中醫師向我們投訴他們都要「跑數」，有中醫組織表示各級醫師每日診症人次平均可達25人，甚至高達48位病人或以上，要對每位病人都有足夠時間「望、聞、問、切」可謂極具挑戰。
香港其實不乏中醫人材。除了近萬名的註冊中醫之外，現時本港三所大學每年培訓約80名中醫本科畢業生，但國內30所中醫院校則無收生人數限制。《醫護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報告》中指出，2013-2014年度本港學生到內地修讀中醫藥本科學位課程的人數有約470人，是本港三所大學收生總人數近6倍。屈指一算，假設這些到內地求學的香港學生畢業後全部回流，每年就有500多名新中醫師加入市場。
中醫新血供應充足但教研中心吸收能力有限。截至2017年12月底，十八間中心只聘請了401位中醫師，佔本地註冊中醫約4%，當中258名是本地中醫藥學位課程畢業生。進修中醫師一般完成三年的訓練後便要離開中心，加入私營市場或創業。人手泛濫導致惡性競爭。過去數年屢次有中醫捲入騙案醜聞當中，打擊港人對中醫的信心。
為加強中醫藥在基層醫療體系的角色，讓中醫分擔公營醫療系統的負荷，我提出了這項修正案，希望政府做到以下三點。
早在2001年的施政報告中，政府已承諾將中醫藥納入公營醫療體系，但後來政府換屆後就沒再提了。若中醫教研中心的服務正式成為公營醫療服務，可讓18間中心擺脫自負盈虧的限制，得到大額公帑資助，讓中醫師能夠得到更佳的待遇，擺脫惡性競爭及缺乏晉升階梯的問題。
代理主席，相信你都知道，很多公務員一直希望能夠讓中醫藥能夠被納入公務員的醫療福利之內，但政府一直以中醫藥不屬於醫管局的常規服務為由而拒絕。如果中醫藥能夠被納入公務員的醫療福利之內，本地中醫藥的水平必然會提高，中醫師有多點出路，公務員亦能獲得更好的基層醫療服務。
我很高興特首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建議設立五億元專項基金，促進中醫藥發展，但仍然怱略了中醫業界的需要。所以我懇請政府接納業界的訴求，將中醫藥納入公營醫療體系，加強基層醫療服務。有公務員向我反映，他們日常因工受傷，其實接受跌打治療已可，無須佔用醫管局現有服務的資源。有市民告訴我，他們如有感冒，看中醫已可，不是一定要排隊看急症，可大大減輕醫管局龐大的壓力。就此我懇請政府接納我的修正案內的訴求。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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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發言是支持馬逢國議員的議案。
作為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的代表，馬議員當然十分了解香港需要更多文康及體育空間，故他的議案非常全面，能清楚指出政府在哪些方面做得不足。
而我亦搜集了一些資料，發現香港的「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 (GIC)」(包括文娛及康樂用地) 用地只佔全港土地的2.3%。相比新加坡的GIC用地佔全國土地的8%，足見香港的文康設施明顯不足。
剛才馬議員已清楚闡明香港文康設施極為不足的現況，我亦不在此重複。由於有團體建議在欣澳興建賽車場，新民黨早前曾在東涌北進行民意調查，發現居民普遍憂慮賽車場會造成噪音問題，他們最希望在區內增設更多休憩及康樂空間。雖然馬議員珠玉在前，我依然想就我的修正案發表一些個人感受和觀察。
首先在體育方面，近年香港體育無論在精英化或普及化的發展皆相當薘勃。相信大家都知道，港人一向熱中於各種球類運動，近日有許多球迷便每晚「捱夜」觀看世界盃球賽。可是相比起足球，其他較冷門的球類運動，例如深受本港少數族裔人士歡迎的板球及棒球，多年來一直嚴重缺乏訓練場地。香港雖是彈丸之地，只有七百多萬人口，但我們的精英運動員屢屢為港爭光。除了眾所周知的滑浪風帆運動員李麗珊、「牛下女車神」李慧詩、「四眼cue后」吳安儀外，本港高爾夫球界同樣人才輩出，陳芷澄 (Tiffany Chan)、楊慕天 (Motin Yeung)及十歲高球女神童劉弦 (Arianna Lau) 等都在國際賽屢獲殊榮。
此外，在日前於曼谷舉行的亞洲劍擊錦標賽中，香港女劍手江旻憓 (Vivian Kong) 及年僅17歲的佘繕妡則分別贏得金牌及銅牌。近年香港在保齡球項目也有不少突破，港隊去年就為香港歷史性奪得首面世界保齡球錦標賽金牌。
由此可見，近年本港的精英運動員發展相當不俗。倘若希望持續提升本港精英運動員的水平，場地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而且更多精英運動員為港爭光將有助推廣體育普及化。因此，我敦促政府除了應盡快加建體育場館外，亦應充分利用各樣空間，我提出的修訂就是希望政府善用一些公共設施內使用量低的空間。以啟德郵輪碼頭為例，雖然碼頭現時的郵輪停泊次數及旅客人次正不斷上升，但我跟碼頭公司的主管研究過，知道碼頭仍有大量空置的戶外空間。
再者，郵輪業有季節性旺淡季，郵輪碼頭在淡季期間可容納高達八千至一萬人，適合舉辦像拳擊比賽這種大型體育活動。據了解，拳擊現時不屬於政府資助的體育項目，但香港拳擊界不但有「神奇小子」曹星如，他的師弟妹亦在體壇上漸露頭角。這不僅吸引愈來愈多年青人學習拳擊，或成為全職拳擊選手；更反映拳擊既是康體活動亦是職業，可為年輕人提供多一條出路。所以政府應該盡量善用像啟德郵輪碼頭這種戶外空間或地點，舉辦更多體育活動，令本港年輕人的出路更多元。
最後，我十分支持馬議員的建議：政府應在合適的新發展項目的地契條款中，列明發展商須預留商場面積興建一些文化藝術設施，例如表演場地及書店等。
上屆特首曾要求商場預留場地興建戲院，但鑑於時下年輕人已較少到戲院看電影，故我難以確定此措施的實際成效。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香港確實非常缺乏書店，即使在全港有多家分店的大型連鎖書店亦相繼結業。有家長向我投訴，與其在商場興建更多戲院，倒不如興建更多書店，從而鼓勵孩子多閱讀，並培養他們對閱讀的興趣。
正如馬議員剛才所述，港府正大力投資西九文化區及啟德體育園區。這類大規模的文娛設施固然值得支持，但它們興建需時，我們何不好好拓展身邊的文康及體育空間呢？所以我懇請政府聆聽我們的聲音，致力為市民提供更多康文設施。
另外，我認為馬議員促請政府，考慮利用空置校舍作文化藝術或體育用途的建議相當有趣。但與此同時，我希望教育局局長可以考慮要求國際學校將體育設施開放予公眾使用。因為國際學校大多設有完善的健身室、游泳池及球場，而且他們在某程度上也接受政府的津助 (提供土地及重建貸款等)，政府理應要求他們盡量開放校內體育設施予市民使用。
主席，我謹此陳辭。
多謝主席。
我代表新民黨發言支持《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三讀法案。
作為已經在立法會服務了十年的議員，我見證了高鐵(香港段)這項宏大的工程及實行一地兩檢，特別是立法工作，終於走到最後一里路。當然還有一些附屬條例需要通過，亦有一些工程需要繼續完成，但只要鐵路工程沒有發生意外，我們在九月便可以乘搭高鐵返回內地。
此條例的而且確充滿爭議。正如剛才有同事指出，我很清楚記得多年前 - 2012年1月，時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女士到立法會向財委會申請撥款時，當時舊立法會被重重包圍，我們差不多被「絕糧」，很多年輕人在舊立法會門外又跪又拜(當中可能包括朱凱迪議員)，當時他們以「護村護老」等理由，反對遷拆鄉村興建高鐵，又就賠償問題有些爭議。
經過中央及特區政府這十多年來的努力、披荊斬棘，現在已終點在望。我對於剛才多位同事的發言，把一國兩制作如此負面的描繪，將一地兩檢的安排視為違憲、違法，非常負面地描寫一國兩制的影響，感到非常遺憾。我覺得他們的發言不單止充滿對內地的偏見或歧視，甚至有一些非常不健康的敵視甚至是仇視，亦反映出很多發言的議員目光短淺，等於「井底之蛙」。好像我剛才聽到朱凱迪議員說，他認為實名購買鐵路票是前所未有、曝露我們的私隱，但他是否知道於現今數碼年代，每瀏覽或光顧一個網站，無論亞馬遜、Facebook、Google也好，個人資料都已經被人收集；每天用手機購物，其Digital Trail 已經有「數碼痕跡」；他是否知道全球都在發展金融科技、電子付款、P2P lending 等？朱凱迪議員所說的情況只反映了他的無知。我們應該知道未來的世界是科技、融合的世界，高鐵便代表了未來的世界，帶領香港去到一個更宏大的世界，帶領我們進入一個融合的國家。
我們的同事在這裡反對，只反映出他們心胸狹窄和目光短淺。從經濟效益來說，我認為不應該只拘泥於港鐵將來是否能賺回九百億元，此經濟效益並不是純粹用IRR內部的回報率來計算，而應該看長遠的經濟效益。我相信現在任何一個經濟師都未必能夠很準確計算出來，但我的而且確聽到很多各行各業的市民，不單止是姚思榮議員，而是無論在迪士尼工作、或是在遊輪碼頭工作的市民，都說希望高鐵和其他口岸落實，為香港打通對內對外的通道，讓我們更聚人氣。
亦有人說香港並不是一個高鐵樞紐，這點是當然的。我亦承認我們(香港)怎會是高鐵樞紐呢？參觀過西九龍總站的人都知道，其建築雖然很宏偉，但與內地如深圳北、廣州南這些面積如一個機場般大的高鐵站相比，實在是無法比較。但如果我們有一地兩檢，便可以強化香港作為交通樞紐的地位。如果一地兩檢不在香港而是在福田，假如有些來自東南亞的華僑，他想坐高鐵去鄭州或杭州的話會怎樣做呢？他會避過香港直接飛往深圳再到福田，這樣我們便又少了一些客人，故此我們沒有理由看得那麼短淺，只強調說九百億元是白白浪費掉等等，而是應該看長遠些。我相信一年後 (局長，請記住這條鐵路不可以「甩轆」) ，這條高鐵鐵路會協助我們「打通」內地，為香港人帶來經濟或生活上的前途，是無可限量的。
至於說到一地兩檢的安排是違憲，主席，我本人並沒有法律資格，本來不應該由我來回應這點是否違憲，特別是違反基本法十八條，但因為我主持條例草案委員會接近三個月的45小時，以及公聽會的18小時，我聽得太多這類「一地兩檢的安排是違憲」的指責，亦都聽了政府許多解釋，而我對政府的解釋亦於上星期我代表委員會匯報的時候重覆了一次，因此現在只是再簡單說明幾點。政府其實已詳盡解釋了多次，無論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女士，或者是律政專員黃惠沖先生亦曾說過，在西九龍總站實施內地法律並不屬於《基本法》第十八條所說，香港特別行政區頒佈實施的法律，例如國籍法、國旗國徽法，無論去到那裡對香港人都生效，這是全港、全國性的法律，對每一個人都有約束力的。而在西九龍站內實施的法律並不是這種法律，而是為一個特定目標(即是為實施一地兩檢這個政策)，並且為對某些特定的人士(即是使用西九龍站的人士)才適用的法律，所以並不屬於第十八條。當然立法會議員同事可以說「你並不是律師，沒有資格說」，但我只是覆述政府律師的說話，其實他們不斷重覆的解釋，可以講到我們在座這麼多位法律專家，用拉丁文所說是 「ad nauseum」，不斷重覆「講到嘔」， 只不過不同意的人，不願聆聽而已。
其實反對派的議員，我們已給予足夠的時間，讓他們在條例草案委員會宣洩不滿。我記得在公聽會上，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先生因你們(反對派議員)接力的提問，不斷給予機會讓他提出反對意見 ，政府律師亦都一一回應，所以不可以說政府沒有回應關於違憲、違反《基本法》的問題，只不過是你們不接受而已。而這些基本的分歧，主席，不是在我主持的條例草案委員會，或者今晚可以解決的。 我當然不是鼓勵市民隨便申請司法覆核，但如果真的是有人提出司法覆核，這個問題最終只可以在法庭解決。
現時反對派的議員知道外面有人支持他們，便對著電視螢幕說出這些話，其實是誤導市民，將他們所相信的當作是絕對的真理，不斷在社會上散播恐慌，好像將內地的工職人員視為「生人勿近」。如果真的是那麼恐怖，為何每天會有數十萬人到內地工作、消閒或做生意等等呢？所以這些言詞都是對一地兩檢的安排非常不公道、並且有嚴重誤導社會之嫌。所以我便謹此發言，以正視聽。
多謝主席。
主席，本人謹以《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法案委員會的審議工作。
法案委員會察悉，香港特區政府已於2017年7月25日公布為落實"一地兩檢"安排而建設的"三步走"程序。三步走的程序簡述如下：第一步：內地與香港特區達成合作安排；第二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下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批准及確認合作安排；及第三步：兩地按照各自的法律實施安排。其後，立法會於2017年11月15日通過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的無約束力議案，支持政府依據" 三步走"程序推展"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
之後，香港特區政府正式啟動"三步走"程序，於2017年11月18日與內地簽署"《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以下簡稱為《合作安排》)。全國人大常委會其後於2017年12月27日作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批准〈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批准《合作安排》，完成"三步走"程序的第二步。按照"三步走"程序的最後一步，香港特區政府於2018年1月26日在憲報刊登"《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條例草案》)，依據上述的《決定》和《合作安排》展開本地立法程序，《條例草案》於2018年1月31日在立法會進行首讀。
《條例草案》旨在(一)宣布某範圍為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二)訂定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上營運中的客運列車的車廂，視為在內地口岸區範圍之內；(三)訂定就某些目的而言，內地口岸區的範圍，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及(四)就若干權利及義務及相關事宜，以及就解釋關乎權利及義務的若干文件，訂定補充條文。
法案委員會在2018年2月12日召開首次會議，5月7日舉行最後一次會議，期間共舉行17次會議，歷時45小時，加上為時兩整天共19小時的公聽會，我衷心感謝各委員的大力支持和參與，這個法案委員會是本會有史以來最多人參與的法案委員會。委員對《條例草案》意見分歧。部分委員支持《條例草案》，部分委員則強烈反對。表示支持的委員，認為《條例草案》對於在西九龍站實施擬議"一地兩檢"安排，實屬必需。因為這是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如期於2018年9月通車的關鍵。這些委員贊同政府當局，認為《決定》已為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安排提供穩妥的法律基礎。
不過，部分其他委員深切關注《條例草案》的憲制與法律基礎，並認為《條例草案》會違反《基本法》的多項條文，包括第四條、第十一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二條第三款等等。
反對條例草案的委員認為，《基本法》第十八條訂明，全國性法律除列於《基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區實施。他們認為，《基本法》第十八條禁止在香港特區實施內地法律。而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安排會立下壞先例，使全國性法律在無須列於《基本法》附件三的情況下在香港實施。
但是，政府當局認為《基本法》第十八條的原意，是要限制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區範圍內對所有人一般性適用，以免損害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及法律制度。政府當局認為《基本法》第十八條的原意，是要防止內地法律在全香港特區實施；防止將內地法律施加於所有在香港的人；及防止由香港機構在全香港特區執行內地法律的情況出現。
政府當局解釋，根據《合作安排》設立內地口岸區及在該口岸區實施內地法律，並不會出現上述的情況，因為(一)《條例草案》建議，內地口岸區會根據《合作安排》，為滿足實際政策需要而設立，即為高鐵乘客辦理內地通關手續的特殊目的而設立，涵蓋範圍不是全香港特區；(二)內地法律在內地口岸區的實施對象主要會是高鐵乘客，並非所有在香港的人；(三)在內地口岸區執行內地法律的會是內地機構，而非香港機構；(四)整個安排不會影響香港的出入境制度；及(五)市民可自行選擇是否乘搭高鐵並進入內地口岸區。政府當局指出有關安排沒有將內地法律強制施加於任何人。因此，香港特區政府認為條例草案並不牽涉《基本法》第十八條。
此外，反對《條例草案》的委員亦有提出，由於《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二款訂明，香港特區法院對香港特區所有案件均有審判權，部分委員非常關注《條例草案》是否會違反《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二款。因為如果《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將具有限制香港特區法院審判權的效果。政府當局認為，即使《條例草案》會具有限制香港法院司法管轄權的效果，但該等限制也會符合法院用以評估對某項權利的限制是否合理的「相稱驗證準則」。若法院認為《基本法》某條條文對授予權力、賦予權利或保障自由作出了規定，同時容許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對有關權力、權利和自由作出限制，便會運用包含4個步驟的「相稱驗證準則」，檢視有關限制是否合憲。政府當局認為有合理理據證明《條例草案》能符合上述的「相稱驗證準則」。
《基本法》第八十條載明，香港特區各級法院是香港特區的司法機關，行使香港特區的審判權。有委員關注到，設立內地口岸區，並在內地口岸區除保留事項外實施內地法律，或會違反《基本法》第八十條。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條例草案》沒有任何條文改變香港特區各級法院作為香港特區司法機關的角色。政府當局解釋，《條例草案》第6(1)(b)條只劃分內地對內地口岸區的管轄權，而不是香港特區各級法院作為特區司法機關的角色或特區法院裁決判案的權力。
法案委員會曾就條例草案的法律及草擬方面，作出討論。有委員認為，《條例草案》詳題的某些字眼不夠明確，可能令人難以理解。又要求政府當局在弁言中加入更多詳情，解釋《條例草案》的背景。政府當局亦作出回應，指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50(3)條，每項法案須有一詳題，以一般性詞句說明該法案的主旨。另根據律政司法律草擬科編寫的"《香港法律草擬文體及實務指引》"第2.1.7段，詳題可令讀者知悉有關法例的主旨或標的。政府當局強調，當局已就各考慮因素作出適當平衡，以確保符合《議事規則》第50(3)條的規定。
法案委員會察悉，《條例草案》第6(1)條建議，除就保留事項外，(a)就內地法律及香港法律於內地口岸區的適用而言；並(b)就內地口岸區的管轄權(包括司法管轄權)的劃分而言，內地口岸區的範圍，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其法律效果是，就非保留事項而言，內地法律將適用於內地口岸區內將由內地根據《條例草案》附表1所列的《合作安排》第四條實施管轄(包括司法管轄)。
部分委員及法律顧問曾詢問，在《條例草案》訂定""保留事項" 及 "非保留事項"的涵義而言，為何政府當局採用的草擬方式是藉擬議附表1將《合作安排》第三、四及七條的文本納入《條例草案》，而不是將《合作安排》第三、四及七條的文本重寫為《條例草案》的實質條文，以符合在本地法例通用的字眼及術語的慣常用法。
就上述委員的詢問，政府當局表示，草擬落實國際協議的本地法例，可採用不同的模式。一種模式是透過在法例中列載國際協議的文本(通常列載於附表中)，以將其納入法例。另一種模式是藉重寫立法而轉化國際協議的文本。在草擬《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政府當局已考慮《合作安排》是由香港與內地雙方簽訂的。政府當局認為，在《條例草案》中藉提述附表1所列《合作安排》第三、四及七條的文本界定在草案第3條出現的"保留事項"及"非保留事項"，是恰當的做法。特別就《合作安排》第三及七條而言，該等條文清楚列出香港法律適用並由香港實施管轄的具體事項。因此政府當局認為藉上述的做法以界定"保留事項" 及 "非保留事項"，是最適切的做法，而且能準確反映香港與內地就內地口岸區的適用法律及管轄權的劃分。
法案委員會曾研究內地口岸區的範圍及相關平面圖，以及車廂的定義及相關事宜，其中包括各條扶手電梯的位置和作用、營運中的客運列車的定義等等。此外，亦曾研究緊急救援的安排、預防傳染病爆發的措施、車廂內的電訊服務、以及西九龍站的保安措施及管理等等。
法案委員會察悉草案第7條及第8條是補充條文，草案第7(1)(a)條保留在生效日期前於指定範圍內發生的作為或不作為所產生的權利及義務。而草案第8條處理日後的文件，即在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製備的文件。此條不適用於成文法則、法定權限或法院命令。政府當局解釋，草案第8條的原意是輔助解釋私人性質的文件。如該等文件載有對香港或香港某部分的提述以描述關乎非保留事項的權利或義務的地理涵蓋範圍，在解釋有關提述時，內地口岸區的範圍須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此預設適用的條文在有相反用意的情況下不適用。政府當局強調，草案第8條尊重私人締約方的權利，讓私人締約方可自行決定合約等文件所產生的權利及義務的地理涵蓋範圍。
曾有法案委員會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是否須因應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採用實名購票制而修訂香港法例第556章或第556B章。另有部分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披露政府當局將與港鐵公司簽訂的《服務經營權補充協議》的資料，以及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財務預算和經濟效益。政府當局認為委員要求的上述資料嚴格而言與《條例草案》無關，亦未必與法案委員會的討論範圍相關。然而，政府當局已透過立法會CB(4)865/17-18(01)及CB(4)1038/17-18(06)號文件作出回應，以便日後在有需要時在合適的平台進行討論。
法案委員會不會就條例草案提出任何修正案。
主席，接下來是我的個人感想，在接近三個月審議條例的過程當中，毫無疑問最富爭議性的並非高鐵香港段的運作安排，而是憲制與法律的問題。部分議員認為一地兩檢法案違反《基本法》多項條文，在本人上述的法案委員會主席發言已有提及（包括第四條、第十一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二條第三款）。因此，在開始審議法案之前，已經有議員向傳媒宣稱，會用盡一切方法阻撓法案獲得通過。而在５月７日法案通過當天，有部份反對法案的議員不願意投票，只展示標語指責法案是「割地兩檢」和「違憲兩檢」。就這兩個口號，本人有以下的意見。
首先我認為「割地兩檢」的說法不能成立，因為基本法開宗明義於第一條已說明，香港特區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而第七條更說明，香港特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割地」之說涉嫌將香港描述為一個獨立王國，一方面違反憲法，並且與事實不相符，更有誤導公眾之嫌。
至於「違憲」，我對此說法很有保留。本人明白，指稱一地兩檢法案違憲的議員皆是受普通法訓練的法律界人士，他們對於《基本法》沒有明確條文授權一地兩檢在香港西九龍站實施感到困擾。不過，本人希望指出香港最頂層的憲制性法律就是國家的憲法，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法，適用於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範圍，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2017年12月27日，已通過關於批准《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的決定。人大常委作出的決定明確了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符合一國兩制，並符合憲法和基本法。因此，本人認為有議員仍指稱一地兩檢法案違憲，可能基於他們對具有成文法特徵的國家憲法政體缺乏理解，亦顯示他們對於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作出的決定不尊重。本人對此表示失望，並希望特區政府的相關官員日後對國家憲法的地位和本質加強宣傳。
最後，高鐵的便捷性政府已多次強調，而且市民亦已十分清楚。我擔任法案委員會主席期間，經常接獲市民意見，要求我盡快通過法案，令他們能盡快乘搭高鐵到內地。除便捷性，本人想指出，截至2017年底，全國鐵路營業里程已達到十二萬七千公里，當中高鐵為二萬五千公里，佔全球高鐵總長度逾六成六。今天國家高鐵的網絡經已如此龐大，在未來只會不斷拓展至其他國家。假如口岸設於深圳福田不在西九龍，世界各地的旅客要乘搭高鐵往內地，便只能到深圳福田上車，香港便等於被高鐵的世界排擠出去，會被未來的世界遺忘，這樣對香港極之不利。其實高鐵香港段的26公里對於國家二萬五千公里的高鐵網路比例非常少，但對於香港未來整體社會的全面發展則事關重大！主席，本人支持通過一地兩檢法案，亦呼籲各位同事以「尊重憲法的態度 」、「長遠的目光」和「廣闊的心胸」 以支持通過一地兩檢法案，以及希望各位同事包容本人擔任法案委員會主席時，務求早日通過法案所作的裁決。本人謹此陳詞，支持通過一地兩檢法案。
代理主席，首先我想多謝胡志偉議員提出這項題為“發展基層醫療服務” 議案。基層醫療在本地醫療系統中擔當着關鍵的角色，其作為首個醫護接觸點亦能減輕醫院急症室服務的壓力，所以我會支持胡志偉議員的議案。然而，議案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未有提及中醫藥對基層醫療可以作出的貢獻。
根據衛生署的數字，截至2016年年底，相對於14,013名註冊西醫，其實香港有9,956名註冊中醫師為病人服務，政府有否考慮過如何善用這些現成的人力資源？
中醫藥是我國國粹之一，歷史源遠流長，港人對之相當熟悉且有信心。《中國憲法》第二十一條的條文指出國家須發展我國傳統醫藥，而《基本法》第一百三十八條則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發展中西醫藥和促進醫療衞生服務的政策的權力。可見中醫藥在我國憲政文件中的重要性，故此我希望特區政府能夠推動本地中醫藥的發展。
香港現時並無中醫醫院，除了私人執業的中醫診所之外，受公帑資助的中醫普通科門診服務只有由醫管局、非政府機構和本地大學以三方伙伴協作的模式營運的中醫教研中心有提供。這些中醫教研中心在全港十八區各有一間，它們全年總求診人次在過去三年一直穩定增長，去年（2017年）更達120萬以上，相當受市民歡迎。
然而，這些中醫教研中心究竟獲得多少公共資源的支援呢？2018-2019年度醫管局將獲合共624億元撥款，但同期預留以支付中醫教研中心的營運開支的款額僅為1億1,200萬元，而同一筆撥款尚要支付毒理參考化驗室的管理和運作、中草藥的質量保證和中央採購工作、促進以"循證醫學"為本的中醫藥發展和提供這方面的培訓，以及提升和管理中醫醫療資訊系統。衛生事務委員會剛於4月30日就中醫教研中心的角色及運作召開公聽會，我在公聽會上問列席官員到底那1億1,200萬元有多少是直接用於前線的中醫師身上，官員未能提供明確的回覆。
這些中醫教研中心不屬公營醫療體系的範疇之內，它們所提供的服務亦不屬於醫管局的常規服務，所以獲撥的資助款額在醫管局的開支中只佔不多於0.2%，實屬九牛一毛。駐中心的中醫師向我們投訴他們都要「跑數」，有中醫組織表示各級醫師每日診症人次平均可達25人，甚至高達48位病人或以上，要對每位病人都有足夠時間「望、聞、問、切」可謂極具挑戰。
香港其實不乏中醫人材。除了近萬名的註冊中醫之外，現時本港三所大學每年培訓約80名中醫本科畢業生，但國內30所中醫院校則無收生人數限制。《醫護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報告》中指出，2013-2014年度本港學生到內地修讀中醫藥本科學位課程的人數有約470人，是本港三所大學收生總人數近6倍。屈指一算，假設這些到內地求學的香港學生畢業後全部回流，每年就有500多名新中醫師加入市場。
中醫新血供應充足但教研中心吸收能力有限。截至2017年12月底，十八間中心只聘請了401位中醫師，佔本地註冊中醫約4%，當中258名是本地中醫藥學位課程畢業生。進修中醫師一般完成三年的訓練後便要離開中心，加入私營市場或創業。人手泛濫導致惡性競爭。過去數年屢次有中醫捲入騙案醜聞當中，打擊港人對中醫的信心。
為加強中醫藥在基層醫療體系的角色，讓中醫分擔公營醫療系統的負荷，我提出了這項修正案，希望政府做到以下三點。
早在2001年的施政報告中，政府已承諾將中醫藥納入公營醫療體系，但後來政府換屆後就沒再提了。若中醫教研中心的服務正式成為公營醫療服務，可讓18間中心擺脫自負盈虧的限制，得到大額公帑資助，讓中醫師能夠得到更佳的待遇，擺脫惡性競爭及缺乏晉升階梯的問題。
代理主席，相信你都知道，很多公務員一直希望能夠讓中醫藥能夠被納入公務員的醫療福利之內，但政府一直以中醫藥不屬於醫管局的常規服務為由而拒絕。如果中醫藥能夠被納入公務員的醫療福利之內，本地中醫藥的水平必然會提高，中醫師有多點出路，公務員亦能獲得更好的基層醫療服務。
我很高興特首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建議設立五億元專項基金，促進中醫藥發展，但仍然怱略了中醫業界的需要。所以我懇請政府接納業界的訴求，將中醫藥納入公營醫療體系，加強基層醫療服務。有公務員向我反映，他們日常因工受傷，其實接受跌打治療已可，無須佔用醫管局現有服務的資源。有市民告訴我，他們如有感冒，看中醫已可，不是一定要排隊看急症，可大大減輕醫管局龐大的壓力。就此我懇請政府接納我的修正案內的訴求。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今早八時三十分立法會公屋及居屋商場、街市及停車場事宜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召開了會議。我早前忙於主持《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無暇分身，現在法案委員會已完成工作，我馬上重新投入小組委員會的工作。
今早的會議有三個要點：
1) 我與其他議員都各自向政府當局要求提供指定公屋及居屋屋邨的地契、大廈公契等文件，文件總量相當龐大。故此，小組委員會主席林健鋒提出讓議員盡量自行尋找其他途徑，以減輕政府人員的負擔，建議引起不少在座委員的迴響。我向大家提出一個中間落墨的方案，就是讓委員只集中就個別發現有問題的屋邨索取相關法律文件，減少文件總量，建議亦獲個別非建制委員支持。
2) 會議中有談及小組委員會的未來路向，我向大家提議在下次會議舉行公聽會，邀請公眾及一些領展拆售物業的新業主，如基匯資本、佛山順聯、盈信控股以及林子峰先生（據報他以不同公司的名義購入了多項領展的拆售物業）出席。據報，一些接了領展貨的買家，在接管物業後疏於管理，衛生環境倒退，以翻新商場的名義，關閉了場內重要的民生設施。以天馬苑為例，苑內商場已沒有酒樓及超市，居民買餸買靠由地區人士營運的共購站，情況極不理想。故此我建議邀請這些新買家來到立法會，與他們討論一下他們旗下物業的營運狀況。
3)我在5月24日接到地政總署的回覆，確認有好幾個領展旗下及已遭拆售商場中有違反地契的嫌疑。當中顯例包括被圍封的逸東邨停車場(三)、興民邨的流動牙醫車、友愛商場天橋的開放時間等等。我認為若証明有物業違反地契條款，地政總署及房屋署應更積極執法，不要讓有關違契行為導致區內租金倍升，業主謀取暴利，苦了居民。我已將地政總署的回覆信交予小組委員會主席林健鋒，讓他與眾委員分享。
未來我將繼續積極敦促地政總署嚴厲執法，杜絕領展旗下及其拆售商場的違契行為，讓屋邨居民得到更好的照顧。
今年三月下旬，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在台北出席一個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十周年紀念活動，期間參加港澳中台及多民族自由人權論壇，並且進行總結發言。戴耀廷在發言時表示，反專制成功後，香港可以建立一個民主國家。由於國際人權公約賦予人民自決的權利，所以在中國大陸的不同族群，包括上海的族群，也可以決定以何種形式聯繫，例如成為獨立國家或如歐盟般組成聯邦。他又補充，這就是民主自決，亦可由此延伸到想像香港未來的處境。
戴耀廷此番言論在中港兩地引起極大迴響，特區政府在同月三十日發新聞稿，強烈譴責他的言論。我認為這類言論非常危險。第一，這不牽涉干預學術自由，因為戴耀廷出席的不是學術論壇，而是一個台獨色彩非常濃厚的政治論壇。第二，這番言論的理論基礎完全錯誤。因為戴耀廷指民主自決意味人民可以根據自己的族群，決定成立獨立國家或如歐盟般組成聯邦。我首先要指出歐盟並非一個聯邦，而國際社會亦不認同一個國家分裂與否可純粹由民主自決決定。
國際權威政治學者Buchanan曾指出世界上只有極少國家的憲法容許人民自決，而且這類分裂國家的例子大多在歷史上造成大災難。美國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十九世紀爆發的內戰就是因為部分南方國家希望脫離聯邦，結果釀成一場非常殘酷的戰爭，導致六十萬美國人在戰亂中喪生。再者，分裂國家的思想既違憲且違反《基本法》，剛才不少議員都提到《基本法》第一條清楚列明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而且戴耀廷本身是一名大學教授，因此可能容易令學生及年青人誤以為這種分裂國家的思維並無不妥。
現時香港沒有任何法律禁止這類言論，我亦認同港人的政治及公民權利同時受國際人權公約及《基本法》第三十九條保障。若想隨便在香港立法限制這類言論，相信既非易事，亦難以想像。但作為一位立法會議員，我覺得有必要在議會內義正辭嚴地告知市民，任何散播港獨思想的言論都非常危險，不但可能誤導青年人，更會在未來造成許多矛盾，所以立法會應該予以辯論及譴責。
主席，我們今天身處的立法會是一個歷史悠久且莊嚴的立法機關。《基本法》第73條賦予立法會重大權力，包括制定、修改及廢除法律以及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等等，所以公眾對立法會議員的操守及行為有很高的期望。許智峯議員於上月24日對保安局女職員所作出的行為，震動朝野，亦令立法會蒙羞。作為立法會的一員，我認為有必要根據《議事規則》第49B(1A)條動議譴責議案，向社會表明本會並不會姑息許智峯議員有負公眾期望的行為。
2018年4月24日的早上約9時40分，當時我正在立法會綜合大樓一號會議室主持《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會議，許智峯議員在二樓四部升降機大堂，從一名隸屬於保安局的女行政主任手中強行搶去她的文件及手提電話。該名女職員當時正在執行通傳應變職務。許議員在得手後馬上逃離現場，該名女職員隨即尾隨並要求許議員歸還手提電話，但不得要領。根據政務司司長致主席閣下的信件，該名女職員在報告事件時受驚落淚，並且情緒受影響。許智峯身為立法會議員，不尊重公職人員，強行奪去他人物品，特別是一位女性，他的行為粗暴，令人髮指。
許議員在奪得女職員的手提電話及文件後，迅速躲入大樓二樓的男廁內，並逗留長達十多分鐘。許智峯議員事後雖然有交還手提電話，但他公開承認期間曾瀏覽和以〝自己的方式〞記下該女職員手提電話內的資料。這種行為嚴重侵犯該名女職員的私隱。由於該手提電話是由政府提供，當中亦可能儲存了政府內部的敏感資料。
搶電話事件發生之後，許議員一直多次重申發現女職員手機內存有立法會議員出入會議室的紀錄，他是為了揭發政府人員侵犯議員私隱而作出上述的錯誤行為。私隱專員曾於事件發生後第二日 (2018年4月25日) 發新聞稿，確認政府執行通傳及應變職務並不抵觸《私隱條例》。專員指出《私隱條例》對不同人士的個人資料的保障並非在所有情況下均為相同。私隱是否受到侵犯，須視乎有關人士當時的身份和身處的情況，以及在有關情況下的合理私隱期望。
以立法會為例，立法會審議的議案與政府管理社會的各項功能息息相關，故政府有責任促使立法會能適時審議議案。因此，若在執行通傳應變職務期間所收集的個人資料與收集目的相關，且不超乎適度，所收集的資料亦只是議員在立法會大樓公眾地方的位置，並非敏感的個人資料。若公職人員執行通傳應變職務，與議案的表決及立法會執行其職能有關，當中若涉及重要的公眾利益，政府收集議員的個人資料有其合法的目的（legitimate purpose）。
許智峯議員在上述事件中衝擊公職人員的行為，有可能觸犯多項刑事罪行，即使肇事者是一般市民亦不能被接受，更何況許議員是一位民選的議員。許議員在事件發生之後向政府提出質疑，指政府人員侵犯私隱，反映其法律知識相當有限，顯示他的個性喜諉過於人，對自己行為不檢及干犯刑事罪行毫無悔過之心。
鑒於許智峯議員不尊重公職人員、行為粗暴、涉嫌侮辱女性和嚴重侵犯該女職員的私隱，有負公眾對立法會議員的期望，令立法會聲譽受損，我認為他的行為已屬於《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所指的行為不檢。
主席，我謹此動議載於議程附錄的議案。
今日我在立法會以口頭質詢的形式問了政府兩個關於領展的問題，內容撮要如下︰
運房局副局長蘇偉文的答覆相當令人失望。
首先，蘇副局長指出當年給予領匯的優先購買權已於2015年到期並失效，該權利亦未被行使過。房委會當時認為訂立優先購買權有助吸引投資者和盡量提高房委會從公開發售中所得的收益，反映房委會當時只考慮到拆售設施的利益，漠視此舉會令政府失去公屋設施管理的話語權。更令人憤怒的是房委會竟稱拆售設施是為了撒出營商業務，以集中資源履行提供公營房屋的主要職責！最近公屋輪候時間平均已升至5.1年，創18年來新高，可見房委會在提供公營房屋這項主要職責嚴重失職，亦難辭其咎。蘇副局長在答覆中重申政府無意回購領展，亦是答非所問。
至於第二條問題的回覆，政府似乎想利用終審法院於2005年就盧少蘭一案的判決為自己開脫。當時法院在判詞中指出《房屋條例》中沒有條文規定公共屋邨的租戶擁有法定權利，只要設施可供住戶使用，房委會已確保提供有關設施，即使房委會對設施管理者沒有管控權。蘇副局長的回覆反映政府只願意負上最低程度的責任，只假設有關設施存在，不派人定期查證設施的狀況，有違《房屋條例》第4(2)(e)條〝在顧及租戶、擁有人或佔用人的權益、福利及舒適下，管理任何房屋和任何附屬於房屋的處所、構築物及場地，以及任何公用部分〞中對房委會的要求。
以黃大仙天馬苑商場為例，商舖空置情況嚴重，沒有超市，只剩下一間茶餐廳，居民要步行25分鐘到樂富商場買餸。有地區服務人士在苑內設置共購站，但規模遠遠不能解決居民所需。商場業主不但無視商場內的鼠患等衛生問題，更將車位租予苑外人士，此舉有可能違反地契條款。房委會有道德責任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不可以借法院的判決「賣甩」公屋居民。
我會繼續逐個屋邨向地政總署及房屋署跟進違反地契條款事宜，逼迫業主改善環境，為居民謀福祉。
本週一（4月30日）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舉行了公聽會，讓官員聆聽公眾及中醫藥業界對三方合作中醫教研中心的角色及運作的意見。
《基本法》第一百三十八條賦予特區政府自行制定發展中西醫藥和促進醫療衞生服務的政策的權力，但政府一直欠缺清晰的對中醫藥發展政策。政府於2018/19年度大增醫管局的撥款13.1%至624億元，但為十八間中醫教研中心預留的撥款僅為1億1,200萬元，可見政府對中醫藥的漠視。
現時香港十八間中醫教研中心由醫院管理局（醫管局）以合約形式規管中心的營運，所有中醫教研中心皆是自負盈虧，每年恆常的公帑資助只能應付部分支出，中心內的醫師須不停「跑數」，影響醫療質素及士氣。由於資金有限，這些中心未能為員工提供具吸引力的薪酬，加班無加班費，亦無晉升階梯﹐導致人才流失嚴重。之前提到的1億1,200萬元還包括瑪嘉烈醫院的中藥毒理試驗室的營運開支，前線中醫藥人員獲取的資源就少。
我和陳恒鑌議員分別都提出了臨時動議，兩項動議均在沒有反對的情況獲得通過。以下為我的臨時動議的措辭：
鑑於社會對中醫服務有很大的需求，本會促請特區政府為三方合作中醫教研中心提供以下的支援：
食物及衛生局剛剛獲立法會財委會批准開設新職位成立專責發展中醫藥的中醫藥處，希望局方能盡快訂立一套全面且清晰的關於中醫藥發展的政策﹐讓中醫教研中心及將來的將軍澳中醫醫院得到足夠的資源，讓質素好的中醫能在香港有好的發展，讓市民（特別是基層）得到更好、更全面的醫療服務。
主席，我很高興《2017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終於可以恢復二讀辯論，有望日內通過。
我很清楚記得這條條例草案原為張宇人議員提出的一條私人條例草案，政府接收了之後成為了《201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草案於臨近上屆立法會任期完結時，因少數議員拉布而失效。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曾舉行公聽會，讓各持份者如醫生、病人組織發表意見，當中帶出有數個與醫療有關的焦點問題。
第一，調查醫療事故的時間太長——我記得有多名病人組織代表及其他人士，包括藝人劉美娟及她的丈夫，都認為親友在醫療事故中枉死。調查時間長，案件一日未水落石出，家屬都無法釋懷。
第二，醫管局人手不足——有醫管局高層曾向本會表示醫管局長期都短缺三百位醫生。儘管醫管局希望聘請更多的有限度註冊醫生以解燃眉之急，但有限度註冊醫生的限期為一年，時間太短難以招聘合資格的醫生。
第三，醫委會的組成。《201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不幸未能通過，但今天換了行政長官，林太在競選時聽了不少醫學界的意見，了解到醫委會組成問題的癥結所在，她上任後在《2017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中做了不少妥協，令到爭議獲得解決，這是應獲嘉許的。剛才我聽到一些同事的發言，都表示醫委會的組成雖非完美，但已有進步。新組成的醫委會多了業外代表，如多了由消委會委任及病人組織選出的代表，醫生的代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選出來的，希望醫學界及病人組織都滿意此安排。
另一方面，我們在辯論的過程中發現坊間有不少的誤會。如有人以為加長有限度註冊醫生的限期等於放多點內地醫生來港執業，剛才已有同事指出此屬不公平的指控。根據政府提供的數據，內地來港的醫生大多到大學參與研究工作，而非到醫院服務。有限度註冊醫生的限期只有一年，令不少海外醫生卻步，因為大家都不想為了一份只有一年的工作而舉家搬到香港。
事實上香港的醫生人數是不足的，一萬多名醫生要照顧七百萬人口及旅客實在是捉襟見肘。根據香港特區政府出版的《香港便覽》中有關公共衛生的部分指出，比例上香港每千人有1.9名醫生（2015年），英國的比例是每千人有醫生3.7名（2014年）、美國3.3名（2013年）、日本2.3名（2012年）、韓國2.6名（2013年）、馬來西亞1.0名（2013年）、台灣1.7名（2013年）及新加坡3.0名（2014年），可見香港在國際間算是醫生人手較為短缺的。
我們都知道訓練一個醫生需要七年，專科醫生則更久。有醫院高層向我表示，他們都對訓練女醫生感到感慨，不是因為性別歧視，而是不少女醫生在結婚生子後，轉為兼職甚至辭職，令人手流失更快。現時醫學院中女生比男生多，以上問題未來將更嚴重。
面對人手問題，希望將來食衛局局長與醫委會能夠檢討一下考試制度。我曾聽說一位在英國已考獲資格的醫生在香港考都不能合格。有專科醫生告訴我一些來自美加名校的專科醫生欲來港執業，但考試卻考一些醫科生級的問題、香港時事以及英文。希望有關當局考慮簡化考試制度，如來自英語國家的醫生是否仍需考英語，改善合格率，以舒緩人手問題。
至於調查醫療事故方面，正如同事指出，政府已在此方面提供了更多資源，偵委會、研訊小組以及審裁員的數目亦多了，希望日後審訊的速度會加快。如郭榮鏗議員提到，若能簡化審訊程序，相信處理速度將會更快。但我想跟局長說，有病人組織告訴我，讓他們感到痛苦的，不只是審訊時間長，還有所有決定都是由醫療專家主宰，期間沒有對家屬解釋其決定，讓家屬覺得家人死得冤枉。
雖然此條例不能解決一切醫療問題，但都是邁出了很大的一步。在此感謝政府促成醫生、病人組織和獨立人士達成協議。我知道局長在三方平台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們是十分欣賞的。故此，新民黨會支持《2017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恢復二讀、三讀及政府就法案提出的修正案。
多謝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