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2023年行車隧道（政府）（修訂）條例草案》於立法會會議上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23 年 7 月 5 日 主席，本人發言表示支持政府的條例草案。 長期以來，紅隧嚴重擠塞，而西隧使用率不足，引起社會關注。多年來，各界人士均有提出不同方案，如「紅加東減」。2018年，時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提出「三隧分流」方案，將西隧收費減至50元，並將紅隧及東隧收費加至40元。然而，由於2019年正值選舉年，大多數政黨均難以接受加價，尤其是東隧的加價。當時，東隧已相當擠塞，加上沙中線仍未開通，市民欠缺選擇，必須使用東隧前往觀塘或將軍澳等地區。由於在立法會缺乏支持，當時政府最終放棄推行「三隧分流」方案。 今次，我贊成政府重推「三隧分流」方案。政府提出的「6-3-3」方案有其美中不足之處，第二階段才實施「不同時段不同收費」以達至真正的三隧分流。第一階段先實施的「6-3-3」方案，實屬減價性質，政治上較容易令市民接受。然而，若要做到以價格分流或提高隧道使用效率以符合經濟原則，第二階段才實施「不同時段不同收費」並不理想。事實上，無論是「6-3-3」或「5-4-4」方案，皆是以經濟學上的discriminatory pricing或differential pricing（價格歧視）理念為基礎——即同一種產品（同一條隧道）視乎使用者及使用時段訂定不同收費，以反映產品的價值及對使用者的吸引力。若要推動differential pricing以促進分流，應該從第一階段就實施「不同時段不同收費」。交通方面的專家稱「不同時段不同收費」為「動態收費」（dynamic pricing）——即在隧道價值最高的繁忙時段收取更高收費，讓市民採取其他過海方案以逃避高收費，如在情況許可下多加使用地鐵。我相信純粹採取「6-3-3」方案較難做到三隧分流。但當然，「6-3-3」方案下西隧減價，加上紅隧及東隧加幅不大，市民會較易接受。「6-3-3」並非最理想的方案。從經濟學角度出發，紅隧基於路程較短而價值最高，就算紅隧擠塞，依然對駕駛人士的吸引力最高；亦有充份理由有較高定價。若為討好市民而採取「6-3-3」方案，並不能反映紅隧的經濟價值。 許多議員均提出一個疑問，實施「不同時段不同收費」時，會否導致駕駛人士為逃避更高收費而避免在繁忙時段出行，或等到剛好非繁忙時間才出行以享受較低的收費；做成一開始非繁忙時段就大塞車？理論上，運用discriminatory pricing或differential pricing概念，以價格誘使駕駛人士避免在最擠塞的時段使用隧道從而提升道路使用的效率，是必要措施。無論是「6-3-3」方案或「不同時段不同收費」，實際效果到底如何，需要經過實踐才能見分曉。但我認為，根據理論，應儘快實施discriminatory pricing或differential pricing，即非繁忙時段收費較便宜，加上晚間劃一收費，讓市民使用隧道的時段可較為均勻。 至於易志明議員提出的修訂，我明白其出發點是為業界發聲，尤其是的士、商用車、「搵食車」，讓這些車輛能以較便宜的價格使用過海隧道。但由於大主席基於法律意見，裁定易志明議員只可提出某些修訂，令易志明議員現時提出的方案殘缺不全。若實施，不但會令政府稅收減少，更會令某些隧道變得更為擠塞；我們無法支持這個方案。因此，新民黨將會支持政府的議案，並會反對易志明議員的修正案。 資料上有一項有趣的數據，指政府估計2024-25年隧道收入僅有37億；金額絕不多。然而，並無提供任何有關開支的數據，如維修費、推行電子收費的費用等；營運隧道一定會招致開支。日後，三條過海隧道均屬政府所有，推出」不同時段不同收費」後，真正的收入到底會有多少？回想起有金融界人士曾經表示為應付大規模基建的開支，政府可設立基金，並將某些資產，如三條過海隧道，納入基金，方便發債。然而，我認為這個方案的吸引力不太大，因為三條過海隧道的淨收入可能並不多，不一定能依靠此等資產協助政府發債。 總括而言，新民黨支持政府的議案，反對易志明議員的修正案。

就《2023年撥款條例草案》官員回應於立法會會議上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23 年 5 月 12 日 主席，我感謝財政司司長及其他六位出席官員詳盡的發言，向我們介紹了香港來年的經濟展望、內在及外來的挑戰和機遇以及特區政府的公共理財策略。 但我留意到官員的發言並未有回應我於上週《撥款條例草案》二讀發言時所提出有關人口估算的問題。須知道，人口估算的精確度會對政府在多個重要的政策範疇的開支及投資造成影響。而我特別對甯漢豪局長的一處發言感到困惑。 方才，甯局長發言時提到「經濟增長，人口就會上升」。請問局長是否有任何理據，如任何經濟模型或數據，去支持這一觀點？我看不到經濟增長及人口上升有任何必然關係。有不少中產人士曾向我反映，因為香港的生活成本高，他們不打算生兒育女。而勞工及福利局的孫玉菡局長亦曾向我表示，特區政府認為生育的計劃是屬於家庭內部事務，政府不應插手干預。因此，特區政府現時未有制定一套完整的生育政策以鼓勵生育。 但另一方面，蔡若蓮局長卻多次在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以人口數量會不斷下跌為由，為教育局鼓勵合併學校及不推行小班教學的決定護航。 我認為特區政府急切需要就未來的人口估算有一個統一的說法，以便規劃未來各政策領域的投資及開支。同時，特區政府應盡快交代其對未來人口流向的預測。正如孫玉菡局長完成大灣區考察後向我反映，中山市的人口年輕、又有不少安老設施，十分適合香港的退休人士前往居住。既然特區政府要鼓勵青年前往大灣區創業和就業，我們就需要為未來計劃前往大灣區定居的人士及計劃於短、中、長期來港的內地或外國人士進行一個準確估算，以便特區政府能盡早為香港未來的財政、投資及開支做好規劃。 我謹此發言。

就《2023年撥款條例草案》於立法會會議上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23 年 5 月 2 日 我：主席，我發言以示對《2023年撥款條例草案》的支持。這份預算案是香港政府在經歷過2019年黑暴事件及三年抗疫工作後的第一份報告，因此意義非凡。過去幾年，香港經歷人口流失、外貿和内部消費疲弱，更在隔離措施放寬後，見證大量消費「漏」到外地。為對應以上現象，政府推出消費券和Happy Hong Kong等一系列活動。雖然我曾反對政府再次發放消費券，但鑒於香港經濟仍在初步復蘇的階段，我同意2023年消費券計劃還是非常有必要的。消費券發放後，市面一片熱鬧，反映計劃的成效良好。然而，我要再三强調政府不應過度仰仗消費券計劃，把它變成恆常性措施。消費券不但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更可能會鼓勵部分市民產生依賴政府的心態，違背香港賴以成功的獅子山精神。 財政司司長在介紹政府2023-24年度財政預算案的演辭中清楚勾畫了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經濟發展策略，並按照國家《十四五規劃》發展八大中心的規劃來推動香港經濟。預算案著重鞏固及加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提倡推動高新科技和創科發展，我很高興看到政府終於推出比較完整的產業政策。然而，一個完整的產業政策不應像2009年推出的六大優勢產業政策一樣缺乏數據支持。本港的產業政策應該定下實質的目標及數據，例如產業對GDP的貢獻、創造的就業機會、提質提量的方法等。若想成功推動科技創新發展，香港應學習如台灣、韓國及新加坡等地吸引大企業來投資，便需實施有針對性的產業政策，規劃好本港能夠提供多少土地、安排多少技術人員或勞工、或設定其他特別的稅務優惠。我希望本届政府在推動創科發展時謹記此目標需要一套完整的產業政策來支持，包括分配土地或放寬輸入勞工技術人員的政策。 接下來，我想强調經濟發展離不開人口的發展。在這方面，香港的趨勢令我頗爲擔憂。政府於去年《施政報告》中指出，本港人口近年已流失14萬人。正如黃俊碩議員指出，稅務局曾於2019-2020年度發出277萬張稅單，但在最近的2022-2023年度僅僅發出240萬張稅單，表明香港納稅人的總計在短短三年内減少了37萬人。最近一次的2021年人口普查估計香港人口現有741萬人，並預測香港人口會在2041年增長到811萬人。然而，香港整體人口在去年已減少了14萬人，反映政府統計署在2021年時的統計已過時。我認爲政府應該督促統計署盡快重新統計香港人口，因爲人口規模直接影響到本地的經濟發展，人口的急劇老化與將來年輕人的撫養率息息相關；政府亦要準確估算社會在未來對醫療及社會福利設施的需求，或考慮如何發展銀髮經濟。 除了估算人口變化之外，政府亦要留意香港人口的流向。香港人一直以來都嚮往紐約、華盛頓、倫敦等城市人口的生活方式：有工作需要的人可以選擇逗留在昂貴的城市工作；喜歡較大空間或已退休的人士則可擴散去附近的近郊工作和居住。而大灣區恰好能提供這樣的機遇給香港人。因此，政府經常鼓勵市民融入大灣區、建設北部都會區、完善本港的基建設施，以便香港人在内地治病、安老、安居。連接洪水橋至前海的港深西部鐵路未來建成後，香港往來大灣區將會更爲便捷，方便更多香港人搬到大灣區居住。相應地，本地的土地及基建需求可能會因而減少。所以香港政府必須做好人口估算，而不是盲目堅持在基建工程上加大開支。政府現時估計北部都會區能容納高達250萬人，而三個人工島則可以容納高達50萬人口，但香港未來會有這麽旺盛的土地需求嗎？我們應該好好考慮如何分佈人口，讓香港市民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主席，我希望在剩餘有限的時間内討論政府的公共理財策略。政府現已展開多個基建工程計劃，意味著未來會有大量開支。政府尚未透露北部都會區的發展項目需要多少資金，而中部人工島的項目則已估計會需要起碼5800億港幣。雖然中部人工島的開支可以分開20年付款，每年支付大概200-300億元，可單論北部都會區及中部人工島會需要的開支，就已經超過政府現有的8000億元財政儲備。 主席，我不是怕影響現有8000億的儲備而提出警號。我是希望政府可以采取新的思維來理財和融資，以配合未來的基建發展工程。正如部分金融專家指出，基建開資不一定要歸納爲政府支出（expenditure），而是可以當作投資項目（investment）。政府可以成立特別投資工具（special purpose vehicle），透過公私營合作向商界融資，或利用其它政府有形或無形的資產，例如三條過海隧道、佔港鐵75%的市值及未來基金裏的2000億儲備去資助有關項目。特區政府應該開發新的思維，思考如何善用本港的資源作爲資金、鼓勵私人企業參與投資來支付基建費用，而非不斷蠶食財政儲備。 我僅此發言，支持《2023年撥款條例草案》。

就「提升公共交通服務表現」議案於立法會會議上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23 年 4 月 21 日 我：多謝主席。正如易志明議員及剛剛發言的謝偉銓議員指出，去年11月，智庫Oliver Wyman與柏克萊加州大學研究運輸的研究院在調查了60個城市之後，將香港的公共交通系統評為全球最佳，勝過瑞士蘇黎世和瑞典斯德哥摩爾。原因主要是我們的集體運輸系統網絡覆蓋比較好、運力夠、延誤比較少、一般市民能夠負擔收費水平、地鐵站位置優越、地鐵站商戶衆多等。香港公共交通表現好也是多虧市民的監察，所以我感謝張欣宇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但正如張欣宇議員所説，如果沒有監察或指標，就不能準確知道交通服務是否好。然而，指標亦可能是在玩「數字遊戲」，例如頻繁出現99.9%列車班次無延誤這類指標。所以監察的時候應該將公交，特別是港鐵，放在顯微鏡下，看看公司的服務指標是否在玩所謂的「數字遊戲」。 我本人使用比較多的公交服務包括港鐵、小巴與的士。老實説，我較少乘搭巴士，但我經常收到市民有關巴士的投訴，當中提到有些巴士站沒有上蓋或巴士經常脫班。當然，我自己亦曾投訴巴士最近提交的加價幅度驚人。雖然如此，正如謝議員所說，我們要承認一些客觀的事實——爲何有些市民坐小巴的時候會感到不安，特別是紅色小巴？因爲司機經常超速。同樣，市民在晚上坐的士也會感到不安，因爲司機喜歡「飛車」或年紀較大。這些問題歸根究柢是因爲香港社會勞工不足。 另外，運輸行業確實面對成本上升的問題——最近燃油和能源價格急速上升。我們必須考慮這些客觀因素，不應該盲目反對加價。如果漲價幅度高達50%，確實非常有問題，也不是市民能夠負擔的價格；但是如果政府不去補貼渡海小輪（作爲港島西的議員，我也經常使用離島小輪），在考慮經濟因素後，這些渡輪公司根本難以繼續營運。最近，天星小輪亦申請加價，如果政府不批准有關申請，香港市民可能會喪失一個非常具標志性的交通工具。一方面，我們要密切監察這些公交的服務；另一方面，亦要考慮客觀的營運環境。論需要考慮的營運環境因素：第一，成本上漲，無論是勞工或能源、燃油的成本；第二，港鐵網絡越來越大，很多其他公交運輸系統毫無疑問受到冲擊；第三，充分考慮各客觀因素後，加價未必是一件壞事。我認爲在新票價調整機制下，今年港鐵價格預計上調2.3%，尚算合理；港鐵也需要應付通脹和員工漲薪。 最後，除了認真檢查港鐵的服務指標是否在玩「數字遊戲」外，我認爲港鐵是香港衆多公共交通運輸服務公司中最重要的一個，因此，港鐵應該聚焦發展本港服務，不應擴展到瑞典、英國、澳洲等國家，本末倒置，甚至影響在香港提供的服務。而且這些境外的服務，例如英國的伊利沙伯綫（Elizabeth Line）、瑞典的MTRX，都不太適合當地，會讓港鐵有所虧損。雖然港鐵表示損失的金額不大，但境外營運無疑會分薄港鐵分配予營運和管理香港業務的時間。所以我再三提點港鐵應該回歸本業，集中改善本地的服務，不要因爲虛榮而繼續擴展外國的服務。

於財務委員會為審核2023-24年度開支預算的特別會議–第二十一節–文化體育及旅游會議上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23 年 4 月 21 日 我：多謝主席！我真的非常興奮，因爲通常我的手速不及年青的議員快，今天竟然第一次能夠排頭位提問。 我就CSTB 053及CSTB 054兩個問題作追問。有關電影發展基金的資助，我發覺有很多不同計劃：第一，我不知道電影製作融資計劃與電影製作資助計劃有何區別；第二，薪火相傳計劃中的「刻氏兄弟綁架大劫案」，我表面上看不到是怎麽樣薪火相傳？另外，我發覺資助金額亦很參差：有部分電影可獲批高達900萬元資助，但其他電影的獲資助金額卻只有200萬元。剛剛局長曾表示局方希望透過文藝作品弘揚中國文化，提升香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請問局方可否解釋撥款額存在差異的原因？例如好賣座的「毒舌大狀」，你們是因爲看到電影的演員陣容（cast）大，或製作費用大，或考慮什麽別的因素？ 局長：多謝主席。其實每一個計劃在發展的時期亦有不同的政策目標。就著計劃的詳細情況，我會邀請本局的常任秘書長來解釋一下。 常任秘書長：多謝葉議員的提問。電影發展基金的資助有兩種：一種是融資，另一種是資助計劃。融資基本上是類似投資，本局像一位投資者，向電影付上一部分的資金，令他們能夠開戲。而資助計劃涵蓋很多不同類型的計劃去培育新一代的年青人，例如編劇或首部劇情電影計劃，新一代的電影人沒有機會進去的項目。在資助計劃裏面，有一些有定制好的金額，例如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如果是由大專的組合製作，就可以獲批500萬元資助，而如果是專業人士的組合製作，則可獲800萬元資助。 我：我想問一問本局融資，即有份投資，那「毒舌大狀」賣座本局都有盈潤嗎？ 常任秘書長：正確。 我：那薪火相傳是培養新一代的製作人，是這樣嗎？ 常任秘書長：沒錯，是以老帶新。由資深電影人帶著一些比較年青的電影人去製作一些新的作品，是薪火相傳計劃的目的。 我：剛剛局長提到局方希望透過文藝作品向香港人弘揚中國文化，從而提升港人的愛國情懷。請問局方會否著重這些題材，在評審的時候加分？ 局長：在文化推廣方面我們有很多方面需要兼顧。作爲中華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我們固然要在香港境内外推動中華文化。爲了在外地推廣中華文化，我們亦會審視獲資助電影的内容及每一個資助計劃背後的目的。所以，我們計劃未來都會盡量將推廣中華文化的元素作爲一個評分標准加入到評估裏面。多謝主席。

就「改善市民精神及心理健康，推動香港輔導專業發展」議案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23 年 2 月 10 日 多謝主席。 我發言支持郭玲麗議員的議案。 自殺是香港正面對的嚴重問題。根據死因裁判庭釋出的數字及在傳媒報導中得到的數字，由2012年至2021年，香港平均每年有200人自殺；而青少年自殺則每年平均有13人。當然，自殺原因有很多——有些人因身患抑鬱症而無法控制自我，也有許多人因感情糾紛、金錢糾紛、生意失敗、疫情等原因而選擇自殺。我尤其關注學童自殺。我手上的資料顯示，青少年自殺中的最年輕個案為12歲；較大年齡的也有。12歲也選擇自殺，非常可悲。 對於如何處理學生及青少年自殺問題，我不認同調配更多精神科醫生（psychiatrist）或臨床心理學家（clinical psychologist）到學校是最有效的方法——這些學生及青少年真的是身患疾病嗎？有病才需要看psychiatrist（精神科醫生），對吧盧醫生？如果一個人精神深受困擾，不一定要服藥治療。說到臨床心理學家，其實臨床心理學家在美國非常普遍，許多人每逢遇到情緒問題、感情問題也會向「shrink」（俚語，指心理學家或精神科醫生）傾訴，花費金錢，向別人傾吐心事；尤其是在缺乏家庭支持的美國社會。 但眾所周知，在香港，臨床心理學家求過於供。能調配多少到學校呢？所以我反而同意郭玲麗議員所說，學校的輔導主任非常重要；這些學生輔導人員（student guidance personnel）非常重要。曾有學生輔導人員與我會面，並向我吐苦水。政府增加了社工的資源——中學「一校兩社工」、小學「一校一社工」、兩個幼稚園一個社工。我當時也詢問有關政府官員，為何幼童也需要社工？有關官員回覆指，其實是幼稚園學生的家長需要社工。 我認為最有效方法是在學校內設輔導主任。去年五月，跑馬地一所名校有兩位分別13歲和16歲的女生身穿校服跳樓。據報導，兩名女生為情侶關係，有感情問題。是因為她們受到歧視所以自殺？雖然不知局長以前就讀男校或男女校，但我本人是女校出身。我相信局長也明白，無論是女校或男校，都有學生在青春期時期發展同性愛侶的關係；長大後可能有所改變但在在學時期的確時有發生。這些學生並非身患疾病，不應予以譴責或歧視。如有專業輔導人員向這些學生提供輔導，甚至輔導學生的父母和同學，可能就不會釀成這些悲劇。 我也有擔任不少青年人、大學生的師友。有些同學向我反映因為父母經常責備他們而深受困擾——說他們「沒用、沒出色、若無法從大學畢業就不要讀、無法賺錢就不要讀」等。這些問題無法由精神科醫生或臨床心理學家處理。學校應加強輔導的資源。向我投訴的輔導人員表示，自從政府決定在學校內增加社工，由於由政府出資，學校就集中資源聘請社工；變相聘請輔導主任的資源減少並嚴重不足。這一點需要留意。 另外，盧局長提到「一個專業、一個規管」——其實這個議題已研究多年，記得早在林太上任擔任行政長官時已開始研究，推出「認可醫療專業註冊先導計劃」，並由前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負責領導，至今已五到六年。但臨床心理學家專業資格究竟為何？至今仍未見答案。希望局長敦促「認可醫療專業註冊先導計劃」的認證機構儘快向政府提交報告，向我們交代應如何規管臨床心理學家。 主席，我謹此發言支持郭議員的議案。

就「全面檢視、完善本港牙科服務制度及人手需要」議案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23 年 1 月 15 日 主席，我發言感謝陳恒鑌議員提出「全面檢視、完善本港牙科服務制度及人手需要」議案。除了對陳穎欣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稍有保留外，我支持多名議員的修正案；我稍後會再作解釋。 的確，牙齒毛病比大病更慘。眾所周知，牙科服務非常重要。加上香港正面對人口老化問題，導致長者對牙齒護理服務的需求更加迫切。聽畢多名議員及局長的發言後，感覺上難有能快速解決問題的方案。香港的牙醫及牙齒衞生員嚴重短缺。正如多位立法會同事曾指出，香港人口700多萬，但目前只有2651名牙醫及497名牙齒衞生員。根據政府最新的人力資源推算報告，牙醫的短缺要到2045年才能解決。訓練一名牙醫及牙齒衞生員分別需時六年及兩年，證明牙科服務的人手短缺問題並非短期內能得到解決。就算政府增撥資源，也需要足夠土地及教授人員才能解決問題。最近，我得知香港大學醫學院計劃於薄扶林興建新的實驗室及教育設施，該計劃涉及綠化地的改劃，並受到當區居民的反對——就算有資源，增加校舍及學位名額並非易事。 我對陳穎欣議員提出短期內推出牙科醫療券的建議稍有保留。首先，現時，長者醫療券亦適用於牙科服務。第二，政府現時的經常性開支龐大。過去五年，三大開支範疇為社會福利、教育及衛生服務。自2017-18年度，三個範疇的開支成雙倍增長；這三個範疇的開支佔政府整體經常性開支約六成。其中，用於衛生服務的開支更上升超過四成。財政儲備方面，儲備已由2018年超過一萬億的高峰下降至現時不足八千億。為審慎理財及保持香港政府的財政穩健，我不贊成再隨便推出各類醫療券或其他福利設施，進一步增加政府的經常性開支。 為短期內增加牙科服務的供應，應從人手著手。自由黨提出的輸入牙醫建議相信是短期內的最佳解決辦法。記得從前香港仍未有牙科學院的時候，除了英聯邦的牙醫，還有很多來自菲律賓的牙醫在香港執業，為許多香港市民提供牙科服務。既然本地資源緊拙，應考慮放寬有關規定，多加輸入內地及海外合資格的牙醫，增加醫管局及私營牙科服務的人手。 我發言支持原議案及多位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然而，我對陳穎欣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有所保留。

就中部水域人工島研究出席發展事務委員特別會議 　   立法會事務 　   2023 年 1 月 2 日 日前（12月29日），發展局就中部水域人工島研究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作階段性匯報，並介紹局方現時就填海範圍、概括土地用途、運輸基建、及可能融資選項四方面所提出的初步建議。 由於研究關乎一項大規模基建項目，涉及到發展規劃、財政支出等重要議題，因此我雖非事務委員會委員，亦列席會議、聽取報告。 按照現時規劃，政府將於交椅洲北面、西面、及南面的三個水域進行填海工程並興建三個人工島。位於南面的人工島落成後將會用作發展第三個核心商業區（CBD），規劃上希望能打造一個集工作、居住、休閒娛樂於一身的商業區。在提供商業空間及便捷交通網絡之外，亦會預留土地作房屋、文化、創意藝術、時尚娛樂、熱門城市運動和日常生活相關設施，以及大量公共空間。 同時，有七個社區按照「15分鐘生活圈」的規劃概念均勻分佈於三個人工島上。各個人工島亦會規劃一套藍綠網絡，為市民提供多樣的康樂及運動機會，並創造多元化的動植物棲息地，提升生物多樣性。交通方面，各個人工島將由一套環保集體運輸系統連接。每個島上配有完整的行人及單車徑網絡，以及電動車及其他新能源汽車(例如氫能車)的支援設施。 整體而言，方案以「繁榮多元」、「綠色宜居」及「前瞻創新」作為目標，願景十分美好，但我對現行規劃仍然抱有幾點疑問。 我首先向局方反映了坪洲居民對工程項目的憂慮。由於填海位置鄰近坪洲，有當地居民擔心工程會影響附近環境、阻礙居民出入，希望政府屆時能加建橋樑、隧道等設施以便利市民。 另外，局方對項目的財政估算似乎過於粗疏和樂觀。發展局參考最新的建築成本和賣地價格後，估計項目總造價約5,800億元、賣地收入約7,500億元。但這些數字終究只是歷史數據（historic data），並不能有效反映未來通脹、建築成本、及勞工薪酬的變化趨勢。須知道香港未來將推展像北部都會區等多個大規模基建項目，本地的建築成本、人工價格勢必會上升。作為一個時間跨度長達20年的大型基建項目，理應在成本預測階段加入未來20年的通脹預測、或有事項（contingency）等參數才能得出一個較為準確的預期成本。 同時，我亦質疑局方從何得出7,500億元賣地收入這一數字。賣地價格的高低取決於需求、而需求的多寡則建基於經濟和人口的增長。在尚未清楚政府經濟師對未來經濟增長的預測、未來人口的變化趨勢、及政府會否推行新的人口政策的情況下，我認為現時局方對賣地收入的估算實在過於樂觀。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李慧琼議員於會上發言時重申：世界現時正處於百年未有的大變局當中，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因此，我們更應增強憂患意思，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 而其他議員同事對於方案亦有自己獨到的見解。陳月明議員擔心政府現時的財政狀況能否同時負擔北部都會區和人工島工程所衍生的龐大費用。洪雯議員則認為現時各行各業的工作模式都有重大改變：很多公司都容許員工居家工作、金融行業亦朝著去中心化和著重虛擬資產的方向發展。因此對實體辦公室的需求在未來將會降低，似乎並無發展第三個CBD的迫切性。鑒於現時有不少大學缺少宿位及教學設施，她建議落成後的人工島應用於發展大學城。亦有議員同事希望局方能適當調整公私營房屋七三比的比例。 簡而言之，我認為特區政府在正式推行項目時需向議員提供更準確的數據：在發展局調研的基礎上應加入未來經濟增長預測、人口趨勢預測、及地緣政治的風險評估，才能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就《2021年施政報告》致謝議案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22 年 2 月 19 日 多謝代理主席，雖然我只得兩分鐘時間，但我亦都想講一講「一國兩制」如何行穩致遠。 對政府內部來說，改組是必然的。其實政府改組，我們新民黨在2011年6月，即11年前已經提出。後來梁振英先生出任特首，當時他也差不多採納我們的意見，推出大規模政府改組。相信對代理主席你都記得，當時因得不到「反對派」的支持，便胎死腹中，直至2015年年尾，梁先生才推出創科局。分拆運房局已經在立法會有了共識，我相信我們亦同意成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至於其他的調整，下屆無論哪位人士出任特首，只要拿出來討論的話，都不會有很大的問題，沒有所謂越俎代庖的問題。 我想講一下「一國兩制」如何行穩致遠。看一看這兩年來特區政府抗疫的表現，我覺得很多特區官員真的要克服他們心理上的障礙，就是他們對內地制度的拒抗。對內地的一些做法，覺得香港人是不會接受，或者是對於一些西方理念，例如保障人權自由及私隱等一知半解，令到我們沒有真正與內地接軌，促進香港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根據「一國兩制」的概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我們說的是大局，是大方向，當然不是說內地的一切我們都「照抄」過來，很多東西我們亦不能「照抄」，但如果我們不跟國家的大方向一起走，「兩制」是十分困難維持下去。所以我覺得特區政府未來的官員一定要打破心理上的一些障礙，不要害怕市民不接受，要發揮領導的功能，要勇於改革及創新，才可以配合全球及國家的大趨勢。時間有限，多謝代理主席，我謹此發言。

就致謝議案的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22 年 2 月 17 日 多謝主席，我亦要再次多謝主席，知道我們十分希望就疫情辯論，便將施政報告的辯論環節調整，讓我們在第一個環節可以就現時的疫情提出意見。 一如既往，我十分支持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我要趁這個機會多謝前線的醫護、紀律部隊及在高危的崗位上負責清潔、保安及物流運輸界的工作人員，我對他們表示崇高的敬意，亦感謝他們在過去的兩年來為廣大市民抵抗疫情所作出了的無私貢獻及犧牲。這次的疫情的影響性的而且確是前所未有，比起當年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嚴重得多。2020年1月23日出現第一宗新冠狀病毒個案的時候，當時沒有人會估計這個疫情會持續兩年，亦估計不到對本港的社會經濟民生帶來這麼大的傷害。因此，第一個給我們的教訓，就是我們除了要做好手上的工作外，正如習主席所提點，要將抗疫做到目前「壓倒一切的任務」之外，我相信特區政府不會十分清閑，但將來特區政府都要撥一些資源來想想香港未來的發展。據說，新加坡政府有一個committee on the future，為未來籌劃的委員會，讓我們看看這個世界未來會有什麼大趨勢及挑戰，我們才可以未雨綢繆。 目前的疫情如何嚴峻，很多位同事都已經講過，我亦不想再複述，只不過本人作為一位母親，見到有年幼兒童去世，感覺到十分傷感。特別當我知道每一位母親懷孕懷胎十月，照顧了三四年的小孩子離去，一定是十分傷心。我對所有喪失親友的市民，表示最深切的慰問。 我很高興知道在國家主席的指令之下，中央政府高度重視香港的疫情，由港澳辦統籌，韓正副總理領導，廣東省連同深圳會全力支援我們，來彌補我們資源上的不足。眾所周知，我們的檢測能力不足、隔離設施不足及運送人手不足，導致我們日常必需的食物供應不足，令市民恐慌。我相信有了中央的大力支持，這些瓶頸都可以陸續迎刃而解，但需要的是時間，所以希望政府可以讓市民知道在這個艱難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有心理準備，要打一場持久戰。大家可以看看武漢用這麼果斷的措施，「封城」都需要七十六日，我相信香港是無可能出現在武漢及西安的「封城」，但需要大規模的檢測，在五個專班的支持下，相信我們會採納更果斷、更進取，英文來說更「aggressive」 的措施，但都需要時間。希望政府可以告訴市民，要有打持久戰的心理準備，要萬眾一心，才可以克服這個危機。 我亦想講一講在哪一方可以有改進，除了沒有預先做好準備外，其實香港做得相當不錯。去年，我們有幾十天的「清零」，不知道是否當時有一點自滿，沒有留意到世界上出現了另一種病毒株omicron，在南非開始快速擴散。在今次抗疫的過程中，政府最令人垢病的，最需要改善的，有好多同事已提及，我的黨友容海恩議員、簡慧敏議員及邱達根議員已提及，「安心出行」沒有即時定位追蹤功能，是非常令人遺憾。我已經多次指出我不明白為何我們的科技創新局局長還不斷強調「安心出行」沒有追蹤功能，好像十分害怕市民不接受沒有保障私隱。其實最近個人私隱專員已經在立法會，非常明確地解釋如果我們為了保障公共衛生去蒐集個人資料，純粹為了這個目的，是完全不會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為何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他對於基本人權及法律都不認識。我覺得「安心出行」當然比不上內地的「健康碼」或新加坡的智能手機系統。新加坡的智能手機收過採用藍牙功能，而得知市民接觸過什麼人。不懂得使用智能手機的人長者，他們亦獲派發一個wearable token，即是在手上佩戴的一個追蹤器，讓他們可以追縱病毒的傳播。我記得在2003年時，特區政府動用警察及CID協助追查病毒傳播，但今天仍然都動用10,000名紀律部隊，用人手追查病毒傳播，是否十分落後，事倍功半？我們應該大量使用大數據，剛才亦有同事提及，林醫生亦已說過，因為我們的醫療系統都是使用大數據。當然現在不能即時解決，但長遠而言，必須要使用此科技，特別國家給了我們一個國際創科中心的地位，自詡有很多科技發展的潛力，應該要多用大數據，將來政府要看一看如何彌補這個缺陷。由於我們繼續使用人手追蹤是沒有太大作用，政府應該將這些追蹤人手解散，調配他們到其他真正有用的工作崗位。 此外，我亦十分同意，很多同事已提及，政府人員當然十分努力，我亦知道很多部門呼籲他們已退休的同事回來幫忙，亦有很多退休人員一早已經出來幫忙。例如我們黨的執委譚榮邦先生，前郵政署署長，他亦在call centre，幫助政府致電佩戴手環的市民，他都是分毫不取的幫助了半年。他幫助的時候，亦見到有很多七八十歲的舊同事，遠遠在大埔開車出來幫忙。除動用政府熟悉的退休公務員外，其實社區有大量有心人士，希望將來民政署可以扮演一個更強的統籌角色。雖然在社區上協助防疫是高危的，有風險的，但在適當的保護下，我相信每一個地區都有不少政黨、非政府機構及社團，願意出來幫忙，不論打電話、分配防疫物資抑或分派快速測試包，他們都十分願意，未必需要收取很多金錢。所以我希望將來政府可以善用民間資源，大規模地動員，如果我們再遇到這樣的疫情，資源可以用得更好。 我還想講一下對經濟的傷害。去年，當Omicron還未襲港時，香港已經因為執行「外防輸入」的措施，在金融方面我已經聽到我們已經失去很多生意。有些外國投資者因為香港出入太不方便，據說有些family office已經搬往新加坡。當然剛才有同事提及用郵輪做隔離，但其實這些郵輪已經全部離開香港：一間已經清盤， 而另一間已前往新加坡。很多外商及外國投資者因難以忍受香港這些不方便的出入措施，表示如果香港在六月仍未開放，他們便會撤離香港。我十分同意我們的同事孫東先生所言，如果香港沒有了國際特色，沒有了國際網絡，香港對國家還有什麼功能及價值呢？所以我們非常有需要盡快克服這疫情，恢復本地居民及國際的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讓我們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國際商貿中心的地位不會受到永久的傷害。我聽到很多市民向我說，不論是外籍市民或本地居民，其實香港人是十分有耐性，只要排隊檢測的人龍短一些，他們也十分願意排隊，甚至在寒風中，他們亦樂意排隊。我們是一個十分文明的社會，市民絕大部份都是理性的，但很多人認為他們作出這麼多的犧牲，忍受了兩年，何時才可以走出疫情？現時在國家大力支持之下，我希望政府可以給我們一個路線圖及時間表，或者是有國家的專家幫助下，可以提供一些數據，預測會有多少確診人數、溫和症狀人士、入院人士數目、需要醫療設施人數及需要多久才可以克服疫情，讓我們有希望。因此，我們需要三部曲：第一，何時重開經濟；第二，何時「通關」，重開我們與內地的聯繫，不論是因humanitarian reason人道理由，抑或是商務理由都非常重要；第三，恢復與國際社會的的來往，這樣香港才可以真正有效地落實「一國兩制」，恢復香港對國家的價值，亦恢復港人與國際投資者的信心。 我謹此陳詞，多謝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