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劉淑儀議員就 二讀 (恢復辯論)：《2017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 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18 年 3 月 29 日 主席，我很高興《2017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終於可以恢復二讀辯論，有望日內通過。 我很清楚記得這條條例草案原為張宇人議員提出的一條私人條例草案，政府接收了之後成為了《201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草案於臨近上屆立法會任期完結時，因少數議員拉布而失效。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曾舉行公聽會，讓各持份者如醫生、病人組織發表意見，當中帶出有數個與醫療有關的焦點問題。 第一，調查醫療事故的時間太長——我記得有多名病人組織代表及其他人士，包括藝人劉美娟及她的丈夫，都認為親友在醫療事故中枉死。調查時間長，案件一日未水落石出，家屬都無法釋懷。 第二，醫管局人手不足——有醫管局高層曾向本會表示醫管局長期都短缺三百位醫生。儘管醫管局希望聘請更多的有限度註冊醫生以解燃眉之急，但有限度註冊醫生的限期為一年，時間太短難以招聘合資格的醫生。 第三，醫委會的組成。《201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不幸未能通過，但今天換了行政長官，林太在競選時聽了不少醫學界的意見，了解到醫委會組成問題的癥結所在，她上任後在《2017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中做了不少妥協，令到爭議獲得解決，這是應獲嘉許的。剛才我聽到一些同事的發言，都表示醫委會的組成雖非完美，但已有進步。新組成的醫委會多了業外代表，如多了由消委會委任及病人組織選出的代表，醫生的代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選出來的，希望醫學界及病人組織都滿意此安排。 另一方面，我們在辯論的過程中發現坊間有不少的誤會。如有人以為加長有限度註冊醫生的限期等於放多點內地醫生來港執業，剛才已有同事指出此屬不公平的指控。根據政府提供的數據，內地來港的醫生大多到大學參與研究工作，而非到醫院服務。有限度註冊醫生的限期只有一年，令不少海外醫生卻步，因為大家都不想為了一份只有一年的工作而舉家搬到香港。 事實上香港的醫生人數是不足的，一萬多名醫生要照顧七百萬人口及旅客實在是捉襟見肘。根據香港特區政府出版的《香港便覽》中有關公共衛生的部分指出，比例上香港每千人有1.9名醫生（2015年），英國的比例是每千人有醫生3.7名（2014年）、美國3.3名（2013年）、日本2.3名（2012年）、韓國2.6名（2013年）、馬來西亞1.0名（2013年）、台灣1.7名（2013年）及新加坡3.0名（2014年），可見香港在國際間算是醫生人手較為短缺的。 我們都知道訓練一個醫生需要七年，專科醫生則更久。有醫院高層向我表示，他們都對訓練女醫生感到感慨，不是因為性別歧視，而是不少女醫生在結婚生子後，轉為兼職甚至辭職，令人手流失更快。現時醫學院中女生比男生多，以上問題未來將更嚴重。 面對人手問題，希望將來食衛局局長與醫委會能夠檢討一下考試制度。我曾聽說一位在英國已考獲資格的醫生在香港考都不能合格。有專科醫生告訴我一些來自美加名校的專科醫生欲來港執業，但考試卻考一些醫科生級的問題、香港時事以及英文。希望有關當局考慮簡化考試制度，如來自英語國家的醫生是否仍需考英語，改善合格率，以舒緩人手問題。 至於調查醫療事故方面，正如同事指出，政府已在此方面提供了更多資源，偵委會、研訊小組以及審裁員的數目亦多了，希望日後審訊的速度會加快。如郭榮鏗議員提到，若能簡化審訊程序，相信處理速度將會更快。但我想跟局長說，有病人組織告訴我，讓他們感到痛苦的，不只是審訊時間長，還有所有決定都是由醫療專家主宰，期間沒有對家屬解釋其決定，讓家屬覺得家人死得冤枉。 雖然此條例不能解決一切醫療問題，但都是邁出了很大的一步。在此感謝政府促成醫生、病人組織和獨立人士達成協議。我知道局長在三方平台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們是十分欣賞的。故此，新民黨會支持《2017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恢復二讀、三讀及政府就法案提出的修正案。 多謝主席。

詢問特首復考TSA問題 　   立法會事務 　   2018 年 3 月 28 日 特首林鄭月娥今日到立法會出席質詢大會，我很高興獲得最後一個提問的機會，於是便詢問她有關復考TSA的問題。 本月16日教育局宣布復考TSA，以「不記名、不記校、不收報告及抽樣」的方式繼續推行，每年抽取全港公營及直資學校百分之十的學生參加，但同時卻容許學校自願安排全體小三學生參與。現時已有多個辦學團體表示會自願報考，並且要求全級同學參加，以及索取考生成績，如此一來，明顯與教育局減輕學生壓力的目標相違背，又再恢復學生的壓力。這個矛盾如何解決呢？ 特首的回應，沒有直接回答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可惜時間不容許主席予我跟進，而我想提問的是：政府會否承諾成立一個監察委員會，讓家長可以參與，藉此監察TSA，避免學生出現過分操練及令他們承受過多壓力的問題？我會就此繼續向教育局跟進。

「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膨脹自肥　體現柏金遜定律 　   文章,立法會事務 　   2017 年 11 月 29 日 上周一（11月20日），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討論「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經濟處）」建議開設一個首席經濟主任常額職位。作為立法會議員，我有責任積極監察、深入研究及提問跟進。 根據「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的文件，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於2004年成立，主要職能是為政府各決策局及部門提供高層次的專業意見和經濟評估，以協助各決策局及部門制訂政策。 我認同經濟處工作範疇廣泛，事實上，我擔任主席的「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已於2016年2月通過經濟處兩項建議： 一、政府經濟顧問（即經濟處第一把交椅）的薪級點由首長級第4點（D4）提升一級至第5點（D5） 二、開設新增職位副政府經濟顧問（即經濟處第二把交椅），薪級點為首長級第3點（D3） 當時，我們認同政府在面對不斷轉變的經濟環境，需加強香港競爭力、扶貧、最低工資等各項研究。豈料事隔才不過一年，上述兩項加薪開位未見其功，該處又有開位建議，這次是建議開設一個首席經濟主任常額職位，薪級點為首長級第2點（D2）。組織架構擴充如此之快，究竟新增職位是否必要？能如何提升政府效能？怎樣為政府增值？服務甚麼政策目標？ 若新增職位並無必要，恐怕只是體現了「柏金遜定律（Parkinson's Law）」──組織膨脹自肥，工作效益及表現卻沒有提升。 混淆「國際競爭力」與「國際競爭力排名」 閱讀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的相關文件 ，這個新增職位將「領導一個新開設的小組（第六組），除了加強有關國際競爭力方面的研究工作、更積極與國際評級機構就各項競爭力研究進行專業討論和技術交流……」，文件第4段指出「一旦香港失去國際競爭排名的領先優勢，必定會影響其作為國際金融和商業中心的地位。」對這句話我並不苟同，甚至感到憤怒。 我認為經濟處混淆了「國際競爭力」與「國際競爭力排名」，並且荒謬地把「國際競爭力排名」與「香港的國際金融和商業中心地位」拉上因果關係。 第一、「國際競爭力」與「國際競爭力排名」是兩回事，國際上有不同的評級組織，計分標準各異，因此每個經濟體的「國際競爭力排名」會因應不同評級準則或外圍因素而有所起伏，有高有低，實屬平常。排名高並不等於整體競爭力特別強，排名稍跌，也不等於香港就此失去國際金融和商業中心的地位。 經濟處的首要工作，理應是深入研究如何提升香港的真正競爭力，而非著眼於所謂的「國際競爭力排名」，更不是「深入與國際評級機構的專業交流」（工作範圍 i），那是錯重點，本末倒置。 第二，香港的「國際金融和商業中心地位」仰賴於各個產業的長遠發展、創新，人才培訓等等，這些應該由各個政策局主導及帶領推動，並非經濟處經常外訪交流便可達致，也非由外國的評級機構的「排名」決定。 多重研究　多此一舉 文件提到新增職位的第ii及第iii個工作範圍分別是「提升對國際競爭力的研究層次」及「加強有關新經濟增長點的研究力度」，「分析其他經濟體的政策經驗，評估不同的政策選項及總結於經濟層面上的成敗得失」（第7段）也是不必要的。 對於不同經濟理論、不同經濟體在不同範疇的表現，國際上已有大量學者、專家、智庫做了大量研究及出版了著作，例如1986年，劉遵義教授的著作Models of Development研究台灣韓國的經濟模式。1993年，世界銀行出版了The East Asian Miracle一書，則專研亞洲四小龍的發展。近年更見專究以色列、中國、硅谷及香港的各種著作。只要政府經濟顧問有足夠的學識和視野，便可帶領經濟處好好運用國際社會的研究成果，併合香港經驗，同樣可達致目標，毋須自己重頭研究，多此一舉。 新職位為「創新辦」作嫁衣裳 事有湊巧，「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另一份文件討論「檢討及改組中央政策組為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創新辦）」，當中建議「設立四個定於首長級薪級第2點（D2）的助理總監職位。這些職位可由政務主任、經濟主任（首席經濟主任）、城市規劃師、政府律師和工程師五個公務員職系中具備合適才幹和經驗的人員出任。」（第29段） 那即是說，這邊廂經濟處開設了首席經濟主任一職，那邊廂，人才便調過去創新辦？那經濟處新增的職位，變相為創新辦作嫁衣裳？這實在說不過去。而經濟處也未能承諾他們的人才不會申請創新辦的相關職位。 必須從領導層開始改革 最後要提的是，經濟處過往的表現實在乏善可陳，例如多年來提供予財政預算案的經濟評估均不準確，傳媒曾經廣泛報導（〈預算案年年計錯數〉，《蘋果日報》2016年12月13日）。例如2015-16財政預算案指本地生產總值名義增長預計為2.5%至4.5%，但實際增長是6.1%；至於本地生產總值增長預測為1-3%，實則增長則是2.4%，雖然實則增長在預測範圍內，但預測1-3%範圍之闊難免取巧，反映經濟處領導層的知識面及使用的分析模式、預測模型，已經過時。 事實上，經濟處領導層經常與國際經濟或評級機構有聯繫，的確需要具備國際視野及人脈的外來專才始能勝任，單憑內部晉升未能達致相同水平。整個經濟處的工作也只會因循過往模式，難以突破。會議上，署理政府經濟顧問歐錫熊表明，開設職位是為了顧全士氣，讓同事排隊晉升，也沒有承諾會向外求才，讓人難以接受。 因此，我提出了一項議案，「促請政府盡快在政府以外聘請有較高學歷的經濟專才領導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及擔任政府建議的新設職位，及同時加大力度在私人市場聘請經濟優才，以加強相關的政策研究及經濟分析。」議案獲其他議員支持並已獲得通過。 總結而言，即使經濟處開設更多職位，或把部門首長薪級點再上調，若然只作內部晉升自肥，便只是體現了「柏金遜定律」，對政府的整體表現及香港的長遠競爭力沒多大裨益，惟有從其領導層開始改革，聘請具備高學歷、國際視野及有商界經驗的經濟專才加入，才有望帶領經濟處創出新格局、新視野，發揮更大功用。 註一 ・MITI and the Japanese Economic Miracle, by Chalmers Johnson ・The New Argonauts: Regional Advantage in a Global Economy, by AnnaLee Saxenian ・Start-up Nation -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 by Dan Senor and Saul Singer ・The Limits of Laissez Faire - Hong Kong's Innovation Poli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y D. Fuller ・Run of the Red Queen: Government, Innovation,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by Dan Breznitz ・China's Next Strategic Advantage: From Imitation to Innovation, by Bruce Mckern ・Models of Development, by Lawrence J. Lau

有關推展廣深港高速鐵路西九龍站「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的議案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17 年 11 月 2 日 今天我於立法會就有關推展廣深港高速鐵路西九龍站「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的議案發言，全文如下： 「多謝主席，各位同事早晨，我發言是代表新民黨支持運房局這個議案，以及政府這個『三步走』方案。至於『一地兩檢』及高鐵所帶來的交通便捷，我身旁的易志明議員已經說了很多，所以我不會重複，我想回應一下近日以來辯論中一些對『一地兩檢』不太公平的指控。 第一，我們經常聽到的指控是『一地兩檢』的安排，牽涉『割地賣港』，但其實我們看《基本法》，第一條已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而第七條亦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管理、使用、開發、出租或批給個人、法人或團體使用或開發，其收入全歸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支配』。 主席，這個情況跟回歸前一樣，回歸前，我們的土地名為Crown Land，全屬於我們的宗主國。港府批出的土地均有年期，其實只是批出所謂『買地者』對該幅土地的使用權，所以完全不存在若『一地兩檢』西九站內有一個內地管核區，就等同『割地賣港』的說法。因此，我認為此說法實在有誤導市民，以及無視國家主權之嫌。 第二，我想回應一下『一地兩檢』會破壞『一國兩制』的指控，我認為此等顧慮有誇大之嫌。因為在上週三，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十九大開幕式上的演辭中，史無前例地多次提到國家是多麼重視『一國兩制』，在基於『一國』的原則下，『兩制』可以蓬勃發展。由此證明，『一國兩制』是國家長期的國策，不會隨便改變。我深信透過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的安排，以及人大的授權，一定可以解決內地人員在香港執法的問題。 有些說法則擔心在高鐵站內實施『一地兩檢』後，此般安排便會『遍地開花』，我覺得這擔憂也是誇大其辭。因為各位都知道，實施『一地兩檢』是為了高鐵的便捷，而其他口岸亦一直行之有效，毋須改行『一地兩檢』。所以這是一個相當獨特的安排，有利市民進出內地。我平日接觸的市民亦甚少向我表示非常擔心會出現『遍地開花』的情況，或懼怕有內地公職人員在全港執法。 至於對內地人員在港執法的恐懼，同樣是誇大其辭。如果香港市民真的有此恐懼，每天便不會有大量港人過境。的而且確，現時每天都有大量港人過境工作、營商、學習或旅遊，可見港人對內地執法制度並非如此恐懼。 最後，我想回應一下經濟效益的問題。我不願與陳帆局長爭辯高鐵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到底是2千億、3千億還是2萬億，因為這些數目都只是一個估算，其實際效益要待高鐵通車後才知道。但我深信高鐵開通後，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是以『乘數』計算 (multiplier effect) 。我們不應只著眼於高鐵的票務收入 (直接收益)，同時亦要計算其他間接收益，例如有助帶動香港的經濟增長。我認為西九高鐵站談不上是一個高鐵的樞紐，深圳北站和廣州南站才是高鐵的樞紐，但凡到過這些車站的人都知道它們猶如機場般，乘客可以轉乘多條鐵路。但香港的高鐵站只有一條廣深港鐵路，是連接內地高鐵樞紐 (hub) 的一個spoke。不過，一旦我們沒有這個spoke，便無法接通內地，香港只會變成一個孤島。 有些人建議將高鐵站設於錦上路，以方便新界的居民往返內地。我也不同意這說法，因為它是過於簡化，和錯誤假設日後過境內地的港人全居於新界西或新界東北。其實大家想想香港高鐵通車後，來自世界各地，包括歐美、東南亞的旅客都可以很方便地來到西九，再乘高鐵到達全國各省市、甚至隨着『一帶一路』的推展，延展至東南亞及歐亞國家，所以我相信高鐵日後為香港帶來的機遇將會遠超陳局長目前所估算的2千6百億。 主席，我認為高鐵西九站的發展是關乎香港的未來氣數，如果我們無法通過這個高鐵站，與內地龐大的市場、資源、靠山連接，香港便會變成一個孤島，定必大大削弱香港長遠的兢爭力和機遇。所以，我支持政府這個議案。」

有關推展廣深港高速鐵路西九龍站「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的議案 　   立法會事務 　   2017 年 11 月 1 日 今天我於立法會會議發言反對中止待續議案，支持繼續辯論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有關推展廣深港高速鐵路西九龍站「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的議案。發言全文如下： 「主席，我發言代表新民黨反對由毛孟靜議員提出的中止辯論議案。正如莫乃光議員上星期指出，從回歸以來香港已有一個憲制慣例，即如有重大的政策舉措出爐，政府都會在立法會提出議案作辯論。第一次是1999年5月政府就吳嘉玲居留權案的裁決提請人大釋法前在立法會提出議案。接著 2000年年底，當時社會有聲音質疑《公安條例》是惡法，本人當時作為保安局局長亦在立法會提出議案辯論《公安條例》。隨後，在2002年5月，政府在推出高官問責制前，時任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先生亦提出相關的議案。這些議案皆令正反意見在立法會得到充分表達，並立此存照，加深市民對富有爭議性議題的了解，所以非常有價值。 同時，我不同意因『一地兩檢』在法律上有爭議就不應辯論，其實真相理應愈辯愈明。我亦不同意有議員指由於『一地兩檢』未經全面諮詢就不應全面推展。事實上，香港許多市民基於工作、旅遊或其他原因，都一直期望有更便捷的方法往返內地，對於落實『一地兩檢』安排更是望穿秋水。剛才有議員指出，自2009年政府首次就高鐵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時，經已開始辯論『一地兩檢』議題，至今已有8年時間，所以我認為社會過往已有足夠機會討論，目前實在應該全速推進『一地兩檢』。而經過立法會辯論後，政府便開展『一地兩檢』，讓廣大市民盡早享受高鐵帶來的巨大便利。因此，我反對中止辯論議案。主席，我謹此陳詞。」

增加供應，平抑房價，關顧基層，人人上樓 　   立法會事務 　   2017 年 10 月 30 日 立法會今天召開房屋事務委員會，運房局局長陳帆聯同多名官員出席，解釋行政長官的房屋政策。議員提問的焦點，當然是行政長官日前接受報章訪問時，指現時公屋單位已有76萬個，只需多建4萬個便足夠照顧基層家庭的需要。此80萬公屋單位「封頂論」的理據及數據為何 ? 陳帆局長也無法解釋。結果立法會通過邵家臻議員提出無約束力動議，請政府解釋「80萬」數字背後的理據及數據。 此外有多名議員關注是否真的有大量公屋居民，願意轉購綠置居，讓其單位「流轉」出來予輪候公屋的人士 ; 另外也有多名議員表示，反對房委會於十月實施已修訂的「富戶政策」，擔心政府會透過收緊此政策，逼迫部分公屋租戶轉購綠置居。柯創盛議員則提出動議，要求政府確保繼續興建出租公屋單位，並反對其數量「封頂」，以及兑現公屋輪候冊申請人平均「三年上樓」的承諾。未達到以上目標前，則每年平均供應2萬個新公屋單位，此動議亦獲得通過。可惜最後我們因不夠時間追問陳帆局長關於「首置上車盤」的安排，故此便要求他盡快就該議題，再到立法會作詳細解釋。 聆聽及綜合各方意見後，我認為政府應該兼顧公屋與私樓的居民 : 協助貧窮及最有需要的人士上樓、市民可用合理價錢購買私人房屋，兩項訴求都要兼顧。 至於我提出的房屋政策，十六個字便可概括 :「增加供應，平抑房價，關顧基層，人人上樓。」

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 葉劉淑儀議員就領展議題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17 年 10 月 25 日 新民黨一直關注領展不斷拆售商場的情況。很多已拆售的商場管理質素強差人意，場內植物凋零，十室九空，洗手間無廁紙，有一間甚至整楝改裝租予國際學校，漠視公營房屋居民的需要。領展最近計劃一次過出售旗下17座商場予海外投資者如美國的私募投資公司等，可謂變本加厲。 新民黨自行翻查了兩份與領展相關的居屋屋邨的地契(馬鞍山錦英苑和粉嶺雍盛苑)，當中 錦英苑商場已被領展出售，我們發現其地契清楚列明業主需提供(一)總樓面面積不少於2,360 平方米作零售、餐飲及私家診所用途；(二)39個街市攤檔；(三)一間不少於14間課室的幼稚園及(四)一間不少於24間課室的小學。 據報導粉嶺雍盛苑的商場屬領展打算出售的17座商場之一，其地契指明屋邨範圍內必須有總樓面面積不多於6,700平方米的商業設施、不少於9間課室的幼稚園和兒童及青少年中心等設施，以及不少於9,600平方米的公共空間予屋邨住戶及其訪客享用。由此可見，屋邨商場是主要服務住戶的，業主是不可以為吸引大量邨外訪客到商場消費而將商場大改裝的。 昨日 我在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質詢發展局局長及地政總署署長，政府有否執行這些屋邨的地契條款? 地契有否修改過? 這些屋邨商場的新買家有否申請豁免執行有關條款並已繳交補地價的款項? 會上官員未能即時回答以上的問題，我們要求政府馬上仔細研究相關的地契，希望他們能盡快給我們一個滿意的答覆。如有需要，政府應發聲明提醒領展商場的潛在投資者若買入這些商場後需滿足那些地契條款的要求。 我們亦呼籲投資者在考慮購買領展的股票或與領展合作前，應留意這間公司將商場拆骨並趕走幼稚園、診所等民生設施的這些漠視公營房屋居民需要的行為。

研究撤銷限奶令 　   立法會事務 　   2017 年 10 月 17 日 昨日，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來到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就行政長官日前發表的施政報告作出簡報。在施政報告中，政府似乎有意屈服，於報告內提出檢討限奶令，為期一年。故此，在場的議員紛紛追問陳局長有關細節，並表示十分擔憂。我在會上發言表示， 因內地撤銷了一孩政策， 加上對食物安全的要求越來越高，一旦取消或放寬限奶令，將有可能吸引更多內地人來港搶購奶粉，不單令本地奶粉供應回復緊張，更甚至會對部分地區，如北區等造成滋擾，影響該區居民生活。 當然，代表批發及零售界的邵家輝議員表示，即使撤銷限奶令，本地奶粉的供應也不會受到影響。可是，猶仍記得於13年10月，時任特首梁振英宣布實施限奶令時，當時的奶粉供應商同樣表示供應沒有問題，卻沒有表明奶粉的售價。記得當時奶粉的需求非常殷切，奶粉價格颷升。港媽們為了確保得到奶粉供應，均需加入不同的媽媽會，但同時要接受很多附帶條件，可說是任人宰割。故此，邵家輝議員的解釋並未令人信服。 邵議員又表示，香港是自由市場，不應該有商品受到限制，但我卻指出這說法是不正確的。舉例說，我們日常所吃的食米，就正正受到政府嚴格管制。在《儲備商品條例（Reserved Commodities Ordinance）》中，食米被定為「儲備商品」。儲備商品是指確保有穩定供應及存貨的戰略商品，能應付緊急或短期供應不足的情況，故此無論從入口、貯存、零售及分銷都要受到管制，以免出現囤積居奇而令價格颷升。 目前，本地米商均需要向工業貿易署註冊，無論是進出口及貯存，均需接受相關規定。 另外，急凍及冰鮮的肉類及家禽，都同樣受到進出口條例管制，確保安全衞生，所以不能說自由市場便應不受管制。 為了確保奶粉供應受到完善的法例管制，港媽不再飽受搶購奶粉之苦，我建議政府可嘗試研究，將奶粉與食米一樣，同被列作儲備商品，令奶粉的供應及價格能於政府掌控之中。在確保本地有完善的奶粉供應及監管機制，政府才可考慮撤銷限奶令。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立法會事務 　   2017 年 10 月 11 日 今早(11/10)是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於立法會復會後的第一場會議，選舉正副主席。我十分感謝各位委員的支持，在無任何爭議下自動當選主席，連同副主席的選舉，整個會議只需3分鐘便完成，非常暢順！我榮幸續任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的主席，並會一如以往，維持議員發言與及會議效率的平衡，公道主持會議。

平衡私隱和大數據的應用 　   立法會事務 　   2017 年 7 月 20 日 科技發展為社會各行各業帶來革命性的改變，機構能更輕易有效收集、儲存、連結及分析大量數據。在帶來便利的同時，我們亦不可忘記收集數據會對資料及私隱保障造成的潛在影響。 在星期一舉行的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我們就香港智慧城市發展藍圖進行討論。我雖然支持創新科技的發展，亦認同科技可以改善我們的生活，但如何平衡個人私隱和大數據的運用是我們需要積極探討的議題之一。政府官員表示，在收集數據時，會運用去識別（de-identification）技術將涉及敏感個人資料的部分洗去，會先取得社會共識再推行相關措施。 同時，報告建議設立智慧城市督導委員會，為推行智慧城市發展制定跨部門策略性方向。發展智慧城市需要一個宏觀具有前瞻性的發展策略，涉及的範疇亦十分廣泛，我對委員會是否能有效發揮它的作用有一定的保留。我亦希望政府不要只說不做，要發展智慧城市，應讓本地更多科技人才參與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