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守護本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議案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25 年 2 月 16 日 2月12日，我在立法會大會上，就「守護本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議案發言。 我：主席，多謝何君堯議員提出有關婚姻的議案。這讓我們有機會進行一個文明且理性的辯論。事實上，昨晚我與多位同事收到了一位「重量級人物」的要求，請求我們支持此議案。雖然今年是選舉年，我們都不希望得罪選委，但我已坦白地告訴這位「重量級人物」我很難支持該議案。 我認為該議案存在問題。嚴格來說，中國傳統的婚姻、家庭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1972年，《婚姻制度改革條例》在香港生效，廢除了納妾制度。然而，至今社會上仍存在許多在普通法上被視為 “common law wife”的伴侶，即擁有妻子權利的伴侶。曾國衛局長剛才提到婚姻條文，其實是新中國在破舊立新時引入的新婚姻概念。事實上，中國長期處於「一夫一妻多妾」的制度，因此我們應該說「一夫一妻」是中國共產黨對新社會新中國的一項重要貢獻，而非說是傳統。 至於為何「一夫一妻」制度在香港出現，特別是在第181章《婚姻條例》中出現基督教婚禮或相等的世俗婚禮以及相關的事宜制條文，我有內地朋友在香港結婚，他很喜歡香港婚禮的模式，包括婚姻註冊官宣讀嚴肅的誓言。曾局長提到「一夫一妻、終身相守、排除外人」均屬「西方耶教概念」，而非中國傳統的說法。我認為要「一夫一妻」其實是新中國引進的價值觀，而非傳統中國人對於家庭的看法。 現今社會，很多家庭並非「一夫一妻」，有人不僅有一位正式的配偶，甚至炫耀自己做他人的情婦以獲得大量財富。這些行為對社會造成不良影響，並未弘揚良好價值。所以我並不滿意傳媒大事宣揚。我希望同事們能同意，這些行為對社會產生了負面的文化影響。事實上，社會中仍然有許多人擁有不止一位正式配偶，那我們是否應該完全排擠他們呢？這個問題並非非黑即白，因此我認為這個議案難以執行。特別是當我們說要防範和抵制不良文化時，究竟不良文化是指什麼？作為一名女性，我最反對婚外情。如果黨員有婚外情，我絕不姑息。然而，我們是否要抵制這些情況呢？具體要抵制什麼呢？ 至於同性關係，正如剛才林新強議員所說，法庭應有清晰的裁決，在MK v Government of HKSAR的案件中，上訴庭已明確表示《基本法》37條中的婚姻不包括同性關係。但終審庭在岑子杰(上訴人) 訴 律政司司長的案件當中指出，不應歧視同性關係，政府應提出替代框架，讓同性關係與異性關係享有同樣的福利和權益。正如林新強議員所說，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我們應該尊重終審庭的裁決。

就「全面檢視特區政府資源運用，優化財政結構」議案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25 年 2 月 15 日 2月12日，我在立法會大會上，就「全面檢視特區政府資源運用，優化財政結構」議案發言。 我：多謝主席。感謝黃俊碩議員和鄧家彪議員提出的議案及修正案。多年來，香港擁有龐大的赤字，財政儲備亦不斷減少，這種狀況非常值得政府關注。一方面這違反《基本法》107條，亦削弱了抵禦金融風暴的能力。我很高興看到兩位議員的議案提醒政府在節流方面，不僅是灼眼削減對社會大眾的開支，而是應該檢視政府本身的資源及龐大的開支。正如剛才管浩鳴議員指出，公務員的開支已超過1000億元，這是龐大的開支和編制。目前香港擁有700多萬人口，逾19萬公務員編制，但實質上只有17萬。相較之下，新加坡人口有500多萬，公務員則只有8萬多人。長遠來說，政府是否應該檢討龐大的編制和較高的薪酬呢？事實上，公務員多年來的薪酬按年以百分比不斷上升，已遠高於私人機構。以政務官為例，起薪為61,865元，遠高於如怡和洋行，太古集團和匯豐等私人機構的大企業管理培訓生。管理培訓生與政務官的工作性質相似，但起薪只是3萬多元。若政府只需出4萬多已網羅最佳的畢業生，而加入政府首幾年是受訓，那麼為何受訓的公務員每月61,865元呢？我曾向政府提過應該檢討公務員薪酬，但官方回應是薪酬架構每六年檢討一次，即表示不會貿然檢討。然而，這些薪酬已遠遠與私人市場脫節。例如，行政主任的起薪點為35,080元，而私人機構的行政人員薪酬則是2萬多元。而文書主任為總薪級表第 16點(每月36,850元)至總薪級表第21點(每月47,010元)，但並不需要大學學位。而私人機構的文書主任的薪酬約17,000-18,000元。這些薪酬已經遠高於私人機構，並會影響私人機構聘用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現時有3000多名文書主任。過去在政府就職要「開file」，但相信現時許多工作可以電子處理，是否仍需這麼多文書主任呢？此外，負責翻譯工作的法定語文主任起薪點是32,430元。今時今日，政府應該善用科技，如 “DeepSeek”可以進行英譯中翻譯，效果尤佳。那麼政府是否有需要聘用這麼多法定語文主任或文書主任甚至秘書呢？ 我認為政府需要檢視公營機構開支，不只是一刀切減薪。主要官員薪金約1億元，即使減薪10%，一年節省約1000萬元，節省的公帑有限。我認為，正如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所指，政府要「勇於改革，敢於破局，不斷創新」。因此，公務員事務局要主動檢討龐大的公務員架構的同時，薪酬架構也要檢討，若發現有職系人手過多便要削減。此外，主要官員是否要每人獲安排一位秘書、一位新聞主任、一位工作助理、一位行政助理、一位政治助理呢？再者，官員司機是否應該共用？所有這些都需要檢討，而不只是簡單的減薪。我希望政府可以正視這些過時的安排。

就關於基本人權的司法覆核案件向律政司司長作口頭質詢 　   立法會事務 　   2025 年 1 月 17 日 我：多謝主席。《基本法》第三章訂明了包括基本人權在內一系列香港居民享有的各項基本權利。另一方面，終審法院於2016年就“希慎興業有限公司及其他人訴城市規劃委員會”一案，確立了衡量基本人權的四部曲相稱原則測試，而終審法院於去年在“Nick Infinger及李亦豪訴香港房屋委員會”兩案中，再次確認上述測試。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過去5年，就政府涉嫌過度限制基本人權而入稟法院的司法覆核案件宗數、當中政府勝訴和敗訴的宗數及其所佔百分比，以及政府所招致的法律費用為何(分項列出)；政府就該等敗訴案件所需支付的訟費分別為何；及 二、過去有否出現政府經考慮上述測試後認為勝算不高但仍堅持上訴的案件；如有，政府堅持上訴所考慮的因素為何；政府未來會如何要求有關官員就該等案件敗訴問責？ 律政司司長： 主席,多謝葉議員的提問。律政司審視了相關的紀錄，在剔除與免遣返聲請有關的司法覆核案件後，總結出在過去五年入稟的司法覆核案件中，合共有61宗涉及申請人聲稱政府過度限制基本人權的案件在以上61宗案件中，有14宗(23%)尚等待原訟法庭的判決，有42宗(69%)的案件，屬原訟法庭或上級法庭裁定政府勝訴或裁定政府沒有對基本權利施加不相稱或過度的限制，或申請人撤回其司法覆核申請的案件。有五宗(8%)案件，屬政府被法庭裁定因過度限制基本權利而敗訴，或因政府妥協而和解的案件。 政府就上述案件所招致的法律費用，主要包括處理有關案件的律政司內的員工開支、代表政府一方的外聘大律師（如有的話）的費用，及支付申請人訟費的開支（如適用）。我們沒有備存律政司的員工處理該等案件招致的法律費用數據。根據現有資料，政府需要在上述案件中向代表政府一方的外聘大律師支付的費用按年平均約為港幣3,890,000元，而向申請人支付的訟費按年平均約為港幣119,000元。 一般而言，政府在司法覆核案件獲判勝訴時會獲判訟費，這些訟費由申請人支付，並不一定全數由公帑支付。當政府就個別案件獲法庭判給訟費時，該訟費包括（i）律政司的員工開支（包括專業費用），及（ii）外間法律服務的費用（例如外聘大律師的費用）。在上述61宗案件中，政府合共獲判訟費約為港幣4,150,000元。至於以上提及的五宗結果不利於政府的案件中，政府需要向代表政府一方的外聘大律師支付的費用及向申請人支付的訟費合共約為港幣922,000元。 終審法院確立的「相稱性測試」原則是一個十分複雜的法律概念，目的是判斷不論是行政決定、政策還是法律條文對於人權自由施加的限制是否合理。相關評估涉及四個步驟：（i）施加限制的目的是甚麼?是否一個正當合理的目的；（ii）若然是的話，該措施是否與該目的有邏輯關連；（iii）該措施是否達致該目的之合符比例、不過度方法；以及（iv）該措施所帶來的社會利益，是否與保護個人權利取得合理平衡。在個別案件如何適當運用「相稱性測試」，常常出現極大爭議，並非是非黑即白的簡單法律問題。 每當面對涉及基本人權的司法覆核，律政司必先與相關政策局詳細了解受覆核的決定、政策或法律條文的背景和目的等，經仔細研究法律後才向相關政策局提供法律意見；遇到重大議題時，政府亦會經常徵詢外聘獨立本地或海外大律師的意見。 每一個訴訟的決定及策略，都是在相關政策局諮詢律政司，並經考慮一籃子因素後所作出的決定。準確評估訴訟結果本身已是相當困難；更重要是，勝算只是其中一個，但不是唯一的考慮因素，特別是要顧及整體公眾利益，例如假若司法覆核成功可能所帶來的政治、社會、經濟、以至對運用和分配有限及寶貴公共資源的深遠影響等。 政府所作出的每一個決定、制定的每一項政策(包括經行政會議通過的)，由政府提出經立法會通過的每一條法例，都是事先已經過審慎考慮，亦真誠相信是符合基本人權自由。故此，當遇到司法覆核時，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一般而言，有必要據理力爭，向法庭、市民大眾清楚說明政府的立場。 當然，有一些個案較具挑戰性，但仍有充份理由政府需要在法律程序上堅持到底。首先，就重大議題，必須通過上訴程序，才能取得一個對該爭議具終局性和權威性的定斷。更關鍵是，訴訟最重要除了是結果外，是判決的理由。即使假若法庭最終判政府敗訴，極為重要是必須了解法庭的判決是基於甚麼原因；這對於政府的下一步工作十分重要，政府必須先理解及釐清法庭為何認為某一決定、政策、或法律條文不符合人權要求，才能重新作出決定、制定新政策、或提出立法或修法建議，這是一個負責任政府必需做的事情，否則亦難以向社會大眾、行政會議以及立法會作充分解說。 事實上，即使在過去一些涉及基本人權案件，法庭最終判政府敗訴，但法庭亦從未批評政府濫用法律程序或表現不合理、浪費資源或時間。 在未來，政府在作出任何決定、制定任何政策、提出任何立法建議時，都必然會致力確保符合《基本法》保障的基本人權自由。 多謝主席。 我：主席，我很高興能聽到律政司總結出過去五年入稟的司法覆核案件中，合共有61宗涉及申請人聲稱政府過度限制基本人權的案件。在這61宗案件中，只有五宗(8%)案件，屬政府被法庭裁定因過度限制基本權利而敗訴，或因政府妥協而和解的案件。根據現有資料，政府需要在上述案件中向代表政府一方的外聘大律師支付的費用按年平均約為數百萬港幣，而非數億。當然，我對此感到疑惑。以去年為例，“Nick Infinger及李亦豪訴香港房屋委員會”兩案中聘用的三組律師，包括御用大律師（King’s Counsel）及資深大律師（Senior Counsel）。我知道政府未必會透露此案的律師費用，但若費用按年平均只需數百萬，確實讓我感到意外。因此，我向政府質詢，正如司長剛才提及，一些較複雜的個案以及重大議題必須經過上訴程序，才能取得對該爭議具終局性和權威性的定斷。另外，我注意到最近兩年，司法覆核個案有所下跌，不知是否因為未能申請法律援助。若上訴人因未能申請法律援助，而不能透過司法制度取得終局權威的客觀定斷，律政司是否會擔心這會削弱司法覆核制度呢？ 律政司司長： 多謝主席。就著葉議員的提問，數字的下跌歸因於多種原因，雖然我未有詳細分析原因，但我要重申，法律援助制度並不在律政司的職責範圍之內。根據現行的法援制度，除經濟原因外，還需證明案件具有和可爭辯性。事實上，這並不是一個高門檻，目的是確保香港市民在合理理據下，充分利用法律程序來解決一些法律問題的權利。根據《基本法》，這是享有“access to court”的權利，我相信這個權利現今並未有減少。因此，我不認為因為一些數字上的變化，會削弱香港市民享受享受“access to court”的權利。如今，我們有些較高的法治水平，任何有合理理據的爭議，都應該享有公平的權利，由法庭作出獨立的裁決。

就培育外語人才在立法會會議上向教育局副局長作口頭質詢 　   立法會事務 　   2024 年 11 月 29 日 昨日（11月27日），我在立法會大會上，就培育外語人才向教育局副局長作口頭質詢，以下為我的發言內容。 我：多謝主席。我與劉智鵬教授持相同看法，認為學習外語是一門易學難精的學問。數十多年前，我通過了GCE A Level的法語考試，但現在只會看懂菜單。此外，我在美國留學時修讀了3年的日語，並在國際基督教大學參加了為期6週沉浸式日語課程，但仍然無法熟練運用。因此，我認為要真正掌握一門外語，大學主修或短期交流課程並不足夠。最好能夠提供外語獎學金，讓一些有志於進攻中東市場的人士學習阿拉伯語。 我認為學習一門語言需要理解和融入當地文化。例如，我發現歐洲一些旅遊勝地的高級餐廳為中東遊客提供祈禱空間，餐牌上有阿拉伯語，且餐廳侍應不會說服客人購買高檔酒等。就此，副局長會否考慮提供獎學金，讓有志從事伊斯蘭金融人的士到中東國家學習阿拉伯語及當地文化呢？ 副局長：多謝葉議員的質詢。我同意學習一門語言需要深入了解當地文化，並被語言環境所包圍，這樣才能達到一個理想的學習效果。現時，我們的大學課程已經提供了一些交流和實習機會，讓學生修讀外語。正如剛才回應另一位議員的質詢，在初中階段我們會提供該語言的課程，到大學時便可開設葉議員提到的伊斯蘭金融課程。現時，浸會大學和香港大學的專業進修學院等亦有提供阿拉伯語相關課程。與此同時，我們會考慮安排更多此類課程，並鼓勵教資會提供更多資源給這些大學，以增加這類交流活動的機會。

就2024年施政報告致謝議案第一節辯論在立法會會議上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24 年 11 月 14 日 11月13日，我在立法會會議上就2024年施政報告致謝議案第一節辯論在立法會會議上發言，以下為我的發言內容。 我：多謝主席，我發言支持李慧琼議員提出的致謝議案。我亦感謝行政長官提交了一份內容豐富和全面的施政報告。這是行政長官在歷史性的一刻提交的第三份施政報告。 首先，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週年，並見證了改革開放40年後經濟發展所創造的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跡。其次，今年也是一個歷史性年份，正如很多議員同事指出香港完成了基本法23條的立法，履行了憲制責任。香港已完成了國安法的立法機制，填補了所有漏洞，並擁有了有效的執行機制，使香港能夠有條件由亂及治，由治及興。 第三，三中全會在7月18日通過了第三個《決定》。這個《決定》共有15個部分，提及香港的部分在第27段。當中，中央賦予香港的兩大使命是：第一，香港和澳門要在國家對外開放中發揮更好的作用；第二，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強化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 施政報告中有很多篇幅講述粵港澳大灣區的合作，我要特別讚揚的是，在施政報告發表前，特區政府於10月9日與國家商務部成功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服務貿易協定》的第二份修訂（《修訂協議二》）。這個修訂為香港的服務業進入內地市場打開了更大的門戶，在大部分服務領域取消香港服務提供者須在香港從事實質性經營三年的年期規定，並放寬了港資股權比例和業務範圍的限制。並新增了「港資港法」和「港資港仲裁」作為便利香港投資者的措施。我認為這對於吸引外資利用香港作為進入大灣區的跳板非常有利。 影視業方面，新的措施取消香港服務提供者不得投資電影製作的限制；以及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經內地主管部門批准設立的發行公司，精英以買斷形式引進的香港電影的發行業務。我認為這對於香港優秀電影進入內地市場非常有幫助。雖然近來有些電影院結業，但最近亦有幾部本港產片破了票房紀錄，口碑和票房良好。 然而，有業界向我反映，希望特區政府關注本地網媒進入內地經營問題。我認為若他們願意接受內地的規管要求，甚至願意合資經營模式，不但能讓廣告收益增加，還可讓內地同胞對香港有更真實的了解。眾所周知，小紅書常有涉港的誤傳消息，例如小紅書不時有報道「香港永居身份的重磅消息」，其實並不準確。相信曾局長（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亦對此有所了解。 接著，我認為香港在國家對外開放中可以發揮更好的作用。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對於香港的硬件建設，例如強化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航運中心、貿易中心和金融業的互聯互通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希望未來的施政報告對於香港在非物質條件方面（即是更多強調香港的國際多元包容文化），可以協助國家與國際社會接軌。藉此，我希望向曾局長建議包容不同傾向的群體，包括不同性傾向人士。根據基本法第三十七條，同性婚姻合法化違反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但在2023年9月5日，為了保護平等權利，香港終審法院裁定，政府有憲法義務提供「替代法律框架」以承認同性伴侶關係。至今已過去一年多，我亦以書面形式質詢過，但得到的回覆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諮詢各部門。時隔一年，希望曾局長能早日完成部門諮詢，向立法會和市民交代取代機制的進展。 除此之外，香港在人權保障方面的狀況非常好，我們簽署了多個國際人權條約，不論是勞工條約，還是各類保障人權的條約都比很多亞洲國家多。我了解到政務司司長到訪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說明香港在保障人權方面的成就，希望日後對香港保障人權方面的成就多加宣傳。 其次，香港的言論自由狀況亦良好，現時，許多國際傳媒亦在香港運作，2019年後的狀態繼續維持不變。據我所知，有些國際傳媒縮減在香港的人員是源於抗疫時出外旅行時的限制。就此，我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宣傳並在幫助國家對外開放方面做得更好。我認為，由於香港與國際接軌的文化和價值觀對於招商引資有很大幫助，所以除了宣傳硬件建設，亦要宣傳香港的軟實力。我謹此陳詞。

就發展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在立法會會議上向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副局長作口頭質詢 　   立法會事務 　   2024 年 10 月 31 日 10月30日，我在立法會大會上，就發展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向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副局長作口頭質詢，以下為我的發言內容。 我：多謝主席。剛才林琳議員提到香港越來越多私人收藏家和年輕的藝術家，我認為這有助於香港發展成為一個藝術品拍賣中心。同時，由於租金下降，吸引了許多畫廊及在香港設立著名的拍賣行。但是，我認為還需要吸引更多來自歐洲的藝術品來港拍賣。 我留意到意大利貴族卡米拉王妃（Princess Camilla）在9月訪港，並拍賣了一幅梵高的名畫，最終以三千二百萬美元（港幣2.15億元）成交，我認為這是一個不錯的成績。就此，我想向劉副局長質詢，香港既有優良的稅務條件，也有許多拍賣行選擇在香港落腳，是否應該在歐洲進行更多宣傳工作？ 眾所周知，香港在歐洲有兩個經貿辦，位於布魯塞爾，及倫敦。就此，我認為政府應該鼓勵更多歐洲收藏家將名畫拿到香港拍賣，從而增加香港的稅收。 副局長：香港擁有低稅制的優勢，相較其他地區或國家而言，香港沒有銷售稅、消費稅、增值稅及出入口稅等。所以，在香港進行藝術品交易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日後，香港會繼續向不同地區，包括葉議員提及的歐洲地區，推廣香港在藝術品拍賣及交易方面的優勢。尤其是在機場管理局及西九管理局落實有關藝術品產業生態圈建設後，將會更加大力向不同地區推廣。就此，特區政府亦會全力支持。多謝主席。

就「跟進新來港人才融入香港措施」議案在立法會會議上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24 年 10 月 28 日 10月24日，我在立法會大會上，就「跟進新來港人才融入香港措施」議案發言。 主席，首先感謝尚海龍議員提出協助新來港人士融入香港的議案，並感謝各位議員提出的建議。以下，我將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分享一些真實經驗。 事實上，與過往的優才和專才計劃不同，透過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高才通計劃」）入境人士並不需要擁有一份職業就能來香港。因此，來港人士不一定能留下或融入社會，也未必適合留在香港。很多來港人士其實都是碰碰運氣。舉幾個例子：我曾經幫助一位在羅馬一所名校就讀意大利文學但丁「神曲」博士的女士。我認為她找工作並不容易，但因為她的意大利文非常好，我便建議她到意大利商會工作。另一位來自復旦大學，有投資銀行經驗人士告訴我，他僅用一天就拿到了入境證並來到了香港。比拿到雙程證速度還快。他還計劃在香港購置高檔物業，如羅便臣道的住宅。我認為這類人士會留港投資、經商。 此外，還有一位來自北京大學博士學位的優才生從深圳來港，他在入境處領取臨時身份證後，由於尚未決定選擇什麼工作，很快就回深圳了。還有一些人士認為香港最大的吸引力是將子女送到國際學校讀書。由於每間國際學校都有自己的管製架構，要求國際學校讓新來港人士優先入學確有難度。目前，除了英基等傳統國際學校，香港還有許多其他私人的國際學校，如Wycombe Abbey School Hong Kong、Malvern College Hong Kong、Harrow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等。 這些人士還提到，他們會自行申請一些自資大學的學士學位，以學生身份留港。我同意特首提到要「多多益善」，並不論國籍、宗教信仰等，對放寬人才入境計劃表示歡迎。然而，我認為對他們的幫助應該是有限度的。優才不需要保姆式的幫忙，過往的例子也證明了這一點。還記得過去有許多人才是通過游泳或爬山來港，憑藉自己的努力適應香港這個社會，並獲得成功。 我相信各位議員也會收到很多個案。雖然應該幫助他們，但必須有實際和合理的期望。我不認為每個入境人士都會扎根香港，但歡迎他們扎根，並給予他們一些機會尋找合適的崗位和生活方式。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要做保姆提供全方位服務，這可能會引起本地畢業生的不滿，抱怨政府不幫助他們找工作和住所。我不贊成這種過於依賴政府的心態。 主席，我僅此發言，希望各位議員對於協助新來港人士定居香港有合理的期望。

【支持《2024年差餉（修訂）條例草案》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24 年 10 月 24 日 10月23日，我在立法會大會上，就《2024年差餉（修訂）條例草案》恢復二讀發言。 主席，首先我要申報，我的利益可能會受損，因為本人持有一些住宅物業，會受累進差餉制度的影響。但為了公眾利益，我會支持《2024年差餉（修訂）條例草案》。 關於累進差餉制度，我有幾個疑問。首先，累進差餉制度和酒店稅是政府財政整合計劃的一部分，希望用以減少財政赤字。剛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亦有提到，累進差餉制度預計每年帶來約8億元額外收入，但開支也要幾千萬。資源方面，推行累進差餉制度的資源牽涉經常性開支，我對此表示疑惑。剛才提及的增加稅務收入涉及的額外行政費用昂貴，我希望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能就此調整行政費用，以及就增加人手作出回應。 財政赤字方面，特區政府於2024年9月30日公布，本財政年度首5個月（即截止今年8月31日），計入發行政府債券所得249億港元收入及償還政府債券78億港元的本金後，錄得1,839億港元赤字。政府債項為211,194百萬港元，而財政儲備跌至5, 507億港元。這些數字令人擔憂，我希望特區政府能在3年內達到收支平衡。 雖然我支持特區政府為了公眾利益修改法例，但若只是收到8億元累進差餉稅項，連同增加酒店稅，對於旅遊業復甦中的酒店業以及過夜客會造成負面影響。事實上，這樣的財政整合措施對減低財政赤字有何幫助？就此，我向特區政府質詢是否有其他措施達到開源和節流的效果。 另外，我對謝偉銓議員的發言表示認同，同樣希望特區政府能夠提供更多最新市場的分析和未來物業市場發展情況的原始數據。例如，剛剛有議員提出，今次增加累進稅是一刀切的，不論是自住還是公司形式持有物業出租，我都希望政府可以提供相關數據。的確，從前樓價低時有市民會買入許多樓宇，現在樓價回升這些樓宇可能已變成豪宅。其實退休人士沒有很多真正的入息，那麼這些所謂的豪宅有多少是用來自住、以租養老，有多少是由大企業持有？我希望特區政府將來能夠提供相關數字。 我認為當經濟環境復甦時，特區政府可以參考這些數據作調整。其實全世界亦是如此。例如英國工黨政府稱，將於10月30日公布工黨政府上台後的首份財政預算案，據說包括針對向有資產的人士加稅。事實上，這些措施會影響市民勤奮工作，或企業增加收入的意欲，這樣的稅收效果不佳，甚至會導致個人或企業想辦法避稅或離開某個管轄區。眾所周知，香港不同於英國，不會像英國政府那樣大幅增加稅收。我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就此作考慮，不參考奉行社會主義政黨的後塵，不斷向收入較高的人士徵稅，導致有能力的人士創造財富的意欲下降。 我謹此陳辭，並會支持修訂《2024年差餉（修訂）條例草案》。

就「推動粵港合作，鞏固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地位」議案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修正案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24 年 7 月 8 日 7月4日，我在立法會會議上，就嚴剛議員提出的「推動粵港合作，鞏固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地位」議案提出修正案。以下為我的發言內容。 我：多謝主席，我感謝嚴剛議員提出的議案，藉此提醒政府，香港雖然在國家「十四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中定位為國際航運中心，但是香港仍面臨許多危機。2023年數據顯示，香港港口貨物吞吐量跌至1434萬個標準箱(TEU)，就此，運輸及物流局局長表示香港吞吐量雖然下跌一位，但仍在第十位，我認為局長不必為此爭執，相反，我們更應該關注香港的前景。 另有分析顯示，如梅農經濟 “Menon Economics” 聯同國際船級社協會“DNV” 發布的《世界領先海事之都》2024研究報告 (Leading Maritime Capitals of The World Report) (簡稱“LMC報告”) ，這項調研是通過評估貨物吞吐量及五大支柱領域的指標來評價世界海事城市，包括航運中心、海事金融及法律、海運技術的應用、港口與物流、吸引力與競爭力等等。從LMC報告上看，香港排名全球第12位，儘管如此，香港在科技及使用綠色化燃料方面遠遠落後。我知道政府正修改法例以致力推廣船隻使用綠色燃料，但此舉已落後。 除此之外，由於香港跟貨源距離遠，收費高，導致香港港口缺乏吸引力和競爭力。我認為政府必須正視這些問題。剛才嚴剛議員的發言亦凸顯了香港在競爭力上的問題。就此，我認為政府公布的《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綱領》用意雖好，但並不足夠。香港面臨的種種問題，當中有些是政府無法控制的，例如貨櫃碼頭的費用冠絕全球。不像新加坡有法定的港口管理局，香港貨櫃碼頭的四大營運商都是私人企業，政府難以介入收費。正如嚴剛議員指出，貨櫃運費高是影響香港競爭力的因素之一。 此外，有報導指出全球三大航運界聯盟，包括海洋聯盟“Ocean Alliance”, “The Alliance”, “Gemini Alliance”都有跡象不再停泊香港在內的港口。由於地緣政治關係，產業鏈正在重組，正因如此，船公司會選擇規模大、效率高的港口，如嚴剛議員提到的南沙、廣州、蛇口、上海等。相較而言，有報告指出香港的優勢在於效率高，船運的轉運速度快，如：冷鏈、鮮花、食物、藥物等。雖然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提到香港是自由港，但若沒有貨物來港亦無濟於事。更嚴峻的是，因為貿易戰，美國隨時會加徵關稅，越來越多生產會移往東南亞。我認為這問題需要重視。政府熱衷顧問研究，就此，我建議政府應找專家顧問撰寫報告，以研究香港應如何長遠發展。雖然私人營運商的碼頭地契2047年到期，但政府要提前規劃，怎樣善用空置的貨櫃碼頭用地或協助營運商升級轉型，或者成立一個由政府牽頭的法定港口管理局，以提升香港的長遠競爭力。我希望政府深思，多謝。

就「落實『香港無處不旅遊』理念，發展香港盛事經濟」議案在立法會會議上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24 年 6 月 16 日 在2024年6月1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我就落實『香港無處不旅遊』理念，發展香港盛事經濟」議案發言，提倡政府爭取邀請更多內地頂流歌星來港開辦演唱會、推動島嶼遊、山徑遊、宣傳香港美食及酒吧，從而帶動香港經濟。以下為我的發言內容。 我：主席，我發言支持陸瀚民議員的議案及其他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感謝陸瀚民議員提出「香港無處不旅遊」理念，七位同事亦百花齊放地提出了很多有趣的建議。 我想藉此機會再次促請政府加緊推動我於上星期立法會會議的口頭質詢環節中就發展島嶼旅遊提出的建議。美麗的小島是香港天然資源之一，這對於來自烏魯木齊、山西、陝西等內地旅客頗具吸引力。若做好碼頭規劃和增加基建設施，加強離島的旅客接待能力，我相信島嶼遊值得政府進一步對外推廣。 亦有同事提出如山徑遊等以運動為主題的建議。香港山水兼備，相信劉副局長亦知道，香港的行山徑其實深受旅客歡迎。我在半山行山徑晨運時，經常遇到許多來自內地的背包客。我認為政府可以舉辦一些活動吸引旅客來港遠足郊遊。比方說，政府可考慮並以獎勵形式，吸引旅客到更多香港的行山徑行山，從而吸引更多旅客。換句話說，行山是一種節儉的旅遊模式，旅客並不需要過夜。 剛才楊永杰議員提到的「搶明星」、「搶歌星」值得政府考慮。過往，社會經常糾纏未能請到Taylor Swift，但其實政府沒有問，沒有爭。就此，我認為仍有很多明星、歌星值得政府爭取，例如韓國BLACKPINK、內地頂流歌星、如楊永杰議員剛提到的華晨宇，以及還有許多內地頂流歌星值得政府爭取。我留意到2023年澳門舉辦的「灣區升明月」演唱會，成功邀請到內地頂流到澳門表演，例如肖戰，其內地應援會亦有前來。另一方面，澳門威尼斯人酒店爭取到《這就是街舞6》的決賽，並邀請到王一博來跳舞，及其應援會亦有前來。就此，政府有否考慮邀請內地頂流來港。若成功邀請內地頂流來港，其應援會也會前來，並會在港逗留數日，以此帶動香港酒店業。我曾經向澳門娛樂業朋友詢問為何請到香港明星，如張學友。對方稱香港明星的代理是香港人，只是政府沒有聯繫。我不是叫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直接打電話給明星，但政府可以接觸中介及娛樂公司，找到娛樂界領軍人物來港表演。一連串的演唱會一定可以幫補香港經濟，包括酒店業的發展。 除此之外，剛才同事提到運動業的重要性，例如球賽等活動能吸引大量高消費者來港。我認為當局應在這方面多加考慮。飲食業方面，香港在價錢方面很難取勝。相信劉副局長亦留意到最近發布的“World's Top 20 Restaurants”，香港有餐廳排名20，相較之下，新加坡並沒有餐廳入圍，我認為這是香港的成就。同時，香港的酒吧業亦值得表揚，雖然全球最美酒吧平分在歐洲，但香港的優勢在於酒吧非常集中，如Soho、蘭桂坊、尖沙咀。對於喜愛「Bar Hopping」（即到一家又一家酒吧喝酒）的人來說，香港的酒吧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