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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正清與漢學研究機構化 /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ions under John King Fairbank
立法會事務
2024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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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代，國際形勢出現重大變化。隨着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勢力加速擴張，加上英、法等盟友為顧及自身在遠東的利益，在對華政策上開始與美國分歧。這種美國外交史上的罕見現象刺激了美國學術界對中國的興趣。有鑑於此，費正清從中國回美不久旋即運用哈佛的人力物力，籌備建立中國研究基地。
1955 年，哈佛獲福特基金會提供資助研究中國經濟，費正清得以和同事在哈佛成立東亞研究中心，即後來的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中心當時有3 項急切的任務，除要兼顧日常研究工作，一方面要編輯中文資料，為學術界建立中文資料庫並提供書目摘要；另一方面亦致力培養更多中國專家，以促進兩國外交關係的良性互動。
在他的指導下，哈佛誕生了大批「哈佛學派」的中國問題專家。他們直接參與制訂美國對華外交政策，影響中美關係走向；更積極去到其他大學推動東亞學系發展，使美國漢學研究成為影響深遠、碩果纍纍的學科。
為進一步促進美國漢學研究發展，費正清在1967 年的東方學家國際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幫忙組建現代中國部，以加強美國各機構在漢學研究上的合作。
可以說，1936 年至1977 年間，費正清推動美國漢學界對傳統的歐洲漢學進行現代化改造。得益於他的不懈努力，漢學研究在美國獲得廣泛支持。據統計，1958 年至1970 年間，漢學研究項目至少獲得逾7 億美元的財政資助，這段時期亦被外界認為是美國漢學發展的黃金十年。
費正清作為美國現代漢學的奠基人，他不但透過學術研究影響了美國主流社會對中國的態度及華府對華政策的取向，更促進了美國漢學研究的機構化，使兩國得以建立恆常的學術交流渠道，對促進兩國關係發展，可謂貢獻良多。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ions under John King Fairbank
In the 1950s, major changes took place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With the communist forces led by the Soviet Union accelerating expansion, and allies like the UK and France beginning to diverge from the US in their China policies due to their own interests in the Far East, this rare phenomenon in US diplomatic history stimulated academic interest in China. In view of this, John King Fairbank, shortly after returning to the US from China, soon mobilized Harvard's manpower and resources to establish a base for Chinese studies.
In 1955, with funding from the Ford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economy, Fairbank and his colleagues established th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at Harvard, later known as the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center had 3 urgent tasks at the time - in addition to regular research work, it compiled Chinese materials to build a Chinese database for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provide bibliographic abstracts; it also sought to train more China experts to promote positive interaction in Sino-US diplomatic relations.
Under his guidance, Harvard bred a large number of "Harvard School" experts on Chinese issues. They directly participated in formulating US China policy and influenced the direction of Sino-US relations; they also active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departments at other universities, making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S a far-reaching and fruitful discipline.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in the US, Fairbank helped establish the Modern China section at the 1967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Sinological research among US institutions.
It can be said that from 1936 to 1977, Fairbank modernized traditional European Sinology and promoted its Americanization. Thanks to his tireless efforts, Chinese studies gained widespread support in the US. It is estimated that Sin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s alone received over $700 million in financial support between 1958 and 1970, a period widely regarded as the golden decad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in the US.
As the founder of modern Sinology in the US, Fairbank not only influenced mainstream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and the orientation of Washington's China policy through academic research, but also promote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S, establishing regular academic exchange channel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contributing greatly to promoting bilater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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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11月27日），我在立法會大會上，就培育外語人才向教育局副局長作口頭質詢，以下為我的發言內容。
我：多謝主席。我與劉智鵬教授持相同看法，認為學習外語是一門易學難精的學問。數十多年前，我通過了GCE A Level的法語考試，但現在只會看懂菜單。此外，我在美國留學時修讀了3年的日語，並在國際基督教大學參加了為期6週沉浸式日語課程，但仍然無法熟練運用。因此，我認為要真正掌握一門外語，大學主修或短期交流課程並不足夠。最好能夠提供外語獎學金，讓一些有志於進攻中東市場的人士學習阿拉伯語。
我認為學習一門語言需要理解和融入當地文化。例如，我發現歐洲一些旅遊勝地的高級餐廳為中東遊客提供祈禱空間，餐牌上有阿拉伯語，且餐廳侍應不會說服客人購買高檔酒等。就此，副局長會否考慮提供獎學金，讓有志從事伊斯蘭金融人的士到中東國家學習阿拉伯語及當地文化呢？
副局長：多謝葉議員的質詢。我同意學習一門語言需要深入了解當地文化，並被語言環境所包圍，這樣才能達到一個理想的學習效果。現時，我們的大學課程已經提供了一些交流和實習機會，讓學生修讀外語。正如剛才回應另一位議員的質詢，在初中階段我們會提供該語言的課程，到大學時便可開設葉議員提到的伊斯蘭金融課程。現時，浸會大學和香港大學的專業進修學院等亦有提供阿拉伯語相關課程。與此同時，我們會考慮安排更多此類課程，並鼓勵教資會提供更多資源給這些大學，以增加這類交流活動的機會。
11月13日，我在立法會會議上就2024年施政報告致謝議案第一節辯論在立法會會議上發言，以下為我的發言內容。
我：多謝主席，我發言支持李慧琼議員提出的致謝議案。我亦感謝行政長官提交了一份內容豐富和全面的施政報告。這是行政長官在歷史性的一刻提交的第三份施政報告。
首先，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週年，並見證了改革開放40年後經濟發展所創造的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跡。其次，今年也是一個歷史性年份，正如很多議員同事指出香港完成了基本法23條的立法，履行了憲制責任。香港已完成了國安法的立法機制，填補了所有漏洞，並擁有了有效的執行機制，使香港能夠有條件由亂及治，由治及興。
第三，三中全會在7月18日通過了第三個《決定》。這個《決定》共有15個部分，提及香港的部分在第27段。當中，中央賦予香港的兩大使命是：第一，香港和澳門要在國家對外開放中發揮更好的作用；第二，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強化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
施政報告中有很多篇幅講述粵港澳大灣區的合作，我要特別讚揚的是，在施政報告發表前，特區政府於10月9日與國家商務部成功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服務貿易協定》的第二份修訂（《修訂協議二》）。這個修訂為香港的服務業進入內地市場打開了更大的門戶，在大部分服務領域取消香港服務提供者須在香港從事實質性經營三年的年期規定，並放寬了港資股權比例和業務範圍的限制。並新增了「港資港法」和「港資港仲裁」作為便利香港投資者的措施。我認為這對於吸引外資利用香港作為進入大灣區的跳板非常有利。
影視業方面，新的措施取消香港服務提供者不得投資電影製作的限制；以及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經內地主管部門批准設立的發行公司，精英以買斷形式引進的香港電影的發行業務。我認為這對於香港優秀電影進入內地市場非常有幫助。雖然近來有些電影院結業，但最近亦有幾部本港產片破了票房紀錄，口碑和票房良好。
然而，有業界向我反映，希望特區政府關注本地網媒進入內地經營問題。我認為若他們願意接受內地的規管要求，甚至願意合資經營模式，不但能讓廣告收益增加，還可讓內地同胞對香港有更真實的了解。眾所周知，小紅書常有涉港的誤傳消息，例如小紅書不時有報道「香港永居身份的重磅消息」，其實並不準確。相信曾局長（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亦對此有所了解。
接著，我認為香港在國家對外開放中可以發揮更好的作用。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對於香港的硬件建設，例如強化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航運中心、貿易中心和金融業的互聯互通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希望未來的施政報告對於香港在非物質條件方面（即是更多強調香港的國際多元包容文化），可以協助國家與國際社會接軌。藉此，我希望向曾局長建議包容不同傾向的群體，包括不同性傾向人士。根據基本法第三十七條，同性婚姻合法化違反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但在2023年9月5日，為了保護平等權利，香港終審法院裁定，政府有憲法義務提供「替代法律框架」以承認同性伴侶關係。至今已過去一年多，我亦以書面形式質詢過，但得到的回覆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諮詢各部門。時隔一年，希望曾局長能早日完成部門諮詢，向立法會和市民交代取代機制的進展。
除此之外，香港在人權保障方面的狀況非常好，我們簽署了多個國際人權條約，不論是勞工條約，還是各類保障人權的條約都比很多亞洲國家多。我了解到政務司司長到訪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說明香港在保障人權方面的成就，希望日後對香港保障人權方面的成就多加宣傳。
其次，香港的言論自由狀況亦良好，現時，許多國際傳媒亦在香港運作，2019年後的狀態繼續維持不變。據我所知，有些國際傳媒縮減在香港的人員是源於抗疫時出外旅行時的限制。就此，我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宣傳並在幫助國家對外開放方面做得更好。我認為，由於香港與國際接軌的文化和價值觀對於招商引資有很大幫助，所以除了宣傳硬件建設，亦要宣傳香港的軟實力。我謹此陳詞。
10月30日，我在立法會大會上，就發展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向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副局長作口頭質詢，以下為我的發言內容。
我：多謝主席。剛才林琳議員提到香港越來越多私人收藏家和年輕的藝術家，我認為這有助於香港發展成為一個藝術品拍賣中心。同時，由於租金下降，吸引了許多畫廊及在香港設立著名的拍賣行。但是，我認為還需要吸引更多來自歐洲的藝術品來港拍賣。
我留意到意大利貴族卡米拉王妃（Princess Camilla）在9月訪港，並拍賣了一幅梵高的名畫，最終以三千二百萬美元（港幣2.15億元）成交，我認為這是一個不錯的成績。就此，我想向劉副局長質詢，香港既有優良的稅務條件，也有許多拍賣行選擇在香港落腳，是否應該在歐洲進行更多宣傳工作？
眾所周知，香港在歐洲有兩個經貿辦，位於布魯塞爾，及倫敦。就此，我認為政府應該鼓勵更多歐洲收藏家將名畫拿到香港拍賣，從而增加香港的稅收。
副局長：香港擁有低稅制的優勢，相較其他地區或國家而言，香港沒有銷售稅、消費稅、增值稅及出入口稅等。所以，在香港進行藝術品交易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日後，香港會繼續向不同地區，包括葉議員提及的歐洲地區，推廣香港在藝術品拍賣及交易方面的優勢。尤其是在機場管理局及西九管理局落實有關藝術品產業生態圈建設後，將會更加大力向不同地區推廣。就此，特區政府亦會全力支持。多謝主席。
10月24日，我在立法會大會上，就「跟進新來港人才融入香港措施」議案發言。
主席，首先感謝尚海龍議員提出協助新來港人士融入香港的議案，並感謝各位議員提出的建議。以下，我將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分享一些真實經驗。
事實上，與過往的優才和專才計劃不同，透過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高才通計劃」）入境人士並不需要擁有一份職業就能來香港。因此，來港人士不一定能留下或融入社會，也未必適合留在香港。很多來港人士其實都是碰碰運氣。舉幾個例子：我曾經幫助一位在羅馬一所名校就讀意大利文學但丁「神曲」博士的女士。我認為她找工作並不容易，但因為她的意大利文非常好，我便建議她到意大利商會工作。另一位來自復旦大學，有投資銀行經驗人士告訴我，他僅用一天就拿到了入境證並來到了香港。比拿到雙程證速度還快。他還計劃在香港購置高檔物業，如羅便臣道的住宅。我認為這類人士會留港投資、經商。
此外，還有一位來自北京大學博士學位的優才生從深圳來港，他在入境處領取臨時身份證後，由於尚未決定選擇什麼工作，很快就回深圳了。還有一些人士認為香港最大的吸引力是將子女送到國際學校讀書。由於每間國際學校都有自己的管製架構，要求國際學校讓新來港人士優先入學確有難度。目前，除了英基等傳統國際學校，香港還有許多其他私人的國際學校，如Wycombe Abbey School Hong Kong、Malvern College Hong Kong、Harrow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等。
這些人士還提到，他們會自行申請一些自資大學的學士學位，以學生身份留港。我同意特首提到要「多多益善」，並不論國籍、宗教信仰等，對放寬人才入境計劃表示歡迎。然而，我認為對他們的幫助應該是有限度的。優才不需要保姆式的幫忙，過往的例子也證明了這一點。還記得過去有許多人才是通過游泳或爬山來港，憑藉自己的努力適應香港這個社會，並獲得成功。
我相信各位議員也會收到很多個案。雖然應該幫助他們，但必須有實際和合理的期望。我不認為每個入境人士都會扎根香港，但歡迎他們扎根，並給予他們一些機會尋找合適的崗位和生活方式。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要做保姆提供全方位服務，這可能會引起本地畢業生的不滿，抱怨政府不幫助他們找工作和住所。我不贊成這種過於依賴政府的心態。
主席，我僅此發言，希望各位議員對於協助新來港人士定居香港有合理的期望。
10月23日，我在立法會大會上，就《2024年差餉（修訂）條例草案》恢復二讀發言。
主席，首先我要申報，我的利益可能會受損，因為本人持有一些住宅物業，會受累進差餉制度的影響。但為了公眾利益，我會支持《2024年差餉（修訂）條例草案》。
關於累進差餉制度，我有幾個疑問。首先，累進差餉制度和酒店稅是政府財政整合計劃的一部分，希望用以減少財政赤字。剛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亦有提到，累進差餉制度預計每年帶來約8億元額外收入，但開支也要幾千萬。資源方面，推行累進差餉制度的資源牽涉經常性開支，我對此表示疑惑。剛才提及的增加稅務收入涉及的額外行政費用昂貴，我希望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能就此調整行政費用，以及就增加人手作出回應。
財政赤字方面，特區政府於2024年9月30日公布，本財政年度首5個月（即截止今年8月31日），計入發行政府債券所得249億港元收入及償還政府債券78億港元的本金後，錄得1,839億港元赤字。政府債項為211,194百萬港元，而財政儲備跌至5, 507億港元。這些數字令人擔憂，我希望特區政府能在3年內達到收支平衡。
雖然我支持特區政府為了公眾利益修改法例，但若只是收到8億元累進差餉稅項，連同增加酒店稅，對於旅遊業復甦中的酒店業以及過夜客會造成負面影響。事實上，這樣的財政整合措施對減低財政赤字有何幫助？就此，我向特區政府質詢是否有其他措施達到開源和節流的效果。
另外，我對謝偉銓議員的發言表示認同，同樣希望特區政府能夠提供更多最新市場的分析和未來物業市場發展情況的原始數據。例如，剛剛有議員提出，今次增加累進稅是一刀切的，不論是自住還是公司形式持有物業出租，我都希望政府可以提供相關數據。的確，從前樓價低時有市民會買入許多樓宇，現在樓價回升這些樓宇可能已變成豪宅。其實退休人士沒有很多真正的入息，那麼這些所謂的豪宅有多少是用來自住、以租養老，有多少是由大企業持有？我希望特區政府將來能夠提供相關數字。
我認為當經濟環境復甦時，特區政府可以參考這些數據作調整。其實全世界亦是如此。例如英國工黨政府稱，將於10月30日公布工黨政府上台後的首份財政預算案，據說包括針對向有資產的人士加稅。事實上，這些措施會影響市民勤奮工作，或企業增加收入的意欲，這樣的稅收效果不佳，甚至會導致個人或企業想辦法避稅或離開某個管轄區。眾所周知，香港不同於英國，不會像英國政府那樣大幅增加稅收。我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就此作考慮，不參考奉行社會主義政黨的後塵，不斷向收入較高的人士徵稅，導致有能力的人士創造財富的意欲下降。
我謹此陳辭，並會支持修訂《2024年差餉（修訂）條例草案》。
7月4日，我在立法會會議上，就嚴剛議員提出的「推動粵港合作，鞏固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地位」議案提出修正案。以下為我的發言內容。
我：多謝主席，我感謝嚴剛議員提出的議案，藉此提醒政府，香港雖然在國家「十四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中定位為國際航運中心，但是香港仍面臨許多危機。2023年數據顯示，香港港口貨物吞吐量跌至1434萬個標準箱(TEU)，就此，運輸及物流局局長表示香港吞吐量雖然下跌一位，但仍在第十位，我認為局長不必為此爭執，相反，我們更應該關注香港的前景。
另有分析顯示，如梅農經濟 “Menon Economics” 聯同國際船級社協會“DNV” 發布的《世界領先海事之都》2024研究報告 (Leading Maritime Capitals of The World Report) (簡稱“LMC報告”) ，這項調研是通過評估貨物吞吐量及五大支柱領域的指標來評價世界海事城市，包括航運中心、海事金融及法律、海運技術的應用、港口與物流、吸引力與競爭力等等。從LMC報告上看，香港排名全球第12位，儘管如此，香港在科技及使用綠色化燃料方面遠遠落後。我知道政府正修改法例以致力推廣船隻使用綠色燃料，但此舉已落後。
除此之外，由於香港跟貨源距離遠，收費高，導致香港港口缺乏吸引力和競爭力。我認為政府必須正視這些問題。剛才嚴剛議員的發言亦凸顯了香港在競爭力上的問題。就此，我認為政府公布的《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綱領》用意雖好，但並不足夠。香港面臨的種種問題，當中有些是政府無法控制的，例如貨櫃碼頭的費用冠絕全球。不像新加坡有法定的港口管理局，香港貨櫃碼頭的四大營運商都是私人企業，政府難以介入收費。正如嚴剛議員指出，貨櫃運費高是影響香港競爭力的因素之一。
此外，有報導指出全球三大航運界聯盟，包括海洋聯盟“Ocean Alliance”, “The Alliance”, “Gemini Alliance”都有跡象不再停泊香港在內的港口。由於地緣政治關係，產業鏈正在重組，正因如此，船公司會選擇規模大、效率高的港口，如嚴剛議員提到的南沙、廣州、蛇口、上海等。相較而言，有報告指出香港的優勢在於效率高，船運的轉運速度快，如：冷鏈、鮮花、食物、藥物等。雖然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提到香港是自由港，但若沒有貨物來港亦無濟於事。更嚴峻的是，因為貿易戰，美國隨時會加徵關稅，越來越多生產會移往東南亞。我認為這問題需要重視。政府熱衷顧問研究，就此，我建議政府應找專家顧問撰寫報告，以研究香港應如何長遠發展。雖然私人營運商的碼頭地契2047年到期，但政府要提前規劃，怎樣善用空置的貨櫃碼頭用地或協助營運商升級轉型，或者成立一個由政府牽頭的法定港口管理局，以提升香港的長遠競爭力。我希望政府深思，多謝。
在2024年6月1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我就落實『香港無處不旅遊』理念，發展香港盛事經濟」議案發言，提倡政府爭取邀請更多內地頂流歌星來港開辦演唱會、推動島嶼遊、山徑遊、宣傳香港美食及酒吧，從而帶動香港經濟。以下為我的發言內容。
我：主席，我發言支持陸瀚民議員的議案及其他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感謝陸瀚民議員提出「香港無處不旅遊」理念，七位同事亦百花齊放地提出了很多有趣的建議。
我想藉此機會再次促請政府加緊推動我於上星期立法會會議的口頭質詢環節中就發展島嶼旅遊提出的建議。美麗的小島是香港天然資源之一，這對於來自烏魯木齊、山西、陝西等內地旅客頗具吸引力。若做好碼頭規劃和增加基建設施，加強離島的旅客接待能力，我相信島嶼遊值得政府進一步對外推廣。
亦有同事提出如山徑遊等以運動為主題的建議。香港山水兼備，相信劉副局長亦知道，香港的行山徑其實深受旅客歡迎。我在半山行山徑晨運時，經常遇到許多來自內地的背包客。我認為政府可以舉辦一些活動吸引旅客來港遠足郊遊。比方說，政府可考慮並以獎勵形式，吸引旅客到更多香港的行山徑行山，從而吸引更多旅客。換句話說，行山是一種節儉的旅遊模式，旅客並不需要過夜。
剛才楊永杰議員提到的「搶明星」、「搶歌星」值得政府考慮。過往，社會經常糾纏未能請到Taylor Swift，但其實政府沒有問，沒有爭。就此，我認為仍有很多明星、歌星值得政府爭取，例如韓國BLACKPINK、內地頂流歌星、如楊永杰議員剛提到的華晨宇，以及還有許多內地頂流歌星值得政府爭取。我留意到2023年澳門舉辦的「灣區升明月」演唱會，成功邀請到內地頂流到澳門表演，例如肖戰，其內地應援會亦有前來。另一方面，澳門威尼斯人酒店爭取到《這就是街舞6》的決賽，並邀請到王一博來跳舞，及其應援會亦有前來。就此，政府有否考慮邀請內地頂流來港。若成功邀請內地頂流來港，其應援會也會前來，並會在港逗留數日，以此帶動香港酒店業。我曾經向澳門娛樂業朋友詢問為何請到香港明星，如張學友。對方稱香港明星的代理是香港人，只是政府沒有聯繫。我不是叫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直接打電話給明星，但政府可以接觸中介及娛樂公司，找到娛樂界領軍人物來港表演。一連串的演唱會一定可以幫補香港經濟，包括酒店業的發展。
除此之外，剛才同事提到運動業的重要性，例如球賽等活動能吸引大量高消費者來港。我認為當局應在這方面多加考慮。飲食業方面，香港在價錢方面很難取勝。相信劉副局長亦留意到最近發布的“World's Top 20 Restaurants”，香港有餐廳排名20，相較之下，新加坡並沒有餐廳入圍，我認為這是香港的成就。同時，香港的酒吧業亦值得表揚，雖然全球最美酒吧平分在歐洲，但香港的優勢在於酒吧非常集中，如Soho、蘭桂坊、尖沙咀。對於喜愛「Bar Hopping」（即到一家又一家酒吧喝酒）的人來說，香港的酒吧非常方便。
我： 有意見認為，香港的離島有着優秀的自然風光、鄉郊風貌、多個古物古蹟及其他傳統節慶活動，具潛力發展島嶼旅遊。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 鑒於政府於去年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提出，重新審視前南丫島石礦場用地的規劃，並在本年內完成有關研究，研究工作目前的進展為何，以及預計何時會發表最終研究報告；(二) 鑒於據悉，由於包括碼頭、道路及流動通訊設施在內的基建設施較為落後，酒店住宿設施亦不足，窒礙了離島旅遊業的發展，政府有否制訂措施，並加強規劃，以加快改善基建配套，鼓勵酒店及度假村等投資；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三) 政府有否制訂措施加強宣傳島嶼旅遊；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以及未來會否制訂有關措施？
局長：香港天然旅遊資源豐富，擁有多個島嶼，周邊海水蔚藍清澈，可進行水上活動和島上遊玩，部分位於新界東北部及西貢的島嶼更已列入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政府以自然保育和可持續發展原則，致力推動綠色旅遊。旅遊事務署自二○一九年開始舉辦「鹽田梓藝術節」及「西貢海藝術節」，透過藝術連結島嶼（包括鹽田梓、橋咀洲、滘西洲和糧船灣），讓旅客欣賞及體驗西貢海的自然風貌、歷史、文化及古蹟，小島亦得以活化亦帶動當地經濟活動。第三屆「西貢海藝術節」將於今年年底舉行。香港離島亦同時擁有很多豐富多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例如大澳端午龍舟遊涌、長洲太平清醮等。我們鼓勵業界利用這些特色，開發更多相關的旅遊行程及產品，繼續積極發展及推廣海島旅遊，吸引市民和旅客探索香港離島的風光與文化。
就葉劉淑儀議員的提問，經諮詢發展局、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及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通訊辦）後，現回覆如下：
（一）前南丫島石礦場位於索罟灣北岸，包括20公頃平地、五公頃人工湖和一公里長海岸線，目前以短期租約租予外間機構作非牟利環保學習及野外活動中心。為善用並發揮有關用地的優勢，發展局去年十一月展開研究，方向是善用前石礦場本身優美的環境和人工湖、鄰近鄉村、行山徑和海鮮街的地利，以及用地對出的索罟灣水體，把該處發展為休閒度假和戶外康樂地帶，促進海島旅遊。由於發展須提升基礎設施，我們會考慮加入包括度假酒店、優質營地等住宿配套設施，以至低密度住宅，以增加項目的商業可行性和市場參與開發投資的意欲。我們會在今年內就發展方向包括土地用途和發展模式提出建議。
（二）政府積極發展海島遊，旅遊事務署擔當協調角色，協助私人團體或人士於離島發展各種旅遊設施，例如住宿、飲食等。同時，旅遊事務署一直協調及促進各決策局及部門善用智能科技，推動智慧旅遊，制定和實施措施，提升旅客旅遊體驗和增強香港作為主要旅遊目的地競爭力。就離島及偏遠地區電訊基建設施方面，通訊辦正推展「擴展光纖網絡至偏遠地區鄉村資助計劃」及籌備透過資助加快擴展鄉郊及偏遠地區的流動網絡基建設施。
政府正推展「改善碼頭計劃」，透過增建或重建公共碼頭，及提升其設施，改善離島和新界區一些偏遠地方的對外海上交通。現時計劃中涉及23個公共碼頭，當中一個已完成，10個工程進行中，預計於今年起陸續完成，而餘下的正在規劃及工程設計階段。政府亦致力提升綠色景點的公共交通配套，包括加強西貢來往滘西村及糧船灣的街渡渡輪服務及新開辦的沙頭角／馬料水／大水坑來往荔枝窩、鴨洲及吉澳的街渡渡輪服務。
近年政府亦已改善不同島嶼上的遠足徑，包括鳳凰徑第二段、橋咀郊遊徑、昂坪一帶的遠足徑，以及翻新昂坪自然中心，而鳳凰徑第三段的改善工程亦已展開。
土木工程拓展署（土拓署）建議善用南大嶼（包括長沙、水口、石壁和貝澳）的天然和文化歷史資源，提供可持續、具不同主題特色的休閒康樂設施，及加強南大嶼的陸上和水上交通配套，包括在長沙增建碼頭，以及在長沙及貝澳增設住宿設施，例如沙灘營地、優質度假住宿及優質營地。土拓署會探討不同的推展模式，包括引入私人機構／投資者參與項目。土拓署已於今年五月二十八日開展為期兩個月的公眾參與活動，收集市民的意見。
（三）政府積極透過不同途徑宣傳海島旅遊，向遊客介紹香港的島嶼的特色。旅遊事務署先後推出「文化古蹟本地遊鼓勵計劃」及「本地特色旅遊鼓勵計劃」，鼓勵旅遊業界開發更多特色主題旅遊深度遊行程及旅遊產品，其中與離島旅遊相關的地點，包括海岸公園，如海下灣、東平洲等，以及一些天然島嶼如橋咀洲、鹽田梓等。政府亦於二○二三年贊助香港旅遊業議會舉辦「創意‧深度遊」行程設計比賽，鼓勵旅行代理商設計不同主題的深度遊行程，當中包括離島旅遊行程路線。我們會繼續鼓勵業界開發更多特色主題旅遊產品。
同時，香港旅遊發展局透過「咫尺自然‧就在香港」的全年宣傳平台，以登山遠足及探索離島等主題，推廣綠色旅遊產品。
漁護署亦已設立多條陸路及海上遊覽路線及遊客中心，並透過社交平台、互聯網及「郊野樂行」主題網站推廣相關的景點及交通資訊。
我們會繼續聯同相關的政策局和部門，推動海島旅遊的發展，充分善用香港珍貴的藍綠資源，落實「無處不旅遊」的理念。
我：多謝主席。大嶼山是香港最大的島嶼，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發展旅遊的潛力巨大。然而，當地旅客住宿的地方並不足夠。最近發展局發表的南大嶼生態康樂走廊的研究建議提出，將長沙發展成康樂樞紐。下長沙擁有全港最長的沙灘，但當地缺乏住宿設施。鑒於政府現時為公務員及退休公務員提供七間政府度假別墅使用，其中三間位於大嶼山長沙，四間座落大埔大美督。這些度假屋面積事宜，且過往入住情況已較為理想，入住率達七至八成。請問政府會否考慮改建公務員的度假別墅，供市民及旅客使用，從而增加本地島嶼旅遊的吸引力？
發展局副局長：多謝葉劉淑儀議員的意見，亦感謝議員認同我們所提出的有關建設南大嶼生態康走廊的建議。就著改建現有政府度假屋的建議，我們會轉達予相關部門以便進行進一步研究。我亦想指出，在『南大嶼山生態康樂走廊』建議中，我們亦提出了要建設新的住宿設施，包括在貝澳及長沙等建設優質營地等住宿配套設施。同時，我們會在當地劃出土地供露營車停泊及用作經營度假屋。因此，在推進南大嶼的旅遊生態發展時，我們會注意提供足夠住宿的配套，讓遊客能擁有良好的旅遊體驗。
1950 年代，國際形勢出現重大變化。隨着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勢力加速擴張，加上英、法等盟友為顧及自身在遠東的利益，在對華政策上開始與美國分歧。這種美國外交史上的罕見現象刺激了美國學術界對中國的興趣。有鑑於此，費正清從中國回美不久旋即運用哈佛的人力物力，籌備建立中國研究基地。
1955 年，哈佛獲福特基金會提供資助研究中國經濟，費正清得以和同事在哈佛成立東亞研究中心，即後來的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中心當時有3 項急切的任務，除要兼顧日常研究工作，一方面要編輯中文資料，為學術界建立中文資料庫並提供書目摘要；另一方面亦致力培養更多中國專家，以促進兩國外交關係的良性互動。
在他的指導下，哈佛誕生了大批「哈佛學派」的中國問題專家。他們直接參與制訂美國對華外交政策，影響中美關係走向；更積極去到其他大學推動東亞學系發展，使美國漢學研究成為影響深遠、碩果纍纍的學科。
為進一步促進美國漢學研究發展，費正清在1967 年的東方學家國際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幫忙組建現代中國部，以加強美國各機構在漢學研究上的合作。
可以說，1936 年至1977 年間，費正清推動美國漢學界對傳統的歐洲漢學進行現代化改造。得益於他的不懈努力，漢學研究在美國獲得廣泛支持。據統計，1958 年至1970 年間，漢學研究項目至少獲得逾7 億美元的財政資助，這段時期亦被外界認為是美國漢學發展的黃金十年。
費正清作為美國現代漢學的奠基人，他不但透過學術研究影響了美國主流社會對中國的態度及華府對華政策的取向，更促進了美國漢學研究的機構化，使兩國得以建立恆常的學術交流渠道，對促進兩國關係發展，可謂貢獻良多。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ions under John King Fairbank
In the 1950s, major changes took place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With the communist forces led by the Soviet Union accelerating expansion, and allies like the UK and France beginning to diverge from the US in their China policies due to their own interests in the Far East, this rare phenomenon in US diplomatic history stimulated academic interest in China. In view of this, John King Fairbank, shortly after returning to the US from China, soon mobilized Harvard's manpower and resources to establish a base for Chinese studies.
In 1955, with funding from the Ford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economy, Fairbank and his colleagues established th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at Harvard, later known as the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center had 3 urgent tasks at the time - in addition to regular research work, it compiled Chinese materials to build a Chinese database for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provide bibliographic abstracts; it also sought to train more China experts to promote positive interaction in Sino-US diplomatic relations.
Under his guidance, Harvard bred a large number of "Harvard School" experts on Chinese issues. They directly participated in formulating US China policy and influenced the direction of Sino-US relations; they also active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departments at other universities, making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S a far-reaching and fruitful discipline.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in the US, Fairbank helped establish the Modern China section at the 1967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Sinological research among US institutions.
It can be said that from 1936 to 1977, Fairbank modernized traditional European Sinology and promoted its Americanization. Thanks to his tireless efforts, Chinese studies gained widespread support in the US. It is estimated that Sin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s alone received over $700 million in financial support between 1958 and 1970, a period widely regarded as the golden decad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in the US.
As the founder of modern Sinology in the US, Fairbank not only influenced mainstream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and the orientation of Washington's China policy through academic research, but also promote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S, establishing regular academic exchange channel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contributing greatly to promoting bilateral relations.
我：主席，我支持許正宇局長根據《借款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身為審議議決案的委員會成員之一，我在會上提出了許多專業問題。感謝政府提供有關基建債券計劃、可持續債券計劃、政府債務計劃的總量、金額及利息的相關資料。然而，我看過這些資料及聽取財政司的發言後，仍然感到疑惑。政府提到5000億上限的基建債券不是用來支付政府經常性開支，但文件中清楚說明這些是納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屬非經營帳目，並不能反映在政府的綜合帳目中。例如，今年財政年度預算案的補編和附錄的第七頁，有關政府財政狀況的中期預測中提到，政府會在2024至2025年把1200億投入總和賬目。接著2025後的每年，陸續把1350億放進賬目來抵消了我們的財赤。2025至2026年間，政府數字預測財政狀況會有盈餘。這跟司長剛才的發言有偏差。
政府表示這些資金是用來支付基建開支，而不是用來支付政府的日常開支。既然如此，我不理解列出這些數字的作用。我認為這會讓人誤以為債券是用來抵消政府的赤字。剛才財政司提到會壓縮政府的開支，亦預期收入會有所增加，預計在三年左右有交叉點可以滅赤。
然而，財政司卻沒有提供相關數字。我不理解政府為何將每年支付基建開支的發債收入列入政府的財政狀況。我認為此舉動帶誤導性。我希望局長就此作出解釋。除此以外，我對於政府發債沒有疑問。正如剛才財政司的發言，政府發債只佔生產總值（“GDP”）的百分之十三，相較之下，已比很多發達國家低。
正如陳仲尼議員剛才提到，很多業界人士對為何香港不發債感到疑惑，並想質詢過往香港發展未能達到債券市場標準的原因。舉個例子，在美國和日本這些發債多的國家都有龐大的債券市場。由此可見，發債有許多好處。不但如此，有些人希望人民幣的發債更多更長，從而形成一個孳息率曲線 (“yield curve”)。
總而言之，我認為政府用發債來支付基建開支是穩健及可取的。雖然如此，我仍對於政府財政狀況的中期預測數字表示疑惑。希望局長可以作出回應，多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