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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恢復二讀在立法會上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24 年 3 月 21 日
我:主席,我發言支持政府這次以提速提效的方法處理《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這個草案的審議過程相當迅速,全賴各位同事的努力,今天終於來到立法工作的最後階段。 今次的立法工作有幾個特點。首先,我想講的是每個國家都有責任保護自己人民的安全和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近年來,由於複雜多變的地緣政治形勢和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世界各國都愈發意識到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正如張宇人議員之前所提到的,儘管英美等國家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例中並未對國家安全概念進行詳細定義,他們所發表的許多策略文件和諮詢文件都察識到自身要面對許多潛在的外部威脅,因此亦擴寬國家安全概念的涵蓋范圍。這與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4年4月15日發表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大同小異,都強調國家安全不只限於保衛領土,還需確保經濟、生態、金融、和軍事等領域的安全。 因此,這次的立法工作較21年前我處理的時候,肩負著更大的責任。《基本法》明確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只可惜這個「應」字在26年多之後方才能夠實現;此外,人大常委會在《528決定》中也提醒我們,應當進行並完成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法機制的建立;《國家安全法》的第三條和第七條亦提醒香港特別行政區早日立法。因此,我們有著無法推卸的憲製責任。今天能夠邁到這一步,完成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這一憲制責任,我感到非常高興。 另外,正如同事們指出,立法工作也有實際的需要。我很感謝鄧家彪議員為我平反,如果在2003年能夠成功立法,我相信2014年的79日佔中事件不會發生。上述事件被外媒美化為所謂的「雨傘革命」,但實際上是由一些外部勢力所煽劃,企圖顛覆香港的社會秩序,推翻政府的政策。之後在2019年更發生了令人震驚的暴力行動,試圖推翻政府,分裂香港。如果在2003年我們成功通過23條立法,2019年就可以對這些分裂國家、顛覆的罪行採取行動。即使法規不如今天的條例那麼周密,亦有法可依,可以立即採取行動,拘捕那些不法分子。 上述種種事件讓我明白,外國政府不斷更新他們的國家安全法並擴大國家安全概念的涵蓋范圍,這一點讓廣大市民認識到,香港除了有憲制責任去為國家安全立法,亦有實際需要去完善我們的法制。 我亦要讚揚這項《條例草案》。正如簡慧敏議員所說,今次的擬議法例使用了普通法的方法來草擬,條文對相關罪行的定義清晰明確。同時,我很感謝律政司和保安局的官員在短短七日內接納了委員的大量意見,進一步完善了《條例草案》的內容。回歸前草擬的《基本法》已同意不會將國內的國家安全法律應用施加香港,讓香港能夠自行立法,讓我們可以使用普通法的方法來進行立法。而《條例草案》進一步賦權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讓有關人員可以進一步增加附屬法例。 按照政府的修訂,有關附屬法例可以表明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地位和權力等等,如此做法有利將中央政府制定的《國安法》和我們自己的法律無縫結合,也體現了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因此,主席,我非常高興看到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走到今天這一步,我希望能夠盡快完成這一歷史責任。多謝主席。
【就第二十三條立法於行政長官答問會上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24 年 1 月 29 日
我:多謝主席!新民黨對行政長官表示會盡快履行憲制責任,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進行本地立法表示高興。20年前,我作為官員坐在對面(指官員位置),我今日很榮幸能作為議員,再次為當年未能完成的責任再盡一份力。 行政長官方才已提到,外國就維護國家安全所訂立的法例遠較香港要多,刑罰亦更為嚴苛。舉例來說,張宇人議員提及,英國於去年七月通過最新的《國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英國的《國安法》長達二百多頁,為維護國家安全引入了不少新罪 行。 正如行政長官指出,現時社會形勢千變萬化,擬議的《條例草案》應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適時檢視並引入新的法例。例如,假若有人試圖利用資訊科技去危害國家安全,擬議的《條例草案》會否有相關法例去處理有關個案? 我認為政府可參考英國的做法。英國在通過最新的《國安法》後,只用了六星期就完成對《實務守則》(Codes of Practices)的檢討並作出更新。 我想請問,政府會否仿效有關做法,以更新《實務守則》的形式去賦權有關部門執法? 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非常感謝馬逢國、張宇人及葉劉淑儀三位議員的意見。 就葉議員所提及,英國最新制定的《國安法》是一條相當嚴厲的國家安全法例。法例容許英國內政大臣(Secretary of State)以危害國安家安全為由,禁止個別人士開設銀行賬戶並要求有關人士接受測謊機檢測。另外,亦有其他國家的《國安法》容許總統以國家安全為由,對個別人士實施長期羈留長達兩年或以上。 我們已審視過不同國家的國家安全法例,我認為每個國家的法例都是側重針對自身整體國家安全系統內的風險而訂立。雖然政府會在草擬法例時參考海外的經驗,但亦要全面審視有關的做法是否適用於香港本地的情況。 我很感謝議員剛才提出的建議,包括訂立條文去應對科技犯罪的個案或修改附表及《實務守則》去縮短冗長的程序。 政府在推動是次立法工作的過程中一直保持與各位議員的溝通。在聆聽各位的意見和查詢時,我留意到大家都有一個共識,即希望能盡快完成二十三條的立法,填補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漏洞並履行遲到二十六年得憲制責任。 我相信在經歷過2019年的黒暴騷亂後,不少香港人都真真正正地醒覺,明白到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政府曾嘗試立法失敗,我相信是因為香港人「太君子」,不知世途險惡,不知豺狼當道,更不知世界上有如此多小人、如此多國家對香港這塊「大肥豬肉」虎視眈眈。 但在經歷過2019年的傷痛後,當香港市民見識到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實際發生在我們面前的艱難及苦痛,令我們明白縱然香港人充滿君子精神,亦要防範小人、敵對力量、及間諜活動。
【就本人動議的《善用土地資源,加快發展離島地區》議案在立法會會議上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24 年 1 月 27 日
我:多謝主席。我很榮幸在2021年當選港島西的立法會議員,港島西的選區包括香港所有的離島,給我一個機會去探索我們的離島。我在2022年的夏天走訪了十個地點,令我深深感受到香港的離島有很多非常珍貴的資源。香港最大的離島是大嶼山,第二大的就是南丫島。香港的離島面積整體而言大概為208平方公里,佔香港整體面積大概四分之一。根據2021年的普查,人口大概有26萬,佔香港的人口大概百分之三點五。 我2022年夏天去探訪離島十個地點時,發覺人口老化問題相當嚴重,主要因為那裡的交通不方便,年輕人找不到工作而離開離島去市區工作。離島真是有很多珍貴的資源,除了是一個土地的供應來源之外,它有非常迷人的海灘,有非常清幽的寺院,亦有茂盛的樹林,你去到大嶼山就好像身處東南亞、泰國一樣,你去到長沙泳灘就覺得可與布吉島相比。若然我們做好離島的發展,其實可以改善香港人的生活質素,提供一些土地供應作各種用途,可以為香港人提供多些康樂悠閒的機會,亦有助香港發展有特色的本土旅遊。 近年來,土木工程拓展處經我們的撥款,成立了可持續大嶼辦事處,在「北發展、南保育」的原則下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在改善大嶼北 (即東涌) 的交通、連接鄉郊污水排污設施、加強交通的通達性、在大嶼南協助推動露營車發牌等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我感謝可持續大嶼辦事處。 雖然如此,離島 (特別是大嶼山) 的發展仍然面對很多困難。第一個困難是交通目前仍然非常不暢達。凡是有人想去大澳這個以「東方威尼斯」聞名的香港特色水鄉,除非你有私家遊艇,否則要由北面的東涌道,經過彎彎曲曲的嶼南道,再上羗山道,起碼要步行一個半小時才能到達大澳,加上路窄彎多,構成危險,但政府長時期未改善交通通道。對大嶼山居民來說,最理想當然是有一條環島公路,但興建環島公路工程龐大,正值政府財政短缺,我不會要求政府立即興建一條環島公路,但是政府可先應當地居民的需要及可持續大嶼辦事處的計劃,在東面興建一條連接梅窩及愉景灣的隧道,並在西面興建一條連接石壁和大澳的隧道,促進東岸西岸的交通。大澳的居民亦希望有一條能便利出入的路連接東涌或赤鱲角。大嶼山的交通極需改善,希望可持續大嶼辦事處可盡快興建連接梅窩和愉景灣以及連接石壁和大澳的行車隧道。 此外,其他的離島無論是南丫島、坪洲、長洲亦有很多美食、美麗的沙灘、優美的海岸線,但交通亦都不暢達。由於碼頭陳舊短小,遊客很難到此遊玩。以南丫島北的模達灣碼頭來說,船隻在水退的時候泊岸,要靠用人手拉,乘客才能上到岸,可見其交通很影響南丫島的發展。其實南丫島是一個很大的島,但人口很少。南丫島相等於港島六分之一那麼大,有非常優美的環境,但因為交通不暢達,所以未能發展。 講到南丫島,我要感謝行政長官於去年的施政報告接受了我們新民黨的建議,重新啟動南丫島的發展。在施政報告第103段的第2節,政府承諾了明年 (即今年)完成研究20公頃用地的發展方向。南丫島有一個面積20公頃荒廢的石礦場,附近還有一個5公頃的人工湖,亦有個一公里的漂亮海岸線,還有天然的山坡。政府其實在十幾年前已經做了研究,於2014年已經完成第二階段的諮詢,南丫島的蘇心湖大可以發展水上運動中心,黃教授希望有機會與你一同去考察。至於荒廢的石礦場現為YMCA青年村,但設施殘舊,使用率低,他們亦承認沒有資源投資下去。其實現已有一個平整了20公頃的石礦場可以發展低密度的房屋或一個水上運動中心,特別是政府已經表明不會發展石澳的水上運動中心,而海岸線亦可以發展成一個遊艇中心。其實南丫島去香港仔及中區很近,若然政府肯投資,甚至邀請私人發展商投資基建,盡快招標,南丫島可以成為一個非常優美的本地旅遊資源。 同樣地,政府提出了一個南大嶼保育康樂計劃,發展南大嶼生態康樂走廊,據知南大嶼已有貝澳、水口等漂亮的地方可以發展。惟居民投訴政府今年才開始諮詢,在進入城規程序、收地之前均沒有進行諮詢。已打算用作發展成自然康樂保育走廊的九成土地屬私人擁有,居民欲表達意見時已到達城規程序,當地的居民已告知我,他們已經準備於2月2日到城規會表示反對,不滿政府收了他們的土地卻沒有得到賠償,只讓他們用上不接納土地擁有者申請,而要夥拍一些《稅務條例》第88條列明的慈善機構或大學才可以申請的大嶼山保育基金。對於當地居民使用的大嶼山保育基金傾斜這些組織,屬非常不公道。我希望政府在發展我們的離島時,不論是大嶼山還是南丫島,要盡快推行。以梅窩為例,梅窩改善工程由2014年開始施工至今只去到第二期第二階段,仍未到第三期工程,所花時間預計需要長達15年,並且需花費超過十億,反映速度太慢,費用太高。我希望政府在推動離島的發展做得更好更快。
【就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與立法會大會上發言】 / 【Regarding the Motion of Thanks to the Chief Executive's Policy Address and Speech at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Meeting】  
  立法會事務     2023 年 11 月 29 日
主席: 本人謹發言對行政長官今年提出的一份十分全面的施政報告深表感謝。 正如李慧琼議員所指出,行政長官非常用心聆聽,並吸納了 商界、專業界別以及各政黨、各議員的許多建議。無論是促進提升生 育率還是減稅方面,都廣泛吸納了眾多建議,本人對此致以感謝之意。 過去一年,在行政長官的領導下,各位官員為實現國家主席對 我們的期望,在振興經濟、改善民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本人謹代表 新民黨向各位官員致以衷心的感謝。接下來,本人原本計劃在第二節 發言講述如何提升競爭力,但考慮到我的建議與在座的官員們息息相 關,故在此節內發言。在提升競爭力方面,政府在過去一年已做出大 量工作,克服了兩個發展瓶頸:一是土地不足,政府已推出大型基建 計劃,並取得了重大進展,不斷進行土地開發;第二是人口流失和人 才不足。在過去一年中,政府迅速推出「高才通」、「延攬人才辦公 室」和「延攬企業辦公室」等延攬人才的措施,克服了人口流失和招 攬人才的瓶頸。這些政績都值得我們表揚。 但目前的經濟復甦仍然疲弱。 各位官員也清楚,影響我們復甦 的原因是國際媒體對我們的一些抹黑和國際社會甚至外國人民對香港 的誤解。因此,我們的政府強調要講好國家故事、講好香港故事。首 先,如果要講好香港故事,我們僅僅透過廣東話或中文媒介是不夠的, 因為國際社會無法理解。我留意到,現在越來越多的政界人士、學者 和意見領袖用英語或透過英語平台發表意見,這是一個好現象。我們 與國際社會溝通時,除了要使用英語,我們亦應該盡量使用他們能夠 接受的方式去表達。儘管我們在許多方面存在分歧,但都希望能夠找 出雙方的共同點。就像我們的國家主席習近平最近在與拜登總統在三 藩市會面時一樣,儘管兩國存在競爭和重大分歧,但我們希望能夠找 到共同點,以便管理兩國之間的關係。因此,我的第一個建議亦是政 府已經開 展 的一 項工 作 , 更 多 地 舉 行 國 際 會 議 。 正 如 西 方的說法「seeing is believing」,我們可以舉辦各種與法律、金融、環保等相 關的會議,吸引更多的人來參加,讓他們了解香港是一個安全、和平、 穩定的地方。 第二,我建議各位政府高級官員應該更多地參與國際傳媒的工 作。根據我與外國傳媒的接觸,他們表示現時較難找到高級官員進行 英語訪問。這可能是因為各位官員工作忙碌,或者覺得這些傳媒提問 尖銳、讓人覺得他們別有用心所致。這也確是事實。我曾與《大西洋》 (The Atlantic)的一位專欄作家多次會面,想他釐清有關香港的一 些基本情況,但他的報導依然帶有偏見。但即使有困難,我們也應該 更多地與他們互動。以往的新聞處的兩位副處長當中會有一位外籍人 士。他負責與外媒接觸,俗稱「摸酒杯底」,與他們建立友誼,收集 資料以及解說。事實上,傳媒需要政府提供資料,例如在保安局的敏 感事務當中有許多有關警察有趣的故事,特別讓人感興趣的滅罪故事。 除此之外,外國傳媒亦一直關注《基本法》第 23 條(第 23 條) 的立法工作和多宗國家安全案件的審理。眾所周知,行政長官已經明 確表示明年要完成第 23 條的立法。有外媒曾詢問我,既然已經有香 港國安法了,為什麼還需要再為第 23 條立法呢?我向他們解釋,因 為《基本法》第 23 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要自行立法禁止七宗危害 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而北京制定的國安法是為了確立顛覆和分裂國 家的罪行。目前的法律中還存在許多過時的條款,包括叛逆、間諜罪 和竊取國家機密等需要更新。因此,我們希望能夠制定更加精準的法 律,並對其進行準確的解釋,以避免不必要的恐慌。亦有外國的傳媒 朋友向我們表示,他們非常喜愛香港。他們指出,美國許多大城市在 包括治安等多個方面都出現倒退、罪案頻生,甚至到了連超市都要鎖 起牙膏。相對地,香港則十分安全。 隨著香港加快國家安全大案的審 理及完成第 23 條的立法工作,社會將恢復平靜和諧,相信能吸引更 多人來港居住。我亦向外媒解釋, 審訊中的國家安全案件案情復雜, 牽涉大量疑犯及證據,涉及《港區國安法》及《公安條例的檢控。警 方已經盡力與律政司合作,加快處理這些案件,但一些大案仍然需要 時間處理。因此,我希望政府高層能夠與外國傳媒多交流。無論他們 對我們提出多麼尖銳的批評、持負面態度甚至存在偏見,我們都應該 盡量多與他們交往並解釋我們的政策,尤其是未來將制定的 23 條法 例。 我們對外亦應該強調我們對法治和保障人權方面的成就。我留 意到政府非常重視世界正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發表的 2023 年法治評級—法治報告(Rule of Law Index)。香港在全世界 142 個 地區中排名第 23,在亞洲 15 個地區中排名第 6。事實上,正如政府 的新聞稿指出,如果講總分數,我們與排名第 20 和 22 的一樣,實際 上即是我們排名約第 20 名,遠遠高於美國。由於通過了國安法,社 會恢復了平靜和安全,因此香港在社會秩序 (Order and Society)方 面的得分非常高。除此之外,我們廉潔 (Absence of Corruption)方 面的得 分亦 較 高。 但香 港 在 其 他兩 個 方 面 得 分 較 低 ,在 基 本 人 權 (Fundamental Rights) 及政府權力的制約(Constraints on Government Power)兩方面, 香港分別排名第 58 及 59。我認為這是因為外界對我們存在很多誤解。事實上,我們在保障人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現時,我們已經有四條反歧視條例。雖然我們還沒有反歧視性少數人士的條例,但是眾所周 知,我也支持同樂運動會。我支持同樂運動會是為了向國際社會表示 我們是一個包容、共融的社會,而不是因為有線上或線下傳言說我支持同樂會是因為我個女憬Gay。我在此表明我個唔係Gay,就算係我也不會感到慚愧或尷尬。從我求學到就業的數十年以來,我遇到過很多性取向 不同的朋友,他們都是非常善良、有才華的人士,我完全看不到為什 麼要歧視他們。包容性少數人士,除了涉及人權的考慮外,就如一些 在香港居住的西方專業人士指出:「this is also a talent’s issue」, 這關乎挽留人才的問題。眾所周知,不論是創意行業、法律、金融、 科技,很多優秀的人才都是性少數人士。如果我們不向國際社會表示 我們的亞洲許多地區更加包容的話,那麼吸納這些人才就會更加困難。 或者我也談談一些歷史,解釋為什麼英國要將同性行為去刑事 化,以及今天為什麼非常主張包容。在英治時代,我也了解到當時港 英政府推行將成年人同性行為去刑事化,這其實是一個國家安全問題, 因為如果同性行為是一個罪行的話,許多公職人員就會受到威脅和勒 索。一個例子就是電腦天才 Alan Turing,有一部電影叫做《解碼遊 戲》(The Imitation Game)講述了他的生平。因為他是一個性少數 人士,不敢公開身份而面臨檢控,這位電腦天才最終選擇了自殺。 事 實上,英國政府乃至西方政府都考慮了很長時間,不想將性取向問題 成為國家安全漏洞,使公職人員受到恐嚇威脅,因此對其並鼓勵社會 包容。所以我認為特區政府應採取了一個比較積極的態度,特別是我 注意到,有媒體報導,去年五月跑馬地的一所名校,有兩位女生穿著 校服跳樓死亡,年齡分別是 16 歲和 13 歲,留下遺書似乎是因為受到 感情問題困擾,是否因為她們有不同的性取向而遭受歧視和困擾呢? 所以這個是性少數人士權益的問題,不論是從人權的角度、或更實際 地挽留人才的角度,還是改善我們的國際形象的角度,我們都應該重 視。 也有一些人擔心,性少數問題是否會改變市民對同性婚姻合法 化的看法。這絕對不是。其實我已經多次指出,在高等法院就岑子杰訴律政司案所下達的判案書第 30 段指出,上訴庭已經裁決了基本法 37 條關於婚姻自由的範疇,根據立法原意應該不包括同性婚姻,只 包括異性婚姻。就岑子杰上訴案在終審庭的裁決,我看過判詞,亦請 教了一些資深大律師的朋友,他們認為法庭只是提醒我們要尊重法治 的底線,也是我們人權法的第一條:不要歧視任何人,不要因為他們 的膚色、宗教信仰或其他背景而歧視他們,要確保他們有平等的權利, 而不是修改婚姻的定義。也有法律界人士告訴我,這個建議比較含糊, 法庭只是將問題交還給曾局長,讓他提出替代方案。 換句話說,我認 為我們急需提升香港的國際形象以吸引外資來港。由於有很多人在抹 黑香港,目前來自歐美等國的海外資金減少了很多,外國遊客的數量 亦大幅減少。很多五、六星級酒店的負責人向我反映,外國旅客數量 減少導致酒店的入住率未如理想。如果我們可以在國際層面上推廣我 們對人權保障、法治的司法獨立的保障,我相信在未來我們一定可以 更加刷新香港的國際形象,讓國際社會看到香港仍然是自由、開放、 包容和共融的社會,吸引國際的資金和人才流入社會。 我僅此致詞。 【Regarding the Motion of Thanks to the Chief Executive's Policy Address and Speech at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Meeting】 Chairman,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gratitude for the comprehensive policy address present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this year. As pointed out by House Committee chairwoman Starry Lee, the Chief Executive has sincerely listened to and incorporated many suggestions from the business sector, professional groups, political parties, and legislators. Whether it is in promoting fertility or tax reduction, numerous suggestions have been widely adopted, and I am grateful for thi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ef Executive in the past year, government officials have made significant efforts to fulfil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President of our country and to stimulate the economy and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s. On behalf of the New People's Party,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sincere thanks to all government officials. Originally, I planned to speak in the second session about how to enhance competitiveness, but considering that my suggestion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fficials present here, I will deliver my speech in this section. In terms of enhancing competitiveness, the government has made significant efforts in the past year, overcoming two development bottlenecks: insufficient land and population outflow and talent shortage. In the past year, the government swiftly introduced measures to attract talents such as the “Global Talent Pass”, “Hong Kong Talent Engage”, and "Office for Attracting Strategic Enterprises," overcoming the bottlenecks of population outflow and talent attraction. These achievements are worthy of our recognition. However, the current economic recovery is still weak. As officials are well aware, the reasons affecting our recovery are the negative portrayal by international media and the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Hong Kong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even foreign people. Therefore, our government emphasises the need to tell our national and Hong Kong stories well. Firstly, if we want to tell the Hong Kong story well, it is not enough to only use Cantonese or Chinese media platforms becaus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nnot understand them. I have noticed that more and more politicians, scholars, and opinion leaders are expressing their views in English or through English platforms, which is a positive trend. When communicati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using English, we should try to express ourselves in ways that they can accept. Despite our differences in many aspects, we all hope to find common ground. Just like our President Xi Jinping's recent meeting with President Biden in San Francisco, despite competition and majo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e hope to find common ground in order to man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refore, my first suggestion is also a work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already begun, which is to hold mor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s the saying goes in the West, "seeing is believing." We can organise various conferences related to law, financ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mong others, to attract more people to participate and let them understand that Hong Kong is a safe, peaceful, and stable place. Secondly, I suggest that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should engage mor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Based on my interactions with foreign media, they have expressed difficulty in finding senior officials for English interviews. This may be because officials are busy with their work or they feel that these media outlets have ulterior motives with their sharp questions. This is indeed a fact. I have met with a columnist from The Atlantic multiple times in an attempt to clarify some basic facts about Hong Kong, but his reports still carried bias. However, even with these difficulties, we should interact more with them. In the past, there was an expatriate officer mong the two deputy directors of the Information Services Department. He was responsible for contacting foreign media, establishing friendships, collecting information, and providing explanations. In fact, the media needs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information, such as many interesting stories about the police in sensitive matters under the Security Bureau, especially intriguing stories of crime-solving. Additionally, foreign media has been closely following the legislation of Article 23 of the Basic Law and the trials of several national security cases. It is widely known that the Chief Executive has clearly stated the goal of completing the legislation of Article 23 next year. Some foreign media have asked me why there is a need for legislation under Article 23 since we already have the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 I explained to them that Article 23 of the Basic Law stipulates that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hall enact local laws to prohibit seven crimes endangering national security. While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enacted by Beijing has established crimes of subversion and secession, there are still many outdated provisions in the current laws, including the offences of treason, espionage, and theft of state secrets that need updating. Therefore, we hope to formulate more precise laws and provide accurate explanations to avoid unnecessary panic. Foreign media friends have also expressed their fondness for Hong Kong. They pointed out that many major c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experiencing setbacks in various aspects, including public safety, and even toothpaste needs to be locked up in supermarkets. In contrast, Hong Kong is very safe. With the accelerated trials of major national security cases and the completion of legislation under Article 23 in HongKong, we can further enhance our reputation as a safe and stable international city. We should also emphasise our achievements in the rule of law and safeguarding human rights to the outside world. I noticed that the governmen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ule of Law Index released by 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 for 2023. Hong Kong ranks 23rd out of 142 regions worldwide and 6th out of 15 regions in Asia. In fact, as stated in the government's press release, if we consider the overall score, we are on par with the 20th and 22nd rankings, which means we are actually around the 20th position, far high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Due to the restoration of peace and security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Hong Kong scores very well in the aspect of Order and Society. Additionally, our score in the Absence of Corruption is also high. However, Hong Kong ranks lower in two other aspects: Fundamental Rights and Constraints on Government Power, ranking 58th and 59th respectively. I believe this is due to many misconceptions from the outside world. In fact, we have done a lot of work in safeguarding human rights. Currently, we have four anti-discrimination ordinances. Although we do not yet have legislation specifically protecting sexual minorities, it is well known that I support the Gay Games. I support the Gay Games to show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at we are an inclusive and harmonious society, not because of any rumours suggesting that my daughter gay. I want to clarify that my daughter is not gay, and even if she were, I wouldn't feel ashamed or embarrassed about it. Throughout the decades of my education and career, I have encountered friends with different sexual orientations who are kind and talented individuals. I fail to see any reason why they should be discriminated against. Embracing sexual minorities is not only a matter of human rights, but as some Western professionals residing in Hong Kong have pointed out, "this is also a talent’s issue." It relates to retaining talent. It is well known that many outstanding talents in creative industries, law, finance, and technology are sexual minorities. If we do not demonstrat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at we more inclusive than many other Asian cities it will be even more difficult to attract these talents. I would also like to discuss some history to explain why the UK decriminalised same-sex behaviour and why it advocates for inclusivity today. During the British colonial era, I also learned tha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mplemented the decriminalisation of consensual same-sex activities as a matter of national security. If same-sex behaviour were considered a crime, many public officials could be vulnerable to threats and blackmail. An example is the computer genius Alan Turing, whose life is portrayed in the movie "The Imitation Game." He chose to commit suicide due to the fear of prosecution as a sexual minority. In fact, the UK government, as well as many other Western governments, took a long time to consider not turning sexual orientation into a national security vulnerability that would intimidate public officials. Therefore, they encouraged societal inclusivity. I believe the SAR government should adopt a more proactive approach, especially considering media reports that last May, two female students from a prestigious school in Happy Valley committed suicide by jumping off a building. They were 16 and 13 years old, and their suicide notes suggested they were troubled by relationship issues. Could it be because they faced discrimination and harassment due to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This is an issue concerning the rights of sexual minorities. Regardless of human rights considerations, the practical aspect of retaining talent, or improving our international image, we should take it seriously. Some people are concerned that the issue of sexual minorities will change public opinion on the legalisa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This is absolutely not the case. In fact, I have repeatedly pointed out that in paragraph 30 of the judgment in the case of Jimmy Sham Tse Kit v. Secretary for Justice by the Court of Appeal, it has been ruled that Article 37 of the Basic Law concerning the freedom of marriage, according to legislative intent, does not include same-sex marriage, only heterosexual marriage. Regarding the final ruling of the Jimmy Sham’s appeal case, I have read the judgment and consulted some senior barristers who believe that the court is simply reminding us to respect the bottom line of the rule of law. It also aligns with the first article of our bill of rights: not to discriminate against anyone based on the basis of his or her race, religion, or other backgrounds, and to ensure equal rights, rather than changing the definition of marriage. Some legal professionals have also told me that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s suggestion of formulating alternative arrangements for the protection of basic legal rights is rather vague, and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is simply passing the buck to the government, notably the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to resolve this issue.. In other words, I believe we urgently need to enhance Hong Kong's international image to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 Due to the numerous attempts to discredit Hong Kong, overseas funds from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hav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nd the number of foreign tourists has also declined sharply. Many managers of five- and six-star hotels have informed me that the decrease in foreign visitors has affected the hotel occupancy rates. If we can promote our safeguarding of human rights and inclusivity,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sexual minorities, it will help improve our international image and attract mor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visitors. We should als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well-being of our own citizens,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who may be struggling with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and facing discrimination. By creating a more inclusive society, we can ensure that everyone feels valued and supported, which will ultimately benefit Hong Kong as a whole. I hereby give this speech.
推動學生品德教育,特區政府責無旁貸  
  立法會事務     2023 年 10 月 10 日
本港多間大學舉辦的迎新營近日接連爆出風化案,牽起社會對大學在管理及監察學生主導活動的角色及其品德教育的討論。有關議題亦成為日前(10月6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的討論重點。 正如陸瀚民議員在會議中指出,大學迎新營爆出性醜聞並非新鮮事。過往的迎新營不時遭詬病活動低俗、不雅,亦有爆出非禮及性侵醜聞。要使大學迎新營告別這些不良、猥褻的活動,大學固然有責任規管學生主導的活動,但我亦同意梁毓偉議員所講,中學階段的品德培養至關重要。年輕人入讀大學時已是十七八歲的年紀,他們的守法意識及道德觀念已然成型。因此,我們應在中學階段及早介入,提高學生對恰當行為、互相尊重的意識。 特區政府2022-23年度用於德育及國民教育的開支包含約為20億6千5佰萬元。當中,教育局用於推廣國民教育的恆常開支並未詳細列出,而是併入「其他教育服務及資助」的19億9千7佰萬預算中,而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與公民教育委員會合作,在學校以外推廣公民教育的開支則約為6千8佰萬元。政府在公民教育上花費了大量公帑,加上過往通識科課程的六大單元中亦包含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的內容,但大學迎新營依然頻頻傳出風化醜聞,我認為這反映香港學生在中學階段的德育及公民教育仍有不足。 就此,我於會議上詢問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如何加強中學的品德教育。蔡局長的回應大致概括為兩點。第一,除了學校的品德教育外,學生的品格還受包括互聯網在內的很多其他因素影響;第二,受害人主要以新生為主,或許與新生的防範意識不足有關。我認為蔡局長的回應有將責任推卸至社會及受害人身上之嫌,甚感失望。我希望蔡局長能夠認真檢討中學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讓我們所投入的公帑能夠用的其所,讓年輕人有正確的道德觀及守法意識。
就《2022年發展(城市規劃、土地及工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於立法會會議及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23 年 7 月 17 日
首先,包括本人及副主席謝偉銓議員,委員會共有15名委員。相信聽畢我的報告後,大家都會明白這條條例非常複雜。委員的會議出席率都相當高;雖然會議時數很長,又有不少從早上八時三十分開始、甚至歷時一整天的會議。我特別感謝多位為專業人士的委員提出了許多極具建設性的意見,亦感謝發展局接納了不少委員會提出的重要建議;因為在委員會階段已提出了許多修正案,所以今天在此並不會再提出修正案。感謝發展局常任秘書長(規劃及地政)何珮玲女士及其轄下的三位首席助理秘書長;這次的發展局團隊基本上是「全女班」,而各位官員均非常精準地掌握條例的細節,對委員會工作有極大幫助。另外,感謝法律顧問及秘書處,為草擬文件、向政府追討回覆等,做了大量工作。 我個人認為,今次政府已盡極大努力精簡發展程序;剛才我在報告中亦有提到發展程序可被大量濃縮。然而,根據現時的框架,發展程序仍需時甚久。這些條例的修訂對北部都會區的發展非常重要,但精簡後,耗時仍相當長。例如,我手上的新田科技城建議發展大綱圖;感謝發展局表示將來會收地協助政府推動科技創新,建立新田科技城,以及擴大落馬洲河套深港合作科技園。我感謝北部都會區統籌辦事處主任丘卓恆先生向我解釋,實施新的發展規例後,仍然需要2024年才能平整部分新田科技城的土地,並要到2026年才能交付土地作創科發展;可見,無論在造地或推動創科發展,香港依然在追落後,需要加把勁,盡量加快程序。 除了精簡法定程序,委員普遍認為政府須同時加強統籌、加快行政程序。我感謝發展局在加強統籌、加快行政程序方面的承諾,並表示將來會向發展事務委員會匯報。主席,我再次感謝各方面的協助,讓委員會在短短數月內完成今次非常複雜的法律修訂工作。 主席,我謹此發言,並表示支持《2022年發展(城市規劃、土地及工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恢復二讀及三讀。 我:主席,正如剛才很多位同事於發言中指出,這次的法律修改工作體現了官員和議員的良好互動。感謝特區政府吸納我的一些意見,引進多款修訂。舉例說,修改過程中,特區政府提出在前灘與海傍填海條例核下一個賦權地政署署長進行不多過0.5公頃小型工程的條款,在附表列出如登岸台階、海岸台階、滑道航標、浮躉等等的小型填海項目。簡化以上程序會讓居民得益,而我亦非常感謝發展局接納我的建議,在提到的10項工程裡加上碼頭項目。 正如劉業強主席所知,離島有很多非常陳舊的碼頭,如果當地居民想擴建碼頭,我想應該不會超過0.5公頃。我剛剛收到南丫島南段鄉事委員會主席周玉堂先生的來訊,請我敦促發展局早日修葺南丫島的模達碼頭。 其實我視察過多個日久失修的離島碼頭,發現大多數碼頭都太短,讓船隻難以停泊。同時,多個碼頭缺乏台階,當水退的時候,如若有船停泊,旅客難以上岸。因此,很多同類的碼頭需要盡快修葺及擴建。我相信擴建以後,在不影響離島美麗的自然生態環境之下,會有助更多香港居民去離島旅遊,享受大自然的風景。 我在此感謝發展局在附表裡增加碼頭這類項目,亦希望如果發展局展開修葺碼頭的工程,可以盡快照顧到離島的碼頭。多謝主席!
就《2023年行車隧道(政府)(修訂)條例草案》於立法會會議上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23 年 7 月 5 日
主席,本人發言表示支持政府的條例草案。 長期以來,紅隧嚴重擠塞,而西隧使用率不足,引起社會關注。多年來,各界人士均有提出不同方案,如「紅加東減」。2018年,時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提出「三隧分流」方案,將西隧收費減至50元,並將紅隧及東隧收費加至40元。然而,由於2019年正值選舉年,大多數政黨均難以接受加價,尤其是東隧的加價。當時,東隧已相當擠塞,加上沙中線仍未開通,市民欠缺選擇,必須使用東隧前往觀塘或將軍澳等地區。由於在立法會缺乏支持,當時政府最終放棄推行「三隧分流」方案。 今次,我贊成政府重推「三隧分流」方案。政府提出的「6-3-3」方案有其美中不足之處,第二階段才實施「不同時段不同收費」以達至真正的三隧分流。第一階段先實施的「6-3-3」方案,實屬減價性質,政治上較容易令市民接受。然而,若要做到以價格分流或提高隧道使用效率以符合經濟原則,第二階段才實施「不同時段不同收費」並不理想。事實上,無論是「6-3-3」或「5-4-4」方案,皆是以經濟學上的discriminatory pricing或differential pricing(價格歧視)理念為基礎——即同一種產品(同一條隧道)視乎使用者及使用時段訂定不同收費,以反映產品的價值及對使用者的吸引力。若要推動differential pricing以促進分流,應該從第一階段就實施「不同時段不同收費」。交通方面的專家稱「不同時段不同收費」為「動態收費」(dynamic pricing)——即在隧道價值最高的繁忙時段收取更高收費,讓市民採取其他過海方案以逃避高收費,如在情況許可下多加使用地鐵。我相信純粹採取「6-3-3」方案較難做到三隧分流。但當然,「6-3-3」方案下西隧減價,加上紅隧及東隧加幅不大,市民會較易接受。「6-3-3」並非最理想的方案。從經濟學角度出發,紅隧基於路程較短而價值最高,就算紅隧擠塞,依然對駕駛人士的吸引力最高;亦有充份理由有較高定價。若為討好市民而採取「6-3-3」方案,並不能反映紅隧的經濟價值。 許多議員均提出一個疑問,實施「不同時段不同收費」時,會否導致駕駛人士為逃避更高收費而避免在繁忙時段出行,或等到剛好非繁忙時間才出行以享受較低的收費;做成一開始非繁忙時段就大塞車?理論上,運用discriminatory pricing或differential pricing概念,以價格誘使駕駛人士避免在最擠塞的時段使用隧道從而提升道路使用的效率,是必要措施。無論是「6-3-3」方案或「不同時段不同收費」,實際效果到底如何,需要經過實踐才能見分曉。但我認為,根據理論,應儘快實施discriminatory pricing或differential pricing,即非繁忙時段收費較便宜,加上晚間劃一收費,讓市民使用隧道的時段可較為均勻。 至於易志明議員提出的修訂,我明白其出發點是為業界發聲,尤其是的士、商用車、「搵食車」,讓這些車輛能以較便宜的價格使用過海隧道。但由於大主席基於法律意見,裁定易志明議員只可提出某些修訂,令易志明議員現時提出的方案殘缺不全。若實施,不但會令政府稅收減少,更會令某些隧道變得更為擠塞;我們無法支持這個方案。因此,新民黨將會支持政府的議案,並會反對易志明議員的修正案。 資料上有一項有趣的數據,指政府估計2024-25年隧道收入僅有37億;金額絕不多。然而,並無提供任何有關開支的數據,如維修費、推行電子收費的費用等;營運隧道一定會招致開支。日後,三條過海隧道均屬政府所有,推出」不同時段不同收費」後,真正的收入到底會有多少?回想起有金融界人士曾經表示為應付大規模基建的開支,政府可設立基金,並將某些資產,如三條過海隧道,納入基金,方便發債。然而,我認為這個方案的吸引力不太大,因為三條過海隧道的淨收入可能並不多,不一定能依靠此等資產協助政府發債。 總括而言,新民黨支持政府的議案,反對易志明議員的修正案。
【就《2023年博彩税(修訂)條例草案》於立法會會議上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23 年 6 月 26 日
主席,我發言支持政府提高足球博彩稅。 政府正面對龐大財赤,但可增加的稅務選項並不多。眾所周知,徵收銷售稅並不可行。有些國家提出為應對氣候變化,可徵收調碳排放稅。然而,在香港市民極度關注電費加幅的情況下,徵收碳排放稅可行性不高。調整足球博彩稅是對市民影響最低的措施,賽馬會可說是唯一受影響的持分者。新民黨過去三年均建議政府提高足球博彩稅,理由如下。 第一,過往十年,賽馬博彩投注增長輕微,但足球博彩投注總額卻幾乎升了三倍;更在 2019年超越賽馬博彩投注總額。足球博彩為賽馬會帶來的純利及佣金的增幅同樣驚人,遠超賽馬博彩帶來的增長。現時足球博彩稅率僅為50%,有上調空間。 第二,營運足球博彩與賽馬不同,因為不需要養馬匹,營運成本較低。參考外地例子,一般會發出多個足球博彩牌照,確保市場上有公平競爭。理論上增發牌照能為政府帶來更多收入。若要特區政府在政策上容許賽馬會壟斷市場,有合理理由通過增加足球博彩稅,確保現有做法符合公眾利益。 第三,未來五年每年向賽馬會徵收24億的額外足球博彩稅相當於將稅率由50%提高至62%。我們並不認為此等上調會影響投注額。根據數據顯示,2003年政府遇上財赤時,亦曾提高博彩稅。當時,在2003年,博彩稅的總收入為110億,約佔政府一般收入的大約7%;當時的加幅只為政府增加了1.5億收入。上調博彩稅後對投注額沒有絲毫影響。 每當有意見提出提高博彩稅,賽馬會總會反駁指提高博彩稅會影響其競爭力,最終只會損害香港,使非法外圍及境外莊家成為唯一得益者。賽馬會的主張缺乏充份理據支持,因為政府已更改稅收方法。足球博彩稅是按投注額徵收按淨投注金收入,即投注額減去派彩的毛利徵收。換而言之,是已先扣除派彩金額才徵收博彩稅;因此,上調博彩稅會影響賽馬會的派彩金額一說法並不符合邏輯。 賽馬會同時表示上調博彩稅會影響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首先我要充份肯定賽馬會在慈善事業方面的貢獻,資助了不少項目,尤其是需要大量資本投資的項目,包括故宮文化博物館、大館、大學的醫學設施等;這些設施均對社會非常重要。然而,在過去十年間,慈善信託基金結餘水平增幅近一倍,由2011年213億元,增加至2022年的400多億港元。通過恆常撥款及投資收入,相信基金有足夠財政資源應付開支。提高足球博彩稅應不會影響賽馬會繼續支助社福、教育機構。 此外,我們亦發現賽馬會的基金投資回報豐厚。根據馬會年報,2021年的投資收益回報達109億3,100萬港元;每年24億港元的額外足球博彩稅相信對賽馬會而言只是「濕濕碎」。 因此,我發言支持政府增加足球博彩稅。
【就「輸入內地電力 平抑香港電費」議案於立法會會議上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23 年 6 月 16 日
聽畢陸頌雄議員及其他議員的發言後,我明白到議員普遍對電力公司有三個要求。 第一,希望電費便宜。每次檢討兩電的利潤管制措施時,市民及媒體的關注點均在於電費會否有所下調;市民均期望電費便宜。第二,希望電力供應安全、穩定。這一點也非常重要,因為正如剛才其他議員指出,香港要發展先進製造業、量子數據中心、ChatGPT等;而眾所周知,發展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需要大量電力。此外,政府鼓勵市民轉用電動車;這些措施均對電力供應有極高要求。因此,電除了便宜,還須供應安全、穩定。 第三,談到零炭、減排,香港承諾2050年前會達至「碳中和」。許多議員及社會人士均建議從內地引進零碳電力以減低成本,如核電。現時,核電佔中電能源組合至少25%,且相信比重會繼續提高,政府亦因而計劃於將軍澳132區設電力接收站。香港在核電和液化天然氣方面已盡最大努力,兩電亦有投資建立海上天然氣儲存設施,讓香港大規模使用有助減排的電力。然而,這些舉措均需要大量資金及投入;價格高昂。兩電過去簽署了不少平價能源的供應合約,無論是天然氣或煤,而多數合約已過期,需要購入新的能源,尤其是潔淨能源——價格高昂是必然的;「針沒兩頭利」。要達到這三個目標絕非易事。 此外,亦有多位議員提出應多從內地輸入價格便宜的電力。但最近,有一則題為「2023年內地部分省份高峰時用電恐短缺」的新聞報導;總體用電會有保障,但基於水源枯竭、夏季高溫乾旱災害、來水極度偏枯等原因,高峰時段恐怕會出現供電緊張。在內地,不難發現除了大酒店及一級商場外,絕大多數地方在夏季的空調都開得沒有香港猛;香港人到內地時可能會較難習慣,如認為高鐵站內體感溫度高等。內地極力節省用電,不會如香港般「開行冷氣」(over aircon)。在此等情況下,內地同胞需要節省用電,但我們同時要求內地向香港提供平價電力,合理嗎?香港許多地方的空調開得過猛,是不爭事實。據說,內地電力較香港便宜,如青海風力電每度只需幾毛錢;但輸入香港時,收費是否能維持在此等低水平?又有人說可讓國家補貼;但以何理據要求國家補貼香港呢?補貼香港讓香港用電量保持在高水平,繼續到處「開行冷氣」?又有人提出可讓特區政府補貼,但這會加重政府的財政負擔;另一方面,政府補貼可能會鼓勵香港繼續過量用電,這又是否符合節能、保護地球、減少用電量的目標呢?我認為我們有責任向市民解釋,任何事均有其代價,要減排、零炭必然會有代價。
【就「制定全面人口政策」議案於立法會會議上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23 年 6 月 2 日
我:多謝主席。我發言是支持梁毓偉議員的議案以及其他四位議員的修正案。 新民黨於去年施政報告諮詢期間拜見行政長官時,便提到香港必須有自己的人口政策,並應該更新現有的人口政策。其實香港自回歸二十多年來,每八至十年會進行一次人口推算。第一次人口推算是在2003年,由時任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先生舉行;而後在2015年,由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舉行。事隔八年,香港的人口結構不斷惡化。正如其他立法會議員提到,香港人在全球中壽命最長,生育率卻是最低,因此人口老化問題非常嚴重。統計處預測,本港65歲或以上的人口在2037年將佔整體人口的三分之一,反映香港人口急劇老化的情況。現今人口老化的局勢會對香港未來發展造成嚴重影響。當人口規模縮小,經濟總量就會變小,香港經濟會愈發需要依賴遊客、外勞及外資,而香港的地位亦會在大灣區九大城市中下滑。 除了要留意人口總量之外,特區政府還需要注意人口的流向。香港的人口流動性素來十分高,加之現時除移民到海外國家的選擇外,亦可以搬到大灣區居住。隨著本港政府加強推動跨境安老合作及社工福利事業,只會有更多香港人定居於大彎區。因此,在二十年後,香港會變成一個怎樣的城市呢?哪些人會長居於香港?作為一個大城市,香港難免像紐約、倫敦、三藩市、巴黎等變成生活成本昂貴的城市。在這些國外城市中,大多數市民除非必須要在當地工作,都會疏散到附近的市郊居住,以維持高質素的生活水平,減低買房的成本。反觀,香港長遠的人口政策應該如何?特區政府已大量投資發展北部都會區的交通設備、改善跨境連接。我相信在二十年後,將會有更多的香港人到內地養老、使用醫療或福利服務、尋找就業機遇。 舉例說,我黨已有資深的會計師在內地娶了一位苗族的女士,長期居定在中山。由此可見,我們必須更有遠見,觀察未來人口流向,早日定下人口策略、促進生育措施。正如眾多其他立法會議員提到,特區政府可考慮像德國、日本等國家設立累進稅率,以生育越多,繳稅越少的政策鼓勵市民生育,以及增加侍產假、發放兒童津貼,或用科技鼓勵高收入、高學歷、高齡女士生育。特區政府亦需要考慮如何優化本港人口。人口計劃會牽涉到教育及培訓,那我們應該如何吸納人才去維持本港面積小卻極其開放的經濟?國家主席習近平經常表揚我們「敢為天下先,敢做弄潮兒」,因此我們就算人口縮小,都必須維持我們現有的優勢。 最後,主席,如果我們不能夠有一個準確的人口預測,就不應該隨便投入大量資金去為未來興建一些人工島。香港未必有如此方面的需求,值得特區政府大量投資,因為基建需求與未來人口的總量與預測息息相關。因此,孫局長,雖然我知道你非常繁忙,但我希望你能夠與你的上司溝通,為本港設立一個專責小組,制定新的人口政策。我謹此陳詞,多謝主席。

關於葉劉淑儀

葉劉淑儀於1975年至2003年在香港政府服務,期間曾於多個不同範疇工作,包括在地區層面推行政府民主化、國際工貿及保安。她是首名獲委任出掌紀律部隊(入境事務處)的女性(1996-1998),亦是首名女性保安局局長(1998-2003)。
她於2008年參選立法會議員(香港島)成功當選,一直連任至今,並曾任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現為新民黨及匯賢智庫主席、海上絲綢之路協會聯席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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