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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學的貢獻（二）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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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美國的名牌私立大學為了縮窄貧富學生之間的差距，採取多元收生準則。根據《時代周刊》一篇題為The Elite Squeeze 的文章，這些私立名校會預留最少三成學位予運動員、第一代大學生及少數族裔學生，同時調低預留予傳統feeder schools 畢業生、校友、大額捐款者、名人及教授子女的學位比例。
另一方面，部分美國私立大學（例如：麻省理工學院、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採取need-blind的收生原則，即院校在錄取學生時不會考慮學生是否需要學校資助，只會在完成收生程序後才向有經濟困難的學生提供資助。從而保障成績優異的學生，不會因為家庭經濟條件欠佳而失去入學機會。
其次，美國頂尖的私立大學會透過endowment fund 減免合資格學生的學費。史丹福大學在2006至2016年間，斥資超過15億美元為本科生提供獎助學金，全年家庭收入少於125,000美元的學生可以學費全免，家庭月入少於65,000美元的學生更可獲校方提供免費住宿和膳食。目前，該校逾82%的本科生在畢業後毋須償還任何學生貸款。
除了重視教育的可達性（accessibility）及可負擔性（affordability），美國的頂尖大學更致力培養學生的好奇心及獨立思考能力。縱然大學生在校園內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但他們會在有規範的情况下與持不同意見者展開尊重與理性並重的討論。我認為這是美國大學教育最珍貴的貢獻，讓年輕人既勇於創新，且明白尊重多元、包容異己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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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現實下的青少年國民身分認同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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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於去年10 月10 日至今年2 月15 日，委託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針對青少年國民身分認同，以及到內地實習、工作和定居等意願進行調查和研究，透過問卷訪問了11 間中學的所有中四至中五級學生， 共1279人，當中78.7%在香港出生、20.2%在內地出生。
是次研究有不少重要意義。第一是以往大部分民調都是針對18 歲或以上人士，只針對中學生的着實不多，令該方面的研究一直存在着「想當然」的情况與問題。
亦因為這樣，此研究正正就打破了坊間就年輕人對國家的看法與批評。此外，在針對青少年國民身分認同的幾條主要問題中， 所呈現的「三極化」現象（下文詳述），對於了解香港青少年對國家的觀感的一系列取態，具有相當的普遍意義，使之更具參考價值。最後，研究亦發現內地出生與香港出生的學生的取向存在明顯差異，內地出生學生的國民身分認同感整體保持高位，基本上不存在國民身分認同問題。
基本對接趨勢良好
儘管沒有其他世代的數據可供比較，但研究發現時下香港青少年與內地對接程度比外界想像中高，與上幾代人不可同日而語。當中95.1%曾到訪大陸、85%懂得閱讀簡體字、65.8%有使用微信或擁有微信帳戶、46.3%一個月多次或每天使用中國大陸網站、28.1%一個月多次或每天使用淘寶或其他中國大陸購物網站購物、46.7%曾乘搭內地高鐵，其程度很可能領先其他世代，反映出內地電子媒體、應用程式滲透率高，青少年到訪內地日益頻繁； 再加上校內內地出生同學的影響，令青少年更容易受到耳濡目染，接受並使用內地人常用的應用程式、網站及文化產品等。整體上青少年與內地對接的趨勢良好。
正如教大香港研究學院總監呂大樂指出，社會普遍認為香港年輕人是基於對內地缺乏認知、不了解國家發展，因而對國家產生抗拒情緒。然而研究反映年輕人與內地接觸的程度較外界想像為高，亦非拒絕接觸，令外界在香港青少年對國家有意見或批評時，便一口咬定為「與國家接觸不足所致」的說法不攻自破。
「三極化」：接觸後的認知固化
這一點令我們更能深入思考針對青少年國民身分認同的主要問題中，所呈現出的「三極化」現象。首先要說明一下所謂「三極化」是什麼： 在「香港人身分與中國人身分可以相容嗎？」、「中國未來有幾大可能會成為世界強國？」，及「願意到中國大陸實習╱工作╱定居嗎？」這幾條問題中，均呈現出「一半半」（5 分）為最多或第二多人選擇的選項，大幅拋離其他比分（10 分表示非常可能╱願意，0 分表示完全不可能╱不願意，5分代表一半半；圖1 至3）。在中間凸起的同時，選擇0 分（完全不可能╱不願意）和10 分（非常可能╱願意）的被訪者也相對地多， 形成了「三極化」畫面。
這模式反映出年輕人在對內地及國家發展已有一定了解的情况下，有相當數目的學生在身分認同方面已發展出明顯取態或好惡。這當然與香港社會近年來經歷了眾多社會運動事件，社會存在着強烈意見和分化有關。不過可幸的是，青年在身分認同上沒有想像中負面， 那一大群選擇「一半半」（5 分）的學生，並不代表他們在身分認同上持一個「沒所謂」的態度，而是他們在接觸大陸後抱持着一種觀望和猶豫態度。
從積極角度來看，這群年輕人在適當的政策與安排下，國家與特區政府是有望可影響他們取態，增強其國民身分認同，將他們爭取過來。然而研究亦顯示，認為應推行國民教育及讓初中中史科成為獨立必修科的學生只有15.4%和19.9%。可見以推行該兩個科目作為增強國民身分認同的主要手段， 將難以收效。同時亦可藉此推斷，學生對其他增強其國民身分認同的政治與行政手段，也將同感抗拒，甚至可能會激化他們的態度。因此當局切忌操之過急，亦不應期望一步到位，須充分掌握學生和家長反應。
香港與內地出生學生的明顯分野
上文也提到，香港出生與內地出生的學生的取向存在明顯差異，內地出生學生的國民身分認同感整體保持高位，基本上不存在身分認同問題。因此實際上各界更須針對與重視的是香港出生學生的取向。以下是差異比較大的題目：
●香港人身分與中國人身分可以相容（香港：29.4%；內地：58%）
●中國未來可能會成為世界強國（香港：53.4%；內地：75.5%）
●願意到中國大陸實習╱工作╱定居（ 香港： 25% ╱19.4% ╱13.9% ； 內地：59.7%╱53.5%╱55.8%）
●應該推行國民教育（香港：10%；內地：36.7%）
●應該讓初中中史科成為獨立必修科（香港：17.4%；內地：30%）
毫無疑問，除了香港出生的學生認為中國未來可能會成為世界強國這方面的比率比較樂觀之外，其他比率都令人擔憂，亦不是一朝一夕可扭轉。研究對於這些方面所得出的初步結論是，青少年受到在學校及社會的持續影響， 與內地接軌的進展與趨勢良好，往後在日常生活層面上與內地接軌的問題不大。此外國家日益強大，青少年對國家前景抱有信心則令他們更樂於到內地實習、工作及定居。因此只要上述兩方面大趨勢得以保持，青少年國民身分認同及與內地對接程度應可穩步增長。至於其他方面則須倚賴社會多透過對話加強與年輕人溝通，以及對年輕人對國家的觀感與批評作進一步反思和理解了。
正視港人與中國人身分的不相容性
最後，研究在不同角度均顯示港人身分與中國人身分有一定的內在不相容性，例如有31.5%的內地出生被訪者認為港人身分與中國人身分只有一半半相容；即使相信中國未來可能會成為世界強國，但認為港人身分與中國人身分不相容的亦達19.4%， 「一半半」則為30%。顯示出不少對國家抱有良好願景的年輕人，對於港人身分與中國人身分能否相容，還是抱有一定疑問。這一點不容忽視。
這內在不相容性同時揭示香港青少年「人心回歸工程」的關鍵很可能是要令兩者相容，而非單憑加大融合到內地的力度便可以克服的。這一點是國家、當局及各界必須承認及正視的。為此中央、特區政府及香港各界必須認清令兩者相容的困難性，同時照顧青少年感受，在促進國民身分認同的時候對症下藥、靈活應對，否則有可能會弄巧反拙，影響香港青少年人心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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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衣毒藥－－走回頭路的TSA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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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TSA（全港性系統評估，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問題擾攘了幾年，由教育問題發酵成選舉議題再演變成社會問題，選舉過了幾場，特首已換人，TSA一度改稱BCA（基本能力評估，Basic Competency Assessments）再復名TSA，紛擾混亂，「家、校」均無所適從。到今年3月16日，教育局宣布本學年5月正式復考小三TSA，祭出「不記名、不記校、不取報告」與及「只抽樣10%學生考」幾招，以為可消除操練誘因，平息社會爭議。事實上也有好些議員「收貨」。怎料真正的「大招」－－若學校全級報考，便可申請學校報告－－才是問題所在，引發了新一輪爭議。
多年來，即使教育局及其教育專家堅稱TSA只是低風險的基本能力評估、數據有助改善教與學，TSA一直遭詬病是教育局評核學校、辦學團體學校校長之間比較競爭、學生操練及壓力的泉源；再加上TSA中英數三科試卷及題型愈來愈深，已超越學生基本能力，學校要學生做大量TSA練習才能應付考試，也有學校要求學生補課或做模擬試，有些學校甚至從小一便開始操練TSA，把學生、家長壓得喘不過氣來，最終爆發成全港關注的大議題。
有家長組成「TSA關注組」，揭露問題希望引起社會關注， 後來發展成「家長聯盟」，記者會、遊行、簽名運動、公開信、公聽會、聯署，扭盡六壬，無非希望莘莘學子擺脫TSA操練，用心良苦。
我和新民黨也不斷收到市民、家長「取消小三TSA」的訴求，我的選舉政綱便已提到「全面擱置小三TSA」，也多次和教育局兩屆局長會面，為家長及學生發聲，要求教育局正視問題。
「三不」糖衣包著「全級報考」的毒藥
來到今回正式復考，教育局以「不記名、不記校、不取報告」與及「只抽樣10%學生考」這些糖衣，包著「若學校全級報考，便可申請學校報告」的毒藥，即保留了一條大大的操練尾巴，而且把主動權及責任推了給學校，一切「校本」決定，與教育局無尤，這招比教育局硬性規定全港小三學生必須參加考核更加要不得。當時已有家長擔憂，這等於為學校提供繼續操練的誘因，仍是苦了學生。
果不其然，教育局甫宣布上述措施，便有多間學校及辦學團體率先表示會全級報考。後來，「考試及評核局秘書長蘇國生出席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時透露，已有180所小學全級報考，佔全港公營小學近四成，其中包括約30所官立小學，即絕大部分官小將會全級報考。」（《頭條日報》2018年4月13日）反映「為了拎報告，學校可以去到好盡」，基於「局方俾嘅Data有幾多就用幾多」（路德會，《眾新聞》2018年3月25日）的心態，可預視日後會有更多學校選擇全級報考，最終小三TSA又走上回頭路，抽樣評估的良好意願將盪然無存。
由考評主導惡化成TSA主導
其中，路德會稱是「基於公平原則」而全級報考，因為「只抽樣10%學生應考，該10%學生需抽出上課時間應試，他們的上課時間因而比其餘90%學生減少。另一方面，該90%學生變相缺少一次考試經驗。」（《眾新聞》2018年3月25日）我認為辦學團體以上述理由解釋全級報考的決定，觀念似是而非，值得商榷，而且很明顯沒考慮學生多一次考試經驗即多一重考試壓力。
同時，路德會指出「由於TSA的題型和範圍已在日常功課和課堂中存在，所以不會鼓勵屬下小學刻意透過模擬考試、設計額外試題等方式操練學生。」（《眾新聞》2018年3月25日）我認為這正正曝露了香港小學教育的深層次問題－－由考評主導惡化成TSA主導，應試文化成災。
教育局2016年推出的《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全港性系統評估檢討報告》指出：「現行小三系統評估內容是根據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科、英國語文科及數學科的基本能力文件而擬訂的。基本能力只是課程的基本要求，不代表課程的全部要求。小三基本能力是作為判斷學生在初小學習階段（小一至小三）終結時能否達到課程的基本要求（只包含部分知識及能力）。」
然而，家裡有多於一個子女的家長會發現，幼子／女就讀初小時，所讀所學所考均比哥哥姐姐讀初小時「深了很多」。以往學校會要求學生做額外的TSA補充練習來操練題型，現在則是TSA的題型及內容已經深入日常功課及考核的骨髓，那表面上是減輕了額外操練。若家長拿著TSA試卷及報告，對比子女平日的工作紙及試卷，不難發現兩者已不知不覺地融合了。
而在年復年的操練及演變後，看著那些連成年人都未必能輕易完成及答對的考題，究竟甚麼才是小三學生需掌握的基本能力呢？
教育局以「校本」做擋箭牌
回說即將開考的小三TSA，據說在教師簡介會上，很多老師提出「若某家長拒絕子女應考，校方如何處理？」的問題，然而局方並未能提供明確清晰的指引。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則說「家長若不想子女參與評估，可以參照缺席運動會、學校旅行等校內活動，以校本原則處理。」（《頭條日報》2018年4月13日）再次以「校本原則」把責任推到學校身上，我認為這做法並不可取。而且，運動會、旅行並非考試，怎能相比。
事實上，就學校是否全級報考小三TSA、其決策過程、有沒有諮詢家長等等，已引發了一些家長與學校的矛盾，楊局長一而再以「校本」當擋箭牌，是把家長和學校推向對立面，破壞一直提倡的「家校合作」價值，當家長和學校之間沒有互信，受害的仍是我們的下一代。
弱勢學生更需關注
另外，我們除了關注一般學生的情況，學校裡還有SEN（有特殊教育需要）和NCS（非華語）兩類弱勢學生需要關注。據楊局長解釋，目前「抽樣10%學生考」是指普通學生，而SEN和NCS學生則是另外兩條「抽樣隊伍」，而由於兩者的人數比普通學生少很多，他們的抽樣比例會大大高於10%。然而，SEN學生本身就是有特殊學習需要的，要他們及家長面對多一次考核，他們面對的焦慮及壓力非一般學生可比。而要非華語少數族裔學生參加中文科評估，無助他們的學習，卻徒添壓力，也值得關注。
成立監察委員會
TSA復考，不但未能解決原本的問題，還添了新的「火頭」。我認同「家長聯盟」的建議，教育局應盡快成立監察委員會，邀請教育界及非教育界的社會人士、家長加入，持續監察學校的操練情況、考卷的深淺程度等等，以為初小學生爭取最大的福祉，讓他們愉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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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美國的名牌私立大學為了縮窄貧富學生之間的差距，採取多元收生準則。根據《時代周刊》一篇題為The Elite Squeeze 的文章，這些私立名校會預留最少三成學位予運動員、第一代大學生及少數族裔學生，同時調低預留予傳統feeder schools 畢業生、校友、大額捐款者、名人及教授子女的學位比例。
另一方面，部分美國私立大學（例如：麻省理工學院、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採取need-blind的收生原則，即院校在錄取學生時不會考慮學生是否需要學校資助，只會在完成收生程序後才向有經濟困難的學生提供資助。從而保障成績優異的學生，不會因為家庭經濟條件欠佳而失去入學機會。
其次，美國頂尖的私立大學會透過endowment fund 減免合資格學生的學費。史丹福大學在2006至2016年間，斥資超過15億美元為本科生提供獎助學金，全年家庭收入少於125,000美元的學生可以學費全免，家庭月入少於65,000美元的學生更可獲校方提供免費住宿和膳食。目前，該校逾82%的本科生在畢業後毋須償還任何學生貸款。
除了重視教育的可達性（accessibility）及可負擔性（affordability），美國的頂尖大學更致力培養學生的好奇心及獨立思考能力。縱然大學生在校園內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但他們會在有規範的情况下與持不同意見者展開尊重與理性並重的討論。我認為這是美國大學教育最珍貴的貢獻，讓年輕人既勇於創新，且明白尊重多元、包容異己的重要性。
新民黨於去年10 月10 日至今年2 月15 日，委託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針對青少年國民身分認同，以及到內地實習、工作和定居等意願進行調查和研究，透過問卷訪問了11 間中學的所有中四至中五級學生， 共1279人，當中78.7%在香港出生、20.2%在內地出生。
是次研究有不少重要意義。第一是以往大部分民調都是針對18 歲或以上人士，只針對中學生的着實不多，令該方面的研究一直存在着「想當然」的情况與問題。
亦因為這樣，此研究正正就打破了坊間就年輕人對國家的看法與批評。此外，在針對青少年國民身分認同的幾條主要問題中， 所呈現的「三極化」現象（下文詳述），對於了解香港青少年對國家的觀感的一系列取態，具有相當的普遍意義，使之更具參考價值。最後，研究亦發現內地出生與香港出生的學生的取向存在明顯差異，內地出生學生的國民身分認同感整體保持高位，基本上不存在國民身分認同問題。
基本對接趨勢良好
儘管沒有其他世代的數據可供比較，但研究發現時下香港青少年與內地對接程度比外界想像中高，與上幾代人不可同日而語。當中95.1%曾到訪大陸、85%懂得閱讀簡體字、65.8%有使用微信或擁有微信帳戶、46.3%一個月多次或每天使用中國大陸網站、28.1%一個月多次或每天使用淘寶或其他中國大陸購物網站購物、46.7%曾乘搭內地高鐵，其程度很可能領先其他世代，反映出內地電子媒體、應用程式滲透率高，青少年到訪內地日益頻繁； 再加上校內內地出生同學的影響，令青少年更容易受到耳濡目染，接受並使用內地人常用的應用程式、網站及文化產品等。整體上青少年與內地對接的趨勢良好。
正如教大香港研究學院總監呂大樂指出，社會普遍認為香港年輕人是基於對內地缺乏認知、不了解國家發展，因而對國家產生抗拒情緒。然而研究反映年輕人與內地接觸的程度較外界想像為高，亦非拒絕接觸，令外界在香港青少年對國家有意見或批評時，便一口咬定為「與國家接觸不足所致」的說法不攻自破。
「三極化」：接觸後的認知固化
這一點令我們更能深入思考針對青少年國民身分認同的主要問題中，所呈現出的「三極化」現象。首先要說明一下所謂「三極化」是什麼： 在「香港人身分與中國人身分可以相容嗎？」、「中國未來有幾大可能會成為世界強國？」，及「願意到中國大陸實習╱工作╱定居嗎？」這幾條問題中，均呈現出「一半半」（5 分）為最多或第二多人選擇的選項，大幅拋離其他比分（10 分表示非常可能╱願意，0 分表示完全不可能╱不願意，5分代表一半半；圖1 至3）。在中間凸起的同時，選擇0 分（完全不可能╱不願意）和10 分（非常可能╱願意）的被訪者也相對地多， 形成了「三極化」畫面。
這模式反映出年輕人在對內地及國家發展已有一定了解的情况下，有相當數目的學生在身分認同方面已發展出明顯取態或好惡。這當然與香港社會近年來經歷了眾多社會運動事件，社會存在着強烈意見和分化有關。不過可幸的是，青年在身分認同上沒有想像中負面， 那一大群選擇「一半半」（5 分）的學生，並不代表他們在身分認同上持一個「沒所謂」的態度，而是他們在接觸大陸後抱持着一種觀望和猶豫態度。
從積極角度來看，這群年輕人在適當的政策與安排下，國家與特區政府是有望可影響他們取態，增強其國民身分認同，將他們爭取過來。然而研究亦顯示，認為應推行國民教育及讓初中中史科成為獨立必修科的學生只有15.4%和19.9%。可見以推行該兩個科目作為增強國民身分認同的主要手段， 將難以收效。同時亦可藉此推斷，學生對其他增強其國民身分認同的政治與行政手段，也將同感抗拒，甚至可能會激化他們的態度。因此當局切忌操之過急，亦不應期望一步到位，須充分掌握學生和家長反應。
香港與內地出生學生的明顯分野
上文也提到，香港出生與內地出生的學生的取向存在明顯差異，內地出生學生的國民身分認同感整體保持高位，基本上不存在身分認同問題。因此實際上各界更須針對與重視的是香港出生學生的取向。以下是差異比較大的題目：
●香港人身分與中國人身分可以相容（香港：29.4%；內地：58%）
●中國未來可能會成為世界強國（香港：53.4%；內地：75.5%）
●願意到中國大陸實習╱工作╱定居（ 香港： 25% ╱19.4% ╱13.9% ； 內地：59.7%╱53.5%╱55.8%）
●應該推行國民教育（香港：10%；內地：36.7%）
●應該讓初中中史科成為獨立必修科（香港：17.4%；內地：30%）
毫無疑問，除了香港出生的學生認為中國未來可能會成為世界強國這方面的比率比較樂觀之外，其他比率都令人擔憂，亦不是一朝一夕可扭轉。研究對於這些方面所得出的初步結論是，青少年受到在學校及社會的持續影響， 與內地接軌的進展與趨勢良好，往後在日常生活層面上與內地接軌的問題不大。此外國家日益強大，青少年對國家前景抱有信心則令他們更樂於到內地實習、工作及定居。因此只要上述兩方面大趨勢得以保持，青少年國民身分認同及與內地對接程度應可穩步增長。至於其他方面則須倚賴社會多透過對話加強與年輕人溝通，以及對年輕人對國家的觀感與批評作進一步反思和理解了。
正視港人與中國人身分的不相容性
最後，研究在不同角度均顯示港人身分與中國人身分有一定的內在不相容性，例如有31.5%的內地出生被訪者認為港人身分與中國人身分只有一半半相容；即使相信中國未來可能會成為世界強國，但認為港人身分與中國人身分不相容的亦達19.4%， 「一半半」則為30%。顯示出不少對國家抱有良好願景的年輕人，對於港人身分與中國人身分能否相容，還是抱有一定疑問。這一點不容忽視。
這內在不相容性同時揭示香港青少年「人心回歸工程」的關鍵很可能是要令兩者相容，而非單憑加大融合到內地的力度便可以克服的。這一點是國家、當局及各界必須承認及正視的。為此中央、特區政府及香港各界必須認清令兩者相容的困難性，同時照顧青少年感受，在促進國民身分認同的時候對症下藥、靈活應對，否則有可能會弄巧反拙，影響香港青少年人心回歸。
小三TSA（全港性系統評估，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問題擾攘了幾年，由教育問題發酵成選舉議題再演變成社會問題，選舉過了幾場，特首已換人，TSA一度改稱BCA（基本能力評估，Basic Competency Assessments）再復名TSA，紛擾混亂，「家、校」均無所適從。到今年3月16日，教育局宣布本學年5月正式復考小三TSA，祭出「不記名、不記校、不取報告」與及「只抽樣10%學生考」幾招，以為可消除操練誘因，平息社會爭議。事實上也有好些議員「收貨」。怎料真正的「大招」－－若學校全級報考，便可申請學校報告－－才是問題所在，引發了新一輪爭議。
多年來，即使教育局及其教育專家堅稱TSA只是低風險的基本能力評估、數據有助改善教與學，TSA一直遭詬病是教育局評核學校、辦學團體學校校長之間比較競爭、學生操練及壓力的泉源；再加上TSA中英數三科試卷及題型愈來愈深，已超越學生基本能力，學校要學生做大量TSA練習才能應付考試，也有學校要求學生補課或做模擬試，有些學校甚至從小一便開始操練TSA，把學生、家長壓得喘不過氣來，最終爆發成全港關注的大議題。
有家長組成「TSA關注組」，揭露問題希望引起社會關注， 後來發展成「家長聯盟」，記者會、遊行、簽名運動、公開信、公聽會、聯署，扭盡六壬，無非希望莘莘學子擺脫TSA操練，用心良苦。
我和新民黨也不斷收到市民、家長「取消小三TSA」的訴求，我的選舉政綱便已提到「全面擱置小三TSA」，也多次和教育局兩屆局長會面，為家長及學生發聲，要求教育局正視問題。
「三不」糖衣包著「全級報考」的毒藥
來到今回正式復考，教育局以「不記名、不記校、不取報告」與及「只抽樣10%學生考」這些糖衣，包著「若學校全級報考，便可申請學校報告」的毒藥，即保留了一條大大的操練尾巴，而且把主動權及責任推了給學校，一切「校本」決定，與教育局無尤，這招比教育局硬性規定全港小三學生必須參加考核更加要不得。當時已有家長擔憂，這等於為學校提供繼續操練的誘因，仍是苦了學生。
果不其然，教育局甫宣布上述措施，便有多間學校及辦學團體率先表示會全級報考。後來，「考試及評核局秘書長蘇國生出席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時透露，已有180所小學全級報考，佔全港公營小學近四成，其中包括約30所官立小學，即絕大部分官小將會全級報考。」（《頭條日報》2018年4月13日）反映「為了拎報告，學校可以去到好盡」，基於「局方俾嘅Data有幾多就用幾多」（路德會，《眾新聞》2018年3月25日）的心態，可預視日後會有更多學校選擇全級報考，最終小三TSA又走上回頭路，抽樣評估的良好意願將盪然無存。
由考評主導惡化成TSA主導
其中，路德會稱是「基於公平原則」而全級報考，因為「只抽樣10%學生應考，該10%學生需抽出上課時間應試，他們的上課時間因而比其餘90%學生減少。另一方面，該90%學生變相缺少一次考試經驗。」（《眾新聞》2018年3月25日）我認為辦學團體以上述理由解釋全級報考的決定，觀念似是而非，值得商榷，而且很明顯沒考慮學生多一次考試經驗即多一重考試壓力。
同時，路德會指出「由於TSA的題型和範圍已在日常功課和課堂中存在，所以不會鼓勵屬下小學刻意透過模擬考試、設計額外試題等方式操練學生。」（《眾新聞》2018年3月25日）我認為這正正曝露了香港小學教育的深層次問題－－由考評主導惡化成TSA主導，應試文化成災。
教育局2016年推出的《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全港性系統評估檢討報告》指出：「現行小三系統評估內容是根據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科、英國語文科及數學科的基本能力文件而擬訂的。基本能力只是課程的基本要求，不代表課程的全部要求。小三基本能力是作為判斷學生在初小學習階段（小一至小三）終結時能否達到課程的基本要求（只包含部分知識及能力）。」
然而，家裡有多於一個子女的家長會發現，幼子／女就讀初小時，所讀所學所考均比哥哥姐姐讀初小時「深了很多」。以往學校會要求學生做額外的TSA補充練習來操練題型，現在則是TSA的題型及內容已經深入日常功課及考核的骨髓，那表面上是減輕了額外操練。若家長拿著TSA試卷及報告，對比子女平日的工作紙及試卷，不難發現兩者已不知不覺地融合了。
而在年復年的操練及演變後，看著那些連成年人都未必能輕易完成及答對的考題，究竟甚麼才是小三學生需掌握的基本能力呢？
教育局以「校本」做擋箭牌
回說即將開考的小三TSA，據說在教師簡介會上，很多老師提出「若某家長拒絕子女應考，校方如何處理？」的問題，然而局方並未能提供明確清晰的指引。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則說「家長若不想子女參與評估，可以參照缺席運動會、學校旅行等校內活動，以校本原則處理。」（《頭條日報》2018年4月13日）再次以「校本原則」把責任推到學校身上，我認為這做法並不可取。而且，運動會、旅行並非考試，怎能相比。
事實上，就學校是否全級報考小三TSA、其決策過程、有沒有諮詢家長等等，已引發了一些家長與學校的矛盾，楊局長一而再以「校本」當擋箭牌，是把家長和學校推向對立面，破壞一直提倡的「家校合作」價值，當家長和學校之間沒有互信，受害的仍是我們的下一代。
弱勢學生更需關注
另外，我們除了關注一般學生的情況，學校裡還有SEN（有特殊教育需要）和NCS（非華語）兩類弱勢學生需要關注。據楊局長解釋，目前「抽樣10%學生考」是指普通學生，而SEN和NCS學生則是另外兩條「抽樣隊伍」，而由於兩者的人數比普通學生少很多，他們的抽樣比例會大大高於10%。然而，SEN學生本身就是有特殊學習需要的，要他們及家長面對多一次考核，他們面對的焦慮及壓力非一般學生可比。而要非華語少數族裔學生參加中文科評估，無助他們的學習，卻徒添壓力，也值得關注。
成立監察委員會
TSA復考，不但未能解決原本的問題，還添了新的「火頭」。我認同「家長聯盟」的建議，教育局應盡快成立監察委員會，邀請教育界及非教育界的社會人士、家長加入，持續監察學校的操練情況、考卷的深淺程度等等，以為初小學生爭取最大的福祉，讓他們愉快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