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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城氣泡」激活經濟第一步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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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四（10月15日），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宣布和新加坡政府達成雙邊「航空旅遊氣泡」協議，容許雙城旅客互訪，是香港在新冠肺炎疫情長期困擾下的好消息，是激活經濟的強心針，也是雙城互救的折衝辦法。
「旅遊氣泡」（Travel Bubble）是全球疫情下一個新概念，指一些疫情情況相若的地區，互相開放邊界，容許對方人民前來工作或旅遊，而不需在入境後進行隔離，藉以在疫情下刺激經濟。「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率先於5月開通「旅遊氣泡」，三國居民入境不用隔離，並可自由流動。日本也剛於9月公布和馬來西亞等七個亞洲國家地區互通「旅遊氣泡」。
不同國家地區之間的「旅遊氣泡」的開放程度不同，香港新加坡這「雙城氣泡」，則要求雙方旅客於入境前七十二小時取得兩地互認的新冠病毒陰性檢測結果，旅客必須乘搭特定航班，抵埗後無須十四天隔離，入境後旅客行程並無限制等等。
據了解，新加坡政府商談「旅遊氣泡」態度積極。其中一個原因，我相信是因為新加坡樟宜機場剛剛全面升級，致力成為世界最豪的智慧型機場暨商場，新建成的「星耀樟宜Jewel Changi」內有世界最大室內瀑布、星空花園、資生堂森林谷（Shiseido Forest Valley）、超豪購物飲食中心及各種遊樂設施，本對旅客有很大吸引力，可惜疫情來襲，樟宜機場於4月至6月的乘客量比去年同期下跌逾99%，關閉了兩座客運大樓，啟動「旅遊氣泡」能激活樟宜機場，意義重大。
社會上有意見認為「旅遊氣泡」會增加疫情風險，憂慮引發新一波疫情。但我認為特區政府在經濟持續下行下，必須在重啟經濟及疫情風險之間作取捨，特別是「保就業」計劃結束，屆時會有公司倒閉、破產率失業率都會上升，在這關鍵時刻，若仍全面壓縮經濟活動，不引入新的措施，經濟將一池死水，復甦之路將更漫長。
誠然，我認為和新加坡合作的「雙城氣泡」只是開始，理想是盡快落實港版健康碼，和國內通關，除了方便通商、激活旅遊，還可讓大量兩地家庭團聚。特區政府已修改法例第599C章《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港人回港豁免十四日隔離，希望行政長官月底赴京與各部委會晤，能落實通關安排，恢復陸港往來，為香港經濟添動力。
「雙城氣泡」激活經濟第一步 (撰文: 葉劉淑儀，原文刊載於經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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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這職業不帶保護網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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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反修例抗爭讓學校、教育界深陷政治漩渦，投訴老師失德個案大增、仇中仇警教材屢見不鮮。最近教育局終於「的起心肝」把一名製作港獨教材的小學老師除牌，引起社會熱烈議論。此外，反修例抗爭期間有百多名專上院校及中小學教職員、補習老師等被捕，這些案件陸續進入司法程序，「老師」二字變得更惹人注目。
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在面書上公開十八名報稱是老師或補習老師的反修例案件被告人姓名及任教學校等資料，惹來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嚴厲批評，指梁振英侵犯涉案老師私隱，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又說即使法律上沒問題，道德上「人情事理」上也不能這樣做。
葉建源議員的批評是否要保護同工、是否恰當，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立場，但大家不妨換個方向，從新聞自由的角度，看看梁振英的做法是否侵犯涉案老師的私隱。
梁振英稱他上載的資料均是從傳媒報道中收集整理出來的，而名單上十八位老師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已被檢控的被告，第二類是根據傳媒報道列出的被捕人士。
首先，根據香港的司法制度，所有刑事案件都是公開審訊的。除非有特別原因，法庭頒令禁止傳媒報道或公開涉案人士的身份，否則，資料是公開的，被告的姓名年齡職業也是公開的，社會從不質疑有私隱問題。而若梁振英是從傳媒這公開渠道取得及整理已報道過的公開資料，我看不到有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地方。
至於第二類的情況，梁振英仍是從傳媒報道摘錄公開資料。那麼，問題不在於梁振英的做法，而在於傳媒基於新聞自由、報道事實的原則，應否報道這些案件，應否刊登這些被捕老師的資料？若傳媒報道被捕老師的資源是新聞自由，那為甚麼梁振英的做法便變成侵犯私隱呢？這豈不是雙重標準？
至於葉建源議員指梁振英的做法即使法律上沒問題，道德上「人情事理」上都說不過，這說法值得商榷。若依據他的說法，是不是傳媒在新聞自由之上，又要守多條叫「人情事理」的紅線？是不是要「人情事理」都廣為接受的人事，傳媒才可報道？
最後，我要強調一點，老師這職業不帶保護網更不附遮醜布。任何人犯了法，也不能因為其職業是老師，便不能公開其姓名或獲得更多私隱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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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招提升法庭效率 完善司法系統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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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篇，我向各位解釋了，即使市民對法院裁決有懷疑，也不應隨意狠批法庭或謾罵法官，司法體系裏有機制處理，更不需另立量刑委員會越俎代庖。
獨立裁決精神 無關三權分立
本篇則繼續討論，除了前文所指的上訴及覆核機制、法治對「一國兩制」的重要性，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2019年1月14日法律年度開啟典禮的演辭（下稱「演辭」），以及今年9月23日的公開聲明（下稱「聲明」）中，反覆強調香港法律制度的重大原則，我認為值得市民加倍留意，加深了解，減少不理性的批評。
一、《基本法》第八十五條列明，香港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法官行使司法權力，必須嚴格依據法律和法律原則裁定和處理案件……法院的職能並不包括裁斷政治爭論、倡議任何政治觀點、或根據任何主流媒體或公眾意見審理案件」（「聲明」段6）。這點非常重要，同時反映司法獨立其實與所謂三權分立無關，法庭需要的，是不受其他因素影響的獨立裁決。
近期值得讚賞的是英籍法官高浩文（Russell Coleman），他審理考評局取消2020年DSE歷史科試題的司法覆核案（HCAL 1087/2020），指出他認為試題本身並無不妥，亦認同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及教育局高調譴責，有向考評局施壓之嫌。但是，他基於考評局是在專業研判及委員投票後決定取消試題，並無程序失當或不公，因此駁回司法覆核的申請。
高浩文法官體現了獨立裁決的精神，他撇除個人想法，不受政治或其他因素影響，純粹以法律原則作出獨立裁決。
二、《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各級法院法官就職時，必須宣誓擁護《基本法》，以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而法官的獨立性反映於司法誓言（Judicial Oath），是每位法官作出的莊嚴和真誠的承諾。司法誓言要求法官「公正廉潔，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維護法制，主持正義，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因此法官判案時必須大公無私、不偏不倚，「防範別人對其作出偏頗的指稱」（「聲明」段25），「還要讓外界相信法官是不偏不倚的」（「聲明」段25），否則會使人感到不公平或受屈，失去對司法制度的信心。
關於這點，我於立法會二讀辯論延長法官和司法人員退休年齡的條例草案時，發言引述17世紀英國法學權威馬修黑爾爵士（Sir Matthew Hale）所指，法官必須保持中立，不應表達個人意見，這是司法界的金科玉律。
參與反修例聯署 影響司法觀感
可是，去年竟有高等法院法官李瀚良公開參加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聯署聲明，我認為其行為懷有強烈政治信念，欠缺司法情操，影響社會對司法制度的信心及觀感，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應該適時處理，作出勸喻及提醒。
馬道立亦指出：「公眾也可就法官的行為作出投訴。每宗投訴都會由司法機構的相關法院領導按既定程序處理，最終負責的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聲明」段28）
因此，區域法院法官郭偉健在「情操高尚」事件後，遭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要求暫停審理涉及類似政治背景的案件。東區法院裁判官何俊堯亦因為調職，暫時毋須審理相關案件。
三、香港法制另一項重要特質是具透明度，除了少數特別情況，所有級別法院的聆訊均開放予公眾旁聽，法庭程序公開進行，法庭的書面判決（判詞）列出判決理由，公開予公眾查閱。
促法官依量刑指引裁決 減爭議
市民可透過上述途徑了解法庭裁決，從而作出理性評論，而非道聽塗說，妄加批評。
說了這麼多，是不是代表司法機構沒有改善的空間？當然不是。我認為要完善司法系統，提升法庭的表現及效率，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司法機構應積極督促各級法院法官，依據量刑指引作出裁決，減少誤差，減低社會爭議，這比另設量刑委員會更恰當。
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司法機構應積極提醒法官保持中立，不要發表個人立場，維護法庭大公無私、不偏不倚的作風，提高社會的信任度。
三、相信仍有大批反修例相關案件在排期處理，建議司法機構仿效英國處理2011年Tottenham Riot的做法，指定一些具經驗的法官，集中於指定的法庭審理，盡快清理積壓的案件。
提高司法覆核門檻 防止濫用
四、馬道立於「演辭」指出，法庭面對「繁重案件量」，特別是大量免遣返聲請（酷刑聲請），使法庭承受沉重壓力，延誤在所難免云云。我則認為，目前司法覆核門檻太低，也是造成繁重案件量及延誤的原因。
經典例子是青山公路擴闊工程司法覆核案（HCAL 177/2015），案中「主角」是一段只有短短1.9公里的公路。特區政府於2010年構思擴闊工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2015年批准工程，卻遭環保人士以不符合「2014空氣質素指標」等各種環保理由反對，並且申請司法覆核。案件於2017年11月30日在高等法院開審，於2019年底才有判詞。其間工程成本已升到7億元，再加上立法會拉布等，工程到今日仍未得到財委會批款。
這樣簡單的工程都一拖10年，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司法覆核門檻太低，幾乎人人都可申請。目前，申請人只需填寫許可申請「表格86」，交付申請費用1,045元便可提出申請，還可以申請法律援助，變相鼓勵濫用，「長洲覆核王」郭卓堅便由此成名。
我認為應該全面檢視及提高司法覆核的門檻，例如要求申請人必須是受影響人士等，防止濫用，減少積壓的案件，改善法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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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四（10月15日），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宣布和新加坡政府達成雙邊「航空旅遊氣泡」協議，容許雙城旅客互訪，是香港在新冠肺炎疫情長期困擾下的好消息，是激活經濟的強心針，也是雙城互救的折衝辦法。
「旅遊氣泡」（Travel Bubble）是全球疫情下一個新概念，指一些疫情情況相若的地區，互相開放邊界，容許對方人民前來工作或旅遊，而不需在入境後進行隔離，藉以在疫情下刺激經濟。「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率先於5月開通「旅遊氣泡」，三國居民入境不用隔離，並可自由流動。日本也剛於9月公布和馬來西亞等七個亞洲國家地區互通「旅遊氣泡」。
不同國家地區之間的「旅遊氣泡」的開放程度不同，香港新加坡這「雙城氣泡」，則要求雙方旅客於入境前七十二小時取得兩地互認的新冠病毒陰性檢測結果，旅客必須乘搭特定航班，抵埗後無須十四天隔離，入境後旅客行程並無限制等等。
據了解，新加坡政府商談「旅遊氣泡」態度積極。其中一個原因，我相信是因為新加坡樟宜機場剛剛全面升級，致力成為世界最豪的智慧型機場暨商場，新建成的「星耀樟宜Jewel Changi」內有世界最大室內瀑布、星空花園、資生堂森林谷（Shiseido Forest Valley）、超豪購物飲食中心及各種遊樂設施，本對旅客有很大吸引力，可惜疫情來襲，樟宜機場於4月至6月的乘客量比去年同期下跌逾99%，關閉了兩座客運大樓，啟動「旅遊氣泡」能激活樟宜機場，意義重大。
社會上有意見認為「旅遊氣泡」會增加疫情風險，憂慮引發新一波疫情。但我認為特區政府在經濟持續下行下，必須在重啟經濟及疫情風險之間作取捨，特別是「保就業」計劃結束，屆時會有公司倒閉、破產率失業率都會上升，在這關鍵時刻，若仍全面壓縮經濟活動，不引入新的措施，經濟將一池死水，復甦之路將更漫長。
誠然，我認為和新加坡合作的「雙城氣泡」只是開始，理想是盡快落實港版健康碼，和國內通關，除了方便通商、激活旅遊，還可讓大量兩地家庭團聚。特區政府已修改法例第599C章《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港人回港豁免十四日隔離，希望行政長官月底赴京與各部委會晤，能落實通關安排，恢復陸港往來，為香港經濟添動力。
「雙城氣泡」激活經濟第一步 (撰文: 葉劉淑儀，原文刊載於經濟通)
去年的反修例抗爭讓學校、教育界深陷政治漩渦，投訴老師失德個案大增、仇中仇警教材屢見不鮮。最近教育局終於「的起心肝」把一名製作港獨教材的小學老師除牌，引起社會熱烈議論。此外，反修例抗爭期間有百多名專上院校及中小學教職員、補習老師等被捕，這些案件陸續進入司法程序，「老師」二字變得更惹人注目。
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在面書上公開十八名報稱是老師或補習老師的反修例案件被告人姓名及任教學校等資料，惹來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嚴厲批評，指梁振英侵犯涉案老師私隱，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又說即使法律上沒問題，道德上「人情事理」上也不能這樣做。
葉建源議員的批評是否要保護同工、是否恰當，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立場，但大家不妨換個方向，從新聞自由的角度，看看梁振英的做法是否侵犯涉案老師的私隱。
梁振英稱他上載的資料均是從傳媒報道中收集整理出來的，而名單上十八位老師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已被檢控的被告，第二類是根據傳媒報道列出的被捕人士。
首先，根據香港的司法制度，所有刑事案件都是公開審訊的。除非有特別原因，法庭頒令禁止傳媒報道或公開涉案人士的身份，否則，資料是公開的，被告的姓名年齡職業也是公開的，社會從不質疑有私隱問題。而若梁振英是從傳媒這公開渠道取得及整理已報道過的公開資料，我看不到有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地方。
至於第二類的情況，梁振英仍是從傳媒報道摘錄公開資料。那麼，問題不在於梁振英的做法，而在於傳媒基於新聞自由、報道事實的原則，應否報道這些案件，應否刊登這些被捕老師的資料？若傳媒報道被捕老師的資源是新聞自由，那為甚麼梁振英的做法便變成侵犯私隱呢？這豈不是雙重標準？
至於葉建源議員指梁振英的做法即使法律上沒問題，道德上「人情事理」上都說不過，這說法值得商榷。若依據他的說法，是不是傳媒在新聞自由之上，又要守多條叫「人情事理」的紅線？是不是要「人情事理」都廣為接受的人事，傳媒才可報道？
最後，我要強調一點，老師這職業不帶保護網更不附遮醜布。任何人犯了法，也不能因為其職業是老師，便不能公開其姓名或獲得更多私隱保障。
昨日上篇，我向各位解釋了，即使市民對法院裁決有懷疑，也不應隨意狠批法庭或謾罵法官，司法體系裏有機制處理，更不需另立量刑委員會越俎代庖。
獨立裁決精神 無關三權分立
本篇則繼續討論，除了前文所指的上訴及覆核機制、法治對「一國兩制」的重要性，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2019年1月14日法律年度開啟典禮的演辭（下稱「演辭」），以及今年9月23日的公開聲明（下稱「聲明」）中，反覆強調香港法律制度的重大原則，我認為值得市民加倍留意，加深了解，減少不理性的批評。
一、《基本法》第八十五條列明，香港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法官行使司法權力，必須嚴格依據法律和法律原則裁定和處理案件……法院的職能並不包括裁斷政治爭論、倡議任何政治觀點、或根據任何主流媒體或公眾意見審理案件」（「聲明」段6）。這點非常重要，同時反映司法獨立其實與所謂三權分立無關，法庭需要的，是不受其他因素影響的獨立裁決。
近期值得讚賞的是英籍法官高浩文（Russell Coleman），他審理考評局取消2020年DSE歷史科試題的司法覆核案（HCAL 1087/2020），指出他認為試題本身並無不妥，亦認同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及教育局高調譴責，有向考評局施壓之嫌。但是，他基於考評局是在專業研判及委員投票後決定取消試題，並無程序失當或不公，因此駁回司法覆核的申請。
高浩文法官體現了獨立裁決的精神，他撇除個人想法，不受政治或其他因素影響，純粹以法律原則作出獨立裁決。
二、《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各級法院法官就職時，必須宣誓擁護《基本法》，以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而法官的獨立性反映於司法誓言（Judicial Oath），是每位法官作出的莊嚴和真誠的承諾。司法誓言要求法官「公正廉潔，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維護法制，主持正義，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因此法官判案時必須大公無私、不偏不倚，「防範別人對其作出偏頗的指稱」（「聲明」段25），「還要讓外界相信法官是不偏不倚的」（「聲明」段25），否則會使人感到不公平或受屈，失去對司法制度的信心。
關於這點，我於立法會二讀辯論延長法官和司法人員退休年齡的條例草案時，發言引述17世紀英國法學權威馬修黑爾爵士（Sir Matthew Hale）所指，法官必須保持中立，不應表達個人意見，這是司法界的金科玉律。
參與反修例聯署 影響司法觀感
可是，去年竟有高等法院法官李瀚良公開參加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聯署聲明，我認為其行為懷有強烈政治信念，欠缺司法情操，影響社會對司法制度的信心及觀感，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應該適時處理，作出勸喻及提醒。
馬道立亦指出：「公眾也可就法官的行為作出投訴。每宗投訴都會由司法機構的相關法院領導按既定程序處理，最終負責的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聲明」段28）
因此，區域法院法官郭偉健在「情操高尚」事件後，遭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要求暫停審理涉及類似政治背景的案件。東區法院裁判官何俊堯亦因為調職，暫時毋須審理相關案件。
三、香港法制另一項重要特質是具透明度，除了少數特別情況，所有級別法院的聆訊均開放予公眾旁聽，法庭程序公開進行，法庭的書面判決（判詞）列出判決理由，公開予公眾查閱。
促法官依量刑指引裁決 減爭議
市民可透過上述途徑了解法庭裁決，從而作出理性評論，而非道聽塗說，妄加批評。
說了這麼多，是不是代表司法機構沒有改善的空間？當然不是。我認為要完善司法系統，提升法庭的表現及效率，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司法機構應積極督促各級法院法官，依據量刑指引作出裁決，減少誤差，減低社會爭議，這比另設量刑委員會更恰當。
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司法機構應積極提醒法官保持中立，不要發表個人立場，維護法庭大公無私、不偏不倚的作風，提高社會的信任度。
三、相信仍有大批反修例相關案件在排期處理，建議司法機構仿效英國處理2011年Tottenham Riot的做法，指定一些具經驗的法官，集中於指定的法庭審理，盡快清理積壓的案件。
提高司法覆核門檻 防止濫用
四、馬道立於「演辭」指出，法庭面對「繁重案件量」，特別是大量免遣返聲請（酷刑聲請），使法庭承受沉重壓力，延誤在所難免云云。我則認為，目前司法覆核門檻太低，也是造成繁重案件量及延誤的原因。
經典例子是青山公路擴闊工程司法覆核案（HCAL 177/2015），案中「主角」是一段只有短短1.9公里的公路。特區政府於2010年構思擴闊工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2015年批准工程，卻遭環保人士以不符合「2014空氣質素指標」等各種環保理由反對，並且申請司法覆核。案件於2017年11月30日在高等法院開審，於2019年底才有判詞。其間工程成本已升到7億元，再加上立法會拉布等，工程到今日仍未得到財委會批款。
這樣簡單的工程都一拖10年，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司法覆核門檻太低，幾乎人人都可申請。目前，申請人只需填寫許可申請「表格86」，交付申請費用1,045元便可提出申請，還可以申請法律援助，變相鼓勵濫用，「長洲覆核王」郭卓堅便由此成名。
我認為應該全面檢視及提高司法覆核的門檻，例如要求申請人必須是受影響人士等，防止濫用，減少積壓的案件，改善法庭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