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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需理解「總體國家安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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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除了立法會《逃犯（修訂）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選不到主席而鬧得滿城風雨外，還有兩件事值得留意，一是4月15日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另一則是特首於一天後向中央政府提交、上周四公布的《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等有關情況的報告》。
這兩件事的時間推進配合得天衣無縫，合起來傳遞的信息非常重要直接——中央政府高度重視國家安全，香港必須理解及配合。
中央逐步推動國安意識
在2019年談國家安全，格局已比2003年談《基本法》第23條立法大很多，形勢也複雜得多。事實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4年4月15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首度提出「新時代總體國家安全觀」，提出政治安全是根本，經濟安全是基礎，還有網絡安全等等新型安全領域，在當時是個全新的概念。
之後在2017年的十九大工作報告上，習主席再強調： 「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嚴密防範和堅決打擊各種滲透顛覆破壞活動」及「加強國家安全教育，推動全社會形成維護國家安全的強大合力」。
然後，中央政府於今年2月26日向行政長官發出公函，要求行政長官就取締「香港民族黨」一事提交報告。到3月的「兩會」，主管港澳事務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提出，希望香港擔當國家安全主權的捍衛者，並指取締「香港民族黨」做法正確。
來到今年4月，香港已是連續四年舉辦「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第二年舉辦「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討會」。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研討會中強調： 「維護國家安全，特區沒有特殊；維護國家安全，只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緊隨其後就是特首向中央政府提交取締「香港民族黨」的報告。
一步步發展下來，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從概念到實際推動、宣傳教育及實際行動等各方面逐步推進，強調國家安全及領土完整的重要性，紅線畫得準確清晰。而香港在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香港社會需要理解及接受。
我們需明白，每個國家在不同時代，因應外在內在、國情及安全形勢不同，在國家安全的概念及評估也會有不同。
比方說，傳統的國家安全觀認為軍事和武力威脅才算是顛覆叛亂，但是來到今時今日，國際形勢複雜多變，軍事、恐怖襲擊只屬傳統安全問題，非傳統安全問題則越來越重要，包括金融、氣候變化、生態及資源危機。此外，網絡、海洋、太空、極地等則屬新型安全領域，逐漸受到國際重視。
而習主席提出的「新時代總體國家安全觀」，重點字眼是「總體」，即是要把上述傳統及非傳統各領域的安全都整合連結起來，要發揮協同效應，互相保護，不能單打獨鬥或互相壓制，終極目的就是要在這個全球化、信息化、網絡化的新時代，維持國家領土完整，保障人民安全。
中國正處於崛起的關鍵時期，發展是第一要務，這同時引發外部安全問題。國家積極推動「一帶一路」、推動高科技發展，挑動美國這世界霸主的神經，引起反彈，引發華為事件。其實「中國威脅論」醞釀多時，特朗普上場，終於發起貿易戰，就是要遏制及圍堵中國，不讓中國崛起。
除了中美貿易戰，環境污染嚴重引發生態安全危機、能源消耗增多令能源安全風險加大、網絡發展一日千里亦引發嚴重境外網絡攻擊，這些都是在「總體國家安全觀」下的外部安全危機。
基本法23條立法亟待完成
而香港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港獨」思潮及「香港民族黨」的出現，可視為影響國家的內部安全。即使不論香港「獨立」必成孤島的災難性後果，以往我在很多公開場合解釋過，中央已畫紅線，香港沒有「獨立」的空間。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的憲法會把分裂自己國家合理化的，人民不能把土地及該土地上別人的產權等等，從國家分裂出去，那已經違背了國家領土完整的原則和概念。因此，特區政府依法取締「香港民族黨」完全是正確做法，用行動體現了「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特區應有之責」。總括而言，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和發展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對每一個國家而言都十分重要，西方很多民主國家也有國家安全條例，因為國家有生存的權利，亦有責任保護人民的安全。如果國家不能保護人民，後果可以是災難性的；如果國家無法保護自己，不單令人民生命受威脅，或會讓他們變成難民，影響其他國家。所以，為了保護自己人民，以及不影響其他國家，各國都非常重視國家安全。中國沒有例外，習主席提倡的「新時代總體國家安全觀」有充分解釋。
香港已回歸國家接近22年，距離上回《基本法》第23條立法不果也16年了，其間國家經濟翻了幾番，其崛起使國際社會虎視眈眈。我認同王志民主任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討會」中所言，「一國兩制」中的「一國」本身就意味着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主權完整，香港的安全本來就是總體國家安全的一部分。因此，香港要正視並解決在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方面存在的突出短板和風險點，履行憲制責任，早日完成國家安全條例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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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修訂《逃犯條例》 自製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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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發生的港男台灣殺人案，因為香港及台灣之間沒有移交逃犯協議，未能把疑犯移送台灣受審，觸發保安局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建議「一次性個案移交」可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部分」，即包括內地、澳門、台灣。
香港法例503章《逃犯條例》是回歸前訂定的法例，作為前保安局局長，我於1998年張子強案後開始就修改條例及達成陸港安排和中央政府磋商，惟因為兩地法制差異，始終未能達成協議。
二十一年後的今天，若能成功修例，堵塞漏洞，我當然歡迎。
反對者自製恐懼
不過，由於修例建議涉及中國內地，而內地的法治水平與香港有差距，引來迴響在所難免，例如法律界選委發表聲明促請保安局撤回修訂條例草案（《星島日報》4月9日），泛民散播恐懼也屬意料之內。只是想不到商界的反對聲音最大，他們要求不設「追溯期」或為「追溯期」劃線，也有要求撤回草案，甚至有富商急不及待入稟高院申請司法覆核，相信政府也始料不及。
商界反對聲音強烈，我認為是自製恐懼，主要源於他們擔心自己會被移交。例如有富商因擔心修例後會被移交而申請司法覆核，社會人士要看清事實。個別人士因為之前已經被定罪，而新法例生效後有可能會遭移交，這純粹是個別情況，我不認為政府是為了個別被定罪人士而提出修例，這次修例目的是填補法網漏洞，避免香港成為逃犯天堂；如果是為了個別直接受影響人士而修例，那根本是違反條例草案的宗旨。
此外，早前全國政協委員、公安部前副部長陳智敏表示，從內地逃到香港的重犯有三百多人，全部「有名有姓」（《星島日報》3月13日），相信也挑動了商界的神經，擔心自己「榜上有名」。
例如代表中小企的「香港各界商會聯席會議」秘書長沈運龍先生日前表示，當年港商北上設廠常遇到內地官員索取紅包，很多中小企擔心修例後會遭追究（《蘋果日報》4月15日）。我認為是過慮。
我要指出一點，若有港人觸犯了內地法律，只要踏足內地便有可能遭檢控，根本不用根據《逃犯條例》也可將其逮捕，議員們平日也會收到港人於內地犯事遭拘禁的求助個案。而是次修例針對的，是在犯法後不再踏足台澳內地的人士，即是真正在逃的逃犯，不是日常穿梭中港台澳的商人。而且要啟動移交申請，香港法庭程序相當繁複、費時，及費用不菲，請求方要負責所有法律訴訟費用，像「多年前給過紅包」這類事件並不是是次修例的目標。
在反對者不斷炒作下，不單商界擔憂，有市民誤以為在內地有租務糾紛、民事糾紛也會遭移交，顯示政府解釋不足，市民未能充分掌握條例細節，以致以訛傳訛、自製恐懼。
其實條例對涉嫌人士的人權保障十分充足，一旦啟動移交申請，涉嫌人士便可向法庭申請人身保護令，若法庭批准移交，涉嫌人士亦可申請司法覆核。因此，港商也好，外商也罷，實在無需過慮，嚇己嚇人。
不設「追溯期」等於特赦
有議員提出修訂最好沒追溯力，或者把「追溯期」劃定指定年期內，我認為並不可行。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也表明難以為修例「追溯期」劃線或不設「追溯期」，「因為一個逃犯當然是涉嫌犯了一些罪，才需要引用這個條例。」（《星島日報》4月9日）
首先，《逃犯條例》涉及的就是犯了案而仍然在逃的人，犯了案故然是過去式的，若條例沒有「追溯期」，即是處理不到已發生的案件，即是等於特赦罪犯，原則上不妥當。即使為「追溯期」劃線也不妥，我們要以甚麼準則把「線」劃在哪一年？兩年？四年？無論如何也會引起爭議，徒添更多紛爭。
為了數票遷就商界？
大抵為了釋除商界疑慮、爭取支持，政府提出剔除九項經濟罪類，涵蓋電腦、關稅、破產、公司、證券、知識產權、貨物進出口、環境污染、虛假商品說明等移交罪行。
我要指出，上述九項罪類，不少相當嚴重，例如電腦犯罪、瞞稅，不能因為是「白領罪行」便淡化罪行的嚴重性；又例如環境污染，若有化工廠污染河流，或有食品廠藥物廠生產對人體有害的食品藥品（例如毒奶粉） ，禍害可以相當之大，也可造成嚴重傷亡，屬嚴重罪行，我看不到任何理由因為涉及商界便要把相關罪行「抽起 」，原則上有違公義。
早前，有近百名的士司機示威，抗議政府縱容「白牌車」不合法載客取酬，要求政府採取措施打擊「白牌車」（《東方日報》1月15日） ；也有的士團體向海關舉報網約車平台Uber個案，指其涉嫌經營白牌車，但司機並沒有出租汽車許可證（《東方日報》3月4日） 。
我想指出的是，若政府嚴厲取締白牌車司機，卻輕易遷就商界，是不是雙重標準？若政府純粹因為要數票而遷就商界，情況更是極不理想，不符公義。
讓香港成為逃犯天堂？
最後一提，其實西方國家經常提醒香港，不可以成為洗黑錢天堂、逃稅天堂，經常要求香港加強監管，那為甚麼否決《逃犯條例》修例，讓香港成為逃犯天堂，反而會有利營商？所以，若有聲音指香港通過《逃犯條例》修訂便是打擊香港營商環境、外資會撤走云云，實屬荒謬及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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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達佩斯的物流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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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我隨「一帶一路考察團」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拜訪了當地的物流業巨頭Rail Cargo
Group（RCG），他們其中一項計劃是與意大利第里雅斯特港（Port of Trieste）簽訂合作備忘錄，加強合作。
第里雅斯特港位於意大利東北部，今年是港口誕生的300 周年，是歐洲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港口，第里雅斯特（Trieste）從14
世紀開始便是奧地利帝國的一部分， 當時已發展為重要的港口和貿易中心，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被併入意大利，在19 世紀初拿破崙戰爭期間曾數度被法國統治。
第里雅斯特港地理位置優越，是意大利最重要的港口之一。2018 年，該港口共處理大約10,000 架次火車共超過6200 萬噸貨物，其中RCG
共處理超過3300
架次火車的貨物，市場佔有率達45%。由此可見，第里雅斯特港是集貨運鐵路和港口於一身的海陸聯運物流中心，發展潛力非常高。由於第里雅斯特港歷史上長期被奧地利統治，又是連接內陸首都維也納以及中歐各國和地中海的主要港口，因此亦被稱為「海邊的維也納」（Vienna
by the Sea）。
雖然港口有意在未來和中國發展更多連接歐亞兩地的海陸聯運物流，可是雙方的合作仍有不少挑戰，特別是在中歐貿易差額方面，中國的貨物價廉物美且產量多，出口到歐洲的貨物會比歐洲貨物進口中國多，長遠有機會造成貿易不平衡的情况。此外，有當地人告訴我，RCG
原是匈牙利的國營公司，當地政府卻以私有化的名義將它賤賣給奧地利政府，造成兩國政府利益輸送之嫌，一直遭人詬病。不過在奧地利政府的經營之下，現在已發展成當地業界規模最大的公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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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除了立法會《逃犯（修訂）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選不到主席而鬧得滿城風雨外，還有兩件事值得留意，一是4月15日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另一則是特首於一天後向中央政府提交、上周四公布的《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等有關情況的報告》。
這兩件事的時間推進配合得天衣無縫，合起來傳遞的信息非常重要直接——中央政府高度重視國家安全，香港必須理解及配合。
中央逐步推動國安意識
在2019年談國家安全，格局已比2003年談《基本法》第23條立法大很多，形勢也複雜得多。事實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4年4月15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首度提出「新時代總體國家安全觀」，提出政治安全是根本，經濟安全是基礎，還有網絡安全等等新型安全領域，在當時是個全新的概念。
之後在2017年的十九大工作報告上，習主席再強調： 「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嚴密防範和堅決打擊各種滲透顛覆破壞活動」及「加強國家安全教育，推動全社會形成維護國家安全的強大合力」。
然後，中央政府於今年2月26日向行政長官發出公函，要求行政長官就取締「香港民族黨」一事提交報告。到3月的「兩會」，主管港澳事務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提出，希望香港擔當國家安全主權的捍衛者，並指取締「香港民族黨」做法正確。
來到今年4月，香港已是連續四年舉辦「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第二年舉辦「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討會」。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研討會中強調： 「維護國家安全，特區沒有特殊；維護國家安全，只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緊隨其後就是特首向中央政府提交取締「香港民族黨」的報告。
一步步發展下來，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從概念到實際推動、宣傳教育及實際行動等各方面逐步推進，強調國家安全及領土完整的重要性，紅線畫得準確清晰。而香港在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香港社會需要理解及接受。
我們需明白，每個國家在不同時代，因應外在內在、國情及安全形勢不同，在國家安全的概念及評估也會有不同。
比方說，傳統的國家安全觀認為軍事和武力威脅才算是顛覆叛亂，但是來到今時今日，國際形勢複雜多變，軍事、恐怖襲擊只屬傳統安全問題，非傳統安全問題則越來越重要，包括金融、氣候變化、生態及資源危機。此外，網絡、海洋、太空、極地等則屬新型安全領域，逐漸受到國際重視。
而習主席提出的「新時代總體國家安全觀」，重點字眼是「總體」，即是要把上述傳統及非傳統各領域的安全都整合連結起來，要發揮協同效應，互相保護，不能單打獨鬥或互相壓制，終極目的就是要在這個全球化、信息化、網絡化的新時代，維持國家領土完整，保障人民安全。
中國正處於崛起的關鍵時期，發展是第一要務，這同時引發外部安全問題。國家積極推動「一帶一路」、推動高科技發展，挑動美國這世界霸主的神經，引起反彈，引發華為事件。其實「中國威脅論」醞釀多時，特朗普上場，終於發起貿易戰，就是要遏制及圍堵中國，不讓中國崛起。
除了中美貿易戰，環境污染嚴重引發生態安全危機、能源消耗增多令能源安全風險加大、網絡發展一日千里亦引發嚴重境外網絡攻擊，這些都是在「總體國家安全觀」下的外部安全危機。
基本法23條立法亟待完成
而香港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港獨」思潮及「香港民族黨」的出現，可視為影響國家的內部安全。即使不論香港「獨立」必成孤島的災難性後果，以往我在很多公開場合解釋過，中央已畫紅線，香港沒有「獨立」的空間。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的憲法會把分裂自己國家合理化的，人民不能把土地及該土地上別人的產權等等，從國家分裂出去，那已經違背了國家領土完整的原則和概念。因此，特區政府依法取締「香港民族黨」完全是正確做法，用行動體現了「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特區應有之責」。總括而言，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和發展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對每一個國家而言都十分重要，西方很多民主國家也有國家安全條例，因為國家有生存的權利，亦有責任保護人民的安全。如果國家不能保護人民，後果可以是災難性的；如果國家無法保護自己，不單令人民生命受威脅，或會讓他們變成難民，影響其他國家。所以，為了保護自己人民，以及不影響其他國家，各國都非常重視國家安全。中國沒有例外，習主席提倡的「新時代總體國家安全觀」有充分解釋。
香港已回歸國家接近22年，距離上回《基本法》第23條立法不果也16年了，其間國家經濟翻了幾番，其崛起使國際社會虎視眈眈。我認同王志民主任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討會」中所言，「一國兩制」中的「一國」本身就意味着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主權完整，香港的安全本來就是總體國家安全的一部分。因此，香港要正視並解決在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方面存在的突出短板和風險點，履行憲制責任，早日完成國家安全條例的立法。
去年發生的港男台灣殺人案，因為香港及台灣之間沒有移交逃犯協議，未能把疑犯移送台灣受審，觸發保安局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建議「一次性個案移交」可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部分」，即包括內地、澳門、台灣。
香港法例503章《逃犯條例》是回歸前訂定的法例，作為前保安局局長，我於1998年張子強案後開始就修改條例及達成陸港安排和中央政府磋商，惟因為兩地法制差異，始終未能達成協議。
二十一年後的今天，若能成功修例，堵塞漏洞，我當然歡迎。
反對者自製恐懼
不過，由於修例建議涉及中國內地，而內地的法治水平與香港有差距，引來迴響在所難免，例如法律界選委發表聲明促請保安局撤回修訂條例草案（《星島日報》4月9日），泛民散播恐懼也屬意料之內。只是想不到商界的反對聲音最大，他們要求不設「追溯期」或為「追溯期」劃線，也有要求撤回草案，甚至有富商急不及待入稟高院申請司法覆核，相信政府也始料不及。
商界反對聲音強烈，我認為是自製恐懼，主要源於他們擔心自己會被移交。例如有富商因擔心修例後會被移交而申請司法覆核，社會人士要看清事實。個別人士因為之前已經被定罪，而新法例生效後有可能會遭移交，這純粹是個別情況，我不認為政府是為了個別被定罪人士而提出修例，這次修例目的是填補法網漏洞，避免香港成為逃犯天堂；如果是為了個別直接受影響人士而修例，那根本是違反條例草案的宗旨。
此外，早前全國政協委員、公安部前副部長陳智敏表示，從內地逃到香港的重犯有三百多人，全部「有名有姓」（《星島日報》3月13日），相信也挑動了商界的神經，擔心自己「榜上有名」。
例如代表中小企的「香港各界商會聯席會議」秘書長沈運龍先生日前表示，當年港商北上設廠常遇到內地官員索取紅包，很多中小企擔心修例後會遭追究（《蘋果日報》4月15日）。我認為是過慮。
我要指出一點，若有港人觸犯了內地法律，只要踏足內地便有可能遭檢控，根本不用根據《逃犯條例》也可將其逮捕，議員們平日也會收到港人於內地犯事遭拘禁的求助個案。而是次修例針對的，是在犯法後不再踏足台澳內地的人士，即是真正在逃的逃犯，不是日常穿梭中港台澳的商人。而且要啟動移交申請，香港法庭程序相當繁複、費時，及費用不菲，請求方要負責所有法律訴訟費用，像「多年前給過紅包」這類事件並不是是次修例的目標。
在反對者不斷炒作下，不單商界擔憂，有市民誤以為在內地有租務糾紛、民事糾紛也會遭移交，顯示政府解釋不足，市民未能充分掌握條例細節，以致以訛傳訛、自製恐懼。
其實條例對涉嫌人士的人權保障十分充足，一旦啟動移交申請，涉嫌人士便可向法庭申請人身保護令，若法庭批准移交，涉嫌人士亦可申請司法覆核。因此，港商也好，外商也罷，實在無需過慮，嚇己嚇人。
不設「追溯期」等於特赦
有議員提出修訂最好沒追溯力，或者把「追溯期」劃定指定年期內，我認為並不可行。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也表明難以為修例「追溯期」劃線或不設「追溯期」，「因為一個逃犯當然是涉嫌犯了一些罪，才需要引用這個條例。」（《星島日報》4月9日）
首先，《逃犯條例》涉及的就是犯了案而仍然在逃的人，犯了案故然是過去式的，若條例沒有「追溯期」，即是處理不到已發生的案件，即是等於特赦罪犯，原則上不妥當。即使為「追溯期」劃線也不妥，我們要以甚麼準則把「線」劃在哪一年？兩年？四年？無論如何也會引起爭議，徒添更多紛爭。
為了數票遷就商界？
大抵為了釋除商界疑慮、爭取支持，政府提出剔除九項經濟罪類，涵蓋電腦、關稅、破產、公司、證券、知識產權、貨物進出口、環境污染、虛假商品說明等移交罪行。
我要指出，上述九項罪類，不少相當嚴重，例如電腦犯罪、瞞稅，不能因為是「白領罪行」便淡化罪行的嚴重性；又例如環境污染，若有化工廠污染河流，或有食品廠藥物廠生產對人體有害的食品藥品（例如毒奶粉） ，禍害可以相當之大，也可造成嚴重傷亡，屬嚴重罪行，我看不到任何理由因為涉及商界便要把相關罪行「抽起 」，原則上有違公義。
早前，有近百名的士司機示威，抗議政府縱容「白牌車」不合法載客取酬，要求政府採取措施打擊「白牌車」（《東方日報》1月15日） ；也有的士團體向海關舉報網約車平台Uber個案，指其涉嫌經營白牌車，但司機並沒有出租汽車許可證（《東方日報》3月4日） 。
我想指出的是，若政府嚴厲取締白牌車司機，卻輕易遷就商界，是不是雙重標準？若政府純粹因為要數票而遷就商界，情況更是極不理想，不符公義。
讓香港成為逃犯天堂？
最後一提，其實西方國家經常提醒香港，不可以成為洗黑錢天堂、逃稅天堂，經常要求香港加強監管，那為甚麼否決《逃犯條例》修例，讓香港成為逃犯天堂，反而會有利營商？所以，若有聲音指香港通過《逃犯條例》修訂便是打擊香港營商環境、外資會撤走云云，實屬荒謬及誤導。
上文提到我隨「一帶一路考察團」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拜訪了當地的物流業巨頭Rail Cargo
Group（RCG），他們其中一項計劃是與意大利第里雅斯特港（Port of Trieste）簽訂合作備忘錄，加強合作。
第里雅斯特港位於意大利東北部，今年是港口誕生的300 周年，是歐洲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港口，第里雅斯特（Trieste）從14
世紀開始便是奧地利帝國的一部分， 當時已發展為重要的港口和貿易中心，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被併入意大利，在19 世紀初拿破崙戰爭期間曾數度被法國統治。
第里雅斯特港地理位置優越，是意大利最重要的港口之一。2018 年，該港口共處理大約10,000 架次火車共超過6200 萬噸貨物，其中RCG
共處理超過3300
架次火車的貨物，市場佔有率達45%。由此可見，第里雅斯特港是集貨運鐵路和港口於一身的海陸聯運物流中心，發展潛力非常高。由於第里雅斯特港歷史上長期被奧地利統治，又是連接內陸首都維也納以及中歐各國和地中海的主要港口，因此亦被稱為「海邊的維也納」（Vi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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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港口有意在未來和中國發展更多連接歐亞兩地的海陸聯運物流，可是雙方的合作仍有不少挑戰，特別是在中歐貿易差額方面，中國的貨物價廉物美且產量多，出口到歐洲的貨物會比歐洲貨物進口中國多，長遠有機會造成貿易不平衡的情况。此外，有當地人告訴我，RCG
原是匈牙利的國營公司，當地政府卻以私有化的名義將它賤賣給奧地利政府，造成兩國政府利益輸送之嫌，一直遭人詬病。不過在奧地利政府的經營之下，現在已發展成當地業界規模最大的公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