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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 回應 《2021年施政報告》

日期︰2021 年 10 月 6 日

新民黨 回應 《2021年施政報告》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今天(6日)發布2021年施政報告,也是本屆政府任期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新民黨認為報告勾劃了香港未來融入國家發展的宏大藍圖,值得肯定與支持。以下為新民黨就施政報告作重點範疇回應。

新民黨主席、行政會議成員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女士表示:

「這是一份相當高水平與高質量的施政報告,內容非常豐富,特別是提出北部大都會的發展願景,對香港長遠發展很有幫助,有助香港將來擴闊經濟架構與發展機遇。」

香港未來發展北移

葉太稱:「香港多年來的發展以維港為中心,最初只是小漁港,後來因優良的海港,成為貿易與金融中心。但單純做高端金融業服務中心,不足以讓青年人有足夠的發展機會。因此今次施政報告,提出將香港未來發展重點北移。正如行政長官指出,香港邊界只是行政界線而已,香港的地理環境、交通連繫與人民往來,北部與大灣區非常密切,將來可以借助大灣區發展,特別是深圳等地方的動力,讓香港擴大發展的容量。施政報告提出北部都會區長遠容納多250萬人口,區內職位大大增加至60萬個,為香港長遠發展勾劃出非常宏大的藍圖,值得讚美。」

關注北區都會區具體執行與落實細節

葉太又稱:「就施政報告提出北區都會區未來發展,更重要的是具體如何執行與落實?如何確保有足夠資源支持發展開支?另外,政府有很多條例去規管各類發展,如收地、環保、道路使用或城規等等,政府有沒有辦法克服重重程序或法律上的障礙,在20年內興建到北區大都會?」

葉太建議訂立全新的條例《北部大都會發展條例》,用新的規劃模式來做,就如《保護海港條例》一樣,具有凌駕性的,否則需要就各項發展細節逐條條例作修改,費時失事,因此她建議用全新的條例聚焦發展北部大都會。

她又關注北區大都會發展資金何來,「政府沒有在施政報告提出發展大都會涉及多少開支,當然很多人會認為屆時發展的土地很值錢,問題是香港目前已有過千億元赤字,加上未來的結構性赤字,政府應考慮如何融資,以支付發展北部大都會的開支。政府可考慮公私營合作,例如成立特定目的公司 (Special Purpose Vehicle),招攬商界融資共同發展項目,如當年沙田新市鎮發展模式一樣,作投資項目發展,這樣政府可避免有難以負擔的財政壓力。」

關注青年於北區大都會發展空間

新民黨副主席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女士表示:「對於北區的北部大都會,我也表示支持。今次施政報告可說是一份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施政報告,我們看到特首對北區居民、青年與人才的關注。施政報告對於人才庫落墨不少,針對不同行業發展,包括法律人才培訓,吸引內地人才來港,與香港青年同行,我們表示支持。希望政府在施政報告實施後,未來有更多政策惠及本港青年,讓青年人有上流空間,也支持配合國家的『共同富裕』理念。」

「另外,施政報告也提出多項扶貧與福利措施,我們希望政府關注青年貧窮與在職貧窮,釋放基層與中產階層的婦女勞動力,與照顧者的壓力,令需要照顧幼兒的婦女,可以減輕財政與家庭壓力。」

成功爭取興建白石角車站

容海恩副主席補充:「我們很高興政府採納新民黨建議,在白石角興建車站,希望讓當區居民更便利。而涉及北區發展的北部大都會,我們希望政府可多宣傳將其發展為宜居宜業宜旅遊的地區。」

「我們就北區大都會發展給予很多意見,例如旅遊業方面,我們已建議多年,開放沙頭角禁區。另外,雙城三圈概念如何配合各口岸區發展,我們也建議政府,不應單純聚焦科技發展,而應該是大都會形式,吸納不同行業,包括金融、科技、服務業和飲食業等。我們見到北區大都會的宏觀願景,但也希望稍後特首能讓各政策局具體落實,由專員帶領北區大都會發展,做好地區諮詢與城市規劃,如社福機構落腳,將來照顧數百萬人的社區需要。」容海恩副主席總結。

新民黨重點範疇回應

《港區國安法》生效及完成完善選舉制度,全面貫徹「愛國者治港」方針,象徵香港由亂轉治,邁向由治及興新篇章。施政報告提出多項宏觀措施,謀劃香港未來發展藍圖,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新民黨十年來積極建言,提出具建設性的意見,以協助政府施政,改善民生為目標,希望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作出貢獻。就2021年施政報告提出的主要措施,新民黨有以下重點回應:

《港區國安法》生效及完成完善選舉制度,全面貫徹「愛國者治港」方針,象徵香港由亂轉治,邁向由治及興新篇章。施政報告提出多項宏觀措施,謀劃香港未來發展藍圖,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新民黨十年來積極建言,提出具建設性的意見,以協助政府施政,改善民生為目標,希望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作出貢獻。就2021年施政報告提出的主要措施,新民黨有以下重點回應:

國家安全

·支持特區政府履行憲制責任,就《基本法》第23條進行本地立法,處理《港區國安法》未有涵蓋的罪類,期望在本屆特區政府任內啟動,並能夠盡快完成。

·社會基本上回復秩序,但「軟對抗」仍然存在,國安教育工作刻不容緩。支持加強《憲法》和《基本法》教育,並引入學生德育及價值觀教育,增加下一代對國家的歸屬感,建立正確國家觀念。

落實行政主導

·立法會為管治架構主要構成部分,樂見特區政府採納意見,推動共40條例。落實「愛國者治港」後,能全面發揮協助政府施政的功能,共同努力,貫徹行政主導,達致良政善治。

勾劃香港未來藍圖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支持推進新界北發展,以《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為依歸,打造北部都會區,成為香港新的發展引擎,對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與深圳發揮互聯互補的功能。

·建設新田科技城,擴大現有河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打造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並以鐵路直接打通前海及洪水橋發展區,跨越傳統界線,希望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奠下基礎。

·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發展跨境金融科技,並與廣東合作探索可持續發展及綠色金融,期望香港可以發揮好「一國兩制」優勢,在金融發展方面為國家作出貢獻。

·促進航運物流科技及數碼化發展,希望進一步加強與大灣區內各主要港口的整合,有助提升區內航運業的整體競爭力。

·希望將來能借鑒新界北發展策略,研究以類似模式,推動大嶼山南部發展,逐步發揮港珠澳大橋潛力。

政府架構重組

·分拆運輸及房屋局,方向與新民黨2011年《政府架構重組建議書》提出的方向一致,立法會亦有共識,希望新政策局能夠專注於增加房屋供應,並做好交通運輸基建建設及管理工作 。

·增設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改組民政事務局等,能夠理順與其他各政策局分工,相信有助提升管治效能。

·設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推動本港再工業化,對香港產業多元化以至對香港未來至為重要,期望特區政府把握好國家發展機遇,構建均衡的經濟發展。

·期望設立青年及地區事務局後,能聚焦地區行政工作,擔當政府與市民的溝通橋樑,走入群眾之中,解決社區內各「老大難」問題,建立完善社區治理體系。

·相信設立副司長,有助提升政府內部統籌執行能力,接軌國家發展。香港定能在改革開放外,再次運用獨特優勢,協助國家建設。

·期盼政府物色才德兼備的人選,領導新的政策局,做好服務市民的工作。

增加土地房屋供應

·推動多個填海計劃及釋放祖堂地等措施,並加快新界發展步伐,突顯增加土地供應的決心。但在發展過程中,必須做好規劃工作,確保市民大眾能共享發展成果。

·支持善用綠化地帶,包括進一步檢視開拓郊野公園邊陲等用地的可行性。

·認同發展內河碼頭一帶的屯門西部地區,希望下一步可考慮研究搬遷葵涌貨櫃碼頭。

·市區重建能有效及快速增加房屋供應,降低強拍門檻有助加快市區重建,政府在過程中必須照顧小業主權益,確保受影響人士獲合理賠償。

鐵路基建規劃

·興建新的跨境鐵路系統是大灣區發展佈局的重要一環,茲事體大。考慮到港鐵在沙中線及高鐵工程超支延誤及事故頻繁,當局應物色及引入不同承建商,興建新的獨立鐵路系統,打破壟斷。

·因應全新發展格局,建議全面檢視《鐵路發展策略》,研究興建新鐵路系統,盡快落實已規劃的路線。

可持續發展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應配合國家減排目標,積極落實本港在2050年前落實碳中和。因此必須致力加強減碳力度,推動高質量發展,在應對氣候變化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正面貢獻。

·政府應帶頭全力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引進電動及新能源運輸工具,並做好減廢及回收工作,推動市民的綠色生活。

·希望大力鼓勵私營界別,共同實現低碳轉型,並全面要求企業承擔更多環境、社會與管治責任。

扶貧策略

·除了傳統福利轉移等「補底」思維,希望政府能提出消弭貧窮的策略,打造公平社會,促進同共富裕。

·提高長者福利的金額,能改善基層長者的生活,但始終需要處理好退休保障制度規劃,才能讓不同階層的長者,都可享有幸福美滿的退休生活。

·希望提高粵港澳大灣區內長者福利可攜性,便利選擇在內地養老的長者。

美國移民問題的僵局 / Deadlock over US immigration issues  
  文章  
近年,美國的非法移民問題愈發嚴重,當中又以美墨邊境問題最為棘手。根據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的統計,自2021年以來,當局在美墨邊境共截獲超過750萬宗偷渡個案。 大量非法入境者湧入,但美國當局未有制訂相應措施,使得事件醞釀成人道危機。恰逢美國11月舉行大選,移民問題再次成為熱門的選舉議題。諮詢公司蓋洛普(Gallup)於2月所做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約28%美國民眾認為邊境及移民問題是當前最重要的社會問題。 早前,特朗普及拜登不約而同地前往邊境城市視察訪問,並就移民問題隔空駁火。特朗普一如既往地強調這些外來者是罪犯及恐怖分子,不應被允許進入美國。拜登則指摘由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未能通過邊境城市所尋求的資金和邊境政策改革,導致邊境城市未能擴大拘留設施,並提供更多資金來僱用更多邊防人員。 雖然雙方都企圖透過解決美墨邊境的難民危機來展示自己的政治手腕,吸引選民支持,但我認為,美國非法移民問題的複雜程度,非兩人的能力可以解決。 不少美國學者都認為,1965年通過的《移民和國籍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是造成美墨邊境問題的其中一個原因。此前,美國一直採用「國家起源配額公式」(National Origins Formula)為每個國家分配特定數量的移民配額,以控制國內人口的構成。但《法案》摒棄了有關做法,給予非西歐國家更多移民配額,讓美國公民家庭團聚並吸引各行業的專業人才到美國生活,卻為日後美國移民問題埋下禍根。 下期將展開詳述。 In recent years, illegal immigration issues in the U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severe, especially concerning the US-Mexico border.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from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since 2021, authorities at the US-Mexico border have intercepted over 7.5 million smuggling cases. With large numbers of undocumented migrants flooding in, but inadequate measures from US authorities, the situation has escalated into a humanitarian crisis. Coinciding with the US midterm elections in November, immigration issues again became a hot election topic. A February public opinion poll by Gallup found about 28% of Americans view border and immigration issues as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problem currently. Recently, both Trump and Biden independently visited border towns for inspections, sparring remotely over immigration issues. Trump reiterated as always that these outsiders are criminals and terrorists who should not be allowed into the US. Biden accused the Republican-controlle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or failing to pass funding and border policy reforms sought by border towns, preventing expansion of detention facilities and provision of more funds to hire more border protection personnel. While both sides aim to demonstrate their political acumen and attract voter support by addressing the refugee crisis at the US-Mexico border, I believe the complexity of illegal immigration issues in the US is beyond the ability of the two to solve. Many US scholars believe the 1965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was one of the causes of issues at the US-Mexico border. Previously, the US had adopted the "National Origins Formula" to allocate a specific number of immigrant quotas to each country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composition of the domestic population. But the Act abandoned this practice and granted more immigrant quotas to non-Western countries, allowing family reunification for US citizens and attracting professionals from various industries to live in the US, but also sowing the seeds of future US immigration problems. Details will follow in the next issue.
又聞《獅子山下》,港應發奮  
  文章  
隨著《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上周二(3月19日)獲全票三讀通過,繼而在上周六(3月23日)「吉日」刊憲,香港特別行政區終於成功履行其憲制責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深圳會見行政長官李家超、律政司司長林定國、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等一行人,聽取工作匯報,我作為行政會議召集人及立法會議員也在席,與有榮焉。 這次並非夏主任首度表達對香港事務的關注,例如2月全國兩會召開前,夏主任便親自來港,考察調研了7天(2月22日至28日),深入接觸社會各界,分別與特區政府高層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區議員、法律界、金融界、商界、愛國愛港組織等會面,又深入社區,飲茶、視察「社區客廳」等等,做到察民情、聽民意。 行程當中最令我有深刻感受的,是夏主任親自走訪九龍獅子山郊野公園,近觀獅子山(2月24日),以及與40位香港青年人會面交流,還高唱《獅子山下》(2月27日),勉勵青年人要「抓緊不同機遇」。夏主任這舉措讓我十分感動,也讓我回想起歷代中央領導人訪港的畫面,不論此時彼刻,中央政府對香港的關愛始終如一。 除了夏寶龍和朱鎔基,中央領導人曾多次來港。例如2007年,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便親自來港出席香港回歸祖國10周年大會,當年中央政府的新聞稿以「回歸十年中央領導關心香港,時刻把香港放在心上」為題。新聞稿提到「『挺』這個字在香港有『支持』的意思」,強調中央政府「一次次地公開挺港、挺特區政府,一次次及時伸出援手,使得香港踏平崎嶇」。例如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國際金融大鱷狙擊港元,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宣布人民幣不貶值,堅定維護香港聯繫匯率制度;2003年「沙士」,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和時任總理溫家寶迅速批示,要求在一周內向香港無償提供各類抗疫物資;同年與香港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溫家寶親自來港探望淘大花園住戶,最後更推出「自由行」,以內地遊客來港消費振興香港經濟。 後來2008年金融海嘯,數到2019年黑暴後中央政府訂立《香港國安法》,新冠疫情期間派專家派醫護來港,還有數不清的援港抗疫物資;再到剛剛宣布擴大「自由行」城市包括青島和西安等等,中央政府做到了「挺」港和「時刻把香港放在心上」。 香港經濟的整體格局多年未變,主要仍是依賴金融、旅遊和地產;「沙士」時靠「自由行」,今日也是靠「自由行」;靠賣地增加庫房收入,樓市低迷便「撤辣」;反映香港經濟轉型進展緩慢。 經濟轉型的目標,我認為就是要達致國家主席習近平經常強調的「高質量發展」,即是除了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三大中心外,香港要加快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設以科技為本的科創經濟。環顧世界,邊際利潤最高、最能帶動經濟增長、讓人民有較高收入的,都是科創企業。例如美籍華人黃仁勳(Jensen Huang)於1993年創辦的圖形芯片(GPU)企業英偉達(NVIDIA),最近便超越了沙特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成為僅次於微軟和蘋果的全球第三大市值上市公司。因此,香港以「高質量發展」為目標是正確的。 此外,我認為中央領導人一再親自勉勵港人的背後,是反映他們擔心港人對自己、對香港信心不足。 舉例說,樂壇天后Taylor Swift在新加坡辦演唱會,便有很多分析解讀Taylor Swift為何「捨港取星」,彷彿香港是輸了給新加坡,殊不知「捨港取星」是偽命題,因為香港根本沒有加入競爭。 我認為香港不用妄自菲薄,更不用處處和新加坡或其他鄰近城市比較,反而要把握其獨特優勢,例如香港是個包融性強的多元化大都會,去年成功主辦亞洲區首次「同樂運動會」可見一斑。香港法庭竭力保障平等機會,包括性小眾人士(LGBT)權益、酷刑聲請者在香港會獲得人道對待等等。 香港有能力舉辦各類型盛事,帶動經濟收益,例如一連三天在粉嶺高球場舉辦的「LIV高爾夫職業巡迴賽香港站」,單是2億獎金便為特區政府帶來3000萬稅收,賽事吸引了來自30個國家地區的觀眾來港觀賽,帶旺酒店業、旅遊業,經濟效益相當大。此外,全球有逾110個國家地區轉播賽事,對宣傳香港的國際形象非常有利,這類國際盛事必須多搞多做。 法治是香港的基石,香港實行普通法制度,司法獨立,有九位德高望重的海外非常任法官;法官根據法例和證據作出裁決,控辯雙方若不服裁決可提上訴;最近法庭更推出網上直播,充分體現獨立性和透明度。 我希望港人明白,香港是從甚麼也不是的小漁村、英國人口中的 barren rock(不毛之地),經歷萬千風雨而走到今天,是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大都市,我們面對逆境堅毅不屈,就是獅子山精神。 夏主任在兩會召開前與港區人大政協會面,提出「零起點」思維,指香港要重新面對複雜形勢,重新出發。我認為是指在「一國兩制」下,中央政府實施全面管治權,香港則要有高度的主動性,主動思考自身核心優勢,思考如何強化優勢,如何和其他大灣區城市配合以達共贏。如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已刊憲,一切塵埃落定,香港重新立於「零起點」,今後必須卯足勁,拼經濟,繼續發光發熱。
Article 23: after the victory lap, what’s next for Hong Kong? /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成功立法之後,香港將何去何從?  
  文章  
Article 23 of the Basic Law, a law made by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hich sets out the co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Hong Kong, requires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o enact laws on its own to prohibit seven offences which threaten national security. Despite the best intentions of the officials in charge, the first campaign to implement Article 23 ended in mass protests in mid-2003,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bill was aborted after the Liberal Party, which held eight vote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n, withdrew its support. The bill lapsed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term of Tung Chee-hwa’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became a political taboo that successive chief executives were reluctant to touch. To avoid controversy and ge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then powerful “pro-democracy” bloc in Legco, Donald Tsang Yam-kuen, who succeeded Tung in 2005, prioritised democratic reform instead of national security. He succeeded in securing legislative approval for a constitutional reform package in 2010. The reform created five “super seats” in the legislature, in effect five at-large constituencies spanning the city. Tsang was replaced by Leung Chun-ying, an avowed patriot, in 2012. Shortly after Leung took over, his agenda was thrown off course by popular protests against the government’s plan to implement national education in schools. The new subject and the funding for its implementation had been approved by Legco, but with Legco elections coming up that September, the pro-democracy camp smeared national education as “brainwashing” to appeal to voters. After thousands of protesters laid siege to the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for 10 days, Leung withdrew the subject. The pushback against national education alarmed Beijing. A greater shock to the system came in the autumn of 2014, when protesters laid siege to Central, Admiralty, Causeway Bay and Mong Kok to put pressure on Beijing to relax the criteria for s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by universal suffrage. After 79 days of illegal occupation which paralysed large swathes of Hong Kong, the demonstrators ran out of public support and were peacefully dispersed. But by 2015, to Beijing’s even greater alarm, a Hong Kong independence movement appeared to be sprouting. In his policy address on January 14, 2015, Leung chided Undergrad, a time-honoured publication of the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r spreading the idea of self-determination in a book titled Hong Kong Nationalism. A group of students who took part in the 2014 Occupy protests set up a Hong Kong National Party in 2016. It was eventually prohibited by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on national security grounds under the Societies Ordinance in September 2018. Challenges to Beijing’s authority continued in 2016, when a group of newly elected legislators deliberately defied Beijing by taking their oath of allegiance in an insulting way. Thereafter, following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s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104 of the Basic Law governing the oath-taking requirement, those six legislators were disqualified. In 2017, Leung was replaced by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a career civil servant, who appeared to have more popular support and was on better terms with the pro-democracy bloc in the legislature, which had solidified into a highly potent opposition for filibustering and blocking the government’s agenda. Lam assumed office in mid-2017 without putting forward any timetable for implementing Article 23 legislation. By the end of 2018, voices from Beijing urging Hong Kong to fulfil its constitutional duty – such as former senior officials in charge of Hong Kong and Macau affairs Chen Zuo’er and Wang Guangya and then director of the Hong Kong and Macau Affairs Office Zhang Xiaoming – were getting louder and louder. Yet Lam chose instead to prioritise legislation on fugitive offenders, to enable Hong Kong to send fugitives hiding in the city to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Macau. This piece of legislation proved even more controversial than the national security bill of 2003. It triggered mass protests, which became more violent over months, with stronger anti-China overtones and whiffs of Hong Kong independence. The riots stopped after Beijing enacted a law to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in Hong Kong. Although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achieved immediate success in quelling the rebellion, Hong Kong had yet to fulfil its constitutional, legal and moral duty to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an obligation which had been outstanding for almost 27 years. Offences like treason, sedition, espionage and theft of state secrets have been on our statute books for decades. But many provisions are ineffective and outdated. For both constitutional and practical reasons, Hong Kong needs to update existing laws, and introduce new offenc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olistic view of national security introduc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April 15, 2014 and international trends.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trend is to guard against external interference which does not necessarily adopt forceful means, but can include political infiltration, electoral interference, open lobbying or other more subtle means. Australia,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have all enacted new laws to pre-empt improper external interference. Hong Kong has now introduced a similar offence of external interference endangering national security. Given that it is a new offence, concerns have understandably been raised by academia, professional bodies, business chambers and think tanks which thrive on external liaison. In pass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bill, Chief Executive John Lee Ka-chiu and his administration have pulled off a historic feat which none of their predecessors could; 6.53pm on March 19 will go down in Hong Kong’s history as a milestone. But, after the victory lap, much explanation and clarification are needed to assuage concerns. Let the campaign to tell the real story about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law begin. 中譯本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成功立法之後,香港將何去何從? 《基本法》二十三條是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一條法例,決定香港的憲制安排。《基本法》二十三條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禁止七項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盡管主管官員有良好意願,但2003年中實施第一輪第二十三條立法的過程,最終還是引發了大規模抗議活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在當時擁有立法會八個席位的自由黨撤回支持後被逼中止,該法案在董建華政府第一屆任期結束時失效。 國家安全立法從此成為各任特首經常觸碰的政治禁區,幾任特首都不願再提起這個敏感議題。 2005年繼任的曾蔭權選擇有異於董建華的做法,為避免爭議並得到當時立法會泛民勢力的支持,他選擇優先推動民主制度改革,而非國家安全立法。他成功在2010年使立法會通過一個憲制改革方案,該改革在立法會設立五個“超級選區”,實質上為全香港範圍的五個選區。 2012年,曾蔭權被旗幟鮮明的愛國者梁振英接替。不過,梁剛繼承特首職務,其改革議程就被學生對政府推行國民教育計劃的大規模抗議帶離正軌。盡管立法會已通過了國民教育課程和撥款,但隨著9月將到來的立法會選舉,泛民陣營宣傳國民教育是「洗腦」以爭取選民支持。數千名抗議者連續包圍政府總部長達10天後,梁振英終撤回該課程。對國民教育的反對震驚了北京。2014年秋天,抗議者包圍中環、金鐘、銅鑼灣和旺角,向北京施加壓力要求推動普選,改變行政長官選舉辦法,這一次衝擊更大。79天非法占領及堵路香港大片地區,但抗議活動最後因失去公眾支持得以和平結束。 到了2015年,北京的憂慮更甚,香港獨立運動顯然開始萌芽。同年1月14日的施政報告中,梁振英批評香港大學學生報《學苑》通過一本名為《香港民族論》的書本傳播自決想法。參與2014年占領運動的學生於2016年成立了香港民族黨。2018年9月,這組織最終因「危害國家安全」被保安局局長根據社團條例取締。2016年,一些新當選的立法會議員故意以冒犯性方式宣誓,繼續挑戰北京權威。此後,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第104條有關宣誓規定的解釋,這六名議員被取消資格。2017年,梁振英被公務員林鄭月娥取代。林鄭似乎獲得更多民意支持,與立法會泛民勢力也處於較和睦狀態。此時立法會反對派已經壯大為阻撓政府施政的龐大力量。林鄭於2017年中任職而未提出實施《基本法》二十三條的時間表。2018年底,來自北京的聲音不斷擴大,包括曾負責港澳事務的陳佐洱和王光亞,以及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張曉明都在督促香港履行憲制責任。 然而,林鄭選擇優先推動通過移交逃犯條例,以便香港能將藏匿的逃犯送往內地、台灣和澳門。 這次立法引發比2003年《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更大爭議。它觸發了持續近半年的大規模抗議活動,部分活動帶有更強烈的反中色彩和推動港獨味道,暴力事件在《香港國安法》出台後才停止。盡管北京立《國安法》成功遏制動亂,但香港在憲制和道義責任上,尤其是確保國家安全這一即將滿27年仍未履行的義務方面,仍需努力。香港法律包括叛國罪、煽顛罪、間諜罪和竊取國家秘密罪等法律條款已經存在多年,但其實不少條文經已過時及實效不足。 無論從憲法原則還是實際操作,香港都需要更新現有法律,並根據國家主席習近平2014年4月15日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和國際趨勢,引入新的罪行條款。當前國際趨勢下,要防範不必然采取武力但可能包括政治滲透、選舉干預、公開游說或其他更隱蔽方式的外部干預。澳州、新加坡和英國都制定了新的立法以預防外部干預。 因此香港需要引入新的國家安全罪行。例如有組織引導他人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在外國機構控制或指揮下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等。這將有利於香港彌補長期以來在國家安全立法方面的不足,切實履行基本法賦予的責任。香港現時引入了類似的「外部干預危害國家安全罪」。由於這是新設立的罪行,學術界、專業團體、商會以及依賴外部聯絡的智庫都理所當然地提出了一些擔憂。 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時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和政府實現了前任無法完成的歷史使命。2019年3月19日下午6點53分將載入香港史冊。但成功立法後,還需要更多解釋和澄清以釋除外界疑慮,向公眾解釋《香港國安法》真正意義的工作,現在才正式開始。

關於葉劉淑儀

葉劉淑儀於1975年至2003年在香港政府服務,期間曾於多個不同範疇工作,包括在地區層面推行政府民主化、國際工貿及保安。她是首名獲委任出掌紀律部隊(入境事務處)的女性(1996-1998),亦是首名女性保安局局長(1998-2003)。
她於2008年參選立法會議員(香港島)成功當選,一直連任至今,並曾任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現為新民黨及匯賢智庫主席、海上絲綢之路協會聯席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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